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宗尊祖，是作为炎黄子孙共有的寻根、认祖意识的表现，是一种极为悠久、深厚的族类认同理念，他包括以亲缘、地缘、业缘为表现形式的血亲认同、乡土认同理念及由此形成其他各种联系的基点和枢纽。迁居义宁州的上杭客家移民，远离祖地，在千里之外的异地它乡上杭客家移民团结互助，艰苦创业，以其特有的凝聚力精神，接受各种生存条件的挑战，不断开辟新的生存空间，以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寻求新的谋生方式，追寻成功与发展的道路。稍作安定后，上杭客家人便修族谱、建祠宇、葺祖茔、建书院，以此表达祭祖先、续血脉、光宗耀祖的归宗敬祖理念。

上杭客家移民归宗敬祖理念，首先表现在上杭客家移民在稍作安定后，便修撰族谱，续血脉，‘崇先报本，启裕后昆’、和教育子孙“积善好施”方面。此举在邱氏族谱得以全面反映。清乾隆年间，素有“鱼米之乡”的上杭来苏里中都邱惟乾，又名明光，携子仲辉由福建汀州上杭胜运里，迁入今黄沙镇老鸦山湖洞立业居住。稍作安居，邱明光便“远寻谱系之源，特千里回闽以订家乘”，以续“此根本之所以亲切而昭著也”。嘉庆二年（1797年）明光公裔首次修谱，序言“……我支祖明光公，遄臻於豫之宁州……遂尔爰居爰处，苦积银两之资。创业悠久，叨先祖之恩庇。递传三男，宜颇其丰，教婚两全。仲生其茂，丁粮并盛。……是以木本水源之思，油然而生。敢湮没我祖之所自出乎？以故商诸兄弟叔侄，有是修谱之举焉。予等知浅识陋，仅仿欧苏之法，叙亲疏，别长幼，纪其祖冢名字，娶氏生殁而已，俾后之览者，不失其所自也”。敦敦教导子孙，传递“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理念。到了道光丁未年（1847年），明光公裔孙重修家谱，族谱中就有了从明光公的第三代开始出现了仲辉季子茂贵：“修州志、建书院、造学校、造浮桥、桥梁、道路”、第五代茂贵子西亭，西亭仲子化轩的“募建义仓，都人士多有难色，公毅然捐金三百两” 善举记录。邱氏在该家族中倡导“积善好施”之精神，可以从竹塅陈氏文化世家陈观礼先生道光二十七年为邱氏族谱撰“邱公贯充先生传”得到体现。“邱公贯充先生传：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斯言也，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盖俗人只知一身形骸而外，遑恤其他。而高瞻远瞩者，则必为之计长久焉。邱公兴万，字贯充，号肫一，系茂贵公之季子也。幼读书聪颖过人，稍长以及父母年老，赀产未裕。遂弃举业、理家政，督耕务农，披星戴月，终岁勤动力田，逢年骎骎乎有富足风。昆仲五人同心协力，各谋生息。负耒之暇，兼业商贾，亿则屡中。自是而家产饶裕，兴也勃焉。先世居湖洞，渐次蕃衍。乃于乾隆四十年间置买源头田产，公同长兄移於此住。督农课读，家道益裕。凡附近产业，内外无间。厥后甲寅岁重新创建上栋下宇，蔼然可观。兄弟怡怡聚处一堂。於是丁口日繁，遂於嘉庆辛酉年昆仲各爨，无不席丰履厚，而公则自视欿然也。尝曰积金积玉，不如积福。吾家既小阜，使不行方便，积阴功，虽坐拥丰亨，安知我后人奚若乎？以故乡邻之缓急通之；戚友之贫乏济之；桥梁道路废者修之、圮者补之，从未尝勒碑以沽名。如老鸦山铁砧崖之锤幽凿险，化泉等处之周道如砥，虽费多金，不恤也。徃来行人，至今犹啧啧於公之德而弗衰。吁！公真人杰矣。世之勤稼穑，享殷实，固自有人，而求其好善乐施，挥金不吝者，亦不数数。觏以公之心，行公之事，不沾沾为一己之名，而默默施无穷之惠，则天之报施善人，岂有涯哉”。

