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扩展资料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

从文体语言上来说，《少年中国说》也很有代表性，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尤其是前此提及的新词汇、新意象的大量引入或创造，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法、句法系统进行了颠覆。就文体而言，《少年中国说》融辞赋、四六、律句、古文于一炉，各体之间自由穿梭而又流利畅达，彰显出作家深厚的操作文体的艺术功力。在中国文学语言、文体演进史上，梁启超的散文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形态，并直接导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方向。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作散文）

炎黄子孙是我们华人的自称，因为炎帝和黄帝是华夏族的祖先，所以炎帝和黄帝的后辈也就被称为炎黄子孙。传说炎帝和黄帝原本是同一部落的族人，后来各自发展成了两个敌对的部落。在阪泉之战中，黄帝击败了炎帝，然后黄帝统一了两方的部落，这一族的族人就被称之华夏族。而在汉朝以后都被称为汉族，直到今天汉族依然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人数最多。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关于炎黄子孙的远古传说，感兴趣的话就来一起看看吧。

新编初中历史教科书将黄帝与炎帝定性为远古的传说，其中并提到：

后人尊崇炎帝和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海内外的华人也以‘炎黄子孙’自称。

远古的传说、人文初祖这些定性很准确。炎黄子孙之说的由来，也是很值得补充的信息。

黄帝这个人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

春秋以前的文献，像《诗经》、《书经》，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没有黄帝；稍后一点的《论语》、《墨子》、《孟子》，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尧、舜，也没有黄帝。①

到汉代，出于五德始终说的现实需要，司马迁父子综合战国以来对黄帝的各种描述，将其作为帝王谱系的首位，写入了《史记》，并以之为始祖，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脉传承体系，尧、舜、禹是黄帝后人，被视为戎狄的秦、有蛮夷之称的楚，与西汉连年交战的匈奴，他们的君王也都是黄帝后人。②

《史记》开此先例后，之后的新兴蛮族政权，在势力深入中原后，常选择抛弃原来的祖先传承，转而宣传自己是黄帝后裔。比如，鲜卑慕容氏自称高阳氏(黄帝嫡孙)之苗裔；建立辽的契丹，自称炎帝之后、轩辕后裔。不过，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建州，都无意自诩黄帝之后。这既有自身统治实力强大的缘故，也与儒家的华夷之别在于文化而非种族有关。③

上述种种攀附与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

黄帝成为国人共同的人文初祖，炎黄子孙全面进入普通中国人的意识，与梁启超等人在晚清对历史的重新发掘有关。

戊戌之前，康有为、梁启超曾试图将儒学改造成儒教，来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抗衡。梁启超曾言：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传(儒)教，不是从事政政；是拯救世界，不是拯救区区一个大清国。④

1898年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眼界有所开阔。其理想从救世界退回到救中国，救亡的法宝，也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

当然，时代所限，梁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很荒唐的地方。比如，梁曾在文章中写道：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⑤

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更为极端。他认为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有资格谈平等，至于那些性情太恶的棕、黑种人，应该饮以断嗣之药绝其种。⑥

这些荒唐之言，属于时代局限，今人自不必苛责。此种思想背景下，黄帝成了新的文化资源。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对华侨演说，开口即称：

我国皆黄帝子孙。

革命党人也在晚清有了黄帝子孙的种族认同。

当然，出于推翻清廷的现实考量，他们将满人排斥在了黄帝子孙之外。比如，章太炎认为，纯血统层面的黄帝后裔并不存在，黄帝后裔指的是所有被华夏历史文明同化的种族，他责备满人以高高在上的外族统治者自居，不承认他们是黄帝子孙。⑦

当时的维新派与革命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黄帝情有独钟，还有另一层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接触到了拉库伯里(Terrien deLacouperie)的学说。

拉库伯里认为，黄帝其实是两河流域的一位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后率部族东迁，越过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这种黄帝西来说，正可弥补当时受种族主义影响极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自卑感。所以，1903-1905年间，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甚至专门撰写了论文，来佐证黄帝的家乡就是遥远的巴比伦。宋教仁、梁启超也积极宣传这种观点。

