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那，，，，我爷爷是范国字，我爸爸是范俊字。到我这里没有家谱不知道范什么就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

另：齐家村是

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下辖村

还有一个齐家村是

山东省兖州市王因镇下辖村

但是这个兖州的齐家村相传是清初的时候建村，感觉年代太短了，上面德州那个可能性大一点

戴姓发源于今河南省，主要分布在豫东商丘，民权，兰考地区。从历史上看，姓戴有才华，也出现了“大戴礼记”的编辑戴德，“小戴礼记”的编辑戴生堂名与戴头盔，待制德的儿子，戴震清代学者和南部艺术家戴逵，戴进明代画家和其他名人。在今天的大姓的100中排名54在中国，约占039％，中国汉族人群。戴姓的主要来源有四个：1，以谥姓殷商后裔以先祖谥号的，成为了戴姓。据“元和姓纂”记载：“后宋戴公，以谥为姓。”西周建国开始后，周公平定东，大量的封建领主，这在商丘密封微子启（子姓）（今属河南），建立宋。中微子舒淇是纣王的哥哥，多次劝谏纣王，纣王不肯采纳，以避免杀害比干，他干脆逃离。后武王商，周效忠微子启，现在被称为宋公，以保持商人宗祀。微子启后，他的弟弟闫宝座，这是微秒。微仲后，他的儿子宋公旷日持久的宝座。经过一代又一代，以松汇功的孙子，是第11宋君主，他的名字史毅，石岱公众，被称为宋戴公。位于儿子嵩午龚出鞍戴公司空（765 - 在位748年前），宋之锱儿子在医生的文字，他的儿子将是祖父的遗作“穿”为氏，如春秋时期宋医生穿着邪恶。这是今天的戴姓的来源，宋戴公戴姓被认为是祖先。因为供应商王室的姓氏为孩子，所以世界唐宋的名字“古名书综合征”中说：从子姓戴名，宋戴公后谥的。 “新唐书·宰相世系”中也说：从孩子戴姓，宋戴公的孙子的祖父后的。宋在公元前286，被齐摧毁。 2，根据国家的名称为“世界上姓钟的论文”记载：戴古戴子国，姓之后。早在西周封建诸侯国，在河南公民权利之一，姓戴国，兰考地区。当时，该国由于磨损和宋铮两强，往往是由郑，宋两国之间的欺凌。在隐公十几年，终于被摧毁郑。戴国公家庭原来，被称为傣族的国家的名字亡国后，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居民姓戴。在这个问题上，宋郑樵书“通志·氏族略”中也有记载：“戴，戴封丘县开封市是他们的国家，隐藏多年，郑人服用或切割云旧考试县是为宋毁改名谷城，以国为氏“。3，根据姓”鼠璞“记载的后裔：奖励他有戴姓。后武王上，许多吟（供应商）家族的追随者到国家的名字将被称为偃师。根据新建“，在**”记载：河南内黄县槐林两个小乡村安戴，马氏宗族墓，碑文记载：始祖戴李自成，马是山西本土隧道，明洪武年间的时间来打动人，策划手在一起，脚，一姓两兄弟一同被搬到这里，两个并排建墓，即“双待机的祖先，”世界现在已经蔓延到24，共亡后1500多人两姓。内黄县穿着六村，前村，抑郁等地汤阴县邬代姓，姓都源于此。 4从少数姓“清通志·氏族略”记载：满族傣家石，土著航嘉，慈禧，库木酒吧等场所，后来改穿名，代表姓氏，达尔富尔生活在黑龙江省负责Apgar评分与吉林，后来改名戴;冬衣后克氏鄂温克族，改变姓氏是画，戴两姓。此外，瑶，回，蒙古，土家，锡伯等民族也有穿名字。第二个戴姓人口分散，可分为三个阶段：先秦至南北朝，隋，明，清时期。 1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戴姓，今天的人口主要是沿鱼洞生息繁衍在它的发源地。宋春秋医生戴着邪恶是暂时的名人。当西汉梁国（治今河南商丘南）有戴德，戴圣叔侄子，为礼人上同一所学校。戴姓大汉会有两个徙居河南南部：一招给沉洋汝南（治今河南正阳北江口集），此举是为了平舆汝南（今河南平舆北）。如：西汉平帝时任侍御史，被称为“关东大豪”戴遵（字子高），沉洋到汝南人。 “汉书·隐士”，说他家资富有，慷慨，行侠仗义，家里已经提出了食客往往有多达三四百人，再称他为“关东大儿子岱豪的高度。”他的儿子戴良以至孝，脑，但还是著名的完整性。因此，合规与和解戴养肾有不止一代，而且在一个大家族，财富当地部分，迫使大市长。在东汉晚期至西汉早期著名训诂学资金，与政府官员戴任何侍中为平舆人。这证明，不迟于西汉后期，戴已经转移平舆这一个。河南一位姓戴迁移的南部，也给现在江苏，山东，河北等地的运动，如西汉官方时间九卿戴崇，为沛（今江苏沛县）谁曾张瑜学习“书“;官方礼泉太守东汉末年，”世称Ruzong，著名的东夏“戴维，西华法林戴字母，既经济（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县，北县正义的人们。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戴今天有徙居安徽，湖北等地。如东汉末年，曹操谋士戴干丹阳（治今当涂县丹阳市东北镇）人。在魏和金玳姓谯（今安徽亳州地区），高丽（治今扬州），清除泄漏（治今临清东）3成为市长，三个繁育中心的形成。因此，戴姓乔国，高丽，教堂路清河。戴姓迁移到南部地区，最晚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如：西汉有更多（今浙江）人穿的和;官光禄在东汉时期，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百官治镇）人民政府的主要磨损时。围绕东汉末年，高丽戴有一个迁移到南部。 “晋书”记载：戴强如三国东吴左将军，他的儿子东五台山俞昌傣锦会稽太守，太守五菱，黛黛元畅的儿子，是移动司马睿（后Adminstration）知己一般，并与司马睿南建康（今江苏南京）。由于后期西晋末年，中原战火连绵，后8混乱持续了16年，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有南，沿黄河动荡，大批人口被迫南迁，流量相对稳定的江南地区，其中许多人是家庭或南下，戴姓此时随波逐流到南部。 2这隋代姓人口在福建和台湾流到国外。据“漳州政府”记载：早期，中原戴姓迁居福建。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光州固始县（今河南）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率领将领123，府兵3600福建泉州放下，萧乱“潮州人之间追捕” 。有这些士兵谁是中原的很大一部分。据统计唐代有陈政，陈元光父子姓福建总量的45“台湾省志氏族章民通志”，其中戴名。当时，陈和他的儿子穿姓与Qiangzuo主要是福建的儿子陈元戴军仁等人的头盔，穿，他们是固始人，开放后，漳州市，福建省已在解决居住。姓学者普遍认为，戴着头盔和他的儿子，陈俊从河南固始与政，陈元光父子福建，穿的是一个姓开始福建。此外，唐代穿了夏炎洲（治今靖边县东北白城）的人，穿着简单的长沙（今湖南）谁是身穿防护婺源（今江西省的一部分）的人。 “元和姓纂”中列出戴定居点是：济北（今山东长清西南），谯（今安徽亳州），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魏郡斥丘（今河北盛），桑董区犴（现山西临晋）。当时广泛的人口姓戴明显。 3元，明，清三代戴姓人口在此期间，来自台湾及海外国家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移动。从宋代，一个大男人穿着姓苏南，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有些人还进一步飘洋过海移居国外。据广东蕉岭县，“戴家谱谱系起源巧国家教会”记载，蕉岭戴戴玉林，原福建省漳浦县的祖先，在平远徙居镇（今蕉岭）赵复黄泥乡兴起，后人范生，蔓延12世（约当清代），有仁忠，任公安兄弟迁往台湾，屏东在一起13世界里，有几十人14世迁台，位于台湾高雄的后代美浓，宝，桃园，新竹，苗栗等地。有戴晴福建迁台后，再继续。雍正，戴迁往台湾的福建省孟春大甲镇，苗栗县开组，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大陆对台湾戴姓开始。此后，乾隆九年（1744），另一个福建戴姓入垦苗栗镇;道光26年（1846），有泉州戴南仁到这个新的丰富的新竹回收。如今，戴姓在台湾排名52，比较集中的地区新竹，嘉义，台南，也有很多的磨损在台北，南投姓人口。清代，许多人移居姓戴，现在很多在英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都戴姓结算。济北，乔州（县），吴兴，魏军，侗，清河，高丽：形成迁移乘7县的过程中磨损的三个姓氏。乔伟黄初状态是第一年（220年）置，治所在谯县（今安徽亳州市），这是整个安徽弗朗西斯，蒙城，太和及河南鹿邑等司法管辖区，及永城地方之间等县。改变的时候西晋谯县。戴姓谯县，但晋戴逵后，谯郡八姓中排名第一。今天，有超过一位姓戴说，“乔州（县）。”广灵县是东汉建武十八年（42岁）在该国改为高丽，高丽的地方（今扬州市西北），相当于该路口领土的统治，安徽，江苏洪泽湖东部和六合，思洋宝应南，灌溉南，西串场河，长江以北。戴晋广陵苗族人。第一广陵郡三姓身穿姓。清河县是挟天子以令清河家庭对国家，那里的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的规则。经过相当于其管辖下领土的每一部分天皇和枣强县这清河，南宫，临清，夏津，武汉市和平原高唐的每个部分。傣族汉族人参与其中清河。卫军起点汉高祖十年（195年前），其中掖县（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的规则。生活在戴德县卫军后裔斥丘（今河北成安东南）。河东设在先秦时期，初在那里安义县（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的规则。戴涉及生活河东桑泉县（今临沂）的后裔。吴兴县位于三国吴宝鼎元年初（266年），其中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市南）的规则。有戴阳晋代著名学者炼金术。姓宗祠都穿着数“两馆”，“堂记”，“无与伦比的教会”，“避免昂贵的大厅”，“乔国”，“广陵”，“清河”等。 “两馆”，“堂记”均指西汉今文礼大师戴德，戴声树侄子的目的。 “无与伦比的教会”和“避免昂贵的教堂，”源名人穿着韩亮的故事。戴良充足，特立异行，曾经说过：“如果我仲尼长东鲁，余出西羌，独步天下，谁是扯平了！”孝廉地方官员选他，他坚决不接受。后来，他去法院及征费提供司空府，他依然没有坚辞，周冠县官员强迫他出来做官，他跑到山上躲起来。有许多楹联姓戴的国家，仅举几个例子：行业擅仪式后，我传给学习联指Xihandaide，戴圣叔侄子。第二行是此人身穿桂贤明代。戴桂潜心研究“易”的学习和实践。他常说：“学习要慎用独自一人时，修身养性的诚意，不怨天，不尤人，与自然将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为一个治疗。”着有“大用途易经”，“四书要略”等。爱夏宜春节举行的高山向导向接头磨损嵩县。他与他的兄弟戴波桐庐隐居，两人都擅长绘画，古琴。后来，戴前往武，当地文人听到他的名字，于是集资为他的建筑，也为他多石，水，树，开流，在那里他专心于写作，从不初，元嘉年，法院一再叫了起来，他不应该。 “开心”的理论，并记“礼记·中庸”一章的作者;第二行是指东晋戴逵，戴的父亲。他擅长画山水，人物，动物，也画宗教画和雕像雕铸，也善鼓琴。太宰治称他为古琴王曾派他的特使的脸在钢琴前分手，说：“。演员黛安景路，使门”

