（本文图文皆为原创） 1 在昭通，牛街无疑是古老的。 最普遍的说法是，牛街古镇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 但这种说法显然是被渲染了的。 当然，牛街境内在西汉时便有人活动了，僰人。僰人当然也并非牛街的土著，那是一个不断迁徙、不断退让的民族，他们从岷江流域迁徙而来，退入乌蒙深处，但终无可退，只能消失。因此，现在我们再也见不到僰人这种民族活动的一点影子，我们只隐隐知道，在高高的悬崖上，挂着一种叫悬棺的东西。那似乎是他们曾经活着的唯一证据。至于他们留在民间的种种传说，不过是后人茶余饭后的消遣。 我们探究一个地方的历史，其实是去探究这个地方的人类史。 有资料表明，牛街境内的 是明朝中期由四川迁过来的。那时候的牛街境内，僰人占了多数。从后世人们对僰人的传说来看，那时的 对僰人怀有巨大的畏惧感，直到1515年（明朝），僰人普法恶领导少数民族起义，后被朝廷镇压，这种情况才改变，牛街境内的土著被杀，「 ”数十里内无居民”，从此，牛街的 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僰人，在随后的年月里渐渐消亡。 但令我迷惑的是，从汉朝到明朝，僰人在牛街生存了1000多年，为什么竟然没有在牛街留下一丁点儿证据？至少，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考古发现。 僰人，这种神秘的民族，你们真的在牛街生活过1000多年？ 历史书，似乎被人撕掉了关键的几页。 2 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僰人跟古镇牛街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或者客观点说，古镇牛街并非僰人建起来的，而是 。 既然牛街境内的 是明朝中期自外地迁来的，那么也就是说，牛街境内有 ，距今也就是五六百年的事情。 这我们还可以从牛街居民们的家谱上找到一些证据。牛街的黄姓、吴姓、乐姓、汪姓、曾姓、陈姓、许姓、文姓、王姓、徐姓、高姓、何姓等多种姓氏的居民，他们的祖先都是明清时期才迁到牛街的，也就是说，目前还找不到 在明朝中期以前迁到牛街的一点证据。那么，就算现在的牛街集镇处有人栖居，那里当时是不是一个集镇也很让人怀疑。 或者，我们也可以从牛街的建筑去探究它躲藏在历史深处的影子。 关于在牛街建房子的最早记录是，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一个叫毛求富的人在牛街建造了自己的住房。再远，我们找不到记录。 一个有意思的历史事实是，1515年，也就是僰人普法恶领导少数民族起义那一年，芒部府土舍陇寿奏请立长官司于簸稠坝。1521年，芒部府设立白水江簸稠长官司，这是一个六品的武职，《武宗实录》记载，之所以设立这样一个军事机构，是因为少数民族经常起事，牛街离镇雄太远，镇雄鞭长莫及。 簸稠坝即现在的牛街镇果稠坝。果稠坝距离牛街集镇三四公里，从牛街集镇去，步行的话，需爬上一道陡峭的长坡，翻过一个叫箱子厂的垭口。跟牛街集镇相比，那里相对开阔一些。如今，即使果稠当地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长官司的具体办公地。唯一的证据是，有人曾在泥土中挖出了零星的瓦砾。 才五百年，桑田就成了沧海。 我不想去谈论芒部府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对当年牛街的非凡意义，我想说的是，芒部府为什么要把长官司的治所设在果稠坝而不设在现在的牛街集镇上？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一点，那时候的牛街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繁华的集镇？ 3 历史只有一个真相，我们也许找不出真相，但我们可以不断接近真相。 二十年前，当年繁华的牛街府知事衙署、千总署、武官衙门仅存残垣片瓦，具有牛街建筑标志意义的文昌宫、万寿宫、城隍庙、岑公祠、王爷庙、武庙等有的古迹尚存，有的早已被毁坏。他们最早建于200年前，比它们更古老的建筑已然不见，或者说，我们已无从知道还有没有比它们更古老的标志性建筑存在过。 牛街是古老的，但也许并不像我们听闻的那么古老。千年古镇，这或许是牛街披在身上的一件华丽外套，但绝不是它自己主动披上去的。在上世纪九零年代之前，「 ”千年古镇牛街”这个词组还躲藏在尘封的词典里，被厚厚的纸页隔断。 那时的牛街安静、平和、婉约。白水江从街道中间穿过，舒缓，清澈。从河边升起来一排排旧木架房子，屋顶上顶着褐色的土瓦。狭窄的街面，光滑的石板街面，它们都是岁月沉积下来的事物，朴素，真实。 那些旧房子的确很古老了，但它们并没有历经千年。木结构的房子难经千年风雨，残存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即使努力往上推，也不过清末。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牛街街上的居民的房子瓦房、草房夹杂，很显然，那时对当地的居民来说，瓦房比草房的造价更高，档次也更高，因此，那些草房才逐渐被改造成了瓦房。到1992年，街上有了57户居民新建的钢筋混凝土楼房。 建什么样的房子，怎么建，那时的牛街是散漫的。那时的牛街，有自己的小世界。 4 后来牛街被人发现了，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渔人发现桃花源一样。 他们发现了牛街民居的古意。社会经济在发展，世界的旧事物大多被新事物所取代，可是牛街居然残存了那么多的旧房子，旧街道，旧事物。他们在古旧的街道上每走一步，听见脚下全是历史的回声。 他们发现川文化与滇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出了牛街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出口成章的大爷，坐在门口纳鞋底的大娘，穿着时髦却又跟这个小镇自然融洽的白白净净的牛街姑娘，以及，一群群在白水江里洗澡的无邪的孩子。 