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家谱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作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家谱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与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宋代修家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以保持家族内部的团结互助。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家谱。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进入明清以后，官方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

流传至今的祖传家谱很多都出自明清时期，但是，明清两代家谱造假现象却是络绎不绝，一些姓氏家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旧时甚至出现过所谓的职业“谱师”，专门帮人在修谱时添入名臣名人作为“先辈祖宗”。这种族谱造假的行为，自欺欺人，颠倒基本事实，即是对先人的极不尊重，甚至是侮辱，也不利于家风的传承。为了提高家谱的“产量”，“谱匠”创造的家谱都有一定的框架和模式，比如“谱匠”习惯于用华美的诗词歌功颂德，也喜欢把家谱中的先祖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这也是他们认知中最古老的时期。

现存的古老家谱大多数属于明清时期纂修。如果从科学角度探讨家谱的真实性，结果可能让人很失望。根据专家考证，现存明清时期的家谱中，先祖内容大多都是虚构，谱中第一位先祖往往附会历史名人。在古代战乱频繁情况下，想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族谱是非常困难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稳定，近几代的家谱世系真实度还是很高的。

族谱，又称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族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族谱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

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在中国，家谱有约3000年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海外华人热心回国寻根问祖，造福乡梓，他们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家谱。对于因各种原因迁居他乡的普通人，家谱就是他们与祖籍、族人沟通的桥梁，是他们思乡念祖的精神象征。因此，家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天涯游子落叶归根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查阅中国历史，但凡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的朝代，从皇家贵族到普通平民，均以修撰家谱或族谱为一件大事。现今国运昌盛，经济迅猛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正是修撰家谱的恰当时机。

但是，如今，一本本家谱已成陈迹，流入废品收购站、古玩店，或被图书馆收藏，很难再与家族的后人重逢。现在还讲究这些的人不多了，于是起名字不按字辈，各地亲戚回乡过年，叔叔侄子相互分不清，长幼全都乱了套。

时间越早的世系，越不靠谱 ，可信度越不高，因为在明清时，出现大量的造假家谱。

与自己越靠近的世系，可信度还是挺高的，如明清之后的记录。

像那种一百几十多世系，历经4千年以上的，那第一百世系之前的老祖宗，可信度，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试问，几千年的，能连续不断的记载下来吗？

历史上，经过焚书坑儒，战火纷飞，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在反复的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还能完整保留吗？

由于封建社会，朝廷用人要查家谱，即查祖宗十八代，在明清时，出现了大量的伪造，目的就是为家族子弟谋一个好的仕途。

反正我家的，第一百代之前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值不起推敲。

其它姓氏，同样有这样的问题，不是家谱本身的错，是时代的错，时代的产物，为了仕途更顺而特定的一种谎言，那其真实性能有多高，大部分都是假的。

你有可能姓爱新觉罗，不果如果你家是康熙的后代的话，辈分应该是“胤弘颐曼奕载溥毓恒启焘闾增祺”，但你们家不是，所以有两种可能，第一你姓爱新觉罗，不过不是康熙之后的后代，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努尔哈赤或皇太极的后代，这个辈分是康熙定的，所以他叔叔伯伯的后代不用这个辈分，他们的辈分是自己排的；也有可能你是汉族后入满旗的，辈分是本家自己定的；也可能是金佳氏等其他满族姓氏的改姓，不过此种可能较小。

我看了你的补充，说“原籍青州府益都金家庄”，这个“青州府益都”是山东省的，也就说，你祖上是山东人。“明世流寓至辽阳”，也就是你家明朝的时候迁到了辽阳。那个时候，山东人迁到辽阳的只可能是汉人。而你的补充也说了“清皇 太祖开鸿业八旗分正厢奉天为省会 ”，是说清朝皇太祖创八旗制，分正、镶（原为“厢”）旗，以奉天为省会。之后又说了当时你们家所在的那个地方的情况，说你家地属和你家祖庙的地方等等……然后说“约凡下奉字投旗在沈阳汉军 ”，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说当时约定凡是在盛京的就投入汉军八旗（这个自然是指汉人，至于这个约定，应该是你祖上和当时其他人自愿立下的）。

