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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川”之谜 郭振华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笔者在大英县隆盛镇石门办事处采访时，在崇音寺檀木湾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四块古墓碑。远处看是一块玉米地，墓碑被包围在玉米杆中，据农民讲这里原来是一块老坟山。六几年此地方园五、六亩地的范围内有很多雕刻精致、色彩艳丽的墓碑群，学大寨、改田改土的时候，上级强令村民们将一块块墓碑和墓群推掉，用来做土埂。当时推的时候，有一位老者出来阻止说：这是郭家近代的几块祖墓碑，上面刻有郭家的辈分，不要推掉了，将来娃儿取名字也有个依据。于是，就保留下了这四块墓碑。郭振华很是惊奇，拂去上面的蜘蛛网和滕蔓，仔细瞧这四块碑，发现上面刻有很多书法秀丽的楷体字，并雕刻有“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等图案，仔细读上面刻有郭家五大房人郭世俊、郭世美、郭世蓉、郭世茂、郭世伦等的名字。原来据传说这里是唐代爱国名将郭子仪后裔聚居的老祠堂，笔者想这几块墓碑与此有不有关系呢？ 经过二个多月的考证，走访了当地村民，发现当地聚居着上千户郭姓村民，崇音村8社（檀木湾）整个社全是郭姓家族；并且在这些村民家中香盒正额上写有“汾阳家风”，村民们说他们的祖宗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现居大英县卓筒井镇原檀木湾的退休工人郭清高家中发现了清朝秀才郭庭范书写的郭氏香盒上用渡金额刻有“点颔流徽”四个大字，与史书记载的郭子仪晚年“颔之而已”的典故相同；之后又在当地88岁高龄的郭秉才家中找到了一本“郭氏家谱”，上面明确地记载了郭氏家族从黄帝到郭子仪及其后裔几千年的族姓发展史，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官至鸿芦卿，谪守江右庐陵，由山西汾阳举家迁往江西，在宋端平元年甲午由江西迁往湖广，大明弘治二年入川落业檀木湾之谜。从“郭氏家谱”中可以看出，郭子仪长房后裔一脉由陕西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 一代爱国名将郭子仪 郭子仪生于唐中宗十三年（697年）丙申八月十五日，卒于唐德宗二年（781年）辛酉一月十日，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亲郭敬之，历任五州刺史。郭敬之生五子，郭子仪排行第三。郭子仪身高七尺，体貌秀杰，生八子七女。少年时的郭子仪因武举成绩优秀，补左卫长史。郭子仪一生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七朝。渡过了六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其中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达二十余年。肃宗皇帝赞扬郭子仪：“国家再造，卿力也！”德宗皇帝尊称郭子仪为“尚父”，郭子仪被赐封为太尉中书令、汾阳忠武王。“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大战安禄山，名垂青史，其史料收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爱国名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率十五万叛军从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大举南下。叛军所到之处，百姓远遁，户舍为墟。玄宗皇帝见形势危急，匆匆忙忙丢下长安，带着杨贵妃逃到四川，长安成了空城。 郭子仪受命危难之际，慌乱逃跑的玄宗任命郭子仪为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率兵东讨叛军。 郭子仪出兵首战告捷，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两郡之后，兵出井陉，会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部队，一举攻战了史思明坚守四十天的九门（今河北槁城县西北），槁城两县。 郭子仪战边关，内地潼关失守，肃宗至武灵即位，图谋收复两京。肃宗大阅六军，虽有收复河山的决心，但没有驾驭战争的本领。结果趋兵南下，亲征失利。收复失地的重任落在郭子仪的肩上，郭子仪不顾个人安危，率儿子郭旰挥师潼关。在攻战陕郡永丰仓时，郭旰阵亡，郭子仪强忍失子之痛，大战潼关，恢复了潼关与陕州的信道。 在洛阳称大燕皇帝的安禄山如坐针毯，其子安庆绪趁机杀死安禄山，继父位逐派十万兵马赴陕州，负隅顽抗。郭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兵登山乘其背，于陕州城西的新店击败叛军，进而一举收复洛阳。 肃宗闻讯，亲迎灞上（今西安郊外），对凯旋而归的郭子仪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在“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出身入死，许身报国。肃宗临终前，托咐郭子仪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代宗即位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并以第四女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第六子郭暧，拜郭暧为驸马都尉。岁时赏赐珍玩，不可胜纪。代宗驾崩，留下遗诏，嘱咐太子李适在即位之后，仍“以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摄冢宰（即宰相）。”唐德宗李适即位后，诏（郭子仪）还朝，摄家冢，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增实封通计二千户，给一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食料。诸子弟、婿拜官者十余人。 