朝鲜人接受中华文化甚早。传说在公元前11世纪商朝贵族箕子东渡，便为朝鲜带来了最早的文明，近代朝鲜儒学者柳麟锡曾谓：“朝鲜始国于唐尧之世，有与于涂山之会。而及箕子来君，则以叙九畴之见，有设八条之教，为辟小中华。” 到了唐朝前期的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政权开始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穿唐服，行唐礼，“以夷易华”。 而后新罗在唐朝的协助下统一半岛，此后中国文化正式成为了朝鲜半岛的主流文化。而朝鲜半岛之称为“小中华”，则是滥觞于11世纪后期的高丽文宗时期。据史料记载，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高丽文宗三十年），高丽文宗派遣使臣到北宋朝贡，“宋以本国为文物礼乐之邦，待之浸厚，题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 ；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高丽文宗三十四年），高丽使臣朴寅亮、金觐所作诗文为宋人称赞，将二人诗文刊行为《小华集》。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小中华”最早是中国人赠与高丽国的美称。但是，这些记载难以在中国史料中得到印证，并且中国历代绝少称朝鲜半岛为“小中华”，而仍将其视为东夷，所以有学者怀疑这是高丽人建构出来的记忆而非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也有可能是双方重视程度不同，宋人只是随口称高丽为小中华，而高丽却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引以为傲。不管怎样，朝鲜半岛以“小中华”自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小中华思想发轫于高丽王朝，并非偶然。除了吸收中国文化到了一定高度以外，高丽对北边契丹、女真等“蛮夷”民族所产生的文化优越感也是重要条件。高丽太祖王建临终遗言《十训要》中便说：“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乃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后来的高丽仁宗亦曾下诏强调要“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不可能自归夷狄，而是开始寻求“小中华”这种新的国家定位。高丽后期诗人李奎报写道：“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 从中可见“小中华”在高丽人心目中反映的是针对“胡戎”的民族自尊心和效仿中国的文化自豪感。不过总体来说，高丽时期的“小中华”仅限于一种荣耀性的称呼，而尚未发展为高丽人的普遍认同。 17世纪，女真（后来的满洲）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后金政权（后改国号为“大清”），于1627年和1636年两度入侵朝鲜，使朝鲜变成清朝的属国。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清朝逐渐统一了中国。朝鲜人对此感慨道：“天运如此，中华之礼乐文物将复入腥膻矣！” 尽管入清以后的朝鲜仍然奉行事大主义，表面上尊清朝为“天朝”，但内心却将清朝视为夷狄，严华夷之辨，由此带来了小中华思想的空前膨胀。这一时期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思想具体表现为“尊周大义”和北伐论，最早由朝鲜孝宗和宋时烈君臣倡导，并成为了此后朝鲜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一方面体现的是尊明贬清，朝鲜自明朝灭亡后仍普遍使用崇祯纪年，“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 ，朝鲜肃宗修建“大报坛”、朝鲜儒林修建“万东庙”，都用以祭祀明朝皇帝，来表达对明朝的感激与怀念，同时又无比鄙视满清，认为是“凶奴之入处中华” 的非正统政权，朝鲜孝宗甚至打算出兵北伐，反清复明，在朝鲜士林间掀起了“北伐论”，后来北伐计划因孝宗去世而作罢，但“北伐论”却一直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朝鲜认为清军入关以后，中国已亡，特别是汉人遭剃发易服而沦为蛮夷，朝鲜才是明朝正统和中国文明的继承者，声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朴趾源也说：“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 。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尤存于鸭水以东也”。 朝鲜英祖将朝鲜定位为“一隅青邱，大明犹在”、“皇朝日月，我东大明” ，朝鲜正祖也指出：“今天下皆左衽，惟我东有中华之仪章”。 （不过根据明代朝鲜诸多使臣的《朝天录》显示，到了明中后期，朝鲜使臣们认为明朝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加上阳明学挑战朱子学等现象，是虚有其表的“中华”，故已萌生对明优越感，认为朝鲜才是真正的“中华” ，但真正意义上朝鲜以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意识还是出现在清军入关以后）

