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004孙[sun]代表人物：中国历史军事家孙武。

（1）出自姬姓。据《通志氏族略以字为氏》所载，春秋时，周文王之子卫康叔的八世孙卫武公名和生子惠孙，惠孙生耳，担任卫国上卿，生武仲乙，以王父的字为氏，亦称孙仲乙。（2）出自芈姓。据《世本》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楚国令尹孙叔敖，字孙叔。其支孙以王父的字为氏。（3）出自妫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春秋时齐国陈敬仲的四世孙无宇，字孙桓，生子书，为卿士；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于乐安。后来齐国发生内乱，孙书的后人出奔吴国。孙武为吴将，其后人也。（4）为西汉荀氏所改。据《汉书注》云：西汉宣帝刘询继位后，为避皇帝的嫌名，遂将荀氏改为孙氏。刘询于公元前3～前49年在位。去世后，一部分孙氏恢复祖姓荀氏，但有一部分末改回，遂为孙氏。

孙姓在当代中国为第12姓，占154％，在文登2007年底统计31190人，为第5姓。孙姓在文登为珍稀土著旧族，凡聚居村落繁衍生息人丁极其旺盛。唐朝孙姓土著族集居今乳山汤上，元朝初期武略将军孙琪为其后裔，孙琪子孙玉珪，孙琪孙孙斌及其后散居汤东疃、汤 后疃、汤南山等村及文登南桥、北桥等村。

田（陈）完五世孙田无宇有三个儿子：田开、田乞、田书。田开是乐师，一生主要活动在柏寝台，为齐景公及其相卿晏[yan]婴登台抚琴奏乐。田乞是齐国大夫，以大斗放贷、小斗收赋[fu]而深得民心。田书即孙书，齐景公二十五年（前523年）秋，齐王命高发帅师、孙书为主将去伐莒国。莒子庚舆[yu]吓得逃往纪鄣，就使孙书率师到纪鄣伐之。孙书侦察到，莒国有些妇女，其丈夫被莒子杀死而成为寡妇，年纪大了还逼迫她们到纪鄣去纺织布帛[bo]，苦度残生。孙书就让这些孤寡妇人作内应，协助拔城。到了夜间，她们把纺织的布帛从城墙上垂放下来，让齐师“夜缒而登”。孙书用此法攻取了纪鄣城。孙书伐莒胜利，齐景公很高兴，就赐他将田氏改为孙氏，并食采于乐安。孙书的儿子孙凭亦为齐卿，他的孙子叫孙武，未仕。先秦制度规定：“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孙书、孙凭、孙武之祖孙三代在齐国乐安生活，聚族而居，成为乐安孙氏的始创宗族。（摘自《广饶县志》）。陈完奔齐119年后，由陈姓改为田姓，又由陈姓改为田姓30年后田姓改为孙姓。

福山孙氏（属乐安孙氏）八兄弟的族谱有这样的记载：三世祖孙广从八甲迁入不夜。而《杏林孙氏族谱》说杏林孙氏与不夜孙氏原系同宗，因此初步论定，杏林孙氏与不夜孙氏都属乐安孙氏的分支，从乐安孙氏始祖孙武开始，孙姓人才层出不穷：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善相马者孙阳（伯乐）、齐国兵家孙膑，东汉末年的长沙太守孙坚，三国孙权，北宋经济学家孙炎，年过百岁的唐朝大医学家孙思邈，书法家孙过庭，画家孙位、诗人孙原湘、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代地质学家孙大中、哲学家孙叔平等。

在《中国孙氏世系源流》一书中记载：公元1224年时，福山孙氏八兄弟有一个先祖叫孙成（红袄军之人），孙成的儿子叫孙山，正好与杏林始祖的名字相吻合，年代也是在红袄军起义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只是巧合。

始祖孙山避乱来到荣成伟德山南的杏林沟一带（就是现在的俚岛镇杏北台、杏南台、燕泊、杏陈家、杏小桥、小泊、草岛寨等村），这里山清水秀，有一处山泉谓神龙眼（曾是荣成八大景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因采石炸毁）。此后又逐渐发展到文登市区及高村镇的孙家埠村、汤泊杨村、虎山村、脉田村、邢家村，泽库镇的前岛、尹家等村。蔄山镇的杨家卧龙、裴家埠村，大水泊镇的岭上孙家、陈家埠村，汪疃镇的西黄埠村，文登营镇的张皮村，侯家镇的吴家滩、二马村，荣成的荫子夼村，成山一村及埠柳镇的兰格庄，威海市区鲸园及环翠区草庙子镇打铁村、洪水岚、兴山等村，羊亭镇的埠前、西山口村等近百个村庄。

孙琪（1233～1291），元初著名将领。今冯家镇汤后疃村人。元灭金后，投军从戎。历经40余战，所得功赏尽散于部下。至元六年（1269年）至八年（1271年），率兵攻襄阳。至元九年（1272年），襄阳水战，擒南宋将领。至元十年（1273年），围攻樊城，带伤登城杀退守兵。历任忠显校尉管军把总、昭信校尉管军把总、承信校尉管军把总、武略将军管军千户，并赐以金符。卒后葬于汤后疃村南。

元武略将军孙琪墓 位于冯家镇汤后疃村南。墓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墓葬顶部呈圆形，高于地面4米，墓室四壁及顶部均为整体石板围砌，内有一石匣盛有孙琪尸骨。墓前立有石碑，碑前有一通道直通石门，通道两侧立有4个石人。石门高7米，宽5米，门楣横匾刻有“武略将军孙琪之墓”。墓地四周不均等地布有石马、石牛等。该墓地原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

