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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嘬口发出长而清脆的声音, 类似于打口哨。 

其实，不论“弹琴”还是“长啸”，都体现出诗人高雅闲淡、超拔脱俗的气质，而这却是不容易引起别人共鸣的。

下面是关于阮籍和孙登的“啸”

阮籍啸台

啸台遁世伤时喧，孤傲一声修竹乱。

孙登同志效长呼，纵酒谈玄琴相伴。

吟诗抨世云台挫，绝响铮铮广陵散。

志存高远鉴明湖，清士悲声千古牵。

下面是“阮籍啸台”的典故：

  尉氏县城小东门南城墙内侧，有一座数丈高的高台。据旧志载此台原高15丈，夯土所筑，台上有很美的厅堂、苍翠的松柏。这便是著名的啸台，也是尉氏八景之一“啸台清风”。可惜的是，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啸台已没有了往日的美丽壮观景色，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土山。

    1700多年前，尉氏出了个旷达不羁的人物，名叫阮籍，做过步兵校尉。因阮籍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魏晋交替的动乱岁月，他看到动乱的政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就毅然弃官还乡，放浪于山水林木之中。阮籍既好饮酒，又善音律，人们常常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衣冠零乱地走上城墙，时而弹琴，时而啸歌。每当他弹琴啸歌的时候，附近的乡亲父老便聚集城下倾听。他唱的歌词，一经人们写下来，便是绝好的诗章，有人说《阮步兵集》就是这样汇集而成的。

    当时，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司马昭深知阮籍才学过人，想聘其女为子妻。阮籍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又怕司马氏加害自己，就借酒大醉60多天，酒醒后，忽然变得疯疯癫癫，不像常人。司马昭疑其有诈，就派人探听真伪。这人来到尉氏，接连见到阮籍所做的许多怪事。

    一次，阮籍一人驾车出游，信马由缰，顺着大路走去，直到无路可走，就丢了车辆，号啕大哭。哭罢，回到东城墙上，钻进茅庵，倒头便睡。正睡得香甜，适逢好友来访，两人一边下棋，一边喝酒，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棋逢对手意趣浓。正在此时，家人来报，说是阮籍的母亲病故。他却非要赢下这局棋才回家，友人再三劝他，终不肯回。待下完棋回家时，阮籍既不啼哭，也不理丧，蹲在地上，如醉如痴。朋友来吊丧，他既不作陪，又不谢答，却以白眼视之，一会儿披头散发、仰天狂笑，一会儿饮酒赋诗、抚琴吟唱。晋文帝听到阮籍的这些作为，相信他是真疯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阮籍对抗当朝统治者的手段。

    阮籍活到54岁便死了。相传，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当时的人们在他弹琴啸歌的东城墙下，筑起一座高台，取名啸台。并且在台旁挖一小湖，让湖光水色映照着古柏厅堂。多少年来，无数学士名流来到尉氏，无不仰慕先贤，登上啸台，吟诗作赋，以寄感慨。

最后，我为你找了一篇文章，是专门分析“阮籍之啸”的

阮籍之啸

——故乡人的解读

                                     朱文濡

《晋书》载：“阮籍，陈留尉氏人。”所以，除去历史维度久远的因素，阮籍是我的故乡人。我关注阮籍，是从大学时一次阅读开始的，得知这位魏晋时代的名士原是故乡人，更惊讶他的卓绝和奇伟。于是，我阅读有关他的历史文献，走访他的后人，参拜他的墓碣，缘于对他人生轨迹的迷惑。最使我迷惑的莫过于阮籍之啸了。或者具体的说，莫过于对阮籍之啸的情状的迷惑了。而对阮籍之啸的理解和阐释，恐怕要以阮籍整个的生命历程为注脚。

阮氏家谱记载，阮姓起源于西周时代，阮氏家族在西周的西部建立阮国，后为西周所灭，但丧失家园的阮氏家族没有向胜利者臣服，而是踏上了流亡之旅。经过一个上千年的沧桑变化，于是，阮姓人的现代分布是从甘肃起向东，经河南转而东南，在这一方向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台湾和香港，据说还包括外国如越南，阮姓人繁衍生息、如水流注一般散播开来。

