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钱穆先生的《孔子传》，一边看，就一边写一些笔记出来。久闻钱穆大名，一直没看其作品，原因是自己才疏学浅，看不懂。偶然得到这本《孔子传》，才79页，欣喜不自胜。我终于可以做一个看过钱穆的人了！

不过一读才知道，看起来薄薄的一本书，几乎每句话都值得深深体会。

从前为了教学，读的关于孔子的传记不知道有多少本，也曾经每日一则抄写过论语，甚至有段时间对从小学角度研究论语真正含义的方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上面的种种，我自问相比一般人对孔子的了解更多一些。不过在读了这本《孔子传》之后，我发现自己也不过就是多知道了一些孔子身上的段子而已。当然这也不怪我，他老先生身上的段子就是要多一些。

钱穆是做学问的，这本《孔子传》的目的也本不是普及关于孔子的知识。更多的，是在考据孔子和论语的相关内容。不少有争议的问题，争议到本书为止，可以不争了。

书的内容深厚，不敢妄评，只是记录阅读过程中一些对自己有提高的部分，以及一些浅显的感受。

如下：

1孔子先祖是商代王族，之后家道中落，到孔子父亲的时候，经历了由王族、诸侯、贵族公卿到士族的转变。孔子的父亲有勇力

（算是武士？）。

2传说中孔子之父野合生孔子之说不可信。钱穆书中说：“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有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 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孔子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

（是在山上祈祷哟~不是野合哟~话说这个尼丘山……泥鳅山？ ）

3儒这个词，先于孔子而有，且内涵和孔子之后的儒不相同。见此段：“《说文》：“儒，术士之称。”术士即犹言艺士也。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即叔梁纥、孔防叔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于平民，亦是一士，其所业亦即是儒。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

（儒也是色？为何？先记此疑问。）

4接上条。孔子所谓小人儒，是指靠学习六艺获一份谷物为生。而其所谓君子儒，是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 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

5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岁后开始授徒。

6孔子适齐，返鲁，后仕鲁，为鲁司寇（已经五十岁了）。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

7接上条。以下来自维基百科：堕三都，春秋时期鲁国堕毁三桓私邑的事件

三都是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郕邑、叔孙氏的郈邑。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为了加强君权，派仲由堕毁三都。季孙斯和叔孙州仇、仲孙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势力，也支持堕三都。叔孙氏先堕毁郈邑。费邑宰公山不狃起兵反鲁，率军攻入鲁国国都曲阜，鲁定公和季孙斯（季桓子）、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叔孙州仇（叔孙武叔）躲在季氏之宫，武子之台。孔子派申句须、乐颀率军击败公山不狃，公山不狃逃到齐国。之后，郕邑宰公敛处父反对堕毁郕邑，使三桓开始反对堕三都。堕三都最终失败，孔子不久之后，也离开鲁国，周游列国。

8鲁卫接壤，又卫多君子，故孔子去鲁即适卫。钱穆书中云：孔子之适卫，初未汲汲求仕进，又若无久居意，故初则赁廛以居，荷蒉者故曰过孔氏之门也。居十月又离去，不知何故，或有意游晋。然其时晋适乱，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构衅，孔子未渡河而返卫，其间详情均无可说。

9孔子反卫出仕。俸粟六万，后人说为六万小斗，当如汉之二千石。

10孔子见南子。

（南子的介绍在之前读过的《小妾史》中相对比较详细，可以参看）

11孔子去卫，过宋，至陈。

12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13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 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4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 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 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15接上面121314。钱穆评：接舆、长沮、桀溺三人，皆直斥孔子，骤难与之深言。惟此丈人并不对子路有所明言深斥。孔子欲为丈人进一义解，故又使子路再往。亦非欲指言丈人之非，特 欲广丈人之意，使知处人世有道，有不尽于如丈人之所存想者。而不期丈人已先去灭迹。在此，丈人自尽己意即止，不愿与孔门师徒再多往复。其意态之坚决，亦复 如接舆之趋避。然而就此四人之行迹言，则此丈人若尤见为高卓矣。

