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家谱建祠堂的意义

　修家谱建祠堂的意义，很多人的老家都有祠堂，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以下分享修家谱建祠堂的意义。

修家谱建祠堂的意义1

　修建祠堂的主要目的是供奉和祭祀祖先，但除了祭祀意外，祠堂也是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等的场所。

　祠堂是一个宗族的中心，是宗族议事、聚会、执法的场所，修建祠堂对内可增强族众的荣誉感、宗族观念及凝聚力，对外可显示族威，抬高其宗族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儒家伦理里中，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地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

　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

　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

　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

　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

修家谱建祠堂的意义2

　农村大肆兴建祠堂，修族谱，这是一件好事情， 中国人的根在哪里，就在族谱中，中国人的寄托在哪里，就在那祠堂里。

　我们应该鼓励修建祠堂。修建族谱，举办族人大会。但是我们也反对那一种浮夸的，超级浪费的奢侈型的族人聚会。

　一个中国人，可以是无神论者，有神论者，但是必须敬养祖先，这种思维是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我们是在祖先的庇护下成长，祖先就是我们的根。

　兴建祠堂也是更好的供奉我们的祖先，让我们心里更加的踏实， 神佛面前，祖先似乎离我们更近。

　重新修祠堂，修族谱，就是让我们进一步认识祖先曾经的辉煌，也激励了这些后世子孙们，必须要努力，否则对不起祖先，成不肖子孙，所以这绝对是好事。

　盛世修典，修祠堂。本质上是一样的。 修祠堂、拜家谱，荣耀祖先，流转传承，就是精神价值感的时空满足；

　修家谱、建祠堂是民间对官方信仰的模仿； 精神有所依托，行为有敬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民间精神需求，宜疏不宜堵，需要引导这种现象。

　 一、价值宣言，形式上的光宗耀祖

　改革开放40年后，解决了温饱，小康问题之后。农村人也有了更多精力、金钱来考虑精神世界的满足，人是价值的存在。

　修祠堂、拜家谱，就是精神世界价值感的时空满足：修祠堂，空间上展现了这种生命存在价值感；拜家谱，时间上展现了家族不断代，流转接续，兴旺发达。

　无论是修祠堂好，拜家谱也好，本质上是情感上链接与祖先的通道，展现成功的精神价值。

　 二、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空间寄托

　学术上称呼民间信仰为中国第六种宗教。民间信仰包含了祖先崇拜、地方神灵信仰（如妈祖、临水夫人、将军庙、天后宫）等。

　所谓的宗教信仰必然是有程序化的仪式、宗教活动场所、成文经典教义书籍等内容。 民间信仰中家谱就是文本，祠堂就是空间场所，逢年过节的祭祀拜谱就是仪式。

　而修建祠堂、族谱，精神有所依托，行为有敬畏，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而为了荣耀祖宗，必然在实际上发奋图强，这也是有一定现世价值的。

　 三、文化传承，社区公共生活再造

　迈向现代化，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弱化，情感链断裂，一切向钱看，由此而来的“文化震惊”，让我们内心总是怀念过去。

　现代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传统文化的式微但不否认它的当代价值。

　那人们怀念的过去，到底是什么呢？是文化。修祠堂，家谱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有一定值得肯定价值。

　 四、家族情怀，凝聚力展演

　戈夫曼认为，人生是个大舞台，我们只是按照剧本在表演。而剧本就是生活场景，而台词就是规则。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我们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终究不过让自己内心认可自己，让别人承认自己。

　祠堂、家谱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承，有很强的范围界定。修祠堂、家谱等于是树立了大家族的形象与荣耀。

　这在农村意义很明显，告诉其他家族我们是个大家族、有历史的大家族。这也是一种安全感的需要。

　 五、家风延续，美德的传承

　一座祠堂，就像一位母亲，虽历尽沧桑，却总是天下儿女向往的地方。

　在那里，有先前的风气，有我们的老规矩；在那里，供奉着祖先牌位，供奉着天地人的大道理；在那里，血脉绵延，传承赓续，生生不息。

　太平时期，建祠修谱，供人景仰，当然是很隆重的事情。 清白传家，自是历代族人的愿景。

　祖宗都想让后人学好、过好，和睦兴旺，一门清正。一直以来，犯事违法的人，是不准进入祠堂的，也是上不了族谱的。当然，这是天大的事，一个人入了“谱”，心里才会踏实。

　祠堂祭祖，已然成为血脉汇聚、增进感情、精神认同的家族功课和不忘根系、感恩思孝、端行修德的人生功课。

修家谱建祠堂的意义3

　祠堂，在古代又称“家庙”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古老建筑。在历史上它是家族议事、供奉祖先、继承传统、团结家族的一个重要的聚集场所。

