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过年挂的族谱俗称家谱，每年腊月底年龄最大的把家谱挂在墙上，上供烧香对前辈的思念，这是农村的习俗，也是对前辈的供奉，首先每天上供烧香磕头，一日三餐先让老祖宗吃或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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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空白处或者原本的文本框，并选择添加项目的按钮，选择需要添加的项目的位置。

5、根据需要进行添加后即可生成一个家谱世系图的样式，在其中输入对应的姓名及内容即可。

《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主编，16开双栏影印精装、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共93种。开篇收录了明代凌迪知的《万姓通谱》。《中华族谱集成》是一部列为国家古籍规划项目的填补空白的大型史籍，由巴蜀书社于1995年限量印制、编号发行。其中收录张姓族谱21种，编为20册。兹将各册所收录的张氏族谱，介绍如下：第一册，收录明嘉靖《张氏统宗世谱》21卷，张宪、张阳辉主修，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原装10册。该谱以汉留侯张良为一世祖，上溯张氏开宗立姓之始祖张挥，下迄明中叶播迁各地之衍派117支。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江西和南直隶。其中江西44支，南直隶52支。而江西又集中于饶州府，计有43支；南直隶又集中于徽州府，计有40支。这种状况同修谱者的籍贯是分不开的。该谱主修张宪、张阳辉都是徽州府人；同修共有32人，其中徽州府21人，饶州府10人。可见该谱就是以徽州府和饶州府为主编修的。谱谱对117支衍派的渊源作了具体记载，追根溯源，太原尹城为始祖张挥受封之地，明嘉靖年间修谱时，太原仍有庙存焉。该谱还绘有《张氏古今迁居地理图》，前有序文，称“统谱今以自尹城、自鲁国、自曲沃、自陈留，而再襄国、再吴郡、再金华之迁派，参考《方舆胜览》、《禹贡九州》、《皇明大一统志》诸图书，列于图而志之。譬之江河之行地，脉络贯通。俾观谱者，知某邑古今属某部，某人古今迁某处。因地以著姓，缘族以笃亲，未必不由是图而启其统宗之恩也欤”！该图还在山西部分太原县境绘有“台骀公庙”，即张氏之祖庙。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二册至第六册前部第二册，收录清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上中下三卷，上卷又分之一、之二；中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张庆彬等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永思堂刻本，原装二十册。该谱对张氏起源、播迁及衍派，记载甚详。该谱以大卿公为一世祖，取名《旌阳张氏通修宗谱》，旨在联络散居于各地的大卿公之后裔。该谱上卷之一为谱序、凡例、家规、得姓郡望、统宗古今迁居地舆图、嘉会派源流、本源宗支（共121派），上卷之二为本源纪；中卷之一至四为嘉会、塘冲、进坊各房以及各支之世系；下卷之一、之二为列传；下卷之三为墓图、墓志铭、祭田以及通修宗谱跋等。第三、四、五、及第六册的前半部，收录民国《锡山张氏通谱》四十二卷，张轶欧、张鉴等修，民国十二年（1923）锡山宗祠寿康堂铅印本，共七十四册。该谱是北宋哲学家关中学派创立者张载之族谱。张载（1020——1077），字子厚。汉留侯张良之后裔，唐太宗时员外郎闻斯公之十四世孙。张载的先世世居大梁，其祖父名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其父名迪，宋仁宗时任殿中丞、知涪州（今四川涪陵）事，后做官陕西，徙居凤翔眉县（陕西眉县）横渠镇。张载，嘉佑进士，官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后以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午夜取烛以书。在自然科学方面亦有很高造诣，所以能提出一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命题，从而创立了与洛学并行的关中学派，因世居横渠，人称横渠先生。其子名因，字文益，官员外郎；其孙名京，字正之，官兵部郎中；其三世孙名楷，字楚昭，官乐平令，随宋室南渡，徙居江南，因与主和宰相不合，弃官家居，占籍歙县。至横渠公八世孙德庆公，始由歙县徙居锡山，故该谱以德庆公为锡山张氏之一世祖。