孙姓1元初时由小云南山东即墨楼上村迁入小观坦埠；（祖籍山东即墨小云南楼子底下孙家庄 ）2唐朝时小观北黄当地土著旧族；3宋末迁入汪疃孙家沟；4元中期由乳山汤泉迁入小观庙东；5元初迁入汪疃英武；6明天启时由即墨石臼夼迁入文城关北头；7明中后期由大水泊新立庄孙家茔迁入文城天福孙家卧龙；8明初迁入葛家林家庄井头床；9 明弘治时由文城关北头迁入高村孙家埠；10明中期由荣成斥山迁入大水泊山后孙家；16明嘉靖时由张家产北崖子迁入侯家（北）廒上孙家；11明中期由侯家北廒迁入张家产北崖子；12明中期由岛子前迁入界石新炉；13明中末期由高村孙家埠迁入大水泊新立庄；14明中期由小观迁入葛家松岚后；14明正德前迁入由界石桃花岘；14明正德时由界石桃花岘迁入米山撇惠山北后山后；15明正德时由荣成迁入侯家河杨家茅草地；15明嘉靖时由莱阳蚬子庄迁入高村沙柳村；16明嘉靖时由张家产北崖子迁入侯家（北）廒上孙家；17明初由莱阳县迁入羊亭，明万历时由环翠区羊亭迁入米山横口卧龙铺；19明洪武年间由云南迁入乳山孙家埠，明万历时由乳山孙家埠迁入张家产岚村菠萝岚子；20唐朝孙姓土著族居今乳山冯家汤上，明天启时（1621~1627）由乳山冯家汤上南山迁入泽头南桥牛七步；21明天启时由云南迁入侯家江山泊；21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大水泊岭上孙家青石岭石岭村迁入蔄山小黄小黄庵；21明末清初由高村孙家埠迁入文城孙家西山西山孙家；21明末由牟平城迁入大水泊岭上孙家青石岭；22明（中）末由高村孙家埠迁入文登营东杜梨孙家疃；24明末由侯家江山泊迁入大水泊崖下；25明末由云南迁入昌阳县城东郊大营寨宋村大寨；27明末清初由小观坦埠迁入小观金花；28明末由牟平棘子园迁入界石旸哩店子，1960年分南、北店子两村；30明末迁入界石鞠家庄孙家庄；31明末由荣成上庄迁入张家产永福孙家；

33清初由乳山孙家埠迁入小观风口集；35清初中期由小观庙东迁入小观东炉；36清初由荣成神龙口迁入文登营中仓；38清初由高村孙家埠迁入文登营沟于家；39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由莱阳迁入泽头大洼； 40清乾隆时由泽头南桥迁入葛家祝家泊子； 42清乾隆时孙又书由小观金花小英迁入小观小芦头；43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小观东浪暖迁入小观孙家寨；44清乾隆时由大水泊岭上孙家青石岭迁入高村中邢家；45清乾隆时由云南迁入汪疃孙家沟；46清中期由文登营大店迁入文登营刘马庄；47明正德年间孙继发、孙继祖由今莱阳市里迁入建乳山崖子，清道光时由乳山崖头（子）迁入葛家东孙疃；48明万历时由文登坦埠村迁入建乳山砦里、东吉子园，清康熙时迁入建上口村，清道光时由乳山西上口迁入葛家洛格庄；51清末由孙家台迁入文登营于家庵；52清末由乳山夏庄迁入汪疃曹家泊子；53清末由威海来海迁入蔄山中床；54清末由汪疃郝家屯迁入文登县西泊子（大支）；55清末由张家产菠萝岚村迁入文登县西泊子（老支）；5民国1913年由张家产岚村迁入大水泊南疃； 58由界石旸哩迁入蔄山西黄岚；59由环山孙家西山迁入蔄山西柳；60由界石蒋家疃迁入蔄山山马于；61由高村汤北阳迁入高村虎山；62迁入泽头孙家庵。《文登姓氏》

大家都见过自己家的家谱或者族谱吗？知道自己姓的源流传承吗？

听到家族这两个字，大家是不是有瞬间穿越回古代的感觉，毕竟，家族这个词西方用的比较多，什么摩根家族、伊丽莎白女王的温莎家族呀，包括与我们比邻而居的韩国，家族概念也是比较浓重的。

但是在中国，虽然农村还有什么宗祠、宗庙。但是提到家族这个词，还是比较少的。

在中国，提到家族这个词，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传承两千多年的南张北孔，南方的张家还有北方的孔家。张家不是盗墓笔记里张起灵的张家，而是世代居住在龙虎山上的天师家族。没有错，我们天天在漫画网络小说上见到的天师府真的存在，而且还真的有天师印和天师剑。

北方的孔家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孔子世家了。孔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对，他们硬是把自己的祖宗追溯到了伏羲一代。

而除了南张北孔之外，在中国，其实还有非常多厉害的家族，比如曾是中国首富的荣氏家族。以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家族。

他们传承已经有1200多年，而且出身皇族，虽然历尽五代就game over。

这个家族就是吴越钱氏家族。1000多年前，唐宋之间，有过一个五代十国的奇局，天下纷争，群雄四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个乱世。当时北方战火纷飞，田园荒芜，可很奇怪的是，在南方，浙江一带的吴越国却是太平景象。这就不得不提吴越国的君主，钱鏐。他一生充满传奇，也是他奠基了钱氏家族的辉煌。

提起钱鏐，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珍藏在国博的国宝钱鏐铁券，是中国现存历史上最早的免死金牌。

他生于公元852年，杭州临安人，据说他出生时，相貌奇丑，丑到连亲爹都不想要，他爹觉得不详，想把他弃于井中，好在阿婆怜惜，才保住性命。

吴越国在钱鏐的治理下成为一个世外桃源。大文豪苏东坡由衷赞叹吴越国盛景：“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可以说，现在苏杭发展地这么好，离不开钱鏐奠定的基础。

而且他还教导子孙，如果有利于国家统一，就不要吝惜皇位，所以在历经72年之后，当宋太祖打过来的时候，钱鏐的孙子钱弘俶干脆地把皇位给交了。

也正是因为他这么干脆，钱氏家族才得以留存。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钱鏐不仅活得长而且生的多。在钱鏐八十年的生命里，史书有记载的儿子就有三十三位。

在宋元明清期间，钱氏家族就出了不少文学大儒，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钱谦益，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就是他的老婆；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参与了东林党预谋事变、后来又剃发降清，年纪大了又觉得对不起明朝，卷进了黄毓祺案，最后还暗中复明，折腾了这么多，愣是活的好好的，八十三岁才死。不过不得不说，钱谦益虽然人格有争议，但是对于明末清初文学与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崇文倡教、读书明理，是钱氏家族的重要家风。它强调的就是：读书为第一等事，读书子弟为第一等人。为了让家族中的穷苦孩子，也能读得起书，家训中规定：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于是从宋代开始，钱氏家族就族内相互扶携，各地的钱家都设立义田、义庄。