　在现代，祠堂文化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是获得文化归属感与共享感的直接媒介，对于大众的文化认同和归属及农村基层的文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也是很重要的一笔传统文化遗产。

　祠堂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远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便开始萌芽，到宋代形成了较完备的体系，明清时发展到高峰。

　祠堂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人们敬畏自然，尊崇祖先的反映，也是服从服务于多数历史朝代“孝道治国”的大政方略。盛世修志，盛世建祠。宗祠文化的繁荣也是侧面反映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现实。

　 祠堂文化的三大意义

　教化意义：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收宗睦族，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向后人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

　规范意义：指祠堂文化对族众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起的约束作用。

　维系亲情意义：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长逝： 称年高有德的人之死。

百年： 称年高的长辈之死。

四游： 旧时称老年人之死。

登仙： 旧时称老年人之死。

作古： 旧肘称年长者之死。

逝世： 称一般成年人之死。 去世： 称一般成年人之死。

谢世： 对一般成年人之死的雅称。

溺： 称末成年人之死，亦称找死者。

天： 称幼年人之死。

古代对人死的几种称谓

崩： 是称天子之死。 (崩是自上坠下的意思)

升霞： 是称天子之死(潘岳《征西赋》：“武皇忽其升遁。亦称（“登遇”)

星驾： 是称天子之死。

赛： 是称诸侯之死， (古代二品以上的官员之死称蔑)

卒： 称大史之死。 (卒是终的意思)

不得： 是称士人之死。

寿终正寝：称成年男子特别老年男子的正常死亡(古时男子将终，卧 于正厅东首，安键死去)

寿终内寝：是称成年女子特别是老年妇女的立含死亡。 (古财女子将 终，仍居内寝，不必迁动)

失信： 是自言父亲之死。 (估是依靠的意思，失估就是失去了依靠)

失持： 是自言母亲之死。 (侍是依靠的意思，失待就是失去了依 赖。 《诗经》有“无父何估，无母何恃”之句)

殉：称有 所作为、追求理想、道义而舍生乱

殉国： 称那些为国难、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台生者。 (文天样作为 民族英雄，人们称他的死为“以身殉国”

殉道： 称那些为国难和正义而舍生者。《孟子。•尽心》“天下 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殉节： 是称那些为节义而舍生者。

殉难： 称为国家或为正义而台生者。

遇难： 称因被迫害或发生意外而死亡者。

被准： 是称因灾祸或重大变故而死亡者。

揭难： 称遭受灾祸或疾病而死者。（推音黎)

藏难： 是称领袖人物、革命志士遭受人为的灾祸而死者。

遇害： 称因意外之事而死者。 (如因飞机失事和车祸死的)

田径： 是称为了正义事业舍弃生命者。 (如在战场上最后战死者)

就义： 称为了正义事业被敌人杀害者。 (就义，即成就义)

逝世： 称一般成年人之死。

去世： 称一般成年人之死。

谢世： 对一般成年人之死的雅称。

长逝： 称年高有德的人之死。

百年： 称年高的长辈之死。

四游： 旧时称老年人之死。

登仙： 旧时称老年人之死。

作古： 旧肘称年长者之死。

永别： 称亲朋好友之死。

分手： 是丈夫称容于或妻子称丈夫之死(即分开之意)。

陨： 是称元帅、大将之死。 (如将星陨落)

溺： 称末成年人之死，亦称找死者。

天： 称幼年人之死。

困： 古称上等人物之死。

随： 称饿死者。

羽化： 古称成仙为羽化，称年高或尊长者之死。(苏拭《胡《堑赋》： “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弃养： 对父母去世约婉称。(父母去世，子女不能奉养，锁甜。弃养。