这一时期的小中华思想使朝鲜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进一步提升，部分朝鲜士人已不局限于“小中华”的表述，而认为朝鲜就是“中华”，如李种徽表示朝鲜人本为“殷人”，朝鲜本是“东夏” ，金履安则说朝鲜也是中国，只是过去由于先王的慎重而自居东夷，当前中国已沦为夷狄，故“当今之世，不归我中华而谁也？” 尹愭则认为朝鲜疆域最大，“而惟此环东土数千里疆域，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矣，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他又说：“然则昔日东方之称小中华者，以其有大中华也。而今其‘大’者，非复旧时疆域矣，地维沦陷，山川变易，曾无一片读春秋之地。而吾东方三百六十州之疆域，盖无非中华之衣冠谣俗，则优优乎大哉，奚可以‘小’云乎哉？” 18世纪以后，随着实学思想的兴起，朝鲜对清朝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主张学习清朝的“北学派”开始形成，一度膨胀的小中华思想也逐渐低落。小中华思想使当时的朝鲜人夜郎自大，认为本国才代表中国文化而最为优越，他们不但鄙视清朝，也鄙视地域甚至民族层面的中国。 北学派思想家朴齐家形容当时朝鲜“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 ，朴趾源则讽刺朝鲜人“独以一撮之结（发髻），自贤天下曰：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其山川则罪之以腥膻，其人民则辱之以犬羊，其言语则诬之以侏离，并与其中国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 北学派人士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李德懋等大都有出使清朝的经历，他们亲眼目睹了康乾盛世下清朝繁盛的景象，又注意到了小中华思想已严重阻碍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因此开始着手尝试为小中华思想“降温”，号召朝鲜学习清朝。朴趾源指出一直被朝鲜鄙视的满清占领中原后，依旧沿袭 “ 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具有“中华可尊之实”，实在不可“攘”之，而应学之 ；朴齐家也指出，“凡尽我国之长技，不过为中国之一物，则其比方较计者，已是不自量之甚者矣。” 所以他说：“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夫周之与夷必有分焉，则未闻以夷之猾夏，而并与周之旧而攘夷也。” 将满清政权与中国相剥离，批评尊周大义妨碍吸收中国文化。洪大容更是提出了“华夷一也”的观点，认为中华和夷狄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朝鲜没有必要追求“中华”的地位，所以他反复强调“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 这些主张对朝鲜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再加上朝鲜正祖对实学的容纳态度以及其他朝鲜使臣源源不断地报告满人和清朝的汉化，使朝鲜上下对清朝的看法发生较大改观，小中华思想逐渐降温。到了19世纪以后，朝鲜更是默认清朝为中国正统，并心甘情愿地做清朝的属国了。比如很多人都注意到朝鲜出使中国的记录由明代多以“朝天”冠名到清代多以“燕行”冠名，但到了朝鲜高宗以后又出现了《朝天日记》（张锡骏著）、《观华志》（李承五著）等将满清称为“天”、“华”的名称，反映出了朝鲜对中国态度的某种回归趋势。

朝鲜的小中华思想虽然有所褪色，但并不代表朝鲜不再以小中华自居；而且主张尊周大义和北伐论的朝鲜士人虽然势力下降，但仍然存在，到朝鲜日治时期还有家谱用崇祯年号。19世纪以后，朝鲜学者吴庆元编《小华外史》、李恒老编《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这些私撰史书都反映出强烈的小中华思想及尊周大义，因而小中华思想得以在朝鲜继续存在下去。

19世纪以后，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已不如17、18世纪那般膨胀，主要是由于对清朝态度的变化。但随着西方列强及日本的入侵，小中华思想又有所抬头，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阶段的小中华思想主要表现为卫正斥邪思想。卫正斥邪思想产生于西洋天主教冲击朝鲜之际，1801年“辛酉邪狱”时，国王所颁之讨邪教文便站在“小中华”的高度痛斥天主教说：“讵意极西方阴沴之气，闯入小中华礼义之邦。所事者蛇神牛鬼，敢欲滓秽太清；其说则地狱天堂，几至诳惑半世”。 由此可见，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发展到19世纪，已演变为声讨“邪教”而保卫“正学”了，不再针对清朝。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势力武力入侵朝鲜，卫正斥邪思想开始高涨，而其领军人则是李恒老（号华西）。李恒老及其创立的“华西学派”是朝鲜最后的“尊周大义”原教旨主义者，对近代朝鲜影响很大。而卫正斥邪思想并不独属华西学派，而是当时大部分朝鲜儒生的共识，只是华西学派最为突出而已。“卫正斥邪”与“文明开化”则并列为朝鲜近代史的两大思潮。

