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徐逸说：由于当年慈禧太后患有风湿症，各种医药无效，而盛宣怀经营的广仁堂所监制的风湿性特效药，医好了慈禧太后的风湿病，慈禧在高兴之余，就下诏把 等三个小岛赏给了盛宣怀，作为采药之用，因为 上盛产海芙蓉（又名石苁蓉），而海芙蓉正是盛家所制风湿药丸中最重要的一味药。

1972年，当 的归属问题成为中日敏感话题时，盛氏家族也鬼使神差地被卷了进去，这主要是由突然冒出了个自称是盛老四的女儿的“盛毓真”，并出示一张“慈禧手谕”而引起的。

这个“盛毓真”，自称是盛老四当年在美国留学时与一个美国女人生的，后来过继给 前驻加拿大大使徐淑希为女儿，所以改名徐逸。

关于那张“慈禧手谕”，徐逸说：由于当年慈禧太后患有风湿症，各种医药无效，而盛宣怀经营的广仁堂所监制的风湿性特效药，医好了慈禧太后的风湿病，慈禧在高兴之余，就下诏把 等三个小岛赏给了盛宣怀，作为采药之用，因为 上盛产海芙蓉（又名石苁蓉），而海芙蓉正是盛家所制风湿药丸中最重要的一味药。

因此，徐逸对记者称，她对于 、黄尾屿和赤屿这三个小岛，拥有所有权。 的归属问题争执发生之后，她请律师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备案，要求美国承认她对 的所有权，后来，又到了台湾，向台湾当局就她的所有权问题备案。

这张“慈禧手谕”一出现，顿时引起一场轩然 ，美国的中文报刊及港台地区的大小报刊，一时沸沸扬扬，连篇累牍地报道、转载，甚至到处“捕捉”盛家的后代，采访、追踪报道，几乎所有的盛家毓字辈子弟都被采访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当然热闹的中心是徐逸，因为她不仅出示了“慈禧手谕”，同时出示的还有 的地图，和所谓盛老四在1960年写给她的一封信。

那信中说：“台湾外海有三小岛，曰钓鱼台、黄尾屿、赤屿，皆无人荒岛，见于出使琉球使者赵文楷介山公之记述。此三小岛，虽属荒岛，然盛产药草，当年吾家盛时，在烟台、沪、常（州）三处，设有广仁堂，施诊给药，远近知名。皇上以此三岛，赐与汝宗，作为采药之用，诏书就在家中，是吾家物也。家中并有图说，兹寄汝，望汝能设法前往一看。”

徐逸出示的所谓其父寄给她的钓鱼台地理图说的原文是：

钓鱼台、黄尾屿、赤屿小岛，位于台湾基隆外海，孤悬海中，向无居民，为台湾北部渔民栖息之地，虽归我家，亦仅采药，而未知经营。清末我家曾就赵介山公之副使李鼎元公之使琉球录派人步测，有图稿藏于愚斋图书馆中，民国十六年忽认盛氏产业为逆产，上海租界外之财产，全遭查封，后虽获启封，经理人员，悉已散尽矣。愚斋图书馆存稿存书，余已全部捐赠国立交通大学，即先父手创之南洋公学也，此图亦为存件之一。

关于那张“慈禧手谕”，徐逸出示的内容是：

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来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甚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光绪十九年十月。

“诏书”上还钤有“慈禧皇太后之宝”和“御赏”两枚印章。

对于此事表示格外关注的除了海外媒体外，盛家在大陆的子孙也非常起劲。这倒也很自然，因为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按逻辑推理，既然慈禧太后早就把钓鱼台岛赐给了盛家，那岂不是说明，起码在清朝末年时， 原本就已有归属了吗？既然如此，那么 是中国的领土还在什么话下吗？于是，大家把这张“手谕”复印来复印去，传来传去，事情被弄得像真的似的。

我国的《参考消息》报鉴于海外沸沸扬扬的舆论，在1972年4月4日也转载了香港报刊的有关报道，题目是《台湾、盛宣怀和钓鱼台》。于是盛家的故事就与 扯在一起了，更增加了扑朔迷离的传奇意味。

可是，这毕竟是一场骗局，是一般善良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国际笑话！骗局所无法遮掩的种种漏洞，很快就暴露无遗了。

当“慈禧手谕”最初面世的时候，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尚在世。他是在1950年代初期，亲自把八百包“盛档”资料，从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的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图书馆的图书馆界老前辈，是一生对“盛档”的整理和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心血的老专家。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夏东元先生，为撰写《盛宣怀传》，正在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里（原八百包“盛档”资料，经解放后的整理与合并，归为五百包。其中一部分在解放前，由盛氏家人刊行为《愚斋存稿》，尚有大量未经面世的原始文电、奏稿和朋僚信函，据上海图书馆介绍，总量有十五万件），顾、夏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对盛氏资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东元先生，为写《盛宣怀传》，把“盛档”全部翻阅过一遍，但并没有发现盛宣怀与 有关的任何资料。

而且，他们从徐逸公布的“慈禧手谕”影印件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一、英国

　　英国所藏清代档案，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战争中掠夺的中国档案，其形成者是中国地方政府，如两广总督的档案；二是英国在华机构，在与清政府及所属机构的日常工作交往中形成的档案（中英两种文字都有），如东印度公司及外交机构的档案。以上档案均已向社会公众开放，可调阅、抄录、复制等，用于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术研究等。

　　（一）英国公共档案馆

　　1、被掠夺的清代档案（1765—1857年）

　　这部分档案共1954件，是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广东劫掠的中国官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地方政府本身形成的文书；原存放在两广总督千门、广东巡抚衙门等机构的文书。这部分档案可分为以下六类：