迁化： 谓一般人之死。 (《汉书；外戚传》： “恕迁化而扬下令，魄 放逸以飞。

因寂： 是称佛或僧侣的逝世。

涅盘： 称佛之死。

见阎王： 谓作过坏事的人之死。

上西天： 含贬义，对作过坏事为人的死亡代称。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但人们对“死”，自古至今都讳莫如深，为避讳起见，取了诸多别称。 古代对人死的称呼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严格的等级制度，《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家谱个人简历模板

　中国家谱保存至今的，以清代和民国的为主，约占全部数量的将近90%。就这部分现存家谱来看，尽管其编纂形式有所不同，编纂体例有详有略，记载范围有大有小，记载内容有多有少，编修重点各有侧重，但其格式基本上是相同的，是统一的，是有章可循的。一部体例完整的家谱，大致应有以下各项：

　1谱名

　一般均称为家谱、宗谱、族谱、家乘、世谱、统谱、支谱、祖谱、合谱、联宗谱、大成谱、房谱等，也有的称为谱传、真谱、渊源录、源流考、清芬录、世典、世牒、世恩录、故谱、族谱图、族系、族讲、石谱、世家、私谱、本书、大同谱、乡贤录、传芳集、家传簿、先德传、系谱、谱志略、家谱汇编、家模汇编等，可谓名目繁多。

　2谱序

　稍具规模的家谱，卷首一定会有一篇至几十篇不等的序文，它是每部家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

　一。谱序包括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跋语、目录和刻印人名以及其它关于本族的记述。

　3谱例

　又称凡例，主要是阐述家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一般而言，一些家谱在每一次续修时都会订出若干条适合社会潮流与需要的规则，以作为修谱时所要遵循的原则。

　4谱论

　许多家谱都专门辟有谱论一章，专收先贤的谱说、谱论、谱议的篇章和古代经典中的有关论述，对修谱的作用、功能、意义、历史、原理、方法等加以发明和阐述，是研究谱学的宝贵资料。

　5恩荣录

　主要内容为历代皇帝对家族中的官员及其家谱的敕书、诏命、赐字、赐匾、赐诗、赐联、御谥文、御制碑文以及地方官府的赠谕文字等，以显示和炫耀朝廷对该家庭及其成员的奖励和表彰，同时反映本家族的地位和身份。

　6像赞、遗像

　祖先及家族中历代英贤、重要人物的图像资料，一般为正面是遗像，背面是像赞。

　7姓氏源流

　中国家谱素来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明清以来各家谱也大多有记姓氏源流的一章，或称姓氏源流，或称宗族源流。它主要是用来记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始祖、世派、迁徙、各支派间关系甚至改姓的原委等。

　8族规家法

　是宗族家族成员共同制定的、用以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宗族法规，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称各异，种类很多，诸如家规、家约、家戒、家法、家礼、家典、家仪、家条、族规、族约、祠规、祠约、规范、规条、规矩、条规、戒谕等。

　9祠堂

　记载宗族、家族祠堂修建的历史，介绍祠堂的建筑规模、地理位置，收录有关祠堂的碑文、诗文、祠联、祠匾、祠堂图，建祠捐资人名，记录祠堂内神位世次、配享、附享、祭祀情况等。

　10五服图

　又称服制图。所谓五服，就是指古代丧服制度中的五种服色，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丧服是根据生者与死者的远近亲疏关系而穿着的一种服饰。因五服本身就表明生者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同时又表明与死者同有关系的生者与生者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不仅在执行丧礼时要涉及到，而且在执行宗族、家族事务及执行法律时也必须涉及，所以家谱中一般都载有五服图。

　11世系

　这是家谱中的主体部分，又称为世系图、世系考、世系记等。这部分内容为所有中国家谱共有，因而成为家谱区别于正史、地方志的最明显的标志。世系表除欧阳修、苏洵所发明的欧式图谱和苏式图谱外，还有两种比较常见：(1)宝塔式图谱：这一图谱形式何人所创、创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最迟已在南宋时出现了，因此很可能也是北宋人的产品。(2)牒记式图谱：这一图谱的特点是分别按世代以文字叙述先人的事迹，既不用线条，也不用图表。

　12传记

　家谱中的传记又称行状、行述、行实、事状、志略等，其体裁有传记、行状、寿文、贺序、墓志、祭文以及抄自史传中的资料，主要载录家族成员中“方行可书”的“忠臣孝子”、“节妇义夫”的事迹和传记资料。