李恒老认为朝鲜是中华，满清是夷狄，而西洋则是禽兽，因此华夷之辨的主要矛盾由满清转移到西洋，他指出“西洋乱道最为可忧，天地间一脉阳气在吾东，若并此被坏，天心岂忍如此。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国之存亡犹是第二事” ，也就是说他的卫正斥邪思想的核心并非是朝鲜的存亡，而在于保全中国文化，以免使人类化为禽兽。他的弟子崔益铉则在面临日本入侵的情况下，进一步将此理论发挥为“倭洋一体论”，认为日本也是禽兽。他指出“清人志在帝中国而抚四海，故犹能略效中国之伯主，假借仁义之近似，则是止夷狄耳。夷狄，人也。故即不问道理如何，若能以小事人，则彼此交好，式至于今。虽有不惬彼意者，有宽恕之量而无侵虐之患。至若彼贼（指日本），徒知货色，而无复毫分人理，则直是禽兽而已。” 后来崔益铉又谴责道：“自开化以后，尽革先王之法制，一从倭贼之指挥，使中华（指朝鲜）为夷狄，人类为禽兽，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也！” 华西学派以外的朝鲜儒生也极其恐惧西洋和日本，1881年以黄遵宪《朝鲜策略》的传入为契机引发了儒生上疏运动，成为开港以后卫正斥邪思想的总爆发。在“岭南万人疏”中，朝鲜儒生们声称如果要像《朝鲜策略》中说的那样与日本、美国修好，那么“臣等宁蹈海而死耳，不忍与禽兽犬羊杂处苟活也。人鬼判于今日，华夷决于此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朝鲜策略》是清人所作，但这些“卫正斥邪”的儒生上疏中几乎没有攻击清朝之句，反而以清朝为中国，并称之为“服事三百年”之“上国”，可见此时的小中华思想已与之前有很大不同。 甲午战争以后，反日义兵运动在朝鲜半岛兴起，义兵檄文中大量使用“小中华”的称呼，其中以柳麟锡为代表。柳麟锡是华西学派的嫡系传人，他起兵反日为的不是保朝鲜，而是“保华脉”，以“尊华攘夷”为目标。他在义兵运动被镇压后逃亡中国境内，曾发表以下一段言论：“今朝鲜至罔极，而硕果见食矣。呜呼！未知天心之为如何而然也。然天有不息之道，阳无可尽之理，剥尽而复生，自然也。剥尽于小中华，其将返本还原，复生于大中华。至于为雷声喷两间，朱光遍九宇，既复大中华，又将东渐而复小中华如前乎！是吾所深望也。” 也就是说，他将“小中华”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大中华”的复兴上，柳麟锡可以说是朝鲜最后一位小中华思想原教旨主义者。

然而，开港以后，随着国际公法理念和主权国家思想传入朝鲜，朝鲜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小中华思想作为事大主义和慕华思想的产物也被历史所淘汰。比如在1897年朝鲜高宗称帝之际，一些朝鲜士人以“我国受命，号称小华”“承大明之统绪” 为由劝进，而另一些儒士如柳麟锡、崔益铉则以朝鲜为明朝藩臣为由反对称帝，正反双方都是以小中华思想为依据的。高宗最后仍然称帝并采用了明朝礼仪，但其实不过是借用了小中华思想，而且在登基诏书中也以檀箕为正统而非中国，故其国号为“大韩”而非“中华”，可见小中华思想已不再是官方提倡的语境了。尽管到1907年还有朝鲜人以“圣人之徒、大明遗民”标榜 ，但朝鲜的主流是急速朝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小中华思想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周王朝时期楚国祭司望人，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望人，亦称作望人、𦣠人，是一种古祭司职业名称。

　　在夏、商、周时期，祭祀是人类的重大社会活动之一，祭司是最受人尊崇的职业。在祭祀活动中，有四种祭拜是属于最崇高的：一是祭拜日月天地，二是祭拜山河农稷，三是祭拜祖先神灵，四是祭拜君主王侯。在这四种祭祀活动中，凡属于远距离祭拜的过程，均称为“望祭”，由资深众敬的祭司操持祭祀，该祭司就被世人称作“望人”，王族贵胄称其为“望子”。“子”是尊称。

　　在上古时期，祭拜日月、山川的活动称作望祭或望拜；祭拜祖先的活动称作望祭或望拜，而祭拜君王的活动则称作𦣠祭或𦣠拜，由专职祭司在指定时间操持举行，后逐渐统一称为“望”。

　　在典籍《书·舜典》中记载：“望，于山川。皆一时望祭之。”在史籍《春秋公羊传》中记载：“望者何，望祭也。”后来，随着人类对自然与社会事物、规律的逐渐了解和掌握，“望”字渐渐失去了其原义，仅成为“有距离的瞻视”之意义。这在典籍《说文解字》中有明确解释：“日月之望作望，瞻望之望作望。今通作望，而古文制字之义遂亡。”

　　在望人、望人、𦣠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职业称谓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望人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望氏，读音作wàng(ㄨㄤˋ)，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今河南望氏一族即源出于“望人”之系。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商末周初西周开国功臣姜尚，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

　　姜尚，亦称吕尚、姜太公、齐太公、子牙公、太公望，字子牙，号飞熊，生于东海(今山东郯城)，是西周初期诸侯大国齐国的开国之祖。

　　转说，姜尚大半生在穷困潦倒中度过，年老而穷困，终日在江边钓鱼。借垂钓之名来观望时局，使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故其钓鱼用直钩且不放鱼饵，别人问其缘由，他说“愿者上钩”。其实，姜尚钓鱼是假，以怪异举动等待周文王姬昌的赏识是真。其后，“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成为妇孺皆知的事。

　　周文王(西伯侯)将外出打猎，命太史编占卜出行的地点及吉凶征兆，太史编经过占卜，对周文王说：“所获非龙非丽彡，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文王出猎，路经渭水之滨，果然遇见姜尚于钓鱼台垂钓。两人一见如故，交谈后周文王大悦，说：“自从我的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果真是你啊？我的太公望之久矣。”于是二人一同坐车回城，周文王立姜尚为国师，称“太公望”。周文王所称的“太公”，就是他的祖父周太公，即古公亶父，他一直期望周族能雄有天下。从此，姜尚号称为“太公望”。

