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

九大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更是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好处：

道德精神：“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朝闻道，夕可死”的精神追求，坚毅的人格、积极的人生态度，尊老尚贤敬师和见利思义的人生准则。

现代价值：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以人为本、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

正确对待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儒学存在统治国人的思想行为两千余年了。它能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底蕴，这其中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坚信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正确性，否则的话不是自己灭亡就是被其他更具生命力的事物所取代。儒学没有消亡如今还要在世界上修建一百所孔子学院。继承了儒学好的正确的思想的当代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再一次证明了它生命力的强大。当今中国的政治 经济 国防 文化 体育 科教 卫生等，无一不是欣欣向荣，正在做大做强。而取得这些硕果的人正是儒学所熏陶出来的中国人。

儒学存在最闪光的亮点，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道德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国家安定，保持人际和谐，提高人的素质，完善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儒学的核心思想“仁者爱人”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本性，而且还是人类一切协作关系中最基础的要素。综观人类历史，那一位伟人，那一个社会团体阶级运用了“仁爱”这一最有力的手段，那么他也将是最成功有希望的领导力量。如三国时期的刘备，礼贤下士，终赢得三分之一的天下。中国***所领导的八路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无一不是处处以“仁爱”为先，先礼后宾。

孔子的一生是贫苦的。奔波于列国之间，受尽了凌辱。掷想让儒学成为国家的信仰。看一看，儒学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孔子确实是一位公而忘私的伟人。他所追求的理想，除了满足统治阶级的愿望外就是希望人民少受苦难，能够生活的平安舒心。我想这是孔子作为一伟人最美好向往的愿望。从“仁爱”这一点出发，孔子编定预想了，以“仁爱”为核心的人类社会，所应具有的和必须加强人的品行情操理想，和国家这一层面上的统治阶级应该执行的方针政策和应当倡导的社会风尚。它和其他的思想家所创立的诸如道家 法家 墨家等是有区别的。诞生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儒家思想，他的历史地位，打个比方说：好比是一个孩子，如果在中国长大，那么他将会说中国话做中国人的事情。如果在美国长大那么他将说英语做美国人的事情。

人类经历了几万年甚至是几十万年的进化，如今越来越有理性。文明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改造自然建设家园的能力和意识变的明确而有计划。然而在人类早期不是这样的，那个时期，人类首先考虑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时的人类和动物还没有太大的区别。还会受到老虎狮子的袭击。但是聪明的人类能够由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然后在把理性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理性认识是人类的标志性特征，他的实质就是根据个别的事情推演出具有共同特征事件的一般性规律。

动物们永远不会去思考，太阳为什么回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大猩猩会利用火焰，但是它永远不会发现钻木可以取火。早期的人类还是很愚昧无知的，有很多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但是人类具有理性认识，杂闲暇之余就会讨论这些问题。我想十个阿拉伯数字，和人的十个手指有关系吧！因为这是最简单方便的方法了。原始人类会考虑自己来自何方，死了以后会到那里。如今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有自己的崇拜物，比如中华民族崇拜“龙”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当私有制出现，特别是部落甚至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就编造出一个个的神化物来为自己服务，中国的神话里不也有一套神领导班子。

忙完了自己的事情我会无事的想其他的事情。人是有理性感情的，心理装着美好的理想，并向着这个理想移动。但是当社会发生动乱 战争等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灾害灾难的时候，特别是个体的痛苦 疾病无法解决的时候，在科学知识不发达，于是就请神来帮助解决。比如各种祭祀活动和民间的土地寺庙 山神庙等等。我个人认为宗教大概就是这样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的吧！

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叫做“黑暗时代”在“黑暗时代”时期。欧洲人民除了受到本国庄园主封建贵族的压迫剥削外，还要受到教会的剥削压迫。再很多的国家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教皇国家“列宁敦士登”就是法兰克国王为了讨好教皇而赠送给教皇的土地。哥白尼和伽理略都在或者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也同时受到教会的迫害。但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所受到的佛教的迫害要少的多。至少在短时期内不容易察觉。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些神灵和一正套神灵的游戏规则。

