莓泉

八月初，天气往往炎热得叫人无法忍耐。每到这个时节，从上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里，就算是对打猎抱着最坚毅态度的狂热分子也无法顶住高温坚持出猎，而最忠诚的猎狗，此时也只能闲得舔舔主人的马刺，或者跟着主人跑来跑去，眼神中带着不悦，舌头伸得老长，一个劲地喘气。主人责骂它，它只能委屈地摇摇尾巴，一脸困惑地望着主人。它不能像从前一般，猛地撒腿跑出去追赶猎物。而我，恰恰在这种天气里外出打猎了。

我一直很想找个阴凉的地方躺下来，就算一小会儿也好。我那不知疲倦的狗儿疯狂地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显然它也不知道这种燥热的行为有何意义。最终，这令人窒息的热浪迫使我想个法子节省精力。于是，我来到了伊斯塔小河边（想必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已经听说过这条河了），沿着陡峭的河岸往下滑，越过横跨河面的大坝，踏着黄沙，向着一口泉水的方向走去。这口泉水，周遭的邻人们都称之为：莓泉。

在河岸峭壁上某个开口处，大峡谷的豁口在此变得狭小而深邃，莓泉的泉水就从这个缝隙里涌了出来。泉水顺着二十步高的崖壁，带着欢快的汩汩声流入河中。泉口旁长满了天鹅绒般细密的青草，而阳光，似乎从来都穿不透崖壁，正因为如此，河水，永远是如银丝般的清冷。我走到泉水边，一个桦树木质的杯子被放在草地上，这是路过的农民为方便大家喝水而留在这里的。我痛痛快快地喝饱了水，躺在阴凉处，向四周张望着。我看到不远处，由于水流的冲击而形成了一个小山洞，洞口的水跟周遭的流水相互作用，泛起了层层的涟漪。而在洞里，两个老人正背对着我坐着。

其中一个在钓鱼，长得相当高大结实，穿着深绿色的外套，戴一顶绒线便帽；另外一个又瘦又小，穿了一件打着补丁的厚粗棉布外套，没有戴帽子，他双膝上放着一小罐鱼虫，时不时把手放在自己那灰白头发的脑袋上，好像在挡住阳光似的。我凝神一看，原来这个人就是舒米西诺的斯乔普什卡，请读者们耐心听我介绍介绍这个人。

离开我的住所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大村子叫舒米西诺。村里有一座为圣科济马和圣达米安建立的石砌教堂。正对这座教堂的地方，曾经有一所宏伟庄严的地主宅邸，周围有各式各样的外屋、办公室、手工作坊、马厩、地下室、马车库、澡堂、临时厨房、客人或管理员住的厢房、温室、公用的秋千和其他有着各种用处的建筑。一户地主人家住在这所宅邸里，原来一切都相当顺利，直到有一天早晨，所有这些繁华的建筑都被一场大火化成了灰烬。

主人们迁到别处去了，这所宅邸便就此衰落。这所曾经辉煌的大宅子已经变成了灰凄凄的杂菜园，到处都堆着砖头，这些砖头原本是宅子的根基。人们用在火灾中幸免于难的木材迅速搭建了一个小木屋，用十年前为了要造哥特式亭台而购买的船板作屋顶，园丁米特罗凡，和他的妻子阿克西尼娅，以及七个孩子就住在这所小木屋里。

米特罗凡收到指令，要把蔬菜还有院子里种的其他东西供给远在一百五十英里外的主人食用，阿克西尼娅则受命看管一头蒂罗尔种的奶牛，这头牛是花大价钱从莫斯科买来的，但是从买来至今它从未产出过一滴牛奶。她还看管一只有冠子的灰色公鸭，这是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他们的七个孩子，因为年龄尚小，没有派遣给他们特殊的任务，然而正是这点，使他们一个个都长成了不折不扣的懒鬼。

我在园丁家住过两次，而我每次经过他们家的时候，总是会向他们买一些黄瓜。那些黄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夏天的时候已经长得硕大，淡而无味，覆盖一层**厚实的皮。正是在他们那，我第一次见到了斯乔普什卡。在那个地方，除了米特罗凡一家，一个老聋子格拉锡姆（他是个教会委员，所以出于福利制度让他住在独眼士兵的寡妇家的一个小房子里），就没有其他仆人了。所以我要向各位介绍的斯乔普卡什，不能简简单单地把他视作一个仆人，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但凡是人，在社会中总有这样那样的地位，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至于家仆呢，即使得不到工钱，至少也会得到所谓的“口粮”。而斯乔普卡什却绝对没有遵循这两类生存之道的任何一种，他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的存在，甚至没人知晓他的过去，村子里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故事。人口调查数据库中恐怕也未必有这么个人。曾经有一个不明确的传闻，说他曾经是某个人的随从，不过这个传闻就到此为止，至于他是谁，从哪儿来，是谁的子嗣，是怎么成为舒米西诺村上的人的，他身上那件万年不变的粗棉布外套是哪儿来的，住哪儿，靠什么维持生计……以上所有的问题，绝没有人知道，就连一丁点儿线索都没有。而且，说句实话，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关心这些和他有关的问题。

只有特罗菲梅齐大老爷（他对所有家仆直系四代的家谱都了如指掌）有一次说过，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谢·罗曼内奇旅长出征回来时，辎重车上载着一个土耳其女人，而斯乔普卡什，则是这个女人的亲戚。按照俄罗斯的旧习俗，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沿路摆上荞麦馅饼和伏特加酒，用以款待路过的人，或者直接施舍给他们钱财。但即使是在这种日子里，也不见斯乔普卡什摆设任何盛着食物的桌子，或者装着美酒的木桶。他从来不向他主人行礼或者亲吻主人的手，也从不为了祝老爷健康而一口气干掉管家手里满满的一杯酒。

有时候，大概只会有些好心人路过，施舍给这个可怜的穷人一块吃剩了的馅饼。复活节的时候，人们对他喊“耶稣复活啦”，但是他从不卷起沾满油污的衣袖，从没有在口袋里掏出过一枚复活节彩蛋，眨着眼睛喘着气把它送给某个少爷或是太太。夏天，他住在鸡棚子旁边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里；冬天，他就住在澡堂子的接待室里；更冷的时候，他就在干草棚里过夜。有时候人们会发狠踢他一脚，但是从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过话。至于他，似乎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因为要说话而开过口。

火灾之后，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家伙就在园丁米特罗凡那里找到了个避难所。园丁从未搭理过他，也没跟他说过如“来跟我一起住吧”之类的话，但倒也没有撵他走。斯乔普卡什其实也不是住在园丁的屋子里，他住在菜园子里。他行动走路都是悄无声息的，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都害怕似的用手捂住嘴巴。他总是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前前后后不停地干活，而他忙活这么大半天也只是为了能填饱肚子。事实上，如果一整天的时间里，他没有如此为食物而辛勤工作的话，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肯定已经饿死了。人生的痛苦在于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

有时候，斯乔普卡什会坐在树篱下啃或者吸一根胡萝卜，或者剁几块肮脏的白菜根；有时候会呼哧呼哧地提着一桶水到某个地方去；有时会在小锅子下生起火，然后从大衣胸口取出几块黑乎乎的泔脚，放进小锅子里；有时在自己的小木屋里，砰砰砰地敲钉子，做一个放面包的架子。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地完成，仿佛这都是秘密似的：当你向他看上一眼，他就又藏起来了。他有时会忽然消失一两天，当然啦，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不见了……然后，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在树篱下的某个地方，偷偷摸摸地在水壶下生火。他脸很小，眼睛是淡**的，头发一直垂到眉毛上，一个尖尖的鼻子，又大又薄的耳朵，像蝙蝠的耳朵一样，那胡子长得好像是有两个星期没有修理过了，而且也没见它变多或者变少过。这就是斯乔普卡什了，我在伊斯塔河河岸遇见，身边还有另外一个老人相伴的斯乔普卡什。

