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起源不详。

"効"与“效”为一姓。“效”为误写。问题出在1958年文字改革后“效”与“効”通用（词典上“效”字后加括号“効”），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身份证制度，由于当时计算机文字输入条件的限制，一些地方的户籍部门为图简便，有些是効姓人自己为图简便，在制作身份证或平时书写时时将姓氏“効”变通为“效”，于是出现一个姓氏两种写法的问题。作为姓氏，正写应当为“効”，効姓后人应该切记，以免讹传。

効氏族人的分布，已知聚集地，有河南舞阳、禹州、巩义、开封；甘肃定西和陕西泾阳等地。舞阳有“効集”，禹州有“効家巷”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宁远、李家堡都有“効家川”。散居人口分布区域较为广泛，除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和城市外，在台湾、国外澳大利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亦有効氏移民定居生存。

有关情况：

一、除了“効”，还有“校”与“较”。作为姓氏符号,“校”比“効”常见。校姓人主要聚集地，已知有河南中牟（东漳村、韩寺大洪、兴隆岗、城关镇东关、姚家校庄）、南阳，河北栾城县（北长村）、鹿泉市永壁村和江苏（兴化市陈堡乡校家庄）有“校”姓（南阳、江苏兴化读音hao）。其中河南中牟达5000多人口。关于“校”姓，在辞典和有关史料中可以找到根据，如：校，姓也。周礼，校人之后，以官为氏。见姓谱。按唐有校杰，为士曹。校人：①马官之长，周礼，夏官，校人，“校人掌王马之政”；②主池治之小吏也。孟子，万章：“子产，使校人畜之池”。周礼，夏官，校人。姓，唐有校杰。校人，周代官名。①马官的头目。周礼，夏官，校人，“校人掌王马之政”。②管理池沼的小官。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注：“校人，主池沼之小吏也。”校（姓谱）周礼校人之后，（路史）周公族之后有校氏。（校正）掌管牧马的官。左传，成十八年，“弁纠御戎，校正属焉。”校人。官名。以官为氏。但关于“効”为姓氏，至今未见任何文字记述。根据考证，“较”与“校”应出一源，于清朝时期统归为“校”。其根据，一是方志有相关引证，中牟清朝县志有关校姓人记载乾隆20年（1755年）前全部为“较”姓，而在此后（乾隆27年、[公元1762年]）“较”皆改为“校”，同时期坐落在县城北东的“较家岗”改成“校家岗”、县东南的“较庄”改成“校庄”。 此外根据辞源，较量同（校量），兢胜。校本作“较”。

