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号称是上海三百年帮会第一人，当时的上海滩三大佬各有特点，百姓给他们归结为，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善于做人，正是由于杜先生善于做人，这一点赢得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青睐。杜月笙卖水果的小混混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人生的这三碗面情面、体面和场面吃得极开，非一般人能比。

章太炎的是何等人物，连鲁迅先生都说章太炎先生的古文写作水平50年来第1人。文人都是孤傲的，一般都不会看上没有文化的小混混，但偏偏国学大师章太炎和小混混出身的杜月笙来往密切，可见杜月笙之厉害。章太炎读书做文章厉害，但是他在诺大的上海也是一个无权无势的读书人。一次他的侄儿在上海租界犯了事被抓了起来，章太炎没有办法只能写信求救于神通广大的杜月笙。

杜月笙不但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解救了章太炎的侄儿，而且还专门到苏州拜访章太炎，临走时还在茶杯下压了一张2000块钱的钱庄支票。杜月笙不但帮了章太炎的忙，并且还主动送上钱来，换了谁都是受宠若惊，杜先生此举一下打动了章太炎，章老认为杜月笙此人重礼节，讲义气，可以深交。

杜月笙的生字原来是生命的生，后来加了竹字头，这个字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给改的。章太炎从周礼中选取了一句话，东方之乐谓之笙，生命的声加了一个草字头就显得非常高雅了。章太炎回报杜月笙的另外一件大事，便是给杜月笙修家谱。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新建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光仪仗队就有几万人，社会各界名流全来了，连蒋介石都送上了牌匾，章太炎更是亲自写了高桥杜氏祠堂记，居然将杜月笙的祖先挖到帝尧那儿去了，国学大师果然出手不凡，杜月笙竟然成了帝尧的后代。

说起民国的大佬，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个人，此人便是称霸上海滩的杜月笙，杜月笙自幼家境贫苦，父母在他小时候去世了，小小年纪的杜月笙，多亏舅舅抚养长大，而杜月笙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他目不识丁，却可以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称赞，杜月笙身上有什么样的传奇经历呢？杜月笙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为了能在上海活下去，只能在一家店铺内做小伙计，经过努力奋斗，幸得机缘，杜月笙进入上海黄金荣的公馆工作，杜月笙做事十分细心，为人处事很牢靠，渐渐地就取得黄金荣的信任，而黄金荣有心将其培养成为心腹，有往上爬的机会，杜月笙肯定牢牢抓住，在黄金荣的授意之下，开始负责管理赌场生意。

后来杜月笙越做越大，已经在法租界做起了生意，在当时的上海，几乎垄断了某个领域，挣了一大笔钱，杜月笙属于黑道，坏事自然也做了不少，曾经还帮过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杜月笙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路子，在我们的印象中，黑帮大佬的形象，应该是像影视剧中纹身大金链子的黑社会大哥形象，但杜月笙不是，他不是常见武夫式大佬，身上带有一些儒生气，处事长袖善舞，黑道白道都吃的开。杜月笙从小没什么文化，被人说目不识丁也不过分，但他这个人能力大，势力范围覆盖全上海，不夸张的说，是上海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他不仅和晚年遗老、军界、政治家等关系密切，和文化圈的人，来往也十分密切，尤其是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是他的座上客之一，两人还是朋友。

有关章太炎的成就，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胡适曾经如此评价他，说章太炎的古文学，是近五十年来第一作家。了解民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胡适的话有多么权威。按理来说，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和杜月笙这样的黑道大佬处不到一块去，可他们就是成了朋友，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为杜月笙取了几个文雅的名字，给杜家祠堂写了几千字的文章，对杜月笙可以说非常好了。自古有文人孤傲的说法，中国的读书人对骨气、气节之类的东西看的特别重，有时宁愿饿死，都不肯吃嗟来之食。那么杜月笙与章太炎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其实这就要说到杜月笙的为人处事了，混迹上海滩的人都知道，黄金荣贪财，杜月笙则会做人。原本两人是没什么交往的，杜月笙有自己的生意圈子，章太炎也常年混进文学圈，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因为一件事情开始往来。

