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内容简介：

《曾国藩家书》共收录曾国藩家书435通，其中《与祖父书》14通，《与父母书》48通，《与叔父书》9通，《与弟书》249通，《教子书》115通；另附《致夫人书》、《教侄书》等7通，包括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治军从政等，上自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

读懂它，需要反复阅读，仔细理解作者字里行间的深意，它记述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他从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是后人研究曾国藩思想的宝贵资料。

扩展资料：

《曾国潘家书》简介：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曾国潘家书》创作背景：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因而在击败太平天国后一方面自裁湘军，一方面把家书刊行问世，借以表明自己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曾国藩家书自时起便风靡流行，历久不衰。后经多家取舍整理，形成多种版本。

总的说来，他的家书现存1400多篇，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十年，历时30年，其内容包括了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方面，这些家书真实而又细密，平常而又深入，是一部真实而又生动的生活宝鉴。

-曾国潘家书

曾国藩是晚清的知名人士，他不但博学多才，而且还建立了湘军，消灭了不可一世的太平军。是让清廷得已延续的最大功臣，因而青史留名。

然而，关于曾国藩是清官还是贪官，后人却存在很大的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曾家太富有了。

据史料记载，曾家共有10做豪宅别墅，包括：富厚堂、白玉堂、黄金堂、大夫第（、万宜堂、修善堂、有恒堂、华祝堂、文吉堂等，其中最豪的就是大夫第，占地13万平方米，里边包括公园、池子各种建筑应有尽有。因为这栋豪宅过于宽大，很多人甚至误认为这是当地庙宇。

除了拥有超级房产外，曾家还有万亩良田，要知道，曾国藩的爷爷和父亲虽然也是富裕的地主，但田地也不过100多亩，而到了曾国藩手上竟然有上万亩，可见家族资金的雄厚。

曾家有如此多“来路不明”的家产，后人怀疑是曾国藩利用手上权力贪腐所致也就不足奇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是个清正廉洁之人，他在做京为官时，工资才125两，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25000元，这样的工资对于一个“厅级”干部来说，显然是低得可怜了。

因为是在北京生活，这样的工资连他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对此，曾国藩只好找亲友借钱度日。后来，因为“功绩”，他获得一笔1600两白银的奖金，才得已还清了债务，并勉强度日。两年后，这笔钱用完后，他只好又开始借钱度日。

曾国藩在京城当了12年的官，最后离开时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了1000多两银子，这些债务直到他当两江总督时才还清。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收入大幅提高，一年可以收获二十万两银子，然而，其中曾国藩管理自己湘军的开支就得六万多两，而各种应酬又要几万，也就所剩无几了。

曾国藩在任期间，并没有同流合污，根本没有“灰色收入”。

曾国藩能做到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但他的弟弟曾国荃却完全相反。

曾国藩成立湘军之后，就把曾国荃以及另外两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葆一起叫去管理湘军，做个小军官，只留下二弟曾国潢“守家”。

然而，战争是无情地，在数年的征战中，只有曾国荃成了“幸存者”。 曾国荃性格与曾国藩截然相反，曾国藩敏感谨慎，曾国荃大胆放肆，做事高调、做人也高调。

曾国荃刚参加湘军带领湘军取得第一次胜利的时候，就和部下一起进城抢夺财物，结果被曾国藩进行了严厉批评。

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他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一代封疆大吏；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李鸿章等人一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这样一位对中国 历史 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史学界和公众对他的评价是多样化的，有关他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但他治家与教子的理念却一直被大家所赞赏和学习。

曾国藩曾经多次与其弟曾国潢提及“六尺巷”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

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礼让邻里，他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清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家。

曾家是一个大家族，曾国潢没有做官，在家主持家务。曾国藩嘱咐这个弟弟，要好好读《父子宰相家训》，说，“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认为这是修身齐家的典范。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风和家训的重视。

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家族子弟的教导是正确的，后世子弟无一人是“逆子”，世代皆为有志之士就是最好的证明。