　　姜尚的后裔子孙万万千千，在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举世称号“太公望”为姓氏者，曾一度称太公氏，传说，后在周穆王姬满执政时期(公元前976～前922年)，太公氏皆谦而改称为望氏，读音作wàng(ㄨㄤˋ)，世代相传至今，是为齐鲁望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晚期楚国伍子胥之赐，属于以长者赐姓为氏。

　　相传，伍子胥避难从伍婿庙(今湖北巴东官渡口)路过，与一位当地女子结好，并有了后代。

　　不久，伍子胥继续奔往吴国，临走出家门时，那女子向他给孩子讨个名份。伍子胥立在门口，久久没有出声。良久之后，他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女子是个及其有灵性之人，在众人都在沮伤之时，她却喜形于色。众人奇怪地问她：“喜从何来？”她说：“公子回头一望，分明是赐给孩子的姓就是望，他这是希望儿子将来有出息哩。”一番好口彩，把个望氏一锤定音。

　　后来，由此繁衍的望氏人家就修了一座纪念伍子胥的伍婿庙。随着时间的久远，家族的隐私逐渐淡化，如今成了历史遗痕，可该支望氏却千秋传下，读音作wàng(ㄨㄤˋ)。

　　今荆楚望氏一族即有源出于该“望子成氏”之系。

　　第四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魏、晋时期官吏望候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望候郎，亦称悟候郎、灵台郎，是曹魏国末期设置的一种重要官位，至两晋时期一直沿用。

　　望候郎是太史令的下属从官之一，其主要职责就是掌管四季气候、物候、以及天文之事，合有今中央气象局和国家天文台的职能，在西晋末期到东晋时期，望候郎之职有世袭惯例。

　　在望候郎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位姓氏者，称望候氏，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省文简化为单姓望氏、侯氏等，该支望氏读音作wáng(ㄨㄤˊ)。今荆楚望氏一族即有源出于“望候郎”之系。

　　二迁徙分布：

　　今望氏家族人丁旺，在湖北省的宜昌市夷陵区新镇、襄樊市望岗村，四川省，重庆市的三峡区，山东省的潍坊市、烟台市，河南省的郑州市、商丘市永城市刘河乡望土楼、洛阳市栾川县、卢氏县，安徽省的宿州市萧县等地，均有望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营 丘：古称缘陵，今山东昌乐县，故址位于今齐都镇河崖头村西约二百米处的韩信岭一带，齐国故城大城内东北角。营丘为姜太公初封地。宋朝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始置昌乐县，取昌盛安乐之意而得名，此后一直沿用。1994年11月1日，撤销平原乡、崔家庄乡、阿陀乡，设立平原镇、崔家庄镇、阿陀镇。1995年7月25日，撤销毕都乡、南郝乡、北岩乡、河头乡，设立青龙镇、南郝镇、北岩镇、河头镇；撤销漳河乡，以原漳河乡的行政区域设立高崖镇；将临朐县白塔乡的张家楼、东前韩、东后韩、东前河野、东后河野五个行政区和东窝铺、东白塔两个自然村划归高崖镇管辖。1996年6月28日，撤销临朐县白塔乡，设立昌乐县白塔镇，将原白塔乡所属的刘家沟、西寺后、东寺后、窝铺、白塔、史家沟、北段、山坡西沟、克家洼、卧牛石官庄、魏家沟、后河野、西前韩、南高家庄、山坡、西后韩、董家庄、栗行、建新、前河野、洛村、赵庄、孙家沟、北洋河、南洋河、大沟、闫家河、黄冢坡等二十八个村和临朐县大关镇的池子村划归白塔镇管辖，镇人民政府驻原白塔乡人民政府驻地；将原白塔乡所属的庞家河、西双山河、东双山河、李家沟、王家沟、大高家庄等六个村划归临朐县辛寨镇管辖，邬家官庄划归临朐县柳山镇管辖。1996年12月29日，撤销朱汉乡、大宅科乡，设立朱汉镇、大宅科镇。1997年7月9日，撤销北展乡，设立北展镇。2000年，昌乐县辖二十个镇、三个乡。