其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就是在义庄的资助下，才完成学业，成为了中国的“力学之父”。1941年，他提出“板壳内禀理论”，爱因斯坦看后，这样评价：“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他还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有人问钱伟长，为什么钱氏家族，有很多成功的人才时，他调侃道：“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

是的，到近代，钱氏家族更是爆发，人才井喷。钱氏人口仅占我国全部人口千分之二，可是钱氏家族出来的名人就有近百人。而且涉及到各个领域。

首先，中国科学史上人尽皆知的“三钱”—“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都是钱氏家族出来的，虽然钱三强是钱学森的领导，但是按照辈分来说，钱三强和钱伟长应该喊钱学森叫“爷爷”。

而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就曾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除此之外、钱永刚、钱学榘、钱永佑、钱永乐以及拥有世界6顶院士桂冠的钱煦等都是在国内国外著名的科学家。

在国学上，钱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其中就有一代名儒钱基博以及钱三强的父亲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钱玄同。然后还有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钱穆。

△从左至右从前至后分别是年轻时的

杨绛，钱锺书，钱穆，钱学森，钱三强。

钱玄同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的思想在二十一世纪都可以说是进步青年了，他倡导自由恋爱和一夫一妻。同时还是催稿狂魔，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他催出来的。

钱玄同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经常激愤地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可是到了1927年，钱玄同到了40，身体还特棒，他的一帮好友，便玩起了恶作剧，说他已到了该枪毙的年龄了，一起商量在《语丝》杂志上编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应邀写稿的朋友，夜以继日，很快将讣告、挽联、挽诗、祭文等稿件都准备好了，因为种种原因，关于钱玄同去世的消息风也似地在南方传开。一时间，钱玄同不少的朋友、学生向北京纷纷发来唁电表示深切哀悼。就是不知道钱玄同当时看着全国各地都在给自己办丧事，心情是怎么样的。

然后到了41岁，以为没有人记得了，胡适这时候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歌调侃“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

钱基博和钱玄同都属于儿子太牛，被掩盖了光辉的，他们其实单拎出来，都是对中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钱基博就更惨了，他性格比较古板，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奇闻逸事，而且他儿子名号又响。没错，他儿子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可以称得上是所有中国女子想嫁的男人类型，长得帅，文采好，精通N国语言，对老婆痴情，会写情话。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羡煞了多少人。

你以为这就完了，钱氏家族除了在科学、文学上大牛辈出，政治上也出过非常多顶尖的人才。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就是出自钱氏家族，钱氏家族还出了五位政协副主席。

有人总结钱家出过：一诺奖、二外交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钱氏家族之所以这么繁荣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优化组合”的婚姻原则。钱氏子孙的婚姻观，相对于家世、财富，更看重配偶的家庭教养和个人素质，比如杨绛就是无锡大家族杨家的闺女。

其实你看民国大师的出身，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牵连，并且百分之九十都是出身于世家大族。寒门出大师，在民国总是一个梦而已。

就以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来说，他出身于蒋家，父亲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而蒋英是金庸的表姐，徐志摩的表妹。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给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然后就成了亲戚。所以，你会发现，金庸、琼瑶和钱家也是有扯不清的联系。

现在大家广泛认识的钱氏家族的名人莫过于百家讲坛的钱文忠了，还有《神探狄仁杰》的导演，著名编剧钱雁秋。当然，还有许多钱氏后人在科学领域默默耕耘，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2008年6月“吴越钱王与长三角繁荣主题报告会”在杭州临安举行时，钱学森在贺电中说“我们的先祖，他的政绩只是‘致富一隅’，而我们后人的事业，是使整个中国繁荣富强。老祖宗地下有知，是会高兴的！”想起写在无锡钱氏祠堂的《钱氏家训》中有一句话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此言或许正是钱家为中华民族培育了无数大师精英的原动力吧！

　　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这种文化的形成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成长，有着特殊的贡献。然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和波及面的广度远

　　不及商文化、周文化，与之基本同时存在的还有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

　　…

　　一、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考古学界的意见基本一致，即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

　　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更具体地说，是将分布于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型

　　”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①。从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部分文化

　　内涵特征来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相同文

　　化因素甚多，相同或相似的遗迹现象有:夯土建筑、连间排房式建筑、袋形灰坑、灰坑葬

　　等;相近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斧、石刀、石镰等;相似的大量陶器中最常见的有中口夹砂

　　罐、鼎、甑、浅腹平底盆、豆、瓦足皿、瓮、鼓腹鸡冠耳盆以及刻槽盆、觚形杯、 、器

　　盖等;陶器的纹饰都有篮纹、方格纹、绳纹。此外，炼铜技术、琢玉技术、卜骨等也是煤

　　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共有的文化内容。由于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

　　大面积重合，文化遗存特别是典型陶器形态传承关系明显，所以二里头文化应该是主要继

　　承了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炼铜和制陶等手工业

　　技术、建筑技术、居住方式、饮食方式、宗教观念等诸多方面。

　　考古学界也注意到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晋南地区龙山文化的部分内容被二里

　　头文化所吸收的情况。如邹衡先生指出“觚、爵、鸡彝、瓦足皿等四器”“大都来自东方

　　，或者同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四器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礼器，它们的存在，应该体现

　　了夏朝的部分礼制。”“夏礼可能是继承虞礼而来的”②。李伯谦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觚、豆、单耳杯、三足盘(瓦足皿)应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③，东下冯类型中流行的鬲、

　　、 、蛋形瓮等明显是继承晋南地区龙山文化而来的因素④。纪仲庆先生在论及良渚文化

　　的影响时特别提到“偃师二里头发现过一件玉琮”⑤，谷建祥、贺云翱两位认为“二里头

　　文化的玉器品类繁多，有琮、钺、戈、圭、璋、戚璧、柄形饰、筀、锥形器等，与红山文

　　化、山东龙山文化、太湖良渚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器类比较接近良渚文化。”⑥

　　上述陶器和玉器有不少是礼器，也有部分日常生活用具。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的主人在

　　生活习俗方面主要继承了当地的龙山文化传统，也融入了一些东方地区的习俗。而在宗教

　　、礼仪活动中则较多地采用了东方地区、东南地区的器物和方式，在精神文化方面，受到

　　较多来自东方、东南方的文化影响。

　　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与东方地区的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这种情

