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家族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亦称李合肥，汉族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1855）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1873），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编辑本段入仕之前

李鸿章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

编辑本段结交恩师

李鸿章字词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编辑本段湘军幕僚

李鸿章签名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编辑本段组建淮军

李鸿章的官服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各个时期的李鸿章(20张)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淮军四字营或四大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编辑本段镇压起义

李鸿章发迹史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李鸿章的生活(11张)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李鸿章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芜湖历史悠久，诸多的历史名人曾在此留下足迹，并留存过房宅院落，这些古老且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不仅是芜湖人的记忆，更诉说着传奇的故事。其中，位于芜湖古城儒林街48号的小天朝，就熏染着一段李鸿章眷念亲情的故事。 图为位于芜湖古城内儒林街48号的小天朝 小天朝——李家嫁妆，昔日繁华 "小天朝"建于清光绪年间（约在1890年前后），是晚清重臣李鸿章送给侄女儿的陪嫁房，属于李氏家族在芜湖的众多房产之一。李鸿章弟兄六人，这其中，他对于小自己十二、三岁的六弟李昭庆特别痛爱，加上李昭庆英年早逝，故李鸿章对李昭庆的几个子女一直关怀备至，视如己出。他将李昭庆长子李经方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并立为长子，还将自己的爵位传给李经方，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当李昭庆的女儿出嫁时，李鸿章极尽奢华之能事，倾其所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天朝位于芜湖古城儒林街48号，粉墙黛瓦，三进二层，占地面积约1591平方米，建筑面积2318平方米，前后都有大花园，是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气势非凡的徽派古建筑群。《鸠兹古韵》一书曾记载：「 ”小天朝”是芜湖古城内现存古建筑艺术的最高范例。” 走进小天朝，硕大的院子足以让你感受到他过去的气场，院子的设计风格是三进三出，陌生人来访是在第一个院子迎接，会客是在第二个院子，而女人只能在第三个院子，封建的习俗制度在小天朝突显的淋漓尽致。 「 ”小天朝”是采用粗大的通天柱与梁架组成了一个完整牢固的建筑框架，规格较高的卷棚轩，造型优美的梁架风格，拱轩梁雕刻以大象为主题，"象"的谐音是宰相的"相"，一看便知这是官宦人家。 「 ”小朝天”充分利用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建筑艺术性和实用性得到完美结合，代表了清代晚期芜湖地区建筑水平，具有很高的科学、艺术价值。通过它也可以对清代晚期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 小天朝——历史变迁，多次辗转 民国以后，李氏家族逐渐衰落， 39军军长刘和鼎将「 ”小天朝”收购下来，改为官邸。 刘和鼎 刘和鼎（1894—1969），字波鸣，15岁肄业于芜湖安徽公学，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1938年武汉会战中，任 第39军军长。 建国后1958年，「 ”小天朝”由刘和鼎后人捐给国家，此后，「 ”小天朝”先后成为芜湖卫校、师范学校附属幼儿班、工农兵幼儿园、环城南路幼儿园的校址。 2005年，「 ”小天朝”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7月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光变迁，岁月游走，时间的尘埃不知不觉间堆上了历史的土壤，却总有一段往事让人回味。 图为姚和平手绘「 ”小天朝”图

李鸿章（1823－1901）

关于图案来源。

中国的《周易》和道教在韩国颇有影响。1882年8月，两位李氏王朝的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奉命赴日本谈判。当时李氏王朝尚没有国旗，这两位使者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没有国旗是不行的，两人商议，决定用《周易》中内涵丰富、富有深刻哲理的太极图作为国旗图案。于是，他们在去日本的船上绘制了一面太极旗。两人回国后，将绘制国旗一事向政府作了汇报，受到肯定和赞扬。第二年即1883年，李氏王朝正式颁布该旗为李氏王朝的国旗。

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时，决定将太极旗作为韩国国旗，并于1949年颁布了制作标准：太极旗横竖比例为3比2；白底代表神圣的国土；太极图象征宇宙天地浑成以及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中间太极的圆代表人民；太极的两仪为上红下蓝，分别代表阴阳。

李鸿章二十四岁由科举入仕，遇乱世而兴于行伍，因中兴之功居疆臣之首，以相国之权经营洋务，致死方休，凡五十五年。

　　这五十五年，是数千年来中华帝国最为危机深重的年代。内忧外患，罕有宁日。李鸿章平内乱御外敌，几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帝国视为最后长城。然近世以来，国人皆以国贼视李鸿章。直至他死近百年后，才有一个同乡后学称他为“内说昏君、外御强敌的杰出政治家外交家”。我不绝对地赞同这个观点，但绝对不反对。李鸿章作为一介文人，所走的路迥异于历史上的其他文人，这是拜历史所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绝对是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先进而有远见的。

　　李鸿章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守和局，保疆土”。“保疆土”是目的，“守和局”是前提。李鸿章1847年中进士，他不可能不知道鸦片战争的炮声和帝国面临的重重危机：海外列强环伺，海内积弊已久，险象环生。他作为一个帝国的臣民，对大清帝国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感的归属感（这一点，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有论述）：既然入朝事君，就有责任帮助王朝分忧解难，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帝国重臣！这里显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在里面。而不久，太平天国事起，李鸿章投笔从戎，回乡办团练，始入行伍。后来兴于湘军，创立淮军，接连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直至同治九年（1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军功而封疆，在中兴诸臣中并不鲜见，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皆属此类。然惟李鸿章的政治思想最为成熟，在帝国历史的后期作用也最大。