　　魏兴郡：即今湖北省郧西县。明朝中叶，郧西建县。因位于郧县和郧山以西而得名，已有五百余年历史。该县的上津镇原为“上津县”，始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一千四百余年。清朝初期撤上津县，划归郧西县属至今。夏、商时期，今郧西境的汉水流域中上游隶属禹贡梁州之域。至东周前期，今郧西县东部属绞国(先为聚落后为国，今郧西境)，西南部属麇国(今羊尾山)，西北部属丰(聚落，今山阳县)。春秋时期，其境为绞、麇二国之域。楚武王四十一年(公元前700年)，楚国派兵灭绞国，其境东归楚国。楚文王元年和楚穆王元年(公元前689、625年)，楚子两次伐麇国，麇国灭，地境西南属楚国。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攻楚国于丹阳，楚军败，其境改属秦国，隶属于汉中郡。秦昭王元年(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秦楚和好，县境重归于楚国。战国时期的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秦始皇灭楚国后，改锡穴为锡县，隶属于秦国汉中郡。秦朝时期因袭旧制。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天河下游已设有长利县，郧西境东南属之，隶属于益州刺史部汉中郡。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前(公元140年)，省长利并入锡县，东部属锡县。东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农民起义军张鲁据汉中郡，县境属张鲁控制。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魏公曹操打败张鲁，地境属于西城郡(今安康北)。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汉中王刘备取襄阳后，地境为刘备所占，后因西城郡太守申仪降曹魏，县境为魏国所辖。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改西城郡为魏兴郡，同时划锡县西北部(今湖北上津)设平阳县，与锡县并存，均隶属于魏兴郡(今陕西安康)。魏文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于锡县立锡郡，曹魏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废。锡县、长利(今郧西、郧县境)均属于梁州汉中郡。西晋时期，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平阳县为晋兴，旋改兴晋，移魏兴郡治所于兴晋县内。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复设长利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废长利人锡县，旋废锡置郧乡县，领今县境东南，治所今郧县，隶荆州魏兴郡。晋慧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兴晋县改属益州汉中郡。兴晋曾为成汉国李特父子管辖。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县境之长利、兴晋，隶荆州魏兴郡。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县境东属襄阳郡，西属汉中郡。前秦苻坚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县境西北部隶洛州(治所今山阳)之魏兴郡(今湖北上津)，县东隶荆州南乡郡，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桓冲部将郭宝北伐，收复魏兴郡，县境复归东晋。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侨立南上洛郡移居魏兴郡。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巴渠县、北上洛县侨居晋兴县(今上津)，同隶梁州魏兴郡。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公元420～479年)、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地方设州郡两级政府，县境东属雍州顺阳郡(今郧县)，南属南上洛郡(今郧县五峰)，西北属北上洛郡(今上津)，南北二上洛郡统属梁南秦二州(治所汉中)。宋后期，县境东属郧乡县，东南属锡县，均隶魏兴郡，西北属兴晋县，隶巴渠郡。上二郡均隶梁州。此时，南北二上洛郡仍侨立于郧乡县西，即原长利县。南朝肖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县境东为郧乡县，隶齐兴郡，县南为锡县，隶南上洛郡，县西北为兴晋县，隶北上洛郡。上洛县侨立兴晋。上三郡均隶复设之梁南秦二州。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底，梁州刺史翟远降魏，县境改属北朝北魏之东梁州(今安康)。南朝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冬月，北朝北魏东梁州刺史元罗降梁，县境重归南朝。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始建上津县。梁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以前，改北上洛郡(今上津)为南洛州，时领上津一郡，郡领上津一县，辖今县境西北部，县南仍属南上洛郡，隶询州(今陕西旬阳)，县境东属齐兴郡，隶岐州(治所今房县)。北朝时期，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西魏文帝派王雄平上津，取魏兴郡，置黄土县，辖上津西南一带。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于上津县东黄云铺设开元县，旋改开化。时上津郡领上津、开化、漫川三县，县境东南仍属郧乡县辖。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废并化、漫川二县，并入上律。北周武帝建德元年(公元570年)前后，为州郡两级制。县东属武当郡，隶丰州(今湖北丹江口一带)，县境西南属黄土县(今陕西蜀河口一带)，县西北于今上津设上州，辖上津郡。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上津郡，存上津县，隶上洛郡(今陕西商县)，东夏立郧乡县，隶淅阳郡(今河南淅川)。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复立上津郡；县境东另复长利县，隶淅阳郡(今河南淅川)。唐朝武德元年(隋末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改郡为州。县境东置黄沙县(旋省)，隶均州，县西北废上州，上津县改属商州。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上设道，撤长利入郧乡，隶均州；撤锡县人平利，隶金州，统属山南道。五代后梁时，县境东属均州，隶宣化节度使，县西仍属商州，隶感化节度使。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县西南属金州，余未变。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锡义山为界(今天蓬山至羊尾山一线)，以东为郧乡县，隶均州京西南路；以西为上津县，属商州永兴军路。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划上津县(辖小鹤岭南一带)归金州，属利州东路。县东属郧乡县(包括今山阳西照川一带)，属均州，隶京西南路。南宋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省丰阳(今山阳)入上津。宋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及宋淳年间(公元1241～1252年)，丰阳、上津全为金过占领。元朝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锡义山以东原长利、郧乡等地改属郧县辖，隶均州襄阳路。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以户不及额，上津县降为镇，隶商州奉元路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上津一带划归郧县，隶均州襄阳路河南行省。元至正十九年至明洪武二年(公元1359～1369年)，上津“豪民”张子贵聚众结寨反元，占领上津、旬阳、白河等地，自号平章，长达十年。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农历7月，明军大将邓愈击败元将李思奇，收编张子贵，复设上津县、隶襄阳府。明洪武十年(公元1370年)裁上津人郧县。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农历5月，再复上津县，隶属未变。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冬，割郧县武阳西五里(二、三、四、五、六里)，析上津东南津阳四里(今黄云、香口、马鞍、羊尾)，建郧西县，与上津县并存，同隶郧阳府。县署设南门堡(今郧西县城)。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改隶湖广布政使司所辖之郧阳府。清朝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裁上津县并人郧西县。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改隶湖北布政使司所领之郧阳府。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改隶湖北省安襄郧荆道之郧，阳府。民国初年，废府存道，郧西隶湖北襄阳道。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隶湖北第十一行政督察区(设郧县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隶湖北驻郧阳第八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11月郧西解放，县境划为三县辖。黄云铺以东为郧西县，金钱河流域为上关县(含山阳县漫川关、宽坪，旬阳县蜀何、洛河)；一天门以西属镇安县(含原镇安县熨斗滩、茅坪)。以上三县均隶豫鄂陕(旋改鄂陕)边区第四专区(先驻黄云，后驻土门)。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6月成立陕南行署，改四专区为两郧专区，上述三县属之。1949年导月撤销上关县，镇安县政府迁回原址，恢复原郧西县辖境，隶属未变。1950年春，改隶湖北省郧阳专区。1952年～1965年冬，隶湖北省襄阳专区。1965年冬一1967年隶湖北省郧阳专区，1978年改称郧阳地区至今。

　　四家谱文献：

　　望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

　　洛阳望氏族谱，著者待考，现代电子版，待出版。

　　宜昌望氏族谱，著者待考，现代电子版，待出版。

　　五字辈排行：

　　三峡望氏字辈：“应君世登朝国维文宏作西(熙)开运家道克振荣发代兴同志光祖永守长遵”。

　　河南永城望氏字辈：“心月纯兰长正仁义”。

　　湖北宜城望氏字辈：“道德仁义丕振家孙”。

　　六历史名人：

　　望法憘、望法泰：(公元？～497年待考)，兄弟俩。著名南朝齐国将领。

　　奋武将军望法憘、宁朔将军望法泰皆为南北朝时期南齐明帝萧鸾执政时期的著名将领，北魏孝文帝元宏率魏军攻齐，二人在抵抗作战中阵亡，后分别被齐明帝追赠为羽林监、积射将军。

　　望云亭：(公元1854～1919年)，名文祥，字桂丞；太平溪人(今湖北宜昌)。著名清末民国初将领、政治家。

　　少时以驾船为业。及长，入清营当兵，随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部征新疆回民，攻克南路西四城，因功升守备。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望云亭随赵武毅军赴热河征“白莲教”，出任都司。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望云亭随直隶提督聂士成赴朝鲜与日寇作战，臀部受伤，近一月伤愈，复力战，连克连山关、分水岭诸要隘，功补游击。清、倭和议后，由盛京将军裕禄奏授镇远军副将。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望云亭又奉令赴河北各地征“义和拳”，克雄县、新城、固安等地。后因索饷打了权臣荣裕之侄(时任知府)一耳光，而获罪于朝，化装连夜出逃日本。在东京投靠立宪派名士汤化龙、徐树铮等。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秋，望云亭随汤化龙返国。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望云亭出任内蒙古伊克昭盟宣抚使。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9月，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汤芗铭督湘，召望云亭随行，出任湖南省第六区司令官兼道县知事。他在道县不到一年，竟杀害起义农民近千人。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望云亭被授零陵镇守使，晋升为陆军中将。当地仕绅感其“功”，在武官衙门前建一石亭，题名“望云亭”。后被群众捣毁，仅留其“何须大树”四字。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各省纷纷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洪宪制。到了4月，望云亭亦宣布湖北零陵独立。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望云亭因病赴北京就医，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病逝于北京。

