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族谱是记录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的簿书。中国人很早就对家族世系有详细的记录。据史载，国史、方志、谱牒都肇始于奴隶社会的西周时代。族谱有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儒家学说的宗旨就是用“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家庭关系，通过家庭的稳定以调节社会的道德秩序，取得全社会对皇权的忠顺。所谓“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也。因此一个社会就由国家、宗族和家庭三个秩序层次构成。一个国家若要寻求稳定，家庭和宗族的管理就十分有效和有用。于是族谱和氏姓、郡望、堂号等姓氏文化的其它内容一样，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条件。所以说族谱缘起的历史条件，是宗法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在文明开始发达的周代掌握文化的王族阶层就有需要开始编纂族谱，以明确自己家族成员的血统及等级，以致编族谱成为他们的特权。至东汉恒帝，“诏责太邱长呈家状姓谱，以齐贵贱之由来，品源流之优劣，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从而促使全国望族竞相修谱。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完全以门第高下作为做官大小的标准。士族成为社会上层，统治了整个社会，门阀保证保证了士族成员的社会政治地位、仕途和家族的势力，使社会产生对士族的崇拜。士族就是采用族谱来表明自己纯正的贵族血统，国家也严格考查士族的族谱来取士命官，因而修谱是士族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社会对族谱修订有严格的规定，寒族以致很难冒入豪门。到唐朝，这种门阀制度仍然十分重要，但唐朝统治者较为开明，为了招揽国家可用之才，采用了科举取仕的制度，寒族得以进入高级领导层，门阀制度才在门阀官僚阶层与寒族官僚阶层的斗争中逐渐衰弱。随着唐朝的灭亡，士族门阀在农民起义的屠杀之下更加迅速衰落，族谱失去了政治功能，谱学渐渐式微，至北宋，谱学又重新兴起，却又成为滥觞，修撰族谱成为民间一件平常的事情，国家社会也无法再严格管理，而出现宗族为光耀门楣，往往不顾事实，找一个名人作自己的祖先，混淆了历史真实。年代久远后，再也很难辨识事实之真相。其实在门阀制度十分严格的魏晋南北朝也已出现伪造族谱的现象，掌握特权的寒族就想方设法修改族谱使自己的家族摇身变得高贵，而在后世民间伪造族谱的情况那就更严重。

族谱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目录、谱序、谱例、姓氏源流、先祖考辨、先祖图像、像赞、世系表、恩荣、人物传记、坟墓图、族产、祠堂图、五服图、祭祀图、艺文著述、家规族约、宗族礼仪、契约文书、书院义塾、后跋、领谱字号、杂录等等。当然，各家各种族谱的内容有详有略，并非每种族谱都有上述内容。族谱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涉及到以下几方面：一、 族谱与移民史研究；二、族谱与历史人口研究；三 族谱与社会史研究。当然族谱也有其局限性，伪造祖先世系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实际地对待族谱的资料，不能以之为事实之全部。

刘巨容，字德量（826—889）徐州人。唐朝末年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玩寇自重而闻名。

早年是徐州的将领，后来庞勋之乱，刘巨容参加了叛军，唐军讨伐时又归正，被授以埇桥镇遏使之职。当时，浙西突阵将王郢反叛，起兵攻明州，刘巨容以筒箭将其射死，因功封明州刺史，后迁为州团练使。黄巢起义军南下江淮时，刘巨容又升任蕲黄招讨副使、襄州行军司马和检校右散骑常侍，最后荣升为迁山南东道节度使，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一起屯兵荆门，抵御黄巢起义军，保卫襄阳。

因黄巢势大，众号五十万，刘巨容与曹全晸定计智取，接战后，刘巨容佯装败北，黄巢追之，曹全晸伏兵攻击，大败之，擒起义军将领十三人，虏获不可胜计，黄巢浮江东奔，刘巨容追击，又俘获不少，以功迁检校礼部尚书，当时，山南东道诸将欲乘胜追斩黄巢，刘巨容说：“朝家多负人，有危难，不爱惜官赏，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 。”诸将也认为如此，因此黄巢兵势复振。后来，黄巢攻陷长安，刘巨容会合诸道兵马讨之，被授以南面行营招讨使，兼天下兵马先锋开道供军粮料使、检校司空，封彭城县侯。

