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安徽省县级市，由滁州市代管，位于安徽省东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天长正式置县。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为纪念玄宗李隆基生日，将每年的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并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割江都、六合、高邮三县地置千秋县”。天宝七年，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千秋县随之易名天长县，属淮南道扬州。天长县的规模自此确定后，历朝无大变化。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杨行密建立吴国，天长属吴国范围。清沿明制，设天长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前属凤阳府泗州，雍正三年泗州生为直隶州。泗州在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后属江南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后属安徽省。1946年，为纪念新四军名将罗炳辉曾一度改称炳辉县。1959年12月5日，国务院决定改炳辉县为天长县。1960年1月5日，本县改称天长县1993年12月撤县设市。

陈以刚，（生卒年不详），字近荃，（一说长荃），号烛门，出生于安徽天长龙岗镇东（今属金湖县金南镇），清初著名诗人。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家谱记载“少孤力学，颖悟非常，十岁做诗，吐词即工，颇有宿慧。”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中举，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殿试第三，为探花。初任池州府教授。池州知府开办钟山书院，延聘陈以刚主持其事，兼纂修《江南通志》。乾隆元年（1736年）举博学宏词，寻升青田县令。乾隆三年（1738年），调嘉善县知县。两邑任期内皆有惠政。其时陈以刚诗词书法之名，已遍传海内。其后，又曾任浙江乡试同考官。乾隆八年（1743年），升云南阿迷州（今云南县级开远市）知州。时年已近七旬，后以病告归。告老还乡以后，更与仪征程梦星翰林、江都江昱明经、马琬等地方文人终日饮酒作诗为乐，卒年八十七。著有《池阳人物志》、《清诗品二十五卷》（与以枞、以明同选）、《国朝诗品二十一卷》。诗集有《梅花庵诗》、《退思堂咏菊诗》、《烛门诗集》、《觅闲集》等，暮年论益精纯，境益古淡。

顾嗣立，（1669年—1722年），字侠君，号闾丘，江苏长洲（今常熟）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举人。会康熙南巡，进所撰《元诗选》，为所嘉叹。康熙复幸江南，以宋荦荐，召试。被选至京师，给笔札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皇舆全览》等书。以勤勘最，议敍内阁中书。五十一年（1721年）会试，特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改中书。后以散馆改授知县，移疾而归。嗣立少年失学，二十岁始学诗，性轻财，好施与，豪于饮，成立“酒人社”，有酒王、酒帝之称。他在《四十生日自述诗》中写道：“爱客常储千日酒，读书曾破万黄金。”著有《秀野集》、《闾丘集》，并行于世。

承明，音chéng míng，释义：1、古代天子左右路寝称承明，因承接明堂之后，故称。出自汉·刘向《说苑·修文》：“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然则天子之寝奈何？曰，亦二承明，继体守文之君之寝，曰左右之路寝。谓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后者也。故天子诸侯三寝立而名实正，父子之义章，尊卑之事别，大小之德异矣。’”2、汉承明殿旁屋，侍臣值宿所居，称“承明庐”。《汉书·翼奉传》：“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承明耳。”3、三国魏文帝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其朝臣止息之所亦称“承明庐”。南朝·梁元帝《去丹阳尹荆州》诗：“骖驾乘驷马，谒帝朝承明。”此处以“承明”来喻指在皇宫内任职。

钓槎，音diào chá，亦作“钓差”。意思是钓舟，渔舟。宋·文天祥《寄故人刘方斋》诗：“溪头浊潦拥鱼虾，笑杀渔翁下钓差。”清·孙枝蔚《书怀呈家衣月太史》诗之一：“从此时相忆，江头买钓槎。”

笼纱，典故“碧纱笼”。五代时王定保《唐摭言》记载：王播少孤贫，寄食僧寺，倍受冷遇；后来做了官，重到故地，只见昔日题壁诗句，均被僧人用碧纱笼罩。感慨之后，写了二首七绝，其一的末二句是：“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另外，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了类似的一件事：魏野、寇准曾同游僧寺，均有题咏；后又同至，只见寇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魏诗则尘昏灰封，此时魏野尴尬的样子，可想而见。同游的一位官妓，比较聪明，连忙用衣袂去拂拭，魏野就自我安慰地吟道：“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过碧纱笼”后以“碧纱笼”为诗以人重的典故。亦用以描述世态炎凉，或春风得意的心情。