首先澄清一点：

学界对「夏朝」的质疑，并非由于考古没有发现「夏朝」的遗迹，而是直接来自中国文献的内证。

「质疑（否定）夏朝」的想法本来就挂在清代学术的逻辑链上，这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当年看清代今文学派著作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唐虞夏」的真实性了，而我也曾对夏朝的质疑嗤之以鼻。所以质疑夏朝实在是非常自然的想法，绝非二三学者故作惊人之语，更无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至于后来西方考古学介入，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稍显复杂，是因为所谓「否定夏朝」中的「夏朝」经常指代不明：是禹建立的夏朝？是商灭掉的那个夏朝？还是指商朝以前的某个文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虽然会交叉，但实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淆。人们常把几个问题杂糅起来讨论，有时还夹杂着民族情绪，当然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史记》里的夏朝至少得分为三段看，一是禹，二是启至于少康，三是后期包括汤灭夏，乃至周朝的杞曾诸国。前两段神话气息较重，拼凑痕迹明显，第三段可能则有事实遗存，但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对应。

本文可能会多次引用下面这篇回答：

大家相信尧舜禹传说中近乎童话的「禅让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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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繁复，下文提到此回答时，皆简称《禅让制》。

〇《史记》记载

按例先复述一下《史记》的记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

……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

……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於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史记·夏本纪》

《史记》中的夏是一个和商周并称的朝代，所谓「三代之记」。先祖维禹，以治水有功，帝舜禅为天子。厥后禹子启即位，传十五帝至于帝桀。帝桀愆德，成汤伐之，遂失其命。周初，封其后于杞。

（没啥好讲的……(￣∇￣)

一「禹」

我在《禅让制》一文中已述及：禹本为天神形象，亦不与「夏」相关，至春秋末左右降格为人王。所以这里只拣其要讲一下，具体细节可参看彼文。

ps再强调一下，以下是叙述不是论证，中学生们不要拿着「天命」杠。

现在最早关于禹的记载来自西周末的「豳公盨」：

天命禹敷土，隳山，浚川。《豳公盨》

禹在这里是一个天降的创世神形象。

其次是目前断为西周文献的《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竹简有残，文意大概是说：天帝命禹治水，然后建立「夏邦」，并立「启」为君后。这里虽然同时出现了「禹」和「夏」，但「命禹治水」、「建立夏邦」的主语都是上帝，是禹平完水土后，上帝命启作人间夏邦的王。禹既不是夏的国君，启也不是禹的儿子。「禹」和「夏」实际上还没有产生直接关联。

至于为什么这里的「天」和「帝」都指「上帝」，可参看这个回答：

请问一下为什么周朝君主称「王」，汉朝君主称「帝」，唐、宋君主称「宗」呢？另外封号尊号谥号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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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说法不能不视为《史记》记载的前身，于是在后期的传说里，禹成了夏朝的始祖，并做了人间的王。所以禹和夏扯上关联，本是后世传说的融合，那么简单的逻辑问题来了：「禹不存在」能推出「夏不存在」吗？——不能。

「禹」和「夏」本是两个问题，现在得把他们先剥离开。

附带提一下禹传说的来源问题，与本文主线无关，读者可自行跳过。(￣∇￣)

汉朝对禹的记载都一致指向西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大禹出於西羌。《新语》

故禹兴於西羌。《史记·六国年表》

皇甫諡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史记集解》

大禹出西羌。《后汉书·逸民列传》

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後。鲧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吴越春秋》

禹的功绩除治水外，还有一项「征有苗」。

分北三苗。《尚书·尧典》

何迁乎有苗。《尚书·皋陶谟》

苗顽弗即工。《尚书·皋陶谟》

三苗丕叙。《尚书·禹贡》

禹曰：「济济有群，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禹誓》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於庙，犬哭乎巿，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後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

《尚书·吕刑》的作者是西周的吕王，叙述了一个「上帝遏绝苗民」的传说：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尚书·吕刑》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尚书·吕刑》

又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尚书·吕刑》

所谓天降「三后」：伯夷、禹、稷。伯夷是姜姓的祖先，《史记》云：「姜姓，伯夷之後也。」稷亦出自姜原，都是西羌的祖神。吕氏本出于西羌，这自是吕王讲述西羌的传说，并称的禹自然也与西羌关系密切。

《后汉书》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后汉书·西羌传》

所以禹当为西羌的神，故和西羌灭苗的传说关联。

另外，禹平水土，制画九州，《书·禹贡》序云「禹别九州」，又云「九州攸同」，「九州」一词与禹自来联系颇密。但古人意识里的「九州」，却不一定像今天一样指「中国」。《左传》云：

晋籍谈、荀躒，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帅，以纳王于王城。《左传·昭22》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左传·哀4》

晋地有所谓「九州之戎」，「九州」自是一地之称。「九州之戎」即「陆浑之戎」[1]，又名「允姓之戎」[2]，本居瓜州[3]，范宣子称之「姜戎氏」者[4]，可知亦出自西羌。

禹在古书中亦多称「戎禹」，故可推测所谓「九州」本指一区划而言，禹则为其地居戎之宗神。之后禹渐变为天下之共神，「九州」亦扩大为天下的代称[5]。而「九州」确指哪九个，自是后来附会上去的，所以当然从来都没有确切的说法。

至于禹的父亲鲧治水被诛、鲧化黄熊、鲧的肚子剖开生禹这些故事，则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层次的传说的糅合。不想写了，还是说「夏」的问题吧……(￣∇￣)

二「夏」

质疑夏朝的文献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文献中的「夏后」，一个是文献中「夏」所指代的疆域。因为这些事情细究起来，其实都不太正常。

在讨论前，先明晰一下概念。当我们提到文献中「夏」的时候，它一般有两种指代：一个是指与「商」「周」并称的「夏朝」，一个是「夏朝」所辖的区域。

1「夏后」

「夏」如果是和「商」「周」同为朝代名，就应该和「商」「周」一样，但称「夏」即可。但事实上，文献中「夏」和「商」「周」并举时，常常称「夏后」或「夏后氏」，而不言「夏」，这其实很奇怪。传说中「夏」之前的「虞代」，也从来没这个毛病。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孟子》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墻置翣。《礼记》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礼记》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周礼》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

