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后,鲁迅和杨杏佛,宋庆龄呼吁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仇恨,被列上黑名单

杨杏佛后被暗杀,国民党慑于鲁迅,宋庆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敢下手,但扬言要进行暗杀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不爱国，拥护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爱国与拥护民族利益的彻底与否，由于阶级的不同而呈现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证明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深刻地联系着阶级矛盾。当时南京政权多次改组，上台下台，此去彼来，其中有再作冯妇的军阀，有新承恩宠的政客。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做戏”式的宣传，一切营利、作伪、**歌舞、美国**《两亲家探非洲》，也都贴上了“爱国”的商标。鲁迅在自己编辑的通俗小报《十字街头》上，对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评。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难行难》里，他把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和后者当年“陛见”溥仪、口称“皇上”并论，暗示其不惜沿门托钵以求卖身投靠的丑态；在《“非所计也”》里，从舆论认为陈友仁和芳泽先后登台，中国问题可望通过两人“友谊”解决，指出把外交活动寄托在“私人感情”上，夤缘投机，得到的只能是“不幸挫败，非所计也”的屈辱的后果。托辞“爱国”，暗图升官，伪装“抗日”，阴谋妥协，经过鲁迅的揭发和分析，清楚地表明这些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从社会角落泛了起来的“沉滓”，而真正能够反帝爱国的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下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从《“友邦惊诧”论》开始，在以后的一系列杂感里，鲁迅又给群众爱国运动——首先是学生爱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注：鲁迅把1933年写的而不是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感，另外收录在《南腔北调集》里。不过《花边文学》中有一部分杂感，是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的。《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报纸，当时有一些革命作家进入编辑部，聂绀弩、叶紫都曾经是《动向》的编辑)等三书。《伪自由书》辑录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的杂感，以时事短评为主。鲁迅在《前记》里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由于文网森严，笔墨自不免趋向隐晦。但是言之有物，虽曲折而不失其犀利，毕意是《伪自由书》的特点；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为青年辩护和向不抵抗主义追击，立意遣词，则又较为轩豁和明快。鲁迅在《逃的辩护》、《崇实》、《保留》里，和写于同一时期而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一些杂感一样，不断地为爱国行动声援，保卫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他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线，究其实际，仍然是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阶级的分析。在鲁迅看来，青年学生是爱国的，他们的“逃难”正是国民党压制爱国运动的结果，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在鲁迅看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民也是爱国的，他们的好象“一盘散沙”，正是统治者的“治绩”，他说：“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注：《南腔北调集·沙》)他从现实生活中举出生动的例证，为青年和群众辩护，说明真正出卖民族利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只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团的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蒋介石一贯执行的是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自“九一八”以后又在新的口号下变本加厉地进行。《伪自由书》里绝大部分杂感的矛头针对了一些这样的事实：首先，是体现对外妥协的所谓不抵抗主义。鲁迅彻底地揭穿了蒋介石正在耍弄的把戏，指出国民党军人离前线“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负弩前驱”的说要“誓杀敌，誓死抵抗”，但这种“宣誓”不过是信不得的“赌咒”，就象随口胡诌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娼”一样。“不抵抗”的说要“诱敌深入”，但这种“战略”不过是不战而退的托词，反正“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因“战略关系”请其深入(注：分别见《伪自由书》中《观斗》、《赌咒》、《战略关系》诸篇)。当时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已和“不承认主义”的史汀生(注：“不承认主义”，这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也叫史汀生主义，即并不制裁日本，却对日本的所作所为采取鸵鸟式的不承认的办法)协调一致，决心妥协，一切都经“预定”，“好象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注：《伪自由书·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的这些文章，成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深入华北的预言。其次，是体现对内用兵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鲁迅深刻地暴露了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反共走狗的本质。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国民党向国际联盟哭诉，并不是日本报纸上说的“以夷制夷”，请外国人制裁外国人，倒是推行了国际联盟里帝国主义“老爷们”的“以华制华”，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先安内，后攘外。“‘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日本军向中国的领土“炸进来”，“‘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国民党向革命根据地“炸进去”。不过因为“炸进来快，炸进去慢”，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正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彼此一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中国***。这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实现帝国主义者包括日本在内所谓“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鲁迅的观察直透问题的内核，因而能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一时期他还和瞿秋白一起，研究了蒋介石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从已经泄气的吴稚晖到正在发迹的胡适的言论。他们用共同笔名，由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注：《大观园的人才》里用来和吴稚晖作对比的，是汪精卫)，鲁迅自己写了《“光明所到……”》、《“人话”》、《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篇，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的为国民党抹粉、向侵略者献策的谬论，指出蒋氏王朝的“文化班头”已经由“党国元老”转到“高等华人”，因为前者只是替蒋介石卖命，而形势却需要后者出面同时为帝国主义效劳：“先前所利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鲁迅的这些杂感，就象匕首一样插进了胡适、吴稚晖之流的心脏，不仅帮助人们认识反动文人的面目，而且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暗示了蒋氏王朝在勾结帝国主义方面开始由日本转向美国的正在演变的动向。