鼓钟，音gǔ zhōng。释义：1、敲钟。《诗·小雅·鼓锺》：“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2、鼓与钟。《淮南子·本经训》：“雷鸣之声，可以鼓钟写也。”宋·苏轼《大别方丈铭》：“我作铭诗，相其木鱼，与其鼓钟。”3、山名。《山海经·中山经》：“东三百里，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也。”郭璞注：“举觞燕会，则於此山，因名为鼓钟也。”4、古代掌管鼓钟的官吏。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驳＜实庵字说＞》：“又请看《大克鼎》吧，所锡的不是有‘史，小臣，霝，龠，鼓钟’吗？霝就是灵，也就是巫。龠是籥师。鼓钟是司鼓钟的官。因为这三者都和史与小臣并列，故知必是同类。这是金文上以‘巫史吏职’为锡品的例子。”5、古地名。今山西垣曲县同善镇。《水经·河水注》：教水“南流历鼓钟川，分为二涧，……一水历冶官西，世人谓之鼓钟城，城之左右犹有遗铜及铜钱也”。

清庙，音qīng miào 释义：1、《诗·周颂》篇名。《诗·周颂·清庙序》：“《清庙》，祀文王也。”2、指古帝王祭祀祖先的乐章。《礼记·乐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郑玄注：“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尚书大传》卷二：“古者帝王升歌《清庙》之乐。”郑玄注：“《清庙》，乐章名。”3、即太庙。古代帝王的宗庙。《诗·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文选·司马相如》：“登明堂，坐清庙。”郭璞注：“清庙，太庙也。”清·孙致弥《咏史次王玠右先生韵》：“但听临春歌《玉树》，不闻清庙奏朱弦。”

元和，音yuán hé，释义：1、唐宪宗李纯的年号，806年—820年。唐宪宗在位期间唐朝出现短暂的统一,史称“元和中兴”。唐·白居易《琵琶行(并序)》：元和十年。2、东汉皇帝汉章帝刘炟的第二个年号。期间为84年—87年，共计4年。3、元和塘。苏州城与常熟间的重要水路。原名常熟塘，一度淤塞。唐元和三至四年（808年—809年），苏州刺史李素主持开浚，功成后就以年号命名。由于顾嗣立是常熟人，所以，“元和笔”有双关之妙。

箫管，音xiāo guǎn，释义：1、箫与管，泛指管乐器。《诗经·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2、单管的箫，即竖笛。《乐府诗集·卷六三·杂曲歌辞三·南朝宋·鲍照·升天行》：“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

大业，音dà yè，释义：1、隋炀帝杨广的年号，605年—618年，历时13年多。其名称来自《易经·系辞上》：“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2、大功业，大事业。孔颖达疏：“於行谓之德，於事谓之业。”三国·魏·曹丕 《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谓帝业。《书·盘庚上》：“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史记·秦始皇本纪》：“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4、谓高深的学业。《汉书·董仲舒传赞》：“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5、中国上古风云传说人物。《论衡》：“五帝、三王、大业、孔子，人之圣也。”将他列为古代十二圣之一。大业，生年约公元前2189年，卒于公元前2083年，时禹统天下。男，汉族，嬴姓，颛顼(又名乾荒)的外孙，承继皋陶的理司之职，提倡五伦；制定《大业刑法》，完善规章刑罚。是伯益之父，秦国、梁国和赵国君主等的嫡系先祖。

鼓钟清庙元和笔，箫管扬州大业花。这一联诗，堪称妙趣无穷。把顾嗣立的经历、才华、成就，乃至家乡、游历之地都包括了。且“元和”、“大业”二词，既是皇帝年号，恰又另有深意，对偶精准，语带数关，可为绝佳。

重碧，音zhòng bì，释义：1、本义是深绿色。2、酒名。宋代叙州(故治为今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生产的酒名。唐·杜甫《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清·钱谦益《淮阴逢雷司侍御五十寿诗》之一：“腊醅重碧泛深卮，花覆楸枰日未移。”宋·费衮《梁溪漫志·二州酒名》：“叙州本戎州也。老杜 《戎州诗》云：‘重碧倾春酒，轻红擘荔枝。’今叙州公酝，遂名以‘重碧’。”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郡酝旧名重碧，取 杜子美《戎州诗》‘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之句。”