　13谱系本记

　也称作世序、世系录、先世考等，主要内容与世系部分大致相同，记载本族成员的简况，即本人名讳、父名讳、排行、字号、生卒年月、寿数等。

　14族产

　记录家族、宗族的集体财产，如祀田、坟地、义庄、学田、义墅、山林、房屋等。

　15契据文约

　专门登载与记录和族产有关的契据文约、管理制度以及宗族、家族内部关于承嗣、婚姻、分家等的文书及契约。

　16坟茔

　记载族中公共坟地的情况，包括墓地图、坟向、祖坟及各支派墓地分布等。

　17名迹录

　记载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堂舍、庵寺书院等。

　18任宦记

　记载族中成员历代官宦名人事迹，其内容与传记部分大致相同，包括履历、科第、政绩、功勋、著作、学说等。

　19年谱

　是按照年、月、日专门记载一个人生平事迹的一种体裁。

　20艺文

　收录家族、宗族成员的著述，包括奏疏、殿试文、万言策、诗词和各式文章等。

　21字辈谱

　又称派语、派行诗、行第、派引、排行等，专门登载族内成员姓名排行的字语。

　22领谱字号

　中国古代家谱修好后，在派发给族中成员前，对每部谱都编以号码。

　23续后篇

　或称余庆录。指家谱修完后，专门留空白纸数页，留待后世子孙续，以示绵延不绝。

　24纂修、捐资人名

　家谱的纂修或续修，是家族、宗族中的一件大事，涉及族中许多人员，且须动员全族成员捐款助修。

明正德、嘉靖之际，前七子、吴门派、唐宗派鼎足三立，胡缵宗以其现实主义诗歌崛起于陇右，为当时文坛所瞩目，对后世亦产生深远影响。

胡缵宗（公元1480—1560年），汉族，字孝思，一字世甫；号可泉，亦号鸟鼠山人。明陕西省巩昌府秦州（今天水）秦安人。其父祖两代以通经、精毛诗而闻名于陇右，曾任知县。可泉少年时代与弟正宗读书于四川，二十二岁时于西安乡试中举，被荐入京师入国子监，曾先后受知于明代著名学者、诗人、一代名臣杨一清与李东阳，并结识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吕柟、马理等诗友、学友，友谊深厚，终生不渝。这些人，都成为一代名人。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考中进士，殿试策对拟一甲，后因故抑置三甲第一名，特授一甲传胪、翰林院检讨。可泉后累迁至山东、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官阶正三品。“爱民礼士，著于一时，名与况钟相颉颃。”著有《鸟鼠山人集》等著作多种，大部分被收入《明史·艺文志》与清《四库全书》，是明代著名的学者、诗人与书法家。

殿试始末：《明史·选举志》载：明代科举沿唐、宋旧制，而稍变试士之法。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为明太祖朱元璋与刘基所定。体用排偶，代古人言，通谓八股。每三年以诸生试于直省，取中者称举人。次年春举人由礼部主持试于京城，称为会试，中式者由皇帝亲自主持试于朝廷，称为廷试或殿试，分一、二、三甲录取。一甲止取三人，一、二、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二、三甲各取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辞源》谓：科举时，殿试后宣读皇帝诏命唱名叫传胪。至明代称会试第一为会元，二、三甲第一为传胪。至清代则专称二甲第一名为传胪。《辞源》载：“状元、榜眼、探花之下，其第四名，即进士二甲之第一名，通称为传胪，三甲之第一名亦间有称之。”间有者三甲第一名明代称传胪而清代不称之意。《明史·选举志》载：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通称进士。

胡缵宗为正德三年戊辰进士，为三甲第一名，传胪。查正德三年戊辰（公元1508年）科名录，第一甲三名；吕柟、景暘、戴大宾；第二甲一百一十五名，第一名焦黄中；第三甲二百三十一名，第一名胡缵宗。即该科状元是吕柟，榜眼是景暘、探花是戴大宾，传胪是焦黄中、胡缵宗。

《明史·选举志》：“廷试用翰林及朝臣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侯临轩。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传制唱第。”