16孔子自蔡反陈，自陈反卫，自卫反鲁。晚年居鲁。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

17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是伯鱼之卒，孔子当年六十九。

18钱穆说：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

19孔子删诗说不可信。

20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哈哈哈哈！力量！）

21《左传》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是年，孔子年七十三。

22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23自伯鱼下迄安国共十一代。孔子开私家讲学之先声，战国百家竟起。然至汉室，不少皆仅存姓氏。其平生之详多不可考。独孔子一人，不仅其年数行历较诸家为 特著，而其子孙世系四百年绵延，曾无中断。此下直迄于今，自孔子以来已两千年七十余代，有一嫡系相传，此惟孔子一家为然。又若自孔子上溯，自叔梁纥而至孔 父嘉，又自孔父嘉上溯至宋微子，更自微子上溯至商汤，自汤上溯至契，盖孔子之先世代代相传，可考可稽者又可得两千年。是孔子一家自上至下乃有四千年之谱 谍，历代递禅而不辍，实可为世界人类独特仅有之一例。

（此条可以与雅俗丛书中的《家谱》一书参照）

最后，不敢说读完了《孔子传》。只能说我看完了此书。且是挑选自己看得懂的部分看了看。好在以前抄过，教过论语中的一些内容，也看了一些关于论语和孔子的书，看完还不至于昏头黑脑，是一幸事。

此书对汉语言文学大学生很有用。

　　闻（Wén 闻）姓源流纯正，源出有一： 出自复姓闻人氏，是春秋时期少正卯的后代。少正卯是春秋末叶鲁国人。他博学多识，很有名气。他的有些主张与孔子不合，曾聚众讲学，同孔子唱对台戏，使得孔子的不少弟子都跑到少正卯处听讲。后来孔子利用职权杀了少正卯。因少正卯是当时声誉很大远近闻名的人，被誉为“闻人”，所以他的后代支庶子孙有的便改为闻人氏。后有一部分闻人复姓改为单姓闻，称为闻姓。

　　望族居吴兴郡（今浙江省吴兴县一带）。另有一支是单字闻姓，文天祥（护国公）军败后，其二十四子带其后人从江西吉安迁居至湖北省浠水（麻城）市，并改文为闻，与南方闻人氏不同的是此支后人比较高大。“闻”氏由“文”改来的说法最早出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次修撰的《闻氏宗谱》：“吾姓本姓文氏，世居江西吉安之庐陵。宋景炎二年（1277年），信国公军溃于空坑，始祖良辅公被执，在潜逃于蕲之兰清邑，改‘文’为‘闻’，因家焉。”这里所说的信国公就是文天祥，而蕲则是今天的湖北省浠水县。

　　小云南是由云南北归的兵户聚集居住区域,这些北归的人通常戏称这样的地方是"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而在山东的潍坊等地也有由云南北归而聚居的区域,也叫"小云南"。也就说很多这样的聚居地都叫"小云南"。

　　在今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以及内蒙、天津、北京等省市，不少自清代至民国迁自山东的居民都称祖籍"小云南"或"山东小云南"。而在山东省即墨市和青岛市以外地区的不少居民亦有称原籍山东小云南者。数百年来，小云南之名流传甚广，小云南人后裔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飘流海外。然而小云南之名，正史不见经传，而口碑流传却广为人知，民间家谱亦有明文记载。今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诸省居民许多家谱中都记有祖籍"小云南×××"或自"小云南"迁来。经查这些民间家谱最早修于明代中期以至近代的民国年间。那么"小云南"在哪里近年来不少地方志、地名志中均提及小云南，众说纷纭，仅就其中三种说法表述如下：

　　小云南在山西说

　　据民国《牟平县志》记载，"本县户籍，多称系明初迁民时，自云南迁来者。且有占山户、买山户、漏户之别。父老盖常言之，而莫明其原委……是明初迁民虽多，并无迁自云南省者。或谓云南为豫南、汝南之讹，或谓小云南在安徽境，或谓小云南为山西地，亦均为无稽。"《莱阳县志》对此亦甚怀疑，而意为即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唐置云中郡兼置云州，宋置云中府路，辽置云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多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其土著遗民幸免兵匪驱掠者，为漏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亦犹东府人侨居关外，概呼登、莱为海南耳。"说虽无据而近理。但本县间有能举其自云南某县某地来者，未必尽系传闻之误。或有其事而史未及载，或人民自动迁徙，亦未可知，阙之以俟知者。

