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宋元杂剧开始，热情的民间文学写手们赋予了包拯同志宝剑、金牌、钢铡等多种杀伤性武器，并且赋予了他可以先斩后奏的特权，而且他还可以出入阴阳两界断案，不用办护照。老百姓看完戏这个美呀，这个解恨呀，可回去该挨打还得挨打，该交罚款还得交罚款。 具体地说，大力提升包拯同志历史和精神品位的是元杂剧。如果说宋元话本中包公还只是一位精干的裁判官，那么在元杂剧中，包公就被塑造成了铁面无私，专跟高官豪强较劲的超级斗士。在元代，有关包公的戏大量出现，现存的一百几十种元杂剧中，光包公戏就有十多种。比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等。有的戏主角虽不是包公，可他的形象在戏中也很高大。 值得注意的，1967年在古墓中出土了明代成化年间刊出的九种说唱包公案故事，如《仁宗认母传》、《断国舅公案传》等，说明到了明代已有连台讲唱的大书，其中斩皇亲系列突出了包拯铁面无私的大无畏精神。 明代万历二十二年刊出的《百家公案》也叫《包公演义》，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包公案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判断百家公案事迹”，为了凑足一百个案例，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事件来贯穿全书，因此，书中每一回都是个独立故事，其中秦香莲的故事首次在书中出现。这些故事题材取自前代法家公案集、文言笔记、元曲等书籍，然后全都附会在包公身上，达到提高了包拯同志崇高形象的目的。 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龙图公案》，以《百家公案》为基础，删去了其中的诗词评语，仍然是各自独立的故事。清嘉庆年间出版的《万花楼》，将史传英雄演义与公案故事相结合，以反权奸为主题，开创了包公案小说的新形式。但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最深远的还是石玉昆说唱的《三侠五义》。这本书是无名氏据石玉昆的说唱“听而录之”的，因为是以高大全的包大人为偶像人物，所以又叫《龙图公案》或《包公案》。在这本书中的包拯已演变成了成熟政治家，既要扶正祛邪，平反冤狱；又要反对朝野豪强搅乱朝纲；还要将离经叛道的侠客们纳入封建秩序轨道，为朝廷去效力，简直把公检法纪检监察，甚至牧师的活全包了。因此破案只是小说的框架和引子，重点已转向侠客们无时不在的惩恶行动，而侠客们既到处张扬自己的个性，又强调遵守朝廷的法纪，成了供大家瞻仰的高大全。 到了清末民初，不光武侠小说很兴盛，戏曲中也有十几种剧目移植于《三侠五义》，如《五鼠闹东京》、《断后》等等都是。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清代嘉庆年间还出现了大家熟悉的《铡美案》，经过民间文学的加工，包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故事越来越离谱儿，连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阴间无所不能的阎罗都惧他三分。 说起来包拯在开封府尹的任上不过三年，他真的有过打龙袍、铡驸马，斩包勉的反潮流事迹吗？这其实是老百姓和民间戏剧家“添油加醋”的结果。 先说斩包勉。我们前面说过，包拯根本不是由大嫂带大的，也根本没有管大嫂叫嫂娘这档子事儿。包拯小时候父母硬朗着那，再说正史里也根本没有包拯斩亲侄子的记载。所以说，斩包勉连同上面说过的包拯被当做弃婴扔掉的故事，纯属民间文人挑动别人家庭矛盾，制造不和谐因素所为。 至于铡驸马，我们在前一讲也说过，宋代的公主中没有一个下嫁当朝驸马的，陈世美是晚好几百年的清初人，所以，包拯就是把铡刀抡的虎虎生风，也铡不下老陈的脑袋。据史料记载，唐宋两朝“驸马都尉从五品，皆尚主者为之”。看来，古代的“驸马”也没有多大实权，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一种“宫廷摆设”罢了。犯不上让老包同志打开杀戒。 另外，京剧《铡美案》中还有一个力挺包拯的老相爷王延龄，按照包拯在北宋活动年代，丞相中并无王延龄其人。只有一个叫王旦的人，可能是王延龄的原形。王旦在真宗朝为相时间最长，老成持重，待人接物也较平和，但王旦和包拯并无师生之谊。包拯为开封府尹是宋仁宗时的事，那时王旦已经去世，多年，可见包公上演的“铡美案”完全是一出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 只有京剧《狸猫换太子》、《打龙袍》好像还能在正史中找到点痕迹。它说的是：宋仁宗皇帝的生母李宸妃生完小皇子后，被刘皇后用剥了皮的狸猫换走了。皇上因此怪罪下来，在好心宫女和太监的帮助下李宸妃逃出皇宫，后来流落到了陈州。仁宗继位后，包拯到陈州放粮救济灾民，李宸妃在义子的帮助下拦轿告状。明朝秋毫的包拯，立刻就审清了案由，并从陈州捎回了李宸妃，终于使仁宗母子相认，实现了皇家大团圆。仁宗想到老娘在民间流落多年，受了很大的罪，虽然不能让包拯对自己血丝呼喇地论铡刀，怎么也得象征性地打自己几下，树立树立自己的孝子形象呀！包拯多聪明，龙头和龙体当然不能打，那就打打龙袍吧，这就是京剧《打龙袍》的来历。 宫女们心说，其实每天晒衣服时，甭管龙袍、凤袍都得打一打，因为这样省得招尘土，生虫子。不过这可是个力气活，就她们那小嫩胳膊、小细腿的怎么打，也打不干净。这回包大人既然要承包打龙袍的活儿，当当小时工，咱也不能拦着呀。要不是赶上事儿，谁敢用包相爷这样的小时工呀！那得多高的薪酬呀！这回包相爷自愿打龙袍，省的大家受累，宫女们能不高兴吗？ 我这虽然是开玩笑，可上面说的那些，也全是民间小说家、戏剧家在逗你玩儿。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据宋史记载，真宗皇后刘氏确是一位很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可刘后垂帘听政，历史上却非议很多，可事实上她临朝实行的善政很多。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调整政府机构和消减公务员，大大减少了行政支出，并且在兴办学校和科举考试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改革。史称：“初，仁宗即位尚少，(章献)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这恐怕跟刘氏出身贫苦，了解民间疾苦有关。 