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望的由来和演变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有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地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没。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称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粱”，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要姓为第一，外威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石单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分攵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分攵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题郡望曰“吴兴”。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 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旅游观光，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郡指郡望，是按姓氏划分的。

古称郡中为众人所仰望的贵显家族，《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藁·卷十》收录的明代大学士丘濬公所作的《贵溪丘氏族谱序》说：“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显融故也。”旧唐书说丘和、丘行恭父子二人死后均“谥曰襄”，故“襄公父子”就是指丘和、丘行恭父子。

郡望是中华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内涵，是区分同意姓氏不同地域和识别亲疏的主要原因，也是寻根问祖、追源溯流是基本线索。在传统使用中，往往爱在姓氏前面冠以郡望（地望），使人人一看便知该姓氏的起源发祥。

古籍中常用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

扩展资料：

以郡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郡望形式一般以地名加姓氏，如清河崔氏、河东柳氏。

一个姓氏可以有多个郡望。如张氏，有14个郡望，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

一个地区也可以有多个姓氏望族。如甘肃天水，是赵、秦、严、姜、皮、尹、狄、强、秋、双、桂、庄、艾、慎、阚、那、权和上官等18姓的郡望。

-郡望

　　姓氏百科·郡望的由来和演变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个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不同。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内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中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亦制造舆论，说王氏出于帝舜，他也是天生注定要当皇帝的，并用法律手段公开宣称他们的王姓，是天下最高的望族大姓。

　　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他们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声望累代延续，各以门第自诩，互相标榜，组合成一种具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权利的社会集团。魏晋南北朝时，这些世家大族被称为“大姓”、“高门”、“士族”、“著姓”、“冠族”、“右姓”。高门望族的子孙即便迁徙外地，习惯上仍举原籍或始祖发祥地的郡名作为标志，后世称之为“郡望”。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样、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如赵姓有天水、南阳、金城、下邳四望，以天水赵最为尊荣。李氏有陇西、赵郡两望，以陇西李为显贵。而王姓由于姓源支脉繁多，分布广泛，郡望多达二十一望，其中以太原王、琅琊王最为著称。这样郡望成为区别宗支派系、亲疏、尊卑的一种重要标志，后世有关姓氏研究的著述，均把郡望列为主要内容，详加考辨。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德。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在编修姓氏书时，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到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榜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在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争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致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之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攽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攽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题郡望曰“吴兴”。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族游观先，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姓氏百科·郡望的由来和演变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个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不同。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内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中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亦制造舆论，说王氏出于帝舜，他也是天生注定要当皇帝的，并用法律手段公开宣称他们的王姓，是天下最高的望族大姓。

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他们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声望累代延续，各以门第自诩，互相标榜，组合成一种具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权利的社会集团。魏晋南北朝时，这些世家大族被称为“大姓”、“高门”、“士族”、“著姓”、“冠族”、“右姓”。高门望族的子孙即便迁徙外地，习惯上仍举原籍或始祖发祥地的郡名作为标志，后世称之为“郡望”。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样、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如赵姓有天水、南阳、金城、下邳四望，以天水赵最为尊荣。李氏有陇西、赵郡两望，以陇西李为显贵。而王姓由于姓源支脉繁多，分布广泛，郡望多达二十一望，其中以太原王、琅琊王最为著称。这样郡望成为区别宗支派系、亲疏、尊卑的一种重要标志，后世有关姓氏研究的著述，均把郡望列为主要内容，详加考辨。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德。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在编修姓氏书时，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到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榜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在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争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致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之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攽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攽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题郡望曰“吴兴”。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族游观先，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山东地区的门阀士族中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可以称得上是头号门阀。