汉人如汉军八旗，虽是满足军队，但还是汉族人。可你是个满族人，于是就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文革之后很多当时东北的汉军八旗的人和满旗包衣的人（是谓厢旗）因为祖祖辈辈都效忠大清，所以后来国家批准这些人都入了满族；二是原来就有一部分汉族八旗的人因为军工或其他一些原因入了满族旗，成了满族人。“厢红旗正白拨旗”就是说你们祖上入了汉军八旗的人是“厢”在两红旗和正白旗里，也就说是给正白、正红和镶红旗的人当“包衣”。然后你祖上就“王佐世袭”，当了个军官并且职位可以传给后人。然后就说了一些吉祥话，大意是氏族繁盛，算是家祖兴旺，然后立下金氏一族的辈分：“凡吾金氏者到处各明详天得利廷权启明作福 长尚正锡庆玉华宝富荣广”，金氏后代都是“天得利廷权启明作福 长尚正锡庆玉华宝富荣广”，从辈分寓意上也能看出，你们家当时在那个地方也是个大户，一大家子富贵荣华，然后给后代也起这些个辈分，希望子孙后代也能一直富贵荣华。

由此，可见你应该祖上是金氏汉人，后入汉军八旗，然后入了满族籍，只是不知道是当时入的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入的，你应该问问你家老人。也可能你们家原是金姓朝鲜族，久居中原，迁到辽阳就更有理由。不过虽说当时有朝鲜人，但我认为那是山东的朝鲜人并不多。

以上个人一点意见，仅供参考。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 余姚邵氏宗谱 》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 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

近日，一批神秘流失海外的国宝级文物亮相北京，引起各方关注。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艺术珍品却几经劫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统计，分散于世界各地的200多家博物馆收藏了中国160多万件流失的绝世珍品，民间收藏预计是馆藏的10倍。神秘国宝暗藏怎样的身世？大量珍稀国宝今在何方？

包括乾隆牌位、“百鸟朝凤”寿帐、镂金嵌宝石金螺、宋代画家米芾的绢本字“离骚经”在内的一批海外回流国宝级文物近日即将在京拍卖，引起关注。

记者近日采访了负责这次拍卖的黄静，她说，拍品来历和身世各异，此次是第一次在京亮相。最初出于多方考虑，黄静对国宝来历三缄其口，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国宝身份渐渐浮出水面。通过她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了乾隆牌位和寿帐的发现人李寿昆。

乾隆牌位

李寿昆告诉记者，乾隆牌位在德国一个地窖被发现，但这并非偶然。

李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曾于6年前前往德国讲学，主讲“中国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德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马先生得以在当地结识很多朋友，还认识了在德国做生意的经济学博士薛小丹。一见如故的两人最终成就了乾隆牌位和寿帐的归国之路。

薛小丹在德国生活19年，父亲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曾卓。李先生和薛小丹对文物有共同爱好，德国有条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齐名的“国王大街”，坐落着数十家古玩店。那里经常举行的小型拍卖会成为了他们搜寻各种汉文化收藏品的去处，搜寻也为他们日后鉴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年前，他们与一些热爱中国文化的德国各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德国中国传统文化及养生协会”，并在电视和电台开始发布广告，愿意帮助收藏者鉴定文物，同时希望收购各种中国文物。

2004年12月，与薛小丹相交多年的德国人迪亚克看到广告后，对自家地窖保存多年的艺术品产生了好奇，并把薛小丹请到了家中。年届六十的迪亚克是位咖啡代理商，他的家位于德国南威州杜伊斯堡市，该市是一个地处莱茵河畔的传统古老之城。

德国人家的地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存放杂物的地下室，而是具有良好通风和湿度的“保险箱”。薛小丹来到迪亚克家的地窖，发现整齐摆放的大量艺术品中，不乏来自中国的佛像、器皿、书画等。薛小丹多年鉴宝的直觉告诉他，混迹其中的一个牌位和半幅寿帐出自清宫皇室。