该谱卷一为谱序、凡例、家规等；卷二为列传、行状、墓志铭等；卷三为像赞；卷四为诰敕；卷五为皇帝赐诗及皇子皇孙和文属公之诗；卷六为严泰公和文恪公之诗集；卷七至卷八为各支序传、墓志铭、坟茔图等；卷九至卷四十二，为各支世系。该谱以德庆公为始祖，旨在联络由锡山徙居姑苏、徐州、宜兴、荆襄、虞山、昆陵等地之张氏后裔。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六册后部第六册的后半部，收录清光绪《张氏通谱》八卷，清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光绪《张氏通谱》八卷，张而昌修，张铣寿校订，清光绪二年（1876）岭东使署刻本，分装八册。该谱以张栻为一世祖。栻公（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宋高宗时宰相张浚之长子，唐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之裔孙。浚公力主抗金，因收复中原壮志未酬，无颜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乃嘱咐死后葬于潭州宁乡（今属湖南），栻公遵嘱而行，并定居于此，死后亦附葬于此，故曰栻公生于蜀而长于湘，称得上是湖南人。他幼承家学，秉承父志，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年30时以荫补官，协助其父主持抗金北伐之事，历任直秘阁、吏部郎兼起居郎侍讲、秘阁修撰等职，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前后居地方官十余年。每到一地，都能“问民疾苦”，访求“利病”，改革弊政，提倡兴学，多有政绩，受到民众的拥护。淳熙八年（1180），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48岁。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却很大，至今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中还有专门祭祀他和朱熹的祠堂。绍兴三十二年（1162），栻公28岁，遵父命至衡山文定公书堂正式拜胡宏为师，攻读理学。因学习勤奋，见解非凡，深受师长器重。胡宏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学成，在潭州（今长沙）城南建城南书院以传师说。乾道初（1165——1173），他应湖南安抚使刘珙之邀，主讲于岳麓书院。其时胡宏师已谢世，胡宏的门下弟子求学于岳麓书院者络绎不绝。当时就有“道林（寺）三百众，（岳麓）书院一千徒”的时谚。岳麓书院遂成为影响最大的学术中心。就连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亦闻名而从福建不远千里来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未发已发”等心性问题。两人抵足夜谈相与论辩，颇为相得。学术史上称曰：“朱张会讲”。后来朱熹在回顾这次会讲时说：“敬夫所见，造诣卓然，非所可及”。又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可见朱熹受张栻的影响之大，且得益不少。张栻死后，其诗文由朱熹编定，名曰《南轩文集》刊行于世。张栻以湘学派大师，名垂青史。该谱卷一为序，计有旧序、纪源、公派语、魏公本传、魏公行略：卷二、卷三为世系；卷四为墓图、祠图、祠田、公牍等；卷五为优免公牍、旌典；卷六为碑文；卷七为列传、节孝、像赞；卷八为艺文、寿文、祠堂总录、跋。该谱以一世祖和二世祖合立为总表，即将浚公长子栻与次子杓并列，称曰大宗合表。杓公，字定叟，历官广西经略、江西安抚使，进端明殿大学士，随宋室南渡，定居钱塘。余姚、杭州、鄞县张氏，多为其后裔。栻公有二子：长曰焯，次曰炳。该谱从三世起，均为焯、炳二公之后裔。焯公居宁乡龙塘，被尊为龙塘开基祖。其后裔有世居龙塘者，亦有居官湖北、江西，入籍当地，若干年后又复迁回湖南者。炳公曾东迁浙江，其后裔又迁回湖南。今湖南宁乡、益阳、安化、新化、湘潭、长沙、沅陵、辰州、泸溪、永顺、龙山、衡阳、邵阳、祁阳、永州等地，均有焯房与炳房之后裔。从三世至十二世，分立房谱。溯其源，共祖其祖；分其支，各亲其亲。此为该谱之一大特色。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张云逵等修，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原装四册。定阳张氏出自陇西，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张颐由陇西徙居山西汾州府介休县西关。该谱以张颐为一世祖，其子名进禄，字锡爵。又由西关迁居城中，生齿日繁，至清代，为一盛族。