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尧帝第九子刘源明（因封刘国此始姓刘）妣古氏、巫氏——（2）刘永和妣宁

氏——（3）刘纪安妣王氏、刘纪乐妣甘氏——（4）刘岁纪妣黎氏——（5）刘正成妣李氏、刘正定

妣王氏、刘正坤池氏——（6）刘长历妣瞿氏——（7）刘德科、刘德亮妣薛氏、刘德仁——（8）刘

仁宏妣孟氏、刘仁发——（9）刘廷光妣雍氏、刘廷绅、刘廷九、刘廷贵——（10）刘爵南妣尚氏—

—（11）刘行矩妣晏氏、刘行清——（12）刘复胜、刘复旺妣易氏、刘复松——（13）刘茂光、刘

茂清妣丁氏、向氏、刘茂文、刘茂华——（14）刘孔扬妣廖氏——（15）刘日永妣宏氏、刘日贵、

刘日胜——（16）刘德荣妣吕氏、刘德康——（17）刘聚义妣言氏——（18）刘宗妣熊氏、刘孚妣

江氏、刘汉妣汪氏、刘累妣赵氏、汪氏——（19）刘正益、刘洪益、刘永益、刘万益、刘大益、刘

宗益、刘顺益、刘昌益妣黄氏——（20）刘歆妣徐氏、刘锡朋妣古氏——（21）刘永妣林氏、刘

杭——（22）刘琳妣奉氏——（23）刘狱、刘麓妣罗氏——（24）刘洪州妣袁氏——（25）刘绅妣

熊氏——（26）刘茂高妣余氏——（27）刘道山妣贝氏——（28）刘叨明、刘叨亮妣曾氏、刘叨

清、刘叨朗——（29）刘先妣程氏——（30）刘臣、刘坤妣古氏——（31）刘案喜、刘案庆、刘案

临妣陈氏——（32）刘智河妣宦氏、刘智明——（33）刘绘妣以氏、刘缙、刘总——（34）刘元远

妣芋氏——（35）刘观榜妣文氏——（36）刘文祯妣谢氏、刘文祥——（37）刘篮妣甘氏、刘管、

刘符——（38）刘九琳妣张氏——（39）刘道总妣甘氏——（40）刘伯亿妣卞氏、刘叔亿妣景氏、

安氏——（41）刘笃庆妣秋氏——（42）刘陶阳、刘定阳、刘楚阳妣曹氏——（43）刘春、刘淋、

刘弼妣汤氏——（44）刘猛、刘勇妣黄氏、刘刚、刘强——（45）刘建平妣曾氏——（46）刘敬

堂、刘敬典妣张氏、刘敬培——（47）刘照然妣毛氏、董氏——（48）刘之雄、刘之旺妣古氏

——（49）刘茂妣佟氏——（50）刘平环妣古氏、刘平元——（51）刘良妣胡氏——（52）刘世

勋、刘世郎妣易氏、徐氏——（53）刘昌允妣钟氏、刘昌华——（54）刘万宗妣尤氏、刘万全——

（55）刘康妣万氏——（56）刘凤妣官氏——（57）刘致禄妣尹氏——（58）刘伯蛮妣钟氏、杨

氏——（59）刘维纲妣朱氏、刘维统——（60）刘宗仁妣金氏、刘宗义、刘宗礼、刘宗智、刘宗

信——（61）刘大化妣吴氏、刘大爵、刘大禄——（62）刘敏洪妣司马氏——（63）刘晋妣温氏、

刘珍——（64）刘湖、刘璜妣曾氏——（65）刘鸣坤、刘鸣申妣欧阳氏——（66）刘松妣朱氏、刘

柏、刘梢——（67）刘文先妣洪氏、丁氏——（68）刘伯仲妣姜氏、陈氏、刘伯茂——（69）刘盛

臣妣白氏——（70）刘茂清妣吉氏、刘茂祖、刘茂文——（71）刘桥妣殷氏、吉氏、刘年——

（72）刘丰（字然、号果齐。

迁江南沛县、家财万贯、好善乐施）妣李氏、桂氏、刘沛——（73）

刘仁纪、刘仁号（字荣）妣赵氏、梁氏、——（74）刘瑞（字显名初）妣李氏——（75）刘伯妣邱

氏周氏、刘仲妣马氏、刘邦妣吕氏、戚氏、薄氏、张氏、赵氏 刘交（楚王）妣梁氏—

注：

1、古人多名，该谱同一人选用的个别名字可能与刘邦各支族谱记载有异，特说明；

2、古一夫多妻，各支族谱选取的夫人多以该祖原配和生母为主，故所标妣（夫人）可能有所不同；

3、不排除历代后人因代代传抄而产生的错误；

4、因为家谱皆秘而不宣，谱中很多史料不便公示

5、以上仅供对家谱研究有兴趣者参考，请勿复制转载到处发布，以免因其族人不满引起纠纷。

大英博物馆管据保守估计大约有2万3千件中国的稀世珍宝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在大英博物馆 答案补充 中国流失文物多达164万件，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其收藏中国文物的历史可追溯到1753年建馆时期，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万3千件，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件。大英博物馆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该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远古时期的石器，6000多年前半坡村红陶碗及尖足罐，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斧，商周时期的青铜尊、鼎，秦汉时期的铜镜、陶器、漆器、铁剑，六朝时代的金铜佛，隋代白色大理石佛像，唐代三彩瓷器，宋、元、明、清各代的瓷器和各种金玉制品，甲骨文、竹简、刻本古书和地图、铜币、丝绸、刺绣、书画、珐琅雕塑、景泰蓝、漆器、竹编等等，让人目不暇接。一言以蔽之，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明清瓷器等标刻着中国历史上各个文化登峰造极的国宝在这里皆可见到

