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东临黄海，南倚长江，气候温宜，山清水秀，物阜民丰，素有“崇川福地”之称。南通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在此融汇，形成了江海平原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风情。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南通人民创造并发展了丰富多彩、名噪四方的民间工艺。诸如扎染、彩锦绣、哨口风筝（板鹞）、木版印画、工艺葫芦等。 南通蓝印花布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品之一。由吴元新创办的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已被列为中国蓝印花布传承基地,由他负责申报的"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已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通也被命名为----蓝印花布之乡,这些荣誉称号 与吴元新30多年来默默的在蓝印花布领域不断研究,坚持将传统传承了下来是分不开的 南通民间蓝印花布始于明代，流传至今。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尤其是当代民间工艺家的不懈努力，从单一的土布制品走向多种面料的制品，从生活实用型走向实用、装饰多种类型、从田野阡陌走向城市都会，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

　　元末明初，余西场先民为避兵火，携家谱、典籍举族自江南群体迁来，夹雄厚财力，同时，也带来蓝印花布传统工艺。城南染坊园蓝印花布染坊最多。 解放后，余西镇区，主要蓝印花布染坊有：王子标染坊，季长春染坊，冯家染坊，衙门口染坊。公私合营时，季长春染坊合营至南通城；冯家染坊合红营至余西区二甲镇，该企业体制几度变迁延续至今，蓝印花布工艺也从余西古镇传至余西区二甲镇，再在南通市名扬海内外。 余西古镇正在参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印染技艺

　　蓝印花布最具典型的就是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的图案。蓝底白花，只需一块花版，构成的花纹互不连接。白底蓝花一般采用两块花版套印，印第一块花版称"头版"，待稍干后，再印第二块花版，称"盖版"；盖版是把第一块花版的连线部分遮盖起来，使纹样连接自然。白底蓝花的手法刻制难度较大，一般出自民间艺人高手。这种蓝白底相交的传统工艺有着繁杂的制作工艺流程。 南通民间蓝印花布，全凭人工手纺、手织、手染而成。其图案全凭手工镂刻，每幅刻好的纸版都似剪纸艺术，具有淳朴、粗犷、明快的风格，其艺术形象往往是高度概括和夸张，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民间蓝印的技法基本上保持了几百年来的传统工艺，其具体制作过程如下：

　　1、挑选坯布

　　在挑选坯布这一步中，农家一般都挑选棉质好的上等布料，染制蓝印花布；普通坯布以染制纯蓝色为主。

　　2、脱脂

　　将所选布料放入含有太古油等助剂的水中浸泡，温度在50--60℃之间，然后再将布料放置清水中，待2-3天后取出晒干待用。

　　3、裱纸

　　刻花所用的纸版，一般用3--5层纸裱制而成。纸质为贵阳皮纸或桑皮纸2--3层，高丽纸1--2层，用面粉自制浆糊刷裱，晾干后刷一层熟桐油，待干后压平使用。

　　4、画样、替版

　　先用羊毛自制刷帚（直径为4--5cm），一头包扎收紧，再用刷帚沾少许颜料粉把原样替下或重新设计新样稿。

　　5、镂刻花版

　　一般用二至三层油板纸（牛皮纸）订合在一起，在牛皮纸上勾出大体的图案，用自制刻刀以刀代笔，进行镂刻，刻时刻刀需竖直，力求上下层花形一致。刻刀用铁皮切割斜口后，用竹片夹紧包扎而成。刻刀分斜口单刀、双刀、用铁皮自制圆口刀（俗称"铳子"）三种类型。单刀刻面为主，用双刀所刻的线宽窄一致，铳子分大小数种，主要铳制花版所需的圆点。 镂刻中有分刻面、刻线、刻点的手法，刻面主要采用断刀的刀法，来表现大块图案，这也是蓝印花布中最具典型的刀法，刻线要刻得流畅、通顺，蓝印花布图案中的线又分阴线、阳纹。"刻点"一般用自制的工具舂子来舂，点一般在图案中起装饰作用。除了镂刻以外还有替版，早期用过的版面通过涂色把图案保留下来，再进行镂刻，这样可以反复使用。

　　6、上桐油

　　先用卵石把刻好的花版反面打磨平整，然后刷熟桐油加固，晾干，经过2--3次正反面刷油，最后晾干压平，分类保存，需要用时就可直接印纺染浆。

　　7、刮浆

　　刮浆前先将坯布洒水后卷布，润湿是为了让白布更好地吸收染浆。在民间蓝花布防染浆料曾用过玉米粉、小麦粉、糯米粉等，经过几代人的摸索和实践，最终选用了粘性适中的黄豆粉，但单纯的黄豆粉夏季容易变质，且成本高，加石灰粉后不仅上浆好刮，染好后也容易刮掉灰浆，故民间都沿用黄豆粉和石灰调制作防染浆，其比例为1:07，再加上水调成糊状。有时根据花型要求也采用糯米粉和石灰作为防染浆。调浆时厚薄（粘稠）要适中，黄豆粉越细、浆调得越透，粘性就越好。 把刻好的花版放在白布上就可以进行刮浆。刮浆时用力要均匀。刮刀在江浙一带一般用铁煅而成，手柄为木制圆型，在湖南、湖北亦有用牛角和木板做成。刮浆时接版更为重要，花型复杂时对版要准确，排版要自如。然后刮有防染浆的坯布需要两天的时间阴干，待灰浆晾干后，投入缸内染色。