家乡一位阮姓人告诉我说，他们阮姓人性格倔强、高洁。果真如此的话，我想，阮姓人的这一性格特征最突出的体现者,应该是生活于魏晋时期的阮籍和他的父亲阮钰。阮钰文采横溢，精通音律，谙于世事，明哲保身。三国时曹操军马打到阮钰家乡的时候，慕阮钰之名，有意将他纳于麾下。派人打探，得知他为躲避兵祸，背着年迈的母亲逃进山了。在群雄争霸中求贤若渴的曹操不惜放火烧山，将那阮钰掳为己有。并以音乐做媒，最终打动了阮钰的心。自此，阮钰投身曹操帐下，以其文才服侍一代枭雄，据说，其才思敏捷，赋诗拟檄，马上立就。以其文学成就和地位，被后人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史实，是足以作证的。

可惜阮钰英年早逝，撇下孀妻孤子，阮籍时年四岁。阮钰的生前好友、曹操的侄子曹爽感伤世事和友谊，为此写下《寡妇赋》一篇，读来使人凄然泪下。曹家人厚道，拟或说是念及阮钰生前的功业，保留了阮钰遗孀和孤子的待遇，使之生活无虞。

将相有种，阮籍禀承了父亲的才思。不仅从小就聪明过人，而且庚至少年，便练得一手好剑法，技艺之精，他自认为可以和当时的成年高手曲城侯一比。由此也可见阮籍年少志远。青年时代的阮籍长得貌丰体伟，不仅文思敏捷，而且曾经以其高超的武艺出阵入敌，立志建立一番功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命运的变数在曹氏政权向司马氏家族转换的过程中展开了。那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王权篡夺的典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旷日持久的王权争夺过程中，觊觎、暗算、尤其是高平陵杀戮所暴露出来的人性诡诈和残忍让阮籍惊心动魄。作为曹氏王朝的忠臣，看到曹氏政权衰败之不可挽回，个性倔傲的阮籍却不愿向司马氏集团低头。他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不向司马集团屈膝，如何全身守节地躲过灾祸甚至性命的劫难。于是，他言谈谨慎，“口不臧否人物”；为应对司马氏的拉拢，他或酣酒称醉，或偶任小吏。然而，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离开，离开是非之地远远的。有一个故乡的传说描述了这个情节：阮籍请辞还乡，对这个在士大夫中甚有影响的人物不放心的司马氏集团假借皇帝的名义，只允许他离开一箭之地。为难中的阮籍利用“皇帝金口玉言”的规则耍了一个心计，他接受了条件，但是暗中派人远远地等着那枝射出去的箭，未等箭落地便抢在手中，骑马朝着家乡的方向狂奔而去，一直跑到家乡一个叫做“竹林”的地方把箭插下，此地后来叫做“射竹峰”——这也算是皇上所说的“一箭之地”吧，“金口玉言”，皇上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传说中阮籍就这样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的阮籍，相对解脱了外界的监视和自我束缚，一些和他投合的朋友来和他聚会，他们七个人当时都是不拘礼节的风流名士，在一起吟赋为醒，栖息为醉，面对自然，酣畅淋漓，后人称“竹林七贤”。七贤中阮籍和性格豪爽的嵇康最为投合。后来，七贤之一的山涛投靠了权贵，陷害朋友，性倔口直的嵇康成了他巴结权贵的垫脚石和牺牲品，一帮朋友也因山涛的背叛悲剧性地散了。这个事件对于阮籍无疑又是一个打击，使他更加感到人生的乖舛，从此他形只影单，更加孤独郁闷了。正是在这种孤独郁闷中，阮籍演绎了他的人生故事。一方面，他写下了婉约凄美的诗章，是他志情高雅的内心独白；另一方面，他行为怪诞，体现着他对于世事人生的独特理解与率真应对。

说到他的行为怪诞，历史上记载的有这么几个典型事件：

哭少女坟。有一美少女，16岁夭折，家人葬之。第二天，阮籍赴坟吊唁，长跪而哭，尽兴而返。非亲非故，阮籍甚至不认识她的家人，且以长跪小，他这种行为确实让当时的街坊视为古怪离谱。