然而这仅仅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2万3千件中国历代稀世珍宝中的一部分，另外的十分之九都存放在10个藏室中，除非得到特殊许可，一般游客是无缘谋面的。某些藏品，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只有特别的专家才可获得机会一饱眼福。《 答案补充

中国流失国外的文物，就绘画而言，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答案补充 日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日本最大的博物馆。馆内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有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马远的 《洞山渡水图》 、 《寒江独钓图》 ，梁楷的 《雪景山水图》 、 《李白行吟图》 、 《六祖截竹图》 、李迪的 《红白芙蓉图》 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上千座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数量估计在数十万件。

　　据 《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 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答案补充 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1860年，英军从圆明园中所劫走的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另一部分被拍卖。献给女王的圆明园文物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其藏品目前已接近700万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雕刻品等，共计23000余件，有许多是珍品、孤品。比如，清代乾隆帝的心爱藏品、东晋顾恺之 《女史箴图》 唐代摹本最为引人注目，而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和上世纪由斯坦因(被指“敦煌盗宝第一人”)带往英国的大批敦煌文物，也是极其重要的珍品。

　　书画：顾恺之 《女史箴图》 唐代摹本、李思训 《青绿山水图》 、巨然 《茂林叠嶂图》 、李公麟 《华岩变相图》 、范宽 《携琴访友图》 、燕文贵 《群峰雪霁图》 、苏轼 《墨竹图》 、马远 《山水再游图》 等。

　　青铜器：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

答案补充 大英图书馆

　　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 《永乐大典》 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包括刻版印刷的 《金刚经》 )和地图。

斗[斗、鬦、鬬，读音作dòu(ㄉㄡˋ)，亦可读作dǒu(ㄉㄡ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夏禹后裔楚国公族斗伯比，属于以国名或封邑名称为氏。

著名的清朝史学家陈厚曜在《春秋世族谱》中论述，芈姓楚国除了王室熊氏以外，其士族的宗子世系有十三氏，为西周初期到春秋时期的楚国大族，其中就有斗氏。楚国公族的其他十二氏分别为泊氏、成氏、屈氏、劳(蘧)氏、熊氏(非王族庶支)、阳氏、申叔氏、申氏，伍氏、潘氏、沈氏，观氏。

周平王七年(公元前764年)，熊仪逝世，被尊为“若敖”。楚国君主自此始有谥号，并有若敖氏一族。若敖氏的一支后来在楚平王时期曾造反试图夺权，结果被楚平王镇压下去。熊仪曾娶妻于鄠，生子取名伯比，伯比被封于斗邑(今湖北郧西)，以邑取姓，史称斗伯比，从此楚国开始有斗氏一族，读音作dòu(ㄉㄡˋ)。

楚国行政官制多以“尹”为名，令尹执一国之柄，为百官之长；军事官制以“国柱”为名，上国柱(大司马)执一国之军，为各军之长。令尹、国柱居上卿之位，多由楚国的公族成员及其后裔充任。在楚国的历史上，斗氏一族就曾多次担任“令尹”、“上国柱”之职。