　　又据山东省《文登市志》所载："金元之乱，境内人口十不剩一。明初至清代中期，朝廷多次下令从山西、云南、四川、江苏、安徽等省移民入境。先到的称'占山户'，后到的称'买山户'，土著移民称'漏户'。民间传说来自云南和'小云南'的颇多。"史载明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由云南移民山东。清代康熙削藩，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反清失败，其败军及眷属尽迁山东。这是两次规模最大的播迁。现存952个行政村，其中87%的村庄是明朝以后建立的。

　　这段记载可以说明，明永乐时期和清康熙时都有云南人或"小云南"人迁来这一地区，这是事实。随着时间推移，历经数百年，一些人把云南和"小云南"混为一谈，视为一地，很有可能。

　　小云南即云南说

　　云南，以其地在云岭之南而得名。因有滇池亦简称滇省。《辞海》"云南省"条注为简称滇或云。东界贵州、广西，北界四川，西北界西藏，西界和南界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界。禹贡梁州南境、秦为西夷滇国，汉开置益州郡。又传西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年)，因彩云现南方，故称云南。西汉于彩云南现的地方置云南县，治云南驿，辖今祥云、弥度两县。三国时改益州郡置建宁郡，又分置云南郡。唐以后为段氏所居，号大理国。宋因之。元世祖南下，擒段兴智，以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立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明置云南播政使司，又在昆明设云南府，清以后为云南省。

　　今辽宁省新宾县五区路家沟大背《张氏谱册》序二记载："吾张氏当闻之先祖，本贯在小云南，住址无可详考。兄弟四人，盖因洪武年间荒岁频仍，流寇侵摄，天人交迫，存济维艰，不得已宗长常山、宗次双山、宗三三山、宗四单山兄弟四人，同心往山东，路过长江，失去单山无所寻找。三人至山东登州府蓬莱县县城内七甲八社九兰乡住……至我宗龙公由登州跨海至广宁府、东至清源县南杂木南沟聂尔库处居住。仉氏生有库公。充当拨什库，料理机匠事二十余年，又迁至兴京县五区路家沟大背处。"

　　另据辽宁省普兰店市劳动局局长谭绩斌主编的《关东谭氏家谱》中《谭姓先祖发祥地及迁移史略》记载："谭姓关东家族的祖籍在山东省登州府宁海州谭家泊(1913年3月，宁海州改为宁海县、胶东道隶)，先人称山东老家。"又说："……据家书残页记载，到了明成化年间(牟平县地名志说是明隆庆年间)，即14世纪中叶，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移居在小云南下柳河村(十八株柳树下)的谭氏先祖谭兴，也随移民大军，又返回到山东省，居登州府宁海州谭家泊，垦荒种田，发展生产，遂成为第三发祥地。"

　　前边所说的新宾张氏"本贯小云南"，"兄弟四人同心往山东路过长江"以此推断"小云南"应在长江以南。后者所述普兰店谭氏，在明成化年间在小云南下柳河村"也随移民大军又返回到山东"。张、谭二氏谱书所记其意：小云南即云南省或在云南某地。

　　小云南即云南说，似有道理，而笔者不敢苟同。今滇省尚有云南驿、祥云县、云津桥等地名，独不见"小云南"之记载。

　　明初，朱元璋定鼎南京后，数次派使臣诏谕占据云南的梁王归顺，均遭拒绝，遂令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伐。傅友德征云南时带来的三十万大军，大部留驻云南，分拨于卫所。直到洪武末、永乐初，奉旨转驻山东各卫所军户一万五千余户，七万余人。这些军户虽大部分原籍并非云南，但长期驻守云南各地，妻室大部为云南土著之民之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子女是在云南出生，后来迁到山东而以云南为原籍，而迁居到山东的云南同乡们居地贯以小云南名之以示对云南故地的纪念，此为情理之中。但云南并非就是"小云南"。

　　小云南在山东说

　　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被多数人所认同。

　　现收藏在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王姓家中《王氏谱书》，即王春芳始修于1958年，王彦兴续修于1985年。其内容有谱序、世系等。谱书中所记王氏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迁居辽宁入旗。所记"小云南"人小脚指甲分辨复形的特征和王氏从满习俗为其他谱书所不多见。

　　又据李林所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中宗族迁徙篇所记："由山东迁居关外的汉人，在籍贯上有两种，一种是山东小云南，一种是原籍云南，又迁到山东。小云南究竟在何处辽宁省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由此来判断，所谓的'小云南'乃泛指山东登州、莱州、青州一带的地方，并非现在云南省地方。"