关于胡缵宗殿试事，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载： “胡缵宗，字世甫，秦安人。正德戊辰进士。殿试策对拟一甲，有权宰私庇其子，抑置三甲一名。李东阳怜其才，请同一甲，传胪，即授翰林院检讨。” 道光《秦安县志》载：“胡缵宗，字世甫，正德戊辰进士。殿试策对拟一甲，有权宰私庇其子，抑置三甲一名。李东阳怜其才，请同一甲，传胪，即授翰林院检讨。” 两志记载全同，惟《秦安县志》少“秦安人”三字而已。关于此事，明《胡氏家谱》有更详细的记载： “殿试策对拟一甲，时有权宰私庇其子，遂置府君为三甲一名。阁臣试官李东阳先生怜其才，特奏请允同一甲，传胪，授翰林院检讨，后不为例。乃授命，同修参对《孝宗实录》”。 《明史》载：“正德三年，焦芳子黄中会试中式，芳引嫌不读卷。而黄中居二甲之首，芳意犹不慊，至降调诸翰林以泄其忿。”又载： “嘉靖二十三年廷试，翟銮子汝俭、孝俱在试中。世宗疑二人滥首甲，抑第一为第三，第三置三甲。”

按：李东阳（公元1447年—1556年），明代茶陵（今湖南茶陵县）人，字宾之，号西涯，天顺八年进士。历仕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以内阁首辅（位同宰相）主盟诗坛，创茶陵派，率先反对馆阁体，为一代名相、著名诗人。

综上述记载，其事甚明。胡缵宗殿试已拟一甲，即为第三名，已是探花。后因大学士焦芳私庇其子焦黄中，遂抑置胡缵宗为三甲一名。阁臣试官李东阳怜惜胡缵宗之才，特奏请胡缵宗等同于一甲，为传胪，特授翰林院检讨，下不为例，得到正德皇帝允许。按明代进士授官，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的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学成后才可在翰林院任官。胡缵宗特授翰林院检讨，为一甲传胪，乃是因怜才而开的一个特例。如此说来，胡缵宗为探花的说法并非完全出于民间传说附会，胡缵宗即使不是探花，亦为准探花，即相当于探花，这是有相当事实根据的，在当时是传于众口，以后又记载于《明史》的。而殿试抑第一为第三、第三为三甲是科举时代常法。《秦州志》、《秦安县志》、《胡氏家谱》均引其事而隐焦芳、焦黄中父子之名，亦可谓厚道宽恕之至了。因明代分一、二、三甲为名第之次，而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好像是特别提出并列第四名，故至清代仅以二甲第一名为传胪云。

仕宦与著作：胡缵宗既任职翰林院，入史馆修《孝宗实录》，开始步入仕途。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他出任四川嘉定州（今四川乐山县）判官，八年升任潼川州（今四川三台县）知州。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召入任南京户部湖广清吏司员外郎，后升任郎中，又调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时宁王朱宸濠据南昌反，率水师出鄱阳湖入长江，扬言攻取南京。胡缵宗为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出谋划策，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捕获宸濠南京内应者。事平，胡缵宗升任安庆知府。安庆为长江上游重要屏障，历来为重镇，他升任后主要完成战乱后的恢复工作：抚流亡，修城垣，革弊政，省徭役，兴水利，奖农桑，治道路，通商旅，三年后都市繁荣，超过战前。离任之日，安庆百姓倾城相送。明世宗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胡缵宗调任苏州（今江苏苏州市）知府。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政务繁剧，历代选德高望重、明达干练者为郡守，唐韦应物、白居易与明况钟先后任职于此。胡缵宗在苏州时以“廉洁辩治”、“名与况钟相颉颃”。离苏州十年后，吏民犹思念不已，为其立“去思碑”。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胡缵宗升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嘉靖十年，调山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嘉靖十五年，升河南左布政使；同年十二月，升山东巡抚右副都御史，曾开修莱河以便民。时鲁王横恣，他上疏弹劾，革鲁王俸三分之二，逮杀其左右群小，吏民额手称庆。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因治河有功，调升总理河道职务，开考城（今河南南考县）黄河支流，以减轻归（归德，今河南商丘县）、睢（睢州，今河南睢县）水患。工程之巨，效益之高，在明代水利史上写下光辉一页，为一代治水名臣。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三月，明世宗幸楚承天府（今湖北安陆县），谒显陵，胡缵宗受小人排挤，改任河南巡抚以迎驾。时逢河南遭灾，他不顾个人安危，奏准救灾银两二十万以赈济灾民。同年十二月，因巡抚衙门失火而引咎辞职，归田著书。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60年），因奸人王联诬告，将其迎驾诗“穆王八骏空飞电，湘竹皇英泪不磨”说成是诅咒，胡缵宗以71岁高龄身陷诗狱。刑部尚书刘讱为人公正，认为胡缵宗迎驾诗是歌颂功德，不是谤诅，应予原宥。世宗恨犹未释，将胡缵宗削籍为民。出狱时，诗人谢榛前往探视，赋诗相赠，诗中有句云：“白首全生逢圣主，青山无意见骚人！”胡缵宗口占一首作答，豪气不减当年，时人传为美谈。75岁时，他完成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愿学编》，这是一部严谨的理论著作，从其中可以窥见其思想、文化观点等。

