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指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

　　由来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发展与破亡

　　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常以名马文皮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628年（唐贞观二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背突厥附唐。此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契丹有别部酋领孙敖曹,621年（唐武德四年）附唐。其曾孙万荣，武周垂拱(685～688)中为归诚州刺史，万岁通天(696～697)中，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之后)并为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侵侮，遂举兵杀文翙,据营州反,进攻河北地区，屡败唐军。武则天征发大兵讨之，借奚及突厥之助,始得平定。是后,契丹附于后突厥。715年（唐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来附，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其后，契丹首领可突干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重用胡人安禄山，结果酿成安史之乱。唐至德(756～758)年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 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9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又归顺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

　　而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

　　当时盘踞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

　　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智勇善射的耶律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大辽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

　　公元947年，辽世宗定国号为大辽，辽朝建立。辽圣宗文武韬略杰出非凡，对宋战争屡屡得胜。

　　公元1104年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辽共有九个帝王，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幅员辽阔，东至于日本海，南到天津市、河北省霸县、陕西省雁门关一线，北达今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辽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西辽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契丹人的消失与后裔

　　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汉族、女真族、蒙古族等。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

皇清待赠 孝友和平 阿苏鲁千秋之 墓基

一世祖讳

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日蒋姓子孙重修

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

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 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

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

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

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

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他们找到的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

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契丹人指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

由来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发展与破亡

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常以名马文皮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628年（唐贞观二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背突厥附唐。此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契丹有别部酋领孙敖曹,621年（唐武德四年）附唐。其曾孙万荣，武周垂拱(685～688)中为归诚州刺史，万岁通天(696～697)中，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之后)并为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侵侮，遂举兵杀文翙,据营州反,进攻河北地区，屡败唐军。武则天征发大兵讨之，借奚及突厥之助,始得平定。是后,契丹附于后突厥。715年（唐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来附，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其后，契丹首领可突干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重用胡人安禄山，结果酿成安史之乱。唐至德(756～758)年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 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9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又归顺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

而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

当时盘踞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

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智勇善射的耶律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大辽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

公元947年，辽世宗定国号为大辽，辽朝建立。辽圣宗文武韬略杰出非凡，对宋战争屡屡得胜。

公元1104年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辽共有九个帝王，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幅员辽阔，东至于日本海，南到天津市、河北省霸县、陕西省雁门关一线，北达今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辽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西辽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契丹人的消失与后裔

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汉族、女真族、蒙古族等。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

当时盘踞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

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智勇善射的耶律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大辽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

公元947年，辽世宗定国号为大辽，辽朝建立。辽圣宗文武韬略杰出非凡，对宋战争屡屡得胜。

公元1104年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辽共有九个帝王，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幅员辽阔，东至于日本海，南到天津市、河北省霸县、陕西省雁门关一线，北达今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辽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西辽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三、契丹人的消失与后裔

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汉族、女真族、蒙古族等。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契丹族

1民族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契丹是一个进取开放的民族，通过与中原及西方的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契丹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仿汉制实行科举，制订成文法典。建立全体男丁皆人兵籍的兵制，又依本身游牧民族习俗而首创五京制。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其中首都辽上京和陪都辽中京均建在北方草原契丹本土内（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是著名的草原城市。

契丹人于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人还喜欢绘画，皇太子耶律倍便是契丹国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马。契丹族广建佛寺和佛塔，使辽王朝的文化颇为昌盛。内蒙古草原东部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其立国后统治的中心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契丹族遗迹遗物，成为草原文明繁荣的象征。

2艺术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制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采。其中有些服饰的图案具有明显中原特色。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2号辽墓的《仕女出游图》，高0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盘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王国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由于辽国的疆域东西横长，正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