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七册第七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张氏宗谱》、民国《清河世系》及《清河张氏支谱》三种。光绪《清河张氏宗谱》十三卷首一卷，张廷辉主修，光绪四年（1878）余庆堂刻本，分装十四册。该谱以成业公为一世祖。张成业，名绍祖，唐朝宰相张柬之的后裔，宪宗朝元和进士，官拜江东提刑，居婺州即金华府，后因唐亡弃官迁居衢州府开化县之音铿，是为音铿张氏始祖。今浙江钱塘武林张氏、处州丽水张氏、衢州西安张氏、婺州金华张氏，大都是唐相柬之公之后裔。该谱即浙江衢州开化县音铿张氏宗谱，只是唐相柬之公后裔中的一支。但在这一支中，因人才辈出，显赫青史，遂为天下望族。该谱取名《清河张氏宗谱》，旨在说明音铿张氏乃是清河张氏始祖岱公之后裔。该谱对张氏起源、衍派播迁，记载甚详。该谱卷之首为新序、目录；卷一为凡例、圣谕、祠规、家训、旧谱序等；卷二为诰敕、谢表、列祖遗像、像赞、里居图等；卷三为历代仕宦录、历代宰相录、忠义录、孝友录、文学录、武备录、贞节录、隐逸录、道术录、古今通派考、历代源流考；卷四至卷十为各派世系图；卷十一为各派堂记、寿序、寿诗、艺文杂著；卷十二为各派坟图、墓志铭、祀产；卷十三为各派支传、行实、名贤录、跋。前引《张氏古今通派分迁地舆图考》（以行省为单位记载张氏播迁各地的230个衍派）即出自该谱。据该谱记载，尹城派始祖挥公，封国太原府太原县，此为天下张氏通派之祖。从张氏开宗立姓始祖挥公算起，至成业公，共历118世；至清光绪三年（1877）止，共历161世。民国《清河世系》不分卷，张晋昭修，民国八年（1919）刻本，原装一册。该世系以张润为一世祖。张润，字清源，生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世居吴江。该世系即世居吴江的张润后裔世系。民国《清河张氏支谱》不分卷，民国铅印本，原装二册。该谱为吴郡张氏支谱。吴郡张氏本出张嵩第四子张睦。张睦，字选公，后汉蜀郡太守，始居吴郡。裔孙张显，齐庐江太守，生绍。张绍，官梁零陵郡太守，其孙名后胤，字嗣宗，国子祭酒，新野康公，以名儒为王者师。五传至张镒，字季权，为唐德宗时宰相。自新野康公后胤，吴郡张氏始扬名天下。自张镒相德宗，吴郡张氏遂与始兴、河东齐名。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八册第八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家乘》、乾隆《清河张氏宗谱》两种。光绪《清河家乘》不分卷，张景云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世美堂刻本，原装四册。该家乘以张宝为一世祖。张宝，字维善，其先世为清河人。自宋南渡，徙居杭州。元末，张宝徙居钱塘南壁里，以孝行举贤良方正。明万历三年（1575），七世祖始修清河家乘。万历四十三年，九世祖重修。入清以后，又五次重修，光绪时刻印。乾隆《清河张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张日佐等修，乾隆十七年（1752）崇本堂刻本。该谱尊舟十一公为一世祖。舟十一公名保望，字周臣，号舟十一，官奉议大夫、秀州通判，世居杭州。唐末战乱，徙居浮邑洞壶。保望公、即舟十一，乃是唐高宗时名相张文瓘的七世孙。文瓘子名洽，官魏州刺史；孙名宥，官扬州长史；三世孙，名衮，官虢州刺史；四世孙，名载华，官御史中丞；五世孙，名正则；六世孙，名知实，字冠仁；七世孙，名保望，即被该谱尊为一世祖的舟十一公。舟十一公有子四：长名雄，字君宇，官承奉大夫，迁居休宁杭溪，为杭州张氏始迁祖；次子名伟，字君度，依父居洞壶黄竹洞梅岭；三子名彻，字君胜，又字克明，迁星源甲路，是为甲路（即甲道）张氏之始迁祖；四子名英，字君沮，迁居黄墩，是为黄墩张氏始迁祖。杭旻、洞壶、婺源、黄墩，均为舟十一公子之孙。当然也是名相文瓘公之后裔。由于文瓘公和舟十一公，均出自清河东武城张氏，故该谱名曰《清河张氏宗谱》，意为不忘其所出。该谱上接唐相文瓘公，历经宋元明，下迄清乾隆十七年，历时一千多年。该谱卷首为旧序、谱说、谱诫、姓氏说、张字说、世原、基图、遗像，卷一为世表类，有源流世表、始迁世表，卷二至卷十二为各支世表，卷十三为帝制类（诰、诏）、世训类（家训、家规、家礼）和艺文类，卷十四为懿行类（传、述略、赞）、祝庆类（寿文、诗、词）和哀挽类（祭章、挽诗、挽歌、行述），卷十五为墓图、墓志、墓铭、墓表，卷十六为祀祖类（祀序、会序）和公据类（禁示、给照、议约、合刊族议、刊谱捐银名数、领谱号），最后是“清河张氏宗谱跋文”。整部宗谱体例完备，条理分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于研究江浙和安徽一带的张氏家族史和地方史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九册至第十一册前部第九册、第十册以及第十一册的前半部，收录清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四十二卷续二卷，张图南、张元泮等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该谱以舟十一公之第三子彻公为一世祖。