　　况反映在文化遗存上，就表现为两个地区的文化因素源源不断地互相渗入。二里头文化所

　　包含的东方地区文化因素，有些在龙山时代即已传入中原地区，如陶器中的瓦足皿就是这

　　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大量吸收了周围地区文化的精华，发

　　展水平显著提高。但在这一时期，从常见的文化遗物上却较少发现来自西北地区的文化影

　　响。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华夏族中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这就从行动上阻止了

　　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部民族的东进，从思想上限制了他们文化的传播”，“关于新石器时

　　代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从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

　　见边地文化的因素这一事实中即可看出。”⑦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常见的文化遗物上

　　更难看出西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因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一般较少考虑西北边地文化对

　　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然而，二里头文化的部分重要文化因素虽然可能直接来源于河南龙山文化，但如果追

　　溯其更早的渊源，就会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原地区以外的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马的驯

　　养和金属冶炼技术就应该属于这样的文化因素。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中有马的遗骸，研究者认为当时的马可能正处于驯养阶段，畜

　　牧业还没有从狩猎经济中发展为一种主要生产部门⑧。

　　龙山时代的包头转龙藏遗址中也发现了马的骨骼⑨，从生态环境来看，今内蒙西部地

　　区原是野马纵横驰骋的天地，当地的先民们有条件较早地对马进行驯养。北方地区的此种

　　情况与《左传》昭公四年晋司马侯所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相符合。

　　年代同属龙山时代的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家畜标本中也有马骨，虽然没有鉴定到

　　种，但鉴定者估计其是家畜10。

　　年代稍晚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马的遗骨，一般认为这是经过驯养的家畜所遗。马及

　　其驯养技术，很可能就是由西北边地经过冀南豫北地区传入伊洛地区的。

　　在我国的农耕民族中，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可能是较早使用马匹的民族。当

　　时在东方地区、东南地区和南方地区，有些考古学文化分布也很广，影响也很大，但没有

　　发现马的骨骼，这些地区的马一般出现在商代或更晚。由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比较接

　　近西北地区的游牧族或半农半牧民族，所以理应较早地接受了来自西北方的某些文化影响

　　。驯养马匹，可能就是所受影响之一。从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现的马的骨骼的

　　遗址年代与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约略看到养马技术传播的大致路线。

　　不少二里头文化的研究者根据年代、分布、文化特征等情况与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相对

　　照，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而根据先秦时期文献来看，夏人已经驯养了马。《尚书

　　·甘誓》:“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礼记·明堂位》:“夏后氏骆马黑鬣。”都说

　　明了这种情况。

　　与二里头文化长期并存的豫北冀南地区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先商文化。其分

　　布地区包括了前述龙山时代的汤阴白营，由于该地区在龙山时代已经有了作为家畜的马，

　　先商时期的居民能够养马也是顺理成章的。《世本·作篇》:“相士作乘马”，反映了夏

　　代的商族也已掌握养马技术。从先商文化的分布方位判断，商族也应该是从西北地区的游

　　牧族或半农半牧民族那里学习了这一技术的。

　　美国学者Erich Isaac认为“北方塔尔潘马是蒙古马的祖先，它们后来被传入中国”

　　，而人们对这种马驯化的最初尝试“大致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内”。“在公元前第二千年

　　内，马和战车的传播远达……中国”11。关于马车的出土资料，年代最早的属商代，商代

　　以前尚缺乏实物。对马车的起源我们暂置不论。不过，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

　　现过不少野马骨骼化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数见马骨标本。这说明在家畜饲养业已成为

　　重要的辅助经济的龙山时代，中国西北地区、北方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应该有条件对马进

　　行驯化。开始时，马可能只是一种替代性驯化牲畜，在生产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

　　。然而当马与车相结合，并且用于战争的时候，掌握了马和战车的民族就获得了军事技术

　　、装备方面的优势。因此，由西北地区或北方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的养马技术，对于中原地

　　区国家政权的出现，应该起了催化的作用。

　　青铜器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关系尤为密切，因而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不

　　少研究者将青铜器作为中国古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尽管个别青铜器的出现尚不足以说明

　　青铜时代的产生，但其出现的时间总不会早于青铜时代的“序幕”阶段。而中国青铜时代

　　的大量青铜兵器和礼器，无疑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青铜器无论

　　如何也应该是中国古文明的因素。青铜时代之前出现的个别青铜器是文明时代产生之前的

　　文明因素，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正在孕育之中。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青铜器似乎在西北地区出现较早:甘肃东乡林家出

　　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永登蒋家坪出土的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

　　2300—公元前2000年12。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年代稍晚，其青铜冶铸技术有可能是自西

　　北地区传入的。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前后，分布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也有着多

　　种青铜器，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秦魏家出土的青铜锥13;青海贵南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

　　七角星纹青铜镜14等。看来，西北地区的青铜技术不仅产生较早，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只

　　是，中原地区在青铜冶铸技术出现后，很快地经历了青铜时代的草创时期，在生产中迅速

　　提高了技术水平，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兵器、乐器、工具、饰物等。

　　中原地区开始成为当时青铜手工业的先进地区。

　　总之，在二里头文化诞生之前，东方地区、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形形色色

　　的文化内容逐渐向中原地区凝聚，与当地固有的文化融合为一。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文化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接受和转换来自邻境地区的文化因素，兼收并蓄，选择其他文化

　　之所长为己所用。在前述外来文化因素之中，有的反映了礼制的出现，体现了礼制的内容

　　，如部分源于东方地区和东南地区的陶器、玉器;有的预示了青铜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如可能从西北地区传入的红铜冶炼技术。这些文明因素在中原地区汇合和发展的过程，正

　　是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一地区孕育过程的重要方面。至于本地区大量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

　　型的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具，虽不能直接说明文明起源问题，但它们却是伴随着文明的

　　孕育而发展演变的，因而也在文明的起源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至于马的驯养，意义主

　　要表现在后来出现的车战中和使用马车发展交通等方面，可以说是即将作用于文明的一种

　　潜在因素。

　　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历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容易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

　　文化影响和文化信息。中原先民们在数千年中形成了善于选择和吸收其他地区先进文化成

　　果的传统。从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的分析中，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里