《涑水记闻》中说“刘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龚美携之入京。”这句话准确介绍了刘后的出身籍贯，等于是为她填写了一张履历表。 具体地说，刘后原籍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名字叫刘娥。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刘娥却有一个绝技，就是打拨浪鼓。她打小就没了爹，由外祖父做主嫁给了穷银匠龚美。拨浪鼓原本是小贩用来招引顾客的东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哄孩子。可这玩意儿到了人家刘娥手里，却打得非常有节奏感，也很动听，实现了经济、政治效益的最大化逗乐了皇帝当皇后。 话说，龚美因为在成都日子过得不如意，于是就想到东京汴梁来做“京漂”。一开始龚美还以为带着刘娥是个累赘，没想到一路上人家打拨浪鼓的绝技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打拨浪鼓卖唱的名声不大好听，可刘娥发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精神，有力地回击了来自社会的流言蜚语，胜利地挺进了京城。 到了京城，龚美的生活过得依然很艰苦，只好让刘娥继续在街上卖艺打拨浪鼓。没想到，刘娥在京城文艺圈儿一炮打响，原来围观者见她长得面若桃花，歌喉婉转，拨浪鼓又打得非常动听，所以都很捧场，一时积攒了不少粉丝。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娥在京城杂耍界的人气越来越旺，连宫里的襄王赵恒都听说了此人此事。一天他带着几个随从，特意来观赏刘娥的演出。刘娥一见当朝王子光临，便使出浑身解数展示绝技，她还不时地挑眉飞眼，暗中传情。当时只有14岁的赵恒，抵抗精神污染的能力很差，一见这民间野狐缠，魂儿立刻就被人家勾走了。回宫后赵恒立刻派人跟龚美谈判，很快谈妥了刘美女的转让价格，将她引进宫里来。 宋太宗听说儿子赵恒小小年纪便沉溺女色，而且还弄了个二婚头，感到非常愤怒，立刻下令把刘娥遣送四川原籍劳动教养。赵恒没法，只好当面答应把刘娥送回老家，暗地里却将她安排到了幕僚张蓍的家中。张蓍立即让老婆以娘娘的规格伺候好刘娥，自己却大张旗鼓地搬到了襄王府值班。张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嫌，他明白刘娥躲到自己家，完全是在搞政治储蓄。自己要是经受不了引诱，动用了这个人体资源，就离倒霉不远了。因为，一待时机成熟了，自己就得连本带利还给赵官家，千万不能私立美人“小金库”。 后来赵恒果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宋真宗。他的第一个老婆就是前边咱们说过的潘美的第八个女儿，还没等赵恒当上皇帝就死了；第二个老婆郭氏虽然熬地当上了皇后，可不久也死了；就这样刘娥这个潜力股，终于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涨停板。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折，虽然天遂人愿，可刘娥也到了生育困难的中年，所以她做梦都想有个皇子，以便确保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并最终成为皇后。后来她发现侍候自己的宫人李顺容有了身孕，于是就打起了李代桃僵的主意，所以李顺容生子之后，刘娥马上就派人把他抱了过去，收为己子。李顺容见儿子还没睁开眼就被人抱走了，虽然心如刀绞，但她却不敢流露丝毫的不满，否则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给儿子带来灾难。但也有人说，这是李顺容在进行的特殊人力投资，因为她明白把儿子送给刘后代养，就等于搭上了时速500公里的命运“高铁”很快就能当上皇帝。 后来宋真宗死了，仁宗赵祯即位了，那时他只有13岁。由于宋真宗临死前曾有：“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的遗诏，所以刘娥得以垂帘听政多年。仁宗即位，李顺容也在这一年病死了，不过刘皇后并没有迫害李宸妃，更没干“狸猫换太子”的怪事，因为没这个必要，抱来儿子代养，完全是真宗默许的。 不过，已垂帘执政多年的刘太后，确实想按一般宫人规格，对李妃来个丧事从简。这时，宰相吕夷简找到太监罗崇勋说，你要倒霉了你信吗，你要倒霉了你信吗？不知道当今皇上是李宸妃的亲生儿子吗？如果你们对她丧事从简，等他儿子亲政后肯定收拾你们。罗崇勋忙问，那怎么办？老吕说，得用皇后的服饰给她下葬呀，千万别在这事儿上省钱，老话不是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吗！你们不按我说的办，有你跳冰窟窿的那天。罗崇勋一听很害怕，马上转告了刘太后，吕夷简还是不放心，又直接找到了刘后说：“您对李宸妃绝对不能搞丧事从简，难道您日后不想保全刘氏宗族吗？”刘后一听也惊出了一身冷汗，立马下旨厚葬李宸妃。 明道二年，刘太后死了，宋仁宗亲自执政。他的叔叔，曾经的“八千岁”赵元俨，别有用心地告诉了赵祯一个20年前的出生秘密：你的生母是李宸妃，她被迫害致死并草草埋葬。宋仁宗一听，非常气愤，立即下令开棺检查。可开棺后，却发现母亲被殓以水银，穿的也是皇后冠服，于是就感叹道：“人言岂可信哉！”。事情既然如此，他也就没有实施报复，并厚待了刘太后族人。 说起来，宋代垂帘听政的并不止这位刘皇后。其实，两宋曾有九位后妃因形势需要主持过大政。比如英宗朝的仁宗曹皇后；徽宗朝的神宗向皇后；恭宗朝理宗谢皇后；端宗朝的度宗杨淑妃等等。其中苦大仇深的刘娥刘皇后听政最长，有11年之久，最短的吴皇后则只有4天。 后妃参与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外戚干政的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只有宋代没有造成后妃篡位，外戚篡权的大动乱。相反，宋代后妃们主政，往往有效发挥了稳定政局、延续政权统治的作用，而且她们还具有居功不傲，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说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开国之初就确立的“皇帝士与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基本国策框架内，朝臣对后妃与政的“进”与“退”掌握着相当程度的主动权。