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男，中国明朝汉族人，生于1360年-1424年，享64岁。1402-1424年在位，共22年。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他当为皇帝之前，当时的皇帝是朱棣大哥的儿子朱允炆。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他的亲四叔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正式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永乐。从此，官方记载中，少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那么，历史上的这一段真实的故事，究竟是朱棣篡权还是本来就是皇帝的继承人呢

史载，在登基之前，朱棣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四年前，即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难”之旗，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称本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从这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只能胜利的道路—虽然他喊出的口号是“奉天靖难”，但却矢口否认自己“谋逆”。

形势异常危急。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已经被朝廷派来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却只有燕王府的八百名亲兵，双方实力悬殊，无法武力对决。对此，朱棣的策略是阴谋加闪电出击。

前一天，即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计将领兵包围王府的张昺、谢贵骗入王府斩杀，府外守兵群龙无首。五日凌晨时分，朱棣果断起事，命手下大将张玉和、朱能迅速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城内明军纷纷投降，第二天，北京大定。

战火终于烧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朱棣虽旗号打得漂亮，很能蛊惑人心，但力量终究有限。对方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天子，拥有理直气壮的正义和集天下于一身的各种资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数百人起事，以北京城一隅而对全国，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断。然而，他仍然底气十足，从一开始就端着一副异于常态的冷静。

八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过朱元璋屠杀的开国宿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出师一月，即兵败定城。十月，建文帝换将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领兵五十万，再征再败。到建文二年五月时，水陆重镇德州失守，城内百万石粮食及无数兵器尽为燕军所得，南军一败涂地。在此期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朱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对战争的判断、分析和决策水平，毫不逊于其父朱元璋。

反观南京城内的小皇帝朱允炆，虽然看似满腹经纶，韬略过人，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大力削藩，实际却是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这在他与朱棣对决的过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从一开始的掩耳盗铃，放回朱棣的三个儿子，以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实则是给燕王大送定心丸;到关键时刻，识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于盾甲……类似情形，不一而足，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六百年后，回顾整个靖难之役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叔侄二人的生死对决，抛去了价值观道德情感上的讨伐，朱棣的胜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势之所趋，早在朱元璋“龙驭上宾”时，就已经注定了。

朱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面对的窘迫局面。他大开杀戒，杀光一切可能会危及他或他子孙手中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丝毫不考虑第二梯队人才的培养和接替。与此同时，他还收回一切尽可能的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继承大统时，除了一柄权力空前巨大的帝国权杖外，身边竟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难之役发生后，当燕王朱棣听说李景隆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领兵五十万来征时，忍不住替朱允炆“担心”道：“(此人)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这应该不是一个玩笑。

而且对朱元璋来说，这应该还不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日夜精思、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末了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帝权的本质就是家族统治，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照顾某种平衡和附带的利益分红，家族的范围可能会相当宽泛。可这些到了朱元璋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血管里流着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明朝建国后，异姓的徐达们必须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经也姓朱)们也必须死—不管他们为自己流过多少血，同自己患过多少难。而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还不是虚封，而是实封，即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靠这些有枪又有炮的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尽一切方法打造了一个黄金庄园。为了防止别人偷钱或分钱，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许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规定，他死后，庄园的唯一继承人也只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盗贼，他允许其他儿子们都拿着武器来护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自己的财产不外流，也保证了庄园固若金汤，无人可撼。

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无个人野心、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其他儿子们是不是永不眼红庄园的持有者。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这根定海神针在，燕王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看门，世界风平浪静。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仅22岁，并且在朱元璋纯正的儒家教育下，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难”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后，他发现，争城争池的拉锯战远不如轻骑奇袭的效果好。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一路绝不打攻坚之战，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结合两处记载，除去其中的假仁假义，当时的情形极有可能是：

一、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这样处理，原因有二：

1他始终坚称自己是“靖难”、“清君侧”，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经达到，此时若再继续武力攻取皇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2相对于武力夺权，朱棣还是更加希望朱允炆自己能主动做点什么，或者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