郭子仪驰骋疆场，戎马一生，平叛御边，勋高一代。他与唐代宗君臣之间相处二十四年之久，权倾天下而天子不忌，功盖一代而君主不疑，不愧为忠心报国，一代楷模。郭子仪“再造邦家，维新庶政；臣虽陨越，死所无恨”的爱国之心和“寇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无宁处”忧国忧民意识是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 考证檀木湾是郭子仪后裔聚居地 檀木湾人以前一直据说是郭子仪后裔，但苦于没有史实证实。发现墓碑以后，笔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空白点。 在考证墓碑记载的一些史实走访檀木湾群众时，笔者和当地人郭清学、郭甫成三人首先走访了郭氏家族年龄最长的金元乡89岁的村民郭秉才。郭秉才身体硬琅，红光满面，四世同堂，其2个儿子都70多岁了。在郭秉才家发现了一本郭氏家族手抄本，据郭秉才介绍：“手抄本是他于解放前在蓬溪中河街郭氏祠堂抄写的。当时的郭氏祠堂规模很大，正厅供有郭子仪座相，郭子仪曾被封为汾阳郡王，历代凡过往的朝廷官史都要在郭子仪座相前朝拜，祠堂每年要花费一大笔招待费，民国七年修订郭氏家谱花费了365两白金，白金贵于黄金，就按黄金现价折算，折合人民币250万。郭氏家谱原件有一寸厚，封面有红绸布布衬包裹。当时每年清明节郭氏家族族首都要在蓬溪聚会一次，并分别在金元、蓬莱、大英、红江等地召开清明会，可见人员之广，但遗憾的是保存于蓬溪郭氏祠堂的郭氏家谱原本解放后因祠堂被改建，家谱原件便不知去向了。解放后清明会逐渐消失，郭氏家族逐渐失去了联系，以至于后来没见过家谱的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郭子仪的后裔。” 檀木湾人没见过家谱，但在当地郭氏村民家中，发现有写有“汾阳世家”的香盒，而与家谱中记载的郭子仪曾被封为“汾阳郡王”的史实相一至，这证明了香盒是为了纪念郭子仪而设。之后笔者又从檀木湾移居大英县卓桐井镇居民郭清跃家中香盒两侧楹联上刻有“功封虢叔家声远，威重汾阳世泽长”，这与家谱中记载的周文王封虢叔为虢姓，而“郭”实乃“虢”之转音。后又在卓桐井镇退休工人郭清高家中保存完好的一个清代木质香盒是由清代秀才郭庭焕撰写的，香盒正额雕刻有镀金木刻字“点颔流辉”，楹联书有“祖德问安犹点颔，我裔继烈要留心”，这与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的有关郭子仪的史实相一致。这段史实旧唐书记载道：唐德宗时，郭子仪被封为宰相，尊称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册封2千户，给皇粮1500人，马200匹；建宗2年，郭子仪得病，德宗派舒王去探望郭子仪，郭子仪不能起床，只能在床上叩头谢恩。旧唐书还记载，郭子仪8个儿子7个女儿、孙和外孙数十人，每年未向郭子仪拜年问安时，郭子仪认不完这些孙子和外孙，只能点颔作答。这二段历史即谓之为“点颔流辉”。 之后，在石门办事处一郭姓村民中发现了民国七年修订木刻的郭氏家谱，据主人介绍，这本家谱一直被其放于木箱底层保藏，侥幸躲过了文革“破四旧”中的焚古书运动，但从未对外人出示，也被其淡忘了。这本保存完好的家谱清楚地记载了郭子仪后裔迁移至檀木湾的历史。郭氏家谱中“郭氏受姓本源考”中记载，华夏民族族姓始于黄帝，黄帝孙子名叫轩辕，以熊氏为姓，又因熊氏出身姬水，所以以姬为 姓，后以玄嚣、云阳、昌意、舜、尧、稷、公刘、王季，直到西百文王开始封姓， 封虢叔为虢姓，后以郭为姓，到唐朝郭子仪一代“虢”姓一律改为郭，“郭” 是“虢”的转音。郭氏家谱中记载了炎黄子孙五千年姓氏的来龙去脉，其完整性 堪称一绝，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个姓氏家谱，为考证华夏姓氏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重要史料。 3个多月的艰辛考证，所有的史料终于证明了檀木湾人后裔，而檀木湾古墓群是郭子仪后裔古墓群。 古墓群揭开湖广填川之谜 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之一郭干元墓碑记载郭干元祖籍湖北麻城，墓碑立于嘉庆20年，距今近200年，这块墓碑不同于其它墓碑，墓碑前有一个全封闭的挡风敝雨的花形石隔层，将碑文罩在隔层里，隔层雕刻精细，中间有一朵五瓣形的花朵，透过花孔可以清晰地看到墓碑上的文字。由于有隔层的保护，墓碑上雕刻文字的蓝色油漆虽经近200年日晒雨淋却未剥落。 墓碑是立于嘉庆20年，而郭氏家谱修订于民国七年，墓碑是揭示湖广填川的重要史料。据家谱记载，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任鸿芦卿，谪守江西右庐陵。举家从山西汾阳迁往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延福乡，一直到郭子仪第二十六代孙郭弥都世居此地。因当时族繁人广，郭弥都于宋端平元年（1234年）举家迁往湖广（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落叶沙子场郭家嘴狮子岩几子湾。元末明初，四川盆地战乱不止，蛮匪横行，民不聊生，土地荒芜。老者饿死于沟渠，少者逃往他乡。眼看四川人口越来越少，弘治皇帝下诏移民。郭子仪第三十六代孙郭谟格由保甲推举奉诏于明弘治二年（1490年）弃湖入川，落叶檀木湾。这便是民间流传的“湖广填川”的一段史实。史料虽记载有：“元明之际四川人口显著下降”，“洪武十四年皆自别省流来”，但无详实文字，郭子仪后裔的迁移，正好给“湖广填川”一个具体说法。同时，郭子仪后裔由陕西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研究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笔者也见过不少墓碑，但能象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这样追根求源的实为罕见。一般的古墓碑只记有一个大概，没有具体的入川前地名；一般的家谱也只能大概追踪到湖广近十几代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不仅记载详实，而且与“郭氏家谱”互相印证，使其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 ，而“郭氏家谱”可追溯到上下数千年。况且