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斗氏一族又分衍出了项氏、权氏、随氏、江氏、豆氏等单姓，以及斗斵耆氏、斗斵乳氏、斗斵谷氏、斗斵强氏、斗斵缗氏、斗斵文氏、斗斵班氏、斗斵比氏等复姓，这些复姓分支在秦、汉之后，又逐渐省文简化为单字斗氏、豆氏。

本书特别要指出的是，斗氏家族分衍有一支十分著名的后裔分支，那就是项氏。项氏一族中的后代项梁、项羽、项伯等人，都是秦、汉之际风云人物。后项梁、项羽一族后裔愤项羽当年养刘为害，因此改为虺氏；而项伯一族则被汉高祖刘邦赐姓为刘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哈尼族原哈斗氏，后有取汉字谐音“斗”为姓氏者，称斗氏，读音作dǒu(ㄉㄡˇ)。哈斗氏亦有改汉字单姓李氏者，为唐朝时期帝王赐姓。

历史名人：

斗伯比：(生卒年待考)，芈姓，亦名熊伯比，若敖熊仪之子；斗邑人(今湖北郧西)。著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斗氏鼻祖。

周桓王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斗伯比参政，参与楚武王国政决策，他为楚武王攻随服随出谋画策，起了重要作用。斗伯比识人精辟，据史籍《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他认为“莫敖屈瑕骄傲轻敌，伐罗必败”，结果，屈瑕在率楚军讨伐罗国时，果然大败。可见，斗伯比是楚武王身边很有才干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

斗伯比是楚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执楚国令尹之政时期，正值楚武王熊通称王发展的时代，在楚武王攻伐有周王朝支持的随国，彻底征服随国，以及助楚武王称王的整个过程中，立了大功。

斗谷于菟：(生卒年待考)，芈姓，字子文，斗伯比之子；斗邑人(今湖北郧西)。著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

斗谷于菟因是在农历5月5日生，其母以为不祥，弃之于云梦草泽中。传说他由虎喂乳，后由郧国君收养。楚国人称“乳”为“谷”，称“虎”为“于菟”，故名斗谷于菟。

楚成王初立时，楚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在楚子元内乱平定后的楚成王八年(公元前664年)，楚成王以斗谷于菟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

斗子文，又名斗谷於菟，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令尹之一，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身世，史籍《左传·宣公四年》有详细的记载，说：“初，若敖娶于妘，生斗伯比。若敖卒，以其母畜于妘，*于妘子之女，生子文焉。妘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妘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

据此说法，斗子文系楚国君若敖熊仪之后，或熊仪之子别封斗邑，为斗氏之祖，亦号称若敖。班固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可见斗射师、斗班、斗谷于菟等均属若敖氏之族，对平定楚子元内乱，起了重要作用。正因此，斗谷于菟才被任命为令尹这一要职的。

史籍《左传·庄公三十年》说：“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史籍《会笺》说：“时楚国府库空竭，子文，财巨室，积财不少，故自减少家产，以纾其难也。”

斗谷于菟任令尹时，正值楚国统治集团内争和子元内乱之后，困难重重，谷于菟能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自毁其家”，尽力相助效劳，使楚国迅速度过了难关。因此，斗氏之族从稳定楚国政局，到解决国计民生困难，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斗谷于菟协助楚成王大力整顿楚国内政，率军灭了弦国、黄国、英国，压抑了蔡国、随国、徐国、江国等诸侯国，使楚国在长江流域成为无以抗衡的霸主，并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晋、齐、宋、秦等中原大国。

斗谷于菟执政后，留下的历史佳话也很多。据史籍《说苑》中记载，斗谷于菟的族人犯法，被廷理(廷理，楚国执掌刑法之官)拘捕，后听说是斗谷于菟的族人，立即释放。斗谷于菟听说后，对廷理批评说：“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斗谷于菟一方面批评廷理，另一方面又教育族人主动伏法，廷理害怕，就对其族人执行了刑法。

