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的《孟子》阐述了“王道”和“仁政”的思想。

“王道”一词，最早出自孟子的学说。

王道”学说及其实现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两大内容是仁与礼孟子更多的继承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学说。

那么何谓“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他从各个方面反复对仁进行阐释与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其作为孟子社会理想的支撑点，在两个方面同时显示意义。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做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的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了“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 不入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复地进行论述。

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择梁无禁，罪人不 老而无妻为鳏，老而无夫为寡，老而无子为独，幼而无父为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谓的王政，除了轻徭薄役，减少刑罚之外，还把对鳏寡孤独，穷民无告者的深切怜悯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仁政”首先得把这些考虑进去。

孟子情形地认识到若要使一个国家的百姓有“恒心”则国家必须有“恒产”否则则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人们首先能活下来，然后才能言及仁义，这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处。因此孟子特别提醒国君们要注意本国的经济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耕织并重，不夺农时，减轻剥削，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仁政是王道学说的中心思想与先决条件，孟子不断地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探讨。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为“仁政”的根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与孝顺父母是根本，一切都应该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爱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从而进入了“王道”的阶段。与孔子的仁爱比较，基本精神虽然一致，内容却更加丰富全面。孟子的许多设想要比孔子细致精确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子劝导人民依礼而行，请求统治者爱民亲民，扶植小农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这就是王道学说的基本内容。

王，顾名思义，就是高高在上的意思。“王道”是说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常与“霸道”相对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BBS或者论坛中，常常用“王道”代指“照片”。

"王道"可解为王走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或解为最强大的正统的配对，有时会变成偏执的认定

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 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

读古代历史，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向，博通经术，评论历朝政治得失，有独到见解，兼晓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学。汉元帝叫他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他一边读书，一边著书。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悸，则王道备矣。”

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很不够的，尤其不是我们现在的看法。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古人的所谓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实行王道和实行霸道，结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赞成王道的人和赞成霸道的人，虽然有时分为两派，甚至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然而，有时是同一种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纵横家”之流，往往随机应变，朝秦暮楚。他们既能宣扬王道，又能宣扬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机为目的。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语公以王道而未人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了几个样子。头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试探，觉得不对头；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腔调，说出了关于所谓“王道”的一些议论，结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谈话中，他就又改变了腔调，说了一套所谓“霸道”，结果显然比以前两次谈话要好得多，却还不够满意；因此，在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就索性充分发挥他关于实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见，结果就完全达到目的了。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时不管谈论王道和霸道，或者随便谈论其他什么道，都只是当作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方法，简直象闯江湖的骗子一样，信口胡说而已。

但是，古来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两派做法，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古人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不确切了。

那么，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至于历来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道和霸道两派之间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企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如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写道：“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寻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权宜变通的方法，并且自夸为“贤”人政治。其实，这种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因为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啊！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应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

“纯粹王道”外交的内涵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

“务实王道”外交的内涵是：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霸道”外交的内涵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外交的最大目的，仁义道德至多只是外交工具而已。

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务实王道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纯粹王道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为第二长，包括两宋与明朝，郑和下西洋就属于纯粹王道；霸道外交只在秦、隋、元三朝占主导位置。

指儒家所主张的仁义治天下。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

“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他还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人只有在犹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孟子非常重视人格修养，他认为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为了“正义”可以舍去生命，即他说的“舍生取义”。

孟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成为后来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

他的人格标准，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不畏权贵，为真理和正义而勇敢抗争。

孟子的主要思想

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

一、民本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他明确提出要“保民” ,要“与民同乐”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二、仁政

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

1、养民：一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二要使民以时,休养生息,徭役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不能滥征,不能搞苛捐杂税他把这看作是富民之道,还骂那些自称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所谓“良臣”是“民贼”

2、教民：向人民施以教化他屡屡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他认为教化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解决民众的道德问题

三、王道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民本与仁政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正因为孟子把实现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凡不以“王道”治国者,便都被他视为“罪人”,视为“独夫民贼”,遭到他的猛烈抨击

四、性善

性善论是其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

首先,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性善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都有向善的能力

其次,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并非后天形成的

再次,“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

五、尽心知性

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

“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

“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尽心”是前提条件

在孟子看来,只要在“寡欲”、“内省”、“养气”上下功夫,就可能实现“尽心知性”