当需要稳定政局、辅佐幼帝时，士大夫就会积极支持后妃参政；一旦幼主长大，具有了执政能力，朝臣又会坚决要求后妃归还权利。这样的制度制约机制，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高，实在是高！ 刚才咱们说到，赵宋皇室之所以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宫廷仇杀，既有朝臣吕夷简、范仲淹善意调解的结果，又跟刘后受制度约束，不敢肆意妄为有关。这一宫廷事件的解决跟包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那时他还在家乡做七品芝麻官那，就是想制约后妃专权，管皇上家闲事儿，也靠不了前儿。 话说回包拯。他在开封府的时间其实很短。就是他积极办案，别人也全力配合，也办不完诸如打龙袍、杀赵王、铡驸马，斩包勉等通天大案。查《宋史。包拯传》只有一起审理割牛舌的案例，还是包拯任安徽天长县知县时干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案例，《宋史》还记在了俩人名下，就是发劳务费也得对半分，包拯想独吞都不可能。 皇上家的闲事关不了，破案的事儿不内行，但包拯在打击权贵，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包拯任监察御史时，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盘剥农民多收钱粮。人们都知道任中师廉洁，王逵是个贪官，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于是朝廷就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敢去，包拯为了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掌握了证据，回到东京向皇帝报告；对农民任意搜刮，引起民怨沸腾的正是那个王逵。在包拯的要求下王逵被撤职，并将多收的钱粮还给了农民。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及后来的戏剧《陈州放粮》都是根据这件事儿，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元杂剧其实很有现实性，它和描写现实的元曲，如张养浩的《山坡羊》一样，巧妙地用历史题材，表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现实。这时因为，元代不同于别的皇朝，它的全部统治就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蒙古酋长以军人为地方官，根本不懂得啥叫吏治，因此要说元代吏治腐败，倒是抬举人家了。因为酋长们根本不懂什么行政管理什么吏治，也根本没有读过MBA或EMBA工商管理，有的连汉语都不懂，只得把刑事案子交给汉族小吏，让他们直奔主题。自己的工作就是准备好钱袋子装钱。在铁木尔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出了一万八千四百多贪官污吏，四万五千八百多锭赃钞，五千一百多个冤狱，有势力的赃官还不包括在内。元杂剧对他们罪恶的暴露，很多是通过包公戏来曲折反映的，包公传奇的出现并不断被神化，新故事不断地被演绎出来，说明宋以后的吏治，真的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也说明舆情力量的强大改变不了现实，我就在戏剧中表达自己的好恶与爱憎。 包公戏之所以越演越热闹还因为包拯不像其他清官，如范仲淹、苏轼那样多灾多难。他总是稳坐高位，危难之时总能逢凶化吉，很适合中国人好人有好报的心理。老百姓想得也对呀，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们怎么拿您当保护神呢？在是非不分的封建社会里，作为民间正直之神的包公，会给人们带来希望，有助于人们在苦难的生活中坚持下去。包公成了他们受欺负时无奈的心里安慰，有时再吼两嗓子有关的戏文就更痛快了。其实包拯活着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说起来，老百姓对“清官包公”的塑造，对于整个封建官僚体系来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贪腐者的贪婪和卑鄙，按说为官者应该极力打压才对。可相反官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为他修庙、修故居、修家谱，从官方的角度为包公重塑金身。想想，这一点也不奇怪，完全是统治的需要，其形成过程与基督教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起初被官方所打压，后来又极力被推崇。 其实在正史里，包公也并不都是正面形象。据史书记载：奸臣张尧佐因侄女张贵妃被仁宗所宠爱，所以张贵妃就向仁宗大力推荐自己的堂伯父张尧佐做宣徽使，包拯起初跟张择行、唐介等人“共论之，语甚切”， 《曲洧旧闻》里甚至说，仁宗的人事提议刚一出口，立即遭到包拯的反对。当时老包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唾沫星儿都溅到了仁宗脸上！ 回到后宫，贵妃马上前来慰问谢罪。仁宗一面用袖子擦脸，一面抱怨：“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可后来看到皇上固执地力挺张尧佐，包拯又釜底抽薪，来了个360度大转弯，跟老张达成了政治妥协，害的唐介被撤职流放，自己却连连高升。这倒很像小说《万花楼》中，包拯审判的那个徇情枉法的案例。小说中包拯有一个不能善始善终的同窗好友，行为方式倒是跟当时的包拯很相像。所以封建政治生态中的包公，不可能事事干的磊落，也不可能是个高大全，因为人们谁都明白戏里的包公，在现实中其实是没法活下去。如果事事铁面无私，专跟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作对，上上下下得罪个够，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谁呢？可能包拯也理解，仁宗再廉洁自律，给老岳父的堂哥安排个官做，也算是人之常情。皇家的官不给皇上的亲戚做，给谁做呀？肥水不流外人田吗？老百姓都懂，老包能不懂？

