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上州。大熊山麓下有我一间小小的书房。每当上午的阳光洒进来照到书架上那个竹制模型，远在大洋彼岸夯筑一圈的高大围墙、中央敞开的天井，以及沿屋墙排开一间间房屋的长长杉木回廊，便忽忽然闪现到眼前来。

其实土楼一直是在那儿的。远在被世界瞩目之前，远在我意识到它和我关联之前，它就已经凝立在那儿，承受风云变幻，历经人世沧桑。

福建龙岩，原本偏远荒芜。我的先人们为乱世之生计维艰所迫，辗转落脚到了那里。为了抵御匪盗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他们将松软粘土几番压实夯打，建起这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大大小小的土楼。一座又一座，青山绿水间彼此连络有亲的族人分而不离，团结互助，自给自足。

永定县湖坑镇上的南溪水尾土楼群中，那栋四四方方的“庆福楼”总有一百五十年上下的历史了。在现存两万余座当中，这一座规模不算大，也没有特别显著的特色，却是我江氏数代人繁衍生息的空间。

上个世纪初的某一天，我的曾祖父江森球公跨出“庆福楼”高高的门槛，穿过楼前的晒坪，踏著南溪中一块块大青石涉水而过，背着行囊下南洋。通往外乡的黄土路上，他曾经回头留恋地张望过吗？他的脚步，曾经彷徨过吗？那个时候，他的长子次子，我的祖父书拔与叔公书源，尚在幼年。或许，家中妻儿有土楼里众多婆姨妯娌照应，他可以不用挂虑太多；又或许，前方的道路有族中叔伯兄弟引领，他也不会担忧太多。更何况，客家的男丁成年以后总要出去闯荡，这是代代相沿的老规矩，他根本没想过违背，或者迟疑。

于是曾祖父就走了，一去整整十年。在南洋，落地之后要维持生计，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要挣钱，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岁月？他都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在家乡，我的曾祖母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灶前，又是怎样凭藉自己一双大脚，奉养长辈，管束一双幼子？也没有人能告诉我。

家乡的老人们只还记得，曾祖父性格果决机敏，且为人忠厚仗义，深得族人信任。因此十年后返乡之时，他带回了自己的积蓄，也带回了同乡们交给他的财物。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经常往返于南洋与家乡之间，把家乡下南洋的青年子弟和小媳妇们送出去，再为滞留在异邦的亲友携带书信、押运钱物返回。直到1942年以后，抗日战争的烽烟四起，路上实在不太平，曾祖父才不再远行，留在土楼里领著子侄耕读持家。

1929年，我曾祖父母的幼女，我的小姑婆出生之时，祖父书拔和他的兄弟书源都已长成挺拔魁梧的青年。当其时，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政治军事要冲，闽西地区的土匪势力非常强大。不少地方政权由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等大股土匪武装控制，有些地区几乎遍地皆匪，尤以永定县境内为甚。当代学人张永曾撰文记载：“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往往仅有数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无以耕作，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当军队下乡来剿匪时，同样祸害农民，因为所谓军队也不过是被（何应钦在北伐战争中）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

周围人心惶惶，土地大片荒芜，社会环境眼看着倒退到原始部落争斗的原始状态，怀揣著一腔年轻的激情和干劲的祖父在家乡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1931年，来不及等已订亲的媳妇过门，他决定和他的几个堂兄弟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广州大埔求学。

而在家乡，绑票、暗杀、拦路劫掠的事情不断发生，匪患愈演愈烈，终于波及到我家。据我小姑婆回忆，事情发生时她刚记事，大约是在我祖父离家两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人给“庆福楼”送来一封信，一封山中土匪的恐吓信。他们绑架了邻村的苏家大**，索要三百银元赎金。苏家无力偿付，要求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我的曾祖父。因为这位苏大**，正是为我祖父订下，而未曾过门的媳妇。

曾祖父如数缴付了银元，赎出苏大**并将她接回了“庆福楼”。可怜这位年轻弱女子被劫持到深山里，数日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已经病骨支离，在我家楼中只生活了短短十八天便命丧黄泉。

我家无辜地人财两失，难免令苏家过意不去，提出让他家二**再许给我祖父做填房，曾祖父为此写信去征求我祖父的意见。祖父已从广州到了广西宜山，并经由他的叔父江森桐公介绍，在当地税务局谋到了差事。祖父见信后回复道，此时森桐公已另外为他提了一门亲，对方是在梧州市兴业县为官的江西金氏。于是苏家的提议就此作罢。