其次，还表现在修建祠宇、葺祖茔方面。上杭客家移民牢记祠宇是安置祖先的寝庙，是族人的精神象征、是维系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因此祭祀祖先先要“创建祠宇，以苈馨香，以绵世泽”。举何氏一族为例。中都何氏一族迁入义宁州共76支，最早迁入义宁州的是十六世，最迟迁入是二十三世，前后相隔八代，历时百多年，是一支庞大的族系。何氏族谱有详细记录的大小祠宇几十处，略举一二。中都何氏二十二世梦椿，讳应千，号愈彭，候选布政司理问加二级， 开基武乡征本，嘉庆庚午（1750年）， 愈彭公回祖地上杭“与曾叔祖承阶、伯祖文峰合建祠于中都大富上，上下厅堂二重及左右横屋宅后三层，瓦屋壹所，并排三楼颜曰：‘三立堂’。又左畔三层瓦屋壹所，并排三楼，颜曰：‘三易堂’。数处羡屋，余基及园池田土诸项系三股，均分。唯我愈彭公支迁宁远，因写并神下及竹头下，按分屋宇产业，概讬金、玉、显、承四房祠裔，约领照管，永杜凯佥”；二十二世宗达，生三子，公由闽汀迁居江西宁州下奉乡渎坑樟源桥亭社窑里开基，次子荣盛，乾隆戊戌（1838）年生，公于咸丰庚申（1860年）年七月十五日建祠于奉乡十五都灵宫殿莲形辛山乙向；二十二世奎斗，讳朝北，公幼只身由上杭迁江西义宁州白手成家立籍启后永绍书香，建祠下武征村凤形山下；十八世廷杨，号举余，公迁江西义宁州下武乡大源里立籍，后裔建祠于琥形隆本堂澄伦公祠进主配享冬蒸祭祀祠立；光照，号明轩，字惠珠，文考名其矅，武考名翔龙，精医理重，修谱牒，建祖祠情殷享祀；而祖茔是宗祖精气所在，家族的发展“叨先祖之恩庇”。因此葺祖茔、铭“纪其祖冢名字”是迁徙在外的上杭客家移民祭祀先祖大事。上杭客家移民在所修族谱中都有制定历代（上杭）先祖茔塜祭期。如邱氏族谱中定从“清明前七日祭：始祖邱公八郎郎讳继龙葬在胜运里官田叶坊山梅花落地金盘载珠甲山庚向；……清明前五日祭：一世祖邱公讳惟长妣郑氏梁氏合葬在南坑水口社边东岸；……清明日祭七世祖妣陈氏葬本乡割茅窠与长孙得旺共穴同祭”；《义宁何氏宗谱》卷末记载景柔奈房中附记闽杭中都伯祖安考妣坟“……共坟三十八穴，未有碑记不敢妄载，其所出生世系为某祖某妣，惟每年奈祖嗣裔祭管，固附于此，庶不致相失耳”。从族谱文献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上杭客家移民编族谱、葺祖茔、修宗祠基本发生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而修建祖祠则大多在开基祖一代人中进行。