睡美妇门。街上有一酒坊，一美妇人操持，阮籍慕妇人之美色，每持酒而往，醉而卧其门，只是双目流盼，并无不轨之举，久之，妇人与其夫也不以为怪，任之。

穷途之哭。阮籍郁闷时，常让家仆套车，自驭之。对牛猛抽一鞭，便持酒卧车，仰天而饮，待车停时，或临河绝路，或卡树难行，阮籍以穷途之悲，大哭而返。

在所有的关于阮籍的怪诞离奇行为之中，很少人提到他的啸，我以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疏漏。

阮籍之啸也可以归为这么几个事件。即古战场之啸、丧母之啸、啸台之啸和苏门山之啸。

古战场之啸。阮籍到一个 叫做“鸿沟”的古战场去参观，在那里，当年刘邦和项羽打了关键一仗。打仗期间，刘邦宁可牺牲被项羽扣作人质的父亲的生命而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刘邦后来作了皇帝，但他那奸诈无信，不仁不义的做派为后人不齿。阮籍也是这般见识他的，所以他参观之后，在广武城头长啸一声，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竖子者，小人也。

丧母之啸。母亲病重期间，阮籍和人对弈，家仆来告诉他母亲去世了。阮籍无言，劝对方继续下棋，一直到该局终了，才仰天长啸，“吐血数升”。由这一事件，世人颇有非议，但理解他的人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他“性至孝”。

啸台之啸。啸台当时是一个风景幽雅，居高临水的土丘，估计离阮籍居住的地方没有几步路，从阮籍的一些诗句中知道，他常常晚上到那里抚琴、吟诗，如此还不足以发泄郁闷时，就临水啸叫。

苏门山之啸。阮籍喜欢孤独云游，一次到苏门山，在山顶的一块巨石上，他见到一个世外高人正坐在一块巨石上面眯着眼睛调息养生。估计阮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嵇康的忘年交——道家长者孙登。这是一次邂逅，阮籍没有心理准备，阮籍同他打招呼，估计先是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就没话找话地向他讨教养生的工夫。而孙登看出了阮籍的言不由衷，就继续眯上眼睛没理他。阮籍很郁闷，就长啸一声，怏怏寡欢地下山了。然而，这一声长啸，却暴露了阮籍的真实心情——一种长久压抑，难以排遣的心理郁结。然而，这一声长啸所暴露的东西，才是孙登所知道的阮籍的思想和为人，也才是一个融生命于自然的出世长辈愿意和晚辈阮籍沟通的意义层面。于是，当阮籍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也是一个啸声，但却如鸾凤和鸣，山回林应，酣畅淋漓，直抒胸臆。阮籍听来，如醍醐灌顶，矛塞顿开，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写下《大人先生传》一文，表达了他对一个出世高人的仰慕和自己从他那洒脱飘逸的啸声中得到的感悟。这是一次用啸声所达成的深刻的哲学对话，这是一个没有第三者见证的文化掌故。在历史的烟尘和浪漫的想象中，给后人留下品味不尽、各抒己见的解读空间。据说，从此阮籍不再啸。

然而，阮籍之啸，究竟是怎样一种行为和情状呢？

在我看来，在解读阮籍之啸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已经把啸这样一个行为说得够详尽的同时，也把啸说滥了。滥得你从那么多解释中不知道阮籍到底是怎么啸的，即使在一个作者的文章中，也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你觉得他不是要自圆其说，而是在摆弄学识而已。甚至还有一位现已声明狼籍文化名人，在一篇散文中把阮籍的广武城之啸解释为一声吐痰似的闷哼，想象力之轻薄佞狂，真乃匪夷所思。

其实，单单就对啸这一独特行为的解读能力来说，可能恰恰是现代文人的缺陷，因为有些啸的行为，是非常俚俗的。例如，把手指含进口中吹出激越嘹亮的声音和变调，在当今，连樵夫农夫也很少人会了，现代文人更不会，因为这种行为往往被视为“不雅”。不雅，会的人就少，会的人少了，解读啸就没有了生活经验的基础。

