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马孙氏族谱探源

　　西周初有一个陈国，国王是陈胡公，其国民都氏舜帝的后裔，传至公元前六百七十二年，国王陈厉公的儿子完，字是敬仲，避难逃到齐国，其四世孙桓公用为工正，封地采田，故以田为姓，其五世孙伟书，字子占，任齐国大夫，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封地乐安，故是孙氏始祖，他的孙子讳武，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认为将，曾率吴攻破楚国，他的《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规律，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兵法，历来被称为《兵经》受到国内外的推崇，书公的第八世孙讳膑，字嘉谋，是战国时的兵家，曾与宠涓是同学，宠涓是魏惠王的将军，他忌其膑的才能，诳膑到魏，处以刑，去掉膑的膝盖骨，后由齐国的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为军师，曾设计先后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战胜宠涓后告退回家，隐居于他的出生地乐字（今山东省甄城红船村）著书，所著《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名著，所以孙氏以非凡的军事才能而被誉为兵家大族，去世的后葬在老家红船村。

　　到王五代同光元年，即公元九百二十三年，李存勖率兵攻占濮、郓、曹三州，大肆劫掠，孙膑后裔大部分被驱逐到山西洪洞县，到金朝末年，蒙古族驱兵攻金，山西处于战乱之中，孙氏族人为避免兵灾，有些族人又复迁回老家红船村，据鄄城老家孙氏族谱记载，书公的第五十五世孙，世信公于金哀宗天兴三年，即公元一二三二年从山西迁到老家红船村，他的玄孙，就是书公的第五十九世孙，景公在公元一三五二年前后迁居济宁东三里马场，到一三八二年前后景公的后裔又迁到了兰陵乡峄县地区。

　　根据白楼村后吾祖川公墓前产的《孙氏墓记之志》的碑文中记载以及东木公在草谱的续言中的叙述，可知吾始迁祖川公就是在公元一三八零年前后定居兰陵乡峄县曹马村，并且只此一家，综上所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迁地上都非常吻合，吾曹马孙氏族人是书公的后话毫无疑问，而且川公墓前产的《孙氏墓记之志》是吾族的根基，是谤次重修族谱命名为《曹马孙氏族谱》的生要依据，也是与《中化孙姓总谱》衔接的关键，在碑文中记载着川公子孙四代人的名讳，其后裔在明清时代成为鲁南地区的旺族，可谓人丁繁盛，人才辈出，据峄县县志记载，在明清两朝，就有吾孙姓文孙姓文武人才百余人，在明朝万历年间曾续为谱牒，但因明末战乱不断，族人流落他乡者太多谱谱谍散落，同是在吾族人中，因贫富之差，地位的高低，开始分裂，在康熙乾隆年间，有几支依靠各支的近族，单立名称创建了族谱，可是我们这支族人，贫者多，富者少，迁徙他乡者不计其数，无力修谱，明山公的七世孙廷馨公乾隆二十二年，在孙庄支祖茔前立了三块支碑，只记载着从白楼村后始祖茔中，迁坟，至此有三支，长支颜奎公，二支矩溪公，三支明山公，所以到公元一八五零年东木工写草谱时，只是把明山公作为三支始祖，写出草谱留给我们。

　　近期鄄城孙老家来贾汪控访，计划修续《中华孙姓总谱》，想把失散数代的族人收为一体，我们曹马孙氏族人应责无旁贷，积极响应，因此，为了保证族谱的系统性，准确性，必须把明山公以上四世的名讳编入谱中，一方面告慰先祖的在天之灵，另一方面便于以后把分裂出去的族人再重新回到书公的总谱中，现将衔接世系图简列如下：百度地图