　　（1）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档案（1835—1857年），73件；

　　（2）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往来公文书（1765—1857年），337件；

　　（3）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档案（1810—1857年），529件；

　　（4）起义、秘密结社、军事组织与作战，以及镇压起义（1811—1857年），820件；

　　（5）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1856—1857年），84件；

　　（6）地图与插图，71件。

　　以上档案，我馆已从该馆复制成35毫米缩微胶片25盒。

　　2、英国在华机构形成的档案

　　（1）东印度公司中文秘书处档案（1793—1834年）

　　这部分档案共34卷，是由东印度公司设在广东和澳门的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形成的档案。该委员会在1834年撤销之前，实际行使东印度公司所拥有的英国在华贸易垄断权。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793年英王乔治二世致中国乾隆皇帝信函的中文译本。信中介绍了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使团正使，前往中国。大量的通信是关于茶叶、棉花贸易；在广东的贸易代表与中国地方当局关于司法纠纷的交涉；洋行商人破产问题以及关税问题等。此外，还有渉及鸦片走私贸易的档案。

　　（2）英驻华使领馆的档案（1727--？）

　　这部分档案结止时间不祥，共699件。内容涉及：中央政府、排外运动、义和团起义、市民动乱、教育、财政、中外关系、工业、劳工、矿业、鸦片、护照、公共卫生、铁路、改良运动、航运、中日甲午战争、电信、贸易等。

　　（二）大英图书馆东方书稿图书部

　　该馆保存有珍贵的中国档案文献。其中，满文档案有满文朱批奏折、满文请安折等；汉文档案有中国皇帝给英国王的敕谕、康煕南巡图、道光二十一年镇海营水陆图册，广东吴川营、大鹏营、顺德营、外海、内河水师名册，罗浮山动植物、矿物调查册、广州城图、广州至澳门珠江沿岸军事防御图册等。此外，还有太平天国军事文书、完整的《图书集成》（1726年第一版）、《情报》（又称《北京公报》，从1820年开始，1840—1908年间的几乎完整）。

　　（三）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现并入大英图书馆）

　　1、东印度公司同中国广东贸易档案（1715—1833年）；

　　2、有关中印边界的外交档案（1800—1947年）；

　　3、印度事务部就中国问题同外交部的联络档案（1858—1947年）；

　　4、广东工厂档案（1623—1841年），这部分档案是1931年通过英外交部移至印度事务部的。主要内容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部分是工厂档案的复制件；

　　5、西藏档案（1760—1904年间），内容：印度与西藏的双边关系；贸易代表处活动；各类英属印度使团访问拉萨。

　　（四）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图书馆

　　1、中国海关档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和梅乐（Fenderick Maze）的信函136封（1868—1906年）；1884—1885年金登干关于中法和议的备忘录。