家谱字辈的定制流程为：字辈选定、字意解析、书写传承、新生命接续、文化传承。

1、字辈选定

家谱字辈的选定通常考虑到文化、历史、寓意等因素。家族长者或有权威的长辈可能会提出候选字，然后通过家族会议或共同讨论来决定最终的字辈。选定的字辈应该具有积极的寓意，符合家族价值观。

2、字意解析

选定字辈后，通常会对字的寓意进行解析和说明，以传达其代表的价值观和家族特质。这有助于后代理解字辈的涵义，并为家族传承注入文化内涵。

3、书写传承

家谱字辈一般会被记录在家谱册或其他载体中，以确保代代传承。字辈的书写要准确无误，遵循传统的书法规范，以保留文化传统。

4、新生命接续

随着家族新生代的出生，他们会继承前辈的字辈。新生代的字辈往往会在前一代字辈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或变化，以体现时代特色。

5、文化传承

家谱字辈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代表了家族的文化传承和价值观。通过字辈的传承，家族成员能够深刻感受到家族的渊源和传统，加强家族凝聚力。

罗氏族谱源流

家谱渊源甚早，一般都推始于《周官》，实际上《世本》乃是我国谱牒最早的著作，司马迁《史记》的世表、年表取法于此，实为后来家谱宗谱之滥觞。在谱学发展史上，经历由专官之掌，演为专门之学，最后变为私家之谱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参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六)，修谱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 。尤其是清代可说已达到顶峰，有人统计，“宋元以来，清人修谱最多，保存至今的族乘，至少在二万种以上，清人修的占重要成分，且质量较高”(《清人社会生活》)。到了民国，修谱之风仍不少衰。“考我国古代社会，夙重宗族。自大儒欧阳氏、苏氏创谱牒制后，千百年来言家乘者，遵制法古，群相倡导，驯至举国上下，无族无谱”，民国三十七年修《罗氏杞公戊子族谱序》中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我国清代、民国期间“族族有谱”这一历史事实。罗姓之族谱家乘，当然亦不例外。

罗氏族谱最早者，似为修于宋代开宝年间的“豫章罗氏”(俗称“柏林罗氏”)族谱。罗颖在《源流总序》中称：“吾祖家豫章，抵颖身，三百余年”，其间“文献足征”，因此族谱中既有唐代科甲鼎盛、罗氏人才辈出的实录，又记有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的赠诗之类，且溯源重黎，以罗君用为先祖，并及“十八世祖”罗企生，堪称源远流长、后裔繁茂的世家望族。