　　头文化的各个来源，分别向中原地区提供了二里头文化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的文明

　　因素汇集在一起，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逐渐形成。

　　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

　　在研讨中国古代文明问题时，由于研究者对“文明”概念认识的分岐和判别文明

　　产生标准的不同，所得结论也多有出入。不过，从大多数互有区别的意见中，我们仍然可

　　以找到某些共识，选择较为一致的、合理的判别标准。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一词有“文采光明”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先民

　　制造和使用的种种器物的精致化，从生活到生产方面对火的使用，都有着“文明之象”。

　　这种意义上的“文明”的出现，当然比阶级社会的产生早得多。而现代人文科学中使用的

　　“文明”一词，一般用来指城市或阶级和国家产生后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相当多的学者

　　把文字、青铜器、战争等也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城市

　　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在城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从事食品生产的

　　，他们包括统治者和手工业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应该已经产生，国家则是同阶级

　　社会一起产生的。战争和阶级一样与国家密切相关，如果承认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那么国家发动的战争也应该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专门武器说明国家

　　和战争的存在，青铜礼器反映了礼制、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因而早期的青铜武器和礼器

　　也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标志。唯有文字的标准不易掌握，在已知的考古资料中，

　　还没有看到文字与青铜器、城市、阶级、国家基本同时产生的证据。下面，我们根据除文

　　字之外的几个标准来展开讨论。

　　二里头文化的内涵表明，文明时代正是随着该文化的形成而降临于中原地区的。

　　以考古学文化而论，在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前，豫西、晋南地区的周边，已经存在着一

　　系列具有武装力量的文化或文化类型。这一地区西方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石矛、骨镞、雕

　　刻人骨等15，说明战争可能在西部地区出现。在北面邻境地区，曾发现过河南龙山文化中

　　最大的城址——辉县孟庄龙山城址16。而南方地区，早在屈家岭文化中期就已出现包括夯

　　土城墙、夯土台基、护城河的城址17。在东方，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有着门卫房18，

　　当时当地应该存在着防御守卫的武装。周围地区武装力量的存在发展，构成了对这一地区

　　的威胁。

　　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出现了龙山时期各文化所未见的青铜兵器戈、戚、镞等。这些

　　兵器的出现是战争的需要，反映了当时有了专门的武装力量。由于二里头文化地处中原，

　　在战争中可以四面出击，也难免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其中西方和北方的戎、狄对于农业

　　民族是很严重的威胁。因而，建立比周围的部落、国家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是二里头文化

　　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军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军队、国家乃至文明的诞生，

　　既有着私有制和阶级关系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着异族、异国压力造成的外部原因。美国

　　学者哈·麦金德认为:“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

　　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

　　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

　　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

　　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

　　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和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正是在外来的压力

　　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19。这种意见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说，是值得参考的。

　　在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各氏族部落之间掠夺与反掠夺、侵犯与报复的战争

　　已经愈演愈烈，较早的大规模战争的战场似乎主要分布在偏北的地区。如《史记·五帝本

　　纪》记载的“黄帝北逐荤粥”、阪泉之战、涿鹿之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以北。初具规模的

　　战争发生在北方地区，可能是因为这里较接近北方游牧族或半农半牧族，农耕民族为了保

　　护自己的生产方式，在外界压力下组织起来，形成了军队的雏形。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是文献记载中的夏代。在夏王朝建立前后，与夏族发生武装冲突

　　的氏族部落有北方的共工氏、东方的东夷、南方的三苗等等。商族兴起之后，虽然在夏族

　　的北方形成了一个农业民族与游牧族的缓冲地带，但商族本身又逐渐成为向夏王朝挑战的

　　力量。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夏人的武装力量产生和发展，刺激了夏人发明和改进武器。

　　很可能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精良青铜兵器，应该是在外部压力甚重、对外战争频繁的

　　严峻形势下产生的。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改进了武器、发展了军队的同时，也建立和强

　　化了国家。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虽然早在许多地区萌生，最后还是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

　　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文明中心的一个原因。

　　在文化内容的其他方面，二里头文化也比中原地区前一时期的龙山文化诸类型有了不

　　少明显的进步，这些进步或成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标志，或为文明中心形成的原因。在生产

　　工具方面，二里头文化比河南龙山文化更普遍地使用了木耒、石铲和石镰20。青铜生产工

　　具刀、锥、锛、凿和铜钅矍范的发现，证明青铜器已经使用于手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生

　　产工具的进步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了较高的发展，这就是文明诞生和发

　　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和铜器中有一定数量的酒器，类别有、爵、 、觚等，其中陶质酒

　　器比较多见。大量酒器的出现不仅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空前水平，有条件提供酿酒所

　　需谷物，而且也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了包括声色芬华在内的

　　物质文明。

　　酒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且在很多宗教仪式和礼仪活动中发挥着巨

　　大作用。因此，随着酿造业的发展，人们的宗教观念、礼仪程序、生活习俗都会发生深刻

　　的变化。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水平在同时期的各考古学文化中首屈一指，青铜器中的鼎、爵

　　、 、(角)、觚21形成了一个礼器体系。青铜礼器的产生和精致化，标志着青铜工业的提

　　高和自我完善，以及礼制的日益繁复。这些礼器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中有一种窄刃小刀，为刻刀。以商代出现的甲骨刻刀来比较分析

　　，二里头文化的刻刀可能是商代雕刻刀的前身，属文具刀。文具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

　　时代，但青铜文具初见于二里头文化。除刻刀外，尚有占卜所用钻、凿。这些青铜文具在

　　文化发展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世界上文明古国的青铜时代的开端往往与统一局面形成的时间存在着一致性，而在铜

　　石并用时代，则往往有若干小型国家并立。青铜时代与“统一”相联系。“统一”局面又

　　与文明的产生大体同时。这些情况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

　　以尼罗河流域而言，在公元前4000年代初的铜石并用时代，存在着数十个名为“塞普

　　”的小型国家。到了前3000年左右，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中王国时期，埃及进入青铜时代

