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即，疫情当前，就地游玩。作为 旅游 达人，只看风景，不谈政坛之事。话说2021年2月3日沿G220国道在江西省分宜县境内行驶，突然路边的一块非常醒目的景区广告牌闪现在眼中，上书：介桥古村。我知道，这是明朝宰相严嵩的老家，赶忙掉头驶进村庄。

介桥村是个享有“八世一品”美誉的千年古村，是严嵩的出生地，他年少和年老被罢官后在此生活了几十年，如今是江西省 历史 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

严嵩生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一生经历明朝5代皇帝，在明嘉靖年间执掌朝政长达20年，堪称政坛上的“不倒翁”。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严嵩去世，享年86岁，在古代能活到这寿数的，简直是奇迹。

严嵩5岁入私塾，8岁有神童之名，19岁中举，26岁中进士并入翰林院任侍读，63岁拜相入阁，83岁回归故里“卖红薯”（知识点快记下），其一生的生、死、钤山隐读等共40年是在分宜县介桥村度过的。

走进古村，急切地要先看严嵩的家，按照一路的指引牌，穿过村里的几条古巷，在村子的中部，有一个玻璃房，难道明朝时严嵩就赶时髦了？

不不不，外层的玻璃是文物部门加的保护层，重点是里面，可里面没啥呀，只是一堵两米高的断墙而已。

真想像不出，这里就是严嵩出生地和启蒙拜师的瑞竹堂。

这栋屋不是严嵩盖的，而是他的先祖建的，有600多年的 历史 ，当年房前有一片秀美的竹林，严嵩曾专门为此写过一文——《瑞竹园记》，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瑞竹堂仅剩下这半堵断墙，竹林已被族人占去建了房屋。

就在这堵两米多高的断壁残墙上，有一个至今未解的百年之谜。墙上有一幅半身的大象雕塑，因隔着玻璃，又是手机拍的，所以不清晰，但用眼睛细看，足见惟妙惟肖，一头大象从门外奔入，刚进半个身子，两腿和象鼻的动态呼之欲出，十分生动，非一般民间艺人所能为。

众所周知，江西是没有大象的，大多数村民一辈子没见过大象，当地民居上也均没有大象的图画、雕塑，那为何严嵩的故居出现了大象的雕塑呢？这与严嵩做内阁辅臣半夜直（值）庐受大象袭击有关吗？

话说明嘉靖皇帝移居西苑后出台了新规，内阁辅臣须轮班直（值）庐，时刻准备被传唤。嘉靖十九年（1540）农历二月十五日深夜，严嵩正在当班，忽然，一头大象撞门闯了进来，围着床咆哮跺脚，严嵩吓得不轻，心里默念着“渡汉江事”（程伊川的一首诗）。过了很久，养象的人赶来把大象牵走，一场虚惊总算过去。问题是大象是怎么进皇宫的，又是怎么进值班室的，大内侍卫上哪儿去了，若是来了刺客怎么办？当夜，严嵩即写下一首诗《纪象入室事》：独宿直庐逢象斗，忽来入室绕床鸣；平生危险更尝遍，事合惊时亦不惊。猛象咆哮君合避，只需屏息坐帷中；江舟几复心无怖，记取程家主一翁。从这首他写的诗中，可见此事对他刺激不小。这大象图是否为事过几年后，严嵩重修瑞竹堂时把它特意塑在故居墙上的？几百年过去了，严嵩故居墙上的大象图仍让人迷惑不解。

介桥古村可参观的远不止严嵩祖屋，还有严氏祠堂、世德堂、飨褒堂、大夫第、御史第、进士第、科甲第和柳树厅等古建筑，这些古建有三进式的，有喜鹊聚巢式的，其装饰雕龙画凤、古色古香。

严氏宗祠是村中最大的祠堂，古祠早在“文革”期间被烧毁，重建的宗祠描金彩绘，高大雄伟，非常气派，正堂供奉着严家列祖列宗的牌位。

严氏宗祠建于一个泉眼之上，为难得一遇的风水宝地。悬挂在严氏祠堂的每一块牌匾，诉说着当年严嵩家族的显赫。

介桥村作为一个具有深厚 历史 文化底蕴的古村，祠堂众多，原有20多座，堂构迥异，各领风骚，现仍留存10座，紧邻严氏宗祠的西侧就有一座祠堂，叫竹坡公祠，又叫毓庆堂，取“积善毓庆，致有子为国之用”之义。