　　2、在华教会监理会的档案：会议记录和通讯（已制成缩微胶卷）。

　　3、太平天国实录；

　　4、澳门地图、清宣统皇帝给庄士敦的国画册页等。

　　（五）剑桥大学

　　在华洋行档案：信函176万封，及装订成册的信函78卷。

　　（六）伦敦大学

　　在华教会档案：伦敦会（1803—1939年）来函、通讯档、报告、日志等（已制成缩微胶卷）。

　　二、美国

　　（一）美国国会图书馆

　　1、清内务府档案，28卷。

　　2、堂行簿，1卷。道光29—30年。

　　3、完婚登记簿，2册，道光27年至同治8年。

　　4、开销总簿和实存经费并开销银两总簿，7卷，光绪28年至宣统2年。

　　5、丧礼簿，1卷，宣统一年。

　　6、题本和奏本，乾隆7年。

　　7、内务府编写的北京店铺详细名录，30页。

　　8、家谱图表，其中有5卷为满文。

　　9、镶蓝旗应得口食、银两、兵丁等花名册，8页，道光12年。

　　10、正白旗闲散幼丁等花名册，10页，乾隆朝。

　　11、红白事银两数目册，乾隆朝。

　　12、帐本，嘉庆7年。

　　13、各库武器和供应帐册，乾隆至光绪年间。

　　14、有关建筑物规范的件册。

　　15、盛京内库出入细数销算清册，乾隆12年。

　　16、富人收税人名录。

　　17、帐册，康熙至嘉庆年间。

　　18、圆明园大木作定例。

　　19、普详峪万年吉地工程做法清册，8卷。

　　20、公主府工程做筹册，19册，光绪一年。

　　21、朝阳门箭楼各项银总册，6卷。

　　22、估修复圣林工料细册，4卷。

　　23、宣统崇陵工程做法，47卷，宣统一年。

　　24、菩陀峪万年吉地东西配殿做法，7卷。

　　25、奉天省东大陵照片，81张，光绪20年。

　　26、桂公府内阁间工程做法册，3卷。

　　27、宗人府选册，4卷，光绪10年至宣统9年。

　　28、宗人府选册，4卷，同治12年至光绪15年。

　　29、咸丰果园人丁清册，4卷，咸丰6—9年。

　　30、光绪果园人丁清册，4卷，光绪21年。

　　31、江南提督公文，1卷，光绪19年。

　　32、京察满司宫履历清册，2卷，光绪13年。

　　33、京察满司宫履历清册，2卷，咸丰7年。

　　34、恩旨豁免赔项册，4卷，嘉庆25年至道光1年。

　　35、广东布政使司武职各官罚俸册，1卷，光绪27—28年。

　　36、江苏夷务军需制造销册，57页，道光22年。

　　37、江北粮台帐目抄本，2卷。

　　38、江北藩库收银放银簿，4卷，光绪31年。

　　39、直隶地粮未解及豁免清册，1卷，咸丰7年至同治9年。

　　40、王府帐房总帐、分蓝甲银帐、人名簿、升迁降革病故帐、存制钱帐、银钱帐、分金帐等，9册，光绪10年至同治7年。

　　41、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24卷，光绪30—33年。

　　42、大清同治吏部奏议，4卷。

　　43、驻津验米大臣来往文件，4卷。

　　44、山西巡抚张之洞奏议，4卷，光绪7—10年。

　　45、上谕档，2卷，光绪5—13年。

　　46、江苏夷务军需章程，1卷，道光22年。

　　47、鸦片战事公文，道光22年。

　　48、京抄，42卷，道光23年。

　　49、京报，38卷，光绪33年至宣统3年。

　　50、徐州粮台并军需章程，1卷。

　　51、乾隆嘉庆两朝奏谱，40卷。

　　52、秋审档案，9卷，嘉庆18年至道光2年。

　　53、秋谳比，16卷，嘉庆8年至道光12年。

　　54、法部直隶各省重囚招册，65卷，光绪33年。

　　55、秋审要案，4卷，乾隆39年至道光14年。

　　56、江西调查民事问题，2卷，宣统2年。

　　57、乡会试朱卷汇辑，38卷，嘉庆至道光年间。

　　58、历朝岁试，4卷。

　　59、乡试题名录，47卷（手抄件）。

　　60、江康虎手稿，包括一份会试朱卷，6份书单，1份起居注后跋和若干试卷。

　　61、苏藩政要，2卷，道光6—7年。

　　62、府库风俗颂庆祥宫号玉磁铜等件和道库公字玉器陈设，4卷。

　　63、内府物器谱，5卷。

　　64、拟办宣化府等处煤矿文件图说，1卷。

　　65、苏郡九邑孝子节妇册，1卷。

　　66、吏部铨选满州官员则例，1卷。

　　67、长沙市各业公所章程，2卷，乾隆58年至民国6年。

　　68、谕折汇存，700卷，光绪20年至宣统3年。

　　69、上谕条例，240册，雍正13年至乾隆56年。

　　70、山东交代章程，8册，光绪28年。

　　71、豫东历年刊公布条例，16册，咸丰元年至光绪21年。

　　72、泉漳治法论，1册，同治7年。

　　73、历年钱毁条例，120册，乾隆16年至嘉庆22年。

　　74、吏部奏定章程，12册，道光至咸丰年间。

　　75、刑律条例，内容包括户律条例和礼律条例，70册，乾隆年间。

　　76、刑钱必览，嘉庆19年。

　　77、解州清丈图说章程，光绪7年。

　　78、宛陵判事日记，1卷，光绪29年。

　　79、上谕条例，12册，咸丰1—10年。

　　80、本朝题驳公案，11卷，康熙59年。

　　81、历年有关秋审，1册，乾隆7年至嘉庆12年。

　　82、定例汇编，86卷，乾隆21年至道光19年。

　　83、1662年前绘制的中国地图集。

　　84、1673年绘制的大型中国地图。

　　85、1821年印制的大型中国挂图。

　　86、1831年印制的大型中国水墨挂图。

　　87、长城边界手绘图。

　　88、天津至广州海域图，两张。

　　89、西安至成都手绘路线图。

　　90、18世纪浙江地图集（手绘）。

　　91、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手绘挂图。

　　92、南京市手绘明细图，注明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收复情况。

　　93、广西南部边界山区通道军事图。

　　94、云南、四川边界军事手绘图，两张。

　　95、广西省军事防御挂图。

　　96、18世纪杭州市手绘图。

　　97、18世纪钱塘江和杭州湾挂图。

　　98、18世纪浙江省海岸线挂图。

　　99、山东省莱州市平面图。

　　100、吉林省手绘挂图。

　　101、山西省太原市挂图。

　　102、18世纪长沙市地图集。

　　103、日本占领前台湾地图集（印刷本）。

　　104、黄河流域图三张（手绘）。

　　105、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包括长江和运河工程图，20张，康熙至乾隆年间。

　　106、黄河图。

　　107、山东全省河图。

　　108、豫东黄河全图。

　　109、河源图。

　　110、中游河工全图。

　　111、黄河下游图。

　　112、黄运湖河全图。

　　113、六省黄河堤坝河道全图：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南。

　　114、中河厅属光绪元年分补厢中牟下汛三堡顺堤扫工题估河图。

　　115、河北道属光绪二年黄河形势工程全图。

　　116、下北河厅属光绪二年比较元年抢修扫工平险丈尺图。

　　117、下南河厅属光绪二年分抢修工段比较上年化险为平河图。

　　118、黄河水坝图。

　　（二）哈佛燕京图书馆

　　该馆藏有明清档案，约计千件左右；藏有中国善本和手抄本2500余种3万余册；中国地方志约3525种35000余册；满文图书百余种及不少满文档案等。主要清代档案目录如下：