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即公元1560年9月22日），胡缵宗方挥毫对客，奄然而逝，时年81岁。长安何栋为其作墓志铭，《明史》有传，附于刘讱传后。

按《明史·地理志》载：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即京师（北京）、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现代语言来附会，即全国有十三个行省、两个直辖市。胡缵宗先后任山东、河南巡抚，政绩卓著，其事功亦大有可观者在。

《明史·艺文志》收录胡缵宗著作有《胡氏诗识》三卷，《仪礼郑注附逸礼》二十九卷、《春秋本义》十二卷、《安庆府志》三十一卷、《汉中府志》十卷、《巩郡记》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鸟鼠山人集》十八卷、《拟古乐府》四卷、《诗》七卷。此外著作尚有《拟汉乐府》、《潼川州志》、《苏州府志》、《羲台志》、《秦安县志》、《愿学编》、《近取编》、《读子录》，编有《汉音》、《魏音》、《雍音》、《唐雍》等。当时与后世尊称其为“关西夫子”。

学术思想与诗文艺术特色：胡缵宗生当末世，武宗、世宗均非明君。武宗初用宦官刘瑾，后用佞臣江彬，行幸无时，荒*无度，为明代著名酒色皇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北部边防时时告急，藩臣谋乱，民不聊生。世宗初期曾一度重振纲纪，后任用张璁、桂萼、夏言、严嵩为首辅，二十余年不理朝政，以致朝政日非。终嘉靖之世，内忧外患频繁发生，一派风雨飘摇之景象。胡缵宗多次在诗文中称其所处时代为“季世”、“叔末之世”，惊叹“海内民穷财尽”。他有才能，有抱负，推崇历史名臣王安石、范仲淹，然而时无明君，权奸当道，社会黑暗，仕途坎坷，所以又时有归隐思想，景慕陶渊明、林和靖。这些矛盾心态都在其诗文中有真实的反映。

在文学创作上，他所处时代正是前七子高举复古大旗时代，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以康海、王九思、徐祯卿为中坚，“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用意在矫正“馆阁体”之弊，但最终却以模拟为能事；吴门派以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祝枝山、王履吉等为代表，多为诗人兼书画家，其诗以题画、写景、抒情为主，感情真挚，格调清新，但在回避现实矛盾上却和前七子殊途同归；唐顺之为代表，以古见长。以上诸人多为胡缵宗挚友，但在文学创作上，他却铭记高祖胡钧“大丈夫当自成家”教诲，推崇《诗经》，走现实主义道路。

在哲学上胡缵宗推崇程朱理学，尤其是关中张载理学与河东薛瑄理学，张、薛学说具有较多朴素唯物主义色彩。

他推崇传统儒家诗学理论，提倡因流觅源，综合创造，反对摸拟。他在《愿学编》中尖锐指出：“今之学诗者规规于摹仿，求其必似，……似工矣，而实未工也。”当时复古派风靡天下，这是隐含着对他们的批评。“兴到成歌咏”，这是他在《从家父携诸弟诸儿游凌云寺》中诗，足以概括其诗歌写作中一个重要特点，即其诗多为“兴到”之作。《鸟鼠山人集》中有大量“口号”、“偶成”、“偶然作”、“走笔”、“率然作”字样诗题，说明其诗既非宿构，亦非模似古代名家作品，这在模拟诗风盛行的明代中后期，堪称中流砥柱。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善于向南朝乐府学习，并向同时代吴中诗人学习，故至江南后诗风为之一变。后七子主将王世贞在其《艺苑巵言》中载：“胡孝思尝为吾郡守，才敏分流，前后罕俪。公暇，多游行湖山园亭间，从诸名士一觞一咏，题墨淋漓，遍于壁石。”从中大可窥见胡缵宗昔日之风采。纵缆其全部诗作，可以说其诗感情真挚，风格瑰伟多样，在明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