张彻，字君胜，又字克明，号大三，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随父徙居歙之黄墩、广明，其后彻公又徙居星源甲道（即甲路），是为甲道张氏始迁祖。彻公有三子十孙二十二玄孙，有五世孙七十六人。五世孙为“延”字辈，所以该谱卷一绘有“张氏七十六延迁派旧图”，这个迁派旧图是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绘制的。从明正统到清乾隆三百多年间，七十六个支派，瓜瓞绵绵，辗转迁徙，丁口和衍派遍及东南各地，成为江南望族。仅进士就多达104个。其中宋代76名，元代7名，明代11名，清代10名。从五世祖延丕公起，开始编修本宗世谱。延丕，字彦直，官宋代户部郎中。其后，十世祖珏公和琮公，二次编修。珏公，官宋代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琮公官宋代中奉大夫、南阳县开国男。历宋、元、明及清乾隆，多次编修。加以人才辈出，收录广泛，记述翔实，所以该谱规模宏伟，部头号甚大，原装达四十四册之多。该谱第一卷有凡例、修谱新序、七十六延分迁旧图；第二卷是八支源流序、簪缨录等；第三卷至第三十六卷，为世系图表；第三十七卷为文翰录、谱纪、传；第三十八卷为墓志铭、行状等；第三十九卷为续传、像赞、祭文等；第四十卷为寿文、记、杂序；第四十一卷为诗、杂著、书扎等；第四十二卷为墓图、领谱号、谱跋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一册后部第十一册的后半部，收录清道光《京江张氏家乘》十六卷，张九征初修，张永清、张永泓续修，清道光五年（1825）敬思堂刻本，共十二册。该谱以四一公为一世祖。四一公乃清河派岱公后裔，原籍中州，元末由中州徙居丹徒。有子一，名善甫。善甫公生有三子：长曰仲实，次曰仲敬，三曰仲升。仲升公七传至九征，九征公乃清初名臣张玉书之父。该谱乃是张玉书之家乘。玉书（1642——1711），字京江，号素存，顺治丁酉科举人、辛丑科进士，授庶吉士，历官内翰林院秘书院编修、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丙午科浙江正主考、辛未科会试大总裁等。三十五年（1696），随康熙帝亲征葛尔丹叛乱，参预帷幄，颇得信任。次年，任《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曾奉命数次监治黄河，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康熙四十九年（1710），受命与陈廷敬主持编修《康熙字典》，次年病故，谥号文贞。该谱由张九征初修。九征（1592——1655），字公选，号湘晓，顺治丁亥进士，历官行人司行人、吏部文司主事、文选司郎中、河南提学道佥事等。曾纂修有《京江张氏家乘原稿》，其后由四世孙张永清、张永泓续修定稿，所以该谱完整地搜集了张九征、张玉书父子的有关资料，对研究清初的历史，很有价值。该谱卷首为谱序、凡例、目录、修谱子孙名次；卷一至卷三为皇帝任命张九征张玉书父子官职的诰敕以及张九征张玉书父子的谢恩疏等；卷四至卷九为各房世系图表；卷十至卷十二为传略和行述；卷十三至卷十六为载籍、艺文、祠墓仪制等。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二册至第十四册第十二册，收录清宣统《韦庄张氏宗谱》十八卷首二卷，张坤照主修，宣统三年（1911）承德堂刻本，原装二十四册。该谱以张孝先为始迁祖。张孝先，字怀祖。仕元，时值江淮多警，乃卜居常州韦庄。张孝先有二子：长明之，元至正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提举，赠奉直大夫；次新之，迁居上张，即老二房世系。明正德五年（1400），张孝先五世孙张仲玉，首次修谱，明崇祯时续修。入清后，又先后七次续修。所以该谱亦称《韦庄张氏九修宗谱》。该谱保存了许多元代资料。第十三册和第十四册的前半部分，收录民国《横峰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宗铎等修，民国四年（1915）笃亲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横峰张氏是明清时期桐城望族之一，原本姓胡，元明鼎革之际，胡长乙于明洪武二年（1369）由饶州徙居桐西横峰，编户受田时，寄籍清河张氏户下，更姓为张。该谱以长乙公为一世祖，长乙原名太，字长乙，号校圃。在追溯其渊源时，仍以胡姓为本，记述其先人业迹。清雍正二年（1724），长乙公十世孙立选，首次修谱。该谱以长乙的五世孙八人，分作八大房，各房之下又分若干支。