二、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炆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炆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从碑文中异常地没有交代朱允炆的尸首来看，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

但无论如何，此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为朱棣所控制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劝进，请求朱棣即位。朱棣称自己只有周公之意，并无称帝之心。随后，燕军诸将上表劝进，仍被严词拒绝。六月十六日，前两天上表劝进的两拨人联手劝进，恳请朱棣顺应民心。朱棣考虑再三，终于“勉为其难”，答应愿为天下苍生造福。

三次反反复复程式化的推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此时，在等待和煎熬中过了四年的他，虽然数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引导下，在庄严的钟鼎鼓乐声中，朱棣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浩浩荡荡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意外发生了。根据《明史》的记载，燕王朱棣进城途中，路旁拥挤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叫杨荣的人，拦住朱棣的马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须先祭告天地祖先，这样，他的皇位才是注过册的。朱棣兴奋过度，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脑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为明成祖，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野心更多些，也有被逼的成份。因为从朱元璋的时代起，朱棣就大捞政治和军事资本。而朱元璋死他南京祭祖后，他更是偷偷操练军马打造兵器，还通过装疯来麻痹拖延对手。所有人都能看出朱棣的野心。但我觉得他没可能那么早就谋反的。原因在于建文元年的形势于他太不利了。首先道义上他缺乏理由，“清君策”是自我安慰而已。政治上他连北平城都没有控制；后方有重兵的辽、晋、宁等藩王态度不明朗；从平民到士大夫阶层大都不支持他。这些还是其次，最重要一点是军事上太为不利了。他的亲兵应不过十万（明初藩王最多三卫，每卫二到三万人）。后方有藩王虎视、蒙古搔扰。距南京遥远、最近也有两千里，且沿途多坚城，同时操心大本营北平的安危。如果舍近求远则后援更是问题。朱棣不可能没考虑这些问题。且后来这些问题都一一验证了。朱棣济南城下一筹莫展，北平只差一步就被偷袭得手。我估计要不是最后他孤注一掷绕开山东直奔南京赌了一把，他早被灭了。所以我认为，导致他谋反的根源还在于他的野心和实力，但建文元年就起兵似乎条件太不成熟。直接原因是为建文所迫的。

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却是诸藩王中令朱元璋最放心的人。

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如“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确对朱棣之器重，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

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五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这段典故也就被鲁思俊收录在其个人文集《西子丛话》中。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文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

而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却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早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

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1391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三十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就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

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甚至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惟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位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朱棣）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于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而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的，却是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却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然而晋王得赏后却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却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文）”。终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而朱棣却凭此举，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文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

但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最终只是个“柱石”，却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的关系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

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静∈牛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令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扶出水面的同时，却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并非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三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

但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却有另类的看法：“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

但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大损，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二百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

主要还是朱允炆是信儒学的，为人还是十分的心慈手软，当时有机会杀掉朱棣的，但是朱允炆不想背上“杀叔”的罪名，所以就把朱棣放走了。而且朱允炆的用人不当，作战的时候几乎就是瞎指挥。

一、为人心慈手软，而且治理过于急躁

削藩其实是历史趋势，藩王不仅不给中央进贡，中央反而还要花费大量的银子养着他们，他们已经成了朝廷的重大包袱。而且有的藩王利用自己在当地的权势招兵买马，已经有了不臣之心，但是朱允炆错就错在了有一点“急功近利”。

他把这一切想的都太简单了，没有给藩王留下后路，同样也是断送了自己的后路。就像之后清朝康熙为了削弱吴三桂在云南的势力就实行了削藩，同样也是急功近利，差一点就失败了。而朱允炆就没有康熙那么好的运气，最后一失败告终。

二、用人不当，军事能力不够

有一次朱棣亲自入朝觐见，这简直就是自己送上门来，只要杀了朱棣，未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朱允炆就像项羽一样没有听大臣们的建议，不想背上“弑叔”的罪名，于是把朱棣放了回去，从此朱棣就开始装疯卖傻，背后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

