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一批又一批江西人离开红土地，跋涉千里，来到贵州，在这里安身立命，为贵州高原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江西农业人口的三次大迁徙

江西人口的三次大迁徙在汉代之前，江西人口并不稠密，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总数也不过37万，列全国第十七位，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北方人口大批南移，并随着江西经济的发展，江西人口迅速上升，到元世祖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人口上升到1400万，超过当时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总和，列全国第一，江西出现了地狭人稠的局面。古代人口，90%是农民。缺田少地的农村人口为谋求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不得不踏上迁徙的征途。据江西教育学院年逾九旬的章文焕教授研究认为，明清两朝，江西省有过三次人口大迁徙。

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发生在明代初期，即所谓“江西填湖广”。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后，不断进兵湖广和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军需给养任务繁重。而且税务名目繁多，如户口、起色（本色）、折色、存留、额办、岁办、岁派、杂办等五花八门，还有派夫、派银、派物等差役，百姓难以承受。而为了招揽移民耕垦，朱元璋在两湖地区实行放宽赋税的政策，故许许多多江西农民纷至沓来。

江西第二次农民大迁徙，发生在明代中期，又曰“流民进云贵”，其原因起于豪富占田。有钱有势的大户们巧取豪夺，占田占地，并弄虚作假转嫁差役于农民。嘉靖八年赣南巡抚周用上奏朝廷，列举了豪门向农民转嫁田赋的花样有十余种。官府与豪门勾结，致使农民走投无路，上山为匪者有之，加入农民暴动者有之，而大多数破产农民则背井离乡去寻找生路。湖广平原落户己很困难，不少流民只有远走云贵高原和湘鄂西部山区。据葛剑雄编《中国移民史》，江西在云南民籍军籍移民有70多万，其中军籍25万，流民近30万。拿当时全国人口基数来算，这一数据己很可观。

江西第三次农民大迁徙，发生在明末清初。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以及张献忠称帝、吴三桂反清，战争不断，致使四川人口大减，田园荒芜。康熙年间，四川巡抚张德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议迁移湖广民众来川。康熙十七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官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其他省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入籍考试”，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及相对轻得多的租税，吸引在江西山区落籍的客家人以及土著赣人展开了以四川为目标的一次新的人口迁徙。在故乡失去耕地或耕地很少的江西农民来到这些人稀地广的地方，开垦土地，繁衍生息，他们将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这里。明末清初，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总结的工农业生产经验也通过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带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二、多种形式的军政移民

多种形式的军政移民黔史上最早的一次官方移民发生在明代，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是在明初由朱元璋发动的。明王朝建立后，敌对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东北的纳哈出和云南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仍继续使用元朝年号，各称雄一隅。朱元璋分析当时的战略态势，认为云南距蒙古极远，决定先重兵取之。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挥师三十万直指云贵，次年将云南平定。这一军事行动史称“太祖平滇”，又称“调北征南”。朱元璋义子沐英受命率万余官兵留守，其余部队在皇旨“就地屯田养兵，家属随后遂焉”的帝令下，分散于黔中广大地区，军士们在这里筑陇构圩，开荒辟地。据估算，明代先后进入贵州的官兵，总数为213108名。

这些军人亦军亦民，为明王朝建立起了西部战略后方，从而也为当今贵州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屯堡文化遗产。参加平滇战役的官兵，江西籍的占有很大比例，从战后立功受赏者数量可估计。《明太祖实录》中记述，洪武十九年（1386）二月以白金锭赐江西等处军士戌守者千八百人，同年六月又赏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官军钞四万九千锭。据清爱必杰《黔南职方纪略•土司》记载，贵州各府土司中江西籍士官占绝大多数，大都是洪武年间“有功”的军官。可以肯定，军屯中，有不少军士来自江西。在许许多多当代贵州人的家谱中，关于其祖先从江西随军来黔的记载不计其数。安顺市西秀区旧州詹家屯曾氏族谱记：“曾巩后裔曾德一祖居江西南丰，至明朝初年，任征远将军之职，率师来黔，镇居安顺府”。《贵州黄平王家牌王氏宗谱》记载，王倒犁系王家牌王氏始祖，于明洪武年间随父由江西来到黄平旧州，王倒犁与苗寨女潘“阿扁”结为连理。王朝文老省长就是王家牌族人。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有“班李不能成亲”的祖训。该村先祖李仁宇将军于明代中期，从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受命入黔。李夫人因水土不合染病去世，将军与布依女班氏结缘入住镇山，生了两个儿子，长子随父姓，次子则姓班，而今己传17代。毕节撒拉溪路氏，先祖从江西随军入黔，路元升于清雍正中岁贡后，其子孙中出三位进士。和军屯同时出现的还有商屯、民屯，这些屯堡中，也来了不少江西人。除屯堡人外，到贵州来的赣籍官员也有不少，其中一些官员还建树颇丰，受到百姓的受戴与纪念。