另据史籍《国语·楚语》、史籍《战国策·楚策》等记载，斗谷于菟又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执政者。如史籍《国语·楚语下》说：“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一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史籍《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莫敖子华之语：“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从上述记载，可知斗谷于菟是春秋前期颇为先进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斗谷于菟在任令尹期间，还有一大历史佳语，也是值得注意的。史籍《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从有明确记载看，斗谷于菟从楚成王八年任令尹后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让位子玉，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在这二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这一方面说明其地位之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请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谓“三已”、“三舍”则是子文主动请求的，具有荐贤、任贤的意思。如他让位于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陈、取焦、夷，城顿立有大功的情况下提出的。当吕臣反对时，斗子文理直气壮地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可见斗谷于菟的让位，是为了荐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斗谷于菟是继斗祁、彭仲爽之后的著名楚国令尹，前两位见于史籍记载不多，但从斗谷于菟的言行和政绩看，可知楚国国君所任命的令尹，都是具有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者。

斗　丹：(生卒年待考)，芈姓；斗邑人(今湖北郧西)。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将领。

周桓王十六年(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有大将斗丹，曾率楚军大破随国军队，俘获随侯之子，为楚国日后灭随国奠定了基础。

斗　廉：(生卒年待考)，芈姓；斗邑人(今湖北郧西)。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将领。

楚武王四十年(公元前701年)，楚国大将斗廉以精锐之师夜袭郧国军队，大胜而归。

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

斗　缗：(公元前？～前691年待考)，芈姓；斗邑人(今湖北郧西)。著名春秋时期楚国权尹。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上记载，权，原是颛顼帝之后，子姓，是商武帝后裔。在西周初期被周武王封在权邑，建立了权国。春秋时期，斗缗率军跟随楚武王灭了权国，被楚国吞并侯的权成为楚国的一个邑地。

楚武王灭权国之后，在楚武王四十三～五十年(公元前698～前691年)，楚武王开始进行国政改革，压缩王室权限。就干脆封赏有功的公族大夫斗缗为权邑尹，负责管理原先的权国人民。

斗缗在权邑建立了称为“县”的地方政治体系，楚国自此出现了由楚王直辖的县级地方政权机构，中国历史上开始产生“县”的区域管辖建制。

后来，斗缗却莫名其妙地率领原权国遗民造起反来(史书未载原由)，以图恢复国制，结果在楚武王大军围攻之下告败，自己也身死于权县。

以后，斗缗的子孙以祖先的封地作为姓氏，反而称为权氏，全家族变到被自己所灭的子姓世系中去了。

斗　祁：(生卒年待考)，芈姓，字子孔；斗邑人(今湖北郧西)。著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

楚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出兵征伐随国，不料却病逝于征途，令尹斗祁秘而不宣，谴莫敖屈重继续率军开通道路，驾设桥梁，出国大军直逼随国都城侯，建立宫垒。随侯以为楚武王亲来，大惧，赶紧求和，斗祁这才撤师而还，胜利班师，渡过汉水后才为楚武王发丧。

斗　椒：(公元？～前605年待考)，芈姓，字子仪；斗邑人(今湖北郧西)。著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

斗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今湖北郧西)，故亦称斗氏。因此，斗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

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斗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斗谷於菟(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斗谷於菟“毁家纾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其后，楚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斗子玉死后，斗子上曾继任令尹。就是到楚穆王、楚庄王时期，斗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斗成文心、斗祁、斗般、斗椒)，可见斗氏之族长盛不衰。

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斗氏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楚成王三十五年(公元前637年)，斗克荐斗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蒍贾)就以“子若国何”，表示怀疑与非难。

城濮之战前夕，斗子玉在蒍治兵，蒍贾又在斗克面前抨击斗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断定子玉必败。斗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

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蒍贾、贬抑斗子玉的。他要斗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当斗子玉派斗椒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一方面与蒍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斗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

战争拉开后，楚国左右两军受挫，斗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但斗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司马斗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蒍贾则被任为令尹。以斗子玉为首的斗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斗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斗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后，虽先后以斗子玉之子斗成大心及其弟斗祁为令尹，但王室与斗氏的矛盾并未消退。原被贬为商公的斗子西心怀不满，沿汉沂江将入郢，恰好被正在渚宫(楚之别宫，今湖北江陵城)的楚成王发现了，楚成王并未深究，仍任为工尹。楚穆王九年(公元前617年)，斗子西又串通斗仲归谋杀楚穆王，谋泄，两人均为楚穆王所杀。

楚穆王逝世后，楚庄王即位。斗克与公子燮乘令尹子孔、太师潘崇领军去攻打群舒之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庐大夫戢梨所杀。