靖难之役朱允炆派了老将耿炳文为北伐统帅，前期耿炳文把朱棣的军队打得叫苦连天，朱棣想虽然想强攻真定城，但是因为耿炳文严密的防守，连打三天都没有任何的作用，朱棣知道耿炳文是开国老将，就撤兵了。但是消息传到朱允炆那里，就变成了耿炳文能力不强，结果换了个李景隆，

但是李景隆简直就是一个“废物”，与朱棣作战几次失败几次，每次战败都等于在给朱棣送兵，最后竟然还主动打开城门，归降燕王。

首先是建文帝这个人只能是一个文弱书生，他缺乏谋略，当一个守成之君，应该没问题。但是面对这些骄兵悍将的叔叔们，他的能力是驾驭不了。

建文元年七月初五(1399年8月6日)，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反叛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战争持续三年。由于建文帝任用主帅不当，致使主力不断被歼。朱棣以燕京(今北京)为基地，适时出击，灵活运用策略，经几次大战消灭官军主力，最后乘胜进军，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1402年7月13日)攻下帝都应天(今江苏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登上帝位，是为明成祖。

一个戍守边塞，手握重兵的叔叔，突然有一天听说自己还在撒尿和泥的侄儿要把自己整死，你说他会怎么办？

朱允炆的性格非常温柔儒雅，自幼学习儒家经典。保受战乱，需要安定的新朝确实需要这样一位宽仁的帝王，民众才得以休养生息。他最大的政治成就，大概就是洪武二十九年，参考《礼经》，将《大明律》里的严刑峻法进行了一定删改，洪武三十一年，实施宽政。客观的说，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好皇帝。

然而对老百姓宽仁，对自己的皇室宗亲，他却一点也不手软，而且非常理想化，认为自己是天子，削藩有理，于是就大张旗鼓的开始废除藩王。

对于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岷王这些反应慢半拍，实力又不如中央政府的，收权还算顺利，但是对于燕王这样虎踞龙盘于北国边塞的大将，他也采用老办法。以为派几个封疆大吏过去宣宣旨就可以让一大票人束手就擒，未免过于天真不切实际。

建文元年一直到建文四年，朱允炆的中央军和朱棣的燕军最初的实力是不分高下的，而且还有像耿炳文、徐辉祖、铁铉这样忠勇可靠的将领在前线死守。四年中，两军其实一直是你进我退，互相钳制，有胜有负。然而正是因为差距不大，稍微有一步棋走错，便是万劫不复。

在指挥军队上，朱允炆就不是朱棣的对手了，他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因为战事失利，就用李景隆换下善于防守的老将耿炳文，是为临阵换将，兵家之大忌。

建文四年，何福、平安率领的中央军在小河大胜燕军；而徐辉祖也在齐眉山获得大捷。燕军恐惧后计划北归。朱允炆误以为燕军已经北撤，召徐辉祖班师，致使何福孤军奋战。于是在灵璧之战中，燕军大胜。是为分兵减灶，兵家之大忌。

相比朱棣，朱允炆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为他效力的臣子，更多是为朝廷效力，吃的是官饭，除了个别君子，大多数都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降，大不了换个主子，挪个地方继续混饭吃，然而朱棣的军队，如果打不赢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全部都得齐心协力，一心卖命。事实上，盛庸、李景隆、陈瑄这些曾经抗击燕军的朝廷要员，最后关头都是投敌变节。

相比起燕王装疯卖傻，秘密准备，先发制人的策略，朱允炆做什么都是光明正大的，可能在他认为堂堂朝廷，举国之力，治一个叛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兵不厌诈，对于动辄就上万人的生死之战，他还是太缺乏了解。