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间被全部粉碎，国内外反动派大为震动。蒋介石为了向主子表白忠心，声称在“消灭”***之前，“绝对不言抗日”，严禁报刊登载抗日言论。《申报》当局受到威胁，《自由谈》于五月二十五日刊出启事，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头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政治形势直接影响到文化斗争，这个启事宣告了文化方面“伪自由”阶段的结束和“准风月”阶段的开始。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想从一相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从“风月”里写出“风云”，正是收在《准风月谈》里许多杂感的特点。这些杂感或则取材历史事例，或则运用外国故实，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这个“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社会里，杀戮愈惨，愈可以看出统治者日暮途穷，例行逆施，觉得“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失败的心理。出现在这些杂感里的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的挑战。蒋介石于“九一八”后，一面勾结美国，一面竭力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模仿“黑衫党”的有复兴社(注：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这个组织的性质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国的“褐衫队”一模一样，又因特务头子之一刘健群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组织“蓝衣社”，社会上就称复兴社为“蓝衣社”，它的后身又分为“军统”“中统”两个特务系统，爪牙密布，血债累累)，模仿集中营的有反省院，模仿取缔“非德意志思想”的有提倡“民族本位文化”，模仿焚书排犹的有查禁报刊、封闭书店、逮捕作家、杀戮青年。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后，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扬，加紧压迫。鲁迅揭露了这种伪造的“世界潮流”，讽刺了那些奴性的“强迫服从”(注：《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采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意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指出：事实不需要多少时候便可以见到分晓，希特勒的“事业”正在碰壁，生活本身必将毫不留情地送给黄脸干儿们“一个大调刺”。谈笑于刀丛之中，以极高的轻蔑对待残酷的压迫，坚持真理，临危不惧，这是体现在鲁迅身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美的性格。反映在杂感这一形式里，往往又构成了作者称之为“准风月谈”的这类寓严肃于轻松的文章的特点。

收录在《准风月谈》里的杂感，还有许多是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对文学活动的论述。这些文章同样是表面上谈论“风月”，骨子里却在鼓动“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在批评社会现象方面，鲁迅鞭挞了“揩油”、帮闲、中头彩、救月亮、说风凉话、“吃白相饭”等等小市民的堕落的恶习，批判精神现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毒素，通过生活的细节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们的思索，启发人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论述文学活动方面，鲁迅针砭了棒场、打诨、“捐班”诗人、“商定”文豪、写阔人秘史、传“登龙”妙术等等资产阶级文人浇薄的行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贩投机取巧的反动宣传，反对文艺领域内颠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现象，为一切必要的驳难和抗争辩护，保卫并且发展了文艺工作中战斗的传统。从这些杂感所反映的内容看来，实质上都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补充和延伸。出现在鲁迅笔底的是一个充满了混乱、黑暗、欺骗、掠夺的没有前途的社会，这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结果。对社会的彻底暴露正是为了动摇这个政权的基础。鲁迅的杂感是雄辩的，每一篇都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尽管不是对某个论敌而发，然而它向生活论战，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论战，表现了广泛的思想斗争的特色。至于集内因《重三感旧》而引起的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其中心也是反对后退，不满于“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包含着永远前进和不断革命的现实的意义。

辑入《花边文学》里的杂感，全部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短评，是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的开拓。这些杂感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乃至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都有洞察入微的精辟的见解。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内在的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揭示其深广的意义，有时是正面的论列。例如《“京派”与“海派”》一文，根据“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实，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从经济依存关系上说明“京”“海”两派的本质，这就活活地画出了知识分子毫无特操的面貌。在《“……”“”论补》里，鲁迅指出“”原来代表古书的阙文，后来又成为检查删节的符号，他说：“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无法可补”是学术上的损失，而“欲补不能”却是政治上的迫害，这是古今两种“”的不可混淆的区别。在《命运》里，鲁迅说明统治阶级想以优生学济“运命说”之穷，而结果还是枉然，他说：“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失去了客观的根据，这就无法使穷人安于运命而不起来革命。这些杂感都写得深刻，透彻，事理分明，一针见血，道人之所未道。有时是侧面的戟刺。例如本意在于反对复古运动的《正是时候》，同时也鞭挞了旧家子弟的心理，指出他们“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便会“立刻退缩”，回到“大宅子里”，“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从环境影响说明“旧家子弟”的性格，这就活活地画出了没落阶级百无聊赖的心理。《洋服的没落》主要是嘲笑保守势力糊涂懵懂的，鲁迅又顺便讥刺了统治集团惯于利用生理的特点以维系野蛮的法制：“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举例通俗而揭露充分。《偶感》主要是抨击投机分子骗人敛财的，鲁迅也随手讥刺了市民阶层往往利用科学的发明以维系落后的风气：“马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引证普遍而挞伐沉重。这些杂感又都写得贴切，泼剌，论证生动，鞭辟入里，发人之所未发。为了更加彻底地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花边文学》里还有不少篇什，描摹和解剖了一部分人精神的空虚和卑下，以揭示病态社会严重的症候。鲁迅谴责了趁队起哄、人云亦云的现象：“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开始时毫无主见，到头来又莫名其妙，作为奴隶生活的思想烙印，这是社会改革的精神阻力，鲁迅常常用讽刺的烈火去烧毁它。又譬如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受到对方威胁，压力强大，心里虽“不舒服”，却又不敢“出死力来斗争”，鲁迅讥讽地说：“他们会只化一个铜元买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泰山石敢当’，悄悄的贴起来，就如此的安身立命。”(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再譬如生活里还有这样一种人，明知摆在眼前的是一个骗局，已经掉入圈套，然而自己不揭发，又反对别人揭发，鲁迅愤愤地说：“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从这些淋漓尽致的分析里，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思想开掘的深度。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谴责，《花边文学》是更加深化了的对于国民党统治下许多腐朽现象的批判，它从精神状态上展示了一个正在沉落的社会的面貌。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教训。由于爱憎的严明，分寸的适称，鲁迅的杂感不只是对旧事物的打击，也包含着对新事物的促进。它简直是一团火，有人会被灼伤，甚而至于烧死；但也有人从这里感到温暖，望见光明。一切“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不可能不同时又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在鲁迅的批判反面事物的杂感里，人们仍然能够从字里行间捉摸到作者的理想：他的正面的要求，他所暗示的生活的趋向和历史的进程。