江西泰和人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平播”失利，三千官兵无一生还，被免职。朝廷副都御史郭子章受命巡抚贵州，重组军队，于1600年六月破海龙屯，平定了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的叛乱。郭子章在省内扩建城池，疏通航道，扶恤灾民，兴办社学，奖拨士类，记述文物，题辞纂书。治黔十年，政绩卓异。为了保证朝廷给贵州学子的优惠政策不让外省人侵占，郭子章还积极清理“冒籍”，主张以蒙童入学开始即建立学生档案，从而保证了贵州人才的培养成长。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郭子章九次上疏，陈情终养得准，晋为兵部尚书。离开贵州后，黔人为其建生祠七所。清代田雯在《黔书》中评价道“黔之名宦，明青螺为之冠”。江西吉水人邹元标，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进士，暂任刑部观政候职待命时，因冒犯首辅大人张居正被脱去官服，廷杖八十后充军都匀卫。邹元标到都匀后，在“鹤楼书院”旁搭一茅舍栖身，兴教育，办学堂，使黔南讲学之风蔚然，致英才辈出。

后人评价，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三百余年间，都匀人士在科考场上涌现二十二名进士，其中还有状元夏同和。追溯渊源，无不与当年邹元标这个黔南文化传播者有着关系。古驿道时代的贵州，交通闭塞，有道是“天高皇帝远”，故它又成为逃难者的避难之所，据说明朝建文帝被四叔朱棣夺权后逃到了这里，贵阳金阳新区有个东林寺，说建寺庙的东旭和尚是被奸臣魏忠贤追杀的东林党人。在贵州黔东南清水江畔，有座名为“远口”的古镇，镇上的吴氏宗祠巍然屹立于江边，经历过数百年的风雨。吴氏宗祠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家庭几经曲折，落籍苗疆的故事。吴氏先祖吴盛，江西吉安人，官至南宋大理寺。奸臣贾似道依仗皇亲国戚的特殊关系，肆意横行。吴盛心怀不满，辞官返赣。为避奸臣加害，又携妻儿西迁，经湖南入苗疆，在远口安家。至今，吴盛的后人己煌煌三十余万。江西有重教育的传统，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前期，江西学子经科举出仕为宦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仅建文至成化年间的38个宰辅中，江西籍的就有12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祖籍地吉安府曾有过“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盛况。移居贵州的赣籍后裔通诗书，懂文墨者甚多，还出现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由贵阳青岩镇骑龙村出仕的周起渭，字渔璜，康熙三十二年进士，官历翰林院检讨、侍讲、侍读学士，荐升詹事府詹事，浙江主考，提督直隶学政等职，是《康熙字典》和《贵州通志》编纂者之一。其先祖周朝聘，来自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大鱼塘村，入黔后曾任白纳长官司长官。同属周家后人的周钟瑄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赴台湾任知县，深受百姓拥戴，当地土民为他塑像，立生祠。祖籍南昌的赵国澍，清咸丰时任贵阳府青岩团务总理，在“青岩教案”中处斩了王尔马大等四名洋教徒，其子三名考取进士，且赵以炯获丙戌科举第一名，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状元。还有官至布政使，创办“草庭书院”的周瑛；父子两代进士的徐穆、徐如澎；著名教育家艾茂；一门三兄弟进士的陈灿、陈田、陈馨，陈灿在中英会勘滇缅边界时，力拒暴强，保全边境土地一千几百里，系“有大功于国家的人”；追随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杨兆麟；丁宝祯的侄女婿，官至巡抚大人，历经太平天国直到国共内战重大事件，享寿91岁的陈夔龙等。

三、根深叶茂的“江右商帮”

