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由于历史和地缘缘故，东南亚地区也有相当多的华人，不过，华人内部间也是有分类的，一般的国家可能不太分这些，只是华人内部会粗略按照民系分为闽南、潮汕、客家、广府等（基本上东南亚的华人都是闽粤一带的），说着不同的方言，然后习俗上有些差异等。

但是，有一个国家是除外的，这就是越南，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越南和我国一样是有民族识别政策的，那越南是怎么分华人的？

越南人分华人不是根据上面这些广府、客家之类的，越南政府的分法很有意思，越南内部分为54个民族，其中有3个民族和华人有关。

其中最大的，自然是华族，这就是华人，其中广府人与潮州人占多数。2009年越南人口普查，华族为823,071 人（占越南总人口096%），不过，这些华人大部分都是清朝之后去越南的中国劳工，或者因战乱逃过去的中国难民后代。华族，主要分布在越南南方。

那更早些就没有中国移民吗？有，越南很早就有汉人移民，不过因为越南本身也是汉文明国家，又是从中国封建王朝脱离而来，所以很多人是汉人还是越人也很模糊，自然而然就成了越人，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乡人”，他们不愿意归顺清朝政府，明末迁徙到越南南方，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越南留下了许多文化印记。由于不断的混血、本土化和强制同化等因素，他们逐渐失去中国国籍、失去对“中国人”之身份的认同和失去使用汉语交流的能力，人口也逐渐减少。今天在越南的明乡人已经融入越南文化、改用越南语，改尊京族习俗，变成京族的一分子，因而不再被视作华人或华族人。

不过，除了华人外，越南还有两个民族很有意思：山由族和艾族。这两个民族，其实也和华人有关系。

山由族

先说说山由族，山由族，自称山瑶，主要分布在越南北方太原、永福、北江、广宁、宣光等省的山区，人口12万多，操畲语（过去学者仅记录山由族使用的是广东方言，但实际上山由族所使用的为受到客家话和粤语影响很深的畲话，不过，实际上当地人说的话和现在的粤语也很像，广东人也听的懂大概，听起来就像带口音的粤语）和越南语（后来学会的）。这个民族是哪里来的呢？根据山由族的传说和家谱得知，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叶，山由族从中国博罗县、归善县迁入越南，们的迁徙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陆陆续续迁入。据称，当地的建筑风格还在山由民居中有所体现。当地甚至还存留山由人的亲戚。

这个民族没有被划分为华人是因为法国人的误解，法国人统治越南的时候，把山由人划入瑶族中，成为瑶族的6个支系之一，但山由族还有瑶族的语言、风俗、文化以及生产方式都相差遥远，而和中国的畲族以及一些南方汉人有关系。

那艾族呢？艾族就很特殊了，他们被认为是由来自中国广西和广东地区的畲族、疍家人、客家人和黎人所构成，主体为畲裔和客家人，“艾”在畲语中有第一人称“我”的意思，因为艾族讲话时“艾”字不离口，使得毗邻而居的人们通称他们为“艾人”。

正在使用艾灸的太原（越南地名）艾人

艾族的母语是畲话下的一支话，但艾族人多通晓广东话（年轻人则仅通晓越南语，母语保留状况不乐观。），艾族与山由族、瑶族一样，使用汉字书写艾语，有书面语以及白话口语文字两种。过去艾族会书写山歌本、家谱等。但今多数艾族已不再使用汉字，仅道士等神职人员识得。

艾族的汉字文学作品

十九世纪，刘永福带了大批的军民从两广进入越南北部。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以及清国南方的政治动荡，让一群又一群来自两广地区的军民从广西穿过当时的边境，这些人是陆路进入越南的。

同时，也有一个批人是走海路进入越南，走海线的艾族则是在约十九世纪末从中国广东广西沿海移民进入到当时还是受到清廷管辖的广宁省河桧，中法战争之后，越南成为法国保护国，清廷与法国勘定两国边境，大量居住在广宁省的客家人成为了越南的居民（当时存在部分领土交换情况），1920年代部分艾族再次从广宁省迁徙，抵达今天的北江省以及太原省。

后来，因为历史原因，越南北部发生排华事件，大量艾人开始往南越迁徙，并且登记为华族（南方的华族历史比较悠久，而艾族基本都能看出是北边来的）、山由族、岱依族等其他民族以求自身安全。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艾族人非常少，因为大部分都改等级其它族群了，根据2019年的调查，艾族只有1600多人。

英语的起源

一 英语的“家谱”

英语是印欧 (1ndo-European)语系。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包括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语言。讲印欧诸种语言的总人数约有十八亿七千五百万，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早在1786年，英国梵文（Sanskrit)学者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就指出：欧洲、印度、波斯等地的大多数语言，包括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及古印度语属于同一“家族”。

原始印欧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居住在何方 他们的语言究竞是什么样子的 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仍缺乏文献的考证。但是通过长时期的研究，语言学家们得出了探索性的结论他们发现：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语种都有表示“冬天”、“雪”和“寒冷”等意义的词，这说明原始印欧语最初是在气候比较冷的地一带使用的。另一方面，某些热带地区动植物名称的词，如“狮子”、“大象”、“稻米”、“竹”、“棕榈树”等，在原始印欧语中是不存在的；而印欧语系各语种中却都有表示“白杨”、“栎树”、“柳树”、“白桦”、“熊”、“狼”、“羊”、“鹰”、“蜜蜂”等动植物名称的相似词。通过这样的探索和研究，许多人认为，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欧洲中东部曾居隹着一些游牧部落，他们饲养着象羊、狗、奶牛和马这样的家畜，会使用马和简陋的马车，并能够驰骋于一望无际的原野上。这些游牧部落就是原始印欧人，他们用于交际的语言就是原始印欧语。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这些原始印欧人开始迁徒。有些向西移动，有些向东移动，而有些则向南移动，到达今天的南亚次大陆。这些部落的大迁徒导致印欧语系的逐步形成。古印度语与古代欧洲语言之所以非常相近，其历史根源即在于此。