很抱歉啊 这些这些 都是 偷来的啦 具体怎么偷得 反正就是别人写的 我顺手牵过来 寄花献佛啦 希望对您有帮助

《搜神传 》是TVB的一部神话剧。

来源是古代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是晋代干宝搜集撰写的记录神仙鬼怪的著作。

这部书共分三十卷，主要是搜集各种民间关于鬼怪、奇迹、神异以及神仙方士的传说，也有采自正史中记载的祥瑞、异变等情况，其中不乏情节重复的故事，每个故事的叙述非常简短，文学水平也不是非常出色，但对中国后世的传奇小说发展影响很大，以后很多传奇小说如“唐人传奇”、《聊斋志异》等的写作方法和《搜神记》相似。

《搜神记》记载的部分志怪，有的被后来发扬、演变成戏剧、小说等的题材，如《三国演义》中的“左慈戏曹操”、“孙策杀于吉”，部分“廿四孝”的故事，关于彭祖长寿，葛永成仙，南海鲛人，神农架野人，相思树的故事，成语“含沙射影”的由来，“黄粱一梦”的故事，皆源自于《搜神记》。鲁迅所写的《故事新编》中的眉间尺和嫦娥奔月基本上也受到《搜神记》的影响。黄梅戏《天仙配》的主要情节也是改编自《搜神记》。

对辛弃疾家室和子女的考索，是辛弃疾生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辛弃疾全部600多首词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妻子。

例如，在邓广铭先生的修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汉宫春·立春日》居于全部词作之首，邓先生认为这首词首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所言的“美人”，应即辛稼轩的夫人范氏。

而此书的《增订三版题记》中也说：“辛稼轩在‘锦襜突骑渡江初’的绍兴三十二年，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先已寓居京口的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

”又说，据此词“‘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知其违别故乡济南仅及一年；‘却笑东风……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诸句，为稼轩以‘朱颜’形容自己面貌仅有的一次，知其确作于青年期内”[1]。

又如辛弃疾有一首《定风波》词，题为“大醉归自葛园，家人有痛饮之戒，故书于壁”，下片是：“欲觅醉乡今古路，知处：温柔东畔白云西。

起向绿窗高处看，题遍；刘伶元自有贤妻。

”此词作于退归带湖新居既久之后，沉酣于山水诗酒之时，而所涉及的那位把“绿窗”题遍的“贤妻”，当然也是指范氏而言，而且据此可以考定她竟是一位知书达理、颇具风趣和善解人意的女子。

稼轩词中，涉及其夫人的词作，当然不止上举的两首。

又如辛稼轩还有一首《满江红·中秋寄远》词，明显是其宦游思家的“寄内”词；其另一首《浣溪沙·寿内子》更是直接写给他的夫人的作品。

稼轩其它诗词涉及这一题材的还有一些，而对于这些诗词作品的理解及写作背景的考释，则因对辛弃疾家室的研判不清，至今尚多歧义，未能有效解决。

由此看来，对辛弃疾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生平和家室作进一步地考察和探索，对于稼轩词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自清人辛启泰作《稼轩先生年谱》以来，虽然有兴趣研究辛弃疾生平的学者阵营亦颇为庞大，却因为资料的匮乏，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的人寥寥无几。

辛启泰当清嘉庆之际，尚能见到传世的《铅山辛氏族谱》，本应有条件对此有清晰的记载，但他只是在《稼轩年谱》的《后记》中稍稍提到了辛稼轩九子之名，对稼轩的祖母、母亲、夫人、女儿，竟然没有写下一个字。

我们今天可以明确地指出，辛启泰在利用《铅山辛氏族谱》的过程中，舍弃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不加以充分利用，表明他确实不具备一个史学家的才识。

上世纪初以来，辛弃疾和他的稼轩词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

仅编著《辛稼轩年谱》的学者就有陈思、梁启超、郑骞、邓广铭、蔡义江等多人[2]。

由于辛启泰所著《稼轩年谱》留给后人有用的资料太少，故此诸人的《年谱》，对辛弃疾生平事迹的研究遂依据其所占有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多寡做出各自的论证，因而使辛弃疾生平事迹异说纷纭，错误丛生，对辛弃疾的家室研究也就少有所获，以迄于今。