顾名思义，长江之西。据魏禧所著的《目录、杂说》上曰：“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江西又被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帮”。“江右商帮”驰骋商界五百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三大商帮之一。而贵州又是“江右商帮”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当明初军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商屯也迅速发展起来。弃军从商、弃农从商、以及移民中的手工业者，形成了一支支以地域相区别，以乡情为纽带的商帮队伍。由经营油业、药业、酒业、布匹、文具等商人组成的江右商帮可谓人多势众，生意兴隆。据《贵阳掌故》一书介绍，“现贵阳的主要商业区大十字至喷水池一带当时也是商业中心，西面不当晒的房产几乎全为江西会馆所有。现紫林庵至威西门一线则全部是江西会馆的田地产。江西丰城人几乎垄断了整个贵阳的油业”。在今贵阳城北上合群路和环城北路交汇处有条道路名“江西村路”，该路段上有所小学名“江西村小学”，据“老贵阳”说，这里以前集聚了许多江西籍住户有关史料记载，现今的贵阳四中是前“豫章中学”。俱往矣，崇尚“贾德”的赣籍商人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在夜郎故地书写了一部又一部商界传奇。华联辉，原籍江西临川，清咸丰乙亥科举人，始祖于康熙年间来贵州经商，定居遵义团溪，先辈贩盐致富。丁宝祯任四川总督改革盐政时，华被聘盐法道总文案，其弟华国英任四川官盐总办。华氏兄弟在仁怀茅台开设“永隆裕”盐号，在贵阳开设“永发祥”盐号，为贵州省首屈一指的盐商。迁居贵阳后，华母念及幼年曾尝过茅台酒，为酬母愿，也由于社交需要，华联辉在茅台镇上买得一烧坊，设“成裕烧坊”后改名“成义烧坊”进行酿造。“成义烧坊”系1915年向巴拿马博览会送酒的烧坊之一。仁怀的中枢、茅台一带流传一个故事，清嘉庆年间，祖籍江西吉安名叫王振发的年轻人被张姓客栈老板收为伙计，王振发娶张家独生女为妻，后创立“王天和盐号”经营盐业成一方巨富。王家为宴请客商和亲友，在赤水河附近建了酒坊——“天和号烧坊”，相继改为“荣太和烧坊”和“荣和烧坊”。由王振发后人王立夫及合伙人王少章经营的“荣和烧坊”为向巴拿马博览会送酒的另一家烧坊。华、王两家都统一用“茅台造酒公司”名义送出参展酒，最后，在白酒系列一举夺魁，金奖荣誉归“华茅”还是“王茅”，引发了一场官司。在难解难分之际，省长刘显世亲自断案，下达“贵州省长公署指令”指出“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该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江西吉安郎中廖品武，清康熙年间迁到遵义板桥。是时，大娄山脚下瘴气盛行，百姓缺医少药。廖一面行医，一面采集当地的中药材，根据祖传秘方潜心研制出一种丹药，取名为“化风丹”。这种药丸对四时偏瘫、中风、癫痫等有特效，传至二、三代，己是名声远扬。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廖氏化风丹组方配制更加精到，疗效进一步提高，因而美誉远达云、贵、川、黔、滇、桂各地。

清雍正年间，川籍名医张觉人被聘为皇室御医，闻及廖氏家族有奇方，经仔细研究，并亲睹用此方治病救人，认为确实是一奇方，故将此方举荐朝庭。张觉人将此药送给几位偏瘫在床10多载的老臣服用，不到十日，老臣的脚有了知觉，二月余，竟然行走上朝，雍正皇帝见状非常震惊，亲赐“奇药”二字。去年在一次聚会上，我偶然遇上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原贵州山地农机研究所长傅延德，方知傅延德的父亲傅北萍（1906-2008）老人，原是经营油业的江右商！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

傅北萍的祖父江西南昌人傅国华在贵阳创办了“傅恒镒油号。”他的父亲傅炳南继承家业，陆续扩大规模，并坚守“公平交易，童叟勿欺”的经营理念，使其成为贵阳远近闻名的两大油号之一，傅家油号长期设在贵阳民生路。另一油号为“杜锦源油号”，经理是杜弼臣，江西丰城人，油号设在当时的南京街。1951年两家油号合营，开设“贵阳大新油脂公司”，傅北萍任董事长，杜弼臣任总经理。傅北萍曾是贵阳市人大1——9届人大代表，并在全国、省、市工商联任过职。

贵州桐梓金氏族谱上这样记录，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兵戈乱扰，金大富又名金中富，其弟金大贵与傅、李、刘、黄、简、严、潘共八姓九人从江西丰城罗塘由巫峡、历丰都、秦阳入播，见播州青山绿水无世乱，决定安居长守，他们癖嗜陶朱术，从此经营朱砂、中药材开辟入黔商道。他们持长矛大刀分时分段赶马帮，穿越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据金氏后人金传学说，当时入黔九人的后裔分布于贵州省乃至西南各地，金氏先祖还作有采茶歌传世。黔北地区有一黄姓分支，于明嘉靖（公元1521年）从江西泰和县余家塘经西蜀，入播州。先祖曾召21子告诫：“好男儿不必恋此一方土，儿应志在四方”，将家财分为21份，挥泪告别，留诗一首：“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身居处境犹吾境，久住他乡即故乡。朝夕不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但愿苍天同保佑，三七儿孙总炽昌”。

四、江西移民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

地处贵州东部的镇远县历史悠久，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在这里设元阳县后，历代王朝先后设置县、州、府、道于此，从元代至1958年的近700年间，这里一直为府州所在地，镇远是江西移民经湘入黔的重要门户。舞阳河如缎带一般从城中飘然而过，河边一组高大的建筑背山面水而立。中间的山门门楣上方竖书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万寿宫。