当时章太炎的侄子在法租界犯事，章太炎有心去解救，奈何自己只是个文人，没什么政治资源，他听说杜月笙人脉广，也善结缘，乐意帮助人，于是章太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结果得到杜月笙的回应，他不仅帮章太炎的侄子解决了问题，甚至还跑去苏州亲自上门拜访章太炎，从这可以看出，杜月笙是多么会做人，原本是章太炎求他办事，就算要上门，也应该是章太炎才对，杜月笙不仅帮人办事还上门拜访，几乎给足了章太炎面子。两人在章家相谈甚欢，杜月笙看见章太炎生活拮据，临走时还在茶杯下放了两千块钱，一方面帮助章太炎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落文人的自尊，也是这个行为，让章太炎对杜月笙好感大增，也愿意结交这么个朋友，杜月笙对章太炎如此厚待，他肯定也要投桃报李。

于是就有了上面所说的改名字，写家谱的事情，杜月笙原名杜月生，虽读音相同，但从字面上来看，自然是前者为佳，章太炎通古博今，于是建议他把生改为笙，笙字出自于“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就加了一个竹字头，杜月笙的名字立即变得高雅起来，除此之外，章太炎还为他做了件重要的事，就是写杜家家谱。当年杜月笙从高桥出来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过，自己混不出头坚决不回去。如今杜月笙衣锦还乡，成为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佬，他回家第一件事，便是请人修缮杜家祠堂。1931年6月，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在上海引起轰动，几万人的仪仗队风光万丈，社会各界名流高层齐聚一堂，章太炎本人亲自撰写《高桥杜氏祠堂记》，就连蒋介石也送了东西，家谱中写杜氏应追溯到尧舜时期，后来周天子分封杜氏……

杜月笙不仅和章太炎的关系好，其实和民国文学圈的人都不错，比如杨度曾经为他当过幕僚，与章士钊关系匪浅，在一众文人好友之中，杜月笙也不似五大三粗的大佬，穿着长衫时，宛若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在杜月笙的苦练之下，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根本想不出来，这是一个从来没读过书的人，可以写出来的字。杜月笙有句名言，说刀切豆腐两面光，大体意思是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大家的利益都要照顾到，不可以独占。杜月笙接触的人大多是三教九流，这些人最注重个人利益，然而拼起来也是最卖命的，很多人其实跟杜月笙没关系，但经过接触之后，基本都和他成为朋友。例如说王亚樵，王亚樵身份不简单，他是斧头帮的帮助，经常帮人暗杀政治家，他的武器是一把斧头，斧头帮的名号就是从这起来的，现代周星驰有部**还借用这个梗。

王亚樵是典型的拿钱办事的人，曾经帮人暗杀过汪精卫、蒋介石、以及诸多日本高层，王亚樵的地盘在上海，自然与杜月笙产生交集，开始时两人关系不睦，因为上海轮船招商事件。身边人一直劝说杜月笙干掉王亚樵，可杜月笙却认为不妥，王亚樵身后有一大帮亡命徒，若是杀死王亚樵，等于跟这些人结仇，那么今后所面临的，是无穷无尽的追杀，即使杜月笙势力大，防得了一时，可防不了一世。杜月笙本人的意思，是与王亚樵结交，让出部分利益，以此来结交王亚樵这个朋友。于是杜月笙派人将王亚樵约出来，他来的时候带了一大帮人，而杜月笙只带了黄金荣和张啸林，一方面让王亚樵占据主动，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绝没有武力威胁的意思，就这样两人握手言和。

除了章太炎、王亚樵，还有许多人和杜月笙成为朋友，个人感觉杜月笙把中国人的精髓理念贯彻的非常好，万事以和为贵，有利益大家一起分享，不必要自己享受。以至于任何有名气的人到了上海，多多少少少都会跟杜月笙扯上关系，杜月笙十分讲义气，身边朋友有经济紧张的，大多都会接济一些，并且他与戴笠、张学良等人关系都很好，杜月笙的面子非常大。其实与章太炎相交，也来源于政治需要，杜月笙虽然有权势，但苦于小混混出身，加上没什么文化，无法挤入社会名流，这时章太炎有求于他，等于两个人做了交易，他帮章太炎摆平麻烦，章太炎帮他扬名，这是双赢。