邓广铭先生所著《年谱》，曾受到多数辛弃疾研究者的好评，成为这一类著作的佼佼者。

但是，今日看来，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辛弃疾家室的直接资料掌握的不多。

不过，邓先生还是在资据不足的情况下考出了辛弃疾的妻子范氏，并对范氏的家世情况有所考证[3]。

1997年，邓先生在增订《辛稼轩年谱》中借助1984年新发现的《铅山辛氏宗谱》[4]中《辛稼轩历仕始末》一文，以及宋刘宰《漫塘集》中《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实》、牟巘《陵阳集》中《书范雷卿家谱》等文，考定辛弃疾“南归之初，寓居京口娶妻范氏，为邢台范邦彦子美之女，如山南伯之女弟。

邦彦父子亦绍兴辛巳岁相偕南下归正者”，并作按语说：“据牟氏文，知稼轩于南归后方婚娶，其事当即其南归之初。

”这一论断，邓先生在增订《辛稼轩年谱》的《增订题记》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增订三版题记》中，和在词集的若干有关词作注释中，以及在他晚年所写的论文中都一再重复提及这些观点[5]。

然而，随着辛弃疾研究新资料的发现，邓先生的这些结论，就有了被修改和完善的必要。

二2006年，江西抚州友人辛乾林君把他收藏的一部《菱湖辛氏族谱》提供给我[6]。

这是一部辛弃疾家族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是在辛启泰利用《铅山辛氏族谱》撰写辛弃疾家世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上世纪80年代所发现的《铅山辛氏宗谱》全名为《铅山鹅南辛氏宗谱》，是铅山紫溪西山的一支辛氏后裔编写的族谱，其中仅有关于辛弃疾的一篇《历仕始末》，却并无辛弃疾手撰的《济南辛氏宗谱》和辛弃疾在铅山的后裔的任何记载。

这部《宗谱》还转载了几篇转引自《古墩辛氏宗谱》的序跋。

在发现这个《宗谱》时，邓先生和我是最先看到它的，然而，对于所谓“辜墩辛氏”，我们当时既不清楚它的所在，也不知道由辛改为辜姓的辛氏后裔是否存在，所以，当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篇《稼轩历仕始末》对辛弃疾研究所能发挥的作用上去了。

至于辛弃疾家室的情况，那时尚无暇顾及。

邓先生关于范夫人于绍兴末即嫁于辛弃疾的论断，却是他后来提出的，现在看来，并不确切。

这次所发现的是由辛弃疾次子辛秬的后裔编次的《菱湖辛氏族谱》。

菱湖辛村位于抚州市以北数公里处，全村辛氏一族，人口有上千人。

他们全都是辛秬的后代，由抚州东乡县的辜墩分迁出的辛氏族人。

而这部《菱湖辛氏族谱》，就收录了辛弃疾手撰的《济南辛氏宗图》、《稼轩历仕始末》以及铅山、辜墩、菱湖及其余各地辛氏后裔的名录和小传，起自宋代，下迄近世。

这些记载，据谱前的各序，知即原属《辜墩辛氏族谱》所载，惜辜墩谱于上世纪已毁，而八卷本的《菱湖辛氏族谱》却保存完整。

通过此谱，我们得以看到清嘉庆间辛启泰曾见到的《铅山辛氏族谱》中有关辛弃疾先世及后裔的谱牒，得到了我们多年来追寻未见的资料。

辛弃疾所撰《济南辛氏宗图》，共《源流总图》和《密州位》、《京师位》、《郑州位》、《福州位》、《莱州位》、《东京位》、《东平位》、《济南位》和《期思位》十部分。

其中《期思位》应即辛弃疾后裔所续补。

而前九部分也有宋代之后续补的内容。

其中的《济南位》，又称《陇西派下支分济南之图》，涉及辛弃疾及其夫人、子女则有如下记载：

第六世，幼安公，讳弃疾，行第一，号稼轩。

宋绍兴十年庚申五月十一日卯时生。

开禧丁卯年九月初十日卒。

葬洋源。

室赵氏，再室范氏，三室林氏。

生子九：稹、秬、稏、穮、穰、穟、秸、袖、赣。

女二：长 ，幼 。

这两段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辛弃疾手撰《宗图》的内容，而应当是其后裔的续补。

但所记辛弃疾的生卒年月日时，以及葬地、夫人、子女的姓、名，则完全符合族谱的体例，可知其必然是宋代所撰族谱的原文，而为历来修谱者展转传抄，流传至今的，其内容应当是极其珍贵而且应当是十分可靠的。

在《济南之图》之后，《族谱》又载《济南派下支分期思世系》，有关辛弃疾生平的记载，则大部分与《辛稼轩历仕始末》相同，惟在“开禧丁卯年九月初十日卒于正寝”之后，又有下列记载：

初室江阴赵氏，知南安军修之之女孙，卒于江阴，赠硕人。

继室范氏，蜀公之孙女，封令人，赠硕人。

公与范硕人俱葬本里鹅湖乡洋源，立庵名圆通。

（见附图）

公生平出处、事迹详见《行状》、《年貌谱》。

有《稼轩文集》行于世。

生子九：长名稹，次名秬，三名稏，四名穮，五名穰，六名穟，七名秸，八名袖，幼名赣。

女二，长名 ，次名 。

以上两部分记载，亦多我们未知的内容，如辛弃疾坟庵名圆通，又如所提及的《行状》、《年貌谱》，其中《年貌谱》为何书，皆所未详。

特别是其中辛弃疾夫人和女儿的记载，是这个《族谱》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也是我们前此从未见到的重要文献。