森桐公与金家老太爷是朋友，见金家五**与我祖父年貌相当，便出面保了这个媒。金家五**上过新学，不仅识文断字，而且凭自己的土地测绘技术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工作。这位当年就能够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便是我的祖母。

1936年，祖父祖母在广西柳州成亲。家父建文与姑母建华、二叔建中相继出生之后，我祖父母带着他们回乡省亲。家乡的老人至今记得我祖母乘坐的轿子出现在南溪之畔的情形。我祖母容颜端丽，态度斯文，与土楼里客家女人的粗放简约大不一样，令他们印象十分深刻。

一时间“庆福楼”中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祖孙子媳大团圆，那是“庆福楼”最热闹也最温馨的时光吧。家父这一年大约五、六岁光景，早上起来穿着乡间罕见的小中山装小皮鞋倚在大门口，看著他的父兄叔伯赤足荷锄往田间去，浑然不懂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只是觉得新奇有趣，更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已进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假期结束，我祖父先行返回广西柳州税务局任上，大约半年后祖母带着家父兄妹也相随而去。不久，我叔公书源又沿著曾祖父的脚踪只身下南洋，“庆福楼”就冷清了，曾祖父母身边只还剩下一个幼女，我的小姑婆。而我叔公江书源一去南洋，在彼处成亲、生儿育女，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日军的铁蹄自北向南，一路烧杀抢掠。历史的动荡颠簸里，我祖父母为躲避战乱，在广西境内柳州、宜山等地几经搬迁辗转，期间我的二叔、小叔、小姑姑相继出生，祖母的娘家却渐次人丁凋零。解放初期，祖父带着妻儿到桂林投靠开袜厂的一位乡亲，从此桂林成为我们这一支江氏子孙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在永定的老家，我的小姑婆也长大成人，嫁入巫家，离开了“庆福楼”，后来随夫婿迁往龙海定居。五十年代中期，辛劳一生的曾祖父辞世，祖父返乡将曾祖母接到桂林奉养。从此，“庆福楼”离我们就很远很远了。尽管它一直是在那里的，傍著青山绿野，以及晒坪前面长流不断的南溪。

家父在桂林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于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叔建中数年后也考入广西农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的生计靠我祖父拉木板车维持，致使我大姑姑不得不早早辍学去打工，挣钱帮补家用。其间捉襟见肘之处，不难想见。

家父在广州，大学毕业之前受到“反右”运动的冲击，被下放到偏远的广西昭平县林场“劳动改造”。他的个人问题因此一再蹉跎，直到经人介绍认识家母。蒙我外祖父通达，两人于1967年成婚。

我出生之前数月，曾祖母谢世，安葬于桂林。她生前肯定会思念土楼，肯定想过再回去看看的吧，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简单的一个愿望，在那个年代里竟奢侈得无法实现。到我两岁，家母也被下放，我则被留在桂林，跟着祖父母长大。

祖父有一个藤编的小小箱子，里面装着粮票布票户口本，以及他与亲友往来的重要信件，以及一本翠绿色封皮的《江氏家谱》。他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永溪”。因为按照家谱上的排行，我是江氏的“永”字辈，因为家乡永定的老屋前有条小河，叫“南溪”。

从小，地理就念不好。尤其是各地物产，地形特征什么的，简直束手无策。可是对于“永定”这个毫不起眼的地名及其位置，一下子就记住了，每次在地图上一眼就能找到。

祖父说，永定甜菜干颜色乌黑油亮，配上五花肉，无论炒炖蒸煮都香甜鲜美；他指著寄自缅甸的彩色照片，告诉我里面那个剃光头的小和尚叫“永春”，是书源叔公的长孙，我的堂兄；他说家乡戏里的木偶比我还高，眼睛嘴巴都会动，还分生旦净丑……南溪在我童年的岁月里飘忽，如一种相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心头平稳地，缓慢地，悄无声息地流动。

可不知为什么，祖父从来不曾对我仔细描述过土楼，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祖父口中的“老屋”，我祖辈父辈生长于兹的所在，是一座和我所见过的任何可以称作“房舍”的东西都大不一样，后来要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一份子的独特建筑。