我个人认为人类的理性认识 具体化科学知识之上，还有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就是包括感情 情操 道德等其他一切带有颜色的思想体系。中国的这套思想体系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儒学，欧洲的就是加在人们头上的基督教。因为人类要生产还要与自然斗争以外，还要有美好的生活，和浪漫的感情。而这种对美好生活浪漫感情的需求在原始社会是无法真正满足的。在原始社会大概也只有宗教等在心灵上给予人们一定的安抚。儒学或者其他什么民族神化了的思想，用这些思想体系来填补规范引导人们心灵上的对美好生活浪漫感情的空白。

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儒学相对于基督教 伊斯兰教教其他的思想体系，还是比较人性化和彻底些。欧洲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引起战争甚至的国际战争的事件，几乎全和宗教有关。今天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地区在古代，也是教派冲突多发地区之一。这种宗教教派信仰上的冲突往往是残酷 血腥的战争。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军队不也是残忍的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正所谓压迫剥削的越厉害，那么反抗的也就越强烈越彻底。欧洲剥削压迫的最厉害而那里反抗斗争的也最早 彻底。使得欧洲国家很早的就摆脱了这种宗教上的统治。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这种民主化道路实际上就是信仰自由，是对人性的解放。

而中国的这种反抗来的很晚。如果从洪秀全插起大旗算起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一百年。这期间，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变化的最剧烈。边面上是各种利益势力的争斗。我想实际上是旧有的思想体系在和新生的思想在斗争碰撞。每一个新的事物在建立之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过度阶段。思想体系上的更迭必将引发基层物质上的重新再运动，利益上的再分配，角色的重新定位。所以说在这种时期战争灾难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旧有保守的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出让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绞杀新生力量。

还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的这种反抗。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反抗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而是反抗那些恶意扭曲篡改儒学，并强加到人们头上的统治阶级。应当承认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大众愿望的。拥有强大无比的生命力和再生能力。我很自豪，因为两千年前孔老夫子和老子就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解释和建立他们的学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也为华夏大地上的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 独一无二的。

儒学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融为一体了。这一点又不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和宗教。他们的社会可以拥有两个权利中心，一个是封建国王，另一个是教皇和分封到各国的大主教。我以为封建社会应该有它自身的文化，这种文化更多的偏向于社会中各种利益及其关系。而教会文化则趋向于更上层的感情 道德，是有所侧重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我想我们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即感情是感情 而下层的文化也同样具有他的位置和存在重要性。文化分为上下层。同时也反映出人出了满足衣 食 住 行基本条件外，还要追求更好些的生活，还要有丰富的业余情调。欧洲社会能够很早的摆脱开教会的统治和教会的残酷压榨有关系。中国的儒学不存在这种关系。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仁爱”并从一诞生就融入了社会制度里了。所以中国古代人们心灵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而欧洲各国压在人民心灵上的是神化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儒学有个特点是实事求是的，有很多思想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儒学的一大特点。但是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人们长期麻痹在儒学的框架内。生活的不满足社会的黑暗往往是寻求新的皇帝朝代，很少有人去考虑实际上是儒学这一思想上的问题。而这种压制麻痹同时也极大的打击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所以我说，儒学是被地主阶级所利用，而儒学的核心思想还是正确的。出发点有了偏差，就是想通过国家统治阶级来实现儒学所宣扬的思想：“富国 利民 富民”儒学的这种想“经世永用”的思想妄图攀附统治阶级来实现，所以中国经历了两千于年的封建社会，大小朝代不计其数，终不能以自身的力量来摆脱。这和温和的儒学 装扮成圣人 带有折中思想是有关系的。

我说一下儒学的改造和再生问题。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据美国《教会研究国际报》显示：在1993年三大宗教信徒占世界人口总人数的57。7%。从这个数字来看宗教依然是有很多信徒的。基督教信奉耶稣为救世主。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西达多在领悟到：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之后有悟出 苦 集 灭 道 四谛。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穆得，教义是众信士皆兄弟。总结一下三大宗教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鼓励宣扬信徒放弃邪恶，做善事得善终。并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保佑。佛教还有一个特点是人在修行得道后可以生入天堂做神。现在宗教已经失去了狰狞和血腥，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祝福和心理安慰。实际上翻开宗教课本看看，课本里并没有血腥的味道，是良好的静化人心灵的课本。所不同的是在过去，一部分教会中人想利用宗教来实现自己或者是其他什么私欲吧了！我想我们的宝贝儒学和这种情况差别不是太大。是可以改造和再生的 。

　　一、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中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就能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