我站起身来走向他，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在他身旁坐下了。斯乔普卡什的同伴也是我的一个熟人，他是彼得·伊里奇伯爵家的一个农奴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绰号叫做“大雾”，他已经是自由人了。他住在一个肺病患者博尔霍夫那里，博尔霍夫开了一间小旅馆，我曾经去那个小旅馆住过几次。就算到现在，年轻的官员，或是一些悠闲无事的旅者（商人们一般都忙着做生意，他们更看重细节，宁愿窝在那些条纹羽毛的被褥里，也无暇顾及周遭的风景）经过奥廖尔大道的时候，依旧可以在离特罗伊茨科耶大村不远处看到一座两层的弃楼——屋顶已经完全塌下来了，窗子被钉得严严实实的，已经完全荒废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你是想象不出什么东西比这座废弃的楼房更加令人充满凄凉感的了。这里很久以前住过一位达官贵人，名叫彼得·伊里奇伯爵，他尤其热情好客，并因此闻名一时。在那段时间，整个省的人都在他的屋子里聚会，伴着家庭乐队喧嚣的乐曲、鞭炮烟花的噼啪声，尽情地跳舞玩乐。而现在，路过这座废弃豪宅的老妇人，都心生惋惜，怀念她们失去的青春年华。伯爵一直不停地在举办舞会，流连在不断向他献媚的宾客中，他幸福地微笑，但不幸的是，他的财力根本负担不起如此铺张的花销。当他彻底破产的时候，彼得去了圣彼得堡，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赚到一分钱，便死在了旅馆的房间里。

“大雾”从前是彼得家的管家，在这位伯爵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自由。现在，他大约七十岁了，长相普通但是乐观积极，始终挂着微笑。只有卡捷琳娜时代的人才能有这种微笑：透露着一股温和和庄严的力量。“大雾”说话的时候，两片嘴唇不紧不慢地一张一翕，眼睛亲切地闪着光，轻轻的，还带着一点鼻音。就连他擤鼻涕、嗅鼻烟也是如此从容不迫，好像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

“喂，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我搭起话来，“怎么样，钓了不少鱼吧？”

“在这儿呢，你过来看看这个鱼笼，两条鲈鱼，还有五条鲤鱼，斯乔普什卡，拿来给他看看。”

斯乔普什卡伸手把鱼笼递给了我。

“近来好吗？斯乔普什卡？”我问他。

“吼……吼……没……没……没什么不好的，老爷。”斯乔普什卡结结巴巴地回答我，好像千斤重的东西压住了他的舌头。

“米特罗凡好吗？”

“好……好……好，老爷。”

这个可怜的老人转过了脸。

“但是咬钩的鱼不多啊，”“大雾”在一旁说道，“这天热得太吓人了，鱼儿都躲在灌木丛下面睡觉呢。给我装个饵，斯乔普什卡。”斯乔普什卡拿出一条蠕虫，放在摊开的手掌心上，啪啪地打了两下，装在了鱼钩上，又吐上一口唾沫，这才交给“大雾”。“谢了，斯乔普什卡……你呢？你好吗，老爷？”他把脸转向我，继续说，“出来打猎散散心吗？”

“你自己都看到啦。”

“啊，你的狗是英国种的还是德国种的呀？”

这个老人喜欢时不时卖弄自己，好像在说，“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也不知道什么种的，但这是条好狗呢。”

“啊，那你出门也带着猎狗吗？”

“是啊，我有两群猎狗。”

“的确是这样的，有人非常喜欢狗，有人白送他们都不要。根据我的经验，我养狗可是为了体面……人走出去嘛，要有气派，马要有气派，陪着打猎的人要有气派，都要有气派。那个走了的彼得伯爵啊——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就不是个猎人，但是他就养狗，而且他还一年两次地带着狗儿们外出溜达。

所有陪同出行的猎人都穿着镶金银边带的盛装，在院子里集合，并吹起了号角。伯爵大人走出来，马便被牵到了他跟前。他登上马背，这时，猎人的头头会把他的脚塞进马镫里，脱下自己的帽子，把马鞭放在帽子里呈给伯爵大人。他会在马背上狠狠地抽上一鞭子，所有的猎人齐声喊口号，然后才向外走去。一个猎人骑在伯爵大人后面，用绸带子牵着他的两只爱犬，好吃好喝地照料它们……你想想看，而且，这个跟班的猎人，高高地坐在哥萨克马鞍子上，红光满面，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就像这样……当然还有很多客人，你也知道的，在那种场合下，又是娱乐活动，又是荣誉盛会……啊，又给它跑了，好家伙！”他忽然来了这么一句，拉了拉他的鱼竿。

“他们说，伯爵以前活得相当潇洒啊？”我问。

老人家朝着蠕虫吐了一口唾沫，甩出了钓钩。

“他是一个很好的绅士，人人都知道。常常会有，可以说是上流社会的人，到彼得堡来，专程拜访他。他们经常胸前佩戴着彩色的丝带围坐在桌子边上一同吃饭。好吧，他的确知道如何取悦他们。他有时候会叫我：‘大雾，明天我要几条活的鲟鱼，去看看能不能钓几条给我，听到没有？’”

“‘听到了，大人。’绣花的外套，假发，手杖，香水，上等的科隆香水，鼻烟壶，大幅的画……这些他都可以直接从巴黎订购。他举办晚宴的时候，我的天，那可真是了不得！焰火冲天，车水马龙！有时候还会鸣炮。单单是管弦乐队就有四十个人，他雇用了一个德国人当乐队指挥，不过那个德国人真是太得寸进尺了，竟然要求跟大人同桌进餐，所以伯爵大人就炒了他的鱿鱼。‘我的乐队，’他是这样说的，‘就算没有指挥，一样可以演奏。’他当然可以这么说，他是老大嘛。”

“接着他们就会开始跳舞，一直跳啊跳直到天亮，尤其是爱科塞斯舞，两男两女一起跳，还有西班牙舞马特拉杜尔……嘿……嘿……好家伙，上钩啦！（老人家从水面拽上来一条小鲈鱼）拿着，斯乔普什卡！我们家大人真是所有大人的典范啊，”他继续说道，又甩出了钩子，“他的心肠也很好，有时候他也打人，但是没等你抬起头那会儿工夫，他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只有一件事，他有情妇。唉，那些女人啊，上帝啊，请宽恕她们吧！就是她们搞得大人破产了，要知道大人可都是把她们从下等人里面挑选出来的呀，她们怎么能不贪财？哎哟，她们可贪财了，整个欧洲最贵重的东西估计都被她们收入囊中了！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大人不能按照他的心意生活呢？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但是搞到自己破产总是不应该的。在这群女人中，有一个人比较特殊，她的名字叫阿库琳娜。现在已经死了，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她是西托亚守望人的女儿，可真是个泼妇！有好几次，她还扇了大人几个嘴巴子。可是大人啊，完完全全被这女人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子送去充军了，就因为那可怜的孩子不小心把可可洒在了她的新裙子上……而且她的仆人可不止只有我侄子一个。啊，好吧好吧，这些都是古老的回忆了！”老人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下头便不再说话了。