想来“乡愁”之於游子，更多的是对那一方土地的眷恋，以及对骨肉至亲的悬望。这种眷恋与悬望里遥远的“家”，其间点点滴滴的细枝末节都可供反复咀嚼回味。至于“家”的实体是斗室还是深院，是茅屋还是“世界物质遗产”，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家乃至整个中国，都终于走出政治运动的阴影，希望的田野上一派阳光朝气。家父与众位叔叔、姑姑们的工作都得以重新安排，我祖父也终于可以回老家省亲了。彼时我面临初中升学考试，不能请长假随行。祖父见到了小姑婆一家，带回来家乡乌黑油亮的甜菜干。祖父说，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客家人可以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却不能不回去，人人如此，这也是老规矩。

上初二那年，永定乡下来了一位书楼叔公，专程到桂林探访我祖父母。书楼叔公在桂林盘桓的数天，是我陪侍在侧，深得叔公钟爱。他临走前和祖父商定，让我次年暑假回乡省亲。可当年闽道之艰难尤胜于蜀道，交通并不便利。祖父不放心我独自上路，家里经济情况又不允许他带我同行，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此后，每年差不多过完春节，书楼叔公就会在来信中问：今年暑假回来吧？如此我考完高中，又要考大学，暑假一个接一个来了又去，直到祖父卧病沉重了，我仍然无法成行。垂危的病榻之上，祖父对我说，他这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亦无憾恨。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要回老家去。

祖父过世之后，我一路读书，一路走，书读得越多，人也走得越远，最后竟然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比南洋还要远的异邦。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宿命，客家子弟注定要漂洋过海的宿命。

到书楼叔公过世以后，没有人再唤我“永溪”，也没有人再和我提起永定了。我和老家的距离，有一阵子很远很远，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瓜葛。我大洋彼岸的乡愁里，融合了儿时全部记忆的桂林山水，相比之下要具体得多。

直到1999年，在宾州伯利恒小城简陋的公寓里，那个很寻常，没有任何先兆的仲春夜晚，我接到一通从加州打来的电话。那头陌生的声音细细查问我的姓名家世，然后，他说出一句话，语气非常慈爱温和，却让我震惊得手都发抖：“孩子，我是你的叔公。”

——这便是我祖父生前念叨过无数遍，1938年与他一起离开家乡去广东求学的堂弟江际臣公，那本翠绿色封皮家谱的主要编撰者。

际臣叔公曾就读于中央陆军官校，毕业后供职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49年随军撤往台北，此后与我祖父再未谋面。找到我的时候，叔公已年届八十高龄，因身患绝症被台北荣民总医院送往加州医治。

我旋即飞去和他见面。在他手里，我见到了一本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杂志，一本关于土楼以及客家文化的介绍专刊。

指点着封面上那个庞大的灰黑色圆形建筑物，际臣叔公告诉我，这就是老家，这就是土楼。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福建西部崇山峻岭间这些楼群，还以为是核反应堆，其实土楼不过是我们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随后，土楼以其将古老的夯土技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功能完备、结构巧妙，引来举世瞩目。

在那次相聚短短的两三天里，叔公慢慢告诉我，南溪边上那几座彼此相依的五座土楼统称“水尾楼”，其中包括我家方形的“庆福楼”，也包括他家圆形的“天一楼”。这是第一次，远远地，惊异而模糊地，我看见了我祖父口中的“乡下老屋”。老家从模糊迷离的概念中一下子跳脱出来，变成眼前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山依楼旁，水过楼前，家在楼中。水因山而添灵秀，山因楼而增雄浑，楼因人而有了灵魂。

通过际臣叔公穿针引线，古老的“庆福楼”也远远地看见了我。方形围墙上屋脊的灰黑色，山头柿子成熟的深红，在老家亲人们盼归的殷切呼唤里，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清晰。我从电子邮件不间断地往还中，知道乡下修了大路，知道龙岩有了飞机场；从电话里，我听见永定城中过年的爆竹声声，我听见老家亲人吃团圆饭的笑语……庆福楼和南溪，以及亲人们对我血浓于水的牵挂，越来越近了。

本来，际臣叔公说他要领着我一起回去的。不仅要回永定，还要去缅甸、马来西亚，去认一认流散在那里的宗亲长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际臣叔公于2001年底在台北去世。