其后又先后五次重修，民国时刻印。该谱旨在联络长乙公更胡姓为张姓后，徙居各地之后裔，故名《横峰张氏宗谱》。第十四册后半部分，收录清光绪《姚江历山张氏宗谱》八卷十二集，张谦、张震祥等修，光绪十年（1884）敦伦堂刻本，分装十二册。该谱系唐朝名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之后裔。九皋公十二传至浚公。张浚（1097——1164），字德远，宋汉州绵竹人。北宋政和进士。南宋建炎三年（1129），以传檄勤王有功，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五年（1135），拜为宰相，部署沿江、两淮诸路军马大举北伐，自任总督兵马大元帅。绍兴七年，因郦琼兵叛，引咎辞职。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近20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完颜亮南下攻宋，重新被起用。孝宗即位，授少傅，封魏国公。孝宗隆兴元年（1163），再次拜相，督师抗金。次年，为主和派排挤，被罢相。居家期间，搜集整理修谱资料，理出了其先世世系。因抗金复国大志未酬，无颜见祖宗于地下，遂遗命死后葬湖南宁乡。赠太师，谥号忠献。著有《中兴备览》。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兵部尚书张宏，在浚公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纂修成族谱，并奏请理宗皇帝，赐玉玺印于该谱之首，此即该谱首页玉玺之由来。浚公五世孙，宋谏议大夫元瑜公，官工部尚书，晚年致仕，迁居姚江云柯里。其后裔分为五支：八卢城庙后桥为第一支；历山三墙为第二支，西堑为第三支，逊马桥为第四支，化龙堰东堑为第五支。该五支都分别编修有房谱。清光绪十年（1884），张谦、张震祥等在各房房谱的基础上，修成宗谱取名为《姚江历山张氏宗谱》。该谱第一集为凡例、祠规、目录、各房藏谱目录、总序、各房谱序、世系总图、历代诰敕、像赞、祭田等，第二集为历代先祖传，第三集为魏国忠献公行状，第四集为艺文志，第五至第十五集为各房世系并附补遗及卷外，第十二集为家乘一览记、备考等。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之前部，收录民国《姚江三墙门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振鹭等修，民国五年（1916）树德堂铅印本，分装二十八册。该谱乃是《姚江历山张氏宗谱》的一个支谱，是宋谏议大夫、工部尚书元瑜公后裔中的第二支。元瑜公迁居姚江云柯里，其后裔分为五支，历山三墙门为第二支。历山始迁祖斌二公，乃三墙门始迁祖斌六公之兄。斌二公，仕元授山东济南府正提举，入赘历山邹副使家，定居历山。斌六公授广东广州府副提举，不忍与兄斌二公远离，遂定居芦城之西。在两家相距适中之地，建一桥，曰树德桥，俗呼张家桥，此即三墙门取名树德堂之由来。元明以来，人丁兴旺，支派繁多，遂购地建祠，名曰三墙门张氏树德堂祠。本堂神主自元瑜公为一世祖至其后裔分为五房，奉祀中堂。春祭定为二月四日，冬祭定为冬至前后十日。该谱卷一为谱序、祠图、树德堂楹联、祠堂记、墓图、诰敕、像赞、跋等，卷二为史传，卷三为宗献公行状，卷四宗贤列传，卷五为艺文志，卷六为杂记，卷七至卷二十七为世系图，卷二十八为补遗。该谱收罗宏富，记载翔实，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第十六册之后部，收录民国《鹤颈漕张氏宗谱》十六卷，张道生等修，民国五年（1916）追远堂铅印本，原装十二册。该谱以张荣为始迁祖。张荣，宋武功大夫，高宗绍兴间，因抗金有奇功，做官泰州。晚年致仕隐居于四明之鄞县，居县南鹤颈漕。四传而人丁兴旺，遂析为四宅：板桥、楼下、樟江、普塘。其后各宅又析为若干支，明末达六百余支。清乾隆时，裔孙张汉州，搜集资料，编修四宅谱稿。咸丰时，合族议定编修族谱，光绪时修成《壬辰新修宗谱》。民国初，张道生等重修，取名《鹤颈漕张氏宗谱》。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七册至第十八册第十七册，收录清光绪《张氏六修族谱》二十一卷，张秉铨、张谷南等修，光绪二十三（1897）冠英堂刻本，分装二十一册。该谱以栻公的八世孙仁秀公为一世祖。仁秀公（1346——1408），字廷光，官朝议大夫，有二子：长曰敏，次曰时杰。敏公（1973——1448）有三子：长曰纲、次曰维、三曰纬。该谱乃是维公后裔之谱。维公（1396——？），字均荣，有四子：长曰琦、次曰珂、三曰圭、四曰呈。该谱卷一为发源系图，发源系图以唐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为一世祖，十二传至浚公，浚公九传至仁秀公。该谱为仁秀公次孙维公之世系；卷二至卷十二，为维裔圭房世系；卷十三至卷十四，为维裔珂房世系；卷十五为维裔琦房世系；卷十六为维裔呈房世系。