　　从思想核心的“守和局，保疆土”发散出去，是作为前提的“守和局”。“守和局”有两大块面的含义，其一是对外守和局，为帝国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其二是对内守和局，镇压起义，理平国内秩序。在此基础上，创办洋务，发展国内工业；推行新法，改革陈旧体制。

　　作为一个有着国际眼光的政治家，李鸿章深知外守和局的重要性。外守和局，既是与海外修好，不言战事；也是开埠通商，互通有无。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后果，李鸿章不会不知。所以当他身当大任，便会以此为鉴，尽量避免与列强兵戎相见。帝国问题众多，必须平一平心绪慢慢调理。一味与列强起兵言战，则内乱何时穷了？况战则又败必割地赔款，于过国何益？这些问题，李鸿章肯定想过：院子太大太乱了，那么先跟邻居搞好关系，打理好自己的院子再说。更何况，一旦开战，将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外守和局，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好事。外守和局的第二曾意思是开埠通商，互通有无。李鸿章明白，洋人是打不走的，他们所图者，唯利而已。开埠互市，让洋人和平获利，免得话不投机又动刀兵。同时，中国也能借互市而互利，取人之长，何乐而不为？李鸿章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些，这就是他的前瞻性了。请看一份奏折：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看看，李鸿章甚至看到，互市搞得好，能使地球“胥聚于中国”！这等眼光，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见其落伍。当然，作为中兴诸臣中外交能力最为出众的一位，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出国际交往的本质。比如，他在另一份奏折中这样写道：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尤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完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佯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百年以前，李中堂，即已看出列强的本来面目：“佯托和好”是表象，“阴怀吞噬”是目的；手段是“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这些话，不但在百年之前的清帝国罕有言者，即使在今天，也属振聋发聩之声。

　　一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李鸿章的政治思想中，对外修好、开市互利只是守和局的一个层次，更主要的是内政。经过太平天国战火的李鸿章深知，没有什么比内乱（内战）更误国的了。所以李鸿章对内乱毫不手软：在与湘军合力绞杀了太平天国后，他又率淮军镇压了捻军，然后“剿平北山土匪”，平定天津教案。他必须打整出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光理平国内秩序还不够，还必须兴办洋务实业兴国。早在淮军进入上海不久，他便兴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洋枪三局，然后又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时，一大批洋务企业在中兴诸臣的支持下兴办起来。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而后，李鸿章又建立轮船招商总局，开矿，办学堂，修铁路。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留下的民族工业的点点星火，却让数代中国人一直受益。作为“守和局”的主要军事手段，李鸿章建立了一支一度雄居亚洲第一位的近代舰队：北洋水师；同时还编练了一批新式陆军。我个人一直认为，李鸿章最称得上政治家手笔的，是与曾国藩合疏选幼童赴美留学，这一举动，为整个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先进人才。清史稿在论及李鸿章的施政作为时说，“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送幼童赴美，正是为了培养一代受西方教育、明西方法度的青年。只有培养了这样一代人，变法改制才有根基，新法新政才有社会基础。遗憾的是，各方势力的争斗，使得幼童留学一事半途夭折，不能竟厥功，实为一大憾事。所以当1895年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时，李鸿章居于后党反对变法就可以解释了：少年天子一使脾气，改革新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其意，并能够由衷地执行？虽然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已经五十余年，长在人们脑子里的，除了君臣父子，难道还会有民主自由？孱弱的病人用猛药，能经受得住么？一旦国内局势失控，怎么还能“保疆土”？不过，到临死时，李鸿章已深感帝国江河日下，自己独臂难支，因此他不得不在遗折中祈求太后、皇帝能够“举行新政，力图自强”。这是后话。

　　李鸿章“守和局，保疆土”的政治思想，放到今天，也不见落后。把他的思想转换成现代政治话语就是：睦邻友好，争取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开放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积极发展经济；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地改革政制。这与今天的“韬光养晦不举旗，埋头苦干求发展”何其神似！更可贵的是，改革政制这个命题，李鸿章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

　　我一向反对用某种纯粹的片面的阶级观点看历史，对李鸿章就是这样。你可以说他镇压起义、反动历史，他是身为人臣、恪守本职；你可以说他避战自保、丧师失地，他是外缓恶战、力图内治；你可以说他城下立约、丧权辱国，他是抱残守缺、力纾国难。英雄尚有气短时，只可叹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倒的千年老屋，已非一个裱糊匠修修补补所能挽救的。庙堂上诸公衮衮，纵横捭阖于列强间，只有一人；江湖中众生芸芸，千夫唾骂为卖国贼，也只一人。

　　李鸿章，生在中华帝国最危险最动荡的年代，他每次出场，都是“安危之所系”，他每一次承担，都是“人情之所最难堪”。人们在骂？由他们骂去！受国大任，死而后已。在他死前不久，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了一首诗：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封尘。

　　经营富庶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人。

　　濒死之言，当属由衷。李鸿章之所以能背着骂名救国于危亡，不过是为了做个“贤臣”，其根本的心理出发点，只是为了“酬圣主”——最传统的中国文人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