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明朝时期曾有过一场对后世非常有影响的叛乱，当时在西南地区的播州杨氏反叛明朝，万历皇帝派了二十万大军去平定叛乱才最终平叛成功。而当时播州之乱的发起人播州杨氏盘踞在播州有七百多年，杨氏在明朝时期是播州的土司，因为杨氏的势力大并且播州的地理位置优越和物资充裕，所以明朝要出动二十万大军才平定成功。

首先，播州杨氏是明朝时期西南部地区的一个土司。播州位于我国西南部，即现今的贵州遵义地区。在唐太宗时期将西北部的朗州六县改为播州治，后来代宗时期播州地区的土著叛乱，罗荣因为平定叛乱有功而被分封为播州候，此后遭到南诏的侵扰而被南诏再次占领播州，后来在杨端率军平息南诏之乱，并且在播州自立为王，使得播州成为杨氏家族世袭的政权。后来藩镇割据天下，但是杨氏自认势力不够，于是便归附中原王朝。在古时候西南地区一直都是少数民族领地的地方，因此中原王朝都是给予当地首领官职代为统治，因此一直到明朝时期杨氏都是当地手握实权的首领。

然后，因为播州杨氏兵力多并且有着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以及储备丰富的资源，所以需要二十万明军才能平定。根据史料可以知道，播州杨氏是从唐朝开始就一直在西南地区盘踞着，周边五司土官都听从于杨氏，并且根据土司制度，土司不仅是世袭的，而且在其管辖的地区不仅管理民政事务，还掌握着兵权，也就是说杨氏在当地拥有着自己的军队。其次播州位于四川和贵州之间，地处险要地带，并且西南地区道路不畅通，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同时播州的物质非常丰富，周围山林众多，农田肥沃，所以可以完全做到自给自足。播州杨氏拥有着充足的人力、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以及储备丰富的资源，中原王朝想要收复播州需要耗费大量的兵力和财力才可以。

最后，明朝在平定播州之乱的时候也考虑到地理上的艰难险阻以及对手也并非平庸之辈，所以派遣二十万大军出击，以多胜少来获得胜利。

首先土司不是面包。

土司又称土官，是古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或者相对远离核心通知区域设置的官职，元朝开始设置。

土司本身不是一个官职，比如《还珠格格》里的“西藏土司”并不是有个官职叫“西藏土司”，而是西藏某个地区的“土官”，土司或者土官是区别于直接受到中央政府领导的流官而存在的，流官是一种形式或者性质，土司就是与其有明显区别的形式或者性质。

元明清三代都在以西南为主的新纳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又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改土归流。

以明清两代为例，土司主要是指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他们介于省与州府之间，有固定的品级“宣慰司“最高为正三品，与本省按察使同品级，是西南民族地区的一种具备一定“羁縻“性质和“军府”性质的行政制度。



土司往往集民政与军事为一体，且土司是一种“世官”，即可以世袭，这些都是流官作为经制官员所不具备的。在省以下，土司基本就是自说自话了，除了本身官职要接受中央的考核之外，本地的财赋、兵丁几乎都是自己说了算，俨然是一种“国中之国”。

明清主要设置土司的区域集中在云贵和川西乃至缅甸地区。土司制度在中央政权难以实际统治到西南民族地区基层的时期，起到了稳定边境“藩篱”的重要作用，历朝历代对土司的政策也是相对怀柔的。

当然，一旦条件成熟，历代中央政府都会想方设法裁撤土司，以中央直派流官代替，以“王法”统治原本属于土司的地区，以中原文化同化“藩民”，明末“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就是明朝政府通过战争联合其他土司解决播州叛乱，并趁机撤销播州宣慰司的过程，明朝政府采取类似的办法逐步撤销了一定数量的土司，改以流官直接治理，从而加快了西南地区的同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清代继承明代的政策，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幅度更大，使得云贵川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为“天朝郡县”。