卷十七为像图、祠图、墓图；卷十八祠墓祭田碑记；卷十九为祠礼仪注服制图、优免荫恤节孝案稿；卷二十为列传、行略、家传；卷二十一为宗范、祠规、艺文、跋。第十八册，收录清同治《张氏宗谱》和民国《续修张氏族谱》两种。同治《张氏宗谱》十八卷。该谱以张德一为始迁祖。宋元鼎革之际，张德一携弟国四，由江西饶州徙居楚黄州黄陂县南乡盘龙城，其后，张国四又徙居陂北朱家坡。清雍正年间，其裔孙张元泰等始修宗谱。同治年间，张祥麟等又编修支谱。刻版时，将雍正宗谱与同治支谱合而为一。遂成《张氏宗谱》十八卷，亦称同治《张氏宗谱》。民国《续修张氏族谱》六册，张家骐等修，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该谱是唐初名将张士贵后裔之族谱。清康熙十七年（1678），张藐山首修世居盂县之张士贵后裔族谱。这次修谱以元代的张秀为始迁祖，对其五世三大股、七世二十八小股，均以序登录，纪事分明。但对张秀的先世，则记载甚略，故称《张氏近系族谱》。其后，张义生又据旧谱、墓碑以及采集资料，理出了张秀的先世谱系。张秀，乃是隋末唐初张士贵之后裔。隋末，张士贵从唐高祖李渊起兵，屡立战功，进封虢国公。太宗时，再立新功，迁左领军大将军，谢世后陪葬昭陵。其后，子孙袭爵，累世从戎。至宋明时期，子孙多以文才扬名，为盂县巨族。张秀之前的先世谱系，称为《张氏远系族谱》。乾隆五十七年（1794），张宗泗将《近系族谱》和《远系族谱》合而为一，并增补唐宋以来列祖列宗名人传略四十五篇，光绪元年（1875）刻印成册。民国初，张家骐等，以乾隆刻本为底本进行续修并付印，此即《续修张氏族谱》。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九册至第二十册第十九册，收录民国《中湘十亩丘张氏五修支谱》二十四卷末一卷，张万遂等修，民国二年（1913）大忍堂刻本，原装二十册。该谱以张明为一世祖。张明，字导文，生于明正统五年（1440），世居临淮。张明由临淮徙居湖广长沙张公岭。张明生有八子，其第七子名张教，又由张公岭徙居中湘十亩丘，是为十亩丘张氏支祖。张教五传至张子秀，张子秀于明清鼎革之际，徙居湘潭。该谱主要是张子秀后裔的族谱。第二十册，收录民国《花桥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张效良等修，民国十七年（1928）孝友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册。该谱以张汉诚为始迁祖。张汉诚，字梦麟，原居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元至正末年，徙居湘乡花桥。汉诚生有四子：嗣湖、嗣江、嗣源、嗣洪。后来，嗣江和嗣源之裔孙，遍及湘乡、湘潭、巴陵、永宁以及湖北、四川、陕西等地，丁口兴旺，人才辈出。有以武功报国者，有以文才蜚声者，有以勤俭起家成为当地豪富者。该谱所载主要是嗣江和嗣源两房世系及业绩,实为此两房谱。%D%A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临汾市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襄汾“丁村人”遗址和其他一些考古发现，证明远在十多万年以前的石器时代，汾河沿岸的土地上就劳动、生息、繁衍着中华民族最早的原始人群和村落。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原始公社的传说，《帝王世纪》称：“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尧王访贤、让位于舜的传说就发生在本地。

商朝时，临汾为商版图上的冀州之地，洪洞、曲沃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等都具有显著的殷商文化特征。西周时，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即传说中的“桐叶封弟”，唐就是今翼城。叔虞的儿子燮父，因国内有晋水，就把唐改称晋国。春秋时期，临汾属诸侯国晋，晋文公重耳当政时，晋国的中心就在现今曲沃、侯马一带，当时的晋国因有名相赵衰、弧偃（两人俱是平阳人）等辅政，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使晋国出现了“政平民阜、采用不匮”的局面，逐渐强大起来。晋文公称霸天下后，临汾对当时的山西乃至全国局势都有一定影响。

唐朝时，临汾市属河东道。由于唐王朝对山西十分重视，诚如太宗李世民所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当时的临汾市 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晋州（今临汾市 东半部）粟米常通过漕运接济京师长安。“河渭之间，舟辑相继，会于渭南”。临汾市 的手工业产品如白蜜、蜡竹、龙须席等，均被列为贡品。平阳的炼矾，岳阳（今古县）、翼城、昌宁（今乡宁）和汾西的采矿炼铁均很有名。临汾城内大云寺（今地区展览馆）砖塔内有唐贞观时铸造的铁佛头像，洪洞广胜寺有唐太宗御制赞石刻，曲沃阎村有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撰写的灵光寺碑等，均为罕见的艺术珍宝。