卮，音zhī。古代一种盛酒器。圆形。容量四升。《史记·项羽本纪》：“赐之卮酒。” 《说文》圜器也。一名觛，所以节飮食。《玉篇》酒浆器也。受四升。《前汉·高帝纪》上置酒未央宫，奉玉卮，为太上皇寿。又《文中子·守弱篇》三皇五帝有观戒之器，命曰侑卮。《注》𢽽器也。《庄子·寓言篇》卮言日出。《注》酒器满则倾，空则仰，比之于言，因物随变也。

北道，音běi dào，释义：1、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对西域交通的主要道路之一。据《汉书·西域传》，自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大体经今新疆中部天山山脉和塔里木河之间的通道西行，在疏勒以西越过葱岭，通往今中亚各地。据《隋书·裴矩传》，自敦煌取道伊吾，大体经今新疆天山山脉以北和伊犁河流域的通道西行，通往今中亚和西亚。另据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上，还有一条自伊州经今天山山脉和塔里木河之间的通道西行，越过凌山，通往今中亚各地的路线。玄奘赴印时，即取此线。2、泛指向北方的道路。

软红十丈，音ruǎn hóng shí zhàng，成语，意思是形容都市的繁华。软红，亦作“輭（音ruǎn，古同软）红”。犹言软红尘。软红的本义是柔和的红色。宋·杨万里《雪后晚晴四山皆青惟东山全白赋最爱东山晴后雪绝句》：“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借以谓繁华热闹。宋·苏轼《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陵宫》诗：“半白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性车尘。”自注：“前辈戏语：‘西湖风月，不如京华软红香土。’”宋·高观国《烛影摇红》词：“行乐京华，软红不断香尘喷。”软红十丈，则见于清·厉鹗《夏日田园杂兴》诗：“无事牵牛著凉处，輭红十丈自然遥。”清·龚自珍《长相思》词序：“软红十丈中，尘福易易，恐践此约大难。”

东华，音dōng huá。释义：1、传说仙人东王公，又称东华帝君，省称“东华”。唐·吴筠《游仙》诗之四：“西龟初定籙，东华已校名。”2、明、清时中枢官署设在宫城东华门内，因以借称中央官署。明·袁宏道《途中怀大兄》诗：“一自直东华，先鸡每戒睡。”3、泛指朝廷。清·龚自珍《送南归者》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4、指东华门，宫城东门名。

重碧千卮倾北道，软红十丈忆东华。顾嗣立好饮酒，号称“酒仙”。此联诗记述了顾在北京期间与众人豪饮，并述及其在朝廷任职之事。

淮海，音huái hǎi，地理概念，主要指以徐州为中心淮河以北及海州(今连云港市)一带的地区。淮海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海岱及淮为徐州。东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此言东海为师道所据也。”唐·高瑀《使院新修石幢记》：“今之徐方，控临东极，淮海闽越，千里遥赖。地产坚金，俗风用刚。河山郁般，我武宜扬。”淮海地区属于古楚之地，由于它属于中国南北过渡地带，历史上的兵荒战乱、黄河改道、淮河-沂沭泗水系的涝旱自然灾害、沿海地段的盐碱地、基础设施薄弱、人才外流相当严重。故陈以刚有“相看淮海诗人尽”之句。

平山，指平山堂，位于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中峰大明寺内。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当时任扬州知府的欧阳修，极赏这里的清幽古朴，于此筑堂。坐此堂上，江南诸山，历历在目，似与堂平，平山堂因而得名。平山堂是专供士大夫、文人吟诗作赋的场所。宋代叶梦得称赞此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山堂于元代曾一度荒废，明代万历年间重新修葺。清代咸丰年间，山堂毁于兵火，重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