他们翻开牛街的历史，发现在整个县甚至整个市，这里都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意义。 于是，牛街有了千年古镇的名号。 打开百度，上面是这样描述牛街的历史的：「 ”牛街古镇始建东汉时期，初兴明朝洪武，鼎盛清朝乾隆。” 古镇，当然是越古老越好，因此，古镇的历史，被书写为一千六百多年。这也似乎没什么不对，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西汉，牛街肯定是有人烟的。那么，就从那时候算起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的十多年里，牛街经历了它有史以来最为声名鹊起的时期。那时的牛街登上了报纸电视，成了旅游景区。那时候，凡达官显贵、名人雅士来彝良，牛街是必去之地，尽管，从县城去牛街，要经过一条九十公里的坎坷公路。他们把那段颠簸视为牛街风景的一部分。 人们喜欢牛街的景致，喜欢牛街的土特产，喜欢走在那条弯来拐去的仄仄的石板路上的感觉，他们当中，有女游客撑着油纸伞，享受着古镇的古老。他们恍若梦中，这里，似乎是杏花春雨的江南，是历史遗落在这里的一个唐朝时候的小镇。 那时候，一个当过领导的牛街人曾经讲话稿式的说过，牛街虽然有悠久的历史，繁华的过去，但真正繁华的，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实这句话表达的是真正的历史事实。有哪个时代的牛街，比得上今天的牛街这么繁华？ 5 如我们所见到的，牛街古镇后来实施了古镇改造。 牛街古镇改造是「 ”修旧如旧”，一个曾经参与过牛街古镇改造的人曾经这样告诉过我。 我们见过很多所谓的古镇。仿古的房子，仿古的街道，仿古的廊子、栈道、桥梁、灯笼……可是有人去寻找古意，看到的却是新意。其实牛街也一样。灰色的瓦，白色的墙，腰身上有着整齐的咖啡色线条。街道两边挂着齐整整的灯笼，灯笼里藏着昏黄的电灯。像化了浓妆的女性，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人。 好看吗？有人说不好看，有人说好看。但毋庸置疑的是，如今，大街上的化妆品店的生意比从前更好了，从你面前经过的女子，十个有八个涂了口红。但对于很多怀念素颜的老牛街人来说，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说，古镇已不古。 是的，从建筑来看，的确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可是，从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他们怀念他们的时代的牛街，但那时的牛街与解放初期时的牛街并不一样，而解放初期时的牛街与清末民初时的牛街也迥然相异，当然，与两百年前的牛街更是大相径庭。古老，是相对而言的。 怀念老牛街的人，必定也会记得关于老牛街的过往。 发源于贵州省赫章县结构乡毛姑村的白水江在大地上流淌了千年万年，流经牛街的时候，因地势较缓，在这里冲积出了一块平坝，人们便把房子建在这里，久而久之，形成了牛街集镇。一个集镇与一条江，便如此结缘。因为地处川滇交界，是交通要塞，因而，这里在一度时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繁华的商业小镇。 但白水江并不是一条安静的江。譬如1931年8月，河水暴涨，河岸的庄稼、房屋被淹，江北县衙署门前小街约30户人家的房屋被洪水卷走，片瓦无存。正街、河坝街下排街的房子被冲走，部分仅剩房架。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牛街的建筑几乎全为木架房子。1937年，一街的陈炳兴家旅店因炒菜时油锅起火，引发火灾，两百余米长的街道两边的100余间房子被烧成废墟。1950年，一街的文毓仙家做道场失火，烧毁房子12栋。1958年，位于一街街道中心的牛街服务组煪腊肉发生火灾，烧毁12个机关单位住房12间，民房31间，104名灭火人员受伤。火灾发生时，还引发了趁火打劫等社会问题。1992年，二街一居民家烧电炉引发火灾，烧毁了街上1800平方米的房屋，烧死1人，重伤1人。 火灾，成为老牛街最大的安全隐患。而改造之后的牛街，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种隐患。这对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街人来说，是祸还是福？这也无需多说。 6 人们怀念老牛街，也许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那便是，现在人们在说起昭通旅游的时候，已鲜有人提到牛街。即使彝良人在谈及县内的旅游景点时，也少有人再提及牛街的名字。在人们眼中，牛街就是一个集镇，一个普通的地方。 这多少是令人伤感的。轰轰烈烈的牛街旅游呢，哪儿去了？毕竟，有那么一段时间，牛街就像一名雄心勃勃的赛跑者，他站在了跑道上，做好了运动前的准备，可是，发令枪并没有响；而看台上的观众逐渐离场，散去，赛场上，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身影。 喧嚣与安静，辉煌与落寞，牛街，仿佛正经历人世的浮世幻影。 人的一生，春去春来，潮起潮落，岂非也跟牛街一样？ 但这有什么呢，这才是最真实的状态。即使你永远在赛道上奔跑，也不可能每一次都会站在领奖台上，更多的时候，坐在看台上慢慢欣赏，心跳的频率才是最正常的。 从古镇牛街的街道上穿过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房子，牛街还是从前的牛街。她只不过化了点妆，她只不过换了件衣裳。她还是她。 牛街的居民当然明白这一点。你念，或者不念，你去，或者不去，牛街都一直在那里，宠辱不惊。 何况，牛街传承数百年的文化还在，牛街的精魂还在。 那条静静地穿过牛街镇的白水江还在。