六、教育思想

教育目的：明人伦

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教育方法：“存养式”,即保持并发展人的善性

谈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历史走向

——解析儒家王道文化之本质

最近香港凤凰台某主持人在节目中高谈阔论，要以中华王道文化之软实力走向世界，大有挟汉武之威直奔盛唐架势。然而他预料不及的是，在随后几十天里继突尼斯政变之后，埃及有着新法老之称的穆巴拉克也被赶下了台，要知道这两位可都是有着正宗王道文化血脉的总统。

正如孔子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中国只要王道文化这个“天”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那么中国的封建官僚阶级就可以一如既往地坚定相信“刑不上大夫”这个“真理”。 事实上封建官僚统治阶级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一群人，经过几千年儒家王道文化熏陶和纵容，他们已经习惯于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欺压人民。

王道文化伴随着阶级社会而产生。五千多年前当人们分属不同部落族群的时候，大家过着自由和安宁的生活，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没有豪强恶霸，没有官僚欺压，没有失业忧愁。直到有一天有几个族长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对大家说：把所有部族结成共同体吧，大家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效率，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统治阶级和王道文化，有了数不清吃干饭的官僚，有了极小数富可敌国的豪强，而更多的人则挣扎在失业和贫困当中，甚至没有任何生存退路。权力和财富是多数人向往的，但结果却是多数人被权力和财富所奴役，这就是自王道文化以来社会发展的全部奥妙所在。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不管是西方神道还是东方的王道，等级制和以强凌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虽然西方神道文化信奉的是上帝，笃于信，善于科学，有利于社会契约和法治，但也不可能有天下为公的民主意识。

而东方王道文化信奉的是王权，主张仁义，虽然有利于国家民族的集体认同，但王权下的腐败和内乱是国家心腹之患。所以儒家们要喋喋不休乞求统治阶级讲仁义，要克己复礼以实现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西方神道打破了东方王道的内部平衡，坚船利炮撕裂了自高自大的王道文化尊严。可以想像古代中国词汇中绝少用“发展”一词，在外在因素刺激下现在“发展就是硬道理”，当然这种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发展，而社会文化信仰和人的道德水准却在反其道而行之。

实际上对科学和物质财富的崇拜同样撕裂了西方自身神道文化，现代西方神道国家，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使其上帝创世信仰显示出颓势，年轻一代美国人心中上帝只剩下一个符号。所以现在，西方需要用仁义填补虚化了的信仰，中国则需要法治修补崩溃中的礼治。

不清楚按照目前西方神道文化发展趋势最终是什么地步，先不说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就业问题，就物质资源讲，难道我们最终要发展到星球大战科幻中去吗，那种飘浮在外层空间，为掠夺更多资源而倦屈在机器中的生活就是西方神道的天堂吗。

在神道文化中发展科学并非偶然，反过来说科学必然诞生于对创造人和自然的主宰神的信仰之中，而不会出自诗意的和克己复礼王权文化氛围。由于神道与王道两种文化趣味相差甚远，我们很难将神道文化的核心价值直接嫁接到王道文化土壤中去。

中华文化具有极强文化包容性，我们现在才非常明确知道这种包容性来自道家。当时佛教的传入，以及后来各种不同宗教和西方政治文化的传入没有颠覆中华文化的根本原因，就是道家的天道观念永远高于他们的核心价值和信仰对象。

天道文化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也是世界的出路所在。天道文化主张：天之道，利而不害。而且“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这是“天下为公”的真正出处。在反精英路线上中国社会主义与老子思想不谋而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天道文化及其信仰才能将人类从权力和财富奴役中解救出来。当我们打开尘封已久的道家思想，发现老子很早就告诉我们神与智的对立统一，他用“非智”来表明信仰的终极彼岸是无需人的智慧的。人类在神智未开之前自然而然，绝无人祸心魔之患，神智即启，那么社会越是高度发展越是不能离开内在的与自然相统一的文化信仰。

以往中国社会主义陷入被动的原因在于，仅仅有政治意识形态是不够的，还要把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到社会最基本的自然伦理上来。因为社会文化信仰不仅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它更合乎人们的基本心理需要，并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自愿接受和自觉行为上。未来社会发展将依据天道文化下的公平正义，实现基本经济公益化、社会管理自治化、城乡发展自然化、人民生活生态化、精神追求多样化的目标。