王氏家族自东汉青州刺史王仁算起，可以分为两大系：一是王仁孙王祥、王览一系，二是王览的从祖兄王雄一系。

王祥曾担任曹魏太尉，西晋时任太保，他有五个儿子：夏、烈、芬早年死去，王肇为晋始平太守，王馥为晋上洛太守。王览在晋为官至宗正卿，他有六个儿子：王裁在晋为官至抚军长史，王基在晋为官至治书侍御史，王会在晋为官至侍御史，王正在晋为官至尚书郎，王彦在晋为官至中护军，王琛在晋为官至国子祭酒。王览的孙子们南渡后，势力发展很快，迅速成为东晋首姓，其影响极大。

王裁之子王导一支，从东晋开国王导任宰相之位起，其子孙们大多在东晋南朝为官，成为王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王导有六个儿子：长子王悦在东晋为官至中书侍郎，无子。次子王恬在东晋为官至中军将军，其子王混为东晋太常卿。王混有二子：王碬在东晋为官至左户尚书，王诞在东晋为官至吴国内史。王碬有二子：王恢在宋为官至游击将军，王偃在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偃有四个儿子：其中王藻在宋为官至东阳太守，王懋在宋为官至光禄大夫，王攸在宋为官至太宰中郎。王懋之子王莹在齐为官至中领军。归梁后任尚书令。

王导的第三个儿子王劭在东晋为官至车骑将军，王劭之子王默在东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邵之子王穆在东晋为官至临海太守，邵之子王谧在东晋为官至司徒。王默之子王惠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王穆之子王智在宋为官至晋陵太守，王穆之子僧朗在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谧之子王球在宋为官至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僧朗之子王或在宋为官至中书监，僧朗之子王楷在宋为官至太中大夫，僧朗之子王粹在宋为官至黄门侍郎。王或之子王绚在宋为官至秘书丞，王或之子王绩在宋为官至黄门郎，归齐后任太常，王彧之子王约在梁为官至左户尚书。王缋之子王隽在齐为官至建安太守，王隽之子王克在梁为官至尚书仆射，归陈后任尚书右仆射。王粹之子王奂在齐为官至尚书左仆射，王粹之子王份在梁为官到左光禄大夫。王奂之子王融在齐为官至太子中庶子，奂之子琛在齐为官至司徒从事中郎，奂之子肃投靠北魏为官至尚书令，奂之子秉投奔北魏为官至幽州刺史。王融之子王诵投奔北魏为官至幽州刺史，融之子王衍投奔北魏为官至太常卿。王琛之子王翊投奔北魏为官至齐州刺史。王肃之子王绍在北魏为官至中书侍郎，王肃之子王理在北魏为官至著作佐郎。王诵之子孝康在北魏为官至尚书郎中，王诵之子隽康在北齐为官至文襄王中外府祭酒。王翊之子王渊在北齐为官至仪同开府记室参军。王份之子王琳在梁为官至司徒左长史，王份之子王铨在梁为官至丹阳尹、卫尉卿，王锡在梁为官至吏部郎中，王佥在梁为官至太子中庶子，王通在梁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励在梁为官至中书令，归陈后任司空，王质在梁为官至侍中，归陈后任都官尚书，王固在陈为官至中书令。

王导第四子王洽在东晋为官至中领军。王洽之子王殉在东晋为官至司徒。王殉之子王弘在宋为官至太保，王弘之子王钖在宋为官至太子左卫率。王钖之子僧衍在齐为官至侍中。

王导第五子王协在东晋为官至抚军参军，无子。王导第六子王荟在东晋为官至会稽内史，王荟之子王廞在东晋为官至司徒左长史。王廞之子王华在宋为官至右将军，王华之子定侯在宋为官至左卫将军。

王览的其他几支后裔，也大都在朝为官，也不乏有影响的人物。王览的次子王基有二子：王含在晋为官至光禄勋，王敦在东晋为官至大将军。王含子王瑜在晋为官至散骑常侍，王应在东晋为官至武卫将军。王览第三子王会有二子：王舒在东晋为官至东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王邃在东晋为官至平西将军。王舒之子宴之在东晋为官至护军参军，舒之子王允在东晋为官至卫将军。王览第六子王琛有二子：王棱在东晋为官至豫章太守，王侃在东晋为官至吴国内史。