印欧语系包括：（一）印度语族(Indic);（二）．伊朗语族(Iranian);(三)斯拉夫语族（Slavic）,(四)波罗的话族（Baltic）,（五）日耳曼语族（Germanic）,（六）拉丁语族（亦称罗曼语族[Romance]）, （七）凯尔特语族（Celtic）,（八）希腊语族；（九）阿尔巴尼亚语（Albanian）,（十）亚美尼亚语族（Armenian）, （十一）吐火罗语族（Tocharian;Tokharian）（十二）赫梯语族（Hittite）。日耳曼语族是一个比较大的语族。它又分为三个语支：(一)东日耳曼语支（EastGermanic）主要以现已绝迹的哥特语（Gothic）为代表；（二）北日耳曼语支（North Germanic）,主要以古北欧语（Oid Norse）为代表，包括今日的挪威语（Norwegian）、冰岛语（Icelandic）、瑞典语和丹麦语等；（三）西日耳曼语支（West Germanic）包括低地德语（Low German） 今日的荷兰语（Dutch）、高地德语（High German）、英语、弗里西亚语（Frisian）佛兰芒语（Flemish）等。因此，我们说：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

二 英语的形成

英国南面隔英吉利海峡（the English Channel）、多佛尔海峡（the Straits of Dover）与法国相望，东面和东南面隔北海(the North Sea)与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遥对。距 欧洲大陆最窄处的多佛尔海峡仅三十公里宽。英国的领土主要包括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东北部。大不列颠岛包括三个地区：英格兰占南部和中部，威尔士占西部山地半岛，苏格兰占北部；其中以英格兰最为重要。大不列颠岛是欧洲第一大岛，海岸非常曲折，长达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公里。英语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为了说明英语的起源，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英语形之前的英国史前史。文物考查已经证明，古代印欧游牧部落西移之前今天的不列颠诸岛上已居住着旧石器人(Paleolithic Man)。那时，不列颠诸岛和欧洲大陆是连成一片的，英国和法国之间还没有今天的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莱茵河(the Rhine)与泰晤士河(the Thames)之间尚由其支流相接、今天的英国仍属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大约在距今九千年的时候；由于地壳的变迁，大不列颠诸岛从欧洲大陆分离出来。所以史前的旧石器人能够在不列颠定居下来并不足为怪。曾任过英国首相的温斯顿·邱召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FONT>1965)在其《说英语的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一书中，曾这样描写居住在不列颠的旧石器人：很明显，那些赤身裸体或只披着兽皮的男人和女人或觅食于原始密林之中，或涉猎于沼泽、草滩至于他们所说的语言，尚无史料可查。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伊比利亚人（Iberians）从地中海地区来到不列颠岛定居。他们给不列颠带来了新石器（Neolithic）文化，同时征服了先前在那儿居住的旧石器人。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凯尔特人；（Celts）从欧洲大陆进犯并占领了不列颠诸岛。凯尔特人最初居住在今天德国南部地区，他们是欧洲最早学会制造和使用铁器和金制装饰品的民族；在征服不列颠之前，他们曾征服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区；来到不列颠后，一部分凯尔特人在今天的爱尔兰和苏格兰定居下来，其余的一部分占领了今天的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每到一处，他们都对伊比利亚人进行残酷的杀戳。凯尔特人讲凯尔特语。今天居住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地的盖尔人（Gaels）仍使用这种语言。在英语形成之前凯尔特语是在不列颠岛上所能发现的唯一具有史料依据的最早的格言。 公元前55年的夏天，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在征服高卢（Gaul）之后来到不列颠。那时，他的目的未必是想征服不列颠，而是想警告凯尔特人不要支持那些居住在高占的、正受罗马人奴役的凯尔特同族人。恺撒大帝的这次‘不列颠之行’并没有给罗马帝国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的威信。第二年，即公元前54年的夏天，恺撒大帝第二次亲临不列颠。这次，他在不列颠岛东南部站稳了脚跟，并与当地的凯尔特人发生了一些冲突。恺撒大帝虽然取胜，但并没有能使凯尔特人屈服。不久，他又回到了高卢；在以后的大约一百年间，罗马帝国并没有对不列颠构成很大的威胁。 英国历史上的真正的“罗马人的征服”(Roman Conquest)是在公元后43年开始的。当时罗马皇帝克罗迪斯(Claudius)率领四万人马，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征服了不列颠岛的中部和中南部随后，整个的英格兰被罗马牢牢控制了。，随着军事占领，罗马文化与风格习惯渗入不列颠。罗马人的服装、装饰品、陶器和玻璃器皿很快在不列颠得到推广；社会生活开始：“罗马化”这必然导致拉丁语在不列颠的传播。在以胜利者自居的罗马人看来，凯尔特人无疑是“低贱的”，凯尔特语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那时，在不列颠，官方用语、法律用语、商业用语等均是拉丁语；拉丁语成了上层凯尔特人的第二语言。这就是凯尔特语词汇为什么很少能幸存下来的历史原因。在今日英语中，只是在一些地名和河流名称方面还保留着凯尔特的词汇成分。例如the Thames ,the Cam,the Dee ,the Avon , the Esk , the Exe , the Stour , the Aire , the Derwent , the Ouse , the Severn , the Tees , the Trent , the Wye等，均是凯尔特人命名的河流。在Duncombe, Winchcombe, Holcome, Cumberland, Coombe 等地名中，也可看到凯尔特语cumb (=deep valley::深谷）一词的成分，在Torcross , Torquay,Torrington等地名中，尚保留着凯尔特语torr (=high rock or peak;高岩或山顶）一词的成分。英国著名城市多尔佛（Dover）、约克(York)的名称也源于凯尔特语。罗马人占领不列颠长达四百年，直到公元407年，罗马人才因罗马帝国内外交困不得不开始撤离不列颠。