　　。

　　以两河流域而言，公元前4000年代，苏美尔人处于铜石并用时代，至前3000年代，苏

　　美尔地区也形成一系列城市国家。约前2371年，阿卡德王国建立，至乌尔第三王朝(前21

　　13—前2006年)两河流域进入青铜时代。

　　以印度河流域而言，前2500—前1500年间的哈拉帕文化各城市规划格式大体一致，并

　　有着统一的度量衡。因而可能存在着统一的政权。而青铜农具、武器和生活用具证明当时

　　的印度河流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以希腊克里特岛的克里特文化而言，前2500年铜石并用

　　时代开始，至前2000年出现一些小型国家，后来逐渐归并、统一，克里特也进入了青铜时

　　代(其青铜器的出现可能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我国黄河流域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仿。在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城

　　堡、阶级分化现象、铜器等，但各地理单元之间文化面貌的差异相当大。二里头文化的主

　　要来源王湾三期文化远远没有成为当时各文化的首要者，而其他文化各有千秋，某些方面

　　较王湾三期文化更先进。这一时期应该是氏族、部落林立，也可能出现了小型国家。二里

　　头文化出现后，便在诸文化中总领群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地区的中国古代文明中

　　心。中原地区一定规模的统一政权和青铜时代也就从此开始。

　　按照对于文明的不同理解和界说，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时间也有不同的认识。但

　　是我们注意到任何文明总要有一定的规模和特征，是一个内容丰富、分布广阔，而且有相

　　当长的延续时间的整体。尽管我们可以把文明的萌生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某种考古学文化，

　　但一个遗址、几种遗存所反映的文明因素还不能称之为某某文明。比如，我们可以称埃及

　　文明、中国古代文明而不能称埃及某“塞普”文明、西安半坡文明。一种古代文明往往包

　　括了许多古城、古国的文明因子。而研究文明的整体和解析某种文明、研究具体的文明因

　　素，都有助于了解文明中心产生的问题。只有当一种文明的中心形成时，该文明才能作为

　　一个有独特风格、分布地域的整体，区别于时间或空间上不同的其他文明，这种文明的中

　　心与一定范围内的统一政权往往是孪生姊妹。

　　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也就出现了。与以前的王湾三期文化相比

　　，二里头文化在空间上的波及面扩大了。东到海滨、西至陕甘、南抵川鄂、北至辽东，均

　　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强度与广度虽不及以后的商、周文化，却也堪称

　　空前。

　　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凝聚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发挥了作

　　用，没有哪一个同时期的文化象二里头文化有这样多的文明因素的来源;二是外部压力的

　　作用。中国古代的农耕民族在保护种族存续和固有生产、生活方式时，总是需要有一个核

　　心力量。从春秋时期的情况看，哪个诸侯国能够有力量抵抗异族，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

　　即有成为霸主的资格。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情况与之有些相似，二里头文化的使用者应该就

　　是农耕民族中抵抗异族的核心力量。

　　三、二里头文化的遗产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

　　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同时期文化，因而对

　　其他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最深的当属它的北方近邻，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二里头

　　文化陶器中的花边罐、箍状堆纹罐、伞状纽器盖、大口尊、刻槽盆、捏沿罐，青铜器中的

　　小刻刀、镞、锥在先商文化中均有发现，且可以排出一脉相承的演化谱系。”22

　　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受到二里头文化相当大的影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

　　中的爵、、等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东南方地区的斗鸡台文化中也有很多二里头文化因素，如陶器中的花边罐、鸡冠耳盆

　　或甑、觚形杯、箍状堆纹鼎、盆形鼎、宽肩瓮，铜器中的单扉铃均属此种因素23。

　　此外，在中原地区以南的湖北、西南的四川、西北的甘肃境内，也发现过一些二里头

　　文化风格的陶器。

　　中国古代文明有着广泛的来源，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如苏秉琦先生所说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

　　主有次。”24二里头文化形成以后，这种主次关系更加分明。在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二

　　里头文化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又与其他文化保持着许多共性，并且在文化交往中，不断

　　输出自身的文化因子，将更高水平的文明因素回赠给邻境地区，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初

　　步繁荣。

　　二里头文化还为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

　　在农业方面，二里头文化的农具多为商代沿用。重视农业的传统、基本耕作方法都对

　　商代农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手工业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为早商青铜工业全盘继承。礼器中的鼎、

　　爵、，兵器中的戈、镞等器与早商早段的同类器物十分相象，后者显系由前者直接发展而

　　来。文具中的刻刀、锥、凿，玉器中的琮、戈、版、 、柄形饰，也是商文化同类器物的

　　前身。陶器中的大口尊、鼎等器以及陶器上的部分纹饰后来成为商代陶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里头文化的宗庙建筑形式与格局，显然为商文化的同类建筑提供了效仿的模式。前

　　庭后殿、周有廊庑的夯土高台建筑，为两种文化宗庙的共同特征，而后者进一步的发展，

　　是文明进程中的自然结果。

　　由青铜礼器和玉质礼器的形制、种类、组合、宫室建筑形态、墓葬形制的相似性，又

　　可以推测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的礼制内容及其反映的人的意识也有一个前后传承的关系。

　　只是商代礼制的范围扩大，内容复杂和深化了。

　　以上文化特质中的大量遗传因子以商文化为载体，传留给以后的周文化。周代青铜器

　　中的兵器、礼器、工具之最基本、最常用者，有不少可以溯源到二里头文化。以礼制而言

　　，周礼是在商礼上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商礼则是在夏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尽管

　　夏礼、商礼、周礼内容有很多不同，但“三代之达礼”是长存的。这说明先秦时期中原地

　　区的先民心理特征和许多观念长期保持着某些共性。

　　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对于文明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战争

　　和压力不仅造就了文明，而且促使文明进一步成长。商周时期战争规模扩大，除前述兵器

　　之外，军队和战法也应有很多内容承自二里头文化。

　　在夏商周这个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中交流，在

　　演进中传承。二里头文化的大量文化传统、文明因素被商文化继承，商文化因而有了更高

　　的起点，以后的周文化则是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受惠者。在文化的发展、交流、传承中，中

　　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民族与文明的兼容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文明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

一直以来，南唐开国之君李昪究竟是李唐宗室中何人的后裔众说纷纭，各种史料也记载不一，《旧五代史》记为唐玄宗之子永王璘，《新五代史》记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恪，《蜀后主实录》又记为唐嗣薛王，《江表志》认为是唐郑王元懿，《资治通鉴》则认为是吴王恪。