“照我看来，你家大人很严厉吧？”一阵短暂的沉默以后，我又问道。

“那时候严厉可算是个时髦的事啊，老爷。”他一边摇了摇头一边这样回应我。

“现在不流行严厉了？”我看着他的眼睛问。

他斜眼看了我一眼：“现在嘛，情况肯定好很多了。”他喃喃地说，用力甩出了钩子。

我们坐在树阴底下，即使这样，还是抵挡不住那令人窒息的炎热。湿热难耐的空气凝成厚重的一块。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只能把被烘烤已久的脸，慢慢抬出，渴求吸到一丝流动的空气，但是四周却是如固体一般沉闷。 辣的太阳在蓝得发黑的天空中辐射出热气。我们正对面的河岸上，是一片黄澄澄的燕麦田，田里到处长满了苦艾。所有的燕麦都纹丝不动，没有一株哪怕是轻微地晃动。前面一点的地方，一匹农用的马站在河里，河水刚能没过它的膝盖，它慢悠悠地甩着湿淋淋的尾巴。时不时的，在一丛浮在水面的灌木下，一条大鱼露出个脸来，吐一连串的泡泡，又慢条斯理地转身潜到水下，激起水面一层层涟漪。蝗虫在焦枯的草丛里鸣叫；鹌鹑有气无力的，勉勉强强啼那么几声；鹞鹰张开翅膀，平稳地在旷野上滑翔，忽然又迅速扇翅，尾翼张成一个半圆，降落在某处。我们被太阳烤得没有思想，一动不动地坐着。这时，从我们身后的山谷，传来一阵声响，有人踩着水正向我们这走来。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约摸五十岁的农人，满脸风尘，穿着衬衫拖鞋，背一只柳条制筐，一件外套搭在肩膀上。他走到泉水边，畅快地喝了个饱，然后抬起头来。

“啊，弗拉斯！”“大雾”看着他打起招呼来，“你好啊，老朋友！从哪儿来的？”

“你好呀，我从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来！”农人说着向我们走近了一点，“走了很长一段路呢！”

“你去了哪里呀？”“大雾”问他。

“去了莫斯科，我主人家。”

“去干嘛了？”

“请他帮个忙。”

“帮什么忙？”

“哦，让他减免一点我的代役租，或者把我改成劳役租，或者换一个地方待着，或者随便什么……我儿子死了，我现在一个人对付不了了。”

“你儿子死了？”

“死了，我的儿子，”农人顿了一顿，说道，“他原来住在莫斯科，是个出租马车夫，其实一直是他替我付代役租的。”

“那你们现在还是付代役租的？”

“是的，我们付代役租。”

“你老爷怎么说的呢？”

“他怎么说？他把我赶了出来！他说：‘你竟敢直接就跑来找我麻烦了，这些事情有管家在管呀，你要……’他说，‘先把你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他火冒三丈地向我吼。”

“然后呢？你回来了吗？”

“嗯，然后我就回来了，我想到我儿子那儿，找找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没人肯正面回答我。我跟他的雇主说：‘我是菲利浦的父亲，’那人对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儿子，你儿子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且他还欠我的钱呢！’所以我只好走了。”

农人面带微笑，娓娓道来，似乎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但是他的眼眶却湿润了，泪水从他那双小眼睛里滑落，嘴唇也微微颤抖着。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去吗？”

“要不然怎么办呢？我当然只能回家了，我想我妻子现在应该正挨着饿呢。”

“那真是该回去看看。”斯乔普什卡忽然说起话来。他看起来有点迷糊，接着又一声不响地开始挖鱼虫。

“那么你要到管家那去吗？”“大雾”继续问他，眼神带着一点诧异看着斯乔普什卡。

“我去找他干什么？我还欠他些钱呢，我儿子死前生了好几年的病，那段时间他连自己的代役租都付不起。但是我倒不会为此事所累，反正他们从我这一个子儿都拿不到……没错，老兄，随你怎么耍花招，我没钱就是了！”农人哈哈哈大笑起来。

“金帝利安·谢苗内奇，无论他多聪明……只要……”

弗拉斯又大笑起来。

“哦，事情可不妙啊，弗拉斯老兄。”“大雾”忽然故意说出这么一句话。

“不妙？哪里不妙？”（弗拉斯的声音忽然中断了）“怎么这么热呀！”他换了个话题继续说，用袖子擦着脸。

“你老爷是谁？”我问他。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吗？”

“是他，”“大雾”回答，“彼得·伊里奇生前就把弗拉斯的村子给他了。”

“他现在好吗？”

“好得很，谢天谢地！”弗拉斯回应道，“红光满面的。”

“看见了吧，老爷，”“大雾”转向我，继续说，“在莫斯科附近生活可真不错，但生活在这里的话，付代役租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你们一共需要付多少钱呢？”

“九十五卢布。”弗拉斯喃喃地说。

“喏，你看着，而且土地很少的，都是老爷家的树林子。”

“而且，听说这树林子也卖掉了。”农人说。

“唉，你看看……斯乔普什卡，给我条鱼虫……喂，斯乔普什卡，怎么了，睡着了吗？”

斯乔普什卡回过神来。农人在我们身边坐下了。我们几个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河对岸，有人在唱歌，唉，那是多么忧伤的曲子呀。可怜的弗拉斯又一次沉痛地悲伤起来。

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导读

三个农奴的命运为何不同？

本文写了猎人遭遇到的三个农奴，他们分别是斯乔普什卡、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和弗拉斯，这三个人如果按照他们的遭遇应该分为两种类型，斯乔普什卡和弗拉斯应该是一类，他们是地主的农奴，生活十分艰难，甚至暗无天日，无法生存。斯乔普什卡作为家仆，连“口粮”都得不到。他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的存在，甚至没人知晓他的过去，村子里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故事。至于他是谁，从哪儿来，是谁的子嗣，是怎么成为舒米西诺村上的人的，他身上那件万年不变的粗棉布外套是哪儿来的，住哪儿，靠什么维持生计……以上所有的问题，绝没有人知道，就连一丁点儿线索都没有。有时候，大概只会有些好心人路过，施舍给这个可怜的穷人一块吃剩了的馅饼。夏天，他住在鸡棚子旁边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里；冬天，他就住在澡堂子的接待室里；更冷的时候，他就在干草棚里过夜。有时候人们会发狠踢他一脚，但是从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过话。至于他，似乎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因为要说话而开过口。他住在菜园子里。他行动走路都是悄无声息的，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都害怕似的用手捂住嘴巴。他总是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前前后后不停地干活，而他忙活这么大半天也只是为了能填饱肚子。事实上，如果一整天的时间里，他没有如此为食物而辛勤工作的话，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肯定已经饿死了。有时候，斯乔普卡什会坐在树篱下啃或者吸一根胡萝卜，或者剁几块肮脏的白菜根；有时候会呼哧呼哧地提着一桶水到某个地方去；有时会在小锅子下生起火，然后从大衣胸口取出几块黑乎乎的泔脚，放进小锅子里；有时在自己的小木屋里，砰砰砰地敲钉子，做一个放面包的架子。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地完成，仿佛这都是秘密似的：当你向他看上一眼，他就又藏起来了。他有时会忽然消失一两天，当然啦，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不见了……然后，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在树篱下的某个地方，偷偷摸摸地在水壶下生火。他脸很小，眼睛是淡**的，头发一直垂到眉毛上，一个尖尖的鼻子，又大又薄的耳朵，像蝙蝠的耳朵一样，那胡子长得好像是有两个星期没有修理过了，而且也没见它变多或者变少过。可以说斯乔普什卡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和尊严，他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他只能捡拾垃圾，即使如此，他每天还必须辛勤地工作，否则，下一刻他可能就被饿死。更为残酷的是，他甚至失去了说话的权利，没有人在乎他是谁，他在人们的心中根本就不存在。