大约在公元449年，居住在西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族侵犯不列颠。他们是盎格鲁（Angles）、撒克逊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他们乘船横渡北海，借罗马帝国衰落、自顾不暇之机‘一举侵入大不列颠诸岛。他们遭到凯尔特人的顽强抵抗，征服过程拖延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到了公元六世纪末，大不列颠请岛上原先的居民凯尔特人几乎灭绝，幸存者或逃入山林．或沦为奴隶。这就是英国历史上发生的“日耳曼人征服”，亦称“条顿人征服”Teutonic Conquest）。这次外来入侵．对英语的形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属古代日耳曼人。分市在北欧日德兰半岛、丹麦诸岛、德国西北沿海一带。在罗马帝国时期，他们往往统称为“蛮族部落”。他们从事畜牧和狩猎，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且很早就知道农耕。他们的土地是氏族的公有财产，农业经营带有原始的流动性质。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出现了氏族贵族和军事首领。他们的财富和权势在频繁的掠夺中剧增。军事首领名义上是由民众大会推选产生的，实际上都出于同一家族。恩格斯曾把这种氏族部落的管理制度称作军事民主制；他这样写道：“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这些民族把获得财富看成是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上；观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这些所谓的‘蛮族”，在摧毁当时罗马帝国的奴隶制，以及推动西欧封建制度的诞生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征服不列颠后，盎格鲁人主要占领了洪伯河（the Humber）以北地区；撒克逊人主要占领了泰晤士河以南地区；朱特人主要盘踞在英格兰东南端的肯特（Kent） 和南汉普郡（Southern Hampshire）；以及位于英格兰之南、靠近今天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怀特岛（the Isle of Wight），形成许多小国。公元七世纪初，这些小园合并为七个王国：南部有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Wessex）、萨塞克斯(Sussex)和埃塞克斯(Essex)；东北部和中部有盎格鲁人的梅尔西亚(Mercia)、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和东盎格里亚(East Anglia)；东南部有朱特人的肯特(Kent)王国。各国竞相争雄，达两百年之久；在英国历史上称为“七国时代”(the Anglo-Saxon Heptarchy)。这三个日耳曼部族虽然有各自的方言，但这些方言均属低地西日耳曼语(Low West Germanic)。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三个部落在语言方面基本上是相通的。他们都使用一种叫做茹尼克（Runic）的文字。这种文字是古代日耳曼各民族通用的文字．它的字母主要由直线组成，以便于刻在木头或石块上，是一种由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发展起来的北欧碑文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逐渐形成统一的英吉利民族．他们各自使用的方言也逐渐溶合，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枣盎格鲁撒克逊语(Anglo-Saxon)。这就是古英语。它是在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经过一系列民族迁移与征服的过程所形成的。

那么English和England的名称是如何来的呢？原来，凯尔特人将征服他们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习惯地统称为Saxons(撒克逊人)。早期拉丁语学者仿照凯尔特人的习惯．也将这三个日耳曼部族称作Saxones．并将他们征服的不列颠称作Saxonia。到了公元七世纪． 由于用森伯利亚王国和梅尔西亚王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剧增，而在这棿�ň酉吕吹闹饕�前桓衤橙耍��栽缙诶�⊙д哂殖S/FONT>Angli和Anglia指所有的三个部族和他们在不列颠所占有的地盘。随后,Angli和Anglia在拉丁语著作中分别代替了Saxones和Saxonia。到了公元700年所有的人都把当时通行在不列颠岛上的语言称作Englisc（盎格鲁人一直就是这样称呼其使用的语言的)，三个入侵的日耳曼部族则统称为Angelcynn(=kin of the Angles即“盎格鲁人的家族”)到了公元1000年整个国家则被称作Englaland (=land of the Angles盎格鲁人的土地)。由于语言内部在发音和拼写方面发生了演变Englisc和Englaland才变成了今天的English和England。

在追溯英语的历史发展时，我们通常将它分为三个时期：（一）古英语(Old English)，从公元450年至1150年；(二)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从公元1150年至1500年；，（三）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从1500年至今。为便于研究，我们常把1500/FONT>1700年的英语称作“早期现代英语”(Early Modern English)，1700年至今的英语称作“后期现代英语”(Later Modern English)。这样的分期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它有助于我们对英语历史发展全过程的了解和研究。

因为帝国主义曾经在世界上拥有许多的殖民地所以英语得到了广泛的流行

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大多发达导致了英语逐步成为世界的"官方语言"

贾科莫·普契尼

贾科莫·普契尼（意大利语：GiacomoPuccini，全名GiacomoAntonioDomenicoMicheleSecondoMaríaPuccini，1858年12月22日－1924年11月29日），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有《波希米亚人》、《托斯卡》与《蝴蝶夫人》等歌剧，也是世界上最常演出的歌剧之一。

这些歌剧当中的一些歌曲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贾尼·斯基基》的《亲爱的爸爸》与《图兰朵（图兰朵特）》中的《公主彻夜未眠》在内。

中文名：贾科莫·普契尼

外文名：GiacomoPuccini

国籍：意大利

出生地：意大利托斯卡纳卢卡

出生日期：1858年12月22日

逝世日期：1924年11月29日

职业：歌剧作曲家

毕业院校：米兰音乐学校MilanConservatory

代表作品：《波希米亚人》《托斯卡》《蝴蝶夫人》

性别：男

基本信息

个人介绍

贾科莫·普契尼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卢卡的一个音乐世家。普契尼的父亲在他5岁时去世，所以他被送到叔叔福图纳托（FortunatoMagi）那里来学习音乐，但是福图纳托却认为普契尼是个没有修养且粗俗的学生。后来普契尼成为卢卡教堂的风琴演奏家与唱诗班教师，但是直到观赏了著名的歌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之后，普契尼才决定当一位歌剧作曲家，而为了欣赏这次歌剧演出，他与朋友徒步185英里（30公里）前往比萨。