它的重要姓，是让我们得知，在辛弃疾南渡娶妻范氏之前，他已经有了发妻赵氏。

而在范氏之后，他又曾娶妻林氏。

辛弃疾家室和子女的考索，是辛弃疾生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辛弃疾全部600多首词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妻子。例如，在邓广铭先生的修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汉宫春·立春日》居于全部词作之首，邓先生认为这首词首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所言的“美人”，应即辛稼轩的夫人范氏。而此书的《增订三版题记》中也说：“辛稼轩在‘锦襜突骑渡江初’的绍兴三十二年，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先已寓居京口的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又说，据此词“‘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知其违别故乡济南仅及一年；‘却笑东风……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诸句，为稼轩以‘朱颜’形容自己面貌仅有的一次，知其确作于青年期内”[1]。又如辛弃疾有一首《定风波》词，题为“大醉归自葛园，家人有痛饮之戒，故书于壁”，下片是：“欲觅醉乡今古路，知处：温柔东畔白云西。起向绿窗高处看，题遍；刘伶元自有贤妻。”此词作于退归带湖新居既久之后，沉酣于山水诗酒之时，而所涉及的那位把“绿窗”题遍的“贤妻”，当然也是指范氏而言，而且据此可以考定她竟是一位知书达理、颇具风趣和善解人意的女子。

稼轩词中，涉及其夫人的词作，当然不止上举的两首。又如辛稼轩还有一首《满江红·中秋寄远》词，明显是其宦游思家的“寄内”词；其另一首《浣溪沙·寿内子》更是直接写给他的夫人的作品。稼轩其它诗词涉及这一题材的还有一些，而对于这些诗词作品的理解及写作背景的考释，则因对辛弃疾家室的研判不清，至今尚多歧义，未能有效解决。

由此看来，对辛弃疾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生平和家室作进一步地考察和探索，对于稼轩词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自清人辛启泰作《稼轩先生年谱》以来，虽然有兴趣研究辛弃疾生平的学者阵营亦颇为庞大，却因为资料的匮乏，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的人寥寥无几。辛启泰当清嘉庆之际，尚能见到传世的《铅山辛氏族谱》，本应有条件对此有清晰的记载，但他只是在《稼轩年谱》的《后记》中稍稍提到了辛稼轩九子之名，对稼轩的祖母、母亲、夫人、女儿，竟然没有写下一个字。我们今天可以明确地指出，辛启泰在利用《铅山辛氏族谱》的过程中，舍弃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不加以充分利用，表明他确实不具备一个史学家的才识。

上世纪初以来，辛弃疾和他的稼轩词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仅编著《辛稼轩年谱》的学者就有陈思、梁启超、郑骞、邓广铭、蔡义江等多人[2]。由于辛启泰所著《稼轩年谱》留给后人有用的资料太少，故此诸人的《年谱》，对辛弃疾生平事迹的研究遂依据其所占有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多寡做出各自的论证，因而使辛弃疾生平事迹异说纷纭，错误丛生，对辛弃疾的家室研究也就少有所获，以迄于今。邓广铭先生所著《年谱》，曾受到多数辛弃疾研究者的好评，成为这一类著作的佼佼者。但是，今日看来，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辛弃疾家室的直接资料掌握的不多。不过，邓先生还是在资据不足的情况下考出了辛弃疾的妻子范氏，并对范氏的家世情况有所考证[3]。1997年，邓先生在增订《辛稼轩年谱》中借助1984年新发现的《铅山辛氏宗谱》[4]中《辛稼轩历仕始末》一文，以及宋刘宰《漫塘集》中《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实》、牟巘《陵阳集》中《书范雷卿家谱》等文，考定辛弃疾“南归之初，寓居京口娶妻范氏，为邢台范邦彦子美之女，如山南伯之女弟。邦彦父子亦绍兴辛巳岁相偕南下归正者”，并作按语说：“据牟氏文，知稼轩于南归后方婚娶，其事当即其南归之初。”这一论断，邓先生在增订《辛稼轩年谱》的《增订题记》中，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增订三版题记》中，和在词集的若干有关词作注释中，以及在他晚年所写的论文中都一再重复提及这些观点[5]。然而，随着辛弃疾研究新资料的发现，邓先生的这些结论，就有了被修改和完善的必要。二2006年，江西抚州友人辛乾林君把他收藏的一部《菱湖辛氏族谱》提供给我[6]。这是一部辛弃疾家族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是在辛启泰利用《铅山辛氏族谱》撰写辛弃疾家世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上世纪80年代所发现的《铅山辛氏宗谱》全名为《铅山鹅南辛氏宗谱》，是铅山紫溪西山的一支辛氏后裔编写的族谱，其中仅有关于辛弃疾的一篇《历仕始末》，却并无辛弃疾手撰的《济南辛氏宗谱》和辛弃疾在铅山的后裔的任何记载。这部《宗谱》还转载了几篇转引自《古墩辛氏宗谱》的序跋。在发现这个《宗谱》时，邓先生和我是最先看到它的，然而，对于所谓“辜墩辛氏”，我们当时既不清楚它的所在，也不知道由辛改为辜姓的辛氏后裔是否存在，所以，当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篇《稼轩历仕始末》对辛弃疾研究所能发挥的作用上去了。至于辛弃疾家室的情况，那时尚无暇顾及。邓先生关于范夫人于绍兴末即嫁于辛弃疾的论断，却是他后来提出的，现在看来，并不确切。