竹坡公祠大门上方挂着两块匾额，上面一块“竹坡公祠”，下面一块“方伯世家”，外墙两侧为清乾隆朝宰相朱轼考察介桥村时留下的一副楹联：介水流长，连绵甲第金瓯固；笏峰俊秀，璀璨人文玉树芳。

竹坡公祠（毓庆堂）并不是严嵩所建，而是第九代世祖严仲恭所创建，至今有600多年的 历史 ，曾三次缩前扩后地大修，有前后三进，上进经过近年的仿古修缮基本还原了1949年前的模样，中进、上进厅基本保留原貌。

1944年前毓庆堂内牌匾有124块之多，明朝永乐年间以来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物古迹都悬挂在此，包括嘉靖御笔、史可法、刘统勋、袁世凯、戴季陶等 历史 名人的真迹，如“藩侯官邸”、“宰相神龛”、“廉石”以及朝廷诰封、名流楹联等。今天走进竹坡公祠，还能有幸看到挂着不少匾额，其中一块“平倭告捷”匾背后藏有一则故事。那时严嵩倒台之后，其子严世蕃被杀，孙子严绍庭被发配到安徽定远充军。定远离长江不远，常有倭寇前来掠民。严绍庭协助主将奋力抗倭，立下功劳，被左都御史杨涟授予“平倭告捷”匾额。可见，当时的朝廷是有一说一的，并未以父、祖有罪而全盘否定其后代。

严嵩先后为家乡捐建了三座桥，其中一座建在袁河上，叫万年桥，这座桥他放血2万两白银，1588年建成后应乡亲之请，写了碑文，次年由知县刻到碑石上，立于桥头。1985年筑大坝成就了仙女湖，而淹没了此桥。1986年仙女湖水位下降，万年桥露出了水面，严氏后人打捞起这块重达25吨的石碑，移送在宗祠门前的一侧。

怡庵公祠虽并不显赫，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也称飨褒堂，感觉村里的宗祠都取了一个文雅的昵称。

祺远堂也是村里的一座公祠，它正上方的鎏金牌匾很亮眼。

少泉公祠的大门门槛上坐着四位大叔，一个在抽烟，两个在低头玩手机，另一个抬头发呆。

介桥村历代重耕重教，在村中富龙我看到一座钤阳书院，院前有个小院，想必每当私塾下课后这里便充满书童的欢闹。

这个不大的村庄却科甲蝉联，英贤辈出，先后出了7个进士，据《介桥严氏家谱》记载，在明朝科举考试大力扩招的永乐十三年（1415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的200年间，全村八代男丁总数511人中就有154人获得秀才以上称号，是人才的富矿区。因严嵩与他的曾孙严云从都贵为一品隆及亲人，使获得一品官职或朝廷诰封的达8人之多，所以该村又有“八世一品”的美称。这里还走出了战功显著的抗倭英雄严绍庭，江西首位武进士严从云等。

村中巷道纵横，呈撒网状，连接着多栋明清建筑的祠宇民宅，有十祠堂、九府第、二十九家私厅，在江西的西部很耀眼。

也不乏众多近代的农房，有的门两侧还留有上个世纪最流行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政治标语。

惊奇的是赣派民房中混杂着一栋洋式楼房，两层结构，因年代久远，与周边建筑没半点违和感。

村前有一条古街，形成于元、明时期，是安福县来往分宜县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地上青砖铺设的人字形古道依然存在。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在外谋生的严嵩后裔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回到她的根。