刘巨容为政精明，明察秋毫，唐僖宗出奔蜀中，公卿多因刘巨容的护卫而赴行在，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逐，引麾下东出襄、邓二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遣大将赵德諲与其合兵攻襄州，刘巨容不能守，出奔成都。刘巨容一向自称有炼金术，曾向掌权的宦官卖弄，后客居蜀中，田令孜欲求其术，刘巨容不给，田令孜大怒，889年，上书诬告刘巨容谋反，将其处死。

我们这支人以唐末名将刘巨容为第一世祖，巨容公祖籍彭城，后迁滁州琅玡，生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大中八年武科进士，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布兵大破黄巢十七万人马于荆门而闻名于世，后驻守饶、信之地（今江西鄱阳、乐平、上饶一带）巨容公生子三，长子刘汾，次字刘回，三子刘迪。

刘汾

刘汾，字伯临，淮北徐州人。生卒不详，约生活在唐朝开成至光化年间(836—900)。父亲刘巨容，累官至明州刺史、天下兵马先样、检校司空、礼部尚书，封彭城县候。

刘汾自幼聪敏好学，大中元年(859)登进士科，此后官至兵部员外郎。咸通三年(863)，迁本部侍郎，出任河南招讨使。乾符二年(875)，黄巢起兵响应王仙芝。四年，黄巢起义军攻打河南。刘汾率部屡战，斩黄巢义军前锋诸将，义军失利。五年，刘汾会元裕捕杀王仙芝于黄梅。王仙芝部将尚让率余众归黄巢。黄巢起义军势力聚增，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引兵南下福建等地。刘汾奉命率部围剿追击，自岭南至襄阳，行巡荆门关，会同江西招讨使曹全政、父刘巨容等合兵一处，大破黄巢起义军，执义军将领13人，斩俘义军17万。黄巢与尚让率余众冲出重围，渡江转战饶、信、池、宣、歙、杭等15州。

中和二年(882)八月，刘汾率部进驻饶、信等地，官至军押衙团练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尚书右仆射等职。这时，饶、信一带经战火纷乱，到处是黄埃赤地，民不聊生。刘汾为弥补屠杀起义农民之过，实行抚恤政策，“亲加劳问，简徭役，宽赋税，民赖以全活者甚众。”(《全唐文》卷793，刘汾《大赦庵记》)中和四年(884)六月，黄巢起义军经刘汾、李克用等几经残酷镇压后，宣告失败。刘汾蒙诏镇守饶、信二州。

龙纪元年(889)，刘汾家族突遭横祸，父刘巨容被杀。刘汾与弟鄱阳县令刘迪经此变故，已厌恶官场上的尔虞我诈，遂隐居信州弋阳县归仁乡新陂里（今江西省弋阳县曹溪镇）。景福元年(892)，刘汾在饶州乐平县归桂、丰乐二乡买得荒闲田800余亩(今万年盘岭、大源、梨树坞等地)，福建建南山寺(今梨树坞乡南嵩坞)一座，邀请妙果寺禅僧至明、至公等 5人入寺住持。勤耕耘，守奉祖宗春秋二祭。不久，朝廷念刘汾兄弟忠孝，下诏：“汾战阵能勇，思祖能敬，其山寺税粮俱赐优免。”故南山寺改称“南山七诏寺”。刘汾之女金姑美貌无比，唐皇欲纳之为妃，刘汾不从，慌称金姑为哑女，已人庵为尼。其后，金姑果刺舌成哑，并矢志隐修于南山寺。后来唐皇得知真情，为金姑之志所感动，特赦金姑无罪，因而南山寺又名：“大赦庵”。

景福二年，唐昭宗帝恢复刘汾的官爵，又进至南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右仆射等职。不久，刘汾病逝，葬于南山。