薛小丹将发现的细节通过互联网告诉了已经回国的李先生。李先生赴德再次来到迪亚克家中。经过一番了解，迪亚克的父亲曾是一位工厂主，地窖里的一些艺术品是其二战时期收藏的。其祖父曾于清朝末年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传教，十多年间，其祖父四处搜寻中意的“宝物”。或许当时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同是德国人的缘故，私交促使牌位和寿帐成为司令给传教士的“礼物”。祖父回国后，就将这些文物暗藏家中地窖里直到现在。

通过鉴别，李先生了解到牌位上的满文意为“高宗纯皇帝”，而高宗纯正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庙号。当记者问到牌位的原处时，李先生说：“在历史上有很多文物被仿造，但仿造皇家牌位被认为有跃制之闲，属大罪。所以，皇室牌位只可能在4处曾经的皇家地点供奉：故宫太庙、热河、圆明园和盛京（现沈阳故宫），这个牌位很可能是火烧圆明园时流落出去的。”

而同时被发现的高6米、宽3余米的寿帐属于京绣，在红底上绣有百鸟朝凤、瑞兽、牡丹、莲花、长寿灵芝等图案，凤立于奇石之上，一派王者气派。李先生确定，面积之大、工艺之精，非民间人家能用，一定出自宫庭藏品。寿帐是种可开合的挂饰，在古代代表吉祥和睦和富贵，遗憾的是，这次发现的寿帐只有半幅，它的另一半至今下落不明。

经过一番商讨，迪亚克愿意将这两件中国珍贵文物转卖给李先生。李先生告诉记者：“迪亚克曾经到过中国，他认为中国文物理当回到中国，如果条件合适，他将陆续拿出其他收藏，但这并非为了钱。”

右旋金螺

黄静透露，镂金嵌宝石金螺出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著名收藏家之手。她说：“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都想收藏这些东西，而我们正在帮助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到中国。这位收藏者非常爱国，我们的诚意打动了他。”

虽然来历并不明晰，但金螺不失为一件珍品。金螺属于法螺的一种，是清代初期西藏供奉给清朝政府的藏传法器。各种海螺中，仅有全白海螺得以制作法螺。正常海螺为顺时针方向生长，即左旋螺，突变的海螺则为逆时针方向生长，称为右旋螺，而且极为罕见。法螺镶饰所用的金属以铜最为普遍，银次之，纯金也极为罕见。此次拍卖的金螺正是稀有的包金右旋白法螺。

米芾的字

高达5000万元的起拍价使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的《离骚经》成为此次拍品焦点。黄**介绍，这幅字出自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现居香港的神秘人士之手。该品是继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米芾纸本之后，首次公开的绢本作品。

8个月前，黄静的一位朋友给她看了一份局部《离骚经》的影印件。“绢面因长久秘藏和受潮，已从原装上脱落，有些磨损。从现新背的纸张来看，应是近年来经日本重新托裱过。”权威专家近日对那幅字进行了鉴定，认为是米芾现存篇幅最大的书法真迹。

这些珍贵的文物，仅仅是中国大量流失国宝的一个缩影。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流落的中国国宝文物数目惊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统计，分散于世界各地的200多家博物馆收藏了中国160多万件流失的绝世珍品，民间收藏预计是馆藏的10倍。虽然有许多像黄静和李寿昆一样希望国宝回归的人士在努力，但不可否认，还有更多的国宝文物让我们“遥不可及”。

专家历时10年查明23万件中国流失名画

我国有大批文物精品特别是历代名画流失海外。记者日前采访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授林树中，他告诉记者，目前已查录流失海外的中国历代名画多达23万件！

已经八十高龄的林树中历尽艰辛，耗时10年，把自家的大部分积蓄，累计资金超过10万美元投入到搜寻和分类整理工作中。他在1996年编写出版了规模浩大的8开8卷巨著《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汇集了羁留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这些作品上自原始时代，下迄明清。