晚清 历史 上唯一一次算得上胜利的外交活动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完成的。他先后出任驻英、法大臣和驻俄大使，他从敌人手中成功收回伊犁地区，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他就是曾纪泽。

曾国藩的三儿子曾纪鸿自幼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他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数学家。后世子孙中，也有多人以数学为业。

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承父业，曾担任晚清政府驻韩和驻德大使，后来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除了曾广铨，曾氏家族中还出现了曾约农、曾宪森等翻译家。

曾国藩的曾孙曾绍杰是著名的篆刻书法家，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的文博专家，玄孙曾宪杰是著名画家……除此之外，曾家子孙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如曾国荃、曾纪泽、曾纪鸿等人更被后世以书法家视之。

曾国葆后裔中有十余人进入军界，其中五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广泰和曾广荣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授予少将军衔。曾昭懿是曾国潢的曾孙女，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曾国荃的玄孙曾宪朴，曾任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

一个家族绵延兴盛两三代可以依靠祖父辈的积累荫护，可若想靠祖产兴旺数代则是不可能的，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曾经对家人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因此，“绝不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曾国藩曾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律”，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

在此四者对比之上，曾国藩申述道：“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也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也说，我们家里不要做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

他在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

耕读正路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在曾氏家族 历史 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

《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 社会 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就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

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治家贵严

“严教”是曾国藩一直倡导的。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三字经》称“子不教，父之过”，管教不严，则子弟的不良习气就会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当回事。时间一长，子女就变得放荡懒散，整日无所事事，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曾国藩所说的“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这种现象，在大户人家，尤其是富贵人家，确实特别多，这些人家的子弟可以说吃穿不愁，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自然就为所欲为了，这样的话，带来的流弊不可胜数，一个家族就被这些人给败掉了。

曾国藩曾以《易经》举例说明家教要严的好处，他说：“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有孚”，说明家人要有爱，但是过度的爱难免变成溺爱，所以要“威如”，即做家长的要有威严，威严要立足于平日的庄重和敬畏，不能父亲不像父亲，不随便说笑，恩威并施，这样子女才会学会如何处事做人，家庭也就和和美美。

这属于中道的思想，既不放纵，也不太严。可见，父亲在家里一定要有尊严，父亲没有尊严，父子之间毫无规矩，嘻嘻哈哈，到关键时候管不了子女，就说明你没有威严，你说的话，子女不相信，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家长一样尊重。

要注意的是，“威如之吉”，有威严才能走向吉祥，“威如”并不是家暴，威仪从哪里来？“反身之谓也”，就是做父母的懂得反身修德，自己做好榜样，也就是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威如”不单单是对别人严，还要对自己严，要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样威仪才能出来，你才能要求子女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是“父不父、子不子”一般。

但是，曾国藩也同时提出：“治家贵严，不可拘束过甚。”也就是说，在严的同时，也不可对子女过分拘束，一点小事情就吹毛求疵，子女被管教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无所适从，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在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样的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也常讲，孩子有一个青春叛逆期。叛逆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和父母的挑剔、拘束过甚脱不了关系。可见，父母在严格管理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否则，孩子被过分管束，他的天性就被完全遏制。所以，治家贵严，但不要走极端，要学会宽严并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会觉得宽松、不拘束。

子弟需勤教

子女的教育是经常性的，不是偶然性的。偶尔的教育肯定没有效果，子女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曾国藩后来把子女带在身边，就是要勤教，把教育子弟作为常课。

到曾国藩的晚年，为了勉励两个儿子及诸侄辈，在《诫子书》中写下了日课四条，作为遗嘱，那就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简单概括就是八个字：“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为什么要写这四条呢？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戒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他在《诫子书》结尾说道：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国藩认为，古代君子重视修身齐家，自己修养好，家庭也治理得好，必定自身心安、身强，然后家道振兴；与人相处能使他人愉悦、神灵钦慕，然后有众人前来聚集的景象。“日课四条”作为两个儿子及诸侄辈教育的一部分，据说当时还不是曾国藩自己定的，子女也参与了，共同制订家规，将来怎么可能不遵守呢？这一举动实际上是让儿女有更多的责任感。