弗拉斯是孤苦的农奴，过着代役租的生活，唯一的儿子死去了，妻子正在挨着饿。因为九十五卢布的代役租，他到莫斯科去找他的老爷，结果被赶了出来，并且告诉他没有资格直接去找老爷，只能去找管家，并要他把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从弗拉斯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了农奴在地主的眼中是没有对话资格的，也是得不到同情的。

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是另一类农奴，他因为自己的老爷彼得·伊里奇伯爵而成为了自由人。彼得·伊里奇伯爵是一个很好的绅士，常常会有上流社会的人，到彼得堡来，专程拜访他。绣花的外套，假发，手杖，香水，上等的科隆香水，鼻烟壶，大幅的画……这些他都可以直接从巴黎订购。他的心肠也很好，有时候他也打人，但是没等你抬起头那会儿工夫，他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伯爵一直不停地在举办舞会，流连在不断向他献媚的宾客中，他幸福地微笑，但不幸的是，他的财力根本负担不起如此铺张的花销。当他彻底破产的时候，他只能去圣彼得堡，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赚到一分钱，便死在了旅馆的房间里。从彼得·伊里奇伯爵的所作所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地主，而且是卡捷琳娜时代的地主。卡捷琳娜时代在俄罗斯人的眼中是一个比较民主和强大的时代，也是屠格涅夫向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人充满了自信和从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同样如此，现在，他大约七十岁了，长相普通但是乐观积极，始终挂着微笑，露着一股温和和庄严的力量。就连他擤鼻涕、嗅鼻烟也是如此从容不迫，好像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

文章在平静的叙述中不动声色地把两类农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对比，也把两个时代的地主进行了对比。在对比中，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地主阶级要做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改良者，要像彼得·伊里奇伯爵那样活得潇洒，把财产看淡，解放农奴，给他们以自由，对农奴很少打骂。这似乎就是作者的化身，我们在彼得·伊里奇伯爵的身上找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子，他通过彼得·伊里奇伯爵这一形象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未来的希望。

中国人的春节也是韩国人的春节，是同一天。 但韩国春节的传统风俗与中国有区别。 在韩国，春节是仅次于中秋节的第二大节日。 大年初一，最郑重而庄严的礼仪是“祭礼和岁拜”。这是春节的核心内容，也是最具特点的第二道风景。在房屋的正室上方，摆放着祖宗的画像。供桌上摆着各式供品，物品摆放规则极其严格，有“鱼东肉西”、“头东尾西”、“红东白西”、“生东熟西”、“左饭右羹”等讲究，供品还有“枣栗梨柿”、“米糕片汤”等。祭祀的程序严格按家谱排位，全家身着传统民族服装，依次向祖先鞠躬磕头，祈求祖宗创下的家业兴旺发达。 祭礼完毕后，全家才能吃大年初一的第一餐，而这一餐必须是“米糕片汤”。韩国人把春节食品统称为“岁餐”，“米糕片汤”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第一餐。韩国米糕用大米粉制成，经压制成圆柱形后再切割成圆形片状，类似中国的水磨年糕，只是形状不同。韩国朋友对记者说，古代的韩国人崇尚太阳和清洁的白色，白色的小圆状米糕片既代表太阳，同时也象征着辞旧迎新，一切从新开始。正月初一早晨吃“米糕片汤”寓意着迎接太阳的光明和万物更生的纯洁。“米糕片汤”的汤，韩国人也很讲究，古时是用山鸡汤，如今则用牛肉汤或鸡汤。“米糕片汤”里，各地区根据生活习惯不同，有的加点蘑菇、蔬菜，也有放入韩式“馒头”的。所谓“馒头”是带馅的“饺子”，因为在韩国把“饺子”称为“馒头”。 吃罢“米糕片汤”，随后要举行“岁拜”，家中晚辈向父母长辈拜年磕头，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祝愿父母健康长寿。此时，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压岁钱”多少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而定。韩国朋友介绍说，这种祭礼和岁拜之所以延续千年，关键是韩国崇尚儒教，视“忠、孝、礼”为家族之“魂”，世代相传。“岁拜”之后，全家出动，要到祖先的墓前扫墓，以缅怀祖先的恩德。 韩国春节的第三道风景，是洋溢着传统风情的全家乐：春节期间要进行岁妆、岁画、福笊篱、赶夜光鬼等。见面拜年的第一句问候是“新年多福”。在娱乐游戏上，韩国家庭最喜欢玩的是“掷木四”和“花牌”(相当于中国的掷色子和扑克牌)。此外，每个家庭还会准备蜜糯油果、桂皮汤、八宝饭和肉片等食品接待前来拜年的亲朋好友。韩国人春节也有互赠礼物的习俗，礼物主要以食品为主，例如牛排、黄花鱼、传统点心等。礼物包装也有特点，大都是用粉色四方形绸布包扎，给人一种喜庆之感。春节前，各地商场竞相推出特色礼品，招揽顾客，价格也随着行市见涨。韩国人的年夜饭讲究自家动手，在家中就餐，几乎没有在饭店吃年夜饭的。春节期间，几乎所有饭店都关门停业。近年来，许多海外打工者来到韩国，为让外国人能够体验韩国春节的欢乐，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也组织他们一起过春节。 韩国既是一个非常遵从传统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化生活快节奏的国家，春节让人们从都市的喧嚣繁忙中暂时解脱出来，在家乡祭祖祈愿家庭平安的时候，得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难怪韩国朋友说，“旧正，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吉祥。” 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性的民间祭祀活动，虽然也用“端午”这个名称，但活动的内容与我们国家的端午节习俗和端午节涵义完全不同。所谓彼“端午”非此“端午”也。 韩国的端午祭祀期从为阴历四月初五持续到到五月初七，所谓“江陵端午祭”是指在韩国江原道江陵市举办的以端午祭祀为内容的重要民俗活动，它是这个期间的一次笮偷拿裰谖幕 疃 ！敖 甓宋缂馈笔钦 橹模凶�诺慕 甓宋缂雷橹 被帷U飧鼋谄诖月13日到17日，其中包括各种娱乐活动和仪式活动。比如荡秋千、摔跤、绘画、歌舞表演、做传统打糕等，此外还有来自外国的各种艺术表演。在节日广场上，一个表演场地连着另一个表演场地，人们尽情享受各种娱乐。而在河对岸，则是火热的商品集市，卖服装、用具、食品的摊位，挤满整条街。 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基础是韩国的传统信仰，其中萨满教（韩国称巫教）信仰是最突出的特点。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表演主要有三类：祭祀仪式表演、巫堂（萨满）表演、面具戏剧表演。它们是最鲜明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江陵端午节祭祀活动的文化特征。这个活动从山神祭祀开始，以驱赶魔鬼的活动结束，其中还有各式各样的仪式活动，如有萨满表演的山神祭祀。山神祭祀结束时，参与者要在江陵举着牌匾和作为神灵栖息的树游行。五月初七晚上有送神仪式和驱鬼，其中牌匾、纸花都被烧掉，送往神灵居住的地方。人们向神灵鞠躬，向他们祈祷富有和运气。这些活动是在不断吸收民间传说、佛教和儒家因素下积累而成的。江陵端午祭的核心是巫堂祭祀，它主要为巫舞表演，韩国学者认为，这些表演是把民间传说带入现实世界的一个渠道。 江陵端午节祭祀是一个充满地方特色的节日活动，这一点仅从萨满祭祀仪式同其他地区此类文化现象的比较上，就可见一斑。在江陵端午祭的萨满（韩国称巫堂）祭祀仪式中，这里的萨满与汉城、仁川的很不同。其一，供祀方式不同。这里只有神灵牌位，上写大关岭国师城隍之神位、大关岭国师女城隍之神位。神位上其余的部分就是鲜花。而汉城、仁川地区没有神位，都是神灵画像，鲜花也不摆放在神灵位置上。其二，仪式形式不同。汉城、仁川的仪式是降神形式，每个表演者都有萨满祭祀对象前来附体于祭祀者的各种表演。这里的萨满一般不降神，只是表演歌舞。有的甚至就是唱传统民歌。其三，服装不一样。在这里一般的萨满由于不降神，并不经常换服装。在汉城、仁川的萨满，换服装就等于更换神灵身份一样，换言之，神灵不同是通过服装替换来表现的。在江陵基本没有了这个形式，服装基本不变。同时这里的萨满还头戴白花，表示巫女的身份。其四，主要萨满的巫术技术不一样。江陵端午祭的主要萨满降神时是用嘴咬盆，盆是在一个装着神具的架子中央。因此整个架子都被她咬起，力量很大。然后帮手们从架子中撤出盆，萨满仍旧咬着它不放。一个巫女与她对唱，反复询问各种事情。表演昏迷状态的萨满应答着，观众不断往她叼着的盆中送钱，祈祷。这是整个仪式最热闹的情景。而汉城、仁川的萨满有踩铡刀表演，这里没有此类表演。其五，观众祈求萨满帮助的形式不一样。汉城、仁川的观众是交钱上香、叩头；这里是交钱烧纸。萨满把燃火的纸片上扬，最后变成灰片高高飞扬，以示吉祥。