刘汾生有14子，后散住饶、信等地。弋阳万年刘姓多为其后裔。著有《大赦庵记》，流传于今。

生十四子：汉兴、汉升、汉从、汉明、汉宗、汉瑞、汉广、汉匡、汉胜、汉吞、汉英、汉宁、汉彬、汉平。

长子汉兴，父丧后独自还乡徐州。

次子汉升，迁居安庆望江，其孙谟和诲2人同迁清源。

三子汉从，居归仁乡新陂里，后裔庆十一迁麻城！

四子汉明，迁弋阳之官庄。

五子汉宗，迁弋阳之兰溪。

六子汉瑞，迁铅山，其孙婴公卜居锦屏山。

七子汉广，迁信之上饶县葛源。次子义昭居住新陂。

八子汉匡，迁上饶之乐平县勇山。

九子汉胜，与子孙迁于鄱阳之清塘源（清塘村）。今鄱阳县凰岗镇清塘村

十子汉吞，居住新陂里。子三人迁乐平之湖围，孙广微又迁鄱阳之义城。

十一子汉英，与子迁于新陂里之大桥后又迁流芳！

十二子汉宁，居新陂里，其子真玉（又叫义真）迁流芳，义玉迁张溪。

十三子汉彬，其子良玉为延德县令，置田地于邑之师源，子孙随产而居。

十四子汉平，长子居东山，次子通任宣州通判居琴溪，后裔迁万山黄柏。

今川义元（1519-1560）

　　日语原文 今川义元

　　假名 いまがわよしもと

　　罗马字 imagawa yoshimoto

　　今川义元，骏河国守护大名今川氏亲三男，永正十六年（1519）生，幼名芳菊丸，自幼入骏府郊外善得寺修行，法号梅岳承芳。天文五年（1536），今川家家督氏辉暴毙，义元还俗继位，其后分别与武田、北条同盟，并迅速统一了骏河、远江、三河。永禄三年（1560）上洛途中，于桶狭间遇袭而亡。桶狭间大意遇袭几乎抹杀了义元前半生的功业，以至后人一提到义元，就想到是信长手下败将。一些初涉战国的朋友甚至认为他是愚蠢无能的大名之一。而实际历史上的义元，在武勇、文化、内政、外交上均有突出的表现，桶狭间之战亦有其偶然和巧合之处。

　　武勇——（花仓之乱、小豆坂之战） 天文五年（1536）第八代家督氏辉离奇死亡，两位继承人三男义元和庶出的二男惠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冲突。年仅十七岁的义元在这场争斗中显示出了超人的判断力与决断力。他于六月十日包围了惠探所在的花仓城，数日破城，惠探自刃。天文十五年（1546），尾张的织田信秀与三河的松平广忠发生冲突，松平广忠向义元求助，义元欣然出兵。天文十七年（1548）织田、今川两军主力对峙于小豆坂。义元亲率大军，大败织田，并生捕信秀之子信广。此战快速激烈，是正攻法的典型，被收录于《日本的合战》一书中。

　　文艺——义元不仅武勇卓越，且能歌善赋，可称得上是一位儒将。他自幼入善得寺拜护国院常庵龙崇长老（太原雪斋）为师，精修佛法。同时喜好汉诗、和歌。据《续丛书类丛》载其“爱读宋景濂之富士诗”，留下诗歌众多。如天文二年为迎仁和寺尊海而与雪斋三人的连句诗：花待春宿梅——喜卜（尊海）；友三话岁寒——九英（雪斋）；扣水茶煎月——承芳（义元）。

　　内政——义元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内政的重要性。继位之后，他即向各地派遣检地奉行，开展了艰苦的检地工作，使领土基盘得到了强化。天文二十一年（1552）义元在父亲氏亲制定的基础上推出了在今后整个封建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今川假名目录及追加》，其中详细制定了家臣统制、家臣

　　关系等一系列封建制度。据考其后德川幕府遵循百年的《家康百训》在制定中亦有部分是参照了此《今川假名目录》。义元的贡献可谓巨大。

　　外交——义元在其四十年生涯中表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在继位前，今川家正与甲斐武田激烈交战，北条氏亦在旁虎视眈眈。义元继位后，于天文六年（1537）迎娶武田信虎之女，并与关东统领山内上杉宪政结盟，使北条在伊豆的国境后退，义元成功地支配了骏东、富士二郡。天文十八年（1549）冈崎城松平广忠死，义元以竹千代（德川家康）为质又吞并了三河。

　　最后，再来谈谈桶狭间之战。

　　永禄三年（1560）五月，义元出兵向京都进发，希望代替没落的足利家行使将军一职。他当时已是骏、远、三河三国百万石的国主，后方的武田、北条已同盟；中西部几个有实力的大名，毛利远在中国，长宗我部在四国岛，岛津家更在遥不可及的九州；今川家又是镰仓新罗八郎源义家一系的名门望族，拥护者众多。如无信长的出现，义元成为征夷大将军确是指日可待之事。真可谓既生义元，何生信长！

　　桶狭间之战是战国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因而大部分史书所记均把织田军数量记录极少，而今川军数量极多，以示其“以少胜多”。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记为今川军四万五千，织田军二千。《北条五代记》记为今川军二万五千，织田军六、七百。似以日本参谋本部编的《日本战史》中今川“兵员总计二万五千，号称四万”，最为接近事实。以当时寄亲寄兵制，一个支城聚集四百到五百人，今川家全盛时期约三十个支城，加上直系军队和临时招募，二万五千人确实差不多。且实际上这二