从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离不开“勤教”。勤字不仅对子女的教育有用，也跟一个家族、朝代兴衰有关。他曾与赵烈文讨论说，清朝国祚之所以持久，其中有一条就是勤政。这一点跟明朝截然相反。

明朝的皇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勤政外，剩下的皇帝则大多不堪一言。像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之初十年，有勤勉明君之风范，还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是执政后期长达三十八年，荒于政事，日夜纵饮作乐，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

明神宗本人如此，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和祖父嘉靖皇帝都是如此，嘉靖皇帝在位期间，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朝政被严嵩父子把持。清朝的皇帝则不同，鉴于明朝覆亡的教训，一代一代的皇帝确实都勤于政事，就是清末的光绪帝也是如此。这就是皇家家法教育出来的，所以曾国藩说，教育子女也应该这样，要勤教。

言传身教，六者皆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太重要了，他的所作所为，影响非常重要。父母经常怎样，子女就会学样，父母平常的行为不管好坏，对于子女来说，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他们无形中就学到了。对于言传身教，曾国藩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从俭的话可以长久，当处在乱世时，犹以戒奢侈为要义。高调炫富，盗贼会盯上你，朝廷也会盯上你，这纯粹是给自己找乱子。特别在乱世，乱世积财为最大不祥，会招致很多灾难。还有衣服不宜置备太多，也不要在样式上太多装饰，尤其不适宜镶嵌过于华丽绚烂的花边。高调炫耀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曾国藩要求子女俭朴一点，保持一点纯真。

在工作上，曾国藩常讲“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曾国藩把古人讲的日常工作上要“清、慎、勤”三字，概括为“案无存牍，室无私钱”八个字。“案无存牍”就是不管有多少事情当天一定要办完，不能攒到一起突击一下干完。“室无私钱”，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里，没有一分钱是不可告人或者来历不明的。

曾国藩在读书上的示范，可以说是个楷模。曾国藩以身作则，常常带领家人读书，晚上利用闲暇陪着孩子们读书。像《孟子正义》这部书孩子们早已经读过，但曾国藩还要一遍一遍地教两个儿子，他认为书读百遍才能读出味道，每读一遍都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

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总督衙门，他每天晚上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读书，读诗书文章至少两到三卷，然后用一定的时间课子读书。直到临死前两天，曾国藩还在读《理学宗传》。

曾国藩非常重视修养的功夫，这也是其成就当中最主要的。幕僚薛福成总结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之处，称其成功秘诀在于“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前者就属于修身，后者则是说用人。

“清廉”方面，曾国藩一生清廉，临死时没有给家里留下太多的遗产。他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共计分成七分，每个人可能分得一千多两银子，所有的家产就是这么多。

“孝友”包括两层意思：“孝”是对长辈，“友”是对兄弟姐妹等同辈。关于“孝”，曾国藩就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而对于同辈之人，古人讲兄弟之间最好的道是友道，即兄弟之间要像朋友一样相处。

以上就是曾国藩在六个方面所做的示范，以“身教”影响子弟。

曾国藩对工作、对家人，真正做到了“义无反顾”，他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堪称“中华千古第一完人”。而曾国藩或许不会想到，他留下的家训，也影响着一百多年后的后世之人。