朱允炆身边是方孝孺这样的迂腐文人，而朱棣身边是姚广孝这样的世外高人。几番交手，就知道定力和对策的高下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建文帝比朱棣唯一占优势的一点就是道义和法统，他毕竟是举国皆知的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然而，就是这仅有的法统的防线也被朱棣的诡诈轻易破除，叛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至少表面上并没有反对法统。最主要是建文帝没有雄才大略。

昨天晚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剧《大决战》，正好是淮海战役期间，陈布雷与蒋介石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历史上是否存在，我不清楚，但是从对话内容来看，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对话的大意，就是陈布雷劝蒋介石不要再继续战争了，哪怕三分天下，中分江山，都无所谓了，赶紧停止战争。陈布雷说这话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民心已失”，没有了群众基础，这场战争国民党无论如何也打不赢了。

蒋介石内心深处不见得不认可陈布雷说的那段话，但是以他当时的处境，就算认可也不会说出来，所以他只能让陈布雷闭嘴，滚蛋。

作为书生的陈布雷，要比作为军阀的蒋介石更为清醒。他明白民心向背才是最终夺取全面胜利的底层基础。其实，自古以来凡是成就帝业的那些开国者，都很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朱棣起兵“靖难”，一直到他最后攻入南京，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整体的有利地位。甚至可以说，只是他在战术上出了奇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在军事上，处于被动的时候多，主动的时候少。

但是朱棣对于人心向背的理解，要比朱允炆深刻，最起码表面上做到了这一点。有一天在野外宿营，天寒地冻，条件有限，于是亲兵给笼了一团火让朱棣取暖。这时候有远处的士兵看到了，也过来想烤烤火，朱棣的亲兵不允许，想驱赶开。朱棣看到这个情况，制止了亲兵的不当举止，让大家一起来烤火。他说，都是爹娘的亲骨肉，大家不要分彼此，不要有地位差别，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奋斗。

这样的处理，明显在争取民心上，得了高分。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并且把这样的思想完全地体现在了行动上，在危难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会转危为安。

淮海战役的胜利，绝对是人心向背的典型。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乡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才是决定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朱棣与他老爹朱元璋，都做的非常不错。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团结普通老百姓，后来当了皇帝，也特别关心民间疾苦，能够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比如皇宫里面有一块空地，有大臣建议盖个什么楼堂馆所，朱元璋不同意，让太监们开垦出来种菜种粮。他说，这么一块地方，如果盖了娱乐场所，不但搞建筑要花钱，以后使用的过程更要花钱，而那些钱都是对老百姓的压榨。现在种菜种地，可以得到很多产出，够宫里许多人的生活费了，这多好啊。

朱棣做的也非常不错。出征在外，因为粮食供应不上，他就很长时间不吃肉。总是等普通士兵都吃上饭才肯吃饭，真正做到了与士兵同甘共苦。战场上两军对垒，朱棣经常性地一马当先冲入敌阵。要知道这可不是作秀，因为敌对的一方可不会给你作秀的机会，那都是真刀真枪，碰上就死，粘上就亡。这样的身先士卒，又怎么能够不会让手下的将士们感动？拼命向前呢？

朱元璋父子，虽然在杀人这件事上，似乎做的有些过，可是在为普通百姓着想这件事上，也确实做的很到位。他们杀掉的，都是当官的，都是残害老百姓的贪官污吏。他们父子两个能够成就明朝开创时期的伟业，与关注百姓疾苦，为大多数普通人谋取利益，是分不开的。

自古以藩王身份造反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最出名的就是朱棣的靖难之役。理论上说，朱棣的靖难是名不正言不顺，哪怕他找出太多的理由，也大多是欲盖弥彰，全天下都知道朱棣的狼子野心，却没有人敢于揭发。

短短4年时间，朱棣就成功夺取皇位，朱允炆是正经的皇帝陛下，全天下都承认，而朱棣是个反叛者，为何建文帝就是打不过朱棣？朱棣为何能快速成功？

建文帝手下幕僚水平太差

俗话有云，一个好汉三个帮，朱棣是很牛，他出生在战火中，追随着名将的脚步，一步步成为最优秀的军事统帅，上马统军下马治国，这本事无人可比。但仍要有人扶持，才能成就大业，姚广孝就是朱棣手下头号智囊。