我曾经很熟悉这种啸法，那是在少年时代，在故乡的河滩丛林中，在和伙伴们玩耍时不经意学会的。不知道是谁先从哪里学来的，后来我们就都会了。的确，当我们在河滩的树林里劳动（割草）的间歇、或在空旷的原野中玩耍时，把拇指和食指（或中指）并作一条缝、或者弯曲单指做缝，含进口中用力鼓吹，激越嘹亮的声音破空而起，方圆数里之内，似乎林梢、草尖、水面连同绵延起伏的原野都在回应着，让你觉得，在一种非常抒情的啸声中人与自然彼此和谐地呼应、感知和存在。你还可以用不同的变调表达你的呼唤意思，你的伙伴—人和狗，会识别你是否在唤他（它）。这种啸法，在我少年时，在家乡尉氏的农村，很多少年都会，在那时我们给它的名字自然很土，叫做“打唿哨”。这种少年行为被成年人看作是俚俗不雅的。一次，我在家里听到一声呼啸，知道是伙伴在邀大伙到村头集合，我也呼啸一声作为回答，表示：“知道了，马上就去”。然后，村庄里连续响起好几起啸声。这时，我母亲，当时的一个小学教师，从屋里出来，表情严肃地径直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觉得好象有点不对头，就说“我们都会，怎么啦妈妈？”母亲说：“以后不许这样，像个土匪”。的确，在生活和阅读中渐渐长大后，我很能体会到用“啸聚山林”描写响马生活的生动和贴切。我也曾经很羡慕他们那种快意恩仇、无拘无束的生活。当然，这样一种情感发生在一个农村野孩子身上也是自然的。虽然如此，从被母亲教训之后，我和同伴约好在村庄里谁也不许用这种方法召集人和狗了。

当我在读书中慢慢长大，环境变化和文化濡养使我疏远了那种声音。当我在阅读中邂逅阮籍、渐渐熟悉了他，并对他的啸声感到诧异和迷惑时，从来不认为“指啸”是一种解读方式。但是，有一篇文章讲到，1960年在南京的一座古墓中出土的一幅砖刻壁画上，描摹了阮籍吹指作啸的情状，这使我错愕，但却总是不以为然。

其实，啸有多种方式。蹙口而呼，或撮唇吹曲儿，可以称做“徒口啸”；含一片树叶儿或指头吹出声响可以称做“借物啸”。“徒口啸”可以是叫喊、吟唱，也可以是倾诉式的哀哭。“借物啸”可以是吹曲儿，也可以是呼叫，抒情泻意或传递信息。但无论那种啸法，在表达形式与内涵上都有激越嘹亮与平缓低响、哀伤吟咏与欢快歌唱、愤懑难遣与酣畅淋漓、倾诉内心与感应外物等等的区别。正如某种乐器善于表达某种情感一样，啸的方式与意趣之间也有着类似的限制关系。所以解读阮籍之啸，决不可以离开他的内心世界和具体情景。

勿庸赘言，阮籍是一个的性情中人。他的一生命运多舛。青少年时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与成年后的怀才不遇；孤儿寡母、相濡以沫的生命历程与丧母之痛带给他心灵的永远创伤；无拘无束、率性而为的高孤性情与维护礼俗小节、背叛纲常大道的时代社会与政治风气；高雅的审美格调、对美的迷醉与美的易逝留给他的心灵感伤；这一切等等，都是形成阮籍心境、情感和人格的基本因素。阮籍著有八十二首咏怀诗，词句华丽，格调浪漫，但到处充满了哀伤的底蕴。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内心世界。他哀伤自己的少年壮志与怀才不遇：“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朝。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知。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咏怀诗》第十五首）。他对表面礼仪，内中伪善的时代风气表示讽刺和忧愁：“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设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真素谈，户外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咏怀诗》第六十七首）。在命运的险恶环境中，阮籍深深感觉到荣辱祸福之无常，但是，他又是多么仰慕松柏一样的生命：“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蒙氾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在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我情”。（《咏怀诗》第十八首）。在孤独的人生思考中，阮籍曾经羡慕归隐的生活：“事物何纷繁，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天阶路殊远，云汉邈无梁。濯发阳古滨，远游昆岳傍。登彼列山岨，采此秋兰芳。时路鸟足争，太极可翱翔”（《咏怀诗》第十三首）。然而，表面上行为率性的阮籍，内心常常是孤独难谴：“中夜不能寐，起坐谈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第一首）。