　　1、驻美公使梁诚档案，2函12册。

　　2、全衔奏档，1函6册。

　　3、各省秋审实缓比较，2函17册。

　　4、道光钱粮奏折，1册。

　　5、富德奏折档（满文），1册。

　　6、嘉庆禀底本，1册。

　　7、嵩年奏折档，6函24册。

　　8、小玉牒，1册。

　　9、大清奏稿，1册。

　　10、京师城内首善全图，系木版印刷。

　　11、京师全图，系木版印刷纸本。

　　12、陕西全图，系方格木版图。

　　13、嘉峪关外安西青海合图。

　　14、嘉峪关外镇迪化分伊犁合图。

　　15、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16、八旗钮祜禄氏通谱。

　　17、吉勒图堪尉诺命。

　　18、陈庆慈知县父母诰命。

　　19、武备院库藏册。

　　20、钞本上谕。

　　21、满汉奏折对译。

　　22、满汉奏折录。

　　23、奏折。

　　24、奏折录。

　　25、陵寝事奏折。

　　26、内务府事务。

　　27、批折旧式。

　　28、行各部院衙门白文。

　　29、夸兰达存之户口。

　　30、乾隆52年6月来文档（正黄旗满洲都统）。

　　31、嘉庆12年10月来文（正黄旗满洲都统）。

　　32、正蓝旗满洲都统档册。

　　33、正红旗满奏本（正红旗满洲都统）。

　　34、镇守杭州等处将军档册。

　　35、镇守荆州等处将军档册。

　　36、奏折档簿。

　　37、户部奏折底。

　　38、上谕奏折档。

　　39、驻藏办事大臣奏折档。

　　40、第四甲喇档册。

　　41、清俄条约。

　　42、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顺治4—8年）。

　　43、清阮元收藏的铭文拓本，吴大澄收藏的墓志等，约有2000张。

　　（三）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

　　1、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至第6卷），顺治2年6月—12月，朱丝栏写本，蝴蝶装。

　　2、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第14、40—42卷，朱丝栏写本）。

　　3、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60卷）乾隆15年4—6月，朱丝栏写本，蝴蝶装。

　　4、满文纪，朱丝栏写本，2函16册。

　　5、《汉文国史列传》6函60册，乾隆朝抄本。

　　6、《满文忠义列传》12函24册。

　　7、《满文礼部则例》4函186卷，朱丝栏写本。

　　8、满文小玉牒，1册，系第六代世祖章皇帝支本。

　　9、大清上谕奏事档集，18函112册。

　　10、清内务府档案，包括咸丰、同治、光绪三朝。

　　11、《治平胜算全书》（年羹尧辑著）1函8册，序文所署日期为雍正2年春正月，似为原写本。

　　12、《兵钤外书》1函12册，系原写本，沈阳吕磻、广宁卢函恩同辑。

　　13、《重刊洴澼百金方》2函20册，道光12年4月。

　　14、《大清律例按语》10函70册，绿格原写本。

　　15、《秋审比较汇案》1函8册，7行红格原写本。

　　16、《说帖》7函24册，9行红格写本，道光18年—光绪11年。

　　17、《律例统纂集成》24册。

　　18、《沈家本监狱访问记》（线装铅印本）。

　　19、清末载泽等大五臣《考察日本宪政报告书》2函10册，为宪政编查馆朱格写本。

　　（四）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该馆所藏中文图书约有19万册，以现代中国史料最为丰富，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藏书，共有320种640册。该馆还藏有反映16至18世纪的各式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五）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该馆藏有中文图书约计15万余册，与钓鱼岛事件有关的资料，约有360种；太平天国资料103种；康有为著作及传记资料72种；梁启超著作及传记资料82种。还有原属张学良藏《满文篆书御制盛京赋》10函40册；广西云南地方的苗民图说共10册，等等。

　　三、日本

　　（一）国立国会图书馆

　　1、族谱360种。

　　2、黔南识略。

　　3、滇系，两套4函、另6函。

　　4、江苏赋役全书，14函。

　　5、福建赋役全书，4函。

　　6、吴县洞庭山鱼鳞册，12函120册。

　　7、长洲县鱼鳞册。

　　8、鱼鳞册，康熙15年丈量，2函2册。

　　9、吴县租册，6函。

　　10、长邑鱼鳞册，16册。

　　11、长卢盐务册（原档），11函22册。

　　12、吴县忙银漕粮实征文册，32函133册。

　　13、河南钱粮册，87函1092册。

　　14、乾隆邸报（乾隆36年、38年、40年、44年，嘉庆6年）。

　　15、第一期修理昭陵明楼等工程约估清册（上、下）24册。

　　16、盛宣怀致井上馨函，5件（未发表过）。

　　17、袁世凯函件（日本国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文书内）。

　　（二）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收藏满蒙藏文图书：《镶红旗档》，自雍正五年至宣统，共2420件；蒙文《甘珠尔经》一部，共108套；《宗喀巴法句集》一部20套，零星佛经220余种；藏文《甘珠尔经》一部103套，《丹珠尔经》一部225套。主要目录如下：

　　1、养寿园电稿（写本），光绪16—24年，1函3册。

　　2、从政观法录，30卷。

　　3、江西赋役全书，影印。

　　4、老账，5册。

　　5、吴县漕米实征册（档案）共26函，156册。

　　6、浙江赋役全书，7函。

　　7、淮关统志，满汉文，6函。

　　8、续淮关志。

　　9、四川赋役全书，2函10册。

　　10、河南赋役全书，13函78册。

　　11、直隶宣化赋役全书、直隶畿辅赋役全书，共35册。

　　12、苏州赋役全书，8函48册。

　　13、山西赋役全书，6函36册。

　　14、福建赋役全书，4函24册。

　　15、钱票标本集（实物），10册（中国纸币的各种式样）。

　　16、内务府造送皇产地亩册，2函33册。

　　17、定陵注略，2册（影印）。

　　18、奏折档乾隆3年3月、11月—60年12月。

　　19、奏折档，嘉庆元年正月。

　　20、奏折档，道光27—29年，1函8册。

　　21、吏部考功司题稿，嘉靖20—22年，4函11册。

　　22、上谕档，乾隆53年—嘉庆元年，5函16册。

　　23、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朱格10行写本，二品衔署长卢监运使津海关道周馥谨识。