第三，表现在上杭客家移民崇文重教、科举入仕、光宗耀祖方面。《义宁州志》载，落籍义宁州的客家人，他们为争取获得与当地土著人一样的入学与应试科举资格而不懈斗争。“雍正二年（1724年）四五月间，土著绅士为阻止客家人入籍和考试，围攻州署，殴打赴考生童，知州刘世豪不畏胁迫，主持公道，并奏请准予客民入籍考试”，终使朝廷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在义宁州设置怀远都，赢得了“怀远都”之名。文曰“安辑棚民之请，耕山者概编保田，有产者另立都图，以怀远为名，隐寓招携之义”允准“耕山者概编保甲，有产者另立都图，童生课习五年，一律准予参加科考”。当上杭客家移民取得科举入任的入场券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嘉庆二十四年，上杭客家移民纷纷捐资在县城创建怀远人的第一个书院：梯云书院。张氏宗谱载，辉石公，于乾隆年间随父元基公由闽之上杭迁宁，橘迁于彭市，再迁杨庄陇，公“倡立良祖公派冢，又襄彭市风车鼓石桥，助捐梯云书院暨云记宾兴、军需团练诸费”。又文渊公，讳斌，字彦胜，号文渊，世居闽杭，幼随诜振公商宁之彭市，遂家焉。季子讳灿，字达三，号秋帆，例赠修职郎，“书院宾兴之倡建，宗祠族谱之纂修”；何氏谱载，何巨珍、巨兰兄弟兄弟移居江西义宁安乡十三都护仙源立籍，第二代凤歧与侄云升“合进铜鼓奎光堂及书院捐名，共领院志壹部捐票弍纸存据”。何光水，字映澜，号海门，讳云汉，奉旨议叙八品，咸丰乙卯（1855年）年五月九日，城陷殉难，蒙恩荫恤世袭云骑尉。道光乙巳（1845年）年，光水公曾捐租助修梯云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上杭中都迁义宁安乡十三都护仙源立籍的陈氏（人称竹塅陈氏）一族为教育振兴做的贡献。《梯云书院志》载，竹塅陈氏第四代孙陈规鋐（陈宝箴父），在创建梯云书院的活动中，陈规鋐捐银320两，是五个捐银最多者之一，推为首事之一。道光二十八年陈规鋐又以长子名义续捐银200两。道光二十九年再次捐银200两给梯云书院宾兴会。光绪十年（1884）陈规鋐长子陈宝箴回乡，购936本两千卷书捐给梯云书院，光绪十八年，梯云书院重修《梯云书院志》，陈宝箴撰《梯云书院记》并捐钱一百吊。陈氏家族对梯云书院一如既往的关爱，赢得到了义宁客家人的尊敬等。梯云书院的建立，为怀远人培养了大批文、武公职人员人才。据统计，自清乾隆至光绪末，义宁州客家人人文蔚起，科甲蝉联：“怀远”有进士8人，占全县同期进士17名的47% ；举人75名，占202名的37% ；武科举人怀远人占80% 。其中，上杭移民后裔就有上杭张化孙裔安乡高丽支笏臣公，入选明经廷试进士、泰乡北岸张明山张向日父子中咸丰辛亥恩科魁元，会试优等“授五品衔，赏戴蓝翎，擢广昌营把总，驻防四年，盗弭民安”；有上杭廖花裔廖廷华，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有何氏何秉元同治十二年举人、何尚华清光绪癸已举人；有邱氏邱仰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等。特别迁自上杭中都琳坊的竹塅陈氏“一门五杰”：“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支持维新变法，向光绪帝推荐维新人才，在湘办新学兴新政，为全国封疆大吏中唯一支持和从事变法者。其子陈三立，为同光体诗派领袖，清末民国初诗坛泰斗。三立长子陈师曾，近代著名画家，与齐白石齐名。三子陈寅恪，闻名海内外的史学大师，著名教授，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陈衡恪次子陈封怀，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为我国的植物园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为我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义宁州客家人的教育振兴与义宁陈氏文化世家的迅速崛起，不但为义宁州文化史写下重要的一页，更为上杭祖地光宗耀祖、祠宇的文化内涵抹下了浓浓一笔。

上杭客家人向义宁州移民之时，正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康乾盛世”的社会经济的繁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义宁州适时的“奉谕招民” 优民政策，使得勇于开拓创新的上杭客家人，凭借祖地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经济实力“挟重资为鬻，转远经营，隶籍居宁”。通过在开基地艰苦卓绝的努力，很快出现了“缘旷土之甚微，久荒之产极沃，而无产之人得土耕种”，“故不数年家给人足，买田置产，歌适乐郊矣”美好景象，上杭客家移民得以安居乐业。落籍义宁州的上杭客家移后裔，有着浓厚的寻根、认祖意识。正是这种对祖籍地极为悠久、深厚的族类认同的归宗尊祖意识，以其特有的凝聚力支持着上杭客家移民为开基地义宁州的文化、经济发展立下功绩。翻开陈封的历史，上杭客家人向义宁州移民史距今已经三百多年，当我们沿着客家文献记载的脉络，触摸着上杭客家移民为义宁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奋力拼搏、对祖地上杭“根”的眷恋历史的脉搏跳动时，感受到中华民族对祖先崇拜的文化理念在上杭客家移民中的演绎。三百多年过去了，落籍在当年义宁州的上杭客家移民后裔依然固守着归宗尊祖理念，回祖地寻根谒祖，共叙亲情。拳拳之心，昭昭在目。

北京家谱传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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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造族谱不难。

南方赝谱

早在明朝时期就有记载来源。

陆容《

菽园杂记

》中记载：成化年间，南方常州有个孔姓暴发户，为自己没有高贵血统而抱憾。当听说太仓有个孔士学家境贫困，却是正宗的孔子五十五世孙时，他便去登门拜访，提出通谱的要求，即要求在家谱上加上他这一支孔姓人，这样他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孔子的嫡派子孙自居了。然而他碰上了一鼻子灰，穷却有骨气的孔士学愤怒地拒绝了要他出卖祖宗的建议。那暴发户并不死心，他耐心地等待着，当得知孔士学去世的消息，便再赴太仓，重提此事。也许是穷困所迫的缘故，孔士学的后人爱银子胜过爱祖宗，那个暴发户终于如愿以偿，只花了一船米的代价就把孔氏家谱买走了。