然而，究竟该怎样解读阮籍的啸呢？在人们关于啸的诸种解释中，我认为首先应该排除“借物啸”的可能。试想一下，在以上所举阮籍啸的几种情景中，或情感激烈、或心结难谴，任何假借外物的发声方法，都不足以高亢嘹亮以至抒情达意，反而极显轻浮、矫情和做作。同样的道理，“或情感激烈、或心结难谴”的情状，也应该适合我们对“徒口啸”的检视。如此，则有一种道教的啸法应引起我们注意——在高岗上，或在空旷处，提丹田气，仰天吼喊，以荡涤浊气，排遣心情，达到身心（气功）修炼的目的。我认为，阮籍之啸与这种啸法应该是相通的，只不过他不是在修炼气功。在苏门山上，他与孙登的啸声对话以及他们之间啸声清与浊的差别，应该是一个恰当的印证。当然，阮籍年少时也曾随浮华公子游玩，在那个以啸为时髦的时代，阮籍和风流倜傥的贵公子们吹指作曲儿，或啸唱诗赋，自然是很“派”很“帅”的风头。然而，在能够表达成年阮籍性情的典型的啸的事件中，均不应该如此理解。阮籍啸的独特在于他这个人的独特——他独特人生中的独特性情。

然而，如此一个独特的历史人物，人们快要把他忘记了——即使在他的故乡尉氏，越来越消失了关于他的踪迹和记忆。

据县志记载，我的家乡尉氏县，因曾经是秦朝大将尉缭子的封地而得名。在县城的东城墙的中段部位，有一座宋代官方修建的古塔—太平寺塔。在古塔北边不远，在一个叫做“东坑”的一泓湖水东岸，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叫做“啸台”的土丘，“啸台”便是因阮籍而得名。记得当时县城还有一家酒厂，生产过一种标牌为“啸台大曲”的白酒。就我所知，这是当时县城所有关于阮籍的文物与文化产品的全部了。然而，时隔20多年之后，有关阮籍这个故乡人，这个历史名人的物质记忆已经荡然无存了。

以县城为中心，方圆20公里之内，如今还有叫做“阮庄”、“阮家”的村落，有些是重名。这些村落里绝大多数居民是阮姓人，家谱记载他们和阮籍是同宗同祖，那个叫做“竹林”的地方，在县城以东15公里处的“阮家”村附近。值得一提的是，阮籍的墓碑，如今作为受政府保护的文物，就竖立在这个“阮家”村里，而墓地的真正所在，村里的阮姓人也不得而知。按照古时人“叶落归根”的观念做判断，这里想必是阮籍的出生地。

“啸台”既然是他登台而啸的地方，居住也应该就在附近，以阮籍当时的身份，应该是居住在附近比较繁华的城镇，大概也就是如今县城所在的地方吧。

让我们尽量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吧。1000多年的沧桑巨变之前，因战乱的原因，中原的人口并不稠密，如今县城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在那一带人口集中居住、兼有生产和生活物品贸易中心和地方行政机构所在的城镇；那个土丘应该是一个高高的山包；那个“东坑”，应该是一个大大的湖泊；那个城镇，也应该是古风古雅的样子；而那个如今叫做“竹林”却几乎没有一棵“竹子”的地方，晋时，应该是一个竹林葱郁、流水潺潺，自然风景美不胜收的所在。就在这个地域之内，阮籍孤独地游荡，偶尔地发出啸叫，啸叫他的人生、啸叫他对事与物的感怀。那该是怎样地叫声啊：激越而嘹亮，局促或悠长；以有声的吼喊，哭诉无名忧思和感伤。他的啸声虽是那么的自我，但在他的知者听来，却能够在灵魂深处的战栗中获得通约。