西汉：

刘邦皇后，吕雉

刘盈皇后，张嫣

刘恭

刘弘

刘恒皇后，窦漪房

刘启皇后，薄皇后、王皇后王娡

刘彻皇后，陈皇后陈阿娇、卫皇后卫子夫

刘弗陵皇后，上官皇后

刘贺

刘询皇后，许皇后许平君、霍皇后霍成君、王皇后

刘奭皇后，王政君

刘骜皇后，许皇后、赵皇后赵飞燕

刘欣皇后，傅皇后

刘衎皇后，王皇后

刘婴

东汉

刘秀皇后，郭圣通、阴丽华

刘庄皇后，马皇后

刘炟皇后，窦皇后

刘肇皇后，阴皇后、邓皇后邓绥

刘隆

刘祜皇后，阎皇后阎姬

刘保皇后，梁皇后梁妠

刘志皇后，梁皇后梁女莹、邓皇后邓猛女、窦皇后窦妙

刘宏皇后，宋皇后、何皇后

刘辩

刘协皇后，伏皇后伏寿、曹皇后曹节

以上列表按《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整理。

其中追尊的皇帝的正妻（皇后），不在表内。

现如今离婚这个词已经不新鲜了，但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对古人的生活的想象，似乎是会觉得，古人想要离婚，尤其是女子想要离婚，应该是非常难的事情了。毕竟在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而且经常听说男子休妻，却很少见到女子休夫或者离婚的，这恐怕只有在小说里面才会存在了。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宋仁宗最疼爱的女儿，福康公主，她即便是自己身为公主，却也还是对自己的婚姻无能为力，想要离婚却一直办不到，为何她身为公主却还这么难？是因为宋朝时期对女子离婚有什么要求吗？

1从连夜回娘家到奉主无状

关于福康公主的婚变，最易找到的记载是《宋史公主传》。内容大略如下：

玮朴陋，与主积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门入诉，玮皇惧自劾。谏官王陶论宫门夜开，乞绳治护卫，御史又共论主第内臣多不谨，帝为黜都监梁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应为梁怀吉)一辈十余人。后数年不复协，诏出玮于外，主降封沂，屏居内廷。久之，复召玮，使为驸马都尉如初。英宗立，进越国长公主。神宗治平四年，进楚国大长公主。熙宁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

显然，当时福康公主与驸马李玮关系非常恶劣，以至于福康公主某天半夜奔回皇城，叩门告屈，驸马惊恐，主动请罪。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续长编》)，这事发生在嘉祐五年九月的某一天。

但是，谏官、御史的关注点全不在公主受了什么委屈至于半夜跑回娘家，而是抓住宫门夜开这件事不放，或认为公主和宦官的关系有失谨慎，最终处分了公主身边的一众宦官。根据《宋会要辑稿》，这一事件以后，公主的内侍都被换成了年长谨慎者，并且不准与驸马过多接触，这也算是保护公主的方式。但是，事实是公主与驸马依然数年不复协。宋仁宗只好再次下诏，使李玮到外地做官，又降了公主的封国，同时将公主隔离在内廷，两人似乎是分居不分家。

奇怪的是，之后一段时间，李玮又被召回，仍然做他的驸马都尉。公主一度下降的封国等级，也在英宗、神宗年间得到了提升。看起来这件事似乎得到了平息。然而，到了熙宁三年，福康公主突然去世，年仅三十三岁。而李玮被贬陈州，罪名是奉主无状——事情就这样以福康公主的不幸死亡画上了句号。而奉主无状四字，则会让人联想李玮是否虐待了公主。只可惜，《宋史》里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载。