家族之有谱牒，犹如国家有正史，州县有方志,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编修族谱的传统，而且把谱牒提到很高的地位,早在远古三皇五帝时代，各个部族就有专人记录本部族传递世系。到夏商周三代时，国家还设有史官，专门记录王室以及各贵族的世系，并汇集成书，如周代的《世本》，就是一部各姓世系总谱。魏晋时期，家族修谱之风盛兴，于是在皇室和贵族世谱之外，又涌现了大批各姓的宗谱和各家族的家谱。此后数千年来，修谱之风在中国长盛不衰。

中国的谱牒通常称委为"家谱"、"族谱"、 "宗谱"，或单称为 "谱"，小一点的只记录某一支系某一家族的又称为"家乘"、"家牒"、"支谱"、"房谱"、"祠谱"、"坟谱"，大一些的记录多个子系家族的称"通谱"、"大成谱"、" 统谱"、"世谱"、"集成谱"，记载皇室家族的称为"玉牒"。 此外还有记录众多姓氏的姓氏学书籍如"万姓统谱"、"百家谱"之类。

家谱其体例古代有所谓苏式谱和欧式谱之别,是由北宋欧阳修、苏洵分别创造，俗称欧式族谱和苏式族谱，大多记载家族宗系、规模、演变等

一，欧式家谱

欧式家谱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庐陵郡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在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到英宗时,又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后居颍州（今属安徽省）,卒于家欧阳修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

欧阳修也从谱学理论上进行探讨，提出了编修族谱的方法与体例，并编出自家内容全面、形制科学的族谱，成为后人修谱的规范。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欧式家谱

欧式家谱仿史记年表,其体例家谱是先列世系图，然后再列每人的传记。

欧式家谱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 配偶、藏地、功绩等。一人一条，可称为条目式。但嫌杂乱，人与人的关系不够明晰，叔伯关系一下子看不出来。不过，所有的人的资料都在，只不过要花很多时间去翻页查找。