二、河南校姓人士有关校氏族源为蒙古族且系成吉思汗子孙的考证应当关注。近年河南校氏家族问祖探源比较活跃，一些有识人士（如校永泉先生等）的研究引经据典，很有深度。据有关探考，中牟的“校”姓先祖元朝时是元藩属国的人，封地在洪洞，家族兴旺，元亡后逃难，丢了“册谍”，以“封号”改姓为“校”和“较”，其中一支逃难到河北栾城（校），一支逃难到河南中牟（较），分别定居，繁衍至今。其根据是在河南省中牟县东漳村南二里“校秀书”墓碑铭文（由此将校氏祖先追溯至孛儿只斤氏（蒙古黄金贵族）、成吉思汗）。校秀书，清朝乾隆时人，《中牟县志》有传；立碑人其侄孙、痒生校逢庚，碑文是：“不朽皇清国子监太学生抡庵校公讳秀书 应赠孺人韩氏○○○ 右边铭文：○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校氏厥凌○○○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碑文中有“藩服”和“食邑”的字样，元史专家解释：藩服”就是“藩属”，一般是指诸王(或属国)；“食邑”就是封地。相关历史背景是：洪洞县元初属平阳路(后改晋宁路)，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把平阳路分给其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时已故)之子拔都家族为分地，后来拔都又把这块大分地再细分给各支子孙。拔都及其后裔在今俄罗斯立国(史称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但仍享受分地的部分赋税(五户丝和包银)，并且可以派自己的下属到分地担任达鲁花赤，可能也有某一支王族中的某人来到分地，并定居。而根据《郑州晚报》的报道，中牟校氏的传说之一：木交王为元朝末年的镇京总兵。受命边疆平叛后因拒不回京，龙颜大怒，派兵擒拿。木交王为保存后代，让3个儿子分别到山东、河北、河南隐匿，去山东的姓“较”，去河北的姓“效”（効），去河南的姓“校”，而当地知悉方志的人也认为他们是“百分之二百”的蒙古人，其迁徙和一个叫“木交王”的蒙古族高官有关。 以上说法，也有引证：一是物证。中牟东漳东村的校全胜藏有前几年在校姓先人聚居的校岗挖出的石狮等物，人物的形象异于中原汉人，还有一个应为系在高大马匹脖颈上的硕大“铜铃”；还有人见过从校岗出土的重达百多斤的“样刀”和“大铁弓”，这都容易与蒙古人联系起来。二是“人证”：记者采访时，“校姓人问记者是否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是连鬓胡，眼珠浅黄，而且性格温良，这是长期隐姓埋名不惹是非沿袭下来的”。“另外校文学副台长（注：校文学：中牟广播电台副台长）还说，蒙古族人小拇脚趾的指甲盖是一个整块，中牟校姓的人也是，而汉族人小拇脚趾的指甲盖是相连的两块。这个说法在随行采访的几个人身上得到了印证”。三是民俗。一个是中牟校姓人不看《元王失江山》的戏，因为该戏讲的是蒙古人失去大好江山的事，校姓人觉得是个耻辱，不让后代看；另一个是校姓人不杀“鞑子”，民间流行“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游戏，中牟的校姓人从来不玩。 [1]

三、効姓人与校姓人的关系。根据舞阳効志军提供情况，当地効氏传说：効氏为蒙古“交力王”之后，因被奸党陷害，满门受祸，隐名逃奔，遂老大取“効”姓，老二取“校”姓，老三取“较”姓，三字均不离交，含有标志寓意，便于后人认同归宗。这个说法与中牟校氏的传说之一较为接近。2006年元月，河南舞阳与河北校氏人士汇聚郑州，经“共同发掘”，认为开封、巩义、河北、郑州的校和甘肃定西、河南舞阳、禹州等地的効是同宗，考证有可能是蒙古人，疑似成吉思汗的后人[2]。而校永泉也提供了河南中牟的‘校’姓传说，认为“‘校’‘较’‘効’三姓同宗同祖。河南省舞阳的‘効’姓，虽然过去不曾有过联系，但他们也有着同样的传说，我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虽然目前尚没有文字证据”。

四、另一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蒙古民族中兴至问鼎中原是在十三世纪。而有史料表明早在隋唐时期中原已出现効氏。如：2007年6 月13日在効氏网页留言发现以题为“石破天惊”提示了“张君妻効姬墓志”。经查，首题为《唐故洛阳县淳俗乡君効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有“ 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二月六日葬”、“河南洛阳出土, 张钫旧藏，现藏河南新安铁门镇千唐志斋博物馆”。这个资料在北大图书馆可以搜到，原件在新安县铁门镇“唐千志斋博物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得知早在唐朝时期効氏人即在中原生活，由“効姬夫人”的存在，应当联想到欧阳询《皇甫诞贴》中的“効长丘”，说明“効长丘”显然应为人名；进而由此推论効氏在中原的生存年代可以追溯于隋朝，即公元618年以前，这个事实，与“効氏渊源于蒙古人说”存在矛盾。