民国的上海滩，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的确，这三大青帮大亨中，杜月笙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与他会做人有很大的关系！

写下这个提纲的时候，三少的脑海里立刻就蹦出了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这是，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的形象。

孔乙己为什么要站着喝酒呢？因为孔乙己穷，口袋里没有钱。

孔乙己为什么要穿长衫呢？因为穿长衫大抵是有文化的人。

至于为什么是“唯一”？

因为，酒馆里穿着长衫有文化的人，口袋里都有钱，可以找个座位坐下来，慢慢喝酒。孔乙己却不一样，就成了“唯一”！

杜月笙，也喜欢穿长衫，而且每次都是一丝不苟，从来不会把袖子卷起来。而且，杜月笙还喜欢手上，把玩着一把折扇。

穿着长衫，手拿一把折扇，这不是电视里有文化人的模样吗？

当然，杜月笙这身装扮，与孔乙己有很大的区别。

一生潦倒的孔乙己想通过自己的一袭长衫，告诉世人自己是个有文化的读书人。而杜月笙的一袭长衫，却是向往读书人的那种风度和气质。

因此，杜月笙很喜欢被人称呼为“杜先生”。

杜月笙从小家寒，父母早逝，善良的继母靠着给别人洗衣服赚钱，送杜月笙读了5个月的私塾。5个月的读书时光，是杜月笙多灾多难的童年中最珍贵的记忆。

后来，杜月笙逆袭成了上海的土皇帝之后，杜月笙对有文化的学者格外敬重，也非常愿意和有文化的人交往！

章太炎给杜月笙的一封信

虽然，杜月笙很想结交更多的文人学者，他却不会乱去交往。

一来，杜月笙是黑帮的大佬，名声好说不好听，有的文人只怕不愿意。二来，没有合适的机会，总不能自己找上门去吧。

这不，机会自己找上门了。

有一天，有人给杜月笙送了一封信，这写信人叫章太炎。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大师，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的学者，连鲁迅先生都是他的学生。这种人，正是杜月笙所仰慕的文化人。

原来，章太炎的侄儿，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上海一位颇有身份的人发生了房屋纠纷。侄儿在无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去找苏州的章太炎帮忙。

可想而知，满腹经纶的章太炎，脾气又不好，在这方面根本就无能为力。

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给上海法租界炙手可热的大佬杜月笙写了一封信，请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见到章太炎的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交这位学者呢，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不用说，这场纠纷由杜月笙出面，还真就解决了。

笑话，所谓的纠纷，不外乎“钱”的问题。对于杜月笙来说，钱也好，面子也罢，他多的是。所以，没多久，就把章太炎拜托自己的事办得妥妥的。

杜月笙登门拜访

话说杜月笙帮助章太炎的侄儿处理完这件事之后，又以低调的姿态去苏州章太炎家登门拜访。

这种拜访，是基于把章太炎作为一个师者的角度来拜访的。就正如老师交代学生一件事，学生办完之后来向老师汇报一样。

所以呢，杜月笙向章太炎告知了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和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了他，二人相见甚欢，章太炎一改过去对杜月笙的看法。

他发现，这个别人口中的青帮大佬还真的不一样！

杜月笙则在告辞前，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银票，悄悄地放在了章太炎家中的茶几上，并用一只茶杯随意地盖住。

杜月笙有这样的思维，他给人送礼的时候，一定没有第三人在场。这样送礼，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的，顾全了收礼人的面子和心理。

章太炎，作为文人名声虽然很大，经济却并不宽裕。

当他看到茶杯下压着的银票时，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他认为杜月笙并非传统的黑社会头子，他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更有豪侠之风。

杜月笙，就这样是和这位大文化人做了朋友！

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

杜月笙说：锦上添花的事他不做，要做，就要雪中送炭。

关键的是，炭，他送了，还给别人足够的面子。这就是会做人的诀窍，因为，他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杜月笙是个有心人，他在和章太炎交往的过程中，觉察出章太炎虽被人推崇，生活却有些拮据。