2司马光：是公主的错，然后他们离婚了

至于《续长编》对福康公主婚变的记载，大段内容摘抄自司马光的私家记录《涑水纪闻》。

宋朝的士大夫多有做私人记录的习惯，现在一般称为笔记小说。这些记录有纪事为主的，如司马光《涑水纪闻》；有日记，一般称为日录，如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有读书笔记，如洪迈《容斋随笔》；还有游记，如陆游《入蜀记》；也有平生手泽，由他人编辑成笔记形式，如苏轼《东坡志林》。和今天的人写作博客文章相似，这些笔记都为当时发生的事留下了痕迹。虽然号称是私人记录，但是有很强的公共性质，写作的目的就是使之流传。

在《涑水纪闻》里，司马光对公主婚变之事做了详细记录，并写下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司马光认为，两人失和，首先是公主看不起李玮，玮貌陋性朴……(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视之。又因为公主身边小人——主要是公主的乳母韩氏——的挑拨，关系更加恶劣。梁怀吉等内臣是公主身边的旧人，公主非常宠爱他们，一次公主和他们一起饮酒，被李玮的生母杨氏看到，公主发怒，出手打伤了杨氏。因此才引起了外界的喧哗。

司马光还记载，由于朝廷将梁怀吉贬到了外地，引起公主的激烈反应，或欲自缢，或欲赴井，或纵火欲焚第舍，这都是为了胁迫皇帝，要求他归还梁怀吉。皇帝不得已，才只能召回梁怀吉。但是公主还是厌恶李玮，从此不肯再进入宅院的内院卧室，只肯呆在客厅里，昼夜都不睡觉，行事如同癫狂：或欲自尽，或欲突走出外，状若狂易。她身边有人将这些事上报了皇帝，皇帝才作出了一系列对公主及其亲信的处罚。

这里，司马光摘录了嘉祐七年三月皇帝所下的制书，其中说，当初是因为公主看起来很聪明，所以才让她下嫁，没想到竟然如此有失体面，如果公主不能在别人家安分生活，那怎么能对社会有好影响？(苟不能安谐于厥家，则何以观示于流俗，)于是将福康公主的封国由兖国公主降为沂国公主，而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改建州观察使，依旧知卫州。

司马光还提到，公主回到宫禁中生活之后，皇帝多次派人安抚李家，并且赏赐重金，传话说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于是李玮的兄长李璋上书，托称自己家配不上公主，希望离婚，皇帝就允许了他们离婚。由于失和是因为公主的过错，所以没有处罚驸马。

总之，按照司马光的记载，一切都是因为公主宠爱内侍，不尊敬夫家，并且受到了奸人的挑拨。至于公主与李玮的离绝，也是仁宗暗示，由李家提出，仁宗允许。

看起来，一切都由公主挑起，以皇帝申斥公主结束，都只是皇家内部的事，仁宗也留下了深明事理的形象。

不过司马光没有提及的是，仁宗皇帝的立场本是偏向公主的，当时处罚公主，是群臣围攻之下无奈的结果。而围攻公主的领袖，正是身为谏臣的司马光本人。

3被围攻的公主和铤而走险的母亲

当时群臣围攻公主的奏状，被集中收集在《宋名臣奏议》中。由于宋仁宗天性宽仁，欣赏直言敢谏的大臣，所以当时的言论环境非常自由，大臣们批评的矛头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准皇室乃至皇帝。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一个人指责驸马，所有的大臣都将矛头指向了公主乃至皇帝。

在婚变事件中，言官对公主的控诉点，起初主要集中在公主深夜入宫，夜开宫门，破坏了皇宫门禁制度。一系列弹劾之后，皇帝将公主的骄纵归结为身边内侍的教唆，因而把公主身边包括梁怀吉在内的内侍都贬去他处。不久，仁宗因为公主的反抗而不得已召回梁怀吉，此事被言官发现，又掀起了新一波的弹劾浪潮。

时为谏官的司马光是这几次弹劾的主力军，他先写了一篇奏状，将矛头指向公主身边的宦官，认为皇帝不该为了安抚公主而召回宦官梁怀吉与张承照，这些人罪恶山积，当伏重诛，皇帝宽容，将他们放走，朝廷内外的舆论才平息，现在才几个月又召回，人言可畏，不利于管教公主，也不利于皇帝的名声。针对公主的种种失控举动，他还援引前朝的故事，暗示公主有这样的举动，一定是受到了身边人的挑拨，要皇帝应该效法前人，重罚公主身边的小人，以管教公主。

过了几天，司马光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奏状批评皇帝对公主的教育，文中将太宗之女献穆公主与福康公主对比，阐述公主教育的重要性。献穆公主就是剧中已经登场的魏国大长公主，下嫁北宋国初大将李崇矩之孙李遵勖(有说法认为他是济公的先祖)，但她成婚后贵而不骄，从未嫌弃夫家，而是生活俭朴，尽力相夫教子，温顺而不妒，最终得享令名，司马光认为，与太宗相比，仁宗没有教导好公主，使她养成了骄纵的脾气，对此事是有责任的。