基于以上情况，探问効氏渊源，有三条路径：一是或许源自古籍、辞源记载，由“校”而来，这与蒙古民族没有关系。但是“効”究竟如何由“校”演变而来，目前既未发现有关记述，连说法也没有。二是或许就是中牟校永泉、舞阳効志军考证及先人传说，効氏的原始姓亦是孛儿只斤氏（蒙古黄金贵族），有一条从成吉思汗——术赤——拔都的脉络；三是根据唐朝“効姬夫人”这一事实往前探究。

据隋唐已经在中原出现効氏的史实，应当推定効氏根在中原，而且历史较为久远。由于时间关系，相对而言，这是根据“効姬墓志铭”应当得出的推论（河南舞阳効氏家谱记载：効氏远祖应在山西文水和陕西三原）。

五、不能不关注的问题是：1、无论河南効姓，或是河南、河北校姓，均有几乎一致的“祖上兄弟三人、避祸分手、字不离交”的传说，而甘肃定西効氏也有类同传说以及“祖先从三原迁徙而来”的说法，这些说法彼此可以呼应、印证，似不能断然认为是“巧合”，从姓氏的形成看，为“避祸”而改变原有姓氏、出现新的姓氏的情况也是存在的；2、定西効氏祖上传下来有敬“家神”的习俗，而“家神”据说也是“鞑子”、起于元朝，与蒙古人有关，家神的有关名号也较为特殊，彼此是偶合还是存在某种关联，也有待于探究。3、中牟校氏向记者提示的其族人有关人种特征如“连鬓胡、眼珠欠黄、小姆脚趾盖是整块”以及性格特征等，在定西効氏族人中是否亦有所体现？

中国人的姓氏虽然繁多，但在姓氏学的角度大部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好多常见姓氏都从古代“祝融八姓”演变而来，一般都有说法，但是“効”作为姓，不仅很少，而且依古姓演绎而追根溯源，不能排除从另外的途径探究；同时历史上中国北方汉族并不纯粹，而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若干民族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确实又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这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关于効氏渊源的探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关问题的认识，需要继续探索，需要实证，需要时间和新的发现，如一时无法澄清，就只能存疑了。但是存疑并不妨碍我们要做的事情，存疑本身就具有认识价值，是认识的进展，时到达目的地的必由之路。

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薛庄村，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建筑群，它就是享誉鲁宝郏邑的曲家大院，人们又称为“曲府”。由于庭院横贯东西呈鲤鱼状，寨垣宛如金盆裹胁，与涛涛应水浑然构成一副“鲤鱼跳金盆”格局。自然河流、寨墙和庭院完美组合，；历经200年风霜雪雨，而坚固如初，风韵尤存，堪称建筑史上的绝笔。曲府又被文史专家潘中民 先生称之为“不可再生的艺术魅宝。”因此，笔者带着兴趣走进这所曲家大院。

盐业发迹

清康熙年间，山西五台县人曲曰琏迁居古滍阳街西街，半农半商，定居生活，其孙自和天资聪慧，精通医治骒马之疾后下海经商。骒马是行商的命根子。曲自和创办的中和商行，药到病除，收费低廉，故受到他们的捧场，生意日渐兴隆，曲家成了殷实之家。

《曲氏家谱》载，“自和一子充，移居滍阳北五华里薛庄。”来薛庄定居后的曲家，依旧在滍阳街经营中和商行，掌门人曲自和已儿孙满堂。他敦敦告诫子孙：“留财于子孙，未必守”，留田于子孙，未必耕”，“不如留书”这个思想，导致曲氏家族成功转变型儒商。

曲氏后人为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发奋读书，先后有曲铿、曲庚杨、曲鹏杨、曲兑杨、曲喜官和曲定宫博取了功名。曲庚杨咸丰已末科中举后，官拜刑部主事，后娶京畿御史丁豪之女为妻，胞弟曲竞杨又娶了广州知府的女儿，曲氏家族转变为官僚家庭。