王览第三子王正一支，其地位与影响也很大，仅次于长子王裁。王正有三子：王旷在东晋为官至淮南太守，王廙在东晋为官至平南将军，王彬在东晋为官至尚书右仆射，这三人分别形成了三个分支。第一支为旷，旷之子羲之在东晋为官至右军将军，羲之子凝之在东晋为官至左将军，肃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郎，徽之在东晋为官至黄门侍郎，操之在东晋为官至秘书监，献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令。徽之子桢之在东晋为官至侍中。献之子靖之在宋为官至司徒左长史，靖之子悦之在宋为官至御史中丞。第二分支为次子王廙，廙之子颐之在东晋为官至东海内史，廙子胡之在东晋为官至丹阳尹，廙子耆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郎，廙子羡之在东晋为官至镇军椽。胡之子茂之在东晋为官至晋陵太守，和之在东晋为官至永嘉太守。茂之子裕之在宋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裕之子恢之在宋为官至新安太守，瓒之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升之在宋为官至都官尚书。瓒之子秀之在齐为官至吴兴太守，秀之子峻在梁为官至吏部尚书。升之子延之在齐为官至尚书左仆射，延之子纶在齐为官至都官尚书。耆之子随之在东晋为官至上虞令，随之子镇之在宋为官至卫尉，镇之弟弘之在东晋为官至卫军参军。镇之子标之在宋为官至安复令。弘之子罗云在宋为官至平西长史，罗云之子思远在齐为官至侍中。罗云弟昙生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昙生弟普曜在宋为官至秘书监，普曜之子晏在齐为官至骠骑大将军，晏之子德元在齐为官至车骑长史，晏之弟诩在齐为官至少府卿。羡之子伟之在东晋为官至琅邪国郎中令，伟之子韶之在宋为官至祠部尚书，韶之子晔在宋为官至临贺太守。第三分支为彬，彬之子彭之在东晋为官至光禄大夫。彪之子越之在东晋为官至抚军参军，临之在东晋为官至东阳太守。临之子纳之在宋为官至御史中丞，瑰之在宋为官至司空参军。纳之子准之在宋为官至丹阳尹，瑰之子逡之在宋为官至吴令，归齐后任光禄大夫，逡之从弟珪之在齐为官至长水校尉。准之子舆之在宋为官至征虏将军主簿，珪之子颢在齐为官至中军参军。舆之子进之在梁为官至左卫将军，进之子清在梁为官至安南将军，清之子猛在陈为官至镇南大将军，猛之子缮归隋后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普州刺史。翘之子望之，望之子泰之都没做官，泰之子元弘在宋为官至平固令，元弘之子素也没有做官。

同其他豪门家族一样，王氏家族也是通过与皇家及其他门阀士族的不断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据记载，自东晋到南朝间，王氏家族曾先后出过8个皇后，她们是：王献之女是东晋安帝皇后，王偃女是宋孝武帝皇后，王僧朗女为宋明帝皇后，王慈女为齐海陵王妃，王俭女为齐和帝皇后，王骞女为梁简文帝皇后，王佥女为梁敬帝皇后，王固女为陈废帝皇后。另外，王氏家族中，尚各朝皇室公主的也有20人以上。王氏家族和陈郡谢氏家族多次联姻，王凝之、王珉、王询曾分别娶谢栾、谢安、谢万兄弟三人之女为妻。王氏家族还与兰陵萧氏、泰山羊氏、高平郗氏、谯国桓氏、陈郡袁氏等建有婚姻关系。

从总的发展状况来看，王氏家族在两晋时期当属鼎盛时期，特别是在东晋时最为突出。当时不仅拥有王导那样的大政治家，而且他的子孙们也多为朝中要员，从而使王氏家族在政治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王氏家族在经济上还通过求田问舍，发展庄园，成为江南侨姓士族中实力最强的大姓之一。在文化上也负有盛名，出现了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和王献之，他们的书法艺术代表了东晋南朝时期的最高水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