（待）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京兆长安人。唐代名臣，杰出的书法家。祖籍琅邪临沂孝悌里(今山东省费县方城镇诸满村)。十三世祖颜含随琅邪王司马睿南迁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历七世，至五世祖颜之推，随周武帝入雍州万年，传四世而至颜真卿。颜真卿幼年失怙，随母殷氏寄居舅家。颜氏世代儒雅传家，家学渊远，名重当世。殷氏亦系陈郡名门望族。颜、殷两大家族五世联姻，世代交好，家学家风互染。少年颜真卿在双方长辈的悉心呵护与严格教育下，学业精勤，尤工书法。26岁进士及第，28岁通过吏部铨选，擢拔萃科，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由此踏上仕途。在此后近五十年的仕宦生涯里，颜真卿恪守儒家忠孝之道，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官勤谨，忠贞刚烈，并为维护李唐王朝的统一献出了生命，成为忠臣义士的一代典范。 颜真卿生活的时代，正值李唐王朝经“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李唐王朝的统治达到顶峰。唐玄宗统治后期安于已有的文治武功，纵欲享乐，沉湎酒色，重用奸臣、外戚，朝廷内部政治，朋党相争。加之玄宗好边功，广置辑度使，边疆各辑度使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势力，为安禄山、史思明觊觎中原大开方便之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疏于防范，安史叛军势如破竹，十二月即攻陷东都洛阳，第二年便掠取京城长安。其时，颜真卿正在平原太守任上。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早已觉察到安禄山的阴谋，上任伊始，便积极布防、加固城池。在“安史之乱”乍起、河北诸郡纷纷陷落的情况下，他独举义旗抵抗叛军，并被附近各郡推为盟主。颜真卿率部在堂邑大败叛军，取得“安史之乱”以来唐军的第一次胜利。此战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击叛军的信心。颜真卿部的积极抵抗，牵制了叛军西进的速度，但由于朝廷的，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致使唐军坐失战机，唐玄宗不得已出逃成都。颜真卿孤守平原，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弃城 至德二载(757年)，颜真卿因其在平原的忠贞表现，被肃宗封为宪部尚书。 他恪尽职守，举察不分亲疏，不畏权臣，满朝文武为之震摄。颜真卿的刚正、耿介为奸佞之辈所不容，一生多次被贬外任。永泰二年(766年)竟由刑部尚书任上被贬为吉州别驾，自正三品降到从五品下阶。虽屡遭贬谪，颜真卿忠君爱民之心不改。无论是身居庙堂还是远处江湖，均不忘为君守政，为民解忧。所到之处，政绩斐然，佳誉载道。饶州地方，宋以后往往将他与范仲淹并提，称“颜范遗风”。 建中三年(782年)，淮宁辑度使李希烈与淄青辑度使李纳勾结，占据许州， 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第二年正月攻陷汝州，包围郑州，威胁洛阳。唐德宗受卢杞挑唆，竟派年已74岁的四朝元老、德高望重的颜真卿赴李希烈部劝谕。颜真卿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仍以“君命也，焉避之”的崇高使命感自励，大义凛然，仅携侄子、家僮数人前往许州。在李希烈以宰相一职劝诱不成，又以活埋、火焚相威胁的情况下，颜真卿痛斥李希烈背叛朝廷的不忠不义、大逆不道，最终被缢杀身亡，享年77岁。诏赠司徒，谥“文忠”。 颜真卿一生，忠君爱国，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辑，凛然正气，为后世所称道。史赞颜真卿“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秋霜喷空，长虹贯日”。《新唐书》本传称颜真卿“博学，工词类”。颜真卿秉承家学，自幼研习音韵、文字训诂。自28岁始纂《韵海镜源》，至平原太守任上初成二百卷，在抚州任上增补至五百卷，后又删繁就简，成书三百六十卷，堪称巨制。可惜此书至宋时即佚三百四十四卷，现已无法窥其全貌。颜真卿以词学登科，早年即有诗名，尤其五言古诗，历来为论诗者所重。他主张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重视文采，文质相适。此论较之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萧颖士、李华等人强调的“简易”、“简质”更为合理，与古文运动的发展趋势相符。他的诗文创作先后辑成《庐陵集》、《临川集》、《吴兴集》各十卷，但均亡佚。后人集遗而成《颜鲁公文集》，收有大量的奏、表、状疏、记、诗、赋等。其诗蕴藉深刻、古雅端整，其文因事而发、气势豪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典雅庄重，称其为人”的评价。只因书名太盛而文名不显。 唐朝自太宗至玄宗前期，国力强盛，疆域拓展，四方来朝，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文学艺术进入雄强博大、汪洋恣肆的新境界，定法度、立标格，渲泻，烂漫多姿，名家、大家迭出。其中，书法艺术正式确立了唐法，与王羲之、王献之的“二王”法度共同构建了中国书法艺术两种不同的风格基调。而唐法的最后定型，即是颜真卿所创立的“颜体”。颜真卿以前，书法艺术承袭东晋以来的传统，书宗王羲之、王献之，书风秀媚。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人，虽有创新，但始终未脱“二王”风格。随着李唐王朝的繁荣、鼎盛，这种书风已不符合盛唐的审美需求。颜真卿自幼习书，终生不废。其书法艺术早年得自家传，自称“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长，师从张旭，并广泛借鉴秦篆、汉隶、北朝碑版与“二王”、褚遂良等人的书风，奠定了深厚的艺术功底。颜真卿凭借其对文字法度的深究明鉴，对书法艺术的深刻领悟，上追秦汉，承绪魏晋，取法民间书韵而终成一格，创立“颜体”。其书一改[BR]“二王”书风的飘逸秀美，以雍容伟壮、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影响所及，由整个晚唐而至宋、元、明、清，直至现代。颜真卿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史评颜真卿的行草书“尤为奇特”，用笔“有篆籀气”，布局楷、行、草相杂，与“二王”秀逸的行书迥别，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作《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均是性情之作，气势充沛，随情而发，一泻千里，无意于书而尤佳。其精湛的书法技巧与完美的艺术表达相融合，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历来为世人所珍视。颜真卿身为一代忠臣而在书法艺术领域革故鼎新，创立“颜体”，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楷书法度的变革与最后定型。历代重其人品，宝其墨迹，仅宋徽宗朝宣和内府即藏有颜真卿书迹200余件，至今尚存70余件，均为艺术珍品， 具有极高的艺术、文物价值 颜真卿一生仕宦大江南北，闲暇之时，常寄情山水，与友唱和，在青山绿水间留下了大量的书迹。这些书迹，或为摩崖巨制，或为碑碣匾额；或长卷大作磅礴伟岸，或斗字二三惊世拔俗。悠悠千载，万世流芳。 后人感其忠辑、敬其伟烈，纷纷题咏作赋，称颂颜真卿的功业、为人，赞叹颜真卿的艺术成就，并在颜真卿所到之地，建祠筑堂、修坊立碑，以示纪念与敬仰。人们徜徉于墓园，流连于碑版，深深地为颜真卿雄浑博大的书法艺术和严如烈日的忠贞品辑所震撼。一代宗师，英名永存。