清初的盐业贸易有官盐和私盐，官盐交纳了高额的盐税，流到市面上价格很高，私盐是逃交政府的盐税，上市后利润可观。早年中和商行也偶尔贩运私盐，谋取暴利，待到曲铿（曲庚杨之父）掌门时，仰仗朝中的保护伞，大规模进私盐贩运，查禁私运的官吏，面对曲庚杨、丁豪这两位掌管生杀大权的大官，对中和商行一味纵容和巴结，至使曲铿很快成为一个声名远播的大盐商。

清道光三年（1823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盐税流失，道光帝颁布《行票盐法》。这个法令出台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和商行私盐贸易。但盐价受产量、运输和供需矛盾的制约，价格高低起伏，曲铿利用雄厚的财力，在南阳、洛阳和运城开设分号，及时掌握市场行情，赚取地区差价，日进斗金，富甲一方。

1853年春，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南京、湖南、湖北，海上盐路被切断，食盐价格由大战前一百斤稻米兑换三斤盐，上涨至一百二十斤兑换一斤的天价，这令回乡办团练曾国藩十分头痛，因他的湘军乃地方自筹资金，无办承担如此高的盐价，他打听到自己的好友张勋是滍阳盐商曲兑杨的岳父，多次写书联络，最后和中和堂约定：曲兑杨保证湘军食盐供应，曾国藩支持中和堂在两湖等省召开食盐业贸易。

中和商行从山东海州、山西运城购买食盐，给湖北、湖南、江西的湘军无偿供及食盐，同时也受到湘军集团的大力支持，先后垄断武昌、黄浦、荆门和岳阳等地的食盐市场，大笔赠取地区差价，获取了巨额利润。据《曲氏家谱》编纂者曲国民、曲建民推测：“发迹后的曲家涉及当铺、茶庄、药店、粮行、盐店有数十家之多，分号遍布武昌、黄蒲、南阳、洛阳等大中城市，并拥有土地十几万亩，在钱庄和票号内的存银有百万两之巨。 按传统习俗，发财后的家族，都要建体面的宅院光辉门庭，传承子子孙孙，而曲氏家族建房却是天灾到来之际，采取“以工代赈”来扶危济困，也赢得了“坤德古稀”的美誉。

滍阳所处的豫西，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雨季雨量充沛，在清代农耕时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很差，因而，自然灾害对社会影响极大。

1813年，全年大旱，秋麦两季农作物绝收。百姓食树皮、草根。中和掌门人曲珊德组织车辆运盐，不是青壮年逃难，就是人们杀骒马充饥，无法再组织一支运盐车队。不料第二年早春再次大旱，小麦绝收，使灾情更加严峻，曲珊德已动恻隐之心，昭告四张：曲家破土建宅扩院，能搬起一砖一瓦者来及供食。 这下数以千计饥民扶老携幼，参于施工，待三年后灾情缓解时，曲宅已建成百余座房屋，人们最终看出曲珊德建宅赈灾的目的。为感谢他为自己能够安居乐业做出的努力，为这个建宅群命名“安居堂”。

安居堂建造之时，汇集了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曲珊德把他们组织起来，运输了大量的商品，确保了中和商行的正常经营，他的义举得到了社会各界充分肯定，宝丰县衙为他送了“少年英才”镏金大匾，此匾悬挂于安居堂门前，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清同治五年（1866年），滍阳一带灾情再起，年近古稀的曲铎之妻刘氏开粥厂赈济灾民，但事与愿违，来喝粥者寥寥无几。刘氏查起原因，原来，民间普遍认为，来喝粥是受人施舍，很多人顾及面子不肯前来。怎样让人们体面咽下这口饱饭？这成为刘氏面前的一道难题。她派人查访知晓，薛庄北部石桥营、徐洼、上河等沿山一带村庄人们多数采石为生，南部吴湾、小河湾、吴寨等村人们开窑烧砖维持生计，薛庄及周边的泥瓦匠人又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了养活他们，刘氏决定大建曲家宅地给他们找一条吃饭门路。