镇上老幼皆知，这是江西人修的！江西民间祀奉先哲许逊的祠庙万寿宫，始建于东晋。晋代著名道家人物许逊，又称许真君，祖籍河南，生于南昌，曾任蜀郡旌阳（今四川德阳县）令。他居官清廉，为民兴利除害。辞官回归故里后，在新建县西山修身炼丹。许逊精于医道，治病救人，药到病除，故蜚声远近。传说，当洪水危害江南时，他带领弟子惩巫治蛟，并以铁柱锁蛟，被百姓号为“江西福主”，因此在西山建庙，奉为神明。江西境内，万寿宫相继兴建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万寿宫也随着江西移民，到了全国各地，并远及海外。所有的“万寿宫”皆由江西商人投资兴建，其功能具有会馆性质，故又被称作“江西会馆”。如位于贵阳市太平路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实际上是保护江西籍商人的共同利益，解决同乡生活、生意上的困难、团结旅筑同乡的一个团体。

会馆规定，凡要求加入会馆的人先要“上会”，即向会馆捐赠钱财，捐钱最多的士绅、商贾最有可能成为会馆的掌权人。江西会馆按入会人员的原籍分为六个府（南昌、丰城、临江、抚州、瑞昌、吉安），六个府中，数南昌府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实力也最雄厚。会馆的管理采用轮值制，每府经营一年，各府每年推举一届总领，即总负责人，下设“当年”（副总领）负责具体工作，每年春节会馆负责人进行交接。正副总领都没有薪金，只享有节日礼品。大府小府一视同仁，轮流执掌，平等公开，相处和睦，故而会馆真正成了江西人的共同家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江西会馆发展为贵阳周边最具有实力的会馆之一。

江西会馆的馆产很多，大体由六府府产、会馆公共会产、庙产、学产组成，包括房产、田地产带来的经济收益。府产中房产一般以最优惠价租给困难同乡，会馆公产及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活动，庙产主要用于宫内道人的生活和祭祀开支，学产用于兴办学校，每年农历8月15日真君会以及春节，新旧总领交接仪式都很隆重。平时和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也都会有些小集会。馆内有旧联云“此地好论文，何须牛渚云开，马当风送；主人原是客，领略鸢飞化境，鱼跃天机”，“君自故乡来，画栋珠帘，可见阁中帝子？我逢良宴会，赋诗作序，深惭江上才人”。清末民初刘韫良为大殿题联一副：“石函妙阐玄机，我亦乡人，谅仙诀不难暗付；铁柱雄标伟绩，世多丑类，惜神功尚未全诛。” 象这样的万寿宫（江西会馆）在贵阳有数座，至今保留下来的一座在古镇青岩。<<贵州通史>>引用史料曰：“从全省来看，江西会馆最为普遍，譬如遵义府一州四县均有万寿宫，仅绥阳一县就有七座。安顺府城内，旧州及坝阳都有万寿宫，新设的‘苗疆六厅’如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八寨（今丹寨）也都有万寿宫”。

据《万寿宫》一书作者章文焕统计，在贵州省有一百几十座，在全国有一千几百座万寿宫。当代，许许多多江西人，作为新移民进入贵州，他们因“西进”而来，因“支前”而来，因“备战备荒”建“三线”而来，因军调干调而来，因“西部大开发”而来。贵州高原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来自红土地的赣鄱儿女，而这些江西人也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求学，在这里履职，在这里敬业。

在他们之中。有两位杰出人士：江西奉新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前贵州省副省长、著名化学家徐采栋；籍贯上饶生于吉安的中科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前贵州省人大副主任、世界著名天体化学家和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移民是人类迁徙的必然现象，正如古猿从树上到树下，智人从山地到平原。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因经济、政治、军事、商务等种种原因在地球板块上无休止地迁徙着。在这远离故土的地方，只要有人叫声“老表”，会有好多个人与你共鸣。这是数百年迁徙编织起来的情结，这是江西红土地和贵州高原的情结。

江西人迁移贵州，大部分源于明朝时候。分析如下：

贵州江西人的移民最早发生在汉代，那属于官方移民；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则是由明代朱元璋发起的。当时明王朝建立不久，多地方还存在反叛和抵抗，其中以东北的那哈出和云南的梁王；公元1381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直取云贵，第二年就将云南平定史称“太祖平滇。”

当时朱元璋的干儿子沐英奉命率万余官兵留守，其余的部队就在此地屯田养兵，大都分散于黔中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以现在著名的屯堡文化最为出名，这也是屯兵最多的地方。