之后，李玮降职外任、李玮的生母杨氏搬出公主府第的命令下达以后，司马光又站出来，坚决反对让驸马外任。他奏道：皇帝你让李玮做驸马，本来是为了给李家施以恩宠，皇帝你当初就尝过母子分离的痛苦，现在怎么害得李家母子分离？驸马如果有过错，公主也应该被降罪！这里说到仁宗让李玮做驸马，是为了弥补仁宗不能奉养生母的亏欠，这一点在众多史料中都提及，也是当时朝中大臣所共识。这确实是针对仁宗的一记杀着，终于促使皇帝作出了申斥公主的决定。

围攻公主的不止司马光一人。当时的左正言王陶、殿中侍御史吕晦、知谏院唐介、监察御史傅尧俞等等，都参与过对公主夜开宫门、皇帝驱逐驸马、召回公主内臣的弹劾。对于皇家的这次挑战，成为了他们心中共同的光辉往事。司马光为吕晦撰写墓志，特别提到了吕晦弹劾过公主这件事。而苏轼撰写关于司马光的重要传记《温公行状》时，也特别提及了司马光弹劾过公主。可以说，仁宗朝的这些名臣，几乎都将冒犯龙颜、攻击公主，当成了自己不畏权势、敢言直谏的勋章。事实上，这群大臣豁出一切地帮忙管教公主，并不是真的心疼驸马，而是想要借挑战皇帝私情之机，促使皇帝成为他们心中的符合儒家典范的明君。

在群臣的炮火下，宋仁宗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只有一个人无条件地与公主站在一起，为公主不惜铤而走险，这个人就是公主的生母苗妃。

苗妃是仁宗的乳母许氏的女儿，后来成为了仁宗的妃嫔。据《续长编》记载，公主精神陷入不安定之后，苗妃认为需要拯救自己的女儿摆脱婚姻。她就和另一位妃嫔俞充仪合谋，在公主府安插了亲信内臣王务滋，试图找到李玮的过错，好让公主离开这段婚姻。但是李玮做事谨慎，王务滋毫无收获。王务滋便提出，她们可以向皇帝请求旨意，赐死驸马。

苗、俞两妃子先后两次向皇帝请命。第一次，皇帝默然不答。第二次，曹皇后在侧，见她们开口，便说：皇帝当初让李玮做驸马，正是为了章懿后，这种事怎么能做呢？曹皇后身边的内侍任守忠也在一旁帮腔称是。于是驸马躲过一劫。

也许是苗妃这样出格的举措，让皇帝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终于，事情就发展到了《涑水纪闻》里记载的离婚阶段，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当时，正当盛年的司马光对离婚的决定表示无法理解。他上奏说：公主既然已经嫁人，就不能久居内廷，还是应该跟李家人住在一起。内廷不是公主可以久居之地。住得久了，就再也不愿意回到李家了。为了给天下做表率，公主必须和驸马在一起。

此时出来劝谏的也不止司马光一个人，还有之前与司马光一起弹劾过公主的大臣龚鼎臣。他引用《周易》中睽卦上九爻，和宋仁宗说，公主和驸马之间只是婚姻中都会有的小打小闹，以后一定会和好，待其疑亡则志适矣(睽卦上九爻为匪寇，婚媾，对应《象》传中说群疑亡也)。

在这些大臣的要求和预言下，福康公主和驸马似乎真的和好如故了，刘挚为龚鼎臣做墓志铭时，说宋仁宗觉得事情被龚鼎臣说中了，很高兴。这件事就变成了他的功绩。根据《宋会要辑稿》，公主与驸马结束分居，是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的事，这场分居一共只持续了几个月。

就在众人都以为得偿所愿，公主与驸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过几年，就来到了故事急转直下的结局。

4是孝女，还是一个疯女人？

福康公主死了。她与驸马复合之后没有几个月，仁宗就去世了。养子宋英宗即位，不到四年，就轮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之后转眼就到了熙宁三年。这正是公主第一次逃回皇城的十年后。正月九日这一天，年仅三十三岁的福康公主——此时已经是长公主了——突然去世。

论起来，福康公主是神宗的堂姑，并非亲姑。但是，神宗的父亲英宗在深宫寄养时，曾受过福康公主的生母苗贵妃的照顾，记载在《宋史后妃传》中。从这层关系来看，他们的关系可能还是比较亲密的。之前的熙宁二年五月，公主曾经向神宗请旨，要更换翰林医官，神宗破格允许了。这一次得到公主死讯，神宗立刻前往公主府浇奠，之后急急忙忙叫来了中书，下达了对李玮的处罚。

这一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所作的日记《熙宁奏对日录》中。

据王安石的记载，当时宋神宗说：玮都不恤长主。他说，福康公主生病时，需要服药、看病，李玮都加以阻挠。福康公主死在正月，天气寒冷，她还要拖着病体，自己烧炭取暖，死时脸上可以看到炭火烧伤的痕迹，衣服和被褥上都爬满了虱子。又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神宗当时还当着大臣的面恸哭了一场，之后就撤销了上元节的作乐、朝会活动，命令宰辅都去给长公主上香。

这揭开了之前被强行降下的幕布的一角：福康公主和李玮的和好如初，恐怕只是谎言，或者表象。从这条记录，可以知道《宋史》中说李玮奉主无状不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福康公主在仁宗死后遭遇李玮的虐待，为什么不再次回到皇宫去？这其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英宗登基以后，仁宗晚年还在宫中的幼女不得不将宫室让出，给英宗的公主居住。福康公主实际上已经没有娘家可回，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司马光当初说公主不可能久住皇宫，竟然不幸言中了。但是，也正是因为强烈要求公主回到无爱的婚姻中，反而推进了公主的死。晚年司马光记公主事时对此避而不谈，也许是他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