记者：您从何时开始寻宝，有多少国宝流散海外？

林树中：1985年秋，我应邀去美国密执安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绘画史，同时考察欧洲美术史。在那里一年，我经常在讲课之余参观美国的各大博物馆，被美国人收藏的中国历代书画精品震撼。在纳尔逊美术馆，我亲眼目睹了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盗去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的浮雕。残缺破损的浮雕使我内心受到强烈冲击。

1985年，我下决心寻找和记录流失海外的国宝实况。我想即使不能收回，也要把它们记录在案，给后世一个警示和备忘。在美期间，我用担任客座教授的报酬3万多美金，到各大博物馆考察，拍射了3000多张幻灯片和3大箱图书资料。

目前中国流落海外的历代名画初步统计，有记录可查的就已达23万件，美洲（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各占三分之一。欧洲主要分布在德、英、法、比利时、瑞典等国，大部分是当年从敦煌藏经洞揭取掠走的，一小部分是30年代抗战前后和解放战争前后国家文物管理不严由外国人买走和华人带出的。

流失到海外的唐代卷轴画有20余张，敦煌16窟收藏的经卷、诗画、书画，时代历经盛唐－晚唐－五代到北宋，都是敦煌石窟的挂幅佛教画，以英国和法国收藏最多，英国大不列颠和巴黎吉美博物馆就收藏有300卷。流失的宋代卷轴画也有二三百张，元代近200张，其余明代名画流失约有8000余件，清代约有12万余件。

记者：中国国宝是谁拿到海外的？

林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走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是精品中的精品，是世界美术界公认的中国超级国宝，现在被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收藏。顾恺之的另一幅名作《洛神赋图》的最早摹本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

敦煌藏经洞有大约5万件各种文物现分散在世界11个国家。1905年前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莱考克等人沿丝绸之路，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到吐鲁番的伯孜克利克，一路上疯狂掠夺石窟壁画。

美国古董商普爱伦到中国发现洛阳《帝后礼佛图》浮雕，用照相机拍下来，找到北京琉璃厂彬记古董商岳彬，双方签订协议书，岳彬勾结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联络当地保甲长和土匪把浮雕凿下来，凿成碎块，用麻袋运往北京，又在北京拼接后运往美国。1952年，在北京炭儿胡同彬记古玩铺内发现了彬记与普爱伦签订的掠夺《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合同，此事震怒了中国文物界，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要求惩罚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后病死狱中。

记者：这些珍品具有怎样的价值？

林树中：《女史箴图》具有时间最早、国际影响力最大等几大特点，是流传至今的最具有价值的流失绢画。是国宝中的国宝。

《洛神赋图》全世界流传五种版本，除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北辽宁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摹本外，唯一流落海外的是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收藏的一个长卷，那是最早一本。它是被清末美国活动家福开申担任政府顾问时买走的。

《洛神赋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原作描述了曹植与甄氏有过恋情，甄氏后依曹操旨意嫁与植兄曹丕，成为皇后，但后来失宠。死后，曹丕把甄氏睡过的枕头给曹植，曹植很感叹，把甄氏化作洛水女神，做梦时与其相会。《洛神赋图》被历史上有名的大画家都作为题材。顾恺之留下的摹本现今有最高的价值。以前研究绢画、国画，都会提到以上这几个。

一般提到书画，关于年代和真假都有争论。而敦煌400张的每一件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文物，年代完全可靠，艺术和历史价值无法估量。被盗走的佛画曾是寺庙的挂画，都是供养人出钱所画，包括了当时各阶层的人。佛教画包含了很多佛教故事，还有描述当时山水、人物、建筑、风俗人情的。对研究当时社会保留下来的有形资料具有极大价值。

《帝后礼佛图》是北魏两幅有历史性的巨型浮雕，如同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唐太宗《昭陵六骏》，都是历史的见证。