胡缵宗现存诗千首以上，始作于正德戊辰年（三年），终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诗歌创作终其一生。按诗歌内容可分为社会、山水、咏物、唱酬四大类，以社会诗与山水诗为大宗，约占三分之二。社会诗散见其诗歌各个时期，反映正德、嘉靖年间社会生活广泛而又深刻，社会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均很高。其《拟古杂诗七首》直书正德皇帝与其佞臣南巡南京时玩弄妓女、*人妻小的丑恶行径：

幕中歌吹声，选妓色倾城。不谙君臣礼，时时并马行。 惊喜君王至，西华夜启扉。后车三十乘，载得美人归。

李天舒教授曾编注《鸟鼠山人胡缵宗诗选》评曰：“这七首诗是一组尖锐的政治讽刺诗，乃我三千年诗史所宜宝，无论明代。直书其事，此诗史之笔，若《诗经》之《伐檀》，战国之屈骚，盛唐之杜诗，赵宋之辛词，元代之关曲，莫非此笔之如椽者。至明代乃有胡缵宗出，绍其不绝如缕之余绪，独放异彩于明代诗坛，厥功不亦伟乎！”评价极高，亦极精当，读遍明诗，难以重睹敢于如此面对惨淡人生的作品，数百载之下犹凛凛有生气。《偶成巴东》、《发罗江即事》、《雅州》、《发眉州》、《威远道中即事》、《东阿道上》、《白龙吟》等诗都是他置个人安危性命于不顾，为民请命的血泪之作。

又如其五律《方氏承恩图》、《习古斋》实为悼念明代大儒方孝孺而作，谓方氏虽死犹生，隐寓着对明成祖暴行的严正批评；五绝《怀杨殿撰三首》是怀念友人四川才子状元杨慎流放云南而作，诗中历举贾谊、李白、杨雄、司马相如诸人以赞其绝世之才，哀时命之蹇，“汉文终有道”者，犹言嘉靖终无道也。这些诗力透纸背，都是明代难得的现实主义佳作。

山水诗在《鸟鼠山人集》中质优而量多，尤其是巴蜀江南诸作，足可代表明代山水诗的最高成就。代表作品有《次中岩四首》、《登金陵观音阁》、《寄题叠嶂楼》、《登塔》、《登天柱阁三首》、《可泉歌》等，兼有北诗之豪放与南诗之灵秀，在风格上形成了多样化的统一。如《登天柱阁三首》之一：

与客登江楼，横江山欲浮。云当天柱出，月傍小孤流。 帆外收吴楚，尊前落斗牛。祢漫忽千里，倚槛思悠悠。

此诗气象雄浑，想落天外，清新俊逸，格调高古，是胡缵宗代表作之一，被收入《明诗别裁集》中。又如七古《可泉歌》：

九龙鼓鬣擎长山，山麓山泉临我牖。上有三窟焕如台，下有七穴灿如斗。 南屏嶓冢北崆峒，大陇小陇土何厚。羲皇画卦咫尺天，陇水渭水分冈阜。 邑中有泉一无可，唯兹可浸亦可薮。泉色溶溶涵女牛，泉声汩汩鸣琼玖。 我圃有芹碧池羹，我径有梨华峰藕。虽乏张翰之秋莼，却多周颙之春韭。 金丸两树樱桃盘，水晶一曲葡萄醅。华发相携只素琴，白衣相赠唯玄酒。 引泉溉之未盈科，东家西家分先后。秋凉收蔬三五畦，冬寒冱麦一两亩。 我泉之泽力止是，不似惠泉堪大受。日泻泉流随地滋，可云可雨犹翘首。 虽非穹窿济川才，似亦沧浪濯缨手。所至薄有润泽功，源头活水吾宁负？ 我庭亦欲植三槐，我门今看栽五柳。还山况值太平年，折简时送平生友。 树杪有鸡白出枝，床头有酒绿盈缶。倒觞秋月歌奚童，击筑春风醉邻叟。 我行未和梁甫吟，我归得献南山寿。日光流动我何之，众谓兹泉唯我有。 生而不淑逢叔文，嘉州外补登凌云。上亦有泉名亦可，就日酌之兰桂芬。 凤池误入惭承旨，留都召还惊扬子。汉嘉九嵿激三江，潼梓通津乘巨淙。 龙舒青草冲小孤，吴门白茅壅太湖。会稽溪仄妨海潮，太原霾动起汾涛。 海岱依稀浚百泉，河漕思唯平九川。汴垣上下理浊河，艮岳南北愁洪波。 吁嗟乎，源泉虽多流未长，到处其如底定何！初睹翰林之汪秽， 终俯兰台之巍峨。归来依松坐白石，岩畔与泉时婆娑。