　　24、边事汇钞，1函。

　　25、苗族风俗图，册页彩绘，1函。

　　26、苗册，册页彩绘，2函。

　　27、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族谱，2函10册。

　　28、朝鲜国王来书簿，写本4册，1935年照沈阳崇谟阁藏本抄。

　　29、掌仪司嘉庆元年册封后妃档，6函6册。

　　30、查办八旗事务表档，24册。

　　31、满洲旗世袭武职及世受佐领家族谱，19函。

　　32、满文八旗则例。

　　33、各种佛经。

　　四、俄罗斯

　　（一）俄历史档案馆

　　1、中俄谈判御旨。

　　2、中东铁路文书，1817—1930年。

　　3、中国到俄国考察海军，1888年。

　　4、张作霖政府时期的商业活动，1902年。

　　（二）俄海军历史档案馆

　　1、1840年北京地图。

　　2、1886年中国通商文书。

　　3、1989—1916年光绪请俄抢救中国船员。

　　五、加拿大

　　国家档案馆

　　中国个人或家庭移民及人头税的档案。

　　六、澳大利亚

　　华人去澳洲的移民档案。

　　七、意大利

　　罗马国家档案馆保存有清代康熙年间的卖身契和雍正年间的军饷档案，数量不详。

　　注：未注朝年者，均为原稿未提供。

提到盛宣怀，也许读者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晚清首富。这当然没错，但是除此之外他还给后世留下了一笔更大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银子吗？真的不是，这笔财富比银子宝贵得多。

想搞明白这笔财富，首先要从盛宣怀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爱好说起，他是一位收藏大家，而且收藏的东西都很特殊；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将这些东西一把火烧了，而盛宣怀却视若珍宝。也正是由于他这一爱好，才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异常宝贵的“财富”。那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盛宣怀在他的一生中，创立了11个“中国第一”，被誉为是“中国实业/商业之父”；洋务运动时期，盛宣怀不仅开公司建报局，还办银行修铁路，甚至由他一手创办了多所高等教育学堂，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

这些文书”和“文件”体量巨大，内容异常丰富，所涉及的人物和领域也十分复杂；到底有多少呢？上海图书馆的专家小组花了12年时间才理出头绪，共计178633件，约有1亿字。目前，他全部的收藏被命名为“盛宣怀档案”，珍藏在上海图书馆，也被誉为是“中国第一私人档案”，对研究近代历史的专家们来说，这可是第一手权威资料。

那么如此海量“盛档”，都包括什么呢？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甚至是连一些“灰色资料”也都被盛宣怀完整的收藏了起来。比如像是盛宣怀曾经让人做假账所写的纸条，就连怎么做也有暗示；还有一些“礼尚往来”的清单，包括他收了什么，送了什么，都记载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时间，姓名和事由都有详细的记录；然后还有很多“通讯录”，记载了当时官场和商场中一些重要人物的信息，尤其是自己的常州老乡，就连家庭状况都有简单的记载。

还有一封家书，其中更是直截了当的写着：人到京城，就要舍得塞红包，否则做不成事情。关于类似的“灰色文件”还有不少，也有一些是和洋人有关的，而这也都成了人们对他口诛笔伐的依据。因此，鲁迅先生说他是“官僚资本家”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就完全否定了盛宣怀，毕竟在海量的“盛档”中这些还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因此就将他归为“负面”人士，那就难免有些不公。

在海量的“盛档”中，更多的是关于盛宣怀的家族状况，以及当时整个社会背景和人物关系的记载，全面的展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其中的人物关系也是专家们感兴趣的重点之一，比如与盛宣怀往来的大量书信，其中就有很多近代的历史名人，像是他的恩师李鸿章，好友袁世凯，老对头左宗棠和胡雪岩，还有变法上书的梁启超和谭嗣同，著名学者辜鸿铭和马相伯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名流将近千人，囊括了各行各业，可见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又复杂的关系网络。

其中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他和袁世凯一帮人的“关系”，尤其是和袁世凯本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英雄相惜”。在一封信件中，盛宣怀写到：“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人。”如何解释这句诗背后的含义，成了学者们后面要研究的对象；对于孙先生，盛宣怀是打心眼里就不看好他，因为在他写给著名的外交家孙宝琦的信中说：“（孙先生）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因此，孙先生屡次写信向盛宣怀筹集经费时，都被他一口回绝，信中道：“债台高筑，有欠无存”。

可以说“一部盛宣怀，半部近代史”，关于“盛档”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不过是海边拾贝，还有更多的东西等着专家和学者们去研究和考证。在这里，我们也要庆幸这些“文件”能被盛宣怀收藏起来，若不然这将是多大损失啊！