2006年春，我收到“海外华文媒体聚焦海西”活动的邀请函，看到行程表上“龙岩”两个字赫然在目，根本连想也来不及想，立刻决定要回去。

终于回来了。祖辈父辈们口中传讲的永定，终于变成我脚下坚实的土地、眼前实在的山水风物和耳边似懂非懂的客家乡音。老家的姑姑伯伯、兄弟姐妹，明明素未谋面，却让我从他们脸上的轮廓和表情里，看见了熟悉的线条和血脉相连的温情。两万余座土楼，说多不多，说少也绝对不少，可只要我报上姓名，江氏族人立刻就知道我应该归于哪一座。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所谓“根”，并非一个虚无渺茫的意象，而是一个真切实在的物象。而这个物象对于异乡的客家子弟来说，究竟有多么强韧的牵引力。

终于回来了。丽明姑姑陪着我，踏上了那条已铺上柏油的黄土路，沿我曾祖父、祖父、父亲离乡的足迹，走进湖坑镇，见到了一直守护着曾祖父坟冢的万松叔。万松叔家的新居建在南溪的另一边，与土楼隔水相对，南溪里昔日的大青石，换成了他亲手筑成的水泥礅。踏上去，看见南溪的潺潺流水以及溪边土楼的刹那，我呀地叫出声来，焦急的心随即妥贴：啊，该在的都在这儿等我，多好。

其实从来没见过，即使在梦里也缺乏想象的凭据，只因为这里的一石一木与我俱有亲缘，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一步步走近，“庆福楼”黑色鎏金的楹联就在眼前：“庆由善积，福自天申”。我仰头凝视那几个的大字，庆福，庆福，是吉庆有余，福祚绵长吗，是吗？是吗？当土楼落成之日，我的曾祖题写下这个楼名之时，是怎样的心情？简简单单的“庆福”二字里，包含著他对子孙后代怎样殷切的期许，怎样深厚的祝福？

穿过晒坪，一脚迈进门槛，立刻感觉到那些源远流长的血脉连通，正从脚底下的泥土中慢慢渗透出来。左手边是我曾祖母围绕过无数次的灶台。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上面，仿佛曾祖母随时会迈著一双大脚进来，为我举起洗尘的炊烟；楼上，书源叔公的房门深锁，南洋欲归无计的永恒怅惘关满一室；小姑婆的闺房里，她顶著红盖头起身，即将嫁为人妇的脚步迟疑就在眼前；回廊上，祖父的身影时隐时现，笑看我乍然面对这一切不由自主的晕眩；童稚的父亲依然穿着小中山装新皮鞋，将天井中央那一眼依然清光凛冽的水井指给我看……

上下三层楼，二十四间房，男女老幼的身影来来往往，笑语喧哗，顿时热闹起来。夯土高墙与杉木回廊，威严与亲切，久远与此刻，列祖列宗与我，在屋顶圈成的四方天空之下，一时间满浴柔和温暖的阳光。

终于回来了。土楼对面葱郁的山坡上，曾祖父长眠的墓前，万松叔把点燃的香高举过头，在碑前为我祝祷：“小溪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了，她是从很远的美国回来的啊。您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

我俯伏祭拜，视线在那一刻一片模糊。

高投乡的江氏宗祠，专门为我敞开了大门，堂兄教我祭拜的礼仪，我焚香跪拜以告：我回来了。握着年逾七十的大伯、伯母满是老茧的手，我和堂兄弟们嬉笑把盏：我回来了。离开永定，乘车乘船抵达龙海的石码镇，白发苍苍的小姑婆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泪流满面——我回来了。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悬望之后，我到底回来了。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定居何处，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是老规矩。

常听人说，客家人和犹太人很相似，都是历史上被迫大规模迁徙的族群，都世代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注重教育，都坚忍、勤奋而刻苦。然而，犹太人是没有根的，我们客家人却有这样一片广阔、美丽、经济腾飞的祖居地可以依托。根深而叶茂，游子的乡情是绿叶对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归依。游子与故土的双手一握，血脉就此重新相连。必有根对绿叶输送的营养，源源不断，更有绿叶对根回报的情意，生生不息。不管我的一双手多么小，不管还有多少间阻，这一握传递的暖意，从此将不会消散。

难于蜀道的闽道，现今已是通途。在我回去之前，家父领着桂林的叔叔姑姑们就回去过。后来，家父和家母和我一起领着我先生、我弟弟，以及我那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又再一次返回永定省亲。

客家土楼，人说是神秘莫测又诱人探寻的土楼，如今之於世界，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物质文化遗产”。于我，则并不神秘也无需探寻，它总是在那里的。栉风沐雨百数年的“庆福楼”，屹立成我心上一枚稳稳的纸镇，凝重而深情地压住了我，万里关山之外的乡情。于我在异邦生长的孩子们，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亲缘，以后当她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看见土楼的或者再听人说起，她们也会述说另一段她们自己与“庆福楼”的故事。