　　曹氏族谱[/url])虽籍属辽阳，但从曹雪芹高祖（注：高祖这里可为泛称，见梁章钜《称谓录》。）曹锡远（世选）即已“从龙入关”。曹家隶属正白旗，当时归九王爷多尔衮统辖。多尔衮的睿亲王府第在今东安门一带，康熙年改为玛哈噶喇庙，乾隆间称为普渡寺（注：多尔衮及普渡寺此处一笔带过，我们知道曹家跟随入关的主子就可以了。普渡寺今尚在，气势雄伟。该寺与曹家祖上有关，但与曹雪芹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因此，雪芹随全家返回北京后，他是否到过这里，就难猜测了。）。自此，曹家开始入京。　　曹锡远一传至曹振彦，再传至曹玺，即曹雪芹之曾祖。曹玺于康熙二年，以内务府工部郎中，“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注：见冯其庸引《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曹雪芹家世新考》第96页至98页。）。时当公元1663年，这是曹家始任江宁织造的年代。

　　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六月间卒于江宁织造任所，在任二十二年。同年十一月，康熙首次南巡，至上元，以江宁将军府为行宫，并亲至江宁织造署，抚慰遗孤，遣内大臣尊莫。玺生前曾蒙获康熙赐蟒服、加正一品、赠御书“敬慎”匾额，及御制诗，并曾两次督运入京陛见。可见，从曹玺首任江宁织造，即获康熙赏识。这当然也有另外的重要原因，即曹玺之妻孙氏，系康熙保母之一，此乃一层特殊关系，必须说明（注：萧奭《永宪录续编》。）。如康熙三十八年夏四月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尝观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见者，第给扶称老福而已，并赐宸翰，无有也”。（注：冯景《解春集文钞·御书萱瑞堂记》，此事当时人及后人多有记述者，足见非比寻常。）引此一段，无非说明，曹家自曹玺及妻孙氏起，即获康熙之天恩宠渥。尤其在曹玺出任江宁织造后，曹家开始荣耀起来。

　　关于曹玺之生年，很少有人提及，包括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主要是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佐证。冯先生所引之《江宁府志·曹玺传》、《上元县志·曹玺传》中均未提及生年或享年多少。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里，考出曹玺妻孙氏生年为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即公元1632年，并云：“既得孙氏生年，曹玺之生年乃可推知必不甚悬远。”（注：《红楼梦新证》第220页。）我们不妨略做推算。

　　据上述两志之《曹玺传》，曹玺赴江宁之任前，曾“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拔入内庭二等侍卫”、“升内工部”。征山右（大同）是在顺治六年（公元1649）。补侍卫，《上元县志》云“及壮”，按此“壮”非《礼记》指之“三十曰壮，有室”，有据此认为“曹玺在内务府被选充侍卫，年当三十岁（注：吴新雷即据此认为“曹玺在内务府被选充侍卫，年当三十岁”，见《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又有据此认为“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注：朱淡文据此文认为“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恐误，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及壮”应是指青年，“后汉书·循吏传·任延》：“拜会稽都卫，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李贤注：“壮，少也。”又唐韩愈《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夫失**，子失壮母，归咎无处。”亦指年轻。《管子·轻重丁》：“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及壮”意同“当壮”，有“到长大时”之意。曹玺子曹寅约十五六岁入侍卫，傅鼐十五岁，宋荦则十四岁，当然也有入侍卫年龄稍长者，如纳兰性德，因性德十五岁举顺天乡试，入侍卫当在此之后，约十八、九岁（注：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徐乾学序。）。按，性德比曹寅大三岁，曾同为侍卫，见《通志堂集》徐乾学序和曹寅《题楝亭夜话图》（寅有“忆昔宿卫光明宫，楞伽山人貌姣好”之句，楞伽山人，性德之号）。如按概算，曹玺补侍卫或为十六岁左右，而不会到三十岁才补个三等侍卫。“征山右”或在二十岁左右。如据此推考，曹玺出生，则在天聪三年（公元1629）前后；即算二十五岁左右征山右，生年当在公元1624年前后，比妻孙氏大三至八岁，尚不至于“悬远”到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曹玺或出生于后金天命九年到天聪三年之间（公元1624至1629）。我以为约出生于公元1629年似较合理，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享年五十六岁左右，不超过六十岁。则曹玺赴江宁任时为三十多岁。

　　曹家自曹玺提出任江宁织造后，不仅屡蒙皇恩，且终康熙之世，曹家已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因此，对曹玺略做小考是必要的。