因为普契尼得到了奖学金与一位亲戚的帮助，于是在1880年进入米兰音乐学校（MilanConservatory）就读，在浪漫派作曲家庞开利（AmilcarePonchielli）及巴齐尼（AntonioBazzini）的指导下学习作曲。在普契尼21岁的这一年，他创作了《安魂曲》（Messa），标志着普契尼家族与卢卡的基督教音乐长久合作之下的巅峰。虽然普契尼将这部以天主教弥撒为背景的作品命名为安魂曲，但如今却以《光荣弥撒》（MessadiGloria）而闻名。这个名称是技术性的以头两位角色（Kyrie及Gloria）来命名，而忽略其他角色。

这个作品也隐约透露普契尼成为剧作家的迹象，因为他在舞台上展现出了戏剧化力量。男高音与男低音的独唱者在咏叹调上具有爆发力的演出，的确是比教堂音乐更加类似歌剧的。因为它所拥有的管弦乐编曲及戏剧般的力量，所以普契尼的《安魂曲》常常被拿来与威尔第的《安魂曲》（Requiem）相提并论。

学校期间

在音乐学校就读期间，普契尼从丰塔纳（FerdinandoFontana）那里得到了一个歌剧的剧本，并在1882年参加一次歌剧作曲竞赛。虽然后来普契尼并没有获胜，不过作品《群妖围舞》后来于1884年在米兰威尔姆剧院（TeatroDalVerme）举行公演，而且获得黎柯笛公司（CasaRicordi）黎柯笛（GiulioRicordi）的注意。普契尼因为受到黎柯笛的委托，所以第2部歌剧《埃德加》（Edgar）于1889年公演。后来普契尼也与丰塔纳成为终生的好友。

成长经历

从1891年开始，普契尼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托瑞德拉古（TorredelLago），这是一个距离卢卡15公里、位于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Sea）与马撒秀可里湖（LakeMassaciuccoli）之间的小社区，位于维亚雷娇（Viareggio）的南方。普契尼在托瑞德拉古承租了一间房子，不过他仍然定期的前往卢卡。在1900年，普契尼买下土地而且在湖上建造一间别墅，也就是现在的普契尼别墅博物馆（VillaMuseoPuccini）。普契尼在这里居住到1921年，因为受到泥煤污染的影响才搬迁到维亚雷娇。在普契尼去世之后，普契尼的别墅变成了普契尼别墅博物馆（VillaMuseoPuccini）。而普契尼则被葬在当地的教堂中，后来他的妻子与儿子也葬在这里。

普契尼别墅博物馆，为普契尼的孙女西蒙内塔（SimonettaPuccini）所有，是开放参观的。

代表作品

普契尼的第3部歌剧《玛侬·雷斯考特》（MANONLESCAUT）于1893年公演，获得巨大的成功。它连

结了普契尼与剧作家雷基·伊利卡（LuigiIllica）及乔赛普·贾科萨（GiuseppeGiacosa）的关系。他们在接下来的3部歌剧共同合作，后来成为普契尼最知名的作品。这3部歌剧分别是：

《波希米亚人》：被认为是普契尼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历史上最传奇性的歌剧之一。

《托斯卡》：实际的描绘出真实生活的不同面向（包括暴力在内），可以说是普契尼第一部带有写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因为它许多重要的特征，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作品之一。

《蝴蝶夫人》：一开始被敌视（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对手），不过随着几次上演后，现在被认为是普契尼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不幸少产时期

普契尼在1904年后的创作是越来越稀少，因为对于飙车的怀抱着热情，使得他几乎在1903年的一次车祸中身亡。贾科萨于1906年去世，然后在1909年爆发一件丑闻，因为妻子艾维拉对于他们的女佣曼佛迪（DoriaManfredi）与普契尼发生关系的不实指控，后来导致该女佣自杀。而艾维拉则遭到曼佛迪的家人控告成功，于是普契尼必须支付赔偿金。普契尼的出版商雷哥尔第在1912年过世之后，也结束了普契尼剧作家生涯中的多产时期。

不过普契尼还是在1910年完成《西部女郎》，然后在1917年完成了《燕子》（Larondine），这是一部普契尼重新作曲的轻歌剧，但是他发现这与他的风格及才华是格格不入。

三合一作品

《三合一歌剧》（IlTrittico）在1918年于纽约首次公演，这部作品由3个部分所组成。

晚年

歌剧《托斯卡》的海报因为普契尼有抽烟的习惯，所以从1923年底开始有慢性的喉咙痛。因为被诊断出罹患喉癌，所以医生建议他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进行一种新的实验性放射线治疗。因为普契尼与妻子从不知道癌症是多么严重，所以只有告知他们的儿子。

普契尼在1924年11月29日死于治疗所引发的并发症（因为在手术后无法控制流血状况导致心肌梗死）。他的死讯在《波希米亚人》上演期间传到了罗马，所以表演立刻终止，管乐队则为这些感到震惊的观众弹奏了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的《送葬进行曲》（FuneralMarch）。普契尼在1926年埋葬在米兰，但是他的儿子后来将他的遗体移到托瑞德拉古普契尼别墅内的礼拜堂内。

《杜兰朵公主》是普契尼最后的作品，在普契尼去世时仍未完成，最后的一幕是由弗兰科·阿尔法诺（FrancoAlfano）根据普契尼的草稿来完成的。不过弗兰科·阿尔法诺是否完全遵循普契尼的草稿则引起一些质疑。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于1926年4月指挥《杜兰朵公主》首演时，他选择不演出阿尔法诺完成的部分。当演出进行到普契尼完成的部分结束后，托斯卡尼尼停止管弦乐队的演奏，然后转身对观众说“这出歌剧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位大师（意指普契尼）已经过世了”（有一些纪录则显示托斯卡尼尼是更有诗意的说：“这位大师在这里放下了他的笔”）

