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应该怎样认识？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30浏览：2收藏

儒家思想应该怎样认识？,第1张

　一、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中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就能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拜祖宗是儒家，佛教是不拜祖宗的。

亲人去世后，儒家信仰者会年年祭祀，佛教信仰者则是在亲人去世的七七四十九天内做法事让去世的亲人能够摆脱恶道。对于古代圣人，儒家是当做神灵来祭祀的，佛教则直接把他们看作了菩萨的化身。佛教也讲孝道，佛教的孝道和儒家不一样，儒家是无论祖先行善还是作恶都去祭祀，佛教是通过佛事帮助祖先父母扩大善，消弭恶，最终摆脱恶道乃至摆脱轮回。

战同时期儒家内部分化而形成的八个学派。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誉。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别厂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子张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沦浯·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沦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浯·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伺，现在已难知其详。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况：“弟佗其冠，神谭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电。”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派门墙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正先谦《荀子集解》引）。现代学者郭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已宽人等特点，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子思之儒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参见本书“子思”条）。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现在已难知其详。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盂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曜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宋儒之说，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

颜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工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孟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参见本书“孟子”条），孟子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则“孟氏之儒”又当与“子思之儒”为一系。郭沫若认为，“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系，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漆雕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足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据宋儒王应麟考证，“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说蔡国）人，生于公元前540年，卒年不详。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厂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冶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功；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根据这些资料，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漆雕之儒考》）。

仲良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亡》所说的陈良一派。据《孟子“记载：“陈良，楚产也，悦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据陈奇猷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是鲁人。据《礼记·檀弓上》记：“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

孙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巾的代表人物。

乐正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据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儒家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孟子的—派和荀子的一派，派影响颇大。

族谱：族谱是记录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的簿书。中国人很早就对家族世系有详细的记录。据史载，国史、方志、谱牒都肇始于奴隶社会的西周时代。族谱有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儒家学说的宗旨就是用“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家庭关系，通过家庭的稳定以调节社会的道德秩序，取得全社会对皇权的忠顺。所谓“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也。因此一个社会就由国家、宗族和家庭三个秩序层次构成。一个国家若要寻求稳定，家庭和宗族的管理就十分有效和有用。于是族谱和氏姓、郡望、堂号等姓氏文化的其它内容一样，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条件。所以说族谱缘起的历史条件，是宗法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在文明开始发达的周代掌握文化的王族阶层就有需要开始编纂族谱，以明确自己家族成员的血统及等级，以致编族谱成为他们的特权。至东汉恒帝，“诏责太邱长呈家状姓谱，以齐贵贱之由来，品源流之优劣，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从而促使全国望族竞相修谱。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完全以门第高下作为做官大小的标准。士族成为社会上层，统治了整个社会，门阀保证保证了士族成员的社会政治地位、仕途和家族的势力，使社会产生对士族的崇拜。士族就是采用族谱来表明自己纯正的贵族血统，国家也严格考查士族的族谱来取士命官，因而修谱是士族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社会对族谱修订有严格的规定，寒族以致很难冒入豪门。到唐朝，这种门阀制度仍然十分重要，但唐朝统治者较为开明，为了招揽国家可用之才，采用了科举取仕的制度，寒族得以进入高级领导层，门阀制度才在门阀官僚阶层与寒族官僚阶层的斗争中逐渐衰弱。随着唐朝的灭亡，士族门阀在农民起义的屠杀之下更加迅速衰落，族谱失去了政治功能，谱学渐渐式微，至北宋，谱学又重新兴起，却又成为滥觞，修撰族谱成为民间一件平常的事情，国家社会也无法再严格管理，而出现宗族为光耀门楣，往往不顾事实，找一个名人作自己的祖先，混淆了历史真实。年代久远后，再也很难辨识事实之真相。其实在门阀制度十分严格的魏晋南北朝也已出现伪造族谱的现象，掌握特权的寒族就想方设法修改族谱使自己的家族摇身变得高贵，而在后世民间伪造族谱的情况那就更严重。