今日话题： 你觉得曾国藩的这几句家训今天还有意义吗？如果你为后人留家训，会说些什么呢？

文字参考：《百年家族的秘密》

曾国藩家谱至少有三十本，想要收集可非易事。

曾国藩（1811——1872，派名传豫，乳名宽一，字伯涵、子城，号涤生）

元配：欧阳氏（1816——1874，衡阳人）

如夫人：陈氏（1840——1863，江宁人）

岳父：欧阳凝祉（1784——1869，初名鳌，又名沧溟，字福田）

岳母：邱氏（生长子牧云，字秉栓，次子凌云，字秉钧，长女适曾国藩，次女适彭治官）

子曾纪第（又名桢第，早夭）

子曾纪泽（1839——1890，字吉力刚，号梦瞻）

媳：贺氏（1840——1857，元配，婚后一年难产死，贺长龄女）

刘氏（1841——1903，继配，刘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

子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

媳：郭氏（1847——1935，名筠，字诵芬，《艺芳馆诗钞》作者，郭沛霖之女）

女曾纪静（1841——？，字孟衡）

女婿袁榆生（字秉桢，湘潭县人，袁漱六之子）

女曾纪耀（1843——1881，字仲坤）

女婿陈松年（1844——1884，字远济，茶陵人，陈源兖岱云子）

女曾纪琛（1844——1912，字凤如）

女婿罗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乡人，罗泽南子）

女曾纪纯（1846——1881）

女婿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湘阴人，郭嵩焘子）

女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

女婿聂缉槼（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聂亦峰子）

　　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决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它由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积淀而成，贯穿在人的一生行为中。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时，就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有关。

　　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具有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这种特征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记载中就有大量的反映。

　　明强　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怎样才能明强？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拙浑　拙浑即拙诚浑含。曾国藩时常自称“钝拙”，因而主张去伪崇拙，不尚机权，以“拙诚”破“机巧”。钝拙又是与含浑有密切联系的。浑者，浊而不清也；也指糊涂，不明事理；亦有天然之意，如浑朴，浑厚，浑金璞玉。守拙用浑，是曾国藩性格特质中智慧的显现。尤其是到了晚年，这位深谙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讲求“拙浑”二字。他说，“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坚忍　曾国藩还经常将忍之涵养置放于时间与空间的大背景里来定位，这就使得他所身体力行的坚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正因为有这种认识，翻开曾国藩著作，坚忍维持、坚忍力争、坚忍支撑、坚忍不懈等字眼随处可见。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总之，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平实　平实即平易笃实，是一种看似平淡、实则难持的性格特质。曾国藩认为，为人一要平和，二要求实。平和不仅可以养德，而且可以保身。“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求实就是要“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对一些文人士子的夸夸其谈、自命不凡、言过其实颇不以为然，认为“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他用人时，比较偏爱用“乡气”重的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

　　敬恕　曾国藩对人对己都重视敬以持躬、恕以待人的敬恕精神。为什么要敬要恕呢？他认为，敬恕是作人之道，立德之基。能敬，则心志坚定而不放荡；能恕，则不为一己私利所蒙蔽。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早年在京城为自己制定的身心性命修养的日课表上，第一条就是“主敬”，即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曾国藩还将“恕”列为后代必须遵循的“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

　　勤恒　曾国藩天资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恒所致。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卅卷；勤于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使晚辈桃李成荫。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阴气，立身居家，作官治军，都是依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隋则衰颓。所谓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恒。因此，他推崇早起，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认为治家要以不晏起为本。

　　俭廉　人生在世，需要长相厮守的东西很多，居家过日子，最重要的莫过于守俭；做官忙事功，最重要的莫过于守廉。一俭二廉，自然成了曾国藩约束家人的道德规范。他自己则身体力行，终身自奉寒素，清淡度日。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廉需俭养，俭因廉生。所以，他反复强调作官以不要钱为本。做官而不发财，是守廉的基本之义。一旦决意从政，就要断发财之念。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为官之信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有这般清醒的认识和清楚的交待，反映了曾国藩的恪守传统道德的封建士大夫的风貌。