虽然王氏家族在两晋时期是门第显赫的著姓，他们世代为官，但由于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他们也免不了屡遭打击，几经沉浮，甚至沦落衰败。他们有的被起义军杀死，有的因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死伤。到南朝时期，王氏家族尽管仍然还有做官之人，但其地位和影响力都大不如从前了，尽管王氏家族也曾设法维护门阀制度，但也于事无补，到陈亡时，王氏家族的势力已经明显不如两晋时那样威风了。

到了隋唐时期，王氏家族的势力远比清河崔氏、兰陵萧氏为弱。《隋书》列传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成员无一人，而在新、旧《唐书》列传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成员仅有七人，且都是王贤与王导的后代，其中官至宰相的二人，即武后时宰相王琳，肃宗时宰相王玛。其余五人地位都较低。而在新、旧《五代史》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竟无一人入传，可见当时其势力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据历史考证，兰陵萧氏原籍兰陵郡兰陵县（今山东兰陵），西晋灭亡后，南迁江南，居住在东晋晋陵郡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东晋政权在当地侨置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以后这一地区便被称为南兰陵，因此萧氏也被称为南兰陵人。

东晋时期，萧氏还是寒门，到了南朝时期逐渐成为豪门，所以说它是后起的新门。刘裕的继母萧氏出自兰陵。自从刘裕执政到刘宋时代，萧氏家族依靠与刘氏的姻亲关系，地位开始上升。但从总的情况来说，在这一时期，萧氏族人多是将军，多因军功显要，才挤入了士族阶层，并不是高门。

刘宋之后，兰陵萧氏连续出了两朝帝王，这才使得萧氏与王、谢、袁等豪族一样成为一等士族。在南朝，出身寒微，却因军功而显达的人有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并不多，至于成为高门、甲族的就更少了，萧氏一族算是唯一的一家。兰陵萧氏南迁后，比较著名的有三支，即萧思话、萧道成、萧衍三支。

萧思话一支：萧思话的祖父萧卓，曾为东晋洮阳令，姑母萧文寿，是刘裕的继母，生长沙景王道怜、临川烈王道规。刘裕称帝后，萧氏为皇太后。萧卓被赠授金紫光禄大夫，封为封阳县侯。萧思话的父亲萧源之继承了萧卓的爵位，被委任为徐、兖二州刺史。萧源之死后，萧思话又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在元嘉年间先后担任过青州刺史、梁南秦二州刺史、雍州刺史、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中书令、丹阳尹等职。萧思话死后，长子惠开承袭其爵位。特别是惠开时，萧氏又强化了与刘氏宗室的姻亲关系，惠开的妹妹嫁给了桂阳王休范，惠开之女嫁给了孝武帝之子。惠开死后，其子睿承袭爵位，到齐朝建立后，其封爵才被削除。

萧道成一支：萧道成高祖萧整曾担任淮阴令，其曾祖父儒曾任即丘令，其祖父乐子曾任辅国将军。其父萧承之，由于受到萧源之的提携，于宋元嘉中期，跟随萧思话平汉中，被提升为龙骧将军，后被任命为南泰山太守。萧道成在宋文帝时先为偏将，后被雍州刺史萧思话任为太军中兵参军。后来又任建康令，并得到少府萧惠开的赏识。宋明帝时，道成任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逐渐掌握了军权。后来数年间，在经历过齐公、齐王后，取宋自立，建立了齐朝，是为齐高帝。萧道成称帝四年后死去，其子萧赜（武帝）即位，武帝嫡长子长懋早死，武帝舍弃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不立，而立长懋之子萧昭业为太孙。萧昭业继立后，大权被受诏辅政的萧鸾（道成之侄）把持，萧鸾后来杀死昭业，另立昭业弟昭文；后又迅速杀死昭文自立，是为明帝。明帝在位五年，杀人甚多。齐高帝19子、武帝23子除萧嶷一支有后人外，其余都被杀尽。明帝死后，其子宝卷即位，仍继续滥杀宗室，最终被梁武帝萧衍攻灭。萧嶷是萧道成的次子，宋武帝时担任太尉大司马等职，永明十年（公元492年）病死。世子萧子廉曾任淮陵太守、太子中会人、前将军。子廉之子元琳，梁代齐后任新淦侯。