公主已死，需要为公主定谥。这是一个为福康公主翻案的机会。神宗提出，公主是孝女。于是根据公主年少时的孝行，下敕谥号定为庄孝。至于公主的孝行，可能是《宋史公主传》中记载的事：有一次宋仁宗突然不豫，福康公主一直侍奉左右，光着脚向苍天祷告，希望自己可以替代父亲生病。

宋仁宗一生有过数次不豫，字面上是身体不舒服，剧集中表现为疑似心脏病，但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这时他往往说出人意料的话，做出人意料的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间歇性精神病。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仁宗一次最严重的不豫，是从嘉祐元年大雪的除夕夜里开始的，宋仁宗突然光着脚跑到了院子里向上天祝祷(后来民间传言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可能就与这类行为有关)，之后一连好几天行为举止十分怪异，甚至指控曹皇后要伙同宦官张茂则杀他。此事引起了很大震动，曹皇后惊慌不敢出面，张茂则险些惶恐自杀，以至于只有几个宫人敢上前照顾皇帝。

但是，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间接否认了福康公主对仁宗的孝行，说福康公主时已病心，一开始根本不知道皇帝有病。如果公主出嫁前就已经发疯，那么不但公主的孝行不成立，后来的出嫁似乎也就成了一场针对李玮的皇家阴谋，这与司马光过去对公主的激烈批评又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宋代确实有多位皇室，包括真宗、仁宗、哲宗、光宗，都曾经有过类似精神失常的记载。如果公主真的也患有偶发的精神失常，那么单从公主的角度来看，这场糟糕的婚姻，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被皇室抛弃在外，强行婚配，又被虐待致死的悲剧，而公主那些骇人听闻的骄纵行为，也许只是一些值得同情的病理表现而已，那么，此前司马光对公主的批评，不就落空了吗？

王安石的记载对公主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司马光却总是要揭露公主的种种缺陷，这矛盾的记载让公主在后世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两人对公主的评价不同，也许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关，王安石当时得君行道，正依托宋神宗推行新法，与神宗正是如胶似漆，神宗对姑母遭遇的悲恨，自然会得到王安石的同情。而司马光反对变法立场坚决，加上从始至终参加过当年弹劾公主的行动，对公主本来就观感不佳，此时为了对抗神宗为公主施加的美谥，将她写成病心以否定其孝行，也是一种表达不同态度的方式。

宋代史学昌明，重视史料保存，正史记录过于简单，但还有《宋会要》、《续长编》这些正史的原始记录，大臣文集中的公文、笔记这样的个人记录，再配上墓志、行状等个人传记资料，仍然可以形成一张资料网。尽管由于政治风向加上皇家体面等原因，信息的客观性可能会遭到破坏，但是多种个人记录的存在，仍然可以帮助后来人了解过去。个人记录的不客观，和正史的不一致，几乎是必然的。即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的史学家、亲历事件过程的见证者，他们的个人记录中也无法避免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正史的冲突。毋宁说，越是有宏大叙事作为背景，个人记录就越有它的意义。

5不幸的起源：落差极大的婚姻

在福康公主的故事里，公主的遭遇令人同情，群臣的谏议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推动一切罪恶的幕后黑手，那么，这个悲剧是否就无法避免了呢？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回头追溯一下公主不幸的起源。前文已及，这段婚姻是宋仁宗亲自安排，以作为对章懿太后一家人的补偿，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种补偿的动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宋仁宗要弥补自己孝心的缺憾；另一方面，他也想要借此掩盖李宸妃贫寒的出身。

章懿太后，也就是李宸妃的故事，在《清平乐》中也有演绎，不过对于章懿太后的出身、她和章献太后刘氏的关系仍然交代不够清楚。

李宸妃是章献太后刘氏身边的宫女，兄长名叫李用和。据《宋史外戚传》，李用和年少时极为贫寒，流落京师，靠凿纸钱为生，后来得到了魏王刘美的赏识，才奏补三班奉职，有了个差事。

刘美是章献太后刘氏名义上的兄长，本名龚美。刘氏入宫前，是在民间打鼓卖艺的流浪艺人，就是跟着这位龚美卖艺。皇家为了掩盖这段往事，龚美才改名刘美，封为魏王。他们的刘，也成为了世家大族彭城刘氏之刘，家谱也被改成了名臣之后。

按正史的说法，李用和是被刘美从民间找到的。有观点推测这可能是刘家对李宸妃借腹生子的回报。不过，主编《新唐书》的史学家宋祁为李用和撰写的行状，留下了一条不一样的说法：李用和与刘美有里表，带亲戚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刘氏、李氏之间应该就没有民间想象出的宫斗关系，李氏自始至终都是刘氏的亲信，她一入宫就因为两家的亲属关系成为刘氏身边的宫女，代刘氏生子可能也在两人的计划之中。这更像一个《寄生虫》式的故事：一个平民女子打入了皇家，之后将自己的亲戚熟人都带进了皇宫中，一起发达。这体现出了平民阶层的进取心。