族谱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目录、谱序、谱例、姓氏源流、先祖考辨、先祖图像、像赞、世系表、恩荣、人物传记、坟墓图、族产、祠堂图、五服图、祭祀图、艺文著述、家规族约、宗族礼仪、契约文书、书院义塾、后跋、领谱字号、杂录等等。当然，各家各种族谱的内容有详有略，并非每种族谱都有上述内容。族谱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涉及到以下几方面：一、族谱与移民史研究；二、族谱与历史人口研究；三族谱与社会史研究。当然族谱也有其局限性，伪造祖先世系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实际地对待族谱的资料，不能以之为事实之全部。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古代两个相当重要的思想流派，是华夏文明的夜空之中两颗闪耀的明星。

　儒道两家的思想，至今还对中国甚至世界，保有重大的影响力。

　那么，道家和儒家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让道家文化为你释疑。

　道家和儒家，均起源于春秋末期，道家思想最早来于老子，后有庄子继承与发展，其认为“道”为世界本源，主张清静无为，道法自然；而儒家思想则是孔子在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理念，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为中心思想，倡导的是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等等。那么道家与儒家之间有何区别呢？

　一、理想人格的不同

　儒家的理想人格，应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也就是说，儒家的出类拔萃者，应为志士仁人；而道家的理想人格，则应具有高度的悟性和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如此看来，道家的典型人物，应为清修隐者。

　二、人性论的不同

　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则看到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和对个性的摧残。

　三、人生观的不同

　儒家的人生观，是入世的，讲究“先天下之忧而忧”，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

　道家的人生观，则是出世，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牵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个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

　四、思想核心不同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仁尚礼”，强调仁者爱人，必须克己复礼，以对人的尊重和具备同情心作为“仁”之核心标准，而以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和提高道德水平，作为其达到标准之必须手段。

　而道家则以“道”为世界本源，讲求清静无为，天人合一，其思想核心为道法自然，观点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色彩。

　道家和儒家在诸多不同中，也有其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怀着天下为公的理想，都期待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们健康全面发展的政治制度。

　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

　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

　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

　儒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

　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

　儒学在人生哲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道家则在宇宙论、美学、自然哲学、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

　结束语：道家与儒家，都在古代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今天我们对二者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做到古为今用。

家谱：1、为家族成员建立血缘档案，传承家族的传统和荣誉感。

2、为家族成员建立各类社会关系，促进彼此的发展。

3、使一些老同志，老有所为，利已利人。

4、使一些人，有机会通过编家谱，挣点外块

祭祖：告诫今人：我们的一切来自祖上、来自逝去先人曾经的哺育、教养与恩惠，特别是要告诫年轻一代：感恩是为人的本分，报答是做人的责任。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是中国文明发展至今还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思想流派，同时也都对中国甚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者有何区别联系呢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儒家与道家的区别和联系

　道家和儒家，均起源于春秋末期，道家最早来自于老子的思想，到汉才被人们称为“道”，而儒家思想是孔子在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道家的起始阶段，老子领悟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则，特别是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阴阳，这随后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这种思想在后来开创了经久不衰的中医养生学。老子的思想的哲学体系结构较为明显，以阴阳做出基础，提出了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这句流传千年还给人们以思想启迪的话，个人认为其目的在于顺应天道，效法自然规律，从而达到治国养生的目的。

　而同时儒家思想也进入了起步阶段，与道家不同的是，当时社会处于动荡状态，儒家及同时期出现的流派多提出的是解决社会具体问题的办法，孔子把过去的时代精神注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去，为了在乱世中寻求一种新的和谐秩序。而“礼治”“德治”“人治”的核心思想因为符合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被长时间奉为正统思想。儒学至今大部分仍是具有时代精神的指导性思想，但是诸如要求“三从四德”的妇女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念，则必须被抛弃。

　因为流传的颇为广泛，可以不夸张的说儒家思想形成了我们中国人很大一部分主流思想核心，是中国文明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道家一直传承延续，给人们的生活以更多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对于自然，修身，处世方面都有很大帮助。两种思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融会贯通，但在不同方向上的蓬勃发展，各取所长，却正好从多方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形成了国学的精粹，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粹。