后来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写诗《罗氏谱赞》云

豫章世家，洪州望族。

忠孝一门，节义两顾。

文德武功，名留简竹。

理学真儒，后先继续。

礼义仁昭，天伦攸笃。

贤子贤孙，镟踵芳躅。

以此家风，遗风善俗。

罗氏族谱的形式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苏洵倡修族谱家乘，最为积极得力。他们不仅亲自动手编写本家的族谱，而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欧阳修的“谱例”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原则是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居士外集·欧阳氏谱图序》)苏洵的“谱法”是：“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他主张一般家庭修谱用“小宗之法”，即只记五世，而政治经济地位比较稳定的皇室贵族等，则可以按照“百世不迁”的“大宗之法”来编写族谱(苏洵《嘉祐集》)。在编写方法上，他们一采叙述式，一采图表式。他们虽然在体例方法上有别，但“敬宗收族”的目的则相同。

宋仁宗以后，欧阳修、苏洵的族谱成为宗谱形式的规范，影响至为深远。宋绍定元年罗氏《秀川家谱叙》有言：“古人之意，莫重于族，亦莫严于谱。谱者，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合其族之所由分矣。”“先王制礼，以明宗为大务。是以古者有大宗、小宗之别，使其派有所统而不紊。又重之以岁时蜡祭之会，冠婚丧祭之礼，乡射燕饷之仪。其目委曲而繁重若此者，盖所以习其揖让长幼之节，隆其亲亲老老之恩，厚其睦姻慈爱之义，使人人知有忠敬孝友，醇固而无浇薄之风。”因此，罗氏族谱的编写，也基本是效法欧、苏二氏。但这种效法，不是简单模仿，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变通的，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取长补短的关系。直至清代、民国，罗氏修谱或“谱体采苏式”，或“参用欧、苏两式”、“集欧、苏两氏之长”。

修谱的主体思想

罗氏修谱是基于“敬宗收族”的观念与目的，以加强家族团结，巩固家族制度。清代湘军名将罗泽南在《罗氏墨谱序》中说：“宗族者，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人之身衍为数千人，数千人之身即一人之身也。人以祖宗之身为身，则当以祖宗之心为心。一族之内，俊秀者尊之，象贤者也;孝子悌弟义士节妇则钦崇之，立身行道，贻先人以令名者也;有位者庆之，大吾门闾者也;富者卫之，能克家者也;贫者、弱者、孤者、独者、鳏者、寡者、疾厄者、患难者，相与救助之，赈恤之，吾祖若宗所不忍视者也;不肖者教戒之，惧辱其先也;老者安之，幼者慈之，亲友赖以递续者也。”

在长期的宗法社会里，许多仁人志士和有作为者都注意把“敬祖收族”的观念推衍成为“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国家民族事业受到空前危难的时刻，更把家族观念扩展为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移孝作忠，毁家抒难，舍“小我”为“大我”，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

华容南山罗氏始迁祖为宋朝宣义大夫、抗元义士罗尚德，其后裔罗桢，抗战中为“湖南省民众抗日自卫团”华容县军事参议，“于兹倭奴人寇，兵气嚣然，犹谋纂明世次，敬宗收族”，以“率循宣义遗训，昭示族人”，“收抗日自卫之功，以慰国人”(《南山罗氏族谱序》)。

民国三十年，新化《罗氏通谱》纂成，总纂罗联焘在序言中特别希望“族中诸父老昆弟”，“各本敬宗收族之旨，益坚团结，共体时艰，以发扬民族精神，奠国家于磐石之安”。湖南安化县英武中学校长罗驭雄，是 一师同学，左派，曾任北伐军师政治部主任，他对于“敬宗敦族”与“世界大同”的关系有自己的明确见解：“方今时局剧变，国人对于家族观念逐渐冲淡，且国际往来愈频繁，视野愈广大，天下一家，期诸实现。向之所以爱一家一族者，今兼以爱异族异人。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其理想因时代而进步，固未可以厚非。惟是天下之平，基于国治;一国之治，基于家齐。而国为家之积，虽世界纵跻于大同，而家未必即废。故敬宗敦族，实乃世界和平之起点，未可以侈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而漠然忽视宗族也。”他鉴于安化罗氏杞公后裔有毅力、有热忱、团结之力最强，因此希望“杞公裔诸君子扩此特殊精神而及于全族、全社会，则有裨于民族国家之建设与隆昌，又何可 !”