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公元1386年（洪武十九年）二月太祖以白金锭赐予江西等处军士戍守者千八百人，通年又赏赐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军官钞四万九千锭。”有历史记载，贵州各府衙中江西籍占大多数，并且大都是洪武年间的军官。

扩展资料：

《贵州通志》记载

据《贵州通志》记载，当时贵州军户七万两千两百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人，民户六万六千六百户，二十五万人。这些人口中，大量均来自江浙地区。

明朝初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自汉朝开始后的大量汉族移民，此后的各朝代也均有少量的汉族移民到贵州，但这些先期而来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各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居夏而夏、居楚而楚、居越而越”。

在脱离汉民族的文化环境之下，也开始“夷化”了，所以有人将此现象称为“汉人也称蛮”，例如唐代的“东谢蛮”、“西赵蛮”等等。到了明朝初，朱元璋为了解决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元朝遗将匝剌瓦尔密带来的军事隐患，派遣付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西南平定。

后来担心大军撤回后，云南孤悬边陲，于是便在西南各驿道沿线设立卫所，将几十万大军就地屯守，军食自赡，史称“调北征南”。

后来为了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将江浙一带的大量老百姓迁入贵州“民屯”，史称“调北填南”。

-贵州通志

罗贯中为什么会在《三国演义》中“尊蜀汉贬曹魏”？——从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说起

一，希望今人能认识到“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这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

昨天晚上，吵闹了许久的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安徽卫视播出了，随后，安徽卫视还安排了一帮电视人去说三道四这部新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

虽然新版三国演义的编导一再强调说，本次的新版的三国演义是“整容不改性”，意思是说，新三国演义电视剧并不打算去改变原著“尊刘贬曹”的价值观，

也不打算为曹操翻案，他们只是对人物的描写有所改变，还曹操本来的雄才大略面目而已。尽管目前这部新版三国演义只播出了前两集，但是，任何还有点文学修养的人都已经通过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一、二集看清楚了该电视剧的价值观倾向了。这就是，该剧已经颠覆了《三国演义》的原著了，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尊蜀汉贬曹魏”的价值观了。

不知道新版三国演义的编导们是否知道自然科技的机械工艺中有个理论上的“三点定位”法则和实际操作中的“两点定位”法则？其实，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历史文学这种作品，其中的理论“三点定位”和实际操作的“两点定位”法则也是表达得非常充分的。那么，什么是“三、两点定位法则”呢？如果从科技的角度上说，物体的动静和其时空位置，往往是由立体世界的X、Y、Z三个坐标去确定的，所以，立体世界中，只要定位了X、Y、Z这三个轴线坐标位置，那么，这个物体就被相对静止的定位了。而在平面世界中，因为平面世界是X、Y两个坐标系，所以，平面世界中，只需要东西和南北的两点就可以定位物体的静止位置。

相比之下，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也有个“三、两点定位”法则，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动机、语言，行动”这三个人文坐标。这个人文学科中的“动机、语言、行动”的三点定位原则，早在春秋孔子时代，就已被中国古人发现了，比如，孔子就说过：“子曰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见《论语》）

孔子这里所说的“志，言，行”，就是人文学科领域中的“动机，语言，行动”的三点定位法则。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典名著的《三国演义》和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是如何分别定位曹操这个人的呢？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第四回是这样描述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其说：“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当夜，行数里，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宿。喂饱了马，曹操先睡。陈宫寻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来是个狼心之徒！今日留之，必为后患。”便欲拔剑来杀曹操。正是：设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

从以上原著《三国演义》对曹操和陈宫杀人这件故事的描述上看，最先起疑心和杀人动机的，是曹操，最先说要先发制人的也是曹操，虽然杀人是曹操和陈宫二人共同所为，但是，陈宫知错即改，曹操却因为他持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价值观，而滥杀无辜，最后，作者评论说曹操是个“设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这样，原著《三国演义》开篇就定位了曹操的奸雄形象了。

而昨天晚上播出的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是怎么样去表达以上这场故事和表达该电视剧编导的价值观的呢？在新版三国演义的二集后半部中，是陈宫先起疑心，他摇醒了酣睡的曹操，然后，陈宫又把自己的疑心传播给曹操，这样，曹操才与陈宫一起杀人的。这样的改动，就彻底改变了原著《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三点定位原则了，好像是陈宫先起了杀害无辜的动机和说出了应该先发制人的语言。因此，这部戏，笔者已经不打算再往下观瞻了，因为，其编导已经明显改变了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价值观取向了，下面的几十集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和表演模式，笔者不看也都知道了。