意大利作曲家卢恰诺·贝里欧（LucianoBerio）在2001年时根据原本的手稿完成了《杜兰朵公主》一个新的正式的结局，但是这个结局并不常被演出。

政治

普契尼在政治上并不活跃，这点与威尔第或华格纳不同。然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墨索里尼宣称，普契尼申请加入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不过这件事看来是不太可信的，因为并没有纪录或证明普契尼曾经申请加入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除此之外，如果普契尼真的曾经这么作过的话，他的好友阿图罗·托斯卡尼尼不太可能与他这么得友好，因为托斯卡尼尼足够来影响普契尼，而且他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

歌剧作品

1884年：《群妖围舞》（LeVilli）

1889年：《埃德加》（Edgar）

1893年：《玛侬·雷斯考特》（ManonLescaut）

1896年：《波希米亚人》（Labohème）

1900年：《托斯卡》（Tosca）

1904年：《蝴蝶夫人》（MadamaButterfly）

1910年：《西部女郎》（LafanciulladelWest）

1917年：《燕子》（Larondine）

1918年：《三合一歌剧》（Iltrittico）

1926年：《杜兰朵公主》（Turandot）

纪念

为了纪念普契尼在歌剧上的成就，意大利的托瑞德拉古在每年7月至8月间都会举行普契尼音乐节。

创作生涯

民族歌剧

19世纪中叶，法国的浪漫主义已经退火，文学欣赏者对作家们不加控制的想象力已经厌倦。他们要求符合生活真实的故事。于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意大利出现了“真实主义”的歌剧流派，歌剧的题材取自日常生活，创作上追求紧张的戏剧情节和夸张的情绪，华彩的抒情曲调、较自然的感情、丰富的朗诵调受到欢迎。其代表作家是普契尼、马斯卡尼和莱翁卡瓦洛。作品有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和《艺术家的生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莱翁卡伐洛的《丑角》继之而来的是法国人夏邦蒂埃的《路易丝》等。它们是这一新运动中的开路先锋。

在同时期，以俄罗斯为中心，包括其他国家，又兴起了民族歌剧。民族歌剧皆取材本国或本民族的神话、民间传说等，创作上以颂扬本民族的精神为基点，并力图摆脱西方艺术的影响，作品中洋溢着浓厚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气息。

大师普契尼

真实主义源于左拉和易卜生的自然主义。它取材于日常生活，反映普通人的悲剧生活，可说是对瓦格纳理想主义的反判。他们细心观察身边人物，希望毫不夸张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满怀同情，旋律优美，和声清新，有着浓郁抒情色彩。但真实主义在艺术上又追求紧张的戏剧情节和夸张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的歌剧的情节又往往带有传奇的性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普契尼领导歌剧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功。普契尼大胆地将意大利传统中自由的旋律和现代音乐的新要素结合起来，创作出了色彩丰富、细腻婉转的管弦乐。他的作品充满异国情调，剧情紧凑，题材罕见而又吸引观众，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所以世界各大歌剧院每逢歌剧季必定排出普契尼的作品，而爱乐者也总是乐此不疲，前往剧院观赏一出又一出的杰作。他是继威尔第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是“真实主义”歌剧乐派的代表人物。在普契尼的推动下，意大利作曲家们创作出了大批以各地乡村生活为主题，具有新的演唱风格的真实主义作品。

女主结局

普契尼（1858－1924）没打算写新歌剧，仍在对已经上演了两年的《蝴蝶夫人》进一步的删减和修订。

在歌剧结束时将主要人物都杀光并非普契尼的发明。但普契尼的连贯一致弥补了他在原创性上的不足，他完善了让女主人公死去的这一构思，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艺术程序。

在普契尼的歌剧中至少有一个主要人在落幕之前是要死去的。例如在他的第一部歌剧《群妖围舞》中安娜是死于忧伤，她的恋人罗伯特死于生活窘迫。第二部歌剧《埃德加》以埃德加的恋人菲德利亚被她心怀妒意的情敌刺死结束。还有歌剧《艺术家的生涯》（又译《波希米亚人》）（1896）剧中的咪咪是咳死的；《托斯卡》的结尾是女主人公从身边的阳台挡墙上跳下身亡。《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是用离身边最近的利器自杀的，曼侬·莱斯科则在舞台上尽完义务后力竭而死。

其实，普契尼歌剧中女主角的自杀都非常合适，如果女主人公的名字成了歌剧的名字，她死亡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在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中，当公主图兰朵出于明显的自私而不愿赴死时，婢女柳儿尽忠自杀。尽管这样，作曲家也没给这部歌剧换个名字。

普契尼共写了12部歌剧，其中有8部是女主人公或另一个重要的女角被杀--66%的死亡率。男主角活得好多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一个老死的，都是死于谋杀、自杀或不治之症。普契尼一点都不傻，他知道歌剧观众想看什么。

贾科莫·普契尼1858年12月22日出生在卢卡这个意大利的小村庄。在他出生前，祖辈四代都在那里生活着。他的高祖也叫贾科莫，是村里圣马蒂诺教堂的管风琴师，他把这份工作传给了普契尼的曾祖父安东尼奥，曾祖父又把这活计传给了祖父多梅尼科，祖父又把它传给了父亲米凯莱。普契尼的母亲阿尔比娜·马吉是一名乐师。普契尼出生时，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五，父母给他起名叫贾科莫·安东尼奥·多梅尼科·米凯莱·塞孔多·玛丽亚·普契尼，好像让他成了一个活家谱。

由于遗传的音乐才能，普契尼14岁时已经在卢卡得到了一份演奏风琴的差事，然而，循着家族的足迹仅仅再做一个教堂风琴师对于胸怀抱负的普契尼来说是不够的。他是一个叛逆者：他想写歌剧。

1876年18岁时，他和几个小伙子从卢卡走到比萨单程将近50英里，去听威尔第的《阿依达》的演出。聆听威尔第的杰作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当即认定歌剧就是他要干的事业。格罗夫音乐词典告诉我们，那场决定命运的《阿依达》的演出，“为他打开了一扇音乐的窗户”。他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就是一扇门。

他满怀热情和渴望匆匆奔赴米兰，在那里的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他从叔叔尼古劳·切鲁那里得到了资助。