不过无论是永王璘、建王恪，还是薛王、郑王，皆有史料出处可查，唯独吴王恪完全无史料出处。就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本人，也只能在《通鉴考异》中将南唐以永王璘、建王恪、嗣薛王等人为祖先的史料出处全部罗列了一遍，却完全录不出是哪一条原始史料记载了南唐为吴王恪后裔一事。

考异曰：周世宗实录及薛史称擶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曲裔，江南录云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李昊蜀後主实录云：「唐嗣薛王佑柔为岭南节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诰流落江淮，遂为徐温养子。」吴越备史云：「擶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为安吉砦将。吴将李神福攻衣锦军，过湖州，虏擶归，为仆隶。徐温尝过神福，爱其谨厚，求为养子。以谶云『东海鲤鱼飞上天』，擶始事神福，後归温，故冒李氏以应谶。」

由此可知，并无史料佐证的吴王恪可以最先排除，那么剩下来的永王璘、建王恪、嗣薛王、郑王元懿，南唐的祖先究竟会是其中的谁呢？

事实上记录建王恪为南唐祖先的不仅仅是《新五代史》，《宋史》《南唐书》《玉壶清话》《江南录》等诸多史料均记载了南唐以建王恪之后自居，烈祖李昪乃唐宪宗后裔——唐宪宗生建王李恪、李恪生李超、李超生李志、李志生李荣，李荣则是李昪的亲生父亲。

同时据《宋故左龙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上记载，墓主李从谦乃“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后，南唐烈祖之孙，元宗之子，后主之贵介弟”。李从谦即南唐烈祖李昪之嫡孙，元宗李璟第九子，后主李煜同母弟，墓志上称李煜对这个胞弟“友爱异于他弟”，开宝年间曾奉命出使宋朝，宋太祖“嘉其占对，厚膺蕃锡”。

值得一提的是，为李从谦撰写墓志的胡宿也是北宋人，不仅与李从谦同籍，更与李从谦之子友善，可谓是对李家知之甚深。所以清朝李慈铭曾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点评道：“此志明言宪宗子建王之后，则五代史诸书谓托于太宗子吴王恪者，皆风影无据之词。”

李从谦作为南唐的直系后代，距烈祖李昪尚不出三代，而亲自认建王恪为祖，可见南唐实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裔，乃是确凿无疑的。

史籍记载

李蔡（？－－公元前118年）李广堂弟。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从军对匈奴作战，汉武帝时受封轻车将军、乐安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任丞相，执政四年，协理汉武帝运武徒民，治吏改币，统筹盐铁，颇有政声。

“人所惮为，公勇为之；人所竞驰，公绝不窥。”这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韩愈在给天水人权德舆写的《墓志铭》中对他的高度评价。

《汉书·李广传》及《百官公卿表》记载：“李广有从弟李蔡，元狩二年三月（公元前121年）丞相公孙弘死，御史大夫李蔡升任丞相之职。”

李蔡（公元前186年一前118年），生活在西汉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终年七十岁。陇西成纪（今秦安县西北）人。

汉文帝后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萧关（今环县）时，李蔡随堂兄李广参加汉军，两人同为汉文帝的侍从，后任武骑常侍。到了汉景帝初年，李蔡已有军功赐二千石禄。在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的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李蔡任轻骑将军。后与卫青一同出兵朔方击败匈奴右贤王。右贤王乘夜暮遁逃，汉军捉得几十个匈奴士兵，俘获了民众一万五千余人。李蔡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显赫战功，被汉武帝封为乐安侯（今山东博兴北地），从此弃武从政。不久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银印青绶。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丞相公孙弘死，又因李蔡击战匈奴有功，被任命为汉武帝的第二个丞相。他在丞相的四五年间政绩卓著，尤以协助汉武帝治吏、改币、统禁盐铁等项大计中成就最大。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李蔡因私自侵占汉景帝陵园前路旁一块空地而被问罪，应送交法吏查办，李蔡不愿受审对质，也自杀了，他的封国被废除。

位于甘谷县城东北10公里渭阳乡蔡家寺村北山坡的蔡家寺，凌山而建，为悬山顶式建筑，与当地其他古建筑风格迥异。此寺在当地名气很大，但相关研究非常有限。学界的主要疑虑都集中在该寺名为蔡家寺，所属村寨也叫蔡家寺村，但该村却没有一户姓蔡的人家。而且历史上也没有蔡姓的记载。这个寺院究竟为什么会起这个名称呢？

记者在甘谷采访期间，西北师大教授、甘谷籍学者范三畏见解独到、娓娓道来，并引领记者参访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历史上文人的疑惑

据清乾隆《伏羌县志》（甘谷旧名伏羌）记载，蔡家寺建于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70），至今已有650年左右的光景。至于何时有村，当地县志语焉不详，实难详考。而为何村寺同名，也没有记载。最奇怪的是蔡家寺村，顾名思义，村人大多应为蔡姓，就像离此不远的河对岸的蒋家寺村，其村民多为蒋姓一样，然而，蔡家寺村从来没听说有过蔡姓之人。据范教授介绍，这一点，至迟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引起出身于该村的诗人李兆甲的注意。李兆甲（1767-1830），字逊乙，号椒园。著有《蔡家寺》、《登蔡家寺》、《蔡家寺即景赠僧寂成》等诗，其中《蔡家寺》一首即抒发了对以上问题的怀疑。

“伏羌东北境，一山常巍岿。下是吾家庄，上有蔡家寺。频来不厌登，柏古院幽邃。面南开前楼，山水随风至。好鸟各呼名，声声听有义！人人云‘蔡家’，谁解兹两字？释名觅无碑，迷乱心如醉！……在昔蔡家人，岂多蔡家寺？勉旃我同宗，柏何永苍翠……培根深枝叶，四时叶不坠。绵绵李家庄，常常蔡家寺，无复后来人，又名李家寺？”

诗末为什么会有由“蔡家寺”他日改为“李家寺”的奇想？这是因为蔡家寺村民十之七八皆为李姓，余为杂姓，故该村亦被人俗称为“蔡李家”，以与附近王姓村民聚居的“坡王家”并称，又与对岸中滩河村的“中洲李”区别。