在朱棣起兵之前，还是有所犹豫的，毕竟他是一国亲王，吃尽穿绝，要什么有什么，哪怕不造反这一生可以照样逍遥快活。这很容易理解，朱元璋在皇觉寺讨饭吃都不想造反，何况是朱棣。这一切来源于姚广孝的撺掇和怂恿，朱棣野心是有的，也曾徘徊过。

朱棣担心民心所向，姚广孝却说：“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我只知道天道，何必去管什么民心。建文元年，朱棣誓师起兵的时候，突然刮起大风，连带着屋檐瓦片掉落一地，朱棣一脸惊色，认为可能是不详的预兆。

姚广孝解释道：

“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

这是好的征兆，飞龙上天必伴随风雨，瓦片碎裂，说明王爷将要换黄袍了。一次次，姚广孝坚定了朱棣的信心，可以说他是朱棣靖难路上的灯塔。

在围攻济南的战役中，朱棣颇受打击，几个月都攻不下来，损兵折将无数。姚广孝建议绕开济南，直接攻向京城，正是这短短几句话，令朱棣豁然开朗，最终才能拿下京城。

反观朱允炆的幕僚，黄子澄、齐泰皆是书生之辈，根本不通兵法谋略。况且朱允炆本身也不通军事，选兵派将大多按照下属的意思办，对比朱棣统兵水平，相差甚远。

在朱棣起兵之前，朱棣被要求去京城祭祖，当时情况危急，朱棣自不敢前去，便令三个儿子代替自己去京城。这三位分别是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朱高炽曾代替父亲守卫北平城，挡住李景隆数十万大军，立下大功。朱高煦是军中猛将，在靖难之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是朱棣的左膀右臂。

可以说朱棣的儿子都并非等闲之辈，齐泰要求抓住这三人，用来要挟朱棣。黄子澄则说：

“不若遣归，示彼不疑，乃可袭而取也。”

如果不放走这三人，那么可能让朱棣怀疑，就无法突袭取胜。

是时，建文帝削藩天下共知，朱棣造反则只在弦上，黄子澄偏偏放走了朱棣的三个儿子，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换成姚广孝，必定不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

最令人无语的是，在耿炳文兵败之后，黄子澄竟然推荐了李景隆作为军事统帅。想来当时的明军中必定有清醒之人，李景隆有几斤几两应该很多人都清楚，为何就没有人阻拦。耿炳文虽然无法战胜朱棣，却仍能保留实力，李景隆上任后连续在正坝村、白沟河战败，明军实力大损。

奈何李景隆第一次失败后，黄子澄仍要其继续统兵，如果朱元璋还活着必定会气得跳脚骂娘。军队的领导层屡次犯错，就是士兵再拼命也无济于事，一方是最优秀的幕僚集团，另一方是最差劲的，结果则不言而喻。

朱元璋剪草却没有留根

朱元璋为了子孙后代皇位的稳固，杀掉了大量的功臣名将，这种杀功臣的事件历朝历代都很常见，毕竟跟初代帝王征战的人都比较猛，好比刘邦杀戮功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令人意外的是朱元璋杀人太多，好比江夏侯周德兴、凉国公蓝玉、宋国公冯胜、定远侯王弼、延安侯唐胜宗、德庆侯廖永忠等等。能征惯战的猛将几乎被杀绝，只留下年迈的郭英和耿炳文，也无法改变整个战局。

从侧面看，这也是李景隆被重要的原因之一，李景隆是李文忠的儿子，曹国公的名号是那么响亮，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李景隆被提了上来。朱棣虽然强悍，却仍比不了那些开国名将，而他的军事才能也大多是跟李文忠、徐达、常遇春等人学来的。