这次所发现的是由辛弃疾次子辛秬的后裔编次的《菱湖辛氏族谱》。菱湖辛村位于抚州市以北数公里处，全村辛氏一族，人口有上千人。他们全都是辛秬的后代，由抚州东乡县的辜墩分迁出的辛氏族人。而这部《菱湖辛氏族谱》，就收录了辛弃疾手撰的《济南辛氏宗图》、《稼轩历仕始末》以及铅山、辜墩、菱湖及其余各地辛氏后裔的名录和小传，起自宋代，下迄近世。这些记载，据谱前的各序，知即原属《辜墩辛氏族谱》所载，惜辜墩谱于上世纪已毁，而八卷本的《菱湖辛氏族谱》却保存完整。通过此谱，我们得以看到清嘉庆间辛启泰曾见到的《铅山辛氏族谱》中有关辛弃疾先世及后裔的谱牒，得到了我们多年来追寻未见的资料。

辛弃疾所撰《济南辛氏宗图》，共《源流总图》和《密州位》、《京师位》、《郑州位》、《福州位》、《莱州位》、《东京位》、《东平位》、《济南位》和《期思位》十部分。其中《期思位》应即辛弃疾后裔所续补。而前九部分也有宋代之后续补的内容。其中的《济南位》，又称《陇西派下支分济南之图》，涉及辛弃疾及其夫人、子女则有如下记载：

第六世，幼安公，讳弃疾，行第一，号稼轩。宋绍兴十年庚申五月十一日卯时生。开禧丁卯年九月初十日卒。葬洋源。室赵氏，再室范氏，三室林氏。

生子九：稹、秬、稏、穮、穰、穟、秸、袖、赣。女二：长 ，幼 。

这两段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辛弃疾手撰《宗图》的内容，而应当是其后裔的续补。但所记辛弃疾的生卒年月日时，以及葬地、夫人、子女的姓、名，则完全符合族谱的体例，可知其必然是宋代所撰族谱的原文，而为历来修谱者展转传抄，流传至今的，其内容应当是极其珍贵而且应当是十分可靠的。

在《济南之图》之后，《族谱》又载《济南派下支分期思世系》，有关辛弃疾生平的记载，则大部分与《辛稼轩历仕始末》相同，惟在“开禧丁卯年九月初十日卒于正寝”之后，又有下列记载：

初室江阴赵氏，知南安军修之之女孙，卒于江阴，赠硕人。继室范氏，蜀公之孙女，封令人，赠硕人。公与范硕人俱葬本里鹅湖乡洋源，立庵名圆通。（见附图）

公生平出处、事迹详见《行状》、《年貌谱》。有《稼轩文集》行于世。生子九：长名稹，次名秬，三名稏，四名穮，五名穰，六名穟，七名秸，八名袖，幼名赣。女二，长名 ，次名 。

以上两部分记载，亦多我们未知的内容，如辛弃疾坟庵名圆通，又如所提及的《行状》、《年貌谱》，其中《年貌谱》为何书，皆所未详。特别是其中辛弃疾夫人和女儿的记载，是这个《族谱》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也是我们前此从未见到的重要文献。它的重要姓，是让我们得知，在辛弃疾南渡娶妻范氏之前，他已经有了发妻赵氏。而在范氏之后，他又曾娶妻林氏。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1

记者从许渊冲家人处获悉，今天早晨7点40分，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教授许渊冲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0岁。

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他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已出版译著120余本。2010年，继季羡林、杨宪益之后，许渊冲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骑车是许渊冲平生一大乐趣

2017年3月，记者曾到许渊冲家中专访，他可爱、执着的一面尽显——

许渊冲：用一生捍卫译文里的美

96岁的翻译家许渊冲身着西服，仰靠在家里最时髦的家具——一把米色仿皮摇椅上睡着了。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半小时，他语音高亢地连续“喊”话，实在是太累了。

央视《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许渊冲迅速走红。他在海外的朋友纷纷发来祝贺邮件，出版社纷至沓来要给他出书，这两天他脚步匆匆赶回故里南昌，修家谱、做演讲，忙得不得了。此前，许渊冲和夫人照君婉拒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直到最近，才终于答应接受了专访。

狂

“他是‘外科派’，我是‘内科派’”

北大教授许渊冲住在一套只有70平方米，还是水泥地面的老房子里，老书架、老饭桌看上去年头也都不短了。家居陈设整体有些寒酸，但这位气宇轩昂的老人一坐定，整个房间瞬间明亮了，也立刻欢腾起来。听闻自己成了网红，他咧开嘴笑了，“我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不过，别人都告诉我了。”