大部分南方属于

百越百濮

传承，显赫的世家背景，列不出高贵的谱系，为了弥补美中不足的缺憾，他们便急于寻觅血统高贵、门第显赫的祖宗，如果寻觅不到，就干脆用银子买一个回来。当然，要买到真的家谱并不那么容易，于是暴发户们退而求其次，买本假的也行，只要它看上去像是真的。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自然就会有人来满足它。

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

》卷七“赝谱”条中，就记载了假家谱买卖的事。“今人家买得_谱，便诧曰‘我亦华胄也’，最是可笑。”

明末松江人李延_的《

南吴旧话录

》记载，当时有人开设了赝谱专卖店。业主招募了一些贫穷的读书人按着百家姓编制，“姓各一谱，谱各分支”，列为始祖的都是历史上的皇亲贵戚或达官显宦。前来购买者一旦决定附认于哪一支，店铺中的雇员就当场填入购买者及其祖、父辈的姓名。那些家谱都是“贵显者则有画像，及名人题赞，无不毕具”，为了使购买者能将它炫耀于人，店铺制作时还故意“以旧绢为之，成粉墨剥落，或字画糊涂，示为古迹”，这些赝谱的价格一部要卖几十两银子呢。

宋代以前的族谱是官修的，有其政治用途，此禁制到宋代才被打破，而有私修族谱，但直至明代民间修谱的风气才大盛。既然曾是官修，就难逃政治操控，官方可为所欲为，捏造血缘关系，故可信度大大降低。南方人的汉族认同绝不只是文化上的，透过编祖谱、定堂号，南方人真的相信他们的祖根在北方，而在这民族意识改变的过程中，政府曾扮演过关键的角色。政府让他们乐于接受官方说法的绝招就是称他们是名人的后代

福建人把祖先追溯到河南的标准作法是_祖先某某某于唐代随陈元光从河南入闽_，如果你家祖谱的写法是这样，那并不代表祖先真的来自河南。当时因福建军政、经济均由河南固始人把持，故许多人都自称来自河南固始。