颜氏家族源远流长，自颜回第二十四世孙颜盛又鲁迁至琅琊临沂定居。嗣后琅琊临沂颜氏家族人才辈出，彪炳于史册者代不乏人，在家训、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书法、绘画等领域成就卓著，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

1、颜世家训

中国人有著述家训的传统，在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以前，三国魏嵇康、西晋杜预各有《家诫》，东晋陶渊明有《责子》，南朝梁徐勉有《戒子书》，属家训一类，卷帙都很小。《颜氏家训》共7卷20篇，是颜之推一生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主要内容有：（1）以儒家思想为家庭教育的基础。颜之推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颜氏家训·序致》），“礼为教本，敬者身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道也。”（《颜氏家训·勉学》）。他要求子孙们从小就要研习儒家经典，“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至不失《诗》、《论》”（《颜氏家训·勉学》）。他把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视为人伦之重，认为“不可不笃”（《颜氏家训·兄弟》）；又把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视为风化之要，加以大力倡导。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教育后代，是颜之推写此家训的基本旨意。（2）培养“德艺周厚”的人才。《颜氏家训》开篇即把教育子孙“立身扬名”视为家教的主题。在《名实》篇中，他又指出：“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他主张士大夫应该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修身慎行”，从而达到“体道合德”的“上士”境界。颜之推在强调“德”的同时，十分重视“艺”对人的重要性。颜之推所谓“艺”，主要指真才实学。真才实学首先来自勤学苦读，“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内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颜氏家训·勉学》）。另外，颜之推还教育他的子女，不仅要学习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还要学习士大夫生活所需要的杂艺，如书、数、医、画、琴、棋、射等，即使是农工商贾也应该有所了解。在重道轻艺的封建社会，颜之推重视技艺的学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3）提出了全面切实的治家之法。《颜氏家训》中的大多数篇章对于治家之法都有所涉及。颜之推认为，在家中长辈必须以身作则，为子孙树立良好的榜样。“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治家》）。同时要做到爱子与教子相结合，父母对子女要爱得其所，爱得其法，严格要求，勤于督导，决不能一味溺爱和放任，寓教于爱、寓教于生活之中。他还主张治家应宽严相济，持家应“施而不奢，俭而不吝”（《颜氏家训·勉学》）。他晓谕子弟要慎于交友，“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积极意义。（4）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颜之推主张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要从胎教开始。他推崇“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孕妇的言谈举止、饮食起居，都要以儒家的礼节加以约束。对儿童应从小就进行仁、义、礼、孝等儒家道德教育，“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勉学》）。如果从小不进行严格的教育，一味地溺爱孩子，那么等孩子长大以后，形成的恶习就难以更治，终将要败德破家。第五，对儒学、佛学、道学、玄学、史学、文学以至文字学、音韵学、卜筮、医学、算术、历法、琴棋书画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琅琊颜氏家训嗣后颜氏子孙也有新作，但卷帙极小，且皆为《颜氏家训》的阐释和补充。如颜真卿作《守政帖》（又称《告戒子孙书》）。