中国文物流失原因复杂

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张健从1985年起搜集了大量关于流失文物的数据，研究了中国近百年流失文物的现状。

张健馆长告诉记者，20世纪是中国文化遗产流失量最多的时期。两次流失高峰出现在鸦片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

张健馆长认为，中国文物在外国人眼里的价值并非单纯只为收藏。“他们将寻找到的中国墓地尸骨用于人类学研究，分析中国人的演变过程和血缘关系，通过出土的墓志铭、地券，研究中国的经济、文化、风俗。1840年以后，一些国外传教士进入中国，收集中国的家谱、族谱，以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利用收集的地图来作为反华的依据。”

“中国在康雍三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强盛地位，文物正反映了当年的国家科技水平。古代领先于世界的成果，其智慧都体现在了每一件器物上，包括反映技艺的青铜器、反映中国人哲学理念的书画、反映哲学和科技的玉器。掠夺者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信仰来了解中国人的处世，研究中国当时强大的原因。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流失国宝备忘录

日本侵华期间，流失文物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

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现有3万多件。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文物3万多件。

中国被盗古墓20万座。

美国收藏绘画最多，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

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敦煌遗书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

所谓“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家谱是中华三大文献之一，产生于上古时代，完善于封建时代，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属于珍贵的人文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起初，家谱用于记载帝王家族血缘世系，后来逐渐扩散到大小贵族，最后才扩散到了民间。到了汉唐时期，中国家谱非常发达，平民百姓都热衷于修家谱。然而，由于历经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宋元战争等战乱，很多家谱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如今现存的古老家谱多数是在明清时期纂修，并非原先的实物家谱。

随着地下文物不断挺身而出，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古老家谱再度重现天日，尤其殷墟出土的一份完整的甲骨文家谱，属于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揭开了三千年前家谱的真面貌。

我们都知道，家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帝王家谱，一种是平民家谱。

帝王家谱，通常被称为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皇明玉牒等。上古五帝与夏商周三朝王族传承，在史书上都留有详细的传承，司马迁的《史记》中分别记载有五帝世系、夏朝世系、商朝世系、周朝世系。历史上的诸侯国家谱，也基本可以归于此类。

因此，如果论及中国家谱记载的最古老家族，那么必然是上古五帝，后人经过整理，将五帝传承一一记录在案。

然而，无论是五帝传承世系，还是夏商周三朝世系，都只见于史书，而没有留下最原始的实物家谱。即便是在殷墟出土的零散的甲骨文中，学者只是研究整理出了完整的商朝世系，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发现直接刻写的商朝世系。

幸运的是，甲骨文中尽管没有直接的商朝世系，却有一个诸侯国较为完整的实物家谱。

迄今为止，中国一共出土大约15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文，其中有三件可以确认为家谱，即《殷契卜辞》第209片、《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殷墟文字乙编》第4856片，其中最为完整、最有价值的是第二件，也是截止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家谱。

儿（倪）先祖曰吹。（第一代）

吹子曰卫（第二代）

卫子曰燕（第三代）

燕子曰帷（第四代）

帷子曰壹（第五代）

壹弟曰启（第五代）

壹子曰噩（第六代）

噩子日徕（第七代）

徕子日洪（第八代）

洪子日御（第九代）

御弟日修（第九代）

御子日射（第十代）

射子日商（第十一代）

刘正教授认为，这应该是商朝一个附属诸侯国（或为倪国）的家谱。姓氏源流考证记载，倪姓来源有多个，但最符合标准的只有一个，即商朝有一个叫“儿伯”的诸侯，将其中一个后代封于儿，或因大功而被商王封于儿，后人以此为姓。因此，这一甲骨文家谱很可能就是“儿伯”后人所留。

倪姓诸侯的家谱记载极为简单，但传承却非常清晰，其中第一代姓名为倪吹，第五代与第九代是“兄终弟及”，然后又再度传回兄长之子，反映出倪姓诸侯国传承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兄终弟及制为辅”。一直以来，传统观点是商朝实行“兄终弟及制”，但甲骨文出土之后，尤其是学者整理出的商朝世系发现，商朝已经开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因此这一制度并非始于周朝。