广府民系：民系指一个民族的各个支派，汉族的不同民系，其族体和文化源于汉族，又各有其地域特色。不同民系（亚族群）或不同区域文化的形成，与下述原因有关：（1）历史上民族的迁徙；（2）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对群体生活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3）不同时期集聚于某一地区的不同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源于汉族、汉文化而又有自己特点的民系和文化。不同民系是以方言、生活方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及文化特点来区分。广府民系基本是以讲粤语方言来区分的，高州是以广府民系占多数，部分为客家民系，极少部分为福佬民系。广府民系最早在今广东封开、广西梧州等地区形成，是中原汉族和古越族融合而来，粤语保留古音特点和词语较多，也融合了壮侗语系的的语言，高州粤语日常底层许多语词与壮语相同。林语堂说：粤语以茂名（今高州）为中心（附有地图），并列举高州白话（粤语）大多数有音皆有字，广州话则往往有音无字，粤西白话“尚多保存隋唐古音”，“阳声韵及入声韵之韵尾与《广韵》系统相合。但是广府民系的血统仍以古越族的血统居多，这是中原汉文化侵入性融合，而并非是中原汉族人数占优势使血统融合造成的结果。高州人族谱上显示高州很多为福建移民（客家民系、福佬民系），这并不能反映讲粤语的广府民系居民占大多数的事实。高州广府民系在隋唐时代冯、冼氏统治之后业已形成，由于那时族谱文化并未滥觞（茂名地区有族谱记载的汉族移民最早是唐朝，且族谱记载唐宋时期移入的汉族姓氏和人数都不多，至于是否作伪另当别论），而后来明清福建移民及珠江三角洲移民的到来，也带来了兴盛的族谱文化，早期居住在这里的广府民系也学习了这些族谱文化，但其无法追溯族源，便多篡用了别的姓氏叙述和方式，以致带给我们某种假象。比如，冼氏是明显的土著，为古俚族的望族，但冼氏族谱一样说祖先来自于中原。古俚族的大姓有冯、宁、李、陈、庞等，无一例外皆称祖先来自于中原，当中应有不正确的地方。日本学者认为广府民系的“珠矶巷传说”、福佬民系的“莆田传说”、客家民系的“宁化石壁传说”是少数民族汉化同步传播的结果，当中存在许多虚构的成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使我倾向认为，广府民系大部分为越族的后裔，而并不能简单以族谱来考据他们的由来，对族谱要有所辩识。客家民系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 （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 （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 （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 （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 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总的说来： 1、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 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闽粤赣三省相连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个别县的语言受其他语系的影响，但也还保留客家话的基础，只是语调上有所差异）。如长汀城与宁化治平人的语言完全相同；长汀城客家话与广东本系梅州、江西赣南的客家话完全可以相通。离别家乡五六十年归来的华侨，完全不会忘记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讲家乡客家话。客家话与粤语（广府话）、福佬话（闽东）、河洛话（漳泉）方音都无关系，而与河南中州（郑州一带）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说：“客家话源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话。”中州话为河南郑州的土话，与客家话非常相似。 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从明清遗留下来的永定圆形、四方形土楼群，结构厚实，高峻雄伟。宁化安乐、安远，长汀涂坊、宣城，广东兴宁、梅县的多层围龙屋，长汀的九厅十八井，标志着客家的的建筑艺术，其结构独特，是客家人客居他乡聚族而居，群体式的“客家大屋”的见证。尤其永定土楼独特的建筑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与赞赏。“永定土楼是永定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武平中山的“百家姓聚居地”和“军家方言岛”是客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晋书·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南迁的结果，形成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个支派的汉族民系。鄱阳湖支派即为现在客家民系的先民。他们是原来居住在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汉人，逃到安徽、湖北、江苏至江西，再沿鄱阳湖迁赣南和闽西各地。 据《嘉应州志》载：“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声音皆以汀赣为近……。”现在嘉属不少氏族的族谱、家谱明载由元末明初迁来，足资佐证。 客家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南迁的一支民系，即闽、粤、赣系。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这里有33个纯客家县，是客家人上千年历史的开拓地。汀州宁化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梅州市、兴宁、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向海外发展的以粤东、粤南、闽西、闽南为多。汕头、厦门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华侨口岸。香港、深圳、南洋群岛各商埠的港胞、侨胞（其中一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所保存的谱牒，以及有关海外客家源流的研究资料，都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汉族南迁入闽，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后经长汀、上杭、永定入广东汕头出海，或由闽西、闽南经厦门出海，或经广州迁徙香港、深圳及南洋各地的。 客家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辗转南来，源远流长。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启蒙遍天下。他们天涯飘泊，客居异邦，而爱国爱乡的传统世代相传。客家人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福佬民系：福佬民系是古闽越（东越）后裔融合于汉族的一支，其文化特质既有别于作为南越遗裔的广府民系，更与自称为中原汉族世胄的客家民系迥异，具有丰富的风俗文化内涵，且对东南亚诸岛土著文化产生过显著影响，乃广东风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群落。　　福佬民系居民早期居住的福建及广东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很大，所以他们不断地出外谋生和并往外迁移，培养了较强的商品意识，他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竞争力和内部凝聚力，善于适应环境、拼搏创业、精诚团结，他们性格刚强、精明、重乡情。福佬民系在唐朝中后期已开始向粤西迁移，就在茂名地区俚族汉化结束之时，他们也已占据了大片相连结地区大规模地定居下来，形成与广府民系相独立的区域居民，这就是电白县福佬民系方言岛的状况。他们操持黎（俚、雷）话，其实他们是福建移民与俚族遗裔及广府民系等相融合而形成的，黎话属于闽南语系，但与闽南语已有不少差别。　　在高州，广府民系占优势，福佬民系只能是渗透式进入，而且这些福佬民系的后裔大多已不讲闽南语。明清时期，高州城、化州城、吴川城（吴阳）、梅箓等商业繁荣城镇，由福建来的商人占据了各个行业经营，在本地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商业才能由此可以显现。高州城南关、高州城西门、石骨墟、泗水大翰村、分界珠宝坡村等都有天后庙或奉祀天后神，天后又称妈祖、天妃，高州人又称其为姑婆，是发源于福建漳州的神祗，这可能是福建商业移民所带来的。高州木偶戏也是在明朝时期从福建闽南传进来。可见闽南文化对高州文化有很大的影响。高州姓氏族谱有相当一部分言其先祖来自于莆田等闽南地区（化州、吴川等地亦是如此），这反映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要辨别其真伪，这其中有很多是虚构的。高州所谓的闽移民大姓有林、崔、蔡、陈、许、郑、柯、邹等，当然并不都可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