说到晚清最有钱的人，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胡雪岩，他的经商之道一直以来被经商之人奉为圭皋，但胡雪岩在晚年的时候却被一个人斗倒了，这个人就是中国实业之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宣怀。 盛宣怀与胡雪岩一样都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不过盛宣怀与胡雪岩却是死对头，这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大靠山也是一对死对头。胡雪岩背后的靠山是左宗棠，盛宣怀的靠山是李鸿章，我们都知道李鸿章与左宗棠是晚清的两位重臣。 但这两位重臣一直不和，相互斗法，对于李鸿章而言，只要把左宗棠扳倒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就会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对于李鸿章和盛怀宣而言，想要扳倒左宗棠，就必须要先整垮胡雪岩，因为胡雪岩是左宗棠的「 ”后勤”，只要这个「 ”后勤”倒了，左宗棠也就差不多了。 李鸿章利用慈禧对他的信任，再加上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表现，很快就整垮了胡雪岩，再加上盛宣怀在生意上不断挤压胡雪岩，最后胡雪岩沦落到家破人亡。盛宣怀成为了晚清的新一个首富。 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大力发展中国实业，他创下了许多中国第一，如中国第一个通商银行，中国第一条铁路，中国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第一所高等大学—北洋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等等，他总共创下了十一项中国第一，成其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丝毫不夸张。 盛宣怀家境殷实，请了很多佣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吕葆贞，大家可能对她不熟悉，但你们一定知道张学良的老婆赵四**，这位名叫吕葆贞的女佣就是赵四**的母亲。 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尚书时，与交通部次长赵庆华交情甚好，为了拉拢关系，他将吕葆贞嫁给了赵庆华，吕葆贞性情温和，再加上美丽贤淑，所以赵庆华对她十分喜爱。 盛宣怀干了一辈子的生意，最后成为了朝廷的红顶商人，他比胡雪岩更厉害，他成为了铁路，招商，电报三局的总办大臣，这三样每一样都是一块肥差，朝中很多大臣对此都垂涎三尺，尤其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千方百计想要把这三块肥肉吃到嘴里。 在李鸿章死后，盛宣怀在朝中的实力有所下降，尤其是在遭到袁世凯惦记之后，盛宣怀的处境十分困难，最后家大业大的盛宣怀被袁世凯给挤出了朝廷，铁路，招商，电报三局的总办大臣全部被换成了袁世凯的人，盛宣怀也因此大出血，实力大为削减。

盛宣怀字杏荪，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在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也多有贡献。有关于盛宣怀的评价一直是两极分化的，作为封建时代的实业家，他有着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思想和商人趋利的本性。但是我们必须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盛宣怀对中国近代实业发展、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各种慈善机构的建设中都是急公好义、不计回报的。

在盛宣怀生活的时代，"实业"这个词是经常被提到的，西方列强们能够轻而易举的打开中国的大门，靠的就是他们实用的学问和发达的实业。他们有机器、有电器、有银行、有铁路、有纺织技术。

中国要想强大起来，也要改变思想，更要拥有自己的实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盛宣怀以后也将是洋务派中的一员，是造福于万民的实业先驱。

盛宣怀在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支持下积极创办实业，于一八七三年在上海创办了近代第一个民族工业企业——轮船招商公司。

之所以要创办自己的轮船公司，也是因为当时外国的轮船公司想要垄断中国的全部航运事业，清政府腐败无能拿不出任何解决的方法，只能依靠这些洋务大臣和盛宣怀这样的民族实业家来力挽狂澜。

轮船招商局初建的时候只有三艘轮船，在李鸿章等人和盛宣怀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终于成为了一个拥有三十多艘大轮船的大型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的建立，也打破了外国人想要垄断中国航运事业的野心，为中国的民族企业开创了发展的先河。

盛宣怀除了关注轮船招商局这样重大的事，在他的心里民生行业也很重要，中国有那么多的老百姓，如果把日常的民生抛在一边，成千上万的人岂不是都会对国家感到失望？

当时民生行业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纺织业，自从鸦片战争战败，外国人获得了在中国沿海城市的贸易自由权以来，就开始大量的往中国市场输送他们的纺织品，并且开设纺织厂，极大的冲击了传统的纺织业，不少中国手工业者因此家破人亡。

盛宣怀对此十分痛心，于一八九零年在上海黄浦江边建立了近代第一家棉纺织工厂，后来这个工厂因为一场大火而成了一片废墟，盛宣怀没有气馁，他拿出了自己大部分的钱重新投资棉纺厂，很快就建起了华盛纺织总厂，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轻工业建设。

盛宣怀之所以建立这个棉纺厂，不仅是为了发展实业，更是向人们表达了自己坚决抵抗外国货物的决心，看到中国上层的重要人物都对民族工业振兴如此信心澎湃，老百姓当然也会同仇敌忾，和盛宣怀一起推动民生实业进步。

盛宣怀真正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仅推动了民族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对于教育事业和公益活动，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民族要发展，仅仅依靠实业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人才，"少年强则国强"，所以他在发展实业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盛宣怀一生创办过大量的学校，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天津西学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天津西学学堂的课程和今天的大学课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它设有汽机、文学、矿务、化学、算数这样的公共必修课，还有专门设置的专科教育，就像今天培养专业人才的很多专科学校一样，注重手工实践。以天津西学学堂的教育科目来看，这还是一所典型的理工科院校。

光有理工人才是不够的，于是在一八九六年建立了以文学、师范、政治、外交为宗旨的上海南洋公学院，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里几乎云集了各种类型的人才，远远超出了盛宣怀当年的期望，其中的师范类专业更是王牌专业，开创了师范教育的先河。

在社会公益方面，盛宣怀于宣统元年向清政府提出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的请求，宣统二年清政府同意并且委派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虽然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期间，红十字会的作用只是用于战争中的救死扶伤，没有承担太多救助百姓的事，但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红十字会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小觑的，千千万万的红十字会工作者前赴后继，在前线抢救伤员，在后方援救人民。

1904年，盛宣怀创办了广仁堂，专门收养贫苦的寡妇和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儿，而且还在很多地方开设了广仁堂的分号，让无数的孤儿寡妇有了栖身之所。广仁堂后来还承担了医务事业，免费帮人看病，提供义诊，在当时中国的慈善行业中广受赞誉。

除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广仁堂，还有专门收养贫苦孩子的贫儿院，贫儿院里还设有学校，有专业的老师对他们进行教育，这也是在盛宣怀的授意下创办的。