儒道之间人生观的相异性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从代表人物上来说，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孔子是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生的殷商后裔，面对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他体内本就蕴含着对旧有封建制度的本能维护。他在政治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视礼乐的政治作用。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这就表明儒家礼乐思想归根结底是其阶级思想的产物。同样,做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也有着没落贵族的身份,在继承了老子“道”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认为人生应该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无为而治”的理念是道家学派的政治理想,自然乐论则是道家政治理念的产物,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春秋时期一部分没落奴隶主阶层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消极思想。

　第二、儒家强调有为，而道家强调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而道家思想核心仅为一个“道”，这里的“道”应该是天地,宇宙的自然法则，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就人生观而言，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强调人的社会责任，高度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而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道家受“无为意识”的支配，倡导一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社会理念，强调人的内部自然而发的东西。即通过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便能够不断完善与发展自己，《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即指社会。因此人们常说孔孟重名教，老庄重自然，其表现就是儒家入世而道家出世。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22页]

　第三、儒家主张入世，其学说的重心在社会人生阐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后者也是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发达，哲学、伦理、政治是三位一体的状态，而沦理决定着儒学的特色，故儒家哲学可称之为伦理型哲学。孔孟的仁学，苟子的礼学，两汉的经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以及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无一不是围绕着内圣与外王、性情与礼教这两对基本矛盾而形成与演变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解决个体的修身如何与群体的社会事业相联系的问题;而性情与礼教的矛盾就是解决主体的人性如何与客体的道德规范相协调的问题。儒家不同学派处理这两对矛盾的方式与侧重点各有差别，但都把主体的道德修养作为处理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关键。道家学说也关注社会人生，但它的眼界早巳大大突破了社会人生的范围，道家主张出世，面向大自然，面向整个宇宙，宇宙论、知识论比较发达，讲究天道，热爱自然，尊重物理，包容厂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对于人的探究，也能够着眼于人的生理结构与持征，提出有价值的卫生健身之道。儒家重养性，道家重养生。道家对于古代生理学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道家学说要处理的基本矛盾，是人与天的矛盾，这里的人指社会与个体，这里的天指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状态，道家倾向于法天以成人道，反对用巧以违天道，其出发点在自然天迢，故道家哲学可以称之为自然型哲学。儒道两家皆以天人台一为最高精神境界，但儒家是以人道推论天道，将天道融入人道，道家是以天道推论人道，将人道融入天迢，形似而实异。

　第四、儒家与道家的人生观在对待外部世界上表现为入世与出世的根本差异，同样，在面对自身，在人生态度上也表现出不同。据《吕氏春秋·贵生》中的记载，有一个叫子华子曾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全生即喜怒哀乐爱恶六种情绪在人生中都能够得到满足，亏生即部分得到满足，迫生即在压迫下生活，没有自主的像行尸走肉般苟活于世。而儒家所追求的的便是全生，这种全生也可以说是乐生，需要用安贫乐道来体现。乐生的目的就是“弘道”。“弘道”的基点在“修己”,其目的则在“安人”,“安天下”,使天下人民、整个社会安乐幸福,这就是儒家“乐生”、“修己安人”、“修己利人”。 “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其终极目标和最高理想。同样的，道家也追求乐生，先秦的道家比较达观,对生死没有那样执着。他们崇尚自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而然的。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他们认为生死有常，死不过是天要人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因此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也不自然的反应了一种无谓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发展中却逐渐走向了一种矛盾的整合，一方面他们不断通过炼丹等途径达到长生成仙，但嘴里又叫嚣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儒家对人生的态度,认为人生难得,人为万物之灵。既生为人,就应该把握人生,尽其在我,发挥人的重大作用。孔子讲:“修己以安人”。《大学》加以发挥为“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人的一生就应该为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竭尽自己的力量,为这个巨大工程做出贡献。而道家却并不对次多做苛求。

　本质上来讲儒家思想主旨是仁义,舍生取义,以仁孝治国。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