　　谦谨　谦谨即谦虚恭谨。怎样识别谦与不谦？曾国藩指出：“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谦谨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面色。谦不谦，谨不谨，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言语。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有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之欲要谦谨，必得言语温婉。三是书函。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亦慎，用词亦圆融，不要口气太大。四是随员。为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们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曾国藩文化性格特征的形成，在湖湘士人性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湖湘之地由于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地僻民穷，其地理自然条件比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中，铸造了楚人倔强、执著的地方性格和独特民风。近世湖湘士人勇于任事、敢于牺牲的坚韧性格即由此而来，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另一方面，两宋以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儒家思想成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曾国藩出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经过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理学观念的艰苦修炼，遂又体现出儒雅的、圆融的、高度教化的一面。曾国藩将两方面不露痕迹地融会在一起，于是就有了适应当时特定环境的儒雅的“血性意志”和性格特征。

曾国藩既有儒家的君子风范，又有法家的霹雳手段。他是国人的精神典范。李嘉诚说：听他两句话，足以学会做事做人。

平生不读曾国藩，阅尽诗书也枉然。

埋头做事

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

要想知道一个人能否成事，全看他做事时能否低下头。

曾国藩天资愚钝，用现今的话说，他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好在他能吃苦，也够努力。

古有愚公移山，曾国藩便效仿愚公读书：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不贪多不求快，不弄明白绝不罢休。

他曾在家书中写道：“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以亲身经历劝勉家中子弟，做事情要下慢功夫，世上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遇到困难时更要肯下苦功夫，因为熬过眼前这一关，便能多一分的精进。

耐得住“烦”

曾国藩曾告诫军中将士：“人初做事,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必须昼夜从事，未可须臾稍离。”

做事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不耐烦的人，总想贪多求快，自以为可以走捷径，往往会做出揠苗助长、杀鸡取卵的蠢事。

耐烦的人，能够包容人事物境的纷扰，能够掌控自己的妄念，专注做好眼前的事。做事从来没有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脚踏实地，坚持到底。

就像一只骆驼独自穿越荒漠。它的眼中没有烈日、没有行人、没有尽头的绿洲，只有脚下的土地。

睁眼看人

俗话说得好：宁可不识字，不可不识人。

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晚清许多朝廷要员都是他亲手提拔任用的，其中甚至包括李鸿章、左宗棠。

相传他识人有术，三千步内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才能与品行。

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结识了一个名叫江忠源的人。此人放荡不羁，很是惹人非议。

曾国藩却与江忠源一见如故，结为好友，并且预言江忠源“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别人问他有何根据，曾国藩回答：“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

曾国藩看出江忠源虽然有着放荡不羁的行为，本质却是一个有血性的忠义之人。

曾国藩曾说：“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而江忠源历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友人在京城去世，江忠源典当衣物也要将友人灵柩护送回乡。这种侠义之举，哪怕在当时也是极为难得的。

后来，江忠源确实像曾国藩预言的那样，死于对太平军的战斗之中。

人品好的人，必然有真性情。或许有缺点，却绝对不虚伪。这样的人未必会让你处处开心、时时舒服，却能在危难之时为你挺身而出。

人要择善而交、择真而交，不能以貌取人，更不该被表象蒙蔽。

不一样的曾国藩（7）

第一章    族迁湘乡始祖公    浪子回头曾玉屏（一）

刚刚过了65岁的曾竟希又作梦了。

这是怎么了？近来总是多梦，难道是到了大限之年了么？人常说，虚弱与年老之人大半多梦。唉，老喽、老喽……曾竞希在半梦半醒之间念道着，又进入了梦境……

曾氏先祖曾孟鲁由赣迁湘

曾竟希常听爷爷曾元吉和父亲曾铺臣讲，自己的这一支是曾氏先祖于宋雍熙年间(984—987年)从江西吉安（永丰）迁来衡阳的。

想着想着，又进入了梦境里一般，那些族人迁徙的画面一幕幕展现出来……

在湖南衡阳、湘乡、双峰、湘潭一带，大凡曾姓之人都认为是一族，也都把此一曾氏先祖视为这里的始祖公。是他将曾家从江西的吉安（永丰）那边经过炎陵或茶陵入湘后，又一步步迁入这里，繁衍生息至今的。