于是，杜月笙每月让人准时给他送去银票，接济他的生活。对于杜月笙的帮助，章太炎泰然受之，从未向他表示过感谢。

杜月笙和章太炎也开始了经常的走动。

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章太炎问起杜月笙名字的来历。

那时候，杜月笙叫“杜月生”，因为他出生的那天是7月15日，正是月亮升起的时候，父亲便给他起名叫“月生”。

章太炎听后说：“这个名字好虽好，却不够儒雅，我给你的名字改一下如何？”

杜月笙一听，挺激动的，国学大师给自己改名字，太荣幸了！

于是，章太炎对杜月笙说，杜先生不如改名“杜镛”，字“月笙”。接着，章太炎又给杜月笙解释，《周礼》说：

“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为镛，镛者功也。”

从此，杜月生就变成了杜月笙。

不仅如此，章太炎还用大师珍贵的笔墨，帮助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1931年，曾经高桥镇的小瘪三无限风光地回乡建杜氏祠堂。在落成典礼上，许多的社会名流和军政显要，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了几千人人。

章太炎，也在受邀之列。他亲自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文中，他追根溯源提到了古代杜姓文人若干，这无疑让杜月笙的出身，蒙上了一层世代书香的气息。

这种光芒，正是身为青帮大佬的杜月笙所缺少的！

章太炎的史学，近人多以民族主义史学称之，固然很有依据，然仍须作深人分析，不能仅就其文字与议论作笼统的概述。太炎之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满，但反满并不能包揽他的民族主义，他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才开始排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即倡五族共和。他晚年先后反赤与反日，都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故其民族主义实扎根于反帝。然而自庚子到辛亥，他既认为非倒满不足以振兴中华，非振兴中华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故极力反满、排满、低满，如谓“满洲以强暴侵略汉族，残其民庶，盗其政权’，，以及说满洲人“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成为革命阵营之中，最犀利的反满宣传家。他无论为反满宣传，或为抗日而激发爱国热肠，都用到他的历史知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成功而有效的宣传家。他把民族主义比喻为稼墙，必须要有历史知识来灌溉;否则，“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史以致用，其效果在达到政治或爱国的目的，原不在学术。事实上，太炎晚年删除许多早年政治性文字，自知并无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视其民族主义宣传文字，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内容。

章氏的民族主义史学，像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样，是西潮冲击下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人侵，中华帝国门户洞开，被迫接受现代国家体制。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其所谓国，已非旧时之朝廷，而是现代国家。章太炎也已具现代国家观念，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即以现代的国史来取代旧史，犹如德国史家之写德国史，或英国史家之写英国史。19世纪欧洲列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颇重种姓之优越，国族既往之荣光，以助国家之士气，如普鲁士学派，实于德国之统一有推波助澜之功，甚至为后日德意志军国扩张主义铺路。中国情势境遇不同，民族主义意在自卫，章太炎力言历史是爱国心的泉源，所以他把历史比喻为一国的账簿，载明产业，按簿可稽，国人岂能不知;也可比做棋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才能鉴往知来，援古证今。然则，非历史知识不足以知国本，不知国之可爱，不知国运之来龙去脉。章氏晚年，正值口本侵华，感触尤深，如谓:“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固以热河为塞外”，足见不读史，连亡国都不自知，失地千里也不甚惜，他把读史与爱国连在一起，意即在此。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势必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史家。