总之，中国现在应当回到以公平正义为支点、新教伦理为杠杆、人民民主为依托轨道上来了。放下历史形成的追赶思维和发展焦虑，辨明资本主义高强度发展的利弊得失，回归到自然、自信和社会公平正义。科学发展和财富效用永远是相对的，盲目追求高速度甚至会物极必反，只有立足天道信仰才能获得健康、稳定和长久发展。

“王道”一词，最早出自孟子的学说。儒家认为：圣人成了君王，其统治即是王道，故也可说成“圣王之道”。王，顾名思义，就是高高在上的意思。“王道”是说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常与“霸道”相对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他从各个方面反复对仁进行阐释与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其作为孟子社会理想的支撑点，在两个方面同时显示意义。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作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的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了“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复地进行论述。　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择梁无禁，罪人不 老而无妻为鳏，老而无夫为寡，老而无子为独，幼而无父为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谓的王政，除了轻徭薄役，减少刑罚之外，还把对鳏寡孤独，穷民无告者的深切怜悯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仁政”首先得把这些考虑进去。　孟子情形地认识到若要使一个国家的百姓有“恒心”则国家必须有“恒产”否则则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人们首先能活下来，然后才能言及仁义，这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处。因此孟子特别提醒国君们要注意本国的经济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耕织并重，不夺农时，减轻剥削，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仁政是王道学说的中心思想与先决条件，孟子不断地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探讨。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为“仁政”的根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与孝顺父母是根本，一切都应该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爱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从而进入了“王道”的阶段。与孔子的仁爱比较，基本精神虽然一致，内容却更加丰富全面。孟子的许多设想要比孔子细致精确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子劝导人民依礼而行，请求统治者爱民亲民，扶植小农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这就是王道学说的基本内容。

不赞同，“王道”是孟子对当时诸侯各国之间相互征伐的混乱局势开出的药方。与“王道”相对的是“霸道”，“霸道”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统治者所奉行的路线。

孟子认为，对内，“霸道”会导致“上下交征利”，造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冲突；对外，“霸道”必然会导致对外扩张，必然会导致国家冲突和武力滥用，从而出现“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混战景象。因此，“霸道”是一种会破坏当时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路线，“霸道”必然伴随着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行压迫。霸道会破坏既有的秩序，而且通过武力所建立起来的霸权必定伴随高昂的成本，这种成本只能转嫁于本国底层民众、或者掠夺其他国家。 说白了，“霸道”不仅不能创造产值，而且还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和浪费。

而“王道”在孟子看来则是一种很好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 1王道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模式，用道德和礼乐作为治理的工具。相较于维系霸权所需的高昂成本，如果王道能被推广开来，那么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将大大降低。 2王道对统治者自身有较高的要求，即统治者必须合理压制自己的欲望，尽可能的避免“与民争利”，避免“上下交征利”局面的出现，亦即尽可能的减少对民众的压迫。 3在“王道”模式下，生产能得到最大的保障，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互相掠夺的可能性被降至最低。

如果把当时的生产力比作一块蛋糕，大家都觉得这块蛋糕不够吃。各国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那么“霸道”所采取的办法是把其他人干掉，然后把他们的的蛋糕抢过来。这种手段简单直接，但其弊端就在于:这种行为并不能使蛋糕本身变大——抢来抢去，蛋糕的总量并没有增加，并且蛋糕在争夺的过程中还会有损耗(会有部分蛋糕被损坏)。 而“王道”采取的办法是大家都不要抢，大家和平地把蛋糕分配，虽然大家都吃不饱，但也不至于有人饿死。统治者要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总是想着剥削老百姓的蛋糕，也不要总想着抢别的国家的蛋糕。在这基础上，大家再努力生产，尽可能地提高生产力、把蛋糕做大，从而实现“王道乐土”的社会。

因此，生产力要想恢复和进步，“王道”是唯一途径。“霸道”则是生产力不足而导致的争夺现象。 那为什么实行“霸道”的虎狼之秦最后却成功统一了呢？因为秦是先用霸道的方法把别人都干掉，然后用抢来的蛋糕填饱自己的肚子。当对手全部被干掉之后，已经没有可供掠夺的对象了，秦仍然秉持着霸道却不事生产，所以统一之后的秦迅速崩溃了。 后面的历朝历代吸取了这一教训，在通过霸道消灭对手后，立马实行王道，恢复并发展生产力，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民本与仁政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