不过，到了1907年，出于现实需要，章太炎又抛弃了这种观点。章解释道：如果承认黄帝来自巴比伦，中土原是苗人地盘，那么，汉人排满是正义，苗人排汉也同样正义，这对排满革命不利。⑧

其实，黄帝是战国时代才出现在文献中的传说人物，讨论他究竟是不是来自巴比伦，在史学层面并无多少意义。不过，清末民初这场种族主义救中国的思想潮流，确实重新发掘了黄帝这一文化符号的历史内涵，使之走向了国族共祖。滔海志士陈天华在黄帝的肖像前的恸哭，即是这种文化发掘的典型成果：

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⑨

进入1920年代，种族主义救中国得到纠正，渐变为民族主义救中国，黄帝的国族共祖身份，也因之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1929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较真精神，在书中写道：

(黄帝)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

此说引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震怒。戴认为，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⑩

1937年清明节，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共两党派出代表赴陕西共祭黄帝陵。炎黄子孙这一身份认同，已成为国人抵御外侮的重要精神资源。

①中道敏夫之《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对73种先秦文献做了数量化处理，统计得出：黄帝在文献中共出现950次，若加上轩辕氏等异称，则有994次(含《黄帝内经》497次)，具体而言，始于《逸周书》(2次)、左传(2次，另有异称2次)。这些文献都出现在战国时代。

②五德始终说源于战国思想家邹衍。汉武帝时，自认本朝属土德，往前推演，秦乃水德，周乃火德，商是金德，夏是木德，在夏之前，须有一个属于土德的朝代存在，才能完成一个五行循环。黄帝遂成为帝系之首，《史记》称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③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

⑤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

⑥康有为，《大同书》。

⑦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⑧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01期。

⑨陈天华：《黄帝肖像后题》。

⑩顾颉刚，《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

PS：炎黄子孙中之炎帝，在该概念的流变过程中长期处于附属地位，故略而不论。

旧史学的“四蔽”：第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导致二十四史成为帝王的二十四姓家谱。梁启超批判了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正统论与修史、纪年方法；第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导致旧史“以历史为人物之画象”，“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最终成为现象的罗列和墓志铭的汇编；第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旧史作于易代鼎革之后，丝毫不涉及当代历史与社会现实，因此毫无现实作用；第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即只有呆板的客观事实的叙述，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

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国难危重 主张变法

清末，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就像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此时在广东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社会的力量：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从下层社会着手；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从上层社会着手。

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但他并不以此自满，得知康有为在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讲学，便去听讲求教。而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举人向秀才学习，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梁启超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康有为对于旧学的批判，仿佛当头棒喝，使他深刻地审视、剖析自己的弱点，在经世致用的路径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他积极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变法请愿活动，是康有为所设立的“强学会”中的积极分子。应该说，这一时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为康有为所器重。

其时，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在上海创建《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每期刊印两千至四千份，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闻以及英、日、法报纸、杂志的译文，特别侧重选译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吸引读者警惕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该刊也刊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呼吁实行变法的文章，介绍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呼吁在清帝国的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地主等代表人士参加管理。更有许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内恢复已丧失的主权和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等。虽然康、梁所鼓吹的维新变法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但其言论则远远超出了君主立宪的范围

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民国年间: 《史记》研究的转折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研究论文一百一十多篇，专著数十部，另外还有大量非专门性的文章和著作。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史学史方面的专著或教材，几乎都立专门章节对《史记》进行重点评论。在研究方法上，对《史记》的考订校注，依然继承了传统;对《史记》的评价，则引入了西方史学理论，提出了新见解，开辟了新领域。

《史记》的缺篇补续是个老问题。崔适《史记探源》指出，今本《史记》是经褚少孙补续和刘歆之徒的窜乱，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又有脱、衍、倒、改诸弊。共中通篇皆伪者有《文纪》、《武纪》等二十九篇，其余篇章中也有不少后人窜入的字句。他以康有为“刘歆窜乱《史记》说”作为辨伪的出发点，其持论之坚，否定今本非原文的数量之多，都是非常突出的。余嘉锡著《太史公书亡篇考》一书，坚信张晏之《史记》行世不久即“十篇有录无书”说。而今本十篇虽存，但除 《武纪》外，其余皆为后人补作。