苍劲的宋元古樟树群是地处分宜县城郊2公里处的介桥村又一看点，上世纪70年代时全村留有古樟40多棵，后来因为要修铁路、建新房，砍掉了一半，现只存20多棵。

最大最年长的要数村南的“樟树王”，有近千年 历史 ，树径92米，要几个成人才能合抱，树冠遮地面积近1亩。

古樟树旁有一围墙，铁门锁着，透过铁门看到墙内是严氏祖墓，埋着严嵩的曾祖、祖父和他的父亲，而他死后却没葬在村里。

墓前有汉白玉石人石马4座，仍可窥当年的威风。

一提起严嵩，人们就会说他是个大奸臣。《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个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窃政二十年，溺 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在民间，严嵩就是一个作恶多端、陷害忠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大奸臣。中国人有个两分法，不是好 人就是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非此即彼。可是，人们忘了，中国还有个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是好人，不一定就是坏人，不是忠臣，不一定就是奸臣，还有个不好不坏的中性人。我看严嵩起码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人。

严嵩从小聪明颖慧，思路敏捷，19岁中了举人，26岁中了进士，是受人称道的青年才俊。他没有父荫，19岁就中举，26岁中进士，是靠个人 奋斗才获得的功名，是位正途出身的官员，他的私生活也很严肃正派，几乎无可挑剔，一生只娶欧阳氏一位妻子，欧阳氏比他大一岁，还有一脸麻 点，但夫妻感情很好，从一而终，并没有因身居宰相高位而妻妾成群。

鞠躬尽瘁的公仆

严嵩一生侍候的皇帝是明世宗，好恶无常，威福自操。严嵩伴着这位君主，如临深履薄，哪里还敢窃弄威柄。世宗从16岁就迷恋上道教的斋醮活动，也就是建坛祈福，以求长生。从16岁到60岁逝世，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斋醮活动，基本上是在斋醮祈福中度过，筑坛祈福是他压倒一切的大事，成了朝廷长达40多年的大事，朝廷中枢与满朝文武就围绕着斋醮来运作，斋醮是整个嘉靖朝为害时间最长、为害社会最烈的弊政。

嘉靖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斋醮上，严嵩就将主要精力与时间放在撰写歌颂斋醮的“青词”上。自嘉靖21年以60岁高龄入阁到80岁致仕，严嵩伴君如伴虎，诚惶诚恐，“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真正做到了“以宫为家”了，他算是鞠躬尽瘁的公仆、尽职尽岗的劳模了。在朱厚皇权专制 下，如果严嵩采取正面抗命冲突的话，恐怕他头上的乌纱帽早就被朱厚扔到地上当尿壶了，甚至还会有前任首辅夏言一样脑袋搬家的危险。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这样评论道：“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帝且谓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方且谓嵩之曲谨，有如飞鸟依人。即其好货，不过驽马恋栈”。

应该说，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在朱厚皇权专制下，严嵩不敢也不能触犯他的崇道嗜好，但他并非尸位素餐之辈，而是忠勤奉公职守，在朱厚大肆铺张浪费之余，勉力支撑危局。面对国弊民穷、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局，严嵩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力行节俭，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严嵩关心民瘼，反对大兴土木，尽量减轻世宗修斋建宫的危害，以避免劳民伤财。嘉靖20年，宗庙发生火灾，严嵩以“数年大工采兴，公私财力俱耗”，谏君修省，暂停内外一应工程。嘉靖22年，严嵩以财力未敷，庙建未完，请缓建讲武堂。在修建京师外城以免这个平民经商和聚居区遭受蒙古军队蹂躏的问题上，严嵩力主先修筑南面外城，使世宗放弃了四周同时建城的不切实际的设想，将工程控制在当时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使外城建设计划得以顺利完成。

严嵩力行节俭，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宫廷开支。严嵩奉谕奏对光禄寺历年之费、冒滥之弊及除弊之策。他主张“令该寺将节年岁用之数，冒滥之件，明白开具回奏，悉加厘正，则弊以革而费可省矣。”严嵩奏报改革后，光禄寺省钱的数额 “二月之间省银二万一千二百余两，若每月递减，可省十七八万”。

在国家财政支绌的情况下，严嵩很注意节缩开支，广为措置粮饷。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严嵩以防虏添设为由，劝止了世宗添设显陵奉守官。嘉靖37年，大同米熟价廉，严嵩又请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准备了半年军饷。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军费问题，严嵩还建议精兵简政。嘉靖31年6月，严嵩反对将京兵遣赴北边三镇，认为此举只是徒费粮饷。严嵩上言整厘军队，挑选精兵，“加意练习，务期可战，将来免复征边兵”。

