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祠堂记

　宋代：范仲淹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译文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

　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注释

　先生：指严光。

　赤符：《赤伏符》，新莽末年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后亦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

　蛊：六十四卦之一。

　上九：九爻。

　屯（zhun)六十四卦之一。

　复：复除徭役

　臣妾：原指男女奴隶，这里引申为被统治的人民。

　亿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相关资料

　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仕途，隐居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细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倒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

　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

　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

　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很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

　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

　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

　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

　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

　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00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

　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

　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

　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

　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

　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子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

乾隆十一年发生了苏州范氏一族“大修谱”事件，史称范氏五服十六房家谱并为一谱。

根据苏州范氏的宗谱《范氏家乘》，范仲淹做了大官以后，就把苏州的家族成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大会，将范姓分了16房，并排了辈分。范仲淹的后裔有7个房系，其中他的4个亲儿子占了4个房系，父母早亡认范仲淹为从父的范纯诚占了3个房系，其余都是范仲淹五服内的亲戚。这就是所谓十六房来历。

从1051年范仲淹亲修族谱到1746年苏州范氏族人续修《苏州家乘》，共计695年没有续修家谱，也就是说苏州范氏族人在范仲淹第一次修谱后时隔695年才续修（编写）苏州《范氏家乘》。

五服十六房由义庄共同议定和管理、陆续产生。

文正公在世时产生五房

范钧为儒林房祖、

范钜为支使房祖、

范仲温为中舍房祖、

范纯佑为监簿房祖、

范纯懿为朝奉房祖。

由此五房共同管理文正公创立的范氏义庄。后来，陆续产生其余十一房。

范仲淹在世时出生、范仲淹去世以后当上京官产生六房。

范纯古为赞善房祖、

范纯仁为忠宣房祖、

范纯礼为右丞房祖、

范纯粹为侍郎房祖、

范几道为宣义房祖、

范世京为秘丞房祖。

范仲淹去世后多年出生并当上京官产生五房。

范世延为郎中房祖、

范世文为大夫房祖、

范正邦为司理房祖、

范闻为驾部房祖、

范正伦为朝请房祖。

至此，以范隋为始迁祖的一支苏州范氏，五服之内十六房全部形成，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苏州《范氏家乘》既十六房大族谱。

是的 , 范文澜（1893～1969），字云台、芸台、仲云，小名麒麟，笔名武波、武陂，清光绪十九年十月初八日（1893年11月15日）生于绍兴城内锦鳞桥范家台门。据范氏宗谱记载，系范仲淹后裔，南宋时迁来越州。

主词条：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范仲淹纪念馆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主词条：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因为范文从是范仲淹的第十二世孙，当时的帝王朱元璋很看得起像范仲淹这样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朱元璋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就经常受到元朝官员们的欺负，所以他很喜欢像宋朝那样的抗击异族勇士，喜欢他们的勇敢，而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朱元璋不愿意让忠臣之后死去，又想着当时自己将范文从打入死牢只是一时恼怒，所以就下旨让范文从官复原职。

范文从当时的官职只是一个小小的明朝的监察御史，虽然官阶很低但是范文从一直都是尽忠职守的。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监督百官和皇帝，要他们正言行少做错事。而且他不怕报复，只想着自己可以尽忠职守，而且他对皇帝朱元璋也是如此。

刚刚开始朱元璋还是很喜欢这个大臣的，至少他可以进谏真言，让自己少做错事。可是范文从这个人实在是情商太低了，不论皇帝如何敲打他，让他对自己客气一点，范文从还是一样的直言不讳，而且在任何场合都是直接指出来，终于有一天皇帝怒了，他将范文从打入死牢。

因为范文从平时得罪了不少人，所以文武百官没有人愿意为他说话，再加上他的官职太小，不值得。所以他的“欺君之罪”很快就通过了三省五覆，将罪状提送到皇帝的御桌前，只需皇帝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他秋后处斩。

后来，朱元璋在查看范文从的卷宗的时候，无意间知道了范文从出生于苏州吴县，这与范仲淹是一处所生，所以皇帝找急忙慌的找来了范文从，想要问个清楚。怎料范文从真的是范仲淹的后人，于是皇帝连下五面免死金牌，将范文从官复原职。

范仲淹后裔已延续了1000多年，旧家谱已烧毁无存，虽有范氏后裔口述也没能详细补充完整。范仲淹第29代子孙范传晶表示：“范氏家谱不仅是家族的文化，也记载着家族的历史渊源、重大事迹及后裔子孙延续的踪迹。由于无法追根寻源，实为范氏后人的遗憾。”

东北第一座范仲淹祠堂正在筹建之中

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地范氏后裔将专门派人抵达沈阳，参与筹建范公祠堂。辽宁大学教授范岳、翻译家宋韵声、香港新亚洲出版机构总裁范止安等范仲淹后裔也纷纷表示支持筹建范公祠堂，共同追补拾遗，延续范仲淹的家族文化。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