假若朱元璋刻意留下几个能打的将领，朱棣的靖难之路必定会无比艰难。

朱棣运气太好

战场上实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就是运气了，由于战场瞬息万变，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有时候运势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建文二年，李景隆所部50万明军和朱棣的20万北军相遇，在白沟河展开大规模会战，这也是建文帝组织的最大规模战役，此战意义重大，也正是因为朱棣赢得了此战，才占据了南北对抗的优势。

李景隆虽不会统兵，但其手下还有几个能打的将领，比如平安、瞿能父子，首先和北军交战的就是平安，平安勇不可挡，北军一度伤亡惨重，耗费好大代价才击退南军。第二天，平安再次主动出击，李景隆主力则绕道北军背后偷袭，战局对朱棣十分不利。

朱棣换了三匹战马，手中的刀剑都卷了刃，北军马上就可能被击溃，关键时刻，一阵狂风刮起，直接刮断了李景隆的帅旗，于是南军打乱，朱棣趁此机会大举反击，反败为胜。

白沟河之战令朱棣命悬一线，却因为自然原因赢得胜利，这无法解释，也许天道真的站在朱棣这一边，无论到了何时何地，都能化险为夷。

史料记载：

“会旋风起，折景隆旗，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

之后朱棣进攻济南的时候，守将铁铉佯装投降，引朱棣进城，也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朱棣就这么去了。等朱棣到了城门的时候，城上的铁板突然落下，直接砸到马头上，朱棣被吓得大惊失色，马上逃离了城门。

铁铉的计谋就差那么一点就成功了，如果朱棣被直接砸死，那就没有之后明成祖了。从此也看出朱棣的运气是真的太好了。可见创业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如果没有一个福将坐镇，那结果很难预料。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朱元璋开创的大明朝，为什么要撤掉宰相？说到底，就是压制文官，增强皇权，完全铺好了路，只要朱允炆按照他这套思路继续走，当然不会出问题。可是朱允炆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急切抬高文臣地位，贬低武将地位，这也导致这场内乱，朝中武将持观望态度。

之所以后来的方孝孺不肯投降，也是基于这样的形势，文臣地位好不容易上来了，换了朱棣，岂不是空欢喜一场？

朱棣以少量兵力在和平时期造反成功，种种不利局面被其一一化解，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自古以来，藩王造反最终取得胜利，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是唯一一次，由此可见其中的艰难。朱棣起兵靖难，之所以取得了胜利，除了他自己战略得当之外，与朱允炆的自毁长城和运气同样密不可分，我们分别来说。

朱允炆自毁长城，削藩、平叛失当

朱允炆选择削藩其实并无问题，藩王实权过大的危害的确存在，而朱棣即位之后同样进行了削藩。朱允炆之所以会败，主要还是在削藩策略和应对靖难的策略上出现了问题。

1、太过心急，朝廷人心不稳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为帝，然而就在朱元璋去世还不足一月的情况下，他便开始了削藩大业，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建文帝以谋反罪名削周王朱橚，将周王全家押回南京，废为庶人，迁往云南蒙化。仅仅八个多月后，又连削齐、湘、代三位亲王，全部废为庶人，更是导致湘王举家自焚。又两月，再削岷王朱楩。在朱元璋去世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建文帝就先后将五位秦王削为庶人，更是导致其中一位举家自焚，这让天下人怎么想？这也是朱棣能够迅速俘获人心的原因之一。

2、先弱后强，反使朱棣失去牵制

。朱允炆在削藩顺序上，选择先弱后强，不仅使得朱棣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同时，早年藩王虽然林立，但大家却始终处于相互牵制之中，例如燕王朱棣东北有辽王，北方则有宁王，西方是谷王、代王、晋王，而其南下途中则有齐王、鲁王、周王，其中只有鲁王朱檀和晋王朱棡已经去世，而其他王爷无疑能对朱棣形成极大牵制。结果，朱允炆反将周王、齐王、湘王、代王，又将谷王囚禁，再加上将辽王、宁王召还京师，反而彻底使得燕王朱棣失去了牵制。

