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仲秋，兄美含以书来告曰：我姓宗谱，自同治乙丑纂修丙寅告成，迄今三十有五年矣。人事之代谢，子姓之蕃衍，惧其久而难稽也。今春燮和、发祥、居仁、献廷、注东、澍坤、尊三、惕乾、用九、邵钰暨男钊等，举事重修，以续先乘，以垂后昆，意甚善也。吾弟游宦远羁，不能身亲其事，曷邮寄一言以叙之，此亦族人之意也。维时中外多故，晨夕趋公无暇搦管；复因奉檄1建南2，办理各属教案，尤为棘手；幸蒙祖宗呵护、次第议结，获免愆尤3。回忆谱牒将成，势难再缓，爰4举我族修谱之意，与濬所自勗5者，言之可乎！夫族之有谱，非徒以纪世系明宗派也。盖将本尊祖之文，寓亲亲之道，俾知与父言慈推而及於族之诸子，皆有抚字教诲之意焉。与子言孝，推而及於族之诸父，皆有尚德敬老之意焉。与兄弟言友恭，推而及於族之诸弟诸兄，皆有式好无尤之意焉6。庶几一族之中雍和仁让，相与维系於无穷耳。我姓之先，出自泰伯至寿一公八十一世，是为迁怀之始祖，由始祖以至於今，积年五百余岁，积世二十余代计丁四千余口，生齿可谓盛矣。律以制礼定服之义，此四千余人中，有服7者不过百数十人耳。此外皆无服者也。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疏，其不至视如途人者，几希矣！惟有谱以联之，支分派别历百世而维昭8，云子礽孙9皆一祖所自出，显以垂寖10炽寖昌之系，隐以寓教孝教弟之文，此我族人重修之微意欤。濬德薄才浅，仰托祖宗余荫，窃科第，陟监司11，碌碌无所表见，既不克勉自建树以为光宠，即睦族敬宗之谊，亦毫发之未有尽焉。乃因宦迹淹留，不能躬亲剞劂12，追随诸君子之后，稍分编纂之劳，是尤濬之所愧对於族人而益自内疚者尔。

旹

光绪二十七年上元日13

十九世孙濬谨撰於川南建昌道署

注释：1奉檄：“奉”同“捧”。檄，召书，奉檄犹后世接任命。2建南：是“建昌上南道”的简称，位于今成都市西南，道署在雅安，辖区范围甚广；今成都市之大邑等县及安宁河谷之西昌市均属之。3愆尤：罪过也。4爰：于是也。5朂（xù）“勖”的异体字，勉励也。6式：榜样。尢：过失。7服：指分清支派和上下辈行，载於谱牒者。8维昭：连繋明显。即连接的清清楚楚。9云子礽孙：有福禄的藩衍子孙。10寖：此作“益”、“愈”解。11陟：读（zhī），读至，升也。监司；监督州府县的高级官员为监司，如布政使、按察使、及各道道员。12剞劂：读“基决”即镌版，此处意为编修印刷家谱。13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零一年；上元日，正月十五日

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渲泄吧；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若过江之鲫。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酽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阙如!即使有人写写，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干死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的作品)——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手倦抛书午梦长”(蔡确)——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

可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这间的黄金的夏季。”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而他在这篇作品中所创造的清隽境界、丰厚含茹和高致的美，他的英华吐纳的娟秀语言，更令人由衷叹服。《夏》确实够得上是当代散文中一篇难得的精品。

二

《夏》一开始，作者这样写道：“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个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象炉子上的一锅冷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了一样，山坡上的芊芊细草渐渐滋成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一堵黛色长墙。”在这里，朴实得有点稚拙的“一锅冷水”的比喻，新鲜的活脱脱的“密密厚发”的拟人，巧妙精当的“黛色长墙”的词汇选择，作者仿佛在进行俯视式扫描一般，寥寥几个镜头，就勾勒出夏景的宏观。而“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地长鸣”一句，则宛然上述一组镜头的画外音乐。这儿的“烦”，显示着夏的热力，却绝没有沉闷的心迹；传达着夏的喧闹，毫无燥乱的踪影。悠悠溢出树间的声声长鸣，映衬着夏景的明快色泽，烘托着一种“蝉噪林逾静”的氛围，也更加表现出夏日大地的充实、厚重和沉稳。于是，在声色互补、虚实交融之中，作者已经为全文定下了昂扬积极的主调。

接着，作者摆平视角，镜头下移，好象在纵目远眺这广袤的原野似的，望着翻滚的麦浪“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象海浪在涌着一艘艘的舰船。”这里，作者呈现给我们的，已不是现实世界的简单还原，而是一种意化了的风物，是外在客体在作者心灵屏幕上的闪烁；或者说，是折射着作者情感光束的时代投影。然后，一阵浮动着的热风，“飘过田野”，似乎是给远眺的作者、也似乎是给读者吹送来“已熟透了的麦香”。这一笔点染，不仅恰到好处也恰如锦上添花。正如前面蝉鸣的烘托体现为一种声与色的交融一样，这儿的点染则体现为一种色与香的谐和。如果说，前面的烘托是一种氛围的点化，那么这儿的点染则是一种情致的昭示——昭示生活的丰腴和饱满。作者就是在如此详尽地进行了铺垫之后，从容不迫地把他的笔触导向文章意蕴的致力点——“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