然而，阮籍的知者，在理解他又珍视他的意义上，无论过去和今天，能有几人呢？是的，在人们认识他的有限之中，也多集中在其文学成就方面，但是，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层面，从哲学、政治学、人格心理学、民俗学和文化学等多个角度，我们又有多少能力来认识他呢？试想一下吧，一个才华横溢，性情高雅、立志建功立业而怀远大抱负的人，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扭曲了他施展人生抱负的理想舞台，却又被这个丑恶舞台的无形利爪紧紧攫住，不得脱身。在权力争夺的残酷倾轧中，既要保全自己的人格不受玷污，又要巧妙谨慎地躲避权势者们的拉拢，为的是要保全他珍爱的、他也无法不珍爱的、守寡的母亲千辛万苦所养育的生命。他战战兢兢地躲避灾祸，在无形的生命桎梏中佝偻身躯苟活着，却又无法完全按耐住那颗敏感而深邃的活跃灵魂，只是偶尔借助那压抑不住的啸叫，来获得暂时的身心舒卷。然而，当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篡权者就单单逼着这位内心高洁倔傲，和权势者在政治上虚与委蛇的人写下《劝进文》，为他们道貌岸然地走上最高权坛立下这块牌坊时，一生谨慎、善于应对的阮籍最终还是被逼迫到了死角难局，当他以被后人称为神笔的才思写下了《劝进文》不久，还是死在屈辱中。

就这么一个人，在如此一个生命历程中，在故乡的啸台上，在原野中，他那偶尔发出的啸叫，有着多么浓厚而令人惊悸的生命内涵。为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的历史，也为着我们民族精神的明天，也为着我们生活着的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与自由，在我们的今天文化建设中，我们怎能不去永远地记录下这个声音！每当我们凭吊古迹或翻阅历史而面对着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全身心地去聆听一下这个远古的声音呢！

（了凵）山的“（了凵）”字（字为“函”字中去四点）是个不折不扣的冷僻字，电脑没法输入（据说现在的超大字库已能解决此难题了），外地人也多不认识。

网友“溪头荠菜花”援引了一段他人的资料：

唐代，绿林踞山扎寨为匪。唐懿宗派阮况（京都长安人）率兵来此剿匪，纵火焚山，匪灭民安。懿宗以阮况镇匪有功，封为镇南大将军，阮况易名阮枞（镇）江。并旨阮将军就地休憩定居，成为山下阮氏一世祖。阮氏修宗谱，认为将军之名，应与山并举，山中之匪已了，在“凵”中加上“了”字，谐山之原始名莲花，花下有藕，将山名读“藕”山。

这种说法以前我似乎在哪里看过，不知道是谁杜撰的。将“（了凵）”字解释为“山中之匪已了”，又以音与“藕”相同，从而得出“（了凵）”字的造字由来，显然缺乏起码的依据。虽然我没有看到《阮氏家谱》，但凭直觉，感觉这种考证的方法明显是望文生义，想当然的结果。

如果该文作者能随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了凵）山得名之由以及（了凵）字的本意，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最早收“（了凵）”字入字典的是《康熙字典》，该书对“（了凵）”字是这样解释的：

《唐韵》：乌后切，《集韵》：于口切，并音殴。山名，在溧阳。杨慎《丹铅录》：（了凵）山在宜兴县。汉（了凵）亭侯（了凵）山即其地。今桐城有（了凵）山，读若偶，与溧阳宜兴（了凵）山同名异地。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号升庵。他所说的溧阳、宜兴的“（了凵）山”实为同一处，该山在溧阳、宜兴交界处。也就是说，（了凵）山实际是有两处的：即溧阳（宜兴）和枞阳。但溧阳（宜兴）的“（了凵）山”读音为“后山”，而枞阳的“（了凵）山”读音为“偶山”。从杨慎的记载看，溧阳（宜兴）的“（了凵）”山远比我们的“（了凵）山”要早，最迟是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山名。

《康熙字典》的解释也是有来历的，其资料来源估计是出自我县大儒方以智。方以智在《通雅》十五地名异音里说：

（了凵）山，后、偶二音。升庵言：“宜兴，汉封蒋澄为（了凵）亭侯，当是函字之省。”陈懋仁：音后。今桐城有（了凵）山，音偶。

杨慎的《丹铅录》一书，我没看到。顺着上面的资料，我“百度”了一下，得到了溧阳（宜兴）（了凵）山的很多信息，分述如下：

溧阳（宜兴）（了凵）山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周处《风土记》：“昔有（了凵）姓姥姥于此得道。”周处（236年---297年），字子隐。东吴吴郡阳羡（今江苏宜兴）人，鄱阳太守周鲂之子。历史上有“周处除三害”的传说。（了凵）山在宜兴和溧阳的边界，作为西晋时的宜兴人周处，所说较为可信。