按可泉之水源出秦安县南五里之长山，山麓有邢泉村，有娲乡圣母宫、可泉寺诸名胜，为胡缵宗幼年读书之处与晚年归隐著书之处。又胡缵宗号可泉。全诗前半咏泉，后半咏已，咏泉之中有已，咏已之中有泉，神明变化，一以贯之。全诗有对可泉景物的描写，有对一生往事的回忆，慷慨淋漓，一气呵成，有哲人豁达之度，无美人迟暮之叹，平生志趣，用舍行藏，俱见此五百字中，于豪放雄浑之中，复见其苍劲挺拔如老松古柏。在明代七古中罕有其匹。

七律组诗《漫兴》八首写其生平壮游，宦海浮沉，笔力雄肆，意气豪迈，势如百川赴海，一泻千里，略无挂碍。如其八：

河岳重临紫气开，兰台薇省总非才。晓迎宸舸六龙渡，夕捧琱舆八骏回。 新敕特颁星灿烂，旧衔仍改隼俳徊。岁灾投劾得归去，猿鹤翻惊旌忽来。

《漫兴》八首与七古《可泉歌》被推为《鸟鼠山人集》中七言双璧，祥加品味，确非虚誉。《可泉歌》更被推为压卷之作，这是因其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明代著名文学家王慎中在《鸟鼠山人集序》中谓胡缵宗诗“甚宏深”，有“专精果毅之力”，“文以泽其质，律以谐其音，彬彬乎何声之富也”，“今有欲知秦中之美且盛者，舍是诗其何观”，中肯地指出其诗歌成就，风格特征，溯源所自，以及在明代诗坛的影响和地位。现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在《鸟鼠山人胡缵宗诗选序》中谓：“他的诗质朴而富有感情，要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象当时吴门派唐伯虎（寅）、祝枝山（允明）等人逃世于书画，玩世不恭，倜傥不群，他是不肯干的。可是唐、祝诸人喧腾于众口，胡氏却寂寞于身后，这是历史的不公平。”《鸟鼠山人诗选注》等书籍的出版当补救这不公平的历史，补写出明代文学史上的光彩夺目的一页。

都御史长安何栋在胡缵宗墓志铭中赞其“经济宏伟，功业垂于当年；学海渊涵，著作传于今日。”今秦安县已于城南可泉读书处修胡缵宗纪念馆，纪念馆占地一亩五分，由殿宇与厢廊若干间组成，陈列胡缵宗著作、书法作品、影图等，以纪念这位明代著名学者、诗人与书法家。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甘肃诗词学会会长袁第锐曾为撰联：“一泓碧水，十里青郊，虽辋川无法以过也；九月黄花，三春绿柳，便桃源未必胜之。”裔孙胡喜成亦为之撰联：“此地有幽林翠柏，绿野风烟，东山歌酒，遥思在手青云，园接南峰秦陇望；他时逢春韭秋芹，平泉草木，西塞虹雷，犹冀弥川紫气，天回北斗玉溪流。”

选自《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

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

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

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

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

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

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

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

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

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

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

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

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

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

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

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

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

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

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

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

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

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

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

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

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

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

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

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

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

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

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

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

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

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

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

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

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

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

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

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

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

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

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

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

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

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

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

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

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

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

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

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

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

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

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

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

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

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

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

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

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

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

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

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

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

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

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

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

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

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

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

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

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

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

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

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