从贫儿院里相继走出了音乐家、军人、艺术家等等的国家栋梁，盛宣怀对于公益事业的贡献，应了那句俗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也许有人会说："他只是一个商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回报的"。作为一个商人，盛宣怀的确依靠实业为自己积攒了大量的财富，这不过是商人的本色罢了。但是出资赞助教育事业、创办各种慈善组织来看，他就是一个为国为民做好事的良心商人，这与他钱财的多少并没有任何关系。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盛宣怀的厉害之处还有很多，不是寥寥数语可以写完的，他是时代的先锋、实业救国的先驱，更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以及社会公益活动的领导者，他所做的一切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心。

清朝末年，出了两个富可敌国的商人。一个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另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主人公盛宣怀，当然主要还是讲他的儿子如何败家的。

我们都知道李鸿章算是晚清当中的重臣，他的心腹盛宣怀可谓是他的提款机。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国民首富，盛宣怀虽然在商界不能称为虎，但是也能称为狼。但是他的儿子却是一个哈士奇不停的拆家败家。

盛宣怀一生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五个孩子当中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盛恩颐，在那个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盛恩颐成为了家里最溺爱的孩子，连名字都是慈溪起的，我们可以想宠爱盛恩颐到什么程度。

作为首富的儿子，盛恩颐肯定是从小就被灌了一身毛病，长大以后无法改掉。盛宣怀也想着让儿子独立起来，不能这么堕落下去。于是盛宣怀就给孩子安排了一个公司经理的职位。开始的时候盛恩颐做的还挺好，后来慢慢的染上了抽大烟和赌博的毛病。

在赌博这方面简直就是嗜赌成瘾，哪怕是放到现在盛恩颐赌博所创造的记录，就很少有人能和他比。最让人惊叹不已的就是她和浙江总督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赌博，结果一夜之间把家里在北京路与集华和路等一些位置的房子和弄堂全部输个精光。加起来可谓是有100多栋。时间久了盛恩颐欠的债越来越多，为了还债，没办法，就开始变卖家中的财产和古董。一些当铺嫌他麻烦，索性就把钱放在了门口，让他自己来取。

都到了这样的地步，盛恩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更加的挥霍无度。当年上海第一辆奔驰小轿车，就是这位败家公子哥儿给买下来的。并且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把照相机都弄成纯银的。取得一些老婆，姨太太也都是人手，一辆车和一栋洋房。这样的无节制的挥霍哪怕是父亲盛宣怀留下的家当，天高地厚，也遮挡不住这样的折腾。

1916年4月27日，清朝末年的商界、政界风云人物盛宣怀病逝于上海。

盛宣怀死后，他第三位夫人庄畹玉耗资30万两白银，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当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吴江路排到了外滩。租界为了维持秩序，甚至在周边进行了交通管制。

盛宣怀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价值1160多万两白银的家产。这笔家产放到现在，至少得值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盛宣怀很懂“富不过三代”的道理，在如何分配遗产上动了一番脑筋。他知道，如果将这一大笔家产全部分给子孙们，必将产生一批纨绔子弟，用不了多久便会坐吃山空。因此，盛宣怀采取国外富翁的普遍做法，在遗嘱中将一半家产分给子孙，另一半设立“愚斋义庄”，以救济盛氏族人贫苦人家及和支持 社会 慈善事业。

为了让遗嘱执行到位，盛宣怀指定自己的恩人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作为执行监督人。在李经方的监督下，盛宣怀的遗嘱得到了执行，1160多万两白银的一半约580万两白银注入到“愚斋义庄”。其中4成作为慈善基金，4成作为盛氏公积金，2成作为盛氏家族公用。另外一半则由盛氏五房子孙平分，每房各得到116万两白银的遗产。

“愚斋义庄”便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慈善信托机构。

客观地说，盛宣怀的遗嘱分配方案考虑得比较周全，既维护了盛氏家族的利益，又支持了 社会 慈善事业，因而广受好评。1921年，北洋政府还给盛氏家族颁发了嘉奖令。

然而，在民国时期，《刑法》、《民法》、《商法》一部都没有制定出来，更没有《慈善法》、《信托法》之类的法规对慈善机构进行保驾护航，“愚斋义庄”注定将不能走得更远。

在上世纪20年代，随着庄畹玉的病逝，早就盯上了“愚斋义庄”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趁火打劫地提出，将“愚斋义庄”总资产的40%约230万两白银拿出来，用作“解剿匪经费”。盛宣怀的子女见此情景，立即提出干脆将“愚斋义庄”分掉。最终，盛氏五房子孙将剩余的350万两白银作为盛宣怀的遗产，进行了第二次瓜分。

在这之前，在盛氏家族只有男子才有资格分配遗产，女子没有分配遗产的权利。不过，1927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规定未婚女子可以参加遗产分配。于是，盛宣怀的女儿们受到鼓舞，加入到分配遗产的行列。1928年，七**盛爱颐将3个哥哥和2个侄子告上法庭后，分得了50万两白银。

在盛爱颐的鼓舞下，妹妹盛方颐以及盛氏家族的女人们纷纷上阵，与男人们对簿公堂，将盛宣怀遗产瓜分得干干净净。

卡耐基曾经说过一句话：“留给儿子万能的金元无异于留给他一条祸根。”盛宣怀的子孙们分到巨额家产后，过上了纸醉金迷、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

大家非常熟悉的盛恩颐，是盛宣怀的第四个儿子。他在盛宣怀子孙中，第一个提出要分配“愚斋义庄”。盛恩颐又是著名的“败家子”，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他嗜赌如命，有一次在赌场上，一夜之间输给浙江总督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100多套房子，眼睛都不眨一下。