这场叛乱，斗克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满情绪而发动起来的，显然是主要策划者。楚庄王虽仍以斗孔为令尹，但又不出号令，日夜*乐，暗中观察动静，当与斗氏有关。三年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任伍参、苏从以政，斗氏之政敌蒍贾也被任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正当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凯旋回来时，斗氏、蒍氏这两大姓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化。其时，斗般、斗椒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蒍贾则为工正。

斗椒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为其伯斗克所厌恶。史籍《左传·宣公四年》中记载说：“初，楚司马子良(斗克之弟)生子越椒(斗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这不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谙楚国政治的斗克，对斗氏权力膨胀而引起的后果的严重忧虑。事情果不出斗克所料，斗椒为司马时，野心不死，蒍贾看清了这一点，便诬陷令尹斗般，使斗般被楚庄王所杀，斗椒得以晋升为令尹，蒍贾亦升任为司马。

但斗争并未结束，斗椒的野心也并未因升任令尹而熄灭。史籍《佐传·宣公四年》中记载：“子越又恶之(指蒍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围伯嬴(即蒍贾)于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另据史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九年(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

从这两则史料记载，可以获知蒍贾与斗椒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恶之”、“人或谗之王”，都指的蒍贾在楚庄王面前攻击斗椒，斗椒于是倾其族将蒍贾囚杀。同时，斗氏与王权矛盾继续尖锐化，但看来楚庄王是支持蒍贾的，故子越孤注一掷，先杀蒍贾，再谋害楚庄王，夺取政权。至此，若敖氏经武文成穆诸代的兴盛与挫折，终于与王室摊牌，铤而走险了。

斗氏家族的力量在楚国是很强大的，叛乱的声势当然也很浩大。楚庄王从大局出发，开始时采取妥协态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子孙)”为人质谈判解决。但斗椒骄狂已极，拒不接受。

楚庄王于是亲领大军出征，会师于漳河两岸。同年秋，王军与若敖氏之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斗椒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射在铜钲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军队惊恐，开始后退。楚庄王急中生智，派人传令说：先君楚文王攻克息国时曾得到三支利箭，斗椒偷走了两支，现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军队才稳定下来。楚庄王接着亲自击鼓，王军奋勇进击，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乱镇压了下去。

斗克之孙斗克黄，当时任箴尹(外交大臣)，斗椒率族叛乱时，他正出使齐国。回来至宋国时，便听到了镇压斗椒叛乱的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而他则以君命为重，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自拘于司败，主动请罪伏法。

楚庄王则念及斗克先前的功劳，仍使斗克黄担任箴尹，但改名为“斗生”。

楚庄王镇压了斗氏叛乱，消除了内政隐患，加强了王权，巩固了统治，有利于楚国的图霸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斗氏一族在楚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应因子越领其族叛乱而予以根本否定。

但是经此事件后，斗氏家族开始黯然。楚庄王开始起用孙叔氏等，孙叔敖大力整顿楚国令典，劝养农耕，使楚国日益强横，终使楚庄王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成为第三代春秋霸主。

斗　瞻：(生卒年待考)，明朝洪武年间举人。

斗　辅：(生卒年待考)，明朝宣德年间举人，任同知。

何时清白——张献忠，满清诬蔑栽赃的英雄

前几日,在成都的某施工现场挖出了成百上千的人骨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屠杀的遇难者于是就有人又在批判张献忠屠蜀论然而实施果真如此么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然而近年来翻案风盛行,连尚可喜都成了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还得了一座纪念馆所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种种目的又翻出了张献忠屠蜀论,实在是令人愤怒!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四川大屠杀究竟是谁干的

- 南乡子 -

关于我对张献忠是否真如自满清开始统治起流传至今的那些“史料”所声称的，在四川进行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至于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的疑问，有些网友以一些史料为依据进行了反论。但总觉得这些反论还是没有直接解开拙文中的那些疑问，而且所列举的这些史料也有不少让人疑惑之处。

例如，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

倘若张献忠果真如此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一般来说，除非反乱军得人心，否则老百姓不会舍下性命去跟着反叛政府。张献忠在觉得大势已去之前，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

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守纪律、善待百姓的确不难想象。而且如果张献忠真是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的话，那麽谁来缴纳税金养活张献忠本人及其军队？难道要这些军队自己去开荒种地？