这才是作者自己的夏感，这才是作者自己所发现、所体认、所慧识的独到的夏感。从这里，作者又仿佛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一段精妙的议论：“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为嫩竹，贮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这一段议论，构句独树一帜，用语别开生面，排比对偶驾轻就熟，在古色古香中显现着一种难得的理趣，即一种优美的情趣与深沉的意理相结合而滋生的抒情美感。这一段议论，对前面之意蕴致力点，是发生，是拓进，是引深；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自己所发现、体认、慧识的夏的质性的一种哲人式抽象与鞭辟入里的诠释。那么，这种质性意味着什么作者很快就一语道破了。原来，“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三

梁衡赞美的夏，是麦浪翻滚、麦香吹送的夏，是“金色主宰了世界上一切”的夏。这是何方之夏显然，作者的注目点是非常明确的。在那段精妙的议论后，他这样写道：“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梁、玉米，那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这时，他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滋漫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的冲刺。”这里，作者的视角好象在渐渐拉近，镜头也从宏大转入精微。于是，一个一个机趣盎然的大特写跃入了我们的眼帘。一个“挑”字，让我们几乎感到了棉苗均匀有力的喘息；一个“举”字，让我们差不多感到了高粱玉米摇头晃脑的欢悦；一个“匍匐”中，我们同样感到了瓜秧的腰肢抖动，蜿蜒蛇行。它们仿佛都在紧紧抓住这美好的年华大显身手，不舍昼夜地向着自我的完善和神圣的奉献而奋勇“冲刺”。一句话，出神入化的描绘让我们从这些夏的宠儿身上，感到了人的丰采，人的气度，人的灵秀。福楼拜曾经说过：“不论描写什么事物，唯有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我们必须不断地苦心思索，非找到这个词不可，而绝不能为了逃避困难，用差不多的词句敷衍了事。”梁衡的这一段文字，精雕细刻，丰姿绰约，作者之惨淡用心昭然，同时也是对福楼拜的“一词说”的生动实践。这段文字，不仅构成全文意境的有力依托，而且也成为以金色为基调的夏的主体形象的丰满和强化。

审视作者所描绘的一切，我们恐怕很难想到那稻谷飘香的锦绣江南，也恐怕很难想到那牧草连云的苍茫塞外。我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应该是那雄浑壮阔的黄河流域了——那八百里秦川，那三晋高原以及那横踞冀鲁豫的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是的，正是这凝重厚实的黄土地，哺育了我们的民族，润泽了中华数千年的灿烂文明，而作者本人也作为中央报纸的记者并多年驻节于斯。所以，他把黄土地之夏，作为自己纵情礼赞的典型观照物，就不仅有其熟悉生活的意味在，且也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和形而上的寓义在。

四

当然，《夏》的作者并没有把他的镜头仅仅停留在夏的景观上，而是让自己的视角渐次由表层进入肌里，对准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真正主宰——人。夏日里生命在交替，夏日里作物向秋的终点最后“冲刺”，这种生机勃勃的运作，固然有大自然永恒代序的机制，但不可不论的是，自从人类参与其间后，它多半已成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我们之意志的对象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是夏的色彩的真正涂染者；也正是人，拨响了夏的紧张的旋律。“田间那些挥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快割，快割；麦子上场了，又想着快打，快打。”“麦子打完了，该松一口气了，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浇水。”这一段文字，作者似乎只是漫不经心，信笔写来，与前面一丝不苟的刻镂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差距，表面看甚至给人一种拙讷浅陋之感。其实，白描的语言形式正契合着质朴的内容，如果把一连串形容词堆在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也许形成的倒是一种美的造作。所以，作者此处的不施铅华，实在也是合情合理之笔。

那么，作品的艺术濡染力如何强化呢梁衡所运用的妙着是——细节。“他们早起晚睡亦够苦了，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可是起风了；看看窗外，天空可是遮上了云。”这几个细节，与上述快割快打快追肥浇水之类在叙述特色上一脉相承，构成了该段文字恬淡平实的整体风格。这几个细节，乍一看似乎有点司空见惯，品嚼再三，就象使人感到它独有的韵味。“听听窗纸”，“看看窗外”，在夏的紧张旋律的侧写，是夏的快节奏和弦，也是作者运用间接表现手法推出的心理镜头。它，外化了“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的款款心曲，使我们在想象的空间看到了他们急切的目光、企盼丰收的焦灼以及与夏的律动所共鸣的人的感情律动。在几个细节，极其平易而又极易其传神，明丽天然而又活灵活现，用“看似平常最奇崛”来形容它，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可以说，如果换一个其他细节取而代之，作品的魅力就会大大削弱。

有趣的是，梁衡的《夏》，全文正好六百六十六字。这在今天，恐怕是难得的短文了。然而，梁衡同志却凭借这为数不多的文字，构筑起如此精美的世界。它，使我们想到玲珑的雅雕、小巧的盆景，想到一方素绢，一块碧玉、一泓清澈的小溪、一簇秀丽的山花。过去评价散文之美，有所谓“人生宝、智慧宝、美丽宝”一说，而“六六”，在我们民族习惯中，向有和顺、如意、吉祥之意谐意。《夏》正是这样一篇三宝兼具蕴藉着和顺、如意、吉祥美好等含茹的杰作。

简单答案:梁衡赞美的夏，是麦浪翻滚、麦香吹送的夏，是“金色主宰了世界上一切”的夏。，是“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夏。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帝帝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太后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於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犟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开始

1897年末， 山东发生曹州教案， 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 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犟意图瓜分刚败於日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太后的手里。面对列犟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 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 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太后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於9月28日斩於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变法的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变法的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