观诸章太炎排满文字，他好像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在他心目中，民族主义根本不是基于狭隘的血缘论，中华民族也绝非等同汉族，因他明确指出，中华这一名词，既不是一个地域的国名，也不是一种血统的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历史铸造而成，长期的历史经验使异族同化，共成华族。然而，既如此，满洲认同中国，为何反满此乃其反满宣传与历史思考间的矛盾，然此一矛盾在其心中，并非不可解决;解决之道，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即主权应属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汉人收复主权之后，才能接受满人。在国土上，他也是从文化而非种族作考量，所以他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即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但在现实上，朝鲜已为日本并吞，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难以改变，而三荒服尚不他属，反而较易纳人版图。纳人版图最紧迫的理由，则是英、俄两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乘隙窥边，诱以他属”。从他以文化为主的民族国家观而言，“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未尝不可，无奈列强环伺，如果中国各族分裂，俄国立即会进人蒙回，英国必定人藏，法国必定会进人云南与广东，汉人的土地也会不保”。于此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绝非植根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也非狂热的扩张主义，却多理性与现实的思考，担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可说是史家反映时代，也可说是一种相当自卫性的民族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史家则贵公平、宁静，不陷入感情与偏见的陷阱，两者似仍有矛盾。所谓民族主义史家，于民族主义而言，往往是褒语;然于史学而言，常常是贬语。故以史学的标准衡量，一位民族主义史家的优劣，端视其公正客观性的强弱。以章太炎而言，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清代政治史，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多少受到反清政论的影响。如清代盛世康、雍、乾三大帝，在他的反清思想的激荡下，极力挑战圣君明主的形象。他认为康熙虽非失德，绝不是仁君，于明之宗室，诛夷甚厉;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乾隆虽有威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未完全失实，且可平衡过于正面而几近歌颂的评价，或尚有功于信史。英国史家阿克顿有言:“伟大人物几皆坏人”，然则以负面看伟人，或更近于真。至于说咸丰皇帝，狂妄不仁，不免片面，至少举证不足;又说咸丰若不早崩，曾、左等功臣，将无善终，则全属臆测之词;骂光绪那句名言:“载湉小丑，未辨椒麦”，则尽是人身攻击矣。

凡清代大小叛乱，如台湾的朱一贵、山东的林清、四川的王三槐、广西的洪秀全、河南的张乐行，章太炎皆视为抗清义师，认为他们的起事，并不是迫于饥寒，也不是为了实行他们的帝王之志，而是不得不清除如豺狼一般的满族统治阶级，以反对满族，作为一切叛乱之因，显然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来统解史事，一如英国辉格党以自由主义统解历史，尚有可说;但是为了说明朱一贵之叛，与反清复明有关，竟言朱乃朱明的后裔，强行牵连，既无必要，且有捏造事实之嫌，为史学的大忌，实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殃及信史的最具体例子。

章太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解释，也颇显露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意识，如谓曾国藩作满清的爪牙，镇压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视之为民贼大盗，贪图功名，虚伪善变的理学家，实发中国马克思史家视国藩为汉奸的先声，然却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然而章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乡邑，非敢赞清也”，不免一偏之见，卫乡与赞清实未易分;至于进一步说，曾欲藉此取代满人政权，更不免以己心强度曾腹，强古人从己矣。不过，章氏也自有其细腻处，如论钱谦益(牧斋)未以其降清而低之，指出钱氏曾响应郑成功海师人长江，后来又伤吴三桂之弑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编成《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椒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则颇能揭发隐情，日后史家陈寅格笺证钱柳诗，更大事述论此一隐情，益见太炎之能触发先机。

排满反清，只是章氏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时的，甚至不是最根本的部分。他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满洲不逐，民气不彰，终不能独立而最终成为欧美的奴隶，其间本末主次甚明。他更明言:“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即近代“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帝国主义来自西方，随之同来的尚有西方文化，两者并不容易划分，因而章常被视为反西方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只是他不认为西方文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激之下，他的结论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文化既是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是特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别相”，而非普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总相”。知总相，固有助于了解别相;然绝不能以总相来盖断别相。各种特殊的文化，应共存共荣;若欲以某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太炎的文化多元观，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与日本的政教社，以及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思想，颇有神似之处。

多元文化观，使章太炎更加重视历史，将历史与语言和风俗，视为国性的三要素，视为爱国心的泉源，把历史之存亡与国家和文化的存亡，连成一体。旧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亡，意谓朝代有兴亡，而史绵延不绝;然太炎心目中之中国，乃是永恒的文化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欲保持其永恒，必须维系以及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所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太炎晚年目睹日本侵华，国运垂危，更加力疾呼吁历史之重要，益见历史在其民族主义中的分量。他的史学，固然颇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他的民族主义亦扎根于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