许渊冲一生的成就围绕在他四周，他的中译英、中译法译著以及他的英译中、法译中著作，共有120余本，整整齐齐地立在倚墙的两排简陋书架上，这其中有他翻译的《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托夫》等，还有他用英文、法文翻译的《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而在书桌的上方，悬挂着一幅老友的书法：“译古今诗词，翻世界名著，创三美理论，饮彤霞晓露。”

许渊冲家中的书架

和那些沉静、内敛的老学者不同，许渊冲个性张扬、狂放，上大学时得来的绰号“许大炮”从未褪色，“我是诗译英法唯一人，上世纪60年代我就是唯一人，到现在还是唯一人。”最后，他又来个强大注解，“像我这样的，两千年来也没有第二个。”

关于翻译，许渊冲强调“三美”原则：内容美、声音美、形式美，如果谁撼动了他的原则，他就像一个战士一样，会与人决战到底。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了“三美”，一位学生反对他，说有“五美”，他很生气地说，“他就想胜过我，学习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出风头，北大学生自以为了不起了。”

即使面对权威，他坚持翻译美之原则也从未退让过。他回忆说，翻译家王佐良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说他的翻译是“鸳鸯蝴蝶派”。两个人最早的分歧因瓦雷里的诗《风灵》是直译还是意译而起。其中有一句诗，大意是“灵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王佐良译成“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版译文为“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许渊冲认为王佐良用的“胸部”一词没有美感，因为它既可指男也可指女。他用的“酥胸”才有朦胧美。许渊冲多年后又辩论说，王佐良的翻译是“外科派”，就好比一个伤兵中了箭，外科医生只是把箭掰断了，取出来，但毒还在里面；而他是“内科派”，不仅把箭拔出来，还把内部的毒也取出来了。

他与作家、翻译家冯亦代同样有过“战争”。《红与黑》的最后一句，说到市长夫人死了，按原文是“她死了”，但许版译文为“魂归离恨天”。当年冯亦代就批评许渊冲为什么要加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直指“魂归离恨天”是从《红楼梦》中偷来的。时至今日，许渊冲依然坚持己见，他认为翻成“她死了”表示的是正常死亡，但市长夫人并非正常死亡，而是含恨而死，没有比他的翻译更贴切的了。再说了，这“离恨天”也不是《红楼梦》才有的，是从《西厢记》里来的，难道《西厢记》偷了《红楼梦》吗？“翻译家罗新璋当年说，他要是想到了，也会像我那么翻译的。”许渊冲就像孩子一样，最后找到了一个温暖靠山。

“自豪使人进步，自卑使人退步”——许渊冲家里高挂着这样的条幅，“我的经验是，光谦虚不能使人进步，没有自豪感，人这辈子就完了。”正如多年前他与朋友所言，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

韧

九旬译莎翁，每天必译千字

许渊冲刚刚完成莎士比亚剧作《凯撒大将》的翻译，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当天的凌晨三点，已开始动笔写译者后记，其手稿笔力充沛、元气十足。

总结自己刚刚结束的翻译，许渊冲等于给听者上了一堂翻译美学课。

凯撒说过最著名的三句话：“Veni，Vidi，Vici。”这是拉丁语，翻成中文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而翻成法文为“Vines，Vois，Vinc”，英文是“I came，I saw，I won”。许渊冲说，只有法文能翻出美感来，他用中文很难翻出来，英文也翻不出来。“这就说明翻译不但要真，还要美，翻真不足为奇，但做到美很难。”许渊冲的手高高挥舞着，说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但是不能每次都做到，“做不到比做得到的多，所以需要别人的鼓励。”

许渊冲前年接受了海豚出版社邀请，向莎翁剧作翻译发起猛攻。迄今他已翻译完成11部，出版了《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10部。“辛苦？我高兴还来不及！”许渊冲急切地分享着他的秘密：白天来人了，他就要花时间应付，但晚上没人打搅，他劲头儿一上来就谁也拦不住，那是他独享的快乐时光。他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千字的翻译量，如果这个数量没完成，不论时间多晚都会补上，“有规定就好，没有规定反而累。”

去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国内几家出版社分别推出《莎士比亚全集》中文版。面对市面上不同版本的新译作，许渊冲自信满满地说：“还是我翻得好一点，莎士比亚是把现实变成文字，我不光是把文字翻译成文字，我要把文字里的现实翻译出来，所以我翻得更好。”

针对市面上出现的诗体莎士比亚译本，许渊冲不赞成元曲风格译文的滥用，“《罗密欧与朱丽叶》，翻成‘郎啊，罗郎啊’。那念着别扭嘛。这种风格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就不行。罗密欧与朱丽叶见面，不可能这么叫。”

“莎士比亚写得满意，我翻得也满意。”许渊冲一再说，一个人的一生要尽量享受幸福，还能使别人幸福，而他做到了这一点。这个热爱翻译的老头儿更发出响亮誓言，“我要活到100岁，把莎士比亚剧作全部都翻完！”

纯

回忆是望远镜，看远又看近

“回忆是望远镜，既可以看见远方，又可以看到近来，近来的喜就可以减少过去的苦了。回忆还是放大镜，把当年的小事放大，可以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许渊冲喜爱回忆，但回忆在他汹涌的激情中，又暗藏着诗意和美。