　　今吉林省吉林市第一商业局张锡印所藏《张氏家谱》记载，张氏迁吉前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下"，于清道光年间迁居吉林。这亦把小云南定在山东。另有今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三胞亲友联谊会会长马镇洛先生所存《马氏家谱》所记，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

　　以上谱书记载，证实了小云南不在山西，也非指云南省而就在山东一说。并且，其地域范围在莱州、登州、青州即今山东半岛地区。

　　小云南在山东，已为大部分民间家谱记述佐证。那么小云南在山东何地呢

　　明朝初年，倭寇不断侵扰沿海地区，今山东青岛地区，北东南三面环海，以山为岸，港湾交错，岛屿罗布，是为海防重地，为防倭寇侵袭，自洪武中先后在登、莱、青三州，设置七卫、十二所，即安东卫分辖东海中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隶青州府。大嵩卫分辖海阳所、大山所。靖海卫分辖宁津所。成山卫分辖寻山后所、百尺崖后所。威海卫分辖金山左所、奇山所，隶登州府。灵山卫分辖夏河寨前所、王徐寨前所，隶莱州府。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开始在今山东即墨市东20公里边海筑城设防，并于建文四年(1402年)置鳌山卫(即今即墨鳌山卫镇)、分辖雄崖守御千户所(在今即墨市丰城乡雄崖所)和浮山备御千户所(在今青岛市浮山所)划境而治，直隶莱州府。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卫所等裁并于即墨县。

　　鳌山设卫后，明政府先后从云南乌撒卫等地调来许多军队，这些军队又自鳌山卫分拨到登莱青各卫所。其中仅鳌山卫辖墩堡四十余处，迁入军户约七万余人。这些军户的祖籍遍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乃至云南等广大地区。随傅友德平定云南后，便落籍云南守乌撒实行军屯。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入滇，至永乐初年，驻守云南长达20余年，第二代也已长成。况且当年从军之时大部分只身一人，少数妻室家小是在驻守云南后随军，而独身者则多与当地女子结合成家，故转驻鳌山卫后，他们多以云南为原籍。查今山东省《即墨市地名志》记载，今即墨市30个乡镇近1000个村庄，半数民户多称祖籍为云南，或云南乌沙(撒)卫。亦有云南"槐阴县"、"威宁"、"毕阳县"、"乐歌屯"、"照阳山前"、"狮子口"、"凤仪县"、"哥嘎县牛角胡同"。而多数家谱为"云南乌沙(撒)卫，大槐树"或"乌沙(撒)卫槐树沟、大槐树里头"等。独无"小云南"字样。其迁移时间多为洪武末至永乐年间。而以随徐辉祖自云南乌撒卫转防鳌山卫者为多。《明史·四川土司传》说，乌撒，元置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蛮夷复叛，傅友德、沐英，因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四府离四川较近，上报朝廷，请将四府改隶四川获准。直到清雍正年间鄂尔泰命改土归流，因东川距昆明近而距成都远，经奏准将东川、镇雄、乌蒙复隶属云南，乌撒则隶属贵州。又据明万历版《即墨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县人口为13480户，126800人。这其中鳌山设卫后一次性自云南迁来军户就达7万余人，占当时即墨总人口的60%还多，而这些军户以鳌山卫为中心分屯在即墨东部沿海，北至雄崖，南至浮山，包含今即墨全境和青岛市区。明代，鳌山卫是即墨的政治、军事中心，自云南迁来的军户，集居在这一地区，为不忘云南故地又区别于云南，而以小云南之名称于此地，是在情理之中。今吉林省的九台市东北部、舒兰市的西北部、榆树市的西南部这一地区沿松花江两岸即有"小昌邑"之称，正史虽不见记载，民间却广为流传。其名则源于清代乾隆以后，这一带属奉天府永吉州巴彦鄂佛罗防御旗管辖，而这一带的居民80%是在清代康熙以后来自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为不忘故土，故冠以"小昌邑"之称。

　　另据今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所记"……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该谱系谭玉湘修于清朝光绪年间，谭春和作序。这一记载明确表述了谭氏迁昌邑之前，原居住在鳌山卫，而鳌山卫即设在小云南这一地方。这种表述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小云南即指今山东省即墨市东部沿海和青岛市区。今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序言中亦表述了马氏原居"山东即墨小云南马家庄"，于清代迁吉林省永吉县的缸窑，后又迁到舒兰县的白旗镇。这些都足以说明小云南在山东，而确切地点在山东即墨东部沿海一带。