　　万五千人中只有两千到三千是领禄米的武士，其余二万三千多人都是刚刚放下锄头拿起扎枪的农民。

　　五月十日先阵井伊直盛出发，义元的本队十二日从骏府出发，十三日到挂川，十四日到引马，十五日到吉田，十六日到冈崎，十七日到知应，十八日到踏挂，十九日先阵已攻下丸根、鹫津。义元本队向大高进军，中午在桶狭间田乐小憩。就是这短短几个时辰的休息断送了义元的性命。

　　据《松平记》中描写“……午后二时，信长二千精锐自小径而来……直袭本阵铁炮打挂，百余人冲突而下……服部小平太云者，长枪突中义元，义元以刀断枪，伤小平太之膝……信长近臣毛利新助，突袭义元，倒，口噬其指，新助第二太刀斩下义元首级，左指犹在义元口中……”。当时大雨倾盆，掩盖了喊杀声，且当时义元真正本阵的亲兵只有一千余人，因此实际上成了今川义元以少抗多，不敌而亡。

　　其实虽然措不及防，但以今川的能力，要突围应该不难，只要缓过一口气，其主力部队即可赶到。据江户著作《集览桶延间记》载义元“……出阵，踏挂具足……马乘，落马”；肥前平户城主松浦正 信著《武功杂记》：“今川义元，足短而胴长，临济寺喝食致置”。可见义元八成在突围中由于足短身长，战马受惊因而摔下马来，致服部、毛利有机可乘。饶是如此，在义元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仍重创数人，口咬敌指，含恨而亡，其武勇不应遭到怀疑。

　　桶狭间战役胜利的原因一般归纳有三点：一、情报准确。信长军在百里之外赶来，于连绵数里的军

　　营中准确地袭击了义元的本队，在那个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仅靠几个忍者来回报告的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合理的截释是，今川军中有内奸！《松平记》中记载，除义元近习数人讨死外，另有佐佐枭人正、一宫左卫门等人失踪。也许就是这几个人，是归降了信长的内奸，通过某种方式准确地提供了今川军的动向。其次是那场及时的大雨。大雨不仅掩盖了马蹄声和喊杀声，使救援部队不能及时赶到，还使守军不能发射火枪，无法进行有效的还击。

　　第三就是颇有争议的织田信长的野武士战法。当时日本的战争以正攻法为主，即两军在约定地点集结，然后根据兵种、阵形，你攻我守，极有章法，要求将领有极高的统率能力。如十二世纪名将楠木正成以居高临下的“楠战法”享誉日本；甲斐名将武田信玄则以“风林火山”的机动战术著名。在战斗中，双方士卒都光明正大，背插绘有家徽的战旗，大喊主君口号，奋勇当先。那时的战争是一种极为神圣的事。今川义元即是在这样一种传统战术策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完全是按照当时战争的惯例进行的。如果把这场战役比作一盘围棋，那义元完全是按着定式在下，一板一眼，挑不出一点毛病。而织田信长，众所周知，自小就放纵不羁，被人称作“白痴、疯子”。作为大名的长子，这些传统的战术理论估计他是学过的，但根据他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放在心上的。这可能与织田家崛起短暂的历史也有关系。他不象今川义元，循规蹈矩，行事稳重，以维护今川家古老的荣誉为己任，而只是以与生俱来的直觉寻找战机。因此，在今川军到来之际，他尽率精锐，卸下战旗等累赘，以布包住马蹄，翻山越岭抄小路偷袭。虽艰苦而狼狈，但最终成功击毙今川义元。这样的行动，在以前的战争中绝无仅有。这样的偷袭，如果人数再少一点，简直就是暗杀。而使用忍者暗杀是当时日本极为人所不齿的一种卑鄙行为，与宣扬英勇无畏的武士道完全背道而驰。由此织田信长开创了后来被称为“野武士”的战法，即不具一格、不择手段赢得胜利。今川义元亦不幸成为信长不择手段统一天下的踏脚石。不过以义元的为人，与信长易地而处，有一个偷袭的良机，要他拔下家徽、布包马蹄去偷袭，就好像要他以布蒙面去人家家里偷东西一样，他是宁死也不会干的！

　　呜呼！最后以义元和歌一首纪念这位没有得到历史公正评价的战国名将：

　　心似红叶染神榭 常磐秋色契君心——《今川氏与观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