这一家谱大约何时刻写的呢？著名学者陈梦家认为倪姓家谱大约形成于商王武丁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因此这一家谱形成时间距今3270年以上，倪姓第一代倪吹应该是商初被封国。经过三千多年的传承，如今倪姓大约有150余万人口，中国姓氏排行榜上位居第118位。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一意义非凡的甲骨文家谱却不在中国，而是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上世纪，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从中国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这一块甲骨文，然后转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迄今一直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实际上，甲骨文流失远不止这一块，甲骨文横空出世之后，立即引起洋人注意，不少洋人开始收购甲骨文，导致一大批甲骨文流失海外。据学者胡厚宣统计，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首次发现，共计出土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流失在海外的甲骨文超26万片，其中日本一共有12443片，占据了近50%。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文，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分类：  清刻家谱一隅

清刻家谱一隅·乾隆： ◎浙江开化、遂安《玉田刘氏宗谱》

励双杰

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刘大景、刘增禄等纂修，四卷，四册。

刘氏家谱，我经手的家谱中，数量最多，现仍有百余部入藏。此《玉田刘氏宗谱》在2004年12月19日与《新安孙氏统宗源流族谱》一同购得。当时送谱来的黄山潘先生，已在2008年上半年因病仙逝，年未及甲子。潘先生与余先生友善，合伙贩书，我与他们相识于1999年初的姚北古玩城，相交甚融，后在他们处得家谱、古籍不少，价平直而质较高。今翻此谱，犹思潘先生昔日英容笑貌，心仍戚戚不已。

谱以端一为迁浙始祖。端一，讳缙，字伯良，号师古，唐末宋初人，世系说他“因世多故，不乐仕进，爰由歙州篁墩而隐于常之邑西青草树居焉。后累辟不起，博校诸书，士乐从之。又号古叟，是吾开阳玉田始祖。”

十二世昌公，行迁二，字用祥，于宋宝佑间自玉田卜筑十三都洽坑而居。

端一公五世孙毅，随父迁遂安。二十世应奇，字文田，万历十年以遂安黎墅田屋之便，遂家。

此即洽坑与黎墅两支合修，家谱每册之首，均钤有“洽坑黎墅两局同修”一印。当时共印二十三部，我这一部，是“往”字号，原由“黎墅派居程家坞国泰公支下众收。”

如果从始迁祖端一再往上推，这个家族绝对不得了。卷二之首，有《刘氏上古纪原图引》，一世夏公，谥定公，周安王时官为大夫；八世刘邦，字季高，祖皇帝，在位十二年；十六世刘秀，光武皇帝，在位三十三年，二十七世刘备，字玄德，昭烈皇帝，在位三年，生一子禅，即阿斗，后帝，在位四十年，晋封为安乐公；五十世就是端一公。自上至下，白纸黑字，家谱载得一清二楚。此若被CCTV们和某些专家们发现，也许又将是另一番光景。孔夫子旧书网“书店联盟”上一个叫“ 藏一藏网站 ”的书店，有一部民国年间所修的江西信丰《信邑刘氏笃伦堂六修族谱》，因为里面也有刘邦、刘备的世系，八册家谱，开了3000000元的价，好家伙，3后面是六个0，很是厉害。可问题是，在其它的刘姓家谱中，找出刘邦、刘备的世系，也并不难。

开化、遂安两地，与徽州相邻，其地所修家谱，承袭徽州家谱风格，用纸用墨，最有讲究，况且开化又是出开化纸的风水宝。谱之最末有“排行”一节，云：“谱牒之修，刊刻成书，匪直为观美也，盖将传及后世，披阅之下，一则见开创之艰难，而不敢陨越以贻羞；一则知祖宗之字号，而不敢命名以犯讳。”虽言明“匪直为观美”，但仍是一丝不苟，颇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