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荀悦撰 《汉纪》，即因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 。《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如裴松之注 《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补史官之失，这又是一个重要原因。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

唐人李肇撰 《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李德裕撰 《次柳氏旧闻》，意在“以备史官之阙　；林恩撰 《补国史》 也是以“补”国史为目的。明清之际谈迁所撰 《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是又一个重要原因。如郑樵、马端临都推崇史学的“会通”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 《通志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 《通典》之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文史通义》一书，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从孔子作 《春秋》、杜佑著 《通典》、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王夫之撰《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以上 个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与政治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运动的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成果积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一种情况，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例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史通》、《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

上任之后，维祯觉得自嘉靖志以后，山西又有50年未修志书，于是他便“敦请耆儒纂修山西通志，亲加考核”。大约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脱稿后，他便调升南京礼部尚书，志书未梓。时隔十余年后，由新任山西巡抚祝徽于崇祯二年(1629)作序并付梓，记事止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后世对该志的著录多有失误：《中国地方史志丛刊》1982年第6期《日本现存中国宋明两代地方志草目》中，写作“祝徽纂修”；《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中，著录“万历三十年修”，显然是错误的。

万历《山西通志》计三十卷，分目二十。篇目为：卷一，图考；卷二，建置沿革(附疆域)；卷三，星野；卷四至五，山川(附渠堰、桥梁)；卷六，风俗；卷七，物产；卷八，田赋(附盐政)；卷九，户口；卷十，祠祀；卷十一，封建；卷十二，职官(附公署)；卷十三，学校(附学院)；卷十四，古迹(附陵墓)；卷十五，帝王(附圣母、圣后、圣臣)；卷十六至十七，名宦；卷十八至二十，人物(附忠孝、义侠、侨寓、列女)；卷二十一至二十三，选举(附荐辟)；卷二十四，武备上(附形势、边关、城池、屯田、马政)；卷二十五，武备下(附将士、边事)；卷二十六至二十七，杂志；卷二十八至三十，艺文。全书约110万字。

是志卷一图考，有山西省会、太原府、平阳府、大同府、潞安府、汾州、辽州、泽州、沁州凡九幅。志文各自先叙省，再叙府，旁及所领县。是志如同成化、嘉靖二志一样，对军事防卫仍予特别重视。明朝政府在成化至嘉靖年间多次修长城，仅山西境内就修筑了长达910里的“边墙”，是志作了较为具体的反映。

万历志是成化本和嘉靖本的续志，在篇目编排上，三部志书大体一致，是志的主要特点，是对地理形势比以前二志有了更具体的记载，而且许多记录都为清初顾炎武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所采择。如该志卷二十四·武备上载：“宁武关，堡凡十二，东为大河、为阳防、为朔宁；北为神池、为大水口、为利民；西北为黄花岭、为土棚、为义井；西为宁文、为二马营；西南为西镇。而宁文又实与宁武相为犄角，以扼山西之险。”再如“偏头关，堡凡十有八，关以东为马站、为八柳树、为老营；东北为小营、为水泉；北为峙、为滑石涧；西为桦林、为楼子营、为罗圈、为杨冕、为唐家会、为五花营、为得马、为灰沟；南为永兴；东南为八角、为长林”等，都被顾炎武所特别珍视。是志对这些土堡的配置也有详细的反映，谓“土堡，依山据险而为之……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鲮草场咸备焉。……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每堡择才力者为堡长，次者为队长。堡长得以制队长，队长得以制伍众。每伍十一名为一队，每队奇正各半。一方有急，则三方应援。多造火铳、飞炮、佛朗机之类分给堡塞”。这样的记述不可谓不详密。可见万历志的资料性是很强的，因而康熙《山西通志》对该志给予高度评价，赞曰“信书”。

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国内仅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完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残卷，并有抄配和胶卷。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藏有原版复印件和胶卷。

　　山西通志

　　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三十卷。李维祯纂修。 李维祯(1547～1626)，字本宁，湖广京山(今属湖北)人。隆庆进士，由庶吉士授给事中，万历间迁提学副使，所至有声，万历末年任山西按察使。上任之后，维祯觉得自嘉靖志以后，山西又有50年未修志书，于是他便“敦请耆儒纂修山西通志，亲加考核”。大约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脱稿后，他便调升南京礼部尚书，志书未梓。时隔十余年后，由新任山西巡抚祝徽于崇祯二年(1629)作序并付梓，记事止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后世对该志的著录多有失误：《中国地方史志丛刊》1982年第6期《日本现存中国宋明两代地方志草目》中，写作“祝徽纂修”；《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中，著录“万历三十年修”，显然是错误的。 万历《山西通志》计三十卷，分目二十。篇目为：卷一，图考；卷二，建置沿革(附疆域)；卷三，星野；卷四至五，山川(附渠堰、桥梁)；卷六，风俗；卷七，物产；卷八，田赋(附盐政)；卷九，户口；卷十，祠祀；卷十一，封建；卷十二，职官(附公署)；卷十三，学校(附学院)；卷十四，古迹(附陵墓)；卷十五，帝王(附圣母、圣后、圣臣)；卷十六至十七，名宦；卷十八至二十，人物(附忠孝、义侠、侨寓、列女)；卷二十一至二十三，选举(附荐辟)；卷二十四，武备上(附形势、边关、城池、屯田、马政)；卷二十五，武备下(附将士、边事)；卷二十六至二十七，杂志；卷二十八至三十，艺文。全书约110万字。 是志卷一图考，有山西省会、太原府、平阳府、大同府、潞安府、汾州、辽州、泽州、沁州凡九幅。志文各自先叙省，再叙府，旁及所领县。是志如同成化、嘉靖二志一样，对军事防卫仍予特别重视。明朝政府在成化至嘉靖年间多次修长城，仅山西境内就修筑了长达910里的“边墙”，是志作了较为具体的反映。 万历志是成化本和嘉靖本的续志，在篇目编排上，三部志书大体一致，是志的主要特点，是对地理形势比以前二志有了更具体的记载，而且许多记录都为清初顾炎武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所采择。如该志卷二十四·武备上载：“宁武关，堡凡十二，东为大河、为阳防、为朔宁；北为神池、为大水口、为利民；西北为黄花岭、为土棚、为义井；西为宁文、为二马营；西南为西镇。而宁文又实与宁武相为犄角，以扼山西之险。”再如“偏头关，堡凡十有八，关以东为马站、为八柳树、为老营；东北为小营、为水泉；北为峙、为滑石涧；西为桦林、为楼子营、为罗圈、为杨冕、为唐家会、为五花营、为得马、为灰沟；南为永兴；东南为八角、为长林”等，都被顾炎武所特别珍视。是志对这些土堡的配置也有详细的反映，谓“土堡，依山据险而为之……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鲮草场咸备焉。……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每堡择才力者为堡长，次者为队长。堡长得以制队长，队长得以制伍众。每伍十一名为一队，每队奇正各半。一方有急，则三方应援。多造火铳、飞炮、佛朗机之类分给堡塞”。这样的记述不可谓不详密。可见万历志的资料性是很强的，因而康熙《山西通志》对该志给予高度评价，赞曰“信书”。 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国内仅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完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残卷，并有抄配和胶卷。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藏有原版复印件和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