今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的三部古典名著的文学价值！笔者认为，当今人类世界上，历史战争文学的巅峰作品，当属《三国演义》；生活伦理情爱文学的巅峰作品，当属《红楼梦》；志怪文学的巅峰作品，当属《西游记》。这三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哲学、伦理、人文等价值内涵，恐怕比一般人想像的要深邃得多。笔者认为，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文学都难以超越这三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了。

我们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例，去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文学，都各自有自己的套子，也就是自己传统和相对固定的文学表达程式，中国传统文学的套子，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相比之下，西方传统文学的套子，则是“男女爱情，血淋淋的战争，正义战胜邪恶”。

历史和历史文学，都是传播和表达道德伦理价值观的，这点，中国古人认识得非常清楚，比如，西汉史学家扬雄就一针见血指出过：“请问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舆尸、血刃，皆所不为也。”（见《法言》）

唐朝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也认同扬雄的这种对史学功能作用的判断，他说：“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见《史通》）

大家知道，现实世界中，人们批判万事万物，都需要个标准，不成规矩，就无方圆。那么，中国古人评判历史、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善恶标准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和；生”这两个字！即，不管你是什么历史人物，也不管你生前的动机、语言和行为是什么，只要你违反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和平幸福与生存发展需要的这两个原则，那么，你就是“反动”天道的，因为，自然天道的本质，就是万事万物和谐生存的。

那么，人类社会中，谁最维护以上所说的“和；生”原则呢？当然是老百姓！老百姓天生爱好和平与幸福生活，天下没有一个真正的老百姓会喜欢争权夺利的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所以，早在西汉时代，史学家扬雄就一语道破了这个人类历史是非的原则，他说：“众人’。曰：‘富贵生。’‘贤者’？曰：‘义。’‘圣人’？曰：‘神。’观乎贤人，则见众人；观乎圣人，则见贤人；观乎天地，则见圣人。天下有三好：众人好己从，贤人好己正，圣人好己师。天下有三检：众人用家检，贤人用国检，圣人用天下检。”（见《法言》）

西汉史学家扬雄认为，圣人与老百姓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都崇尚个人、家庭和国家乃至于天下的共同富裕、和平和幸福，相比之下，那些“贤者”，也就是有自己利益小集团归属的士大夫们，他们看待历史社会和人物的标准，往往则是他们所服务的“国（即邦国和利益集团）”和“义（即某种利益集团遵循的政治意识形态）”。

那么，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其虽然是在描写战争历史，是在描写三国的战争演义，但是，作者罗贯中则一直在歌功颂德和平、幸福和人民生存发展的价值观，他是坚决反对奸诈和霸权的。而不管是历史上的真正的曹操，还是人民群众口头历史传说中的曹操，他千真万确就是个崇尚武力征服的霸权人物，并非是个倡导和平发展协商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也是为什么元朝以降的中国戏剧舞台会将曹操描绘成为白脸奸雄的原因。

中国的三部古典名著，都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并非是仅仅在给人们讲述惊险、刺激的历史战争文学故事。比如，罗贯中如果对中国文化的正统问题没有事先非常深入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历史没有深入研究，他是不可能著作出《三国演义》的；同理，吴承恩如果对中国道佛二家的修行、修真内涵和中国西部的自然地理、民俗没有深入研究，他也不可能著作出《西游记》；同理，曹雪芹如果对中国儒释道，特别是对中国道家和佛家的时空理论实践及其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模式没有深入研究，他哪里写得出《红楼梦》呢？

中国的文学，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浅薄的，就是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的稗史小故事，深邃的，则是中国哲学、艺术、人文的综合作品。说白了吧，文学犹如饮食，有小吃，有大餐，也有满汉全席；有苍蝇餐馆，也有富丽堂皇的大餐厅。搞文学，很容易，什么人，只要你喜欢摆龙门阵，他都可以自我文学一下，但是，你要达到文学的巅峰，作者必须同时是哲学家、思想家、史学家、艺术家、民俗学家等的综合人物。

再说白点，学者和学术，就像是在开蔬菜店堂、米粮店堂、修建筑；学者虽然可以开出非常丰富的学问殿堂，但是，学者，归根结底就是贩卖原材料的，或者是修精神文化大厦的。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学术作品，至今为止，就只有两部精神文化大厦，一是《易经》，二是《太玄》，其他的人文学术作品，都不能够说是精神文化大厦。文学领域，你也可以开各式各样的小吃店，但是，你要建设出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这样的

巅峰作品，则犹如在在开满汉大餐馆了！

其实，笔者一向认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需要看太多的书，你只要看懂了《易经》、《太玄》、《汉书》、《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六部书籍，然后，你再背起背包行走大半个中国，特别是走走中国西部，那就足够了！只可惜的是，自古以来，还没有谁敢妄言说他看懂了这六部典籍了，也没有人敢说他已经走完过中国西部了。