五代十国时期，在短短半个世纪中，华北和中原前后经历了5个朝代，历史上称为“五代”。由于战乱不已，临汾市 人民死伤、逃亡者很多，户口锐减，经济衰落。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王朝。北宋初年，临汾市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晋州（后改名为平阳府）是宋代设铁官的“十二治”之一，铸大钱，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太宗淳化元年雕刻的浮山县庆唐观重修功德碑、徽宗政和三年铸造的翼城县十方院的钟与宣和四年铸造的曲沃县内社全巷的钟等，均可看出那时本区书法、雕刻和铸造等技艺的水平。

山西临汾介绍

称为华夏第一都尧都，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东倚太行山与长治、晋城两市相连，西北沿吕梁山与吕梁地区毗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北以韩信岭为界与晋中地区相隔，南与运城地区接壤。汾河自北向南贯穿全境，沿河形成了临汾盆地。吕梁山延伸临汾的部分叫姑射山，而屹立在临汾西面的山峰叫平水，又叫晋水。古代的临汾城位于现在的金殿镇一带，因城池建筑于平水之阳而得名平阳,有“尧都平阳”之说,又因城如卧牛，亦称卧牛城。临汾市历史悠久，古代，曾在这里先后设置平阳郡、平阳县、平河县。隋代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名为临汾县,现在为临汾市。地理座标为北纬35°23′——36°57′、东经110°22′——112°34′，全地区辖3市14个县。总面积20280平方公里，管辖3市14县，人口358万，城市人口20多万。

该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气候，四季分明，气候特征比较显著，春季多风少雨，夏季温度偏高，秋季阴雨较多，科季空气干燥。

解放后经过每年的建设发展，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已初步形成一个以原煤、焦机、钢铁、电力为主，化工、建材、轻工、农材组成的门类就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临汾以花果城闻名全国，全城绿化覆盖率占城市建设面积的20％以上，市内各主要大街都已初步绿化，市内有梨树街、柿树街、红果街、樱花街，沿街种植果木树达1500余株，建花坛500多处，各种绿荫树100多万株，行道树1万多株。春、夏、秋三季，市内百花齐放，色彩缤纷，果实喷香。

临汾地区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丰富多彩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该区境内多山，有雄伟高峻的山峰，标灌众生的山地，清澈奔涌的泉水，稀有珍贵的动植物。“仙洞沟”以其雄伟险秀、寂静隐蔽而著称。“壶口瀑布”是世界第一大“黄瀑”。听之若雷庭之鸣，望之如虹霓之射，现已被称为国家级旅游风景名胜之一。“龙”子祠泉和霍泉“因群泉汇集，由青石雕刻的龙口吐出而得名。该区古遗址、古建筑、雕塑、民居多，观赏价值高。广胜寺、候马晋国遗址、丁树遗址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享誉华夏。千佛庵、东岳庙、尧庙宫、洪洞古大槐树、丁村明清民居、明代监狱（苏三监狱）等十余处景点建筑精美，景色宜人风格独特。“花果城”作为临汾市（地区行署所在地）的象征，越来越受到中外游人的青睐。

临汾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都是临汾人，为抗击匈奴的入侵留下了英名，是中国古代有影响的著名将领。