两位学者的看法

据范教授介绍，他曾经查阅过《中国宰相大全》一书，据载蔡氏为相者，共有七人，全在宋代，蔡京为其一，但他是福建仙游人（北宋名相蔡襄亦仙游人）。又一人因罹罪而流徙，死于边地，情境、籍里与传说中的“蔡相爷”均不相似。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甘谷修新县志期间，当地的学人李承明老先生提出来一条十分引人注目的线索：蔡家寺传说中的“蔡相爷”应是汉武帝时的李蔡！

李蔡生平事迹比较简单，《史记》、《汉书》均附记于其堂兄汉将军李广的传记之中：

“李蔡，成纪人也，为李将军广之从弟。与广事孝文帝、景帝、武帝。孝文时，广与蔡俱为郎。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出朔方击匈奴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按，今属山东高青县境）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

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远甚，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

广死之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阳陵神道之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

范先生说，这确实是一个良好的思路和重要的发现！以前者言，“蔡”、“李”与“相爷”三者一沟通，不就是“丞相李蔡”么！何况李广、李蔡都是成纪人。西汉成纪县治据考在今静宁县治平乡，其县境与当时的郡治冀县紧邻。广、蔡都是公卿之尊，蔡故宅由县徙郡而居郡，也是人之常情。以后者言，历史上的李蔡丞相因侵占皇家陵地有欺君犯上罪而自杀；传说中的蔡相爷因大起甲第被指为篡逆而自杀，二者何其相似！

2004年春节，范教授亲访蔡家寺村李氏后裔德全先生，见到了其宗族的家谱，谁知却大谬不然。家谱分明记载，此李氏是明季由陕西白水（按今属蒲城）县迁徙至此的。可是，据德全抄录近年出土的伏羌北坪李氏五世祖三涧公李楷的墓志铭（李楷，明中叶隆庆年间曾为四川大足少尹），却说该族是元季由白水迁来的。这说明家谱是后修的，其修谱年限估计已到了清代。因追叙太远，所以有一个朝代之差！

当时，范教授从李德全那里还了解到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村里的李姓并非都出自同一个谱系，确实有些门户并不在家谱之列。

不过，范教授说并不能因此就下结论。因为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元季白水李氏迁来之前，此处原来没有这样一个村子？若是此处本来就有一村庄，白水李氏只是有缘前来投靠或曰投奔并定居，那么这“缘”又从何来？是悲天悯人的同情呢？还是有亲戚关系呢？抑还是此村亦为李姓（或径是李蔡一房），有道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之故呢？若是后者，或地主无谱且日见凋零、客籍有谱而日见繁盛，以至于今日沧桑变化，也许形成类似于反客为主的局面，也未可知。这当然只是猜测，但谁又敢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呢！

据范教授介绍，至于诗中老僧所说替诗人解惑的“浪花横翻处，往年繁华第”二句所指为当地一个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

蔡家寺本来是名副其实的蔡家村，全村本出于同一个蔡姓家族。某朝某帝时，村里出了一位大官，后来位极人臣，官做到丞相之位，人称蔡相爷。蔡相爷在京城自然有府第，他却喜欢住在家乡本村的自家院宇里，一年中倒是在京住的时日少，在乡住的时日多。但这样一来，他老爷又怎么能不误每天的上朝呀！原来这蔡相爷有一宝贝。这宝贝是一头青牛，那青牛尾下 眼里孵着一窝“牛屎火燕儿”（按，火燕，红尾鸲的俗称；牛屎，当因其常随牛后于翻地时觅虫吃而名之），但与牛却相安无事。要说这宝贝牛的好处，那可真是骑上它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事急时且可日夜兼程。所以蔡相爷骑着它前往京城，可以说是晨去暮归，风雨无阻，从不误事的。这样过了3年，也是福极祸来，喜极悲生，合该有事。有一天，一位客人看到蔡相爷这青牛坐骑 尾下鼓鼓囊囊，骑上不甚雅观，就问其原因，相爷因此告之。客人大大不以为然，认为掏去鸟窝，牛可行更速。相爷碍于客人的面子，况且自己也不全明就里，便命人立即照办，为牛“轻身除秽”，掏去了鸟窝。这一天，蔡相爷照例骑牛从乡里家中出发进京，牛鞭一挥，天不明就起身了。可是，走出去不远，那牛趴在地上，说什么也走不动了。蔡相爷只好赶忙折回，改换快马兼程往京，但到京已是第三天了。

适逢前一天皇帝召集百官商议大事，却就是不见丞相踪影。早有大臣乘机参奏一本，说蔡相爷深居简出，素有篡逆不轨之心，宜下旨查抄其家。皇帝在气头上，龙颜大怒，遂下旨抄没了蔡相爷在京城的府宅。蔡相爷误了朝事，又被大臣乘机参奏，心中又悔又怕，情急之下，立即自杀。消息传到梓里，情势越说越怕，甚至有流言说蔡相爷准备篡位登基，在其家乡修了一座金銮殿；皇帝已派钦差前来查看，如有此事，就要满门抄斩。适逢蔡相爷最近在其乡里正大起甲第。族人立即把那新起的甲第改为庙观，而且全族一夜之间都改为“李”姓，以免遭九族灭门之祸。

但是钦差终于没有来，战战兢兢的族人好久都在恐惧中过着日子。后来，族人终于也没有再改回姓“蔡”，而以“李”姓相承至今。只是为了纪念蔡相爷，就把那座寺观称之为“蔡家寺”。

蔡家寺，默然的存在

记者在参访期间，看到蔡家寺依山而建，坐北朝面。从山脚至半山腰，营造有序，疏朗自然。山门为明次三间，采用单翘无昂五踩斗拱。寺内一位僧人介绍说，曾有人建议将该寺改名为“环水寺”，因为周围有渭水环绕。还介绍周围的山名地形，令记者浮想联翩。不管怎样，大地上这些无名却又不为人知的文化遗存，默然而在。他需要我们的关注，也需要史家的研究。

无论蔡家寺以村名或村以寺名，似乎都显得有些特殊，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范教授介绍说，民俗上确有以祠改寺的事情发生。同样都是祭祀崇拜，二者相差并不甚远。假设蔡家寺村就是李蔡故里，那么，作为庙宇的“蔡家寺”本为“李蔡家祠”而后因避祸诡称“蔡家祠”，再后改变为“蔡家寺”的可能性也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