所以倘若真有大屠杀，那麽唯一可能的是他已判明清兵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因此感得自己无法与清兵抗衡才会自暴自弃而大开杀戒。这只有在李自成军队被消灭，且清兵渡过了长江并消灭了南明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可是，清军攻陷南京是在1645年，李自成自杀也在这一年的六月。而且清兵仍然要对付南明的残余抵抗力量，例如清兵到了1646年还在绍兴与鲁王的部队作战。作为带兵打仗，且建立了“大西国”、又尚未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张献忠应该有侥幸之心，因此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杀光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抓住一切机会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

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所以说他毫无理由就连无辜士兵都杀了的“史料”的真实性实在很令人怀疑（不排除小规模的处罚不满分子，但这是在任何军队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者，清兵攻陷重庆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呢？

而且，对于没有像有知识的文人那样长期受过“华夷思想”熏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千百年来不都是只要日子比从前过得好的话，谁来当政都不在乎的吗？何况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假如张献忠真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过四川老百姓，那麽就算还有不少老百姓躲过了张献忠的“屠刀”，可又有谁会相信在张死后，他们居然能不要命地“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长达十多年？

现在，对小生的“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疑问，有网友也承认“献忠并未杀尽川人”，并把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局限为“主要指川西和川北地区”而并非整个四川。可这也无法解释“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话。而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史料”中所指控的造成“四川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乃是张献忠的大屠杀这一说法的确有很大的夸张。

对此，愚人网友解释说四川人口都集中在川西一带，“重庆规模尚不能和成都比，重庆直到蒋迁都陪都以前，人口一直都小于成都，而且重庆周围的人口在当时也远小于川西平原",张献忠的屠杀使得“川西平原杳无人迹，成都空城一座。据称，清官吏走马上任的一些县只剩有几户人家”。可是，如果人口众多的川西真被张献忠杀得杳无人迹的话，那还是不能解释人口本来就很稀少的其他地方在张死后为何仍能有抵抗强大的清兵长达十余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问题。

愚人网友现在也承认了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部队纪律还算严明，，军人头缠红巾，一队一队顺大道田坎到各乡，晓谕乡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但又引用史料说之所以张后来会大屠杀，是因为张受了一应试举人的污辱而把赶考的举人都杀了因此引起了川西民极大愤怒。就算这是事实，但在封建时代，比他残忍的一“国”之君多的是，以杀举人来证明张的“残暴”似乎有些勉强。

而杀举人就能激起整个川西民众的愤怒，就能使得广大民众从而响应已退守到川南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残余明军的号召，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还“开始筑堡、坞、寨自保”之类的“史料记载”，则更难令人置信。首先，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再加上各村各乡甚至各族各户千百年来过的都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想来往也不容易）的生活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何能於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四乡乡民”？其次，素来不好斗、只要不是自己活不下去就绝不会反抗的中国老百姓怎麽会因为一位举人被杀就愤怒到了能轻易响应已退守川南的明军的号召而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老百姓甚至还能筑堡、坞、寨，用武力来抗衡的地步？此外，当时既无电话，也无电报，更无互联网络的情况下，也已退守川南的明朝官兵又是如何躲过敌对的张献忠部队而潜入到献忠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去号召那麽多的老百姓去和张献忠对抗的？

愚人网友引用“史料”说张献忠和那数百万的民宗展开了“逐堡逐寨战争”，那麽这的确就是战争了，而且规模还相当大。

还有一点：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堡寨陷落后对那些顽强抵抗的堡寨中的敌人予以报复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之事。这和“无故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既然愚人网友说四川的人口是集中在这些需要“逐堡逐寨战争”才能攻陷的川西、川北地区。那麽这两地区的人口好歹有个好几百万吧？攻破这好几百万人的堡、寨，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张献忠的部队又有多少？战死的官兵有多少？张献忠又是如何及时补充兵员的？又如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把这些武装起来了的好几百万人统统杀掉？所以这“史料”本身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之处。再者，既然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片丘墟了，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那为何又会有后面的“清人所谓平定四川没有一年，南明军在孙李的率领下，再进四川，并占领了川西、川北”说法？这与前句话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

就算“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这句话是愚人网友的笔误，可是，人都早已被张献忠杀光了的川西、川北，那麽这些地方就是既无人提供粮草、也找不到人来补充兵员的地方，再加上又是不利于作战的平原，南明军为何还要去占领？这不是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清朝时期的这些“史料”其实