在伏羌（今甘谷）县的东北境内，有一座巍峨的山头。山下是我家所在的蔡家寺村，山上有个叫蔡家寺的庙宇。这寺庙我常常前来攀登，但从来也没有感到厌烦过。这地方柏树森森，古院幽邃，风景很是宜人。寺庙和山门坐北朝南，登上寺庙前院的藏经楼廊眺望，山水的声音随风而至，而树头美丽的小鸟呼朋引伴，一声声听起来好像都有意义，只可惜我们听不懂罢了！这时我突然又想起蔡家寺村和蔡家寺庙，笼统都叫“蔡家寺”，可“蔡家”二字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从来有谁真正理解过它呢？我一直想弄懂它，可是村里庙里都没有记载其义的石碑之类。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心情迷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面对着河对岸陡峭的远山“六峰”。恍惚间仿佛面对的是九嶷。虽然心底好像起了九团疑云，但脚下的清清渭水却提醒我这儿只是吾村。正在这时，去河边取水的老僧回来了，我就向他请教。他坐在那儿笑了笑，向远处的河边指着说：“那河畔浪花翻滚的地方，据说过去曾经是繁华的大人物府第 呵……”听了老僧的絮叨，我一时觉得天道无亲、天道无常，古话真是不错。而流水之道也是不平常的：今日鱼儿游过的地方，安知不是昔日雕梁画栋之上的燕巢所在呢！今日蛟龙出没的所在，又安知不是往日人家的鸡埘之地呢！暮色渐起，河沿岸上群蛙的合唱已经开始，这使我联想起那儿当年曾经是豪门的歌吹之地，传说夜深人静有时还可听到音乐之声，可现在却再也无法常常听到了。

今日近村地名尚有“某（谢）家湾（沟？）”（及“谢家台子”等）的称呼，但“蔡家”之“蔡”姓何在？却是空留于那些浩淼的烟波之际了！想从前的蔡姓之人早已一无所存，今之寺名仍沿称“蔡家”，岂非多余而徒启人疑窦？勉励吧，我的李氏同宗之人！这儿到处的松柏为何老是这么苍翠呢？这是因为只有深培根本，才能繁茂枝叶，使其四季叶不坠落。唉，明明是瓜瓞绵绵的李家庄，却常常被人要呼作“蔡家寺”。但说不定到了后来，真的有朝一日又会被人呼作真正意义上的“李家寺”吧！

诗末为什么会有由“蔡家寺”他日改为“李家寺”的奇想？这是因为蔡家寺村民十之七八皆为李姓，余为杂姓，故该村亦被人俗称为“蔡李家”，以与附近王姓村民聚居的“坡王家”并称，又与对岸中滩河村的“中洲李”区别。至于诗中老僧所说替诗人解惑的“浪花横翻处，往年繁华第”二句，凡是本县人者，皆知其所指乃一脍炙人口的当地民间传说：

蔡家寺本来是名副其实的蔡家村，全村本出于同一个蔡姓家族。某朝某帝时，村里出了一位大官，后来位及人臣，官作到丞相之位，人称蔡相爷。蔡相爷在京城自然有府第，他却喜欢住在家乡本村的自家院宇里，一年中倒是在京住的时日少，在乡住的时日多。但这样一来，他老爷又怎么能不误每天的上朝呀！原来这蔡相爷有一宝贝。这宝贝是一头青牛，那青牛尾下屁股眼里孵着一窝“牛屎火燕儿”（按，火燕，红尾鸲的俗称；牛屎，当因其常随牛后于翻地时觅虫吃而名之），但与牛却相安无事。 要说这宝贝牛的好处，那可真是骑上它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事急时且可日夜兼程。所以蔡相爷骑着它前往京城，有道是晨去暮归，风雨无阻，从不误事的。这样过了三年，也是福极祸来，喜极悲生，合该有事。有一天，一位客人看到蔡相爷这青牛坐骑屁股尾下鼓鼓囊囊，骑上不甚雅观，就问其原因，相爷因此告之。客人大不以为然，认为掏去鸟窝，牛可行更速。相爷碍于客人的面子，况且自己也不全明究里，乃命人立即照办，为牛“轻身除秽”，掏去了鸟窝。这一天，蔡相爷照例骑牛从乡里家中出发进京，牛鞭一挥，天不明就起身了。可是，走出去不远，行至绣金山上，牛 了蹄子，再走不快了；勉强鞭行至再前面的山上时，那牛趴在地上，说什么也走不动了。蔡相爷只好赶忙折回，改换快马兼程往京，但到京已是第三天了。

适逢前一天皇帝召集百官商议大事，却就是不见丞相踪影。早有大臣乘机参奏一本，说蔡相爷深居简出，素有篡逆不轨之心，宜下旨查抄其家。皇帝在气头上，龙颜大怒，遂下旨抄没了蔡相爷在京城的府宅。蔡相爷误了朝事，又被大臣乘机参奏，心中又悔又怕，情急之下，立即自杀。消息传到梓里，情势越说越怕，甚至有流言说蔡相爷准备篡位登基，在其家乡修了一座金銮殿；皇帝已派钦差前来查看，如有此事，就要满门抄斩。适逢蔡相爷最近在其乡里正大起甲第，族人也不考虑谁会相信相爷在其故里的穷乡僻壤能修殿登基，反正阖族之人都吓坏了，不仅立即把那新起的甲第改为庙观，而且全族一夜之间都改为“李”姓，以免遭九族灭门之祸。

但是钦差终于没有来，战战兢兢的族人好久都在恐惧中过着日子。后来，族人终于也没有再改回“蔡”姓，而以“李”姓相承至今。只是为了纪念蔡相爷，就把那座寺观称之为“蔡家寺”。并且把当年那神牛踒过蹄子留下蹄迹的山湾，称之为“牛蹄湾”；又把神牛卧倒的那座山称之为“卧牛山”。

日子一久，由于“蔡家寺”那地方太有名，久而久之，外村的人就把那本来叫“北坪”的村名也不叫了，干脆村因寺而出名，村子也都叫“蔡家寺”了！

传说当然不是事实，但不应全是空穴来风。经查《中国宰相大全》一书，蔡氏为相者，共有七人，全在宋代，蔡京即其一，然为福建仙游人（北宋名相蔡襄亦仙游人）。又一人因罹罪而流徙，死于边地，情境、籍里与传说中的“蔡相爷”亦均不相似。