萧衍一支：萧衍与萧道成同出于萧整，萧整之子萧辖，为萧衍高祖，曾任济阴太守。萧衍曾祖父副子，任州治中从事。祖父道赐，任南台治书侍御史，父顺之，是齐高帝始族弟，深得信用，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丹阳尹等职。萧衍很有文才，是齐竟陵王子良西邸八友之一，后为官至雍州刺史，掌握着重兵。在齐末混乱中，代齐自立，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侯景攻下台城后，老饿病死。侯景立萧衍第三子萧纲为帝（即简文帝），作为傀儡。后又改立萧衍长孙萧欢之子萧栋为帝。不久，侯景又杀死简文帝萧纲以及他的10多个儿子。梁宗室还有许多人也被杀害。侯景之乱被平定后，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即皇帝位（即梁元帝），定都江陵，但3年后就被西魏政权攻灭。西魏又扶持昭明太子的第三子萧督为梁帝，历史上称其为后梁。此时曾起兵讨伐侯景的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则在建康拥立梁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敬帝），不久又被陈霸先废掉，霸先自立，梁朝灭亡。

从当时情况看，萧衍这一族在皇室内部斗争以及侯景之乱中损失较大，但在陈朝建立后，其大部分留在陈朝，仍为甲族，但没有太知名的人士。

到了隋唐时期，萧氏势力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主要是指萧衍这一支势力。此支中在《隋书》与新、旧《唐书》中入传者达到23人之多，其中4人是萧衍兄弟的后代。其余19人全是萧衍的孙子、后梁皇帝萧詧（cha）的后裔。这19人中有9人为宰相。萧詧的后裔在隋唐时期势力之所以发展强盛，是因为萧詧之孙女为隋炀帝皇后，隋灭后梁后，萧詧子孙有很多人在隋朝为官。到了五代时，萧氏家族的势力明显衰落，其家族成员中入《五代史》之传者仅有二人，即萧顷，他在后梁为官至同平章事；萧顷之子萧源，在后唐为官至秘书监。北宋统一后，兰陵萧氏作为一个士族家族，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 琅琊颜氏起源于曹魏时期的颜斐、颜盛，颜斐曾担任过黄门侍郎、京兆太守，颜盛曾任青、徐二州刺史。兄弟二人在曹魏时期从鲁（今山东曲阜）迁到临沂（今山东临沂）。自此以后琅琊颜氏主要指的是颜盛的后代，颜盛生子给事中颜钦，颜钦生汝阴太守颜默，颜默生颜含。西晋灭亡后，颜含随司马睿渡江，颜氏于是成为随晋元帝渡江的百家“中原冠带”之一。颜含过江前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司马参军，过江后历任东阳太守、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大司农等职。应该说颜氏家族自此时起在士族中开始有了地位。颜含生颜髦，为官至侍中、光禄勋等，髦的弟弟颜谦、颜约同任官至太守。颜髦生颜琳，做官至骑都尉，颜约生颜颐做官至扩军司马。颜琳生颜靖之，做官至宋御史中丞，颜颙生颜延之，为官至宋秘书监、光禄勋。颜靖之生颜腾之，做官至宋巴陵太守，颜延之生颜竣，做官至宋散骑常侍，颜腾之生炳之，炳之生见远，做官至齐御史中丞。见远生颜协，颜协做官为梁湘东王国常侍，又兼记室，颜协生之推、之仪。梁朝末年发生侯景之乱，这场叛乱被平定后，萧绎于江陵称帝（国号仍为梁），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当西魏军攻克江陵后，之推投奔北齐，做官至黄门侍郎；后来归入北周担任御史上士，归隋朝后任太子学士。之仪北周时为官至御正中大夫，归入隋朝后任集州刺史。颜之推有三个儿子：思鲁、愍楚、游秦。颜游秦在唐初历任廉州刺史、郓州刺史。颜思鲁有四子：师古、相时、勤礼、育师。颜师古唐初担任过中书侍郎、秘书少监等职；颜相时曾任谏议大夫、礼部侍郎；颜勤礼曾任弘文、集贤学士。颜勤礼生昭甫，昭甫为官至曹王侍读。昭甫生元孙、惟贞。元孙生春卿、杲卿、曜卿。春卿曾任官蜀尉、偃师丞。杲卿任假常山太守、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安禄山叛乱起，杲卿坚决抗击，结果被安禄山杀害。颜惟贞生真卿，真卿先后担任过侍御史、平原太守，他也坚决抗击安禄山的叛乱，在抗击安禄山失败后，颜真卿西入长安，任御史大夫，后来奉命出使淮西，劝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归顺朝廷未果，结果被李希烈杀死。杲卿生有泉明、季明二子，泉明官至彭州司马，季明被安禄山所杀。颜真卿生有二子。皆为地方官，文宗时颜真卿的曾孙弘式被任命为同州参军。自此以后，颜氏家族再没有显要记载。