播州平叛，是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为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进行的一场军事行动。这场叛乱对于刚刚获得朝鲜战争胜利的明朝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 ”震惊西南半壁之天，烦费海宇全胜之力。”虽然这场叛乱在明朝24万大军的合力围剿下，仅用了百日即被最终平定，但叛乱的发生绝不会仅仅如战表中描述的那般简单。 明朝自朱元璋建国以来，对西南偏远地区的统治更多的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即土司与国家之间属于委任统治关系，这是一种自唐朝开始实行羁縻统治的一种演化。而播州杨氏土司自唐朝僖宗三年（876年）由山西人杨端担任播州地区羁縻州长官以来，700年来历任土司都与中央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这一局面最终在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发生改变，正是随着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产生变化，以及杨应龙自身实力的增强，明朝军力的衰弱，最终引发了这场叛乱。 西南播州平叛与平定宁夏叛乱和朝鲜抗倭战争合称为万历三大征。对明朝西南地区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这次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播州叛乱的发生不仅仅在于土司杨应龙的个人野心，更多的还在于当时整个明朝政治、军事及播州土司实力等方面的转变有关。 首先，明朝中后期对土司制度的政策转变 明朝开国之初，考虑到西南偏远地区多属穷山恶水之地，直接派遣官员管辖得不偿失，于是继续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进行委任统治。 但随着两百年的发展，西南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已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由于土司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对内残暴统治少数民族，割据地方，对中央经常叛服不断，骚扰周边，内斗不止，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安定环境。 「 ”嘉靖十四年议准，云南、四川两省土官，各照旧分管地方，如有不尊断案，互相仇杀及借兵助恶，残害军民，并经断未久，辄复奏扰变乱者，土官子孙不许承袭。” 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明朝中后期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即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无疑对当时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利益造成了极大威胁，成为其发动叛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明朝军事力量的衰弱影响 明朝建国初期，曾经根据全国各地的防卫、战略重要程度设置相应的卫所，作为镇守地方的军事力量。 但自明朝永乐皇帝之后，原本主要依托土地存在的卫所制度，由于军田大量被利益集团瓜分，卫所兵则被充当军官的佃农形同奴隶，这使得曾经为明朝提供稳定兵源的卫所制度，在受到各利益集团的腐败管理和盘剥之下逃兵无数，陷于崩溃。 「 ”成化十年，泾国公蒋贵曾上言，「 ”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成化二十二年，南京户部尚书黄拔”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 ”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西南地区的卫所由于一开始就不是明朝的军事重心所在，卫所力量本身就不及北方来得雄厚，到万历年间随着卫所制的崩溃，更是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有名无实的摆设，自此明朝对西南土司的直接压制能力被大大的降低，这也就给了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三，播州土司实力的膨胀 播州杨氏自唐以来，在播州经营七百余年，于当地拥有极为深厚的实力。 在播州境内自宋元时期就修有诸如「 ”海龙囤”、「 ”娄山关”等一系列军事城堡和防御工事扼守险要关隘，几乎自成一国。 同时，受限于卫所制度的名存实亡，明朝为解决用兵短缺的问题，在明朝中后期开始大量启用土司军队参与到明朝的各项战事之中，这在无形之中壮大了土司的军力。 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播州土司杨应龙数从征调，三次率土兵配合明朝军队征剿松潘和建昌等地，屡建战功而受封骠骑将军。这一系列的作战经历，从侧面证实了播州杨氏军事实力不容小觑。 正是播州内有完备防御、军力强盛，外则窥探得出明朝军力衰弱的内外部实力对比，让播州土司杨应龙产生了错觉，认为可以通过叛变建立自己的王国。 结语 播州叛乱，正是明朝在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利益的一次叛乱行为。当播州土司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反明时，万历皇帝当即调遣刚从朝鲜战场打败倭军得胜而回的骁勇之师， 十三省兵力共二十四万人合力征剿，历时一百余天，以雷霆之势将这场叛乱平息，切实维护了国家领土 的完整。 通过此次平叛行动，明朝加快了对川贵土司地区尤其是播州地区开展了改土归流工作，编定里甲，设置了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和贵州。使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对西南地区分离割据势力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确保了有明一代西南再未出现动乱不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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