男子如此，女子也不输风采。

前面提到的七**盛爱颐，曾经与一名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秘书谈恋爱。可是，他们的婚事被庄畹玉否决了。盛爱颐不愿意跟这位秘书私奔，拿出了一大把金叶子给他。后来，这位秘书当上了大官，盛爱颐说：“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盛爱颐是一个富家女子，对于投资、经商一窍不通。她拿到盛宣怀遗产后，在上海开了一家豪华舞厅。可那时候上海人还不习惯这种豪华舞厅，生意非常清淡，没开多久便关门大吉了。

“败家子”们从来没有什么好结果。盛宣怀的子孙们怎么能例外呢？

盛宣怀四子盛恩颐败光了自己所分得的遗产后，于1958年死于曾经是他家的留园里。盛宣怀五子盛重颐在1949年之前将最后的房子卖给荣鸿三后，于1960年病逝。

到1949年之前，盛宣怀的子孙们，便将这份亿万家产败得一干二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参与创办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904年春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同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1873年， 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

1909年盛宣怀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办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独立成为吴淞商船学院，是为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1879年盛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

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

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

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1892年起，他又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

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 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

因汉阳铁厂生产不景气，亏损严重，张之洞奏派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江夏马鞍山煤矿）。盛接办汉阳铁厂后，招募商股，将帅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并改汉阳铁厂为总厂，委轮船招商局会办郑观应为总办，将大冶铁矿隶属总厂，接着便着手改造、扩充汉阳铁厂。针对汉阳铁厂缺乏燃料、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首先派委员带同外国矿师沿长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钻试，寻觅佳煤，结果觅得萍乡煤矿。遂向德国礼和洋行借德银400万马克作为资本，开办萍乡煤矿，解决燃料问题。随即奏派郎中李维格出国考察钢铁，求取炼钢新法，以提高产品质量。李在考察欧美钢铁工业的同时，找到汉厂产品质量低劣的原因。盛于是购置新机炉，全面改造铁厂。经过改造、扩充的汉阳铁厂，成为东亚"第一雄厂"。外人惊呼"中国醒矣"。但盛在改造、扩充汉阳铁厂时，为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制铁所的诱惑下，以大冶铁矿得道湾矿山及矿局的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多万日元，使大冶铁矿主权丧失。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是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1909年在南洋公学首开航政科，后发展为独立的吴淞商船学院，是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盛宣怀还创设了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吉光片羽，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现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1975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整理“盛档”。1997年，上海图书馆又再次组织整理“盛档”，这次整理共历时9年。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178633件。

盛宣怀当年的亲近幕僚叶景葵曾说过：“宣统之季，余在造币厂监督任内，公适筹画币制条款，召余商榷，函电属草，每于病榻亲自为之，精细为群僚之冠。”文中“余”系叶景葵自称，“公”即指盛宣怀。从盛宣怀对拟“函电属草”这样的事，即使卧于病榻，也必“亲自为之”，足可见盛宣怀对文案（实际上也是对档案）的重视。 盛宣怀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他会同地方官员下乡做了一次调查，给李鸿章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献县受灾后的情形。由于连年灾荒，当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无所有，久旱无雨，土地坚硬，种粮已被吃尽，农田大半荒芜，无人耕种，灾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毙，形势非常严峻。灾民人数太多，“献县至少须发二万户，方能稍援垂毙”。盛宣怀所带政府赈灾款只有区区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盛宣怀请求借库平银一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提出：“此银如筹赈局无款核销，拟请代为转借，俟职道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

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吴大澄江苏吴江，经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镛江苏常州，郑观应是广东人，但也长期在沪经商。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著名善会、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绪八年(1882年)被推举为上海同仁辅元堂的司总，经元善先后在同仁辅元堂、果育堂任职，郑观应曾任上海保婴局董事，后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们有着长期从事民间慈善事业的经历和经验。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带有政府背景，当时的两位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是肩负政府使命的幕后主持人，但出面活动的华人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则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的南方商人。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导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这次水灾的义赈工作前后超过半年。由于江苏一些地方官员官僚作风严重、赈灾不力，盛宣怀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表示不满：“官赈现由乡董地保造册送州，匀摊办法，义赈系经司事亲历各灾区查看开办，俟官赈放后，义赈以补不足。……向来官赈不过凭董保造册呈送，印委分极次贫匀摊，每口极多数百钱，散放极迟，克扣极多。且百姓皆称吃皇粮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饱者，已算极好。宣官直东，总司赈务，亲督查户，洞察其弊，曾严惩印委，禀院以官作义，系将官赈并归义赈，责成义绅，随查随放，奏销则列明官赈若干，义赈若干。李文忠、张勤果不派委员，即派员亦止会同义绅而已。非必委员无妥人，实因章法不同。且委员所带之人，断不能耐苦终日奔波，故以候补官充义绅，亦能变好”。提出“官、义合赈”的建议，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怀随后亲自起草制定了《江南北官义两赈合办章程十八条》，规范来自政府途径和民间途径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办法，实际上官赈的管理权也已经归于上海广仁堂。端方在冬赈结束后上奏朝廷，褒扬盛宣怀等人的功绩：“自议定官赈义赈合办，绅任查产放钱，官任监视弹压，遴派员绅，分投开办，随查随放，不少耽延，办理尚称顺手。……至各属查赈，安静不扰，实惠普沾，则义绅之力为多。而此次义绅之遍布各属，力任劳怨，实由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主持公义，极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后，该人臣等首倡义赈，于捐款弩末之时毅然认筹钱百万串，所派义绅类多朴实廉干之才。”这年冬赈结束后统计：“官赈发过银七十万两，合钱一百余万串，官办平粜米价充赈钱二十万串，义赈钱六十余万串，提用淮海各属积谷钱十余万串，约共钱二百万串有奇。”通过上海广仁堂募捐所得的义赈款占了全部赈灾费用的30%。

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