上是有着不少相互的矛盾，有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的？所以绝不能盲信胜利者一方的史料。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后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后，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后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清朝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清初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的资料传到了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清末的留日学生才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因此而知道了真相。这些留日学生便把它们抄写下来大量出版，并偷偷运回国内，散发给民众和清军中的汉人官兵。

这也说明了能在清朝两百七十年间相安无事，能保存到今天的关于张献忠大屠杀的“史实”的可信程度的确让人怀疑。

再补充说明一下清兵入北京城的情况。有网友认为北京民众之所以欢迎清兵入城，是因为受了骗，是以为清兵拥明太子回京。长期以来，都有人这样认为。

这是因为一些文人不肯承认事实、不愿相信居然会有那麽多的汉人把他们认为是野蛮未开化的夷狄军队当成了解放军这一残酷事实而已。我也不愿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即北京城百姓把清兵当作王师来迎接的确是因为李自成军纪紊乱，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所致。李自成兵败撤出北京城之前，还把皇宫里精心制作的精美的金冠、黄金制作的装饰品等全部融成金块，装入车中运走，临走前还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李自成逃走后，明朝留守北京的文武大臣们在清兵尚未抵达北京城时，就主动跑到城外五里的地方，排队迎接清兵。多尔衮从朝阳门入城时，百姓们是烧着香、跪着欢迎他们的。在入北京城前，多尔衮还向部下发出了“此次出师，乃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今入关西征，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掠夺财物、不得焚烧庐舍，违者罪之”。与李自成的残暴相比，是有点“解放军”的味道。

而且，多尔衮进入北京城的第二天，就为自杀死去的崇祯帝发丧，命令臣民服丧三日，并按中国礼法重新予以安葬。还让明朝的官员们官复原职。并减免了很多明朝时期的苛捐杂税。所有这些举措，尽管有笼络人心之嫌，但受到百姓欢迎是可以想象的。

舞剑落头说蜀碧

张献忠杀入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已经七轮甲申了，围绕他剿四川的话题还是议而未决。观点两派:滥杀无辜说和镇压地主阶级说,都是古今官方论调。民间还有多种说法，张献忠杀四川的原因、端阳节插菖蒲陈艾的来历、“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超级屠技……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初来文化多元，久后混同，融入巴蜀文化。秦汉到明清，蜀中人口五次大换血，土著居民不绝如缕。清初以前，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1000万。元初残存60万。最近的两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清初，至今民间盛传的张献忠故事，应该是糅合了这两次移民的血泪史的演义故事，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肯定、否定。1621-1685年明末清初四川大乱，张献忠进出的岁月是1639-1646年，蜀人由战前400万降至战后50万，而不是正史、野史异口同声说的他草杀七亿人。

《明史·地理志》1578年四川3102073人，而《流寇传》却说扫荡陕西、湖广、江西的张献忠嗜血，入川杀应考士子、坑成都民、杀各卫籍军98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州县，草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民尽。同一部正史，自相矛盾。被草杀的数字，竟是全川人口的225倍、全球人口的3倍！要知道，张献忠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指认文昌帝君张亚子为远祖，潼川府百姓多得保全。况且那阵遵义尚属四川，不在大西掌控中嘛，岂曰无人？

郫县孙澍，1855年举人，刺取新繁费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拼成《蜀破镜》卷第三下：“十月既望，献逆命四养子之兵分路草杀，讫十二月岁除回成都，上功疏……献忠自领者名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记之，人不得而知也。”他分男女罗列1645年12月3日到次年2月15日四路共杀七亿人；老营杀人秘而不宣，要之，总不会比他任何一个养子差,那么就算二亿人吧。如此，他们75天要杀九亿川人，每天该杀1200万人，需要多少刽子手呀？须知，他已经杀死百万军人了，手下还有多少人马？