湖南曾氏有始祖公曾孟鲁一说，是自宋代始。但似有争议，因与另一说之迁入湘乡的始祖公曾孟学有不合逻辑之处。矛盾之处首在于“曾孟鲁、曾孟学”的名字上，本是同族相差六百年的血脉，可名字却似“兄弟般”，因之存疑。

因此，另一说较为可信，也有大界族谱为证，记载的是曾氏迁入湘乡荷叶塘籍的始祖曾孟学。其实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算法是从明代开始、范围更小而已。

湘乡大界房始祖——曾孟学

曾孟学、字少林，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二十六日，生于衡阳大花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十六日殁于湘乡荷塘二十四都大界白杨坪。

曾孟学为武城曾氏 62 派，配衡山屈氏，生子七，宏佑、宏奉、宏麟、宏臣、宏鹏、宏钦、宏茂。清顺治十七年（1660），曾孟学率全家由衡阳大花堰迁衡山白菓。一到白菓，则安居不久，其妻屈氏去世。他带七个儿子过日，总觉不兴旺、不发家。清康熙十年（1671），他便携长子宏佑、次子宏奉由衡山白菓迁至湘乡荷塘二十四十都（今属双峰县荷叶乡），先后居沙溪石碑熊家湾，继迁熊动大界添子坪，繁衍了湘乡大界曾氏。

湘乡大界曾氏　

曾家祖籍原为湖南衡阳，清初才迁到湖南湘乡县荷叶塘乡大界。

曾孟学六世孙曾应贞（字元吉，族中称元吉公）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曾辅臣便是曾国藩的高祖。

曾辅臣二十一岁得独子曾竟希，就是坐在堂中做那奇异之梦的竟希公——曾国藩的曾祖父。

曾竟希生有两子，他的第二个儿子曾玉屏（族中称星冈公），即为曾国藩的祖父。

嘉庆十三年（1808），曾竟希率全家十余口由荷叶塘乡大界里迁至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白杨坪村，在此定居下来。

曾家祖先世代务农，翻遍曾氏家谱，都不曾见到曾家有光耀门楣的读书人出现。曾氏迁于湘乡之初，家境还不富裕。直到曾国藩高祖曾应贞这一代，其家境才渐渐好转。

据曾国藩后来说，元吉公年轻时家中贫困，后来发起家来，慢慢积聚了价值数千金的产业，家里起了几处宅院，曾家子孙才算过上收租吃租的地主生活。

曾应贞年老，除留下衡阳境内的四十亩养老地和一处宅院，其余全部分给了他的子孙。但子孙与子孙不同，有勤俭持家将祖上基业发扬光大的，也有坐吃山空很快败落的。到曾国藩祖父曾玉屏这一代，曾应贞其他支派的子孙已大多衰落，唯独曾玉屏这一家日渐富裕，有屯田有余粮，成了据有百余亩田产的地主。当然，这充其量也就算个小地主，甚至只能算作富农。

曾国藩这一支的兴旺，当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说起曾玉屏，在当时的白杨坪村曾氏家族中，那也算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勤劳肯干，又颇善经营，慢慢将曾家的产业发展壮大起来（ 此处先按下不表，本书会专文叙述。未完待续 ）。

读过传习录和普国藩家书。从现实意义说，共同点是:成大人之路先立志。文学和小说以及史书上此二人都是相当聪明且有手段的人，厚黑学在他们眼中只是小儿科。阳谋才是王道。王阳明更具传奇色彩,在我看来,那个时代造就了王阳明欲超越圣人之道,重开-路，打破自朱程以来新儒学的枷锁的伟大野心。把道家的高高在上的超道德思想,儒家形而上的哲学思想,融于心，施于身,最后走出一条人人都可以学,人人都可以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武器,谓之知行合一 。普国藩身心投入儒学,也可能是朱程后新儒学,大毅力修身,多年政治斗争,行走在黑暗中, 一片丹心照后人。从家书中可以看出其个人修养是极其高的,明理,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