二，《三国演义》为什么会“尊蜀汉贬曹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信史与历史文学，不是一回事情，但是，由于文学与历史故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历史与历史文学常常会搞糊涂人，许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历史文学当成为历史故事本身去看待，这样，才产生了一些人要为“白脸曹操”翻案的闹剧来。其实，关于曹操是什么样

历史人物，自有《三国志》去作为依据，但是，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则主要反映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倾向。这个问题，需要今人区分清楚。

中国古典名著的《三国演义》有明确的“尊蜀汉贬曹魏”的价值观，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三国演义》会有“尊蜀汉贬曹魏”的价值观，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这个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其中的意味，非常渊源古老和深长！

任何伟大的作品，一定都与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作者当时的文化心态有直接相关，《三国演义》也如此。罗贯中（生卒于约1300年——约1400年之间）是在元末明初所著作的《三国演义》，这段历史时间，不仅仅天下动乱甚多，而且，因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有歧视汉人和汉文化的问现实问题，因此，罗贯中生活的年代，如何捍卫中国汉文明文化道统的问题，再次被许多中国文人重视。这就是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寻根和赞扬中国本土中的汉文明文化道统的书籍。今人明白《三国演义》的这一历史文化背景，非常重要！

罗贯中，据说是山西人，也有说其是江浙人，而根据《罗氏家谱》及罗氏祖茔墓碑之记载看，其先祖又为四川成都府人。其实，罗贯中究竟是哪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价值观，几乎就是朱熹《朱子语类》的许多思想的翻版。这就是说，如果今人没有阅读过《朱子语类》，你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罗贯中著作的《三国演义》会有“尊蜀汉贬曹魏”的历史思想价值观！

因为《朱子语类》论述历史人事和三国评论甚多，下面，笔者选择其中的一段来说明南宋朱熹与学生关于中国文明文化正统问题的论述：其说：

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曰：“何必恁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义刚录作：“此时便是无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

‘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帝’、书‘

崩’，而余书‘主’、书‘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态？此等处，合只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青龙几年之类，方为是。”又问：“

南轩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此说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汉是正统之余，如东晋，亦是正统之余也。”问：“东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

问：“唐后来多藩镇割据，义刚录云：

“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谓正统之余否？”则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阔，所不服者，只河北数镇之地而已。”义刚录云：“

安得谓不能有其土地！”淳。义刚同。

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后刘聪石勒诸人，皆晋之故臣，故东晋以君临之。至宋后魏诸国，则两朝平书之，不主一边。年号只书甲子。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大雅。

问：“宋齐梁陈正统如何书？”曰：“自古亦有无统时。如周亡之后，秦未帝之前，自是无所统属底道理。南北亦只是并书。”又问：“东晋如何书？”曰：

“宋齐如何比得东晋！”又问：“三国如何书？”曰：

“以蜀为正。蜀亡之后，无多年便是西晋。中国亦权以魏为正。”又问：“后唐亦可以继唐否？”曰：“如何继得！”赐。

纲目于无正统处，并书之，不相主客。通鉴于无统处，须立一个为主。某又参取史法之善者：如权臣擅命，多书以某人为某王某公。范晔却书“曹操自立为‘

魏公’”。纲目亦用此例。方子。 （《朱子语类·通鉴纲目》）

朱熹（1130年——1200年），南宋后期人，朱熹生活的年代，当时的宋王朝国势甚微，西夏、辽、金、蒙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势力甚大，自以为自己代表了中国文明文化正统的南宋当时是岌岌可危，这是使得朱熹刻意去著作《资治通鉴纲目》的原因。当时的朱熹力图去矫正温公（司马光）等人的错误历史价值观，试图从理论上去论述中国汉文明文化的正统源流。《朱子语类》是朱熹生前与学生的对话集，其正式出版问世，是在朱熹死亡以后由他的学生和崇拜者整理于1270年。由于朱熹在晚年曾经得罪权贵，他的思想和著作被打成了“伪学”，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异端邪说，所以，朱熹晚年和他死亡之初，他所构建的许多思想，都不被人重视。但是，由于当时的金王朝也崇尚孔孟等汉文化，金人也普遍崇拜孔儒，甚至朱熹本人也甚为金王朝官方和金王朝文人们所推崇，所以，朱熹死亡以后，原来弹劾他的高官韩侂胄因犯事被诛，曾经当过朱熹的学生的宋宁宗就联想到朱熹被贬与韩侂胄直接有关，这样，宋宁宗就在朱熹死亡多年后给朱熹平反昭雪了，朱熹也因此被重新封为了“信国公”，后又改封“徽国公”。1241年，宋理宗见学子们对朱熹学说越来越感兴趣，他便下达找诏令宣布说朱熹从祀孔庙，这，就是当时文人名誉上的最高荣耀，这样，朱熹在死亡之后的地位就上大大升了。1363年，元顺帝出于国家各民族一统的政治需要而追封朱熹为齐国公；清朝同样出于国家意识形态一统的政治需要，而在康熙51年，将朱熹被升配孔庙十哲，朱熹地位在清朝达到了高峰。