司马迁的生卒年也是一大悬案，宋人王若虚和清人王鸣盛等已有考论。民国年间，王国维集中司马迁生平的资料，钩稽考订，撰成《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卒年“绝不可考”。此论一出，便引发了一场学术讨论。梁启超、郑鹤声等人信从中元五年说。张惟骧则在《太史公疑年考》 中论证司马迁生年当为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李长之提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说。此说经郭沫若进一步论证而影响大增。

在《史记》校注方面，李笠撰《史记订补》一书，首先对《史记》诠注史作了评述，进而提出诠注《史记》的12例则。全书以阐释字义为主，比较前人得失短长，并参以己意，有一定参考价值。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以校注文字为主，在前人校注成就的基础上，旁搜别采，拾遗补缺，其用功之深巨，材料之详实，尤为突出。王骏图、王骏观的《史记旧注评议》以考订旧注为主，除订正三家注外，兼及明清学者的考辨之作。王氏兄弟博稽详考，辨史公本义，核诸家得失，多有独知之见。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中国刊行后，鲁先实特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对其提出系统批评，谓有体例未精、校勘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法疵谬、多所剿窃、去取不明七大失误。鲁氏学识渊博，熟知前人研究《史记》的成果，因而书中征引繁富，持论有据。但他斥泷川之书“千疮百孔，绝无半简可存”，未免失之偏颇。

这一时期的《史记》评论变化较大，出现了许多新观点。

首先，许多学者以近代西方史学作参照，以历史学和史学发展史的高度重新审视《史记》的价值及学术地位。如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角度品评《史记》，认为它在体例、内容、写作方法和历史观念上有诸多 “创造”，因而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中国历史研究法》)。刘剑横把《史记》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史学家著作的历史”，因为只有《史记》才开始“显示其对于史事的理解与批判作用”(《历史学ABC》)。翦伯赞也说： “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中国史纲》第二卷)。

其次，在评价《史记》的着眼点上，不少人突破了传统论题的局限，开始从《史记》的内容特点和历史观念，乃至历史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评价。如梁启超称司马迁“常有国民思想”(《中国史界革命案》)，又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翦伯赞、蔡尚思、施章、朱希祖等人也认为《史记》是一部“具有社会性的大众生活的历史”。李长之分析说：“司马迁的历史实在已由广度而更走入深度。……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七章)对司马迁历史观的讨论，杨启高认为中国历史观分为天神之思想、天神与人类之思想、人类之思想三个发展时期，《史记》“通古今之变”重于“究天人之际”，应属第三期(《史学通论》)。方壮猷说司马迁自称作史之抱负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知司马迁作书之本意，实有一种历史哲学存焉”(《中国史学概要》)。关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梁启超试图用西方经济学说阐释 《史记·货殖列传》，认为有不少西方的富国学说 “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潘吟阁进一步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认为：司马迁“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无论何种经济最新学说，都不能出其范围”(《史记货殖传新诠·编者弁言》)。

再次，关于《史记》的文学成就，虽有不少学者继续走传统老路，但也有一批学者在思考《史记》的性质是史学还是文学。有些学者特别看重《史记》的文学色彩，如郭沫若、施章、胡怀琛等人都曾把《史记》视为历史小说，唐兰则称：“司马迁天生是一个文章家，他做一篇列传，只是做一篇文章，而没有想做信史。……所以《史记》里的记事十之二三是不可尽信的”(《古史辨》第六册《老子时代新考》)。另一些学者认为《史记》文史兼备，如李大钊认为司马迁生活于文史相通的年代，所以既善于写史，又长于文学。谭正璧也说： “《史记》一书，不但在史学上是空前杰作，就在文学上也有极大的价值”(《中国文学史大纲》第四章)。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汉文学史纲要》)。

不好找啊，我只找到这些，你好好看看，对你也许有些帮助的。

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

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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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史书体裁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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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史书体裁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

《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粱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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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史书体裁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栽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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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史书体裁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也”。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

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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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史书体裁

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超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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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史书体裁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0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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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复：史书体裁

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峡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