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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顷，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他教育子孙要约制酒量，“适体归性”。面对着时尚厚葬之风，诸葛亮力主节葬，在处理先帝丧事时，他规定“百僚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三日使除服。”他临终之时，“遗命葬于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第二，对工作墨子是“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诸葛亮则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罚二十以上，皆亲览”，事必躬亲，食少事烦。诸葛亮思想体系中所存在的这些墨家思想，显然是他廉政思想的一大重要来源。
三、诸葛亮廉政思想对后世的深刻影响。陈寿的《三国志》是认识、评价诸葛亮的最基本的资料。陈寿认为诸葛亮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同时也认为诸葛亮是一位军事家，只是将略不及政理。“然亮之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见《三国志》本传）。他的评论得到魏、吴人士和晋人的认同。魏国谋士贾诩说：“诸葛亮善治国。”（《贾诩传》）吴国的大臣张俨说：诸葛亮“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本传注引《默记》），西晋张辅著《名士优劣论》盛赞诸葛亮治国统兵的才干和他为相的功绩，然后说：诸葛亮“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全晋文》卷一百五）晋人傅玄也认为：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余力，出有余粮。”（《全晋文》卷四十九《傅子》）南朝梁将陆法和在白帝城对人说：“诸葛孔明可谓名将，吾自见之”。（《北齐书》卷三十二）到了唐代，对诸葛亮评价更高。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大臣房玄龄说：“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贞观政要》第十六）唐代中期宰相裴度曾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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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诸葛亮如“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其才“兼齐管、晏，总汉萧、张。”（《唐文粹》卷五十五《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碑今存，在成都武侯祠内）唐代诗人讴歌诸葛亮形成一个高潮。《全唐诗》书中可见咏及诸葛亮事的诗人50多位，诗歌近100首，其中以孔明为主题的约40首。诗圣杜甫咏孔明的诗最多。他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等，已经成为后世评价诸葛亮的名句而广为传颂。宋、明时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对诸葛亮多从仁义、礼理的立场，大加推崇。宋代学者苏轼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东坡续集·题三国名臣赞》卷十）他又说：汉末“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收许、兖，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东坡应诏集·诸葛亮论》卷十）著名理学家朱熹说：“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张木式 说：汉代“相传四百年，而曹氏篡汉。诸葛忠武侯当此时，间关进折，左右昭烈父子立国于蜀，明讨贼之义，不义强弱利害贰其心，盖懔懔乎三代之佐也。„„虽不幸功业未究，中途而殒，然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主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明代理学家宋濂说：“三代而下，有合于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理学家方孝孺具体分析说：“孔明以布衣至于为相，而人不以为速；以讨贼为已任而任将帅，人不以为自用；兵败而功不成，人不以为无勇；一国之政，赏罚予夺无所贷，人不以为专。„„孔明之为相，欿然虚已以求闻已之过，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败论孔明哉！”（以上引文均见明·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卷十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诸葛亮是治国治军的奇才，他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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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治而唯公（孔明）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读通鉴论》卷十）这些评价显然大都从诸葛亮的治国治军之才出发，但也包含了后世对他廉政思想的肯定和追慕。
自诸葛亮之后，历史上所有清廉有为的官吏如宋代包拯、明代于谦、海瑞等等，无不以诸葛亮为楷模，事例之多，不胜枚举。仅以有清一代为例，如王熙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祭祀不用三牲，以蔬果代之；汤潜庵为苏州巡抚时，行李萧然，春日采野荠为豆羹，民间称其为豆腐汤；于成龙任两江总督，日啖青菜数把，江南人呼为于青菜，死后堂后仅瓦瓮米数斛，盐豉数盎而已；朱可亭任浙江巡抚，食粝衣粗，夫人亲自下厨做杂务；邵基任江苏巡抚，妻不衣帛，旁无姬侍，客至，鱼菽萧然；米石君崖岸峻绝，一介不取；刘绳庵任工部侍郎，衣履极敝而不改作，王安国累官至吏部尚书，早餐与子只食大饼数枚；刘墉官至相国，而常敝衣恶服，周旋于朝班之中；曾国藩治家力崇节俭，驻师安庆时，夫人欧阳氏亲率媳妇同纺棉纱，夜纺四两棉花方歇；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常布衣草履，状如村夫子，惟嗜辣椒及豆腐。山西巡抚阎丹初，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浙江巡抚卫静澜，亦以节俭著称，衣袍多补缀痕，夫人诞辰，仅购烧饼油条而已；左宗棠青年时即以诸葛孔明自居，以清廉自守。清代虽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而见于史册的清官特多，所以能延绵国祚近三百年，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四、诸葛亮廉政思想对后裔的影响。诸葛亮的的廉政思想对他的反裔的影响同样也是十分巨大的。在兰溪诸葛村这一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诸葛亮伟大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品质，尤其是他的《诫子书》，教育和勉励他的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务农经商者求真务实，步入仕途者清正廉明，显示了诸葛亮廉政思想的巨大力量。明、清两代，诸葛村共出进士5人，举人11人，全村担任过正七品以上的官员有知县13人，京官及州、府、道官员10人。其中在光绪《兰溪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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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传的就有16人。如诸葛伯衡，明洪武年间曾任北平染杂造局大使，后任广东参议，是一位，“性清介，持名节”的“清修直谅之士”。诸葛岘，曾任刑科给事中，“不徇私以苟容”，39岁时积劳成疾死于任上，连丧葬之费也全靠同僚资助。诸葛桂，清康熙间职授都司，后“辞富居贫，月支石米”过活。诸葛諟，乾隆间任山西怀仁县知县，在任十余年，兴利除弊以清廉自励。其余如先后任江西新建县、广西桂平知县的诸葛铿，任江西永新、新城等县知县的诸葛槐，无不关心民瘼，勤于职守，公正廉明，诸葛槐甚至在太平军攻城城陷时投井殉职。他们继承先祖遗风，鞠躬尽瘁的事迹记载在《浙江通志》、《金华府志》、《兰溪县志》和《诸葛氏宗谱》等方志、家谱中，赢得了后人的景仰和赞颂。
五、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廉洁文化。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洁文化的发展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否包含廉洁文化衡量一种文化是否先进的重要指标。文化是一种软环境。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洁，以廉洁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廉洁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廉洁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应看这种文化是否包含廉洁文化。缺乏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不够深入的文化是不完善的，排斥廉洁精神文化更是腐朽落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廉洁文化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文化。廉洁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对立面和批判者。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行为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撑，腐朽没落的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观念、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还有一定的市场。而廉洁文化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文化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廉洁为荣的浓厚氛围，给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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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压力，从而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达到干部廉洁、政治清明的目的。积极吸收和借鉴诸葛亮廉洁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廉洁文化，坚持古为今用，对于建立健全廉洁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以制度和规范作保障，特别是建立起与廉洁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政治规范和规范，显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让廉洁文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