2、颜世儒学

汉代，颜安乐与严彭祖师从眭孟学习《春秋公羊传》，而后创立了春秋学“颜氏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汉末颜盛至临沂后，仍以儒学传家，以弘扬儒学为己任。其长子颜钦，精《韩诗》、《礼》、《易》、《尚书》，学者宗之。颜钦之子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晋书》卷八十八《孝友·颜含传》），他笃行儒家孝悌，善事寡嫂，并以孝道育子，对儒家重视实际和重民思想亦有所弘扬。颜含率族南迁后，金陵颜氏家族在儒学领域多有建树，世传《周礼》、《春秋》、《左传》等。

南北朝时期，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颜协博涉群书，以儒家思想教育子弟，其子颜之仪、颜之推皆善儒学，其中尤以颜之推影响较大。颜之推幼承庭训，对《周官》、《左传》、《礼》，皆有较深造诣。他所作的《颜氏家训》，虽在一定程度上受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其主旨还是儒家。他以儒家的传统观点对立身处世、求学、修养、治家等问题提出了较有价值的认识。

隋唐时期，颜游秦曾撰《汉书决疑》为学者所称，其侄颜师古注《汉书》时多资取其义。颜师古是唐代著名儒学大师，因精于训诂，曾奉唐太宗之命撰修《五经定本》，在文字上统一儒学，为儒学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弟颜勤礼、颜相时皆传儒学、精训诂，兄弟三人同为弘文崇贤学士，一时传为佳话。颜昭甫更被称为“硕儒”，尤明训诂，以儒学教育子女。其子颜元孙、颜惟贞俱为一时名儒，其孙颜杲卿、颜真卿自幼传习儒学，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儒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对他们影响至深。在平定安史之乱时，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分裂，反对篡夺中央权力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实践儒家重视群体利益、重视社会责任思想的光辉典范。

五代时，颜诩为后唐光宗时江西永新令，与颜翊、颜翔兄弟几人事继母以孝闻，笃志儒学，尤精词翰，严于礼法，而颜衎，以孝悌为时人所推。宋代，福建龙溪颜慥、颜师鲁、颜耆仲、颜颐仲等，均为儒学传家的著名人物。