上世纪80年代末，地方修新县志期间，县人李承明老先生终于提出来一条十分引人注目的线索：蔡家寺传说中的“蔡相爷”应是汉武帝时的李蔡！

李蔡生平事迹较简，《史记》《汉书》均附记于其堂兄长李广的传记之中，今撮要如下：

李蔡，成纪人也，为李将军广之从弟。与广事孝文帝、景帝、武帝。孝文时，广与蔡俱为郎。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出朔方击匈奴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按，今属山东高青县境）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

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远甚，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

广死之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阳陵神道之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

这确实是一个良好的思路和重要的发现！以前者言，“蔡”“李”与“相爷”三者一沟通，不就是“丞相李蔡”么！何况李广、李蔡俱成纪人，西汉成纪县治今考在秦安、通渭、静宁三交界的静宁县南境治平乡刘河村东南一华里处，其县境与当时的郡治冀县紧邻（笔者有《西汉天水郡郡治考》，载《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冀县，治所在今甘谷县城西三公里处）。广、蔡俱公卿之尊，蔡故宅由县徙郡而居郡，亦人之常情。以后者言，历史上之李蔡丞相因侵占皇家陵地有欺君犯上罪而自杀；传说中的蔡相爷因大起甲第被指为篡逆而自杀，二者何其相似乃尔！

但是，2004年春节，当笔者亲访蔡家寺村李氏后裔德全先生，得见其宗族之家谱时，谁知却大谬不然。家谱分明记载，此李氏是明季由陕西白水（按今属蒲城）县迁徙至此的。可是，据德全抄录近年出土的伏羌北坪李氏五世祖三涧公李楷的墓志铭（李楷，明中叶隆庆年间曾为四川大足少尹），却说该族是元季由白水迁来的。这说明家谱是后修的，其修谱年限估计已到了清代。因追叙太远，故而竟有此整整一个朝代之差！然而，不论是明是元，都似已说明，蔡家寺村李氏与李蔡应该无关。

然而，笔者从李德全先生那里还了解到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村里的李姓并非都出自同一谱系，确实有些门户并不在家谱之列。不过听说他们自己的祖上也还是“从陕西白水迁来的”，但由于并无家谱，所以对续谱系、争祠堂一类事，不仅并不热心，反而有些反感云云。

看来，蔡家寺村与李蔡的关系，真怕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了！

不过，笔者倒并不如此就下结论。因为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元季白水李氏迁来之前，此处原无这样一个村子？若是此处本就有一村庄，白水李氏只是有缘前来投靠或曰投奔且定居，那么这“缘”又从何来？是悲天悯人的同情呢？还是有亲戚关系呢？抑或是此村亦为李姓（或径是李蔡一房），有道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之故呢？若是后者，或地主无谱且日见凋零、客籍有谱而日见繁盛，以至于今日沧桑变化，也许形成类似于反客为主的局面，亦未可知。这当然只是猜测，但谁又敢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呢！

无论寺以村名或村以寺名，似乎都显得有些特殊，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民俗上确有以祠改寺的事情发生。同样都是祭祀崇拜，二者相差并不甚远。设若蔡家寺村确为李蔡故里，那么，作为庙宇的“蔡家寺”本为“李蔡家祠”而后因避祸诡称“蔡家祠”，再后改变为“蔡家寺”的可能性就也是存在的了。

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不能建立在一个一个的假设之上。“蔡家寺”名称之谜，还有待于我们去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而逐步揭开。

作为佛教庙宇的蔡家寺，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松柏映翠，梵宇玲琅，在甘谷县内，不论其宗教环境、建筑环境还是自然环境，都仅次于大像山，但却有着自己的特点。大像山是个释道二教杂陈的所在，而蔡家寺却是一处甚为规格的佛教建筑群，且有藏经楼与经板之珍。更无论寺内匾额、楹联及铭文，多为邑名士潘钦岳（清初）、何鸿吉（民国）所撰所书，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呢，有意者何不前往一游，相信你一定大有所获！

小马儿考上了广州的重点高中，我到广州的机会多了起来。

他的学校就在杨箕村旁边。说是村，但这里高楼林立，与花城广场、天河CBD连成一片。小蛮腰，东、西塔等广州地标远远就能望见。说它还是村，这里坐落姚、李、梁、秦氏大宗祠和玉虚宫，三座出入口石牌坊。李氏大宗祠坐西向东，规模最大。祠堂前立八块功名碑，其中一块刻有“元大德六年壬寅科进士”“李天泽立”等字样。夜幕如海，楼体的LED灯渐次亮起，如透明的闪烁的长着长长触须的水母缓缓降下。杨箕村，这个广州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之心，竟与百里之外的从化的一个宁静小村有渊源！

这个小村叫麻村，距城北7公里。村北2公里高山耸立，由东到西老鸦山、乌石冚、狮形、大窝、磨盘、蛇形一字排开，如双掌合拢拱卫村北。村东有防洪堤，堤外有流溪河，河对岸有云台山；村西有田畴，纵贯八乡水利灌渠。两水之间为麻村平原，一条街麻公路从中间穿过。麻村临河，苦水患久矣。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民国三十七年（1948）大水毁祠舍无数。解放前，村民自发在村东担土筑石建土壆，又种上荔枝树。村民约定担泥可入股、荔枝有分红，谓“镇康约”。解放后，军民多次合力修筑麻村堤。直到2006年，政府大规模建设公路堤，才让麻村永绝水患。麻村东望云星，南邻塘下；西接光联，北连乌石。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6千皆姓李。麻村由三个行政村组成，由北向南依次为麻三、麻二、麻一村。三个村的古村落保存完好，居民楼环村分布，7个风水塘如长链形成东西向自然分隔带。

麻村东北角去年新建了一座“麻村”石牌坊，镌刻了一副对联：系出陇西九里乡风尊祖训，宗开从化万家事业谱华章。对联中的“九里乡”是麻村古时的别称，九里分别是分布在如今麻一村的新池里；麻二村的华翰里、楼镇里、余庆里；麻三村的莲塘里、常兴里、竹院里、新田里、盘陆里。麻村最早因马而名。村子的左前方有两座小山如骏马相向跑来，寓意“双马归栏”，因此称作“马村”。后“马”和“蔴”同音，改称蔴村。再后来“蔴”简为“麻”，称作麻村。

金秋十月，又到了丰收的季节。麻村“村胆”李振民领着我走进麻村。民叔锥子脸、招风耳，身材精瘦。虽年近七十，但感觉小十岁。民叔说：我8岁就在村里做生意。我觉得很好奇；他接着说：我熟悉村里每寸土地。我开始对他“村胆”的地位深信不疑。我们穿过麻三村常兴里门楼，首先见到孟翔李公祠。祠堂前村民摊晒湿谷，空气弥漫着热气蒸腾的稻香。孟翔李公祠素瓦顶凹斗门，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紧挨的是立昌李公祠，门承两根四面石柱，麻石大门。石门匾的大字已被凿去，隐约覆盖“公共食堂”四个斗大的红漆宋体大字。门匾题头刻“光绪丁酉仲春”，落款刻“前任从化城守三水刘腾祥书”。一百多年前这位外地籍将官大笔一挥，不曾想祠堂名没了，自己的名字却保留下来。