二，苏式家谱

苏式家谱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北宋文学家，他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被称为“三苏”，均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在嘉祐五年（1060年）得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苏洵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

苏洵对谱学理论曾进行探讨与研究,在编修族谱的方法与体例具有自已的看法，并编出自家内容全面、形制科学的族谱，成为后人修谱的规范。

苏式家谱以礼之大宗、小宗为次,其体例则是在世系图下注上人物事迹，每五世一揭。

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人名之间用纵横线条联系，可称为表格式。 人与人的关系很明晰，连相距几代都能一目了然。可能是限于篇幅，抑或囿于“五服”之说，只记录五代人。

这两种格式，真是各有所长。明清以降，大多同时做成两种格式，或者取长补短，即“意欧体苏”。 现代民间修谱，大多仍用欧式，也有用苏式的，另外还有章节式的新族谱。

苏式家谱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北宋文学家，他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被称为“三苏”，均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在嘉祐五年（1060年）得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苏洵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

苏洵对谱学理论曾进行探讨与研究,在编修族谱的方法与体例具有自已的看法，并编出自家内容全面、形制科学的族谱，成为后人修谱的规范。

苏式家谱以礼之大宗、小宗为次,其体例则是在世系图下注上人物事迹，每五世一揭。

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人名之间用纵横线条联系，可称为表格式。人与人的关系很明晰，连相距几代都能一目了然。可能是限于篇幅，抑或囿于“五服”之说，只记录五代人。

这两种格式，真是各有所长。明清以降，大多同时做成两种格式，或者取长补短，即“意欧体苏”。现代民间修谱，大多仍用欧式，也有用苏式的，另外还有章节式的新族谱。

苏氏谱例 是指北宋苏洵在修《苏氏族谱》时所创立的修谱体例

　　不是，他们是两个人

　　1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

　　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这些作品总体上都表现了墨色浓厚，笔势浓肥，线条轻重粗细变化随心所欲的笔画特征。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其昌，字体秀媚妍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2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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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来历 吴（wú）姓源出有：

源流一

源于姜姓，出自炎帝大臣吴权之后裔，属于以氏族名称或国名为氏。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中国乐曲的发明者。有一个因为勇

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史籍《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中说：“传说中夏朝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史籍《路史》中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古吴族人的后裔，当为吴氏之源。

源流二

源于姬姓，是为吴姓人口的主要来源，出自黄帝后裔古公父之子太伯(泰伯)，属于以国名为氏。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

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亥>>

吴姓的起源是 姓氏：吴 祖籍： 吴郡

祖宗：泰伯 郡望：延陵郡

分类：以国为氏

姓氏渊源

吴姓源于姬姓，肇端于吴国，形成战国初期，始祖是周朝的太伯和仲雍。

据《史记周本纪》和《吴太伯世家》记载，姬姓周部落的首领古公（dǎn）父（即周大王）有三子：长太伯、次仲雍，三季历。季历贤而有才干，娶贤惠的太任为妻，生子姬昌，深受古公宠爱。他把周部落的兴旺发达寄托在姬昌身上，因此想传位给季历，以便将来再传给姬昌。太伯和仲雍明白父亲的心思，于是便自动让贤。他们趁古公生病的时候，以给父亲采药为借口，远奔到东南沿海的吴、越地区。为了融入当地民族，他们从当地之俗，文身断发。因当时江南一带还相对落后于中原，故太伯和仲雍带去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颇受当地土著人的敬重，“归之者千余家”，被拥立为领袖，建立起姬姓吴国，称为句吴(也作勾吴）。太伯无嗣，死后由弟弟仲雍继位，世代相传。武王灭商后，封仲雍的曾孙周章为吴子，追封太伯为吴伯，吴成为正式的侯国。