曲宅开工后，刘氏对送砖石、木料、前来施工者，用小麦为他们兑帐，数万人参于到曲宅建筑人群中来，挣得小麦，养家糊口。

来年开春，灾情继续加重，造成了粮食严重的短缺，粮价由丰年每斗（100斤）30纹，爆涨至560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氏的儿子振扬、鹏扬相继病亡，大大提高建宅成本之时，刘氏又迎来了丧子之痛，不少人认为曲宅会停工，出乎意料的是刘氏带领幼孙甲三、荣三和达三继续组织施工，四年后，工程完工，共建房舍300余间，石寨一座，共耗银十余万两，刘氏家从建宅前田地4万亩锐减至3万亩。这次工程虽然破费了大量钱财，但为她迎得了很高的荣誉，周边二十四个村庄人们自发为她赠送一匾，上书“坤德古稀”来抒发对他的崇敬之情。 曲家大院完工后，共有寨外和寨内两部分组成，寨外部分位于村北部，共有小义学、同仁书院、安居堂、裕后堂和荣贵堂，各种房舍400余间，总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

整体面积面南背北，有进一至进四格局不等，以中轴线上的客房、过庭、正房为主体建筑，屋背置五脊六兽，兽头似腾空乍起，衬托出整座建筑群气宇不凡，屋脊上雕刻大花屏草图案，内有鸟儿闪跃，也给整个建筑群增添了无限灵机中轴线左右的厢房，相互对称，以其建造底矮烘托主体建筑的气势，但有万边花雕，檐下精美木雕点缀，使其典雅别致，加工院内广植花草树木，更显示出庭院的清幽，是文人读书诗的理想场所。

清咸丰年，举人何湛恩在安局堂创为了应乡诗社，文人雅士们围座在一起各抒胸意，畅所欲言，数十年长盛不衰。其中张侍羲创作的《安居逢雨》、《春尚短》最为著名；民国时期南京出土《刘伯温未卜》碑文，众多文人无法破解，诗社文人陈玉煌成功破解诗意，大意系中国***必将战胜蒋家王朝，在当时名操一时，颇具影响。

清光绪初年，举人叶赓尧在裕后堂成立鲁阳诗社，该社创作出了大量诗词，珍藏于花园书搁。1938年，大文学家徐玉诺数次在这里读书抄录诗词，通宵达旦，累计四十余日，受到宅院主人盛情款待。临别之时，为花园书阁题写楹联“东启明，西长赓，南极北斗”、“春芙蓉，夏海棠，秋菊冬梅“，横批“裕后厚我”。

曲家大院内部分由忠恕堂、中和堂、五贯堂和寨墙构成，共占地2400平方米，房舍三百余间，三堂宅院以楼居多，民间俗称之为“北楼院”、“南楼院”。

三楼院坐西向东，均为一进四格局，南北楼院依此为前厅、过庭，堂楼和后配楼，中楼院正房、厢房均为两层楼房，室内相互通畅，民间又称之为“转楼”。中楼院在南北楼院映趁下，彰显出高高在上气宇轩昂的氛围。

椽脊设置五脊六兽，兽头面挂胡须，是典型的官宅。背面尽镶嵌精美的瓦雕图案，图中花草、鸟类、孩童，形象饱满，线条流畅，生动传神，尽显宅院雍容华贵之气。

据说，某年有位汝州知府路过薛庄，见眼前这个气派宅院，想一定有油水可捞，就进门来敲竹杠。曲赓杨听说知府来仿，自己换了朝服，再去陪客。知府在前厅等的不耐烦了，派桌子震椅子，破口大骂。看到曲赓杨进门，身着四品顶戴朝服，荒不择路，落水鸡般逃窜，再也不敢造次了。