“庆福楼”。从此，在纽约州的大熊山下，只要我们一回眸便能看见——山依楼旁，水过楼前，根在楼中

东关族是最早来歙定居的济阳江氏的一支，始迁祖江湘，是江统长子江正的第二个曾孙江夷安（长曾孙是江恒安，即歙县江村始迁祖江汝刚祖上）的后裔。济阳江氏九四世湘公，系始祖革公第二十三世，字清甫，唐十贡元，唐太和年间（827-835），曾任建康刺史，原住建康乌衣巷，宦游新安，因慕新安山水之美遂定居郡城东关，遂开基歙县。

东关济阳江氏宗祠堂号“叙伦”。东关族派字：大文自一国常，建康肇基，有美克（能）济，振作隆（光）昌，善斯其继。我家族是江继善(康字辈)—江肇魁—江基智—江祖畲—江美（鹿孝）一系。请各位江氏宗亲允许我代表世居歙县渔梁的江美（鹿孝）和江美娟家族发起歙县济阳江氏东关族宗亲召集令！

美娟孙女、歙县东关济阳江氏第三十九世

王红春敬上

20141104

我舅公和奶奶姓江，名美（鹿孝）和美娟，祖上世居安徽省歙县东关村，是东关济阳江氏三十七世美字辈，后代一直定居歙县徽城镇渔梁社区。始迁祖济阳江氏九四世江湘，系江革第23世，字清甫，唐十贡元，唐太和年间（827-835），曾任建康刺史，原住建康乌衣巷，宦游新安，后定居郡城东关，遂开基歙县。世代繁衍，人丁兴旺，现已至四十三世。江氏家族素以读书和经商传家，以营盐闻名，明清两代人才辈出，原有江氏世科坊立于歙县行知小学（原徽州师范附属小学）正门旁边，该小学原是我东关济阳江氏宗祠的所在地。该坊2010年前和许氏高阳里坊一起被移至黄山市屯溪区湖边古民居屯浦归帆景点。

东关济阳江氏世科坊

族中祖上渐江大师像

以下两图是舅公和奶奶的爷爷江基智（东关济阳江氏三十五世）与继奶奶墓碑以及世居渔梁的东关济阳江氏亲属烧给仲秋姑妈（东关济阳江氏三十八世）的冥纸包袱。

清明节日寻根，寻找家族的历史渊源，家谱和墓碑以及其他文献资料都是很好的证据。

作者简介：王红春，女，安徽歙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2013届古典文献学博士，自由撰稿人。2012年12月1日在新浪博客开创了棠梨明代文献整理工作室这个明清文献资料共享平台。此平台不仅免费提供全国明代举人、进士及其家人基本信息的查询服务，还立足本人的地域优势， 与 本地的歙县档案馆等单位展开密切合作，免费提供徽州宗亲寻根问祖的咨询服务，而且积极参与徽州文书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热烈期待同好的垂询和加盟。

人间四月芳菲尽，枫叶嫩枝始盛开。四月春深，染绿了万水千山，催发了千枝万叶，仿佛昭示着一个泱泱大家族，正焕发着勃勃生机，继往前行。在这生命茂盛的季节，盛世昌平，东至县菊江江氏各支房派，承上启下，相继发起倡议，续修家乘，以谱立世，演绎家族灿烂的春天。菊江江氏上谱修于清末民初，岁月遥没，风雨如晦，二房微公堂当地支谱痛失兵燹。族内宗贤二十世裔水宝、二十一世裔金明率承大任，风尘数月，幸在安庆市找回老谱。水宝族仁年逾古稀，皓然白首，终见久违家谱，不禁潸然泪下。

天以日月昭明，地以山川钟秀，人以祖先发脉。饮水思源，不忘血脉。菊江江氏宗谱自远祖以迄近亲，记载着家族的源流和迁徙，更传承着祖训和家风，是了解本族历史的一部教科书。纵观历史，朝代可替，个人可亡，惟有家族历史长存，生生不息。＂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其义一也＂，家谱的家，即是家族的家，集万千家族便是国家的家。家谱之重，岂不令人视为瑰宝！