吴国建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拥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分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地域。公元前585年，仲雍十九世寿梦正式称王，到春秋后期吴国开始强盛。传到吴王阖闾（hé lǘ）时，曾一度攻破楚国；到吴王夫差时，又战胜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迫使他屈服求和。后由于夫差骄傲自大，不听伍子胥的劝谏，沉迷酒色，贻误战机，吴国终被越国打败，吴王夫差自杀。吴国于公元前473年灭亡，其王族子孙虽四散避难，却不忘故国，便以国为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吴氏不始于太伯。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以及《姓氏考略》中都说：据《山海经》记载，颛顼之时就有吴权；《史记索引》中舜后也有吴氏；《帝王世纪》中少康之时有吴贺。按这种说法，则最早的吴氏当是古帝颛顼时人吴权的后代。因颛顼建都王帝丘（今河南濮阳），所以这支吴姓的祖根在濮阳。不过多数姓氏典籍都把出自姬姓太伯、仲雍之后以国为氏的吴姓作为吴姓的主要来源；各地吴氏族谱也都把太伯作为他们的远世始祖。

在吴氏发展、播迁史上，季札是一个主要人物。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四子，以贤德著称。寿梦欲立他继承王位，他坚辞不受，逃到延陵（今属江苏常州），隐居于乡下种田。后来他的3个哥哥临死前又要传位给他，但他仍然不受。他的封邑在延陵，世称“延陵季子”。季札的孙子启蕃曾任鲁国相国，在山东曲阜繁衍，其后代又支发山西、江西等地。

吴国灭亡后，吴王夫差的太子吴鸿被流放到婺（wù）源（古属安徽，今属江西），后繁衍成鄱阳、浮梁、余干、乐平、进贤、安仁等多个吴氏支系。至隋唐时期，吴氏已有濮阳、渤海、陈留、吴兴、汝南、长沙、武昌等郡望，以后又有延陵郡。永安吴姓郡望延陵。

1、以吴国号为姓，出自姬姓，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朝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

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札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姓，称吴姓。

2、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

3、出自古帝颛顼时期吴权之后裔。据有关资料所载，相传为上古颛顼帝（高阳氏）时吴权的后代。

4、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为吴氏。

5、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产生吴姓。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赫哲族等均有为吴姓者。>>

吴姓起源与发展分支 网上资料，供你参考：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中国乐曲的发明者。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后稷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吴姓家谱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

三千多年前，陕西岐山一带，有一周族部落，首领被称为周太王(古公父)，《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周太王生有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中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昌品德高尚，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古公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今江苏无锡一带）被越国所灭，其王族支庶子孙不忘亡国之恨，便以国名“吴”为姓，泰伯也就成为了吴姓的得姓始祖。

秦汉时期是吴氏得姓后第一个发展时期。吴亡国后，吴姓后人流亡到江西婺源、安徽歙县一带，并有北迁至山东、山西等地者。在秦末汉初，吴姓族人参加起义，因功，多被封王，出现多个名门望族，如南阳吴氏、陈留吴氏、河南吴氏等，荣极一时，为吴姓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姓族人得以进一步发展，由于吴姓有女在汉末嫁于吴国君主，成为皇族，生孙权、孙策等人，并在吴亡后，入仕于两晋，屡出名人，知名于世。南朝时，“延陵季子”之后的吴姓人发展至湖北中部一带，逐渐兴旺，同时形成了著名的武昌郡望。在秦汉时期迁居山东等地的吴姓族人，有一部分迁居四川成都一带，仕蜀后逐渐成为当地名门。至隋唐时期，吴姓先后出现了陈留、濮阳、渤海三支著名家族，陈留望族起源于迁居山东吴姓一支，东汉末年以后，虽历经战乱，但仍作为当地的大族得以不断发展，并出现了以《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为代表的一批名人。濮阳吴姓为东汉大司马吴汉之后，历汉魏两晋南北朝，由于始终为皇亲，名人佳人辈出，所以濮阳吴姓盛极一时，地位一直显赫。同时渤海吴姓也由于名人不断而著称于世。到了宋元时期，吴姓族人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北方吴姓大量南迁并在南方大发展的情况，因此北方吴姓渐衰，南方渐旺，并且在此时期，“延陵季子”的后人，咸阳吴姓、绍兴吴姓等一大批族人，逐渐显贵，历代为官，家族不断扩大兴旺，并在以后逐渐分出安徽宁国、浙江嘉兴等望族。到明清及近现代时期，吴姓名人大量涌>>

吴这个姓氏的起源是从哪里呢？ 1、以吴国号为姓，出自姬姓，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朝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周文王），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号称句吴。泰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19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苏州。寿梦的第四子季札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延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札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姓，称吴姓。

2、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