3、颜世哲学

颜氏后裔有突出贡献的有“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和“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他们创立的“大中哲学”和“实学”体现了平民化的哲学思想。明代思想家颜钧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他自称对王阳明的“良知学”和王艮的“大成学”“会而通之”，而衍化成他自己的“大中学”。所谓“大中学”，即颜钧自己所说的“大学中庸”之学。在颜钧看来，“大学中庸”体现了儒学的精神命脉，所以他称之为“仁神正学”（《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三《大学中庸大易》序言），说“大学中庸”四字是他的“一生行功”（《颜山农先生遗集》卷六《耕樵答问·晰大学中庸》）。颜钧从《大学》、《中庸》阐述儒学的基本精神，并未超越前人，而将“大学中庸”四字各自作为独立哲学范畴，并使之错综变化，则是他超越前人的理论创新之处。他认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人，人最可贵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神工莫测（见《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一《急救心火榜文》）。从贵心论出发，他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与其能动作用，故以“自我”诠解“大学中庸”：“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园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穷者，名为庸”。此所谓“自我”即“心”，即认识主体。颜钧以此来界定“大”、“学”、“中”、“庸”诸范畴，使之均从属于“自我”，从而显示“心”的至大至广、至园至神、至上至中、千变万化、妙应无穷。然而，此“心”并非无所依归，而是“人人身有之”者。他又说：“吾心精神只是一片”，“亦惟在此片中融性命道德尔”，“是故指一片之变化莫测曰神，聪明睿智曰精，生生无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形曰德，曲畅旁通曰道。”他把精神、性命、道德融入大学中庸之中，也就赋予其“大中学”以哲学与伦理的双重意义，而且要使“大学”、“中庸”发挥其“自能”，具备各种功用。在他看来，“大学中庸”四字之中，“大以为学，庸乎其中”，“大”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学”与“庸”则为辅翼（以上均见《颜山农先生遗集》卷六《耕樵答问·晰大学中庸》）。可见，颜钧的“大中学”有体有用，自成体系。同时，他认为“心”作为哲学范畴，可以一分为二：一曰性情，二曰神莫。所谓“神莫”，即“精神与莫能”的复合词。他说：“心之精神是谓圣，莫能载大，莫能载小为中庸。无非立己达人，人人好仁无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为时时、生生、化化、循环无始终也。”（《颜山农先生遗集·辨精神莫能之义》）这样，颜钧又把精神莫能与大学中庸结合起来，赋予其“大中学”以精神力量和神秘主义色彩。以此为基础，他不重教人如何“做官”“治世”，而重教人如何“做人”“救世”，宣传“急救人心”的道德救世思想，乃至宗教救世精神。他希望人们放落名利心，尤其劝告青年士子不要“谜痼”科场，追逐功名利禄，要有勇气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他深切地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在其《耕樵问答·急求溺世方》中，他大胆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认为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之“责在君臣”。还为此提出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急急拯救”的方案，要求朝廷救民于水火，免除人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颜元是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反理学思想家。他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强调“习行”与直接经验，反对理学之“理在事先”、“心外无理”说，认为“气外无理”。他经历了从尊信理学到批判理学的过程，他从“事物之教”的立场出发，认为汉儒训诂、晋人清谈、佛道虚无、宋明理学等一切无关实际的学问都是虚学，应置于摒绝之列；他从“习行经济”的“实学”立场出发，对宋儒“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理学尚虚主静进行激烈批判。他把矛头主要指向程朱理学的同时，对陆王心学也进行了批判。他对陆王事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但认为程朱、陆王两派学术本质不二，都是“镜花水月幻学”，同属“杀人”理论。在批判虚学的同时，他主张振兴“实学”，强调应用“学问”，通过实践验证学问。他继承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著名论点。他还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之学行，认为“德”、“行”要通过“艺”体现。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仓陆桴先生书》，《习斋记余》卷三）为职志，力斥空谈，创造、振兴了实学。他非常重视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担荷圣道、转移风气。他主持漳南书院时，对书院教育进行改革，注意以实学育人，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他和学生一起“讨论兵农，辨商古今”，“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全面教育。他的尚实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4、颜世文学

颜延之是著名南朝诗人，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一起被誉为南朝宋“元嘉三大家”。钟荣《诗品》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缕金。”谓谢诗自然天成，颜诗却雕章琢句，是一种人工美。颜延之诗今存29首，为后人称道的主要有《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五君咏》及《秋胡行》等。他的散文和骈文也有相当的成就，是刘宋前期的大手笔。其作品选入《文选》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和《祭屈原文》。但影响较大且在写法上又有特色的是《庭诰》和《赭白马赋》。

颜之推的传世之作除《颜氏家训》外，还有《观我生赋》。《观我生赋》是自传性的大赋，是以颜之推的一生经历为主要描写对象，兼述社会动荡及与国家丧亡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把人生浮沉与社会变迁自觉地结合起来，以赋的形式加以表现。这种写法属首创，显示了作者驾驭丰富素材、擅长叙事和思考的能力。作者始终以比较理性的学者目光回顾历史、反观人生，这也是《观我生赋》的独特之处。《观我生赋》讲究对仗、句式骈偶、运用典故等带有明显的南朝赋的特征，但作品的创作精神和语言风格明显受到北朝文学的影响。可以说,《观我生赋》是南北文风交融的产物，是将南朝文学优秀的艺术手法与北朝文学的写实精神相结合的尝试。

颜真卿以词学登科，早年即有诗名，他的五言古诗，历来为论诗者所重。他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重视文采，主张文质相适。他喜与文士接游，公务之暇，每以主持诗文酒会为乐，网罗了济济名士，被时人视为一代文宗。与他有文字往还的有李白、岑参、元结、卢纶、戎昱、诗僧皎然、道士吴筠、处士陆羽、隐士张志和等。颜真卿能诗善文，笔耕不辍，志存不朽。文集有《又庐集》（又作《庐陵集》）、《临川集》、《湖州集》、《礼乐集》各十卷，此外尚有《颜氏家谱》一卷、《历古创制仪》五卷等，