总之，自曹魏至唐朝后期的颜氏家族20代中，几乎没有不为官者，所以称颜氏家族是一个士族家族。这个家族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家族成员所任官职不是很高。这个家族中除了第五代颜髦在东晋时曾任侍中外，其他各代大多担任县令、郡守、刺史、舍人、学士、博士、少监、给事中等职，最高也不超过常侍、秘书少监、光禄勋、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这说明这个家族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士族家族，其权力不如清河崔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的势力强。二是这个家族是经学世家。颜氏家族虽然势力不是很大，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这就是掌握了较高的封建文化。例如，颜斐因为有才学而被召为太子洗马；颜钦因为精通《韩诗》、《礼》、《尚书》等经典，使许多学者都追随他的学识；颜含因为精通儒学、礼仪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本州大中正；颜延之因为与以儒学著称的周续之辩难《礼记》出名而受到宋武帝刘裕的赏识，被提拔为国子祭酒、秘书监等职；颜见远因博学有志行，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录事参军；颜之推早传家业，满腹才学经文，曾任国左常侍、中书舍人和黄门侍郎等职；颜之仪因为博涉群书，好为辞赋，进入北周后任麟趾殿学士、太子侍读；颜师古更是一代儒学大师，曾任秘书少监；颜相时、颜勤礼也都是以精通儒学而闻名，并都任弘文、崇贤学士职务；颜真卿少勤学业，既擅长博学，又专于辞章，中进士后又擢制科。三是这个家族还是书法世家。例如，颜协精工篆籀（大篆）、飞白；颜勤礼工于篆籀；颜昭甫工于篆籀、草隶；颜元孙因精通历代书法，而被玄宗召去鉴定家中诸家书迹的真伪。再如颜真卿更是著名的书法大师，他早年曾两次辞官去洛阳跟当时的大书法家张旭学习书法，他不仅继承了张氏书法的长处，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书法特点，即楷书气势雄浑、形体敦厚；行书圆熟流畅、刚劲有力。他的书法艺术对当时和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国家选拔官吏专看家世出身，从而导致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他们也成为世袭官僚。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权制度，即“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发端于东汉时期，确立于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在门阀制度下，家世名望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过大官，名望很高，而且世代相传都做过大官的人，才能被承认入于士族阶层。士族中间也有等级差别，一般说来，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为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如，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后随晋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其他大族虽然也在士流之内，但只能算是下一层了。这些士族特别关心的是，如何永久保持自己优越的门第族望，保持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为了保持他们高贵的血统，他们特别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只许在同等士族之间联姻，而绝对不允许与庶族地主联姻通婚。另外，通过编撰“家谱”的办法，把士族的世系源流明确地记载下来，以备查考。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还发展了一整套繁琐的礼仪法规，在平时的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人士来往。门阀士族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南北朝以后，这一制度日趋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 赵郡李氏，是李姓第二大分支，仅次于陇西李氏。赵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是中国中古时代一个以赵郡（今河北赵县）为郡望的著名士族。赵郡李氏以战国名将李牧为始祖。赵郡郡治在今河北赵县，初后魏时置郡。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秦太傅李玑的次子李牧。李玑是陇西李氏始祖李崇的四弟。李牧是战国时有名的武将，为赵国丞相，封武安君，始居赵郡柏人（今邢台隆尧），为赵郡李氏的始祖。

