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氏族谱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1浏览：3收藏

谢氏族谱,第1张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撰有日记体《宜州家乘》，后人撰修家谱，袭用“家乘”之名，意为家族之史。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根据谢氏宗亲网介绍: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但遗憾的是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

目前所见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此外，《隋书·经籍志》着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着录《谢氏家谱》一卷。可惜这些书都已亡佚。

据福建谢氏源流研究室主任谢宗楷先生多年调查、发掘、整理，初步发现共有谢氏族谱401部，其中，福建省 166部，涉及44个县市，江苏3部，浙江 23部，安徽5部，江西8部，山东4部，河南3部，湖北2部，湖南6部，广东8部，广东2部，四川1部。台湾档案机构藏谱目录168部，泰国2部。另有《世界谢氏通讯》报导的《成都谢氏族谱》《深圳石岩龙银山谢氏族谱》《广东南海谢氏族谱》等多部族谱，可见谢氏谱牒资料还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族谱，存有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名人作的序数十篇，其中著名的有宋代《苏公老泉赠谢氏谱序》、黄庭坚《谢氏世谱序》、苏轼《谢氏宗谱谱序》、朱熹《谢氏宗谱序》、彭龟年《谢氏旧谱序》、文天祥《江西信州叠山谢先生谱序》、谢枋得《修辑族谱原序》及当代著名女作家冰心为福建长乐谢氏宗谱所写的序。

宋代的作者都是著名人物，按理说所作谱序应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有些问题却值得考虑：首先是谱序的真伪应予以辨别; 即使是这些名人所写，由于时代的、阶级的、知识的局限，他们论述之事是否符合史实，也须加以研究。例如：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所写《谢氏宗谱谱序》(一本作《谢氏族谱序》)，落款“宋元祐五年知杭州眉山苏轼”，一本作“知浙江杭州眉山苏轼东坡”，一本作“通判浙江杭州眉山苏轼”，其中必有传抄者妄自增删者。文中有“熙宁三年余以谪通判杭州”、“绍兴与杭接壤”等语。据《苏东坡年谱》载，苏轼先后两次去杭州任职。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1071年)，因获罪王安石，“乞外避之，除通判杭州”;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除龙图学士知杭州”。于此可知，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的时间为“熙宁四年”，而不是“熙宁三年”;元祐五年应为“知杭州”而不是“通判浙江杭州”。再者，“绍兴”作为地名，最早是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而北宋时的苏轼1101年已死，怎能会有“绍兴与杭接壤”之语呢更重要的是文中所说“谢氏自申伯得姓”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申伯从来也没有姓过谢。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即使出自名家之手的谱序或谱中所记内容，也必须经过鉴别方能采用。

宋代以后，谢氏由于分散全国各地，随着私家修谱之风的兴起，各地的谢氏族人也纷纷修谱，发放给族中宗亲，并定期续谱，不，断更新。每当新谱一出，旧谱除留少数几部由族长保存外，其余全部销毁，加上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早期家谱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就笔者所知，目前台湾谢氏族人保存有一部明朝万历年间所修的《谢氏统宗志》，大概是较早的一部家谱。至于在此以后的各种落谱牒，较为常见者，有民国时期所修《谢氏宗谱》、明万历《海沧石塘谢氏族谱》、清同治《南海丹山谢氏世谱》、《番禹芳村谢氏族谱》、《西贡沙角尾谢氏族谱》、《深圳石岩龙眼山谢氏族谱》、浙江上虞《盖东谢氏宗谱》等。

1947年，由硕儒谢鸿轩发起并主持，约请各地谢氏宗亲，开始编写一部新的家族通谱。经过多人一年时间的辛勤耕耘，新谱于次年冬至日全部修毕，并请谱师来宗祠中雕版印谱。又过了半年，新谱雕印完毕，共32部，每部12册，定名为《谢氏宗谱》，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争的影响，目前这部家谱完整的只有两套。另在台湾的大半套，是由修谱者本人于1949年从大陆带去的。当时修谱者正在督印新谱，来不及将谱印完，仅带一些印毕的纸页匆匆上路。至台湾后经分捡整理，编为家谱的第二至十册。另外三册终因海峡隔阻，多年来一直未能补齐。