　　在今山东威海、烟台、潍坊等地区以及今东北诸省，许多姓氏家谱和口碑流传提及"小云南"之名。可以想见，这些家族的祖先必是洪武至永乐年间集居小云南(鳌山卫)的军户，自明中后期自小云南又迁徙到各地，因而在家谱中则有山东小云南字样。笔者的祖先，则是于明洪武十四年随傅友德入滇，又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转防鳌山卫(自永乐以后鳌山卫地区开始有"小云南"之称)，又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北上，兄弟五人一迁北京上林苑，两迁潍邑(今潍坊)，一迁渔营，一迁海眼。笔者祖先即为海眼谭氏，又于清乾隆年间迁居吉林。

　　综上可知，"小云南"不在山西，也不在云南。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

　　小云南是由云南北归的兵户聚集居住区域,这些人通常戏称这样的地方是"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在山东的潍坊等地也有由云南北归而聚居的区域,也叫"小云南"

肯定是有的，1953年新中国进行首次民族识别，当时自行申报的“民族”数量超过了400个，其中260个分布在云南。

然而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部代表席位只有1200席，而1953年《选举法》规定每个民族，不论人口多寡，至少要有1名全国人大代表。如果按照自行申报的“民族”数量执行，则不到全国人口7%的少数民族将拥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3以上的席位，尤其云南一省的代表席位将超过全国人大总席位的1/5，所以随后再次进行了民族识别和厘清。光是云南一省，就有230多个自行申报的“民族”未获承认。

在1953-1954年这次全国民族识别中，原先自报的400多个“民族”，最终只有38个被国家确认为少数民族。之后二十年里，又进行了几次民族识别，最终在1979年识别认定基诺族后，中国的少数民族数量确定为55个，加上汉族共为56个民族，至今一直未变。1979年之后要求被识别为民族的穿青人、摩梭人、白马人、开封犹太人，以及澳门回归后当地的土生葡人等族群，都不再被认定为新的民族。

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很多族群因语言或宗教方面的原因被归并为一族。比如祖源、日常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异甚大的西北回民、云南回民、海南回辉人、青海托茂人都被认定为回族；阿乌、阿哲、撒尼、山苏、蒙化、咪哩、里苏颇等族群都被视为彝族支系而归入彝族。再如蒙古族当中有一支信奉伊斯兰教的，居住在阿拉善地区，过去叫“蒙古回回”，也叫“蒙古浩腾”。其自称为“缠头”，自认为明清哈密“缠回”的一支。50年代民族识别时，西蒙古语支的东乡人、保安人分别识别为东乡族、保安族，托茂人识别为回族；而东蒙古语支的这支阿拉善“蒙古回回”，因为其语言文字与蒙古族相同，生活习惯也基本相同，识别为蒙古族。

再如西藏的夏尔巴人，他们究竟是算作藏族的一个支系、还是与西夏王室有关的党项羌后裔；新疆阿尔泰地区的图瓦人是按照苏联的先例识别为图瓦族、还是认定为蒙古族……如此种种，在民族识别工作中都有很多争议。但最终的趋势是尽量将这些族群作为支系，与语言、宗教相近的大族群归并为同一个民族。

原中央民委领导刘春同志《关于民族工作的回顾》里，提到50年代民族识别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原本准备把西南地区的布僮人（壮族）和布依人（布依族）定为同一个民族。但贵州省担心如此一来，会把黔南、黔西南的布依人聚居区划给广西省，并入筹备中的广西僮（壮）族自治区，因此坚持把布依人识别为不同民族。桂黔两省西段以南盘江（刘春文章中误记为柳江）为界，很多父子、兄弟分住两岸，在南岸的被定为壮族，北岸的定为布依族类似的还有大理国世袭宰相家族姚州高氏的后人，住在昆明的被认定为汉族，住在大理、剑川的被认定为白族，住在鹤庆、丽江的被认定为纳西族……

在50年代那次民族识别中还有一种情况：东南和西南地区有很多“汉化”的少数民族，在其族谱里追溯攀附中原汉族的“祖先”，语言和生活文化上也已高度汉化。但这些地区的相应族群若全部识别为汉族，则少数民族代表席位将不够。于是专家往往跳出调查者的身份，向被调查者灌输历史、民族学和语言学知识，最终使其承认自己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比如仲家（布依）、民家（白族）、土家等等。