这个宅院迎来多少军政大员，远的已无据可考。民国时曲家人做过统计，先后有张钫、韩复榘、刘峙、李培基四位省主席登门拜访；军界大员有：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十七集团军司令田震南、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七十六师师长李万林、河南保安十二军军长阎曰仁等。刘峙面对豪华曲府深为感慨，挥笔提写了“不读书，望功名，携山超海”、“好游荡，想致富，缘木求鱼，”横批“人文蔚起”，籍此抒发了自己对曲家大院的敬畏难和深刻感悟，令人猛醒。 伏羲获白龟于白龟山（河南平顶山市滍阳）。他细心观察龟甲的分布，深入研究《河图》、《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悟出了太极原理，始作《太极图》。

滍阳街，曾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封侯小国应国国都所在地，也是我省历史上重要的水陆码头和货物集散地，“旱洛阳，收南阳，好过滍阳”是昔日滍阳街的辉煌写照。解放后，运输方式由牛拉马驮船运逐渐改为汽车运输，加之道路改道，滍阳街开始走向衰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白龟山水库的建设，滍阳街淹没于烟波浩渺之中……

滍阳街位于今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南约3公里处，是一座水陆交通要道和商业重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据说，滍阳街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周长9里13步，城墙由青石砌成，非常坚固，城内有纵横8条大街，两万余口人在此居住。

滍阳街共有东、东南、南、西、北五道门，东门以迎许昌方向客商而叫“迎旭”、东南以望古楚国故地叶县而叫“望楚”、南门临滍水叫“临滍”、西门因应水像一条玉带一样绕城而走而叫“带应”、北门可通宝丰和洛阳而叫“通宝”。

太华桥位于山陕会馆后，距东南门150米，呈典型明代建筑风格，桥长12．3米，宽5．7米，为拱形桥。中间为大拱，拱两边镶有二龙戏珠图案，两边为小拱。西门下两侧寨础处，有两条红石雕刻的千斤重大鲤鱼，据说是为镇住应河水泛滥，逢阴天即将下雨时，石鲤鱼就会返潮，甚至能滴下水来。

在滍阳街西门、南门内和十字街南路东，有关爷庙、东轱辘庙、泰山庙三大戏楼，城内还有大大小小20多家不同字号、档次不一的茶馆。赶脚累了时，生意谈完时，或忙完一天生意歇息时，到戏楼听听戏，到茶馆喝喝茶，成为当时滍阳街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白龟山水库工程开工。滍阳街搬迁时间从1958年底开始至1964年结束。1964年5月初，连阴雨整整下了50天，库水暴涨，最高水位涨到103．8米，超过警戒水位多米，部分未及搬迁的滍阳街上外熟里生（外砖石内土）的建筑被水浸塌，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进行紧急疏散，不少富有价值的物品淹没于水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滍阳街所处的白龟山水库北岸滩涂地挖鱼塘时，除了挖出不少建筑础基大青石外，还曾挖出多罐银元。当时开荒、砌渠或暴雨过后，就能冲出东西来。据滍阳镇政府工作人员何俊卿说，他小的时候，滍阳镇供销社下属的废品收购站里曾堆着很多收购的铜壶、铜罐等器皿，堆了三堵墙，据说都是从滍阳街搬迁户处收购的。

滍阳镇西滍村是水库移民后靠村，当时在靠近应水的西部居住，有2800多口人，以经商为主，经营有棉花行、布行、药行、烟行、茶馆等，从业人员达千人以上，以致1956年西滍村转入人民公社时，这个村仅有两头牲口，80%以上的村民没有拿过镰、用过锄、种过地，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至今，西滍村人已靠养鱼走上富裕路。东滍、北滍村的情况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后，有些去台湾的滍阳人又辗转去了美国和东南亚地区。1955年支边，滍阳街有很多人去了新疆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据说这两个市有1/3的人是滍阳街人。修白龟山水库移民时，有一部分滍阳人去了西安做生意。据说西安城北门外的解放路还叫小滍阳街，大概滍阳人在此做生意人多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