近年来两岸关系解冻，寄居台湾的谢姓人纷纷回思念多年的家乡寻根祭祖，又从家乡访得新谱的第一、十一、十二册，带回台湾，使分散的家谱终于合璧。

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多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就笔者所见，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八世祖考榆罔公，在位55年。蚩尤作乱，禅位黄帝，降为侯。妣伊耆氏，子帝柱。

九世祖考帝柱公，因父降为列侯，分封丁洛，世袭其职。妣伊耆氏，子庆甲。

十世祖考庆甲公，妣陈张氏，一作陈绛氏，子戏。

十一世祖考戏公，妣有邰氏，子器。

十二世祖考器公，妣风氏，子祝融。

十三世祖考祝融公，相黄帝而治天下，辩乎南方。妣挚氏，子垂。

十四世祖考垂公，妣蜀山氏，子伯益、伯夷。

十五世祖考伯益公，舜命为虞，佐禹治水有功，禹崩以天下授之，公不受，乃避居箕山之阳。妣虞氏，一作有娥氏，子若木。

十六世祖考若木公，妣石费氏，子费昌。

十七世祖考费昌公，妣祝绛氏，子房。

十八世祖考房公，妣视山氏，一作蜀山氏，子仁昌。

十九世祖考仁昌公，一作仁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天英。

二十世祖考天英公，妣蜀山氏，子矽。

二十一世祖考矽公，妣扈氏，一作有扈氏，子敏。

二十二世祖考敏公，妣嫩訾氏，一作(女取)紫氏，子豹。

二十三世祖考豹公，妣鬼方氏，子谦。

二十四世祖考谦公，妣有扈氏，一作扈氏，子澄。

二十五世祖考澄公，妣挚氏，子晔。

二十六世祖考晔公，妣风氏，子宇。

二十七世祖考宇公，妣己氏，子清。

二十八世祖考清公，妣伊耆氏，子宝。

二十九世祖考宝公，妣鬼方氏，子宽。

三十世祖考宽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典。

三十一世祖考典公，一作兴公。妣有娇氏，一作蟜子明。

三十二世祖考明公，妣有娇氏，一作蟜氏，子车。

三十三世祖考车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能。

三十四世祖考能公，妣蜀山氏，子宏。

三十五世祖考宏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瑞。

三十六世祖考瑞公，妣风氏，子倚。

三十七世祖考倚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拜。

三十八世祖考拜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世长。

三十九世祖考世长公，妣景仆氏，子恭。

四十世祖考恭公，妣鬼方氏，子祥若。

四十一世祖考祥若公，妣有邰氏，一作邵氏，子范。

四十二世祖考范公，妣陈绛氏，子箨。

四十三世祖考箨公，妣有娇氏，一作娇氏，子安世。

四十四世祖考安世公，妣伊耆氏，子忠贞。

四十五世祖考忠贞公，妣挚氏，子绍良。

四十六世祖考绍良公，妣风氏，子庵年。

四十七世祖考庵年公，妣蜀山氏，子卿。

四十八世祖考卿公，妣景仆氏，子(讠合艹)。

四十九世祖考(讠合艹)公，妣风氏，子彦。五十世祖考彦公，妣姬氏、鬼方氏，子绥章、筠生绥章，一作绂章。

五十一世祖考筠生公，一作虺筠公。妣姬氏，子吕尚。

五十二世祖考吕尚公，字子牙，号飞熊，一称姜太公。年八十遇周文王，相武王而治天下，周尊为师尚父，封齐侯，子孙世袭。妣马氏，子丁、王、年、彦、柯、绍、骆、铎、青、易、尚、其、佐。