1883年普契尼在米兰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歌剧《群妖围舞》。1883年，米兰松佐尼奥出版社举办独幕歌剧创作比赛。蓬基耶利建议普契尼参赛，他给普契尼找来一位年轻的脚本作者丰塔纳。丰塔纳提供了取材自旧德国童话的脚本《群妖围舞》。剧情十分简单：贫穷的农家姑娘安娜因受到负心郎罗伯特的欺骗而死去。她和其他受骗的姑娘们阴魂不散，化为鬼怪，专门与人间做了亏心事的男子汉作对。悔恨莫及的罗伯特最终在群鬼的追迫下一命呜呼。过分单调的情节未能给作曲者提供多少发挥的余地，但时间紧迫，普契尼不得不立即着手作曲。于竞赛投稿截止期的前夕方告完成。

作品

普契尼的歌剧总谱因难以辨认，歌剧《群妖围舞》在竞赛中落选。然而，命运之神很快就向普契尼露出了笑容。在博伊托帮助下《群妖围舞》于1908年在米兰上演。剧院满座，演出大获成功。

五年后，他的第二部歌剧《埃德加》问世。于1889年4月21日在米兰史卡拉歌剧院初演，虽然反应不佳，但也充分显示了出自己的身手。多年以后，《埃德加》修订版（压缩成3幕）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歌剧院演出，由名家托斯卡尼尼指挥。述平民生活为主，重视人物的内心感受。

大约在这个时期，普契尼遇到了一位名叫埃尔维拉·邦图里·杰米尼亚尼的女子。啊，他和她越来越好了。他们的男孩安东尼奥于1886年出生了。

作品评价

个人评价

普契尼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真实主义”歌剧流派的首要人物之一。他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了意大利传统歌剧的表现技法，并以他对歌剧艺术形式本质上的深刻理解，使得歌剧在戏剧性的表现以及剧情与音乐

歌剧《托斯卡》

他的作品在贯穿发展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切都体现在他那富有创造性的、优美流畅的旋律和对多声部音乐那丰富多彩的、技巧超群的艺术处理上。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艺术实践，使歌剧的戏剧效果和音乐效果达到了完善的统一，使演员和观众之间达到了十分融洽而又易于理解的交流。他创作的歌剧，内容大多表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以及悲欢离合的故事。在音乐语言及风格方面，他积极汲取和采用富有民间地方色彩和风格的旋律，使之更加富有民族特色和生命力。如歌剧《图兰多特》，采用了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旋律；《蝴蝶夫人》采用了《美国国歌》和日本民谣《樱花》的旋律等等。这种追求异国情调的创作，也激发了作曲家创作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1893年《曼侬·雷斯科》问世，为其四部成熟歌剧的先导。这四部歌剧是《绣花女》、《托斯卡》、《蝴蝶夫人》及《西部女郎》。它们都有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女性为主角，并以悲剧为结尾。音乐清晰、优雅，并与歌词及形象密切结合，但《蝴蝶夫人》因与前几部雷同使首演失败。《西部女郎》于1910年12月10日由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指挥演出于纽约大都会剧院，获得极大成功。普契尼对同时代歌剧创作甚感兴趣，经常研究德彪西、R施特劳斯、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作品，由此创作了以三部情趣迥异的独幕歌剧——情节夸张的《外套》、伤感的《修女安杰丽卡》及喜剧《贾尼·斯基基》组成的《三联剧》。其最后歌剧《图兰朵》是唯一以印象派技法写作的意大利歌剧，惜因患喉癌，手执未完成稿而逝。普契尼堪称意大利歌剧的最后一位作家和写实主义歌剧的代表。

探索成果

首次公映

1893年2月1日普契尼的歌剧《曼侬·莱斯科》在都林的雷吉奥首次公演，这是一部在法国开始、在新奥尔良附近狂风肆虐的平原上结束的歌剧。它使普契尼首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首演夜上谢幕达50次。西班牙女高音卢克雷齐娅·博里讲了为首演曼侬彩排时，在后台见到普契尼的经过，当时她对自己穿的为高潮场景而做的漂亮服装颇感得意。普契尼是一个对细节很较真的人，他对她说，这服装对一个饥肠辘辘、身无分文、在荒野中流浪的人物来说过于美气了，于是把他的咖啡向她身上泼去，以使她的衣服有那种穿旧了的样子。哇，她简直要疯了!《曼侬·莱斯科》的出成功，奠定了他成为著名作曲家的地位。

普契尼是个连交好运者，他连续拼搏写出了三部最成功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和《蝴蝶夫人》。它们都是以女主人公之死而告结束。但女主人公死了还不够，还要让她们在彻底消失之前大放悲声。

1896年2月1日《艺术家的生涯》（又译《波希米亚人》）首演于意大利都灵皇家剧院。该剧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巴黎艺术家生活的悲欢离合。观众却因为这部歌剧精彩的戏剧性和感人的浪漫情调而喜欢它。

1890年，普契尼在米兰观看了法国19世纪剧作家维多利安·萨尔杜（1831－1908）创作的同名悲剧极为感动，决定把它改写成歌剧。因当时他正忙于《艺术家的生涯》的作曲，此事暂时搁了下来。完成《艺术家的生涯》的创作后，普契尼即委托路易斯·伊利卡和裘塞佩·贾利萨创作脚本。两位脚本作家将原剧的五幕缩减为三幕，并排除了原作中以法国革命为中心的政治特征。《托斯卡》于1900年1月14日，在罗马的康斯坦齐剧院首演。由于有人故意反对普契尼，首演不算成功。音乐评论家约瑟夫·克尔曼称这部歌剧是“蹩脚、低劣、耸人听闻的作品”。歌剧的结尾是托斯卡刺死斯卡尔皮亚，她的恋人卡瓦拉多西被火枪班打死，托斯卡自尽。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站着的。

此后，《托斯卡》3月底在米兰上演，5月在热那亚上演，7月在伦敦上演，1901年在纽约上演。现《托斯卡》已成为上演场次最多的歌剧传统剧目之一，并常被列入西欧十大名歌剧之中。