开拓财源 赈灾济民

在节约之余，严嵩还开拓财源。严嵩召集各部诸臣商议生财之道，群臣“皆回各省尽有可以权那之件，又查革各项欠费，可以省出银来用。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世宗向全国各地派出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城市工商业者进行掠夺。他奏请停止苏浙、福建等处织造宦官，而“照依江西烧照御用瓷器事例，下旨工部，令其严督有司，如法织造，依限进纳，“如此 不扰而事以易集”。

嘉靖35年7月，严嵩又疏奏采矿诸弊，认为采矿得不偿失，“小民自行私挖，每日得二钱，少或三五分，仅取度日而已。若官府开取用人工，大获少而费多，此常理也。又各官不能识认矿之高低，惟地方矿徒识得，高者故意抛弃，徐而窃取，低者却呈于官，所以煎银数少，此常弊也”。严嵩请招回玉旺峪采矿使王槐等人，以“少省供给之费”。严嵩认为，“四川的矿石俱煎系铜，差去之臣全不用心，事欺罔可乎”，遂再疏采矿得不偿失，并请敕户部令四川采矿官员，“此后不必进矿石，只煎成银、金解进”。严嵩此举，使嘉靖朝避免了矿监税使之祸，可谓功在黎民社稷。

第一代太祖朱元璋

第二代惠帝朱允炆，乃朱元璋长孙

第三代太宗（成祖）朱棣，乃朱元璋四子（庶出），朱允炆之叔

第四代仁宗朱高炽，乃朱棣长子

第五代宣宗朱瞻基，乃朱高炽长子

第六代英宗朱祁镇，乃朱瞻基长子

第七代代宗朱祁钰，乃朱瞻基次子（庶出），朱祁镇之弟（后英宗复位，代宗被废）

第八代宪宗朱见深，乃朱祁镇长子（庶出），朱祁钰从子

第九代孝宗朱祐樘，乃朱见深三子（庶出）

第十代武宗朱厚照，乃朱祐樘长子（武宗无嗣，乃由旁支皇室选择朱厚熜入继大统）

第十一代世宗朱厚熜，乃朱见深四子兴献王朱祐杬（庶出）之嫡长子，朱祐樘从子，朱厚照从弟

第十二代穆宗朱载垕，乃朱厚熜三子（庶出）

第十三代神宗朱翊钧，乃朱载垕三子（庶出）

第十四代光宗朱常洛，乃朱翊钧长子

第十五代熹宗朱由校，乃朱常洛长子（庶出）（熹宗死后无嗣，乃诏令五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

第十六代毅宗（思宗）朱由检，乃朱常洛五子（庶出）（毅宗死后，明朝覆灭，宗室乃于南方割据）

第十七代安宗（质宗）朱由崧，乃朱翊钧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庶出）嫡子，朱由校从弟，朱由检从兄（安宗被清军所俘，群臣乃先后拥立鲁王朱以海，韩王朱本铉监国，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

第十八代绍宗朱聿键，乃朱元璋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庶出）八世孙，唐端王朱硕熿之长孙，朱由检族叔（绍宗死后，福建群臣拥立朱聿鐭，然而一月就被清军灭亡，乃拥立桂王朱由榔）

第十九代昭宗朱由榔，乃朱翊钧七子桂端王朱常瀛（庶出）四子（昭宗死后，明朝再无皇帝，1684年康熙攻占台湾后，最后一个监国投海自尽，明朝遂彻底灭亡）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2）严嵩与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5）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6）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7）余论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严嵩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权臣，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喜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山门是独乐寺的大门,门额上悬挂的“独乐寺”3字大匾,相传为明代官吏严嵩所题

北京的老字号、著名的酱菜“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写的，以下的一些牌匾是经专家考证确认出自严嵩之手

相传为严分宜(严嵩)手迹

严嵩生平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严嵩创作的百寿图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至口外保安。沈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被杀。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严嵩书法欣赏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

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

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水冰山录(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乾隆刻本

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

简介：天水冰山录是明朝奸臣严嵩的财清单明朝大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