五十三世祖考佐公，封于申。妣景仆氏，子汲。

五十四世祖考汲公，妣有扈氏，一作扈氏，子陵高。

五十五世祖考陵高公，妣姬氏，子嵩。

五十六世祖考嵩公，妣温氏，子谋。

五十七世祖考谋公，一作某公。妣顾氏，子成。

五十八世祖考成公，妣马氏，子胡。

五十九世祖考胡公，妣温氏，子献。

六十世祖考献公，妣有施氏，子宁。

六十一世祖考宁公，妣顾氏，子恩。

六十二世祖考恩公，字宏道，妣孟氏女适周厉王。子诚、申甫。

六十三世祖诚公，号申伯。辅宣王中兴，宣王赐封于谢，子孙因以为氏，遂为谢氏受姓始祖。妣王、高、张氏，子弘、猛。

粤稽:是考证查证的意思。这里的粤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一个助词,稽是查证的意思。所以放在一起也是查证考核的意思

近期在中华贺氏网络平台发现号称源自“广东三水”的一支南阳镇平贺氏家谱，根据当地碑文考证，始迁祖自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兄弟三人，族谱记载：“自粤稽（广东省三水市）迁居河南镇平定居”。始迁祖名讳无考，据碑文记载，迁来之前在粤稽已历五世，故始迁祖为第六世。镇平贺庄贺氏第七世名讳亦无考，第八世有国京、国生、国甫三祖名。

宗派序：心仲仁远旺启明国文昌武盛永恒兆长桂兰邦天承慈孝乐学世杰生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自此文发布后，由陆续接到南阳当地宗亲贺少辉发来的一些补充资料：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其中最有价值的一张是这里：（贺氏二世祖碑文）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编者按：

根据这个碑文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谱记载的“自粤稽（广东省三水市）迁居河南镇平定居”应为对碑文内“粤稽”的误读，将“粤稽”理解为“粤籍”了！

——楚风 2018-04-20

细看碑文如下：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编者按：

我们对涉及源流相关文字进行了重新断句：“耦维万物之生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本水源，孰可忘其所自来乎？粤稽贺氏始祖讳心典，邑庠升，明代迁居贺坡迄今约十七世矣！”

这里的“粤稽”意思是“经过稽考、经考证”的含义，而不是“广东籍贯”之意思！所以原谱所书的“源自广东三水”一说存在很多问题，需引起大家重视，应对谱内相关描述进行全面复核！

为此特对原发文进行留言提醒：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这碑文里写着“始祖讳心典”，然而家谱写成“贺二世祖墓碑文”，推理应该这个碑是始祖儿子的一块碑，但世系内二世祖名讳无考，只能说明该碑的正面可能已经被破坏或风化，无法看清字迹了！

——楚风 2018-04-20

此外，根据宗亲反馈，宗派序需要修正：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近期在中华贺氏网络平台发现号称源自“广东三水”的一支南阳镇平贺氏家谱，根据当地碑文考证，始迁祖自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兄弟三人，族谱记载：“自粤稽（广东省三水市）迁居河南镇平定居”。始迁祖名讳无考，据碑文记载，迁来之前在粤稽已历五世，故始迁祖为第六世。镇平贺庄贺氏第七世名讳亦无考，第八世有国京、国生、国甫三祖名。

宗派序：心仲仁远旺启明国文昌武盛永恒兆长桂兰邦天承慈孝乐学世杰生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自此文发布后，由陆续接到南阳当地宗亲贺少辉发来的一些补充资料：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其中最有价值的一张是这里：（贺氏二世祖碑文）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编者按：

——楚风 2018-04-20

细看碑文如下：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编者按：

为此特对原发文进行留言提醒：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楚风 2018-04-20

此外，根据宗亲反馈，宗派序需要修正：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宗派序：心仲仁远旺启明国文昌武盛永恒兆长桂兰邦天承慈孝乐学世杰生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自此文发布后，由陆续接到南阳当地宗亲贺少辉发来的一些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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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价值的一张是这里：（贺氏二世祖碑文）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编者按：

——楚风 2018-04-20

细看碑文如下：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编者按：

为此特对原发文进行留言提醒：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楚风 2018-04-20

此外，根据宗亲反馈，宗派序需要修正：

贺氏家谱（八）南阳镇平贺氏家谱补遗及勘误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