大家看清楚了吧，罗贯中，就生长在朱熹的地位和朱熹的学术思想逐步处于被抬高的历史年代之中。当然，元朝官方抬高朱熹，是想利用朱熹理学中的为君主服务的思想成果，但是，罗贯中这种民间文人所看到的，则是朱熹著作中的关于中国汉文明文化谁为正统的理论，因为，这在元朝时代，涉及到了一个中国汉民族的保种保族的重大问题了。

什么是“正统”问题呢？如果说起来，这个问题，早在唐朝时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了，甚至，在南北朝时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了，甚至，这个关于中国文明文化的正统问题，已经成为了南北朝以降中国文人共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了。

南北朝时代，西域的佛教文化大势东进，有逼迫中国本土文化让位的态势，因此，在南北朝300余年之中，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道佛之争，也就是存在着是老子化胡，还是佛化老子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唐朝后期，著名的唐朝韩愈的《谏佛骨表》，就是这样的事件的延续。而史载的南齐时代的太学博士颜欢的故事，也表达了当时的文人们的这种思想文化冲突，其记载说：“欢答曰：案道经之作，著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逾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经云，戎气强犷，乃复略人颊车邪？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戒之于后。又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南齐书·高逸传·顾欢》）

由此可见，早在南北朝时代，就有许多中国文人认为，中国本土可以接受外来的佛教文化，但是，中国人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坚持自己的民族习惯，否则，中国人就有亡国亡族的问题。由此可见，这个关于谁是中国汉文明文化正统的争论之中，潜藏着中华民族的保国保种的天大问题。

宋朝开国以后，曾经在1080年——1100年发生过一次著名的“蜀洛党争”事件，所谓的“蜀洛党争”，是以苏东坡为首的朝廷蜀党与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发生的因为各自许多学术思想不同而导致的两个学派和两个朝廷党派的对立冲突事件。严格说，这场党争，二程代表是孔儒正统，而一向作风飘逸的苏东坡则是反程颐等人的孔儒正统之说的，这样的“蜀洛党争”自然会涉及一些历史价值观的问题，苏东坡赞成他的老师欧阳修的许多观点，他的许多历史观与程颐的历史观发生了冲突，比如，苏轼就一反儒生们普遍痛恨秦始皇的看法而认为“始皇、宣帝（汉宣帝）皆英主”（《始皇论》）。同时，苏轼一反自三国以来人们对蜀汉文化文明正统的推崇，而对统一了中国的曹魏大加赞赏，他甚至对大胆进行平民主义倾向改革的王莽也非常的推崇，这就是说，苏轼经常对历史上的一些“篡君”者的评价甚高，显然，这和苏东坡个人不太深入的历史学养有关系。苏轼认为：“正统者，名之所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始乎轻视正统。”（《后正统论三首》）

苏轼这样的以历史实际成就去评论人物是非和历史正统与否的观念，在程颐看来，当属叛逆之见，程颐曾经愤怒说到：“蜀志在兴复汉室，则正也！……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遗书》卷18）

程颐生前一直对过于开化兴胡风的唐太宗有谴责，两人经常在这样的人才观和历史观上发生冲突。由此可见，蜀洛党争，的确在重大的历史观上有水火不容之处，象这样的截然对立的历史学观，是很难以调和的。

苏东坡的“正统”理论非常明确，就是他认为，谁统一了天下，谁就是正统，这个观点，明显来自于他的老师欧阳修，甚至也是当时的史学家司马光的观点，比如，苏东坡就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后正统论》）综上所述，可知，汉王朝400余年，即使是曹操成为一代权臣和已经在今河南许昌建立了魏王宫的东汉末期，荀悦等文化人还是通过自己是著作清晰表达出了汉文明文化的起源论观点，在荀悦等人看来，中国汉文明文化的源流，是来自于伏羲、颛顼、夏、周、秦道统，而不是来自于今河南、河北、江苏北部一代的殷商道统。这就是说，汉王朝时代，中国文化人就已经搞明白了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中的确存在着两个大的文化板块，一个是西部的夏、周、秦、蜀汉道统，一个是中国东北部的殷商文化道统。虽然汉文明文化也认可殷商文明文化是中国文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从汉国家文化的正统的角度上看，当时的人们是认可中国西部文明文化才是中国正统的文明文化道统的。

公历：2013年1月9日(星期三)

农历：壬辰年冬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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