魏晋南北朝时期赵郡李氏与陇西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支派繁多，文化鼎盛，官位显赫。在唐朝有17人出任宰相，是仅次于陇西李氏的大族。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赵郡李氏东南西三房始祖为晋朝的李楷。

赵郡李氏在南北朝官位显赫，在唐朝被列为七姓十家的禁婚家，有多人出任宰相。 清河崔氏家族并非全部南迁，只是崔业的八世孙崔密一支。崔密有二子：长子崔霸，次子崔琰。这一系大致从崔琰发迹，到北魏初年势力很盛。崔霸一支不太兴旺。崔琰，字季珪，曾任曹魏时尚书、中尉。崔琰有二子：崔谅、崔钦。

崔谅曾任晋中书令，谅子崔遇为后赵特进；崔遇之子崔瑜，为黄门郎，崔瑜之子崔逞，曾任前秦齐郡太守、北魏御史中丞等职。崔逞有七子：二子早亡，另外五个儿子中又以崔諲、崔祎、崔颐较为有名。

崔諲在刘宋占据山东时期，曾任青、冀二州刺史。崔祎曾在刘宋为官，北魏占据青、齐后，崔祎之孙相如进入北魏，曾考举冀州秀才。崔颐起初曾任北魏太子洗马，后又升至散骑常侍，再后来又被魏太武帝任命为冀州刺史。

崔钦这一支被称为清河青州房。崔钦之子崔京，崔京之孙崔琼，崔琼之子崔辑。崔琼曾担任慕容垂的车骑属。崔辑时，随慕容氏南迁青州，崔辑曾任刘宋泰山太守。崔辑有二个儿子，长子修之，次子目连，庶子崔道固。崔修之之子元孙曾担任刘宋尚书郎。元孙之子崔亮，少年时丧父，先随母亲房氏投依了叔祖崔道固，北魏平三齐后，又被迁往桑乾。后来得到李冲的赏识，被推荐为中书博士。崔目连之子僧祐，曾担任刘宋辅国将军，后降北魏。他的弟弟僧渊，曾担任北魏南青州刺史。崔道固先在刘宋为官，担任徐、兖二州刺史从事，后又先后担任过冀州刺史、徐州刺史等职。后来降北魏后，担任平齐郡的太守。

天兴二年（公元399年），道武帝拓跋硅杀崔逞，崔逞诸子大多逃亡到南方做官。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太武帝拓跋焘杀崔浩，并尽杀其族人。所以此后所说的清河崔氏，主要是指崔逞南逃诸子后裔与灵茂的后裔，而崔浩的后裔情况后人知道得很少。灵茂后裔从灵茂之子稚宝担任北魏祠部郎中开始，才在北方政权做官。

到了隋唐时期，崔氏的势力继续衰落。特别是在黄巢大起义的打击下，清河崔氏与其他士族的大族势力基本上消亡了。 太原王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世族，起源于山西的太原，从魏晋至唐朝都显赫非常，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