虽然仁宗亲政后，李用和以国舅身份飞黄腾达，他出身的家族，也变成了高门陇西李氏。但是，来自平民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这些习惯也影响到了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几乎所有记述李玮的资料，都会说到他朴性朴，这其实是粗鄙的一个婉转说法，就是说他出身卑贱，行为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

仁宗让福康公主嫁到李家去，也正是让自己出身贫寒的母族融入上流的方式。公主与李玮要离婚，仁宗感到难办，也正因此。公主的婚事在公主七岁懵懂无知时就已经定下，当时李玮也只有十三岁，这显然是安排得过早了。仁宗还特别任命国子监的名师王逢为陇西郡王宅教授，给李玮当家庭教师，就是担心他们婚后合不来。可是，对公主的宠爱，加上补偿李家的心情，又让仁宗对公主出嫁一事有了过度关注。

据《续长编》，嘉祐二年六月，仁宗要求将女儿封为兖国公主，并举行册封之礼。册封公主，是为了公主下嫁做准备，本来没有问题。但是行册封之礼，却并不符合宋代的祖宗家法。时为翰林学士的胡宿上书反对，认为本朝之例，册封皇子才有仪式，册封公主没有仪式，甚至之前仁宗册封楚国、魏国两位大长公主都没有仪式，如果要实行仪式，就僭越了位分。另一方面，公主受到册封，公主的母亲苗贤妃也有册封，公主有仪式而贤妃没有仪式，则女儿逾越了母亲，这也不符合礼制。仁宗这一次没有听从胡宿的意见，仪式就按照册封贵妃的规格举行了。

公主下嫁前，由于已经多年没有公主出嫁的先例，众礼官又对于婚礼究竟该怎么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公主下嫁不同寻常婚姻，古礼中以男方家庭为主动方的纳采问名都很难适用，官员们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由李家出面，准备雁、帛、玉、马，在皇宫东门举行形式上的纳采之礼。这后来被记载入礼典，成为后世公主出嫁的依据，但是这种仪式本身，就显示了公主和李家的不平等。

在正式出嫁之前，仁宗先为公主进行了册封大礼，一个月后，又为公主正式完婚。官方将公主下嫁称为出降，这个用词无疑进一步强调了公主的屈就。同时，整个婚礼费钱数十万缗，导致后世公主出嫁时朝廷都会为了拿不出相等的婚礼费用而发愁。

一场又一场的仪式，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婚礼，在满朝的凝视关切下增添了许多无形的压力。表面上仁宗对公主极尽尊宠，但公主被包装得越尊贵，出降带来的落差就越大。这也为公主后来的不适和不幸埋下了祸根。

婚礼三年前，宋仁宗就命人修建公主府第。至和元年(1054)十月七日，当时著名的宦官任守忠主持公主府第奠基仪式，为他撰写祝文的，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祝文说：《礼》崇下嫁，《诗》美宜家。惟筑馆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灵之来护，期不日以斯成。尚飨！

引经据典，写出了仁宗对女儿婚姻的美好祝愿，只可惜后来都没有实现。但是对于李家而言，福康公主的到来是一场灾祸吗？恐怕也不是。

南宋有一位高僧雪巢法一，根据他死后的塔铭《长芦长老一公塔铭》记载，法一年少时即气质出众，谈吐不凡，问之，实出章懿太后家，是李玮弟李瑊的后人。法一是因为厌恶家里锦衣玉食的生活才选择出家的。塔铭说当时李家已经俨然成为贵族：承平百馀年，中外安富，而李氏勋戚之贵振天下，筑大第，建旄节，粉白黛绿充满后房，鸣锺列鼎而食。子孙奉朝请者数十人，朱轮华毂，相属于道，由此可见，尽管李玮这一代仍然性朴，及至公主嫁入李家之后，他们社会身份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李玮的后人又如何了呢？根据神宗朝知制诰苏颂文集中保留的公文，福康公主死前还留下了遗表，为嗣子李嗣徽请官。李嗣徽是从李玮的长兄家过继来的，本名墦，过继之后改名嗣徽。(顺便说一句，福康公主的本名已不可考，《清平乐》原作小说中杜撰了徽柔这个闺名，可能是因为李嗣徽。)由此看来，虽然遭受李玮虐待，福康公主仍然牵挂着李家的子孙，恐怕也不能算作嚣张跋扈，翻脸无情。

这场不幸的起源，可能是宋仁宗试图弥合身份落差的方式。他是一位宽仁的皇帝，对亲情十分重视，但他表达亲情时，却又常常忍不住利用自己皇帝的特权。他想要补偿李家，却选择了公主下嫁的手段，赋予他们皇亲国戚的身份；他想要对公主好，却选择了赋予她逾越一般公主身份的特殊尊宠，反而加剧了公主心中的落差。也许在仁宗心里，先给公主一系列特权和荣宠，再将她下嫁李家，是既对公主好，又对李家好的两全其美之策，然而这最终造成了女儿一生的痛苦。这时仁宗再试图用特权来挽救女儿，群臣便不再依从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光对仁宗不善于治家的批评，也是有其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