　　8、染色

　　把蓝靛倒入小缸中，5斤蓝靛配8斤石灰10斤米酒加适量水搅拌，使蓝靛水变黄，水面上起靛沫，民间俗称"靛花"，即可倒入大缸待染。染色前将竹篮放入缸中。[1]

　　工艺概述

　　南通蓝印花布通过手工刻制花版、手工刮浆、手工染色以及手工刮白、固色、凉干等多道工艺制成，染色前，首先利用石膏和豆粉制成的防染浆，透过花版的镂空部分在土布上括成染料无法渗入的白色图案，再染以蓝靛，形成鲜明和谐的蓝白之美。南通蓝印花布的图案简洁朴素，多为寓意吉祥如意的传统折枝花纹、花鸟动物以及古时人物等，十分优美雅致，因而在民间流传甚广。用蓝印花布制成的服饰、被面、壁挂、台布、包头、门窗帘布、包袱方巾、玩具摆设等，既是生活用品，又是独具个性、可以观赏的工艺品。[2] 江浙一带蓝印花布的主要产地就在江苏的南通地区。明清以来，江苏南通是中国棉纺织基地，所印制的蓝印花布"衣被天下"，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也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以和谐的蓝白之美闻名于世，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自然，清新。南通是全国研究开发和生产民间蓝印花布的重点地区，被誉为中国蓝印花布之乡。[3]

　　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

　　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元新于1997年创建的，是我国第一家集收藏、展示、研究、生产、经营为一体的专业博物馆，下设蓝印花布博物馆蓝艺研究所、蓝印花布博物馆明清染坊、蓝印花布博物馆的旅游产品开发展示部。开馆十年来，坚持以宣传民间艺术，继承传统工艺为宗旨，以抢救、保护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以研究传承民间工艺为己任，共赴海内外展览三十多次，接待了中外宾客五十多万人次。 蓝印花布馆竭尽全力弘扬和传承民间传统蓝印花布，整理收藏明清以来实物及资料一万多件，保存着大量优秀的民间制品，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该书由著名艺术大师张仃先生题写书名并序，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绵璐，袁运甫先生，国际艺术大师韩美林等诸多大家学者题辞写跋。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蓝印花布纹样专著的空缺。[4]

孙 权 （1 8 2 — 2 5 2 年）

吴郡富春人（今杭州市富阳县）孙权，字仲谋，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在位二十二年，江东六郡得以有相对安定的局面，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他重视农业、设立农官、奖励农事，兴修水利，还在山越地区建置郡县，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他派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渡海开发台湾，开拓了大陆与海岛的联系。

东汉末，孙权继兄孙策据有江东六郡。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上表请封孙权为讨虏将军、会稽太守，他屯守江浙一带，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步收罗人才，发展势力。建安十三年（208年）和刘备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建安十九年，刘备定蜀，孙权西联蜀汉，北抗曹魏，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败关羽，袭荆州人，任骠骑将军、荆州牧，封南昌侯。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自立为帝，派使者安抚孙权，封他为吴王。黄武元年（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大败刘备。黄龙元年（229年）称帝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国号吴。不久，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以后和蜀魏时和、时战。在位期间，曾四改年号，称黄龙、嘉乐、赤乌、太元，七十一岁去世，谥为吴大帝。

富阳县城南四十里的龙门古镇，为孙权的后裔聚居繁衍之地。现在全镇一千六百多户，孙姓占90%以上，从孙氏第十九世宋奉议大夫孙仁匡一支迁居龙门后立的《孙氏家谱》推算，到1939年，孙权的后代正好是六十五世。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晚年号香 山 居士，他酷爱茶叶，曾自称是个“别茶人”。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诗风深入浅出，平易通俗，作品流传广泛。长庆二年（822年）为杭州刺使，任内曾开发、建设西湖。此词回忆了当年的生活，描绘了江南春天的美丽风光。

忆江南

白居易（772－846）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毕升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时杭州人毕升首创的活字印刷，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毕升是一名普通劳动者，他的生卒年月无正史记载可查，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提到：“庆历中（1041一1051年）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等文字。