　　曹玺据《五庆堂谱》，又名尔玉，有弟曹鼎，又名尔正。鼎生宜，宜生颀。自曹玺起，曹家分为二支。本节专述曹玺一支。

　　玺生二子，长寅，次宣。玺另有一女，小于宣，嫁傅鼐；鼐曾任内务府总管、兵部、刑部尚书等。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第十页“曹寅”条末特别提到：“甥富察昌龄，字堇斋，阁峰（鼐字阁峰）尚书子，有时名，集未见。”《八旗文经》虽编于光绪间，但非孤证。李文藻《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乾隆己丑（公元1769年）……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李文藻，号南涧，乾隆进士，好藏书，达数万卷，其上所记，当为可信。鼐有三子，长昌龄，次科古，三查纳。昌龄兄弟与雪芹之父为姑表兄弟。

　　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九月初七日。曹寅为曹雪芹的亲祖父，而非曹宣，关于此点，下节予以专述。

　　曹宣为曹寅之弟，据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即宣，为避玄烨讳），情愿纳监生，二十九岁。”则其生年当为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比曹寅小四岁。曹寅《楝亭诗钞》卷三《支俸金铸酒枪一枚寄二弟生辰》于“百花同日著新绯”句下自注：“生辰同花生日。”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二月”条下有“花朝一节：“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可知曹宣生于二月十二日。潘荣陛为雍、乾时人。“花朝”实因时代、地域不同而有异，亦有云二月初二日者，有云二月十五日者（注：宋吴自牧《梦梁录·二月望》：“仲春十五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又，《广群芳谱·天时谱二》引《诚斋诗话》：“东京二月十二日花朝，为朴蝶会。”另引《翰墨记》：“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其他记“花朝”者亦多。）。但潘荣陛距曹氏兄弟时代相近，且又说的是帝京岁时，故二月十二日应为可信。

　　自曹玺于康熙二年离京赴任江宁织造，曹寅、宣兄弟随父之任。曹玺一支始居江南。玺赴任时，曹寅六岁，曹宣二岁。

　　曹寅是否曾为康熙之侍读，史传无明确记载。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有述及，兹摘录如下：

　　寅自幼侍读事，邓之诚先生见告出某书，书为1939年顷购于琉璃厂文芸阁，价二三十元间，八册一函，约为康熙间刊本，四字书名，甚怪异，亦无著者名，藏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惟以书名失记，待检。按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正可为此事佐证。……康熙帝自九年冬开经他日讲，设侍读、侍讲学士，十年又增设满、汉字侍读等员，正其向学之日，亦合。

　　另，朱淡文先生之《曹寅小考》，首节即论“曹寅曾为康熙伴读的佐证”，文长不引（注：《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

　　曹寅何时为康熙伴读呢？如以康熙十年算，则曹寅十四岁。我以为，康熙十年既增设满、汉字侍读等员，则以是年曹寅入为侍读较合，至早为十三岁，即十三、四岁。另据顾景星（与曹寅有舅甥关系）《荔轩草序》：“既舞象，入为近臣。”近臣，当如周汝昌先生所说，“亦即指侍卫言”。舞象及另一典舞勺，均出自《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又云：“成童，舞象，学射御。”疏：“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舞象之典，用于曹寅颇为切合。曹寅入侍卫，当在十五六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乙编“曹寅”条案：“寅年十三，挑御前侍卫。”则不知何所据。因十三岁正是舞勺之年，如为康熙伴读则较适宜。

　　从康熙十年（或九年）曹寅为康熙伴读，后为侍卫、銮仪卫，迁仪正，一直随侍康熙左右，至康熙二十一年，达十一年之久，此亦可证曹寅与康熙关系非同一般，可谓君臣总角之交。自康熙二十二至二十九年，曹寅复兼任佐领，迁内务府郎中、广储司郎中。二十九年四月出为苏州织造，见同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提到“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曹寅”，可证此时曹寅已被任苏州织造。另，尤侗《艮斋倦稿》卷十《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江南通志·职官志·文职》所记均合，当为确实。时年曹寅三十三岁。离京前，曹寅为弟宣及子、侄辈捐纳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