在《朗读者》中，许渊冲忆起将林徽因的诗歌《别丢掉》翻译成英文诗歌送给当年喜欢的姑娘时，念着动人的诗句，竟流泪了，观众也被感动落泪。那个当年心仪的姑娘就是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周颜玉。他感叹道，“1939年那年，钱锺书、杨振宁、周颜玉和我，我们几个人遇见，这很好玩。”

许渊冲在《朗读者》节目里

许渊冲的语调变得温和起来。周颜玉当年是学校的皇后，班里十个男生，只有她一个女生。许渊冲和她坐邻桌，他有才，她有貌，宛若天造地设的一对。许渊冲至今记得他是在1939年7月12日，将林徽因的《别丢掉》、徐志摩的《偶然》两首译诗及一封英文信投进了女生宿舍信箱。他还补充说，周颜玉的美不光是他的独家感受，还有老师吴宓的日记为证。吴教授一日遇到了周同学，“盛施粉黛，如樱桃正熟”，而另一日遇到，则“另有一种清艳飘洒之致”。但无奈周颜玉已订婚，面对现实，许渊冲化伤心为力量，在女生扎堆儿的外语系寻觅到了新天地。

许渊冲不光给大学女生写过信写过诗，他的夫人照君说，“你看我们的结婚照片多漂亮，许老也给我写过诗，但抄家时都给抄走了。”当年他们的儿子刚出生时，许渊冲的诗歌创作尤其旺盛，但照君想不起来写的是什么了，只依稀记得有“杨柳寄真情”这样的句子。

至于他的同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同样被老人家不断提及。许渊冲回忆起，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同上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课，叶公超教授讲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课文中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并不表示被动的意思，全班同学都没有发现，只有杨振宁一个人提出问题。等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许渊冲这才想到这是他善于发现异常现象的结果。他还记得1998年和杨振宁分别60年后在清华大学的会面，一上来杨振宁背起了晏几道的《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首诗许渊冲翻译过，他的英译文意思是“歌尽桃花扇影风”，杨振宁当即指出许渊冲翻得不对，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可许渊冲大声争论说：“‘桃花扇影风’美多了，‘扇底风’那是画的桃花，我翻成‘扇影风’那是真的桃花，是桃花的影子落在了扇子上。”多年过去，许渊冲还在与老同学隔空对话，“在我看来‘扇底风’是实写，扇影风是想象。这就是真与美的矛盾，也可以看出科学与艺术的不同。”

1938年刚考上西南联大时，有同学曾问许渊冲的梦想是什么，当时他表叔熊适逸翻译的《王宝钏》《西厢记》在美国演出，引起轰动。他就回答说：“想做像表叔那样的著译家。”如今，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做到了。

采访临近结束，96岁的许渊冲端起手中的茶杯。茶水清醇，杯中一朵雪菊倔强地怒放，充满活力，如同他的人生一样。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2

许渊冲在书房电脑前工作。受访者家属供图澎湃新闻记者从许渊冲先生友人处获悉，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2014年，国际译联将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了93岁的中国翻译家许渊冲。这个每三年评选一次的国际奖项，旨在表彰那些推动文学翻译发展、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们。自1999年设立以来，这是第一次授予亚洲学者。

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作120多部，许渊冲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但直到2017年，许渊冲登上央视节目《朗读者》《开学第一课》的舞台，才被普通人熟知。他在现场朗诵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诗《别丢掉》，他的动情，他的率直，他的赤诚，打动了屏幕前的观众。

新华网去年6月曾刊文《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跨越时代，不改一腔赤诚》。文章写道：生于1921年，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许渊冲历经了中国的沧桑百年，中国的现代史，也是他的一生。回忆起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大时期，他的老师有闻一多、钱锺书、傅雷……他自言，在学术上，尤以钱锺书对他的影响最多。

钱锺书称赞他英译的《毛泽东诗词》：“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古典文学大家叶嘉莹也称赞他的中译英诗词“音韵皆美，情味悠长”。

许渊冲毕生钟情翻译中国古典诗文，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于此。

新华网文章介绍：1994年，他的中译英《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在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的译作，并得到“绝妙好译”的评价。1999年，他的中译法《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法国出版，被称作“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他将《西厢记》译成英文，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誉为“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可以和莎翁《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他说，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世界的美，这是世界的乐趣，也是他翻译诗歌的初衷。

80余年的翻译生涯，许渊冲坚持“形美、意美、音美”的翻译理念，即翻译出的诗词，要像原诗的格式韵律一样工整押韵，更要有原诗思想上的意境之美。在翻译时“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他对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情与赤诚令人动容。

因此他翻译的诗词注重格律，诵读时朗朗上口、十分押韵，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古典诗词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他译的英文版也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且诗词中境界全出，是不折不扣的“意译派”。

《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他翻译成When I left there ，Willows shed tear；“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他译作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译作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so drear，so lonely，without cheer。

虽已高龄，许渊冲仍关心时事，谈及当今世界文明之间存在的分歧，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或可提供解决思路。他不断提及《道德经》里的智慧，“Truth can be known，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真理可知，但未必是你所认识到的真理）”，这是他对“道可道，非常道”的精妙理解与翻译。他还曾撰文谈孔子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什么事都只想到自己一个人，而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如果双方都能易地而处，为对方着想，双方就可以和平共处。对照当下，他认为这些也是西方文明应该学习的道理。

2021年4月18日，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