毕升是北宋时杭州著名印刷匠，他用了八、九年时间，创制了一套胶泥活字，发明了活字印刷。活字是选用细腻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小型方块，每块上面刻上一个阳文反手宇，而后用火烧硬。每个字印按用的多寡制备，多的达二十多个，以备同一字印在一个印版中多次重复使用。为便于拣字排版，活宇印按照字的韵目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是制版，按所印文字的字句段落，将字印放在盛有作为粘合剂的松香、蜡和纸灰的铁板上，四周围上铁框，放到火上加热，使粘合剂熔化，待粘合剂稍为冷却而仍有可塑性时，用一平板在字面上加压使之平准。当粘合剂完全冷却固结后，即可付印。最后是拆版，印完后，把印版拿到火上烘烤，粘合剂重又熔化，用手拂扫活字，活字便掉下，可再供排版使用。他还在此基础上研究过木活字排版。还采用两块铁板互换，一版印刷，另一版排版，印刷效率大为提高。毕升的活字印刷，包括了造活字、排版和拆版一整套完备的过程，其原理和今天铅字排印基本相同，每个生产环节，都含有科学规律。 (右图为毕升墓碑)

沈 括（1033 — 1097）

北宋钱塘人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十一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

青少年时随父沈周先后到过润州、泉州、开封、江宁等地，增长了不少书本外的知识，为他以后做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沈括自幼好学不倦，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各个方面部有兴趣，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东京（开封）任过昭文馆编校、司天监等职，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丰富的皇家藏书。他晚年提出的用太阳历，即“十二气历”的主张，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太阳历和农历结合的人。他对传统历法的缺点作了科学分析，说传统历法用闰月的方法来调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是费力又不解决问题。他为此主张采取太阳历，按十二节气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1930年，英国气象局局长肖伯纳也曾提出了与沈括相同的理论，但比沈括晚九百多年。

1070年（熙宁三年），沈括积极参加了王安石变法，成为王安石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过“权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兼判军器监”等职。

1090年（元佑五年）沈括五十八岁，住在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门外），撰成《梦溪笔谈》，这部巨著是他一生所学和实践的结晶。全书共三十卷，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其中涉及到科学技术的条目就有二百多条，如铜壶滴漏的讨论、凹面镜的解释、透光镜的探讨、立体地形模型的制造、指南针使用方法的经验、地磁偏角的发现等等。全书广博的内容，独特的创见，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沈括一生中曾有两次较长时间居住在杭州，并曾到浙江察访和在秀州（今嘉兴）任职。一次是他十九岁随父返归故里，父病亡，他将父亲安葬于钱塘龙居里，直至二十二岁父丧终才离去。第二次是三十六岁时护送母亲灵柩回杭，葬于龙居里，三十九岁才返京复职。沈括四十一岁时，奉命来浙江治理水利，察访两浙，向朝廷建议兴筑温、台、明等州以东的堤堰，增辟耕地。他在考察雁荡山时，对形成雁荡山奇妙群峰的原因，首次作了科学的解释。沈括对故乡杭州寄满深深眷恋之情，在《梦溪笔谈》中，对杭州的人物事迹、科技成果、政策得失等等，都悉心记载。沈括六十五岁病故于梦溪园，临终时嘱咐后人将遗体归葬故乡杭州。今杭州市区后市街附近的沈公井巷是他的旧居。墓在距杭州市不远的安溪乡。

岳 飞 （1103 — 1142）

岳飞尽了毕生的力量，抵抗外敌，卫国护皇。他的勇敢与机智，为他取得了多次的胜利和荣耀。可是，岳飞在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他在民间的广受爱戴，却引起了皇帝的妒忌和不安。后来，这位英勇爱国的将军，终于被被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杭州大理寺风波亭。

岳飞于公元1103年生于现今的河南省。据说在岳飞诞生时，一只大鹏从岳家屋顶上飞过。岳飞的父亲认为这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就给他取名“飞”，字“鹏举”，希望他将来鹏程万里，前途无量。

岳飞的父亲是个农夫。岳飞未满月时，黄河泛滥，造成大水灾，使岳家生活更加贫困。因此，岳飞从八九岁起，就得开始在田间工作。

岳家生活虽然困苦，但却影响不了岳飞对书本的喜爱。他白天在田间辛苦劳动，晚上就努力读书，一直读到深夜。他从小就对兵书有特别的喜爱。

岳飞十一岁时，他的外祖父请来了一位著名的武功师傅，教他武功。岳飞也另拜师学射箭。箭术师傅非常器重岳飞，把自己心爱的两张弓赠送给他。

依照当时的传统，岳飞十六岁时就结婚，次年生长子岳云。岳云后来长大成为一名勇将，跟随父亲在战场上打仗。

岳云四岁那年，岳飞应政府的号召，加入军队抵抗来侵的金兵。据说，在他离家之前，他的母亲用针在他背上刺了“尽忠报国”四个字。

公元1122年，岳飞从军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身为孝子，他依据传统回家守丧，到1124年才重返军队。