《风土记》又说：“汉蒋澄封（了凵）山侯”。“（了凵）山侯”当是“（了凵）亭侯”之误。蒋澄，字少明，为浚遒侯蒋横第九子。蒋横曾协助汉光武帝刘秀平定赤眉军，后被司隶匡路诬陷致死，他的九个儿子遂各自逃难。蒋澄随兄蒋默，逃至阳羡（即宜兴），就住在（了凵）山脚下。后来蒋横冤案昭雪，匡路被族诛，而蒋横九子也都就地封侯。蒋澄封“（了凵）亭侯”，封地在溧阳和宜兴交界的（了凵）山，任婺州刺史。蒋澄六十多岁致仕后，回到阳羡（今宜兴）。

民国年间，蒋介石修家谱时，追溯始祖，考证出奉化一系为宜兴（了凵）亭侯蒋澄的迁支。后来蒋还携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及及司徒雷登大使等到宜兴祭过祖。

枞阳的（了凵）山和溧阳（宜兴）的（了凵）山在历史上有什么关系？是偶然巧合，都是源于“（了凵）”姓，亦或是该山本在溧阳，后来“侨置”我县（“侨置”现象古时很正常，如：曾侨置我县的就有“阴安县”；当代亦有学者考证浙江的会稽山原在山东，后侨置绍兴的）。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无从而知。如果仅从“（了凵）山”同名这一角度分析，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了凵）山的“（了凵）”字原是一个很冷僻的姓氏（从周处《风土记》所述“昔有（了凵）姓姥姥于此得道”的记载推断）。以姓氏为山命名，当地就有“周家山”，县城亦有“苏山”，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足为奇。奇就奇在，这个“（了凵）”姓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消失了，以至于我们都不认识，甚至不知道“（了凵）”字是什么意思。

二、“（了凵）”字是“函”字的省略写法（从杨慎所说的“（了凵）”字“当是函字之省”推断）。这点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

文字知识告诉我们，汉字部首相同，其音义往往都有相通之处。由于时代久远，“（了凵）”字的本意已经消失，但“（了凵）”字与“函”字的读音仍有一定的联系。由“函han”而“（了凵）hou”，由“（了凵）hou”而“（了凵）ou”，语音邅变的痕迹依稀可辨。

由“函han”而“（了凵）hou”，其声母不变，韵母发生了变化。而由“（了凵）hou”而“（了凵）ou”，则是将声母不读。这点和我县东乡一带口语极为相似，如周潭一带读“人”为en，读“肉”为ou等等。

行文至此，我想大家对（了凵）山一名的由来已较清楚，那种将“（了凵）”字解释为“山中之匪已了”，显然是不正确的。

（了凵）山的“（了凵）”字（字为“函”字中去四点）是个不折不扣的冷僻字，电脑没法输入（据说现在的超大字库已能解决此难题了），外地人也多不认识。

网友“溪头荠菜花”援引了一段他人的资料：

唐代，绿林踞山扎寨为匪。唐懿宗派阮况（京都长安人）率兵来此剿匪，纵火焚山，匪灭民安。懿宗以阮况镇匪有功，封为镇南大将军，阮况易名阮枞（镇）江。并旨阮将军就地休憩定居，成为山下阮氏一世祖。阮氏修宗谱，认为将军之名，应与山并举，山中之匪已了，在“凵”中加上“了”字，谐山之原始名莲花，花下有藕，将山名读“藕”山。

这种说法以前我似乎在哪里看过，不知道是谁杜撰的。将“（了凵）”字解释为“山中之匪已了”，又以音与“藕”相同，从而得出“（了凵）”字的造字由来，显然缺乏起码的依据。虽然我没有看到《阮氏家谱》，但凭直觉，感觉这种考证的方法明显是望文生义，想当然的结果。

如果该文作者能随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了凵）山得名之由以及（了凵）字的本意，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最早收“（了凵）”字入字典的是《康熙字典》，该书对“（了凵）”字是这样解释的：