1904年《蝴蝶夫人》在斯卡拉的首演之夜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整个演出过程中，观众席里不停地有人吹口哨、叫喊和大笑。这场惨败是怀有妒意的对手们为了报复这位作曲家而策划的。普契尼拿回了这部作品，修改重写了其中的某些部分。首先是缩短了，这是一个直观地改动。后来的版本获得了较大成功。普契尼用这部歌剧的版税买了一艘快艇，他依蝴蝶夫人的日本名字把它命名为乔乔桑号。

从《玛侬·莱斯科》到《蝴蝶夫人》（1893－1904），是普契尼歌剧创作上多产的10年。他的驰誉世界乐坛的三大名作《波希米亚人》、《托斯卡》、《蝴蝶夫人》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依循着“抒情剧”和“奇情剧”这两条线索，不难看出，后者承袭自威尔第浪漫派歌剧，但缺乏威尔第歌剧中社会背景的烘托。

美国公映

1907年初，普契尼赴美国出席《蝴蝶夫人》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演仪式。这次旅行对他的创作想象力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意大利音乐界当时与新大陆接触频繁，一些著名意大利歌唱家、指挥家、演奏家纷纷越洋远赴美洲各国演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当时成了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分院，除卡罗素、里娜·卡瓦列耶里、托斯卡尼尼的歌唱、指挥艺术外，普契尼的歌剧作品也盛行于美国。

普契尼的第七部歌剧《西部少女》就是应美国剧院之请而创作的一部纯美国题材的歌剧。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描写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大歌剧，以两个恋人骑着马向落日余晖走去而结束。穿针引线般地把东西方的风土人情串联起来。1910年《西方女郎》的首演吸引了大批观众，当然这是因为此时普契尼已经成为意大利歌剧泰斗。他的头发变白了，但有时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而把它染黑，而且走到哪儿都要戴一顶磨旧了的毡帽，就是在屋大部分时间也戴着它，但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摘掉。

那以后他写了一部名叫《燕子》的小歌剧。普契尼当时一定是心情不错，因为这部歌剧里一个人都没死。他接下来创作的实际上是写成三部曲的三个独幕短歌剧。《外套》和《修女安吉丽卡》中有必不可少的凶杀和自杀的套路。但《贾尼·斯基基》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无赖骗取了一些贪婪亲戚的遗产。这部歌剧是普契尼写过的最接近喜歌剧的作品，它也许能让人笑，但实在不是真正能令人大笑的作品。

最后岁月

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是《图兰朵》又回到了他以往的形式，具有涉及阴谋、背叛、嫉妒和自杀内容的复杂情节，采用通常的材料。这部歌剧还刻画了三个小人物平、庞和彭。普契尼的早期歌剧一直以加利福尼亚和日本这种遥远的地方为背景，《图兰朵》是以皇帝统治的中国为背景。这部作品配乐优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舞台表演讲究，富有礼仪，有着更复杂的象征和谜语。当然，主宰整个歌剧的永远是活跃的戏剧性夸张、戏剧性变化和戏剧性形式。

普契尼从1921年上半年开始创作第一幕，但8月初听到卡鲁索突然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以至于很长时间振作不起来，开始写第三幕时已经是1923年6月，到了1924年5月，创作又无法进行下去了，普契尼的喉病不断加重，最终发展为致命的喉癌。1924年11月，他在布鲁塞尔接受厂手术治疗，其时，他的皮包里仍装着《图兰多》最后-幕的草稿，可惜手术失败了，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图兰多》的创作。1924年11月29日，普契尼逝世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终年65岁。他去世时《图兰朵》还没有全部写完，后由年轻的同时代人佛朗哥·阿尔法诺完成。

该剧1926年4月25日首演于米兰的斯卡拉剧院，首演时只演到柳儿为保护心上人王子而自杀处。指挥放下手中的指挥棒，转身对观众说：“就在这个地方，作曲家永远地放下了他的笔”。

普契尼终究成了最后一位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他的逝世结束了真正的大歌剧时代。自他以后确实没有人能在歌剧作曲方面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普契尼曾写道，“在我看来，一个艺术家就好像是一个透过眼镜观看美景的人，当他呼气时眼镜就被水汽弄模糊了，因而挡住眼前的美景。他拿出手帕擦他的眼镜，但刚一呼气，纯粹的美景又消失了。”普契尼最恨的莫过于带雾气的眼镜了。