在金兵的侵略底下，北宋朝廷不知所措，国家混乱不堪。1127年，北宋皇帝，皇父和家人都被金兵俘虏，并押送到中国北方的金人京城。

皇帝虽然被捉，宋朝的爱国志士仍继续奋力抗敌。岳飞加入这些爱国志士的队伍，共同建立南宋，以宋高宗为皇帝。

此后几年，岳飞以英勇战士和精明战略家的姿态出现，屡战屡胜，把金兵逐出宋朝国土，逼他们渡过长江。

尽忠报国的岳飞要乘胜追击，把金兵赶回他们的老家去, 并且要拯救前任皇帝和他的家人回京。可是，他的好意却受到高宗皇帝的猜忌。

原来高宗担心的是：他的哥哥（前任皇帝）获救后，自己可能失去皇位，所以拒绝了岳飞攻打金国的要求。他反而决定与屡次违反和平条约的金国讲和。

岳飞广受人民的爱戴，也引起皇帝的不满。因此，高宗在1142年以岳飞企图谋反的罪名而赐他死罪，他的儿子岳云也受牵连而被处死。

这位人格高尚的爱国志士岳飞含冤而死时，才39岁。他虽然出身于清寒的农家，后来却因为抵抗金兵，屡战屡胜而成为民族英雄。他的大半生都与家人分开，因为他认为保卫国家和保护皇帝，是他的职责。

方腊（？一1121年）

北宋末年浙江农民起义首领；又名方十三，睦州青溪（今杭州淳安）帮源洞人，雇工出身。

北宋末年，浙江地区遭受“花石纲”的掠夺，逼得农民无法求生，方腊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际”（过去、现在、未来）之说，组织群众，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宣和二年（1120年）秋天在帮源起义，反抗北宋王朝，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先后占领青溪县城，攻下睦州，分兵出击杭州、歙州。教徒兰溪朱言、吴邦，歙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等纷起响应，人数扩大到几十万，连续攻下杭州、歙州等六州五十二县，东南震动。方腊计划划江而守，渐图进取，十年内推翻宋王朝。

宋徽宗派童贯率军十五万镇压，起义军战斗失利。宣和三年夏，方腊率余部退守青溪帮源洞和梓桐洞，后被叛徒告密，宋军从小路攻入洞中，方腊受伤被俘，同年秋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就义。余部在吕师囊等率领下，转战温州、台州，到宣和四年夏秋间失败。今淳安县有郭沫著题字的方腊洞，方腊塑像。杭州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方腊起义的传说，留存着这些传说的遗迹，如方腊之妹方百花的点将台，方百花攻打杭城屯兵地等等。

苏东坡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的这首诗，使西湖愈益形象鲜明，声名远播。

苏轼是继白居易之后又一位在杭州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影响的大诗人。他和白居易一样，是来杭州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后才认识西湖的。他俩的出身、遭遇、思想、创作有许多共同点，就象苏轼自己说的那样：“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惜前贤。”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和元佑四年两次来杭州，第一次任通判（副知州），第二次任知州，先后达五年之久。他除了为抗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之外，还深深地眷恋着“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杭州山水；并用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为西湖平添了几分美丽，几分光彩。这位既是诗人。又是画家的艺术大师，他的观察力是特别敏锐的。他的《饮湖上初睛后雨》一诗，把西湖写活了，一千年来成为描写西湖风景的绝唱。他的另一些描写西湖风景的小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有美堂暴雨》等，同样把一些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写得精辟入微，读来回味无穷，如“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浮云拨不开”，“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把西湖上的雷雨写得富有生活情趣。白居易对西湖的描写是一种平面形的介绍和铺叙，苏轼的西湖诗词则是一种立体的渲染、烘托和强化，达到了“诗中有画”的境界，使西湖形象更丰满了。

于 谦 （ 1 3 9 8 一 1 4 5 7 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自我写照。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出生于浙江钱塘县太平里（今杭州庆春门附近），后迁居词堂巷。

明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录取为钱塘县学生员（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杭州参加“乡试”，中第六名举人；次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平反了数百件冤狱。以后十余年间，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山西、河南，深入民间察访，惩治贪官，严惩特殊贪暴分子；兴修水利，改良农事，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百姓爱戴于谦，称他为“于青天”。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上京奏事，不带一物。有人对他说你即使不带金银，也该带些土产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笑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明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部酋长也先分兵四路大举进攻。英宗亲率大军迎战，于谦代理兵部事留京辅助监国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8月15日英宗兵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五十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消息传来，全国震动。皇太后命拥立郕王为景帝，于谦为兵部尚书，统帅全军。于谦针对瓦刺利用英宗作为要挟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防守京城，抗击外敌。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