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墨子》

这样的文例非常多，不烦枚举，皆以「夏后」、「夏后氏」与「殷」「周」并称，这个现象并不正常。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夏朝称王为「后」，所以「夏」可以称「夏后」。但这个解释其实相当糊弄，文献中商王亦称后，但绝无「商后」、「殷后」的叫法。而且用「夏王」这样的词和「商」「周」朝代并举又是几个意思？《史记》中还有「夏后帝启」、「夏后帝相」、「夏后帝少康」的说法，「后」与「帝」并举，竟不避赘复。这只能说明「夏后」为一连语。

所以「夏后」的叫法需要一个解释，并不能简单当一个朝代名处理。

2「夏」的疆域

「夏」所指代的区域实际有两个，一个是后来的晋地，一个几乎泛指整个中国[6]。

《左传》所谓「夏虚」者，实为古唐国所在，亦是周初晋国初封之地：

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左传》

另一方面，「夏」的指代范围又极广：

文献中有「诸夏」：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

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左传》

诸夏从戎，非败而何。《国语》

有「华夏」：

楚失华夏。《左传》

有「区夏」：

用肇造我区夏。《尚书》

有「东夏」：

闻君将靖东夏。《左传》

抚征东夏。《左传》

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国语》

「商」「周」并非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实际控制疆域不能覆被中国，但「夏」指代的区域极广，中国地域皆可称「夏」，后来也常作为与「蛮夷」相对的概念出现。如果「商」之前有一个叫「夏」的朝代，其区域绝不当如此之广。「诸夏」的叫法就更奇怪了，一个国族名前加「诸」，是在暗示有多个「夏国」不成？

反证法：

现在我们假设「夏朝」存在，并忽略「诸夏」这种称呼的诡异之处，那么要么这两种区域指代有关，要么无关。

如果有关，我们需要解释这种关联，比较自然的猜测是：「夏」本是一个立都于晋地的朝代，但后世悠远，逐渐认为这个「夏」的疆域覆盖极广，所以又用「夏」指代中国。那么这样首先就承认了「夏朝」至少在疆域上是有构拟的成分，其次也会出现难以解释的问题：文献中提到「夏虚」的时候，似乎只是在叙述一个建都于此的国家，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大统一王朝对待过，这样两个概念实际出现了割裂。而且「区夏」、「诸夏」这样的概念出现得相当早，远早于「大一统」思想的出现，那个时候既没有国家曾经有过统一的事实，也没有统一的征兆，所以对一个事实存在过的王朝进行这样的构拟是很不自然的，但同时期也没有相似的概念产生。

如果认为无关，也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夏」同时指代一个朝代和中国，概念上有极大的交叉，却又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解释。

这自然指向了「夏朝」可能不存在，并启发人寻找新的解释。

3周人自称「夏」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个稍显奇异的现象。

周人在《尚书》里对「夏」的记述实际也有两种，一方面把「夏」当作「商」之前的朝代，一方面又把自己叫作「夏」，比如《周书》常自称「我有夏」。

传统的解释倒也很合理，说周人自认为是夏的后裔，故自称夏，也没毛病。这种解释确实非常通顺，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周王自称「夏后」，这就又稍显奇怪了。

今本《尚书·顾命》云：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在後之侗」一句古文本作「在夏后之詷」[7] ，审前后文可知这里的「夏后」指的就是周王。今本这句的「夏后」被改为「後」，只能说明后人不理解为什么周王可以称「夏后」，所以对文本进行了篡改。

4「夏」==「下」

以上诸现象并非完全不能解释，比如将「夏后」拆解为「夏王」，比如「夏」广阔的地域指代是对「夏朝」的疆域构拟来的，比如认为周是夏人后裔，故可自称「夏」，周王亦可称「夏后」。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而简单的解释？

我们可以把上古史的构拟视为一个建立模型的过程，文献是其数据。这个模型不能太复杂，随文释义是总能附会出一个解释的，但这明显容易过拟合。我们希望找到的是一个简单正则、解释力又强的模型。



好的模型



过于复杂的模型，对于已有数据能完美解释，但预测效果极差（过拟合）。



过于简陋的模型，已有的数据都不能解释（欠拟合）。

a夏国

回到《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文中说，上帝命启为夏邦之后（姨，这不就是「夏后」吗？）。古文献「邦」今本常作「国」，「夏邦」即「下国」，而「下国」乃《诗经》常用语：

奄有下国、俾民稼穑。《閟宫》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长发》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长发》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殷武》

皆言「下界（人间）之国」，常与「上帝」对举，所以这里的「夏邦」当与《诗经》同，理解为「下国」更合理。出土的秦公器也能为之佐证。

秦公钟：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造有下国，十有二公不堕在下。

秦公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有二公在帝之坏。

在同样的格式里，一作「禹迹」，一作「下国」，所以「禹迹」和「下国」实际上是对等的概念。「禹迹」即禹平水土后的世界（见《禅让制》），联系《厚父》所载：上帝命禹平水土后，建立「夏邦」，命启为后。两相对比，这里的「夏邦」就是「下国」，实指「下界之国」。

b夏民

文献中「夏」「下」混用的现象很多，「下阳」或作「夏阳」，「下邑」或作「夏邑」。《山海经》云：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

「夏后开」即夏启，言夏启上天界得《九辩》与《九歌》之乐后回到下国。《离骚》云：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王引之即引《山海经》的故事，读此句为「下康娱以自纵」。因为在早期传说里，夏启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墨子》云：

於武观曰：「启乃*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夏启「*溢康乐」的定位和他上天窃取《九辩》《九歌》，《离骚》所谓「康娱自纵」的形象其实是一致的。

《山海经》又云：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

云上帝命羿降于下国，治恤民难。而《天问》云：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联系《山海经》所载，此处「夏民」即「下民」，言「下界之民」。「下民」亦《诗经》常用语：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捋采其刘、瘼此下民。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

「下民」亦常与「上帝」对举。

c夏都

《山海经》云：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巖。

颇疑所谓「夏都」即「帝之下都」。

第二条提到羿，亦当为羿与夏朝故事的神话背景。

所以「夏邦」即「下国」，「夏民」即「下民」，「夏都」即「下都」，皆指「下界」而言，与「上帝」相对。文献中「后」亦常与「上帝」对举，杨宽先生因而指出：「因疑「夏后」即「下后」，为「上帝」之对待名称，而夏代之名即由此出。」[8]

故「下后」原指「下国之王」。神话中夏启是上帝命为下界的王，故能名「夏后启」，《厚父》所谓「建夏邦，启为后。」者正用此义，这也是为什么周王也能自称「夏后」的原因。因凡人间皆为「禹迹」（见《禅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