《唐韵》：乌后切，《集韵》：于口切，并音殴。山名，在溧阳。杨慎《丹铅录》：（了凵）山在宜兴县。汉（了凵）亭侯（了凵）山即其地。今桐城有（了凵）山，读若偶，与溧阳宜兴（了凵）山同名异地。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号升庵。他所说的溧阳、宜兴的“（了凵）山”实为同一处，该山在溧阳、宜兴交界处。也就是说，（了凵）山实际是有两处的：即溧阳（宜兴）和枞阳。但溧阳（宜兴）的“（了凵）山”读音为“后山”，而枞阳的“（了凵）山”读音为“偶山”。从杨慎的记载看，溧阳（宜兴）的“（了凵）”山远比我们的“（了凵）山”要早，最迟是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山名。

《康熙字典》的解释也是有来历的，其资料来源估计是出自我县大儒方以智。方以智在《通雅》十五地名异音里说：

（了凵）山，后、偶二音。升庵言：“宜兴，汉封蒋澄为（了凵）亭侯，当是函字之省。”陈懋仁：音后。今桐城有（了凵）山，音偶。

杨慎的《丹铅录》一书，我没看到。顺着上面的资料，我“百度”了一下，得到了溧阳（宜兴）（了凵）山的很多信息，分述如下：

溧阳（宜兴）（了凵）山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周处《风土记》：“昔有（了凵）姓姥姥于此得道。”周处（236年---297年），字子隐。东吴吴郡阳羡（今江苏宜兴）人，鄱阳太守周鲂之子。历史上有“周处除三害”的传说。（了凵）山在宜兴和溧阳的边界，作为西晋时的宜兴人周处，所说较为可信。

《风土记》又说：“汉蒋澄封（了凵）山侯”。“（了凵）山侯”当是“（了凵）亭侯”之误。蒋澄，字少明，为浚遒侯蒋横第九子。蒋横曾协助汉光武帝刘秀平定赤眉军，后被司隶匡路诬陷致死，他的九个儿子遂各自逃难。蒋澄随兄蒋默，逃至阳羡（即宜兴），就住在（了凵）山脚下。后来蒋横冤案昭雪，匡路被族诛，而蒋横九子也都就地封侯。蒋澄封“（了凵）亭侯”，封地在溧阳和宜兴交界的（了凵）山，任婺州刺史。蒋澄六十多岁致仕后，回到阳羡（今宜兴）。

民国年间，蒋介石修家谱时，追溯始祖，考证出奉化一系为宜兴（了凵）亭侯蒋澄的迁支。后来蒋还携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及及司徒雷登大使等到宜兴祭过祖。

枞阳的（了凵）山和溧阳（宜兴）的（了凵）山在历史上有什么关系？是偶然巧合，都是源于“（了凵）”姓，亦或是该山本在溧阳，后来“侨置”我县（“侨置”现象古时很正常，如：曾侨置我县的就有“阴安县”；当代亦有学者考证浙江的会稽山原在山东，后侨置绍兴的）。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无从而知。如果仅从“（了凵）山”同名这一角度分析，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了凵）山的“（了凵）”字原是一个很冷僻的姓氏（从周处《风土记》所述“昔有（了凵）姓姥姥于此得道”的记载推断）。以姓氏为山命名，当地就有“周家山”，县城亦有“苏山”，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足为奇。奇就奇在，这个“（了凵）”姓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消失了，以至于我们都不认识，甚至不知道“（了凵）”字是什么意思。

二、“（了凵）”字是“函”字的省略写法（从杨慎所说的“（了凵）”字“当是函字之省”推断）。这点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

文字知识告诉我们，汉字部首相同，其音义往往都有相通之处。由于时代久远，“（了凵）”字的本意已经消失，但“（了凵）”字与“函”字的读音仍有一定的联系。由“函han”而“（了凵）hou”，由“（了凵）hou”而“（了凵）ou”，语音邅变的痕迹依稀可辨。

由“函han”而“（了凵）hou”，其声母不变，韵母发生了变化。而由“（了凵）hou”而“（了凵）ou”，则是将声母不读。这点和我县东乡一带口语极为相似，如周潭一带读“人”为en，读“肉”为ou等等。

行文至此，我想大家对（了凵）山一名的由来已较清楚，那种将“（了凵）”字解释为“山中之匪已了”，显然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