临汾市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襄汾“丁村人”遗址和其他一些考古发现，证明远在十多万年以前的石器时代，汾河沿岸的土地上就劳动、生息、繁衍着中华民族最早的原始人群和村落。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原始公社的传说，《帝王世纪》称：“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尧王访贤、让位于舜的传说就发生在本地。 商朝时，临汾为商版图上的冀州之地，洪洞、曲沃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等都具有显著的殷商文化特征。西周时，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即传说中的“桐叶封弟”，唐就是今翼城。叔虞的儿子燮父，因国内有晋水，就把唐改称晋国。春秋时期，临汾属诸侯国晋，晋文公重耳当政时，晋国的中心就在现今曲沃、侯马一带，当时的晋国因有名相赵衰、弧偃（两人俱是平阳人）等辅政，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使晋国出现了“政平民阜、采用不匮”的局面，逐渐强大起来。晋文公称霸天下后，临汾对当时的山西乃至全国局势都有一定影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把全国划分为 36 郡，以后又不断增设到 48 郡。当时山西境内设有 5 郡，临汾属河东郡。西汉取代秦后，划全国为 103 郡国，临汾（今襄汾）、平阳、襄陵、彘（今霍州）、杨（今洪洞）、北屈（今吉县）、蒲子（今隰县）、降（今曲沃）、弧镊（今永和）、骐（今乡宁）均属河东郡司隶部辖。 隋朝建立以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 400 年分裂割据，出现大统一局面。隋朝精简了行政区划，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临汾、翼城、洪洞、汾西、永和、蒲县即是隋代命名而沿用至今的。 唐朝时，临汾市 属河东道。由于唐王朝对山西十分重视，诚如太宗李世民所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当时的临汾市 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晋州（今临汾市 东半部）粟米常通过漕运接济京师长安。“河渭之间，舟辑相继，会于渭南”。临汾市 的手工业产品如白蜜、蜡竹、龙须席等，均被列为贡品。平阳的炼矾，岳阳（今古县）、翼城、昌宁（今乡宁）和汾西的采矿炼铁均很有名。临汾城内大云寺（今地区展览馆）砖塔内有唐贞观时铸造的铁佛头像，洪洞广胜寺有唐太宗御制赞石刻，曲沃阎村有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撰写的灵光寺碑等，均为罕见的艺术珍宝。 五代十国时期，在短短半个世纪中，华北和中原前后经历了 5 个朝代，历史上称为“五代”。由于战乱不已，临汾市 人民死伤、逃亡者很多，户口锐减，经济衰落。公元 960 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王朝。北宋初年，临汾市 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晋州（后改名为平阳府）是宋代设铁官的“十二治”之一，铸大钱，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太宗淳化元年雕刻的浮山县庆唐观重修功德碑、徽宗政和三年铸造的翼城县十方院的钟与宣和四年铸造的曲沃县内社全巷的钟等，均可看出那时本区书法、雕刻和铸造等技艺的水平。 赵宋王朝偏安江南后，中国形成宋与金南北对峙的局面。山西全部被女真族所统治，其时临汾市 属河东南路，由平阳府的 10 个县、隰州的 4 个县、吉州的 2 个县和降州的 3 个县共 19 个县组成。平阳的造纸和印刷业十分发达，平阳麻纸驰名全国，是金朝四大刻书中心之一，金元时把平阳所刻印的书籍叫“平水版”。著名的赵城《大藏经》就是由民间集资雕刻印刷。平阳姬姓雕版作坊所刻的《四美人图》、《关羽图像》绘画精美，形象逼真，开创了人物版画的先声，是中国版画的一大转折。金朝还在平阳设置绫锦院（全国共五处），派官员管理公私营手工丝织业作坊以及征购布匹、绸绢等事，平阳卷子布、隰州绿矾、龙门椒、紫团参、甘草、苍术等颇负盛名。 元朝时，临汾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晋宁路。洪洞广胜寺明应五殿的元代戏剧壁画就是这一时期所修建。明清时重设平阳府，统领 35 个州县，相当于今临汾和运城两地区。明洪武和永乐年间，为恢复中原经济，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官府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从平阳、太原、汾州等地选“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以实北平（今北京）”。据说每次移民搬迁前，都在洪洞大槐树下集散，移民临行前频频折槐为记，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