普契尼一生写了十二部歌剧。他把音乐贯穿到整部歌剧中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也使歌剧的戏剧效果和音乐效果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阿尔封斯·都德 1840～1897 Daudet，Alphonse 他出生于法国南方尼姆城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十五岁起在小学里担任监学(类似自修课辅导员)，独自谋生。 1857年他17岁时带着诗作《女恋人》（1858）到巴黎，开始文艺创作，1866年散文和故事集《磨坊书简》的出版给他带来小说家的声誉。 这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作者以故乡普罗旺斯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为题材，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抒发深厚的乡土感情。其中有几篇是美丽的童话，例如《塞甘先生的山羊》，叙述塞甘先生的一头温和而漂亮的小山羊,酷爱自由,不满足于后园的青草，偷逃到附近小山上漫游,勇敢地和狼搏斗,直到精疲力竭被狼吞噬。 《高尼叶师傅的秘密》描述塔拉斯孔城开设面粉工厂后使当地磨坊的风车都停顿下来，但高尼叶师傅磨坊的风车却照旧运转不休，原来他用生石灰冒充麦子磨成粉。他的苦心却博得了居民的同情。 《磨坊书简》发表两年后，都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东西》（1868）出版。 《小东西》半自传式地记叙了作者青少年时期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的经历，以俏皮和幽默的笔调描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这部小说是都德的代表作，它集中表现了作者的艺术风格，不带恶意的讽刺和含蓄的感伤，也就是所谓含泪的微笑。因此，都德有法国的狄更斯之称。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战争生活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题材。后来曾以战争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的短篇。1873年他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大多是是以这次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 《最后一课》描写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通过一个童稚无知的小学生的自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作品题材虽小，但精心剪裁，记叙详略得当，主题开掘得很深。小弗郎士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腻动人。教师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它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常被选为中、小学生的语文教材,中国也有译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都德的短篇具有委婉、曲折、富于暗示性的独特风格。1878年、1896年又先后发表了《故事选》与《冬天故事》。 普法战争以后是都德长篇小说的多产时期，共创作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腐朽的《小弟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以及刻划巧于钻营的资产阶级政客形象的《努马卢梅斯当》(1881)、《萨福》(1884)、《不朽者》(1888)等。 都德在《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中塑造了一个自吹自擂的庸人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漫画的手法讽刺资产阶级中某些人虚张声势的英雄主义。 《雅克》叙述一个贫苦男孩的生活经历和奋斗过程，与《小东西》类似。 在《富豪》中，作者写一个暴发户到巴黎后遭到破产以至身亡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勾画了第二帝国时期丑恶的的社会风尚。 《努马卢梅斯当》写的是一个善于钻营的政客如何爬到部长的高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形象。 《不朽者》主要是讽刺最高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书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平庸的学究，他毕生努力奋斗，终于混进了法兰西学院，成了被称为不朽者的院士，但他的论著却被发现是假科学。 《萨福》写一个浪漫女子萨福的庸俗的爱情故事，曾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法法格的批判。都德是位多产作家，除著有大量小说外，1888年还发表了《一个作家的回忆》和《巴黎的三十年》两部回忆录。他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1872)曾由法国音乐家谱成歌剧。 他一生共写了十三部长篇、一个剧本和四个短篇集。长篇中较著名的除《小东西》外,还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和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小弟弗罗蒙与长见黎斯雷》（1874）。都德赞同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论，但并不是无动于衷地描写现实。 他的近百篇短篇小说，每篇一般两三千字，文笔简洁生动，题材丰富多彩，构思新颖巧妙，风格素雅清淡。 都德在文学理论上，对左拉的许多自然主义的创作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在创作实践中，却并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纯客观地记录人类的活动和无动于衷地描写社会现实。正像他在《小东西》里所说的那样，我的故事只是借用拉封丹的寓言，再把我自己的经历加进去罢了。都德的作品都加进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欢乐、忧郁、愤怒和眼泪。他对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世态人情，作了幽默的嘲讽和温和的批判，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 他的创作倾向，总的说来，是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不过他的社会视野不够宽广，批判不够深刻，揭露的锋芒往往限于社会世态和人情习俗，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到不幸的普通人的同情则又近乎悲天悯人。他往往以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为描写对象，以亲切的略带幽默的眼光观察他们。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善于从生活中挖掘某些有独特意味的东西，又以平易自然的风格加以表现，并把自己的感情深深注入字里行间。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带有一种柔和的诗意和动人的魅力。 附关于都德的的一件轶事 驰名于世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家福楼拜。他的家当时坐落在摩里略镇，是同时代法国作家龚古尔、都德、左莫泊桑、梅里美等利用星期日经常聚会的地方。 有一天，当《最后一课》的作者都德像往常一样来到福楼拜家里，意外地见到了侨居法国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长篇小说《烟》的作者屠格涅夫。于是，都德用一颗坦诚的心向他倾述了自己对他的才华、人品的无限仰慕及对《猎人笔记》的高度赞赏。 从此，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屠格涅夫甚至成了都德家里的常客。尽管如此，屠格涅夫并不因为都德对他的作品有很高的赞誉，以及他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而改变了他对都德著作的评价。在他看来，都德是他们圈子里最低能的一个，但他只把这个看法作为内心的一个秘密写进心爱的日记里，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屠格涅夫因致命的脊髓癌于1833年病逝了。逝世后，当都德从他的日记中无意间发现了这个隐藏了很久的秘密时，感到万分意外，就像迎头挨了一闷棒似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另外，关于《最后一课》的真实性请参阅阿尔萨斯和洛林条目。民族主义总是有其局限性的，为此不惜扭曲事实。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它的作者和读者某种阴暗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糟蹋的。我们的性格里缺乏某些庄严气质。大家都是实用主义者，什么事都见过了，什么事也都能容忍。是啊，几百年前，曾经有人争夺过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还可以忍受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对应措施。

前年 4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韩国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 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

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体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绝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个性倔强的民族。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韩国运动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队几十年来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几十年来，我们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剽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 11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退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世界上最贵的教练也请了，中国队的进步和日韩相比，依然黯然无光。

差在哪儿呢？前韩国国家队教练崔殷泽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但他就是不明白中国队员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中国的职业球员是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的。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不也照样输过球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就是为此，这个人口仅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上个世纪 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我们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值得为足球这样吗？脑子里的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哪儿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儿，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能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

中国的端午节，韩国人要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韩国，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和文明的尊重与珍视。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

中国学者彭林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了令他惊讶的情景。

彭林拜访的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节。中秋节与端午节、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国极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在世之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些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中国曾把“四书五经”、“忠孝节义”当作封建糟粕，把建祠堂修家谱祭祀祖宗当作封建迷信活动，各地孔庙大多在“文革”中被砸毁，传统典籍被束之高阁。韩国的孔庙大部分还完好，韩国一些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影视又风靡中国。《铁达尼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票价的历史纪录，然而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铁达尼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 300万韩国人看这部**，那么韩国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

韩国 20世纪 60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人高度重视环保，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韩国人和中国人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

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因此，在儒学传入朝鲜后，佛教被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

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朝鲜历史上没有对传统道德进行破坏性使用。朝鲜每一代王朝都延续很长时间，“忠孝”这种价值理念从未受到过嘲笑。朝鲜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形成中国那样发达的潜规则，和中国老百姓那些弯弯绕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韩国人的急躁让他们踏上了民主自由的现代化之路。

在 1840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