离开麻三抄近道到麻二，要经过一片荒地。趟过半人高的赭红色枯草，让人感到萧杀。眼前忽见一株挺拔的大树，树冠翠绿，树围有两三人合抱，像一支巨大的绿色雪批。走近一看，树干炭迹斑斑，早已枯死。原来这是一棵命运多舛的秋枫树：20多年前被雷劈断一半树干，几年前小孩在树洞玩火又烧了一次，来了两台消防车救火。秋枫没有倒下，是因为树顶长了一棵飞来榕，树根已沿树干长到地上，两树合二为一形同一树。榕树是植物界的“八爪鱼”，一旦被它缠上，原树难有自我。榕树借秋枫活成了它想要的高大的样子，枯死的秋枫却又借榕树屹立不倒仿佛又“活”过一回。民叔说，当年秋枫树顶常有白鹤筑巢盘旋。这不正是徽宗笔下的意境吗？

离开秋枫树南行，我们来到麻二的新巷古村落。村尾有大榕树，村头有广卿李公祠，俗称“余庆堂”，这里为余庆里。祠堂本也平常，但在东西墙角各镶嵌一柱“泰山石敢当”挡煞石就显得不平常了；在拐角处设置挡煞石本也平常，但这石首刻上虎脸图案就又显得不平常了。西墙角虎脸圆眼圆脸，东墙角虎脸杏眼锥脸。虽瞪眼呲嘴露出獠牙，但感觉像笑脸喜感十足，让人觉得这挡煞的威力打了折。

离开挡煞石继续南行，我们来到麻二的大房以及相连的麻一新池里古村落。大房坐落必取李公祠和必遂李公祠两座清代老祠堂。必遂李公祠坐北向南，三间三进。大门墙上壁画还是咸丰年原作。有《三友图》《四相图》《群仙醉酒》，还画有凤凰、喜鹊、牡丹之类；还题有诗作：大夫君子共同林，翠影交加压地阴，或：山色经年杰陵青，江流画日听无声。进门有一扇“福”字木屏风，再进有一座三拱门青砖牌坊。祠堂二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倒塌毁坏，去年麻二村用钢筋水泥重建，覆盖绿色琉璃瓦，刷上雪白的灰，与一、三进连接，感觉像古人穿上了西装，光鲜亮丽。

民叔领着我走过一座座古建筑。麻村古村落就像一块宁静的璞玉，任凭外界如何的纷扰，它仍保持一百多年前的样子；它又像一张层层罩染的油画，新痕覆盖旧痕，旧痕却又隐现。不同年代都在麻村身上“咬上一口”，留下印痕；它更像一本厚厚的族谱，翻动之间，古今人物纷纷跳了出来

    要寻找麻村的源头，先要从麻村渡说起。因为先有麻村渡，后有九里乡。而800年前一位官家子弟的登岸，掀开了麻村繁衍的厚重帷幕。

寻找麻村渡，领着我的是麻村“老村胆”李桂祥。祥伯狮鼻圆脸，膀阔腰圆。虽年近八十，却有小十岁的体格。他热心村史，曾是麻村老支书。祥伯手上有麻村唯一一本“抢救”过来的老族谱复印件。牛皮纸封面，书“李氏族谱”“万世长存”斗大墨字，有砖头厚。它的母本是族人攀叔手上的清同治年手抄本《李氏族谱》。麻村从明朝到清朝历经八次修谱，几经迭代丢失，到攀叔手上的是麻村最后一本老族谱。上世纪九十年代，老族谱已破烂不堪。祥伯费尽唇舌才从攀叔手中借出复印。最后老族谱也难逃消亡宿命，被后来神志不清的攀叔撕成碎片。2018年，同宗人、原环城中学老校长李榕煊在老族谱的基础上，修编印刷麻村新族谱，让麻村历史永无丢失之虞。

麻村渡在麻村东南边土名“鹅泰厂”的流溪河西岸。从化古县志记载，麻村渡是从化11个官渡之一。官渡，又叫直渡，“扬帆而至省城也”。过去流溪河河阔水深，人员货物可从水路直达广州。麻村渡当年舟楫往来繁盛一时。上游良口的竹木柴炭经此中转，麻村当地的米粮农产也由此始发。解放前，麻村“齐眉米”享誉省城。米贩高佬堂专事收谷，然后雇请木船运落省城。上世纪五十年代，蛇形挖出萤石矿，也是由水路运到广州钢铁厂作炼钢抛杂之用。为求行船平安，清道光十一年（1831），麻村渡旁建观音庙，后来演变成村民祈福许愿的场所。逢大年初一、端午节、观音诞，香火络绎不绝。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观音庙旁建麻村社学。正门有邑人、执信中学老教师李竹侯撰写的对联：社会启文明团联一脉，学堂宏教育陶铸群材。民国年间麻村子弟都在此启蒙。由于铺砌水泥路地台抬高，“团联”“陶铸”以下皆不见影。

麻村渡的繁盛促进商贸，催生了麻村墟。从化古县志记载，麻村墟是从化13个墟之一。“以一六为期，麻村一村人赴之。”麻村墟在观音庙旁，解放前后达到繁盛的顶峰。每逢墟日，不光麻村一村人赴之，光联、陂下、街口、云星等周边村民也前来趁墟。墟上只有一条小街，有小贩用小箩挑着农产品席地摆卖，也有饮食档就地打灶支锅炒粉卖。街道两旁有药材铺、打铁铺、猪肉铺、杂货铺、供销社。还有一间两层的福津茶楼，二层是木阁楼，为小贩墟客提供茶点饭食。“打枪锋”经营打铁铺。炉膛火红，叮当作响，打制锄铲镰耙各式农具。他手艺好，居然能造出枪，还能娄出火。熙熙攘攘的地摊中夹杂着一个不显眼的书摊，摆放二三十本四大名著之类的小人书，常有小孩围观阅读。摆摊的也是一个小孩，摊主是8岁的李振民。他一分钱从图书馆借出，2分钱租出阅读。有小孩常常“刘备借荆州”，李振民交不了差，后来也常常做了“刘备”。当年摆摊的熊孩子，长大后与农机打了一辈子交道。七十年代，李振民进入公社农械厂当技术员，专修手扶拖拉机。当年耙田运输手拖能代替大部分人力，机子坏了农民伤不起，还急。哪家的手拖坏了，老李就跨上自行车上门修理。后来脱产学习农机改装，研制半机械化插秧机、切苗机、打浆机，解决农民“三弯腰”问题；八十年代，老李自办工厂改装自卸手扶拖拉机，一台能赚1200块；九十年代，老李转型做农村建筑包工头。上世纪七十年代，麻村墟迁到麻村社学旁的街麻公路两旁，墟期改为三八，称“三八墟”。

如今，麻村渡已成为流溪河防洪堤的一部分。麻村墟也早已人去楼空一片颓垣败瓦。当年留下麻村始祖足迹的小石级，也埋在了水泥路面下。

南宋末年，麻村始祖李兑（1185——1258）始临麻村。兑公家世显赫，他的曾祖父不是别人，正是省城“一把手”、南宋绍兴年间的知广州府李安政；他的祖父，是安政公长子、官至朝奉大夫的李明；他的父亲，是明公的次子、授㧙教擢知制诰的李萼。兑公字子阳，号为泽，居广州。兑公将母亲陈氏归葬后，乘船从广州逆流而上来到麻村渡。登岸后发觉此地土地平坦水源充足，就不想回广州了。老族谱记载：“（兑公）见世播弃迁流，遂不回广州，构居麻村。”兑公在麻村的生活，“闲则数青山而荷鸠杖葵笠，乐则对琴樽而挹清风明月。”俨然一派乐土隐士的形象。兑公生必成、必取、必泰；其弟益公生必先、必大、必遂。后人称“麻村六大必”。其中必泰公生天举；天举生若济、若金；若金生仁发、仁遂、仁广、仁卿、仁寿，后人称“麻村五大仁”。麻村成为从化李姓的“总发源地”。“六大必”后人除了主要在麻村，还分支到城内、门口江、大夫田、荷村、象新、水西、官庄、石南、云星、木棉、磻溪等从化各地；远则至广州、深圳、惠州、清远等省内各地。其中杨箕村的李氏，就是必大后人。