3、用人不当，接连损兵折将

。在平叛过程中，朱允炆先后启用四任统率，第一任统帅耿炳文乃是一员老将，虽说能力普通，但却仍可堪一用，结果在初战小败之后便被撤换。第二任统帅则是李景隆，李景隆虽是名将李文忠之子，但却毫无战阵经验，而且贪生怕死，结果朱允炆在其大败之后仍然重用，结果先后两度大败导致朝廷损兵折将。第三任统帅盛庸本为指挥使，虽然颇有能力但对全局掌控有限，虽多次击败朱棣，却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第四任统率梅殷不过是个驸马，却被朱允炆托付大量军队，结果驻守淮安对朱棣的南下视而不见，结果使得燕军顺利南下攻打南京。其实当时的朝廷虽无大将，但仍有表现出色的平安、徐辉祖、瞿能等人，然而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不得不说是朱允炆在用人方面的失误。

以上三点重大失误，使得朱允炆虽然坐拥整个天下，却在接连损兵折将之后竟然出现了兵力不足的情况，不得不从京营抽调兵力，结果导致南京空虚，给了朱棣可趁之机。

朱棣战略得当，运气同样重要

相较于坐拥天下的朱允炆，只有一隅之地的朱棣自起兵起，便始终处于劣势。但在朱允炆战略出现错误的同时，朱棣的战略却无比正确，这也是他最终能够取胜的关键。

1、起兵之后，迅速巩固北平周边

。朱允炆虽然在削藩时采取了先弱后强的顺序，但他对朱棣并非没有防范，不仅调走了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而且对北平周边的军队布防进行了调整。朱棣依靠八百亲兵起兵之后，并未急于南下，而是迅速率兵扫平了北平周边，在不断壮大兵力的同时，消除了周边的威胁，为应对朝廷平叛赢得了最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对于军队士气、军队补给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避免了如流寇一般四处乱窜的局面。

2、避敌主力，以壮大自身为前提

。朱棣起兵之后最缺的是什么？自然是足以与朝廷对抗的实力，因此在面对耿炳文北伐时，朱棣基本采取的都是偷袭、奇袭等战术，从而击败了朝廷大军。而在面对李景隆率领的大军时，朱棣又玩了一招声东击西，奇袭大宁，收编了宁王麾下包括朵颜三卫在内的八万军队，至此才有了与朝廷正面作战的实力，并在之后两次大败李景隆，导致朝廷遭受重创，此后朱棣开始由被动防御，转为了主动进攻。

3、擒贼擒王，迅速南下夺取南京

。为了阻止朱棣南下，朱允炆在兵力空虚的情况下，不得不抽调京营交给梅殷，令其驻守淮安。朱棣得知南京周边兵力空虚之后，不再与盛庸、平安等纠缠，直接选择了率兵南下进攻京师。要知道，这是需要极大魄力的，虽说京城空虚，可朱棣一旦南下受阻，那么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4、运气极佳，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不得不说，虽然朱棣靖难成功一方面源于其自身，但运气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运气使朱棣数次化险为夷，朱棣曾数次陷入危机之中，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例如又如白沟河之战，朱棣本已陷入重围之中，危急关头竟然一阵大风将李景隆的帅旗吹断，最终导致南军陷入混乱之中遭至惨败。另一方面，运气使朱棣取得最终胜利，朱棣南下其实有两点极为关键，一是渡过长江天险，结果由于朝廷水师将领的临阵倒戈，使得朱棣毫无阻碍的渡过了长江，二是攻破南京，虽然南京周边兵力空虚，但想要攻破仍有十余万兵力驻守的南京城谈何容易，结果因为驻守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打开城门，使得朱棣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京城。

综上所述，朱棣之所以能够在靖难之役中最终取胜，一方面源于朱允炆自身战略决策的错误，另一方面则源于朱棣战略选择的正确，以及犹如上天庇佑一般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