江氏之先，出自舜封江国侯元仲公，基肇济阳，传国四十七世，为楚所灭，后人以国为氏，元仲公尊为一世始祖。三千年沧海桑田，自济阳至东流，从宰相到御史，列祖列宗创建了一部辉煌的江氏家族历史，前贤谱序，历历在目，鄙言何需一一缕述。唯菊江江氏自华二公始迁东流菊邑，简古详今，志以不忘，以祚孝思先人，福佑子孙。

古人言曰：＂国之兴也，必有忠君之臣；族之兴也，必有敬祖之裔＂。昔日，菊江江氏八房宗贤十九世裔永固先生，心忧老谱残缺，呕心沥血，整理资料，其学行足为江氏师范。江老搦管撰文，详细介绍了菊江江氏概况：

菊江江氏是江氏宗族的一个分支，自江氏一百十七世裔华二公于洪武十三年，由江西都鄱之界大湾迁居安徽东流南门道观嘴始。华二公敬为菊江江氏始迁祖。据《东至县志》记载，晋元兴四年，即公元四百零五年，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东流域属彭泽。菊花独傲秋霜，晚节犹香，陶公种菊东流，不与浊世同流，深受后人景仰。南唐之后东流置县，县称菊邑，江称菊江，菊江江氏由此而得名。华二公生八子，长房得公官至提刑按察史，其子三，长子渊公世居道观嘴，次子涣公迁铁山渡，幼子濬公职居迪功郎，迁居上乡隅溪江家坝；二房微公迁居下乡黄石矶曾家湖；三房衍公迁居江北宏深宕；四房循公迁居西冲许村桥，越五世鳌公迁居施家坂青峰岭路边江，又有迁七里湖葛仙地；五房复公迁居徽州歙县，越二世文波、文源二公由歙县而迁东流下官吉阳及茅家嘴；六房从公迁居下乡黄石矶仙姑庙江家坝，从公生子灏，灏公官至文林郎，任县令，其子二，幼子汜公迁居桐城余属嘴；七房徤公迁居天林庄韩家桥；八房径公迁居濠口嘴江家坝，其后代镜公迁居后村庙，镜公后裔士华公讳有功，恩授武略骑尉，官至松江都阃府，迁居省城。

其中二、四、六、八房后代在从公定居地彭岭江坝头（现地名）建有＂菊江江氏支祠＂，又称＂石矶宗祠＂，堂号＂生花堂＂。祠联曰：＂祖德高如山并耸，宗功深似水同流＂，＂尊祖敬宗登斯堂可无愧否？光前裕后履此地能勿思乎？＂，＂公道言不妨侃侃而谈何计势力，孝顺事正当人人尽心焉论富贫＂，＂世长势短宜忘势而处世，人多仁少须择仁以交人＂。斯祠虽毁，其联含义深刻，令子孙后代永世受炙。江氏永固、水宝二老情系宗谱，制行念祖，享有遐年，当耄耋时而精神益固，乃得天独厚哉！二十一世裔金明工作之余倡修二房支谱，贤宗仁裔，后继有人。

二房微公卜居地黄石矶，临江抱湖，丘陵起伏，是古代水军基地。南宋赵构为防御金兵南侵，曾在此设控海水军。明朝正德十四年六月，南昌宁王朱宸濠率六万叛军起兵鄱阳湖，顺江而下，陷九江、经彭泽、掳东流，屯兵黄石矶，以待直取安庆、攻芜湖、占领南京。当他看到黄石矶怪石嶙峋，不禁询问：此处何地？随从吴人，口语黄王不分，将＂黄石矶＂说成＂王失机＂，宁王叹然失色，随后一语成谶，终被南赣巡抚王守仁消灭。明朝王世贞据此作《阻风黄石矶》，清代冯荃书《黄石雄风》，黄石矶声名大振。

微公裔孙世居当地，族蕃派衍、分户别门，环黄石矶而越仙姑庙、彭岭周边，相互守望，族隆云兴。当今岁在戊戌之春，草木竞发，合族共修宗谱，谁支谁脉，秩然而有条；孰亲孰疏，井然而各当。更使祖德宗功宛然如在，左昭右穆焕然一新，俾后生来者，展仁孝之思，传礼让之俗。华牒玉成，菊江江氏宗谱正如奔腾不息的江水，滋润着它所流经的每一个生命。祝江氏后起之秀，激流勇搏，在生命的长河里，家风扬帆，演绎精彩的人生。是为序。

              公元二零一八年孟春之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