1953年福建民政厅派人去泉州进行民族识别，认为当地一些人口应当划为回族。然而尽管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百般劝说动员，但泉州的陈埭丁氏、百崎郭氏等望族都不愿被识别为回族。有丁姓村民对劝他们改民族成份的工作人员说：“解放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人人平等，不管是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样”。而郭姓族人则说他们（语言、习俗、信仰、生活习惯等）与汉族没什么不同，只不过祖先信了伊教。

在孔子大宗族谱的后代中，如今有回族、苗族、壮族、满族、藏族、土家族等14个少数民族。1998年《孔子世家谱》第五次大修，当事人孔宪宁说，续修过程中，一些壮族的孔子后裔赶来，希望能够进入族谱。“询问后得知，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的国家民族政策，广西当地的原住民全部变为壮族，所以孔子后裔中又多了一个壮族”。

延伸：如今引入的一些外援球员、外籍专家，归化中国国籍之后，从媒体报道来看，他们的身份证件/居留证件上，民族一栏有写成“汉族”的。

另附：国内一些未识别民族，包括已识别、但自我认同与识别结果不一样的族群：

革家人（未识别民族）

蔡家人（未识别民族）

俫　人（未识别民族）

僜　人（未识别民族）

夏尔巴人（未识别民族）

疍家人（归为汉族）

穿青人（归为汉族）

惠东人（归为汉族）

仡隆人（归为汉族）

临高人（归为汉族）

标　人（归为汉族）

茶洞人（归为汉族、壮族）

龙家人（归为汉族、白族、布依族）

本　人（归为汉族、布朗族、白族、蒙古族）

里民人（归为黎族）

东家人（部分归为畲族）

西家人（归为苗族）

瓦乡人（归为苗族、汉族、土家族）

布央人（归为瑶族、壮族）

布努人（归为瑶族）

包瑙人（归为瑶族）

绕家人（归为瑶族、布依族）

莫家人（归为布依族）

普标人（归为彝族）

布赓人（归为彝族）

羿　人（归为汉族、仫佬族和未识别民族）

木佬人（归为仫佬族）

掸　人（归为傣族、布依族、壮族）

八甲人（归为傣族、布朗族）

莽　人（归为布朗族）

克木人（归为布朗族）

昆格人（归为布朗族）

曼咪人（归为布朗族）

勒墨人（归为白族）

苦聪人（归为拉祜族）

毕苏人（归为拉祜族）

载瓦人（归为景颇族）

补过人（归为哈尼族）

阿侬人（归为怒族）

嘉绒人（归为藏族）

白马人（归为藏族）

达曼人（归为藏族）

木雅人（归为藏族）

顾羌人（归为藏族）

茂　人（归为藏族）

尔苏人（归为藏族）

史兴人（归为藏族）

纳木依人（归为藏族）

仓洛人（归为门巴族）

古格人（归为回族、藏族）

康家人（归为回族）

托茂人（归为回族）

回辉人（归为回族）

犹太人（归为回族）

艾努人（归为维吾尔族）

克里雅人（归为维吾尔族）

土库曼人（归为维吾尔族或柯尔克孜族）

图瓦人（归为蒙古族）

摩梭人（归为纳西族、蒙古族）

翁阔人（归为鄂温克族）

卢　人（部分归为满族）

阿尔巴津人（康熙雅克萨战役俘获的哥萨克后代，从血统上来说有俄罗斯、乌克兰、鞑靼等血统。清朝时被编入八旗，如今归为满族、汉族、俄罗斯族）

者来寨人（归为汉族）（生活在甘肃、自认是“古罗马军团后裔”的那拨人）

澳门土生葡人

楼上回答，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华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中,有且只有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家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而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也完全是一样的。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与国家民族无关，实际上充分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崇高文化，重视血统的精神。

在山东曲阜，孔府诗礼堂，贴着一张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的告示，是乾隆皇帝赐给孔府的30个字作为行辈，凡孔氏家族都要遵照30个字行辈取名。如果不依字序，随意取名的，不准入家谱。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孔子第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上报民国政府批准继30个字后，又续了20个字。

孔、孟、曾、颜后裔行辈五十字: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益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我是山东诸城颜姓子孙，战乱年间逃荒至此，现在行辈“繁”，父辈“庆”，祖父“宪”。

如有疑问可联系我，一起研究。QQ：70277667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