我们来做个典型调查。17世纪中叶，张献忠李自成余部、地方武装、土匪、清军、南明军拉锯作战，四川周边地带人口损失较小，腹心地带漏网百姓四散逃离，乱后回乡，重建家园。沱江中游地处成渝要冲，方山浅丘，兵来难以藏匿，死亡惨重。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四万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平作序指导。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四川人口差点绝种，那是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清军造的孽。想想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何等惨烈，文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诛灭九族，朝廷借口编纂四库全书，汉唐典籍尚且逃不脱鲁莽灭裂的篡改挖补，彻底毁版，何况清初满洲屠蜀，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哪个文人敢写清军灭蜀？白居易是个有民本思想的作家，尚且把明皇重色污蔑为汉皇重色，指着隔代死尸来骂，也不敢斥责本朝已故皇帝。联想到21世纪言论自由的今天，公开刊物上，谁都可以归咎早已去世和失势的领袖，谁敢对新故的什么理论、残喘的几个代表这堆破铜烂铁道半个不字？一律要说紧密团结在谁周围、保持高度一致、高举什么理论伟大旗帜、尤其是什么重要思想，你不肯那样写，只要你出版，编辑必须给你删除刺眼字样，添补什么理论、几个代表替作者买保险套、戴安全帽。久之，手稿朽烂消灭，谁知道哪句话、哪段话是他人强加？

同样是清人资料，各县家族谱牒的记载就很真实，写谱人还在执笔，被他录入的族人还在呼吸，他总不可能说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族被张献忠杀得不留半根人毛，自己这个宗族早就彻底灭绝了吧？我祖先是1368年入川的，到我二十四代，我二十年自费收集家谱116种，祖先明初就在四川的33种，占今天血脉支系的284%。如果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那么我们这33支明初入川的人，难道是天外闪客？今天还在续修家谱，且系明初在川者后代的，一定至少有一线血脉躲过了张献忠、躲过了康熙灭周大屠杀，这是常识，无须论证。资阳县1745年新旧承粮花户3193户，1764年4112户，1782年19917户，直线飙升。据粗略估计，乾隆初年全县宗支有千种，我收百谱，不过十分之一，何况巴蜀之广！逐一摊开全川清末、民、共还有活口的明初入川者的后裔之家谱，分年统计崇祯、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死亡人口花名册，可知多半死在1674-1685年间。我自幼听说：“张献忠剿四川，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又说，某年端阳，农民军来时，前锋告知一个善人，叫他门前插挂菖蒲、陈艾，兵来不杀。这个善人照做，并且漏风，使邻居都挂上菖蒲、陈艾，全村豁免，相沿成俗。1980年在内江读书，老百姓说张献忠随父亲来作小贩，驴粪污染了街道，被罚清扫；他在野外拉屎，顺手抓了一把草来擦拭屁股，谁知火辣辣刺痛奇痒，原来误扯了火麻，他想：“四川草都这么毒，将来发迹，必灭川人！”1991年版《内江风情》有《义军血染冬瓜岩》，讲述张献忠部攻打内江高桥的故事，尽情讴歌。各地县志、家谱，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我们的态度是冷静客观，既不要见农民起义就肉麻地歌颂，也不要见草鞋造反就污蔑。

1621年10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与官军激战资阳东乡小院寺九泉山。石柱土司秦良玉及其子马祥龄率兵六千鼓行而西，北上恢复内江、安岳、乐至等县，奢崇明部败退。战后，城北进士冯修吉救济乡里数百家。1639年12月，张献忠部攻克资阳。1640年7月，安岳红雨。12月，张部屯驻安岳周里场，得知官军到来，宵遁。明总兵猛如虎选骑兵追歼张部。杨嗣昌幕下评事万元吉与张应元扎营安岳城下，堵截张部归路。张部由水道下简、资，所至空城而遁。

1644年2月，资阳县东堪嘉坝詹天裕、县南丰裕场刘应登、罗九泰、王二溪王登俊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与犯军交战。7月，张献忠都督马元利、轶其名率兵三万由简州南下，所经州县，只剩空城。简州知州奔成都告急。9月初，张部再破资阳，知县贺应选不屈，他家十七口被杀。城将破，人已逃，八卦井少年王永志见母亲病危，两个哥哥先跑了，他不忍，留下送终，夜里用绳子放下门板葬母，也钻雅安深山。资阳诸生刘宏芳被捕，手持扇子一路唱歌，走到什邡县西门，从容投石桥潭死。9月16日，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改元大顺。10月，严令征蜀士考试，诱杀文人和家属数万人。又开特科，死17000余人，蜀中文运断绝。来年，夹江王县令进贡盐渍新鲜荔枝，他大怒，命令近侍王珂去诛杀。经人劝解，他下诏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