要寻找兑公“构居麻村”的痕迹，先要从“门楼筒”说起。“走，我带你去看看必泰公的出生地。”祥伯说。必泰公生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如此说来，麻村最早的村落痕迹可追溯到南宋末年。

“门楼筒”坐落在麻一新池里古村落。整个新池里坐北向南，青砖素瓦，为九纵十一横梳式布局。民居大的一座五间，小的一座三间。房间分大小，大的叫房，小的叫廊。住房分等级，有句顺口溜“大仔住房，细仔住廊。”古村落前有不规则长方形风水塘，池塘筑起一米高围墙。墙沿砌筑人字形麻石，墙身有射击孔，是为首道防线；首列民居为南墙，无窗。巷门一旦关闭，就如同一列城墙，构成二重防线。古代盗贼横行，倒逼出先民高超的生存智慧。

70年前的1949年10月12日夜，新池里河对岸远处的云台山枪声大作，子弹吐着火舌划破夜空。突然，一发子弹打在池塘中，发出沉闷的响声，把躲在池塘围墙后看热闹的几个年轻人吓得四散逃跑。李泳坚那年18岁，他见证的是解放广州的最后一役。当晚9时，从良口方向过来的解放军第44军132师395团在云台山与国民党军两个营正面遭遇。国民党军占领云台山主峰向解放军佛仔坳阵地攻击，并用机枪封锁山下公路。双方激战至黎明，国民党军败退下山。次日早上，李泳坚见到了20多名取道麻村溃退的国民党士兵。云台山战役解放军牺牲50人，歼敌519人。南下大军13日解放从化，14日解放广州。李泳坚16岁高小毕业，母亲早亡。解放那年，父亲重病无钱医治也亡，他与15岁的弟弟成了孤儿。幸好那年李泳坚娶上媳妇，老婆16岁。两公婆耕田维持生计，还要供弟弟读书。五十年代，政府搞广播网，李泳坚成了电话外线工。后来进入邮电局工作直至退休。

新池里东端坐落仁卿李公祠。祠堂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坐北向南，三间两进。龙船脊硬山顶，门承两根四面石柱。石门匾上镌刻“仁卿李公祠”五个端庄的黑色楷体大字，为安政公二十四世孙李仲良书。仁卿公是元朝人，字淑德，号九四。老族谱记载，他自幼聪颖，长相不凡。仁卿公人如其名仁且淑。村民谁有困难，“推所有以济之”，大家都心悦诚服。仁卿公为人仁孝，皆因母亲欧阳万二教导有方。在李氏祠堂的神楼内，供奉着一块“欧阳千六公”神主牌。这位欧阳千六公，正是欧阳万二的父亲、李仁卿的外公。李姓人的祠堂居然供奉着一位外姓人？原来有个“外公田”的故事。千六公是凤院人，手握大把田地，却苦于膝下无儿，只有两个出嫁女。有一日，千六公揣上田契到大女家串门，将田契赠与外孙。午饭时，外孙高喊：“阿公，吃饭了！”千六公闻声欲起，不料外孙却说：“我不是叫你，我是叫自己阿公！”千六公心生难过，欲取回田契，于是诈称肚痛，需要用田契捂住肚子方能止痛。大女不知是计悉数给回。千六公取回田契直奔二女家，离远就听到外孙仁卿高喊：“阿公来了，杀鸡啦！”原来仁卿想吃鸡，母亲就教导他，鸡要留着孝敬外公。千六公满心欢喜，认为仁卿日后必有出色，于是将田契悉数赠予麻村外孙。解放前，麻村“外公田”远在朱山下，朱氏把李氏奉作上宾。

古代麻村仁孝不止仁卿一家。后生对老人仁孝，村中老人多长寿。古代生活条件低下，七十古来稀，何况百岁。从化古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整个县城只有一个93岁的老人禤仲恩。长寿者难得，可领官府的赏米赏银赏绵。当年春天，县令郭遇熙在麻村遇到安政公18世孙、从明朝万历年活到清朝康熙年的百岁老人李心存。他在侄儿李日奇的搀扶下前来见郭。郭问：为何不去领赏？李曰：我只是一介山野村夫，年轻时只会耕田打井，年老时只会砍柴割草，怕辱没圣恩啊！郭感叹道：你真是个有德行的人！郭遇熙回去后想赐匾旌表，不料牌匾做好了老人却去世了。

古代麻村还出了不少以仁孝著称的官员。元大德六年（1302），必遂公的独子李天泽考取进士，成为从化科举史上唯一一位元朝进士。李天泽先后任新州总管府通判、潞州刺史。古志记载李天泽“性至孝”。在新州为官6年，盗贼闻其名不敢入新州界滋事。明正德八年（1513），必成公后人李日芳中举，授南平教谕。李日芳是个大孝子，倾出薪俸令二弟侍奉双亲。南平的罗豫章祠遭人遗忘，他捐钱为其树碑。任长汀县令期间，为文丞相勤王之地督建祠堂以资纪念。清道光十七年（1837），邑人李仲良拔贡，任主事员外郎。他善长楷书，曾以蝇头小楷把《大学》抄于白扇上，无一字错漏。后母丧父殁，李仲良两度回家奔丧，痛不欲生。清咸丰年间，李仲良捐俸银一万两作军饷，为从化增加两名文武生永远学额。李仲良先后在蘷州、镇江为官。在镇江府卸任时，民众十里夹道相送，赠“民望重来”牌匾。

离开仁卿李公祠，我一脚高一脚低踩着光亮鉴人的青砖路往西行。偶见有老人或坐在巷门口酣睡，或坐在水井旁发呆。老人老村在时光中封存，慢慢老去。村落正中有一间有门有窗的青砖瓦房，叫“众人屋”，又叫“丁寮”，意思是大家都有份。解放前，麻村成立猪屎会，收入归众人屋。以前猪只放养，到处拉屎拉尿。猪归各家各户，但猪屎却归众人。猪屎是培田好料，但谁来捡却由不得谁，要开会竞投；投得名额也不一定能捡到，还要拼手快，像双11。于是村中常出现“守猪待粪”奇景。捡粪人一手挎篸，一手持夹，眼睛直盯猪屁股，仿佛里面拉出的不是猪粪，而是金蛋。逢年过节，众人屋用猪屎会收入请来戏班做大戏。在众人屋前搭起高台，一直延到鱼塘中。廖少坤、扁洪领衔的戏班卖力演出，出场首演《六国大封相》，从年十六演到年二十，演足五日五夜。麻村的南狮和洪拳也来助兴。麻村南狮有南武堂、镇武堂两个堂号。村民一直有练习洪拳的传统，尤以南武堂最为出名。解放前教头李杰良、李英泰等收徒者众，练拳舞狮，盛极一时。

离开众人屋我走到村落最西端，在一个拱形门楼前停下脚步。门楼前种有黄皮芭蕉，还有一个小菜园。门楼前有井，已封埋。祥伯说，以前井口有锁链，是为锁住井中的龙。门楼口仅一人高，墙砖半米厚。穿过门楼，是几座青砖危房，杂草已湮没巷道。祥伯说，这就是必泰公的出生地“门楼筒”，又叫“西园”、“内围”，以前有村墙将整个围子围起。在我眼中，门楼筒低矮又毫不起眼，但却仿佛是一个“秘洞”，藏着麻村800年的秘密。

必泰公的出生地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