修谱

既然族谱家乘在团结族人、保家卫国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任务，因此许多家族成员尤其是一些有地位、有声望的成员和热心分子，把修谱当作自己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推卸的义务，“朝夕不遑，熙攘其间，乐此而不疲”(罗驭雄《杞公民国戊子族谱序》)。

传说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罗氏家谱的，是两千多年前周显王时代的罗凌甫(乘)，他是周朝末叶复兴了罗国，头一个以罗为姓，并且重新结集了罗氏宗人，使得罗氏家族自此日益亲爱精诚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所编的这部罗氏族谱(家乘)，完成于周显王十四年。他在谱序中说：

“溯自郐公至乘身三十余世，自黄帝至今数千年矣。罗国子孙流离散徙，罔知所宗，乘幸蒙秦国擢用，授爵封邑。乘辞不受，乞复罗国，并迁都楚南之枝江。因南北争夺，迄无了期，乃追寻源流，辑为家乘。念罗国之后，遂定以国为氏，记录大略，以识前人之功德，以履后裔之孝思，永垂千世云尔。”末尾署明“大周显王十四年岁次丙寅孟冬吉日，荆州枝江罗国始祖郐公三十一世孙乘谨序”。

宋代罗颖，曾编辑了一卷《柏林罗氏族志》，并写了一篇《豫章罗氏源流总序》。明代罗钦顺致仕里居，族中父老嘱托他秉笔重修族谱，这时他已年高八旬，老而有病，推辞不掉，“焚香涓吉从事”。嘉靖进士、著名学者罗洪先，主修江西《秀川族谱》，如实记载了罗勋至罗宗达的世系及其分支概况。到了清代，名人修谱的现象相当普遍。至于近代一些学者，都亲自主持或参加纂修宗谱的活动。如近代文史学家、民国初年广东临时省议会议员罗师扬，1926年归里后亲自纂修罗氏族谱;近代历史学家、 的老师罗元鲲，与 一起参加“驱张运动”的湖南旅京教职员代表罗教铎，于抗战期间的1941年共同主修湖南新化《罗氏通谱》。

在近些年民间兴起的续修新谱的热潮中，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使姓氏谱牒文化和正当家族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犹如使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一样。

族谱的保管

族谱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各房各支领谱后，均要妥善保存，一般秘不示人，更不能出卖。每年大祭时，都要将谱带到祠堂查核，如保管不善，将受到训饬。擅自出卖的，将被视为不肖子孙而逐出宗族。有的宗族为了妥善保存族谱，特别配制一种谱箱，用来收藏族谱。如新化罗氏民国三十年修谱时，特制34个“族箱”，每个需用法币7元2角;安化罗氏民国三十七年修谱时，除征收丁费和领谱费外，还另征“谱箱谷”一种，共修谱重5通，“每通精制木箱装置之，以归划一而免散失也”，并谆谆告诫族人，族谱“系一家之言，自倡修至成卷，固非易事，宜珍而藏之，毋使损毁或失逸”(罗氏族谱《例言》)。

谱序

在篇什繁多的古代散文中，我们读到过许多“序”文，或诗序，或文序，或图序……但却很少读到过谱序。这是因为族谱的不公开刊行于世，有比较普遍的保密性所造成的。

但是，它毕竟属于散文的一种。从罗姓族谱的几篇序文中，我们完全可以对它的艺术特征作出评断。它是一种朴实的纪实散文文体。

族谱本身就是一种纪实文体，它的内容要求真实(尽管不可避免出现一些疏漏之处)，来不得半点虚夸和矫饰，家族的发源、迁徙、生息、繁衍，此中涉及的人物、年代、地名、历史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因此确定了谱序的叙述和论证必须与族谱的内容相吻合，文字也就呈现出一种朴实无华的形态。如郭嵩焘所作的谱序，对古罗国的盛衰和湘乡韩湾罗氏的源流，均有所考证，“自湖以南诸罗氏，皆原本吉水，从族望也”一句，道出了湖南罗氏的迁徙所自。

族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发源、迁徙、生息和繁衍的一个悠长的时空范畴，充满了一种苍凉而雄劲的历史感，因此谱序的作者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处，用博大的胸襟、广远的目光以及精深的学养，去俯瞰家族的生命史，并用极具概括力的文字对这部生命史作简约的勾勒，体现出一种大手笔的韵致。

此外，修撰族谱是为了理清这个家族的渊源关系，为了正长幼、明尊卑的人伦之本，以加强家族的认同意识，维护家族的安定团结，进而造益于社会，谱序往往言简意赅地对这些属于儒家的正统思想进行赞颂和阐发。到了近代，更是随时代发展而进步，如罗驭雄所序《杞公民国戊子族谱》一文中的最后一节，阐述了“家”、“国”与“世界”的关系，独具新意：“故敬宗收族，实乃世界和平之起点。”

谱序的作者，大多为当时的名人，或以官显，或以文重。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又为这个家族增添光彩，如明代的解缙、清代的郭嵩焘。还有一类作者，既官显文重，同时又是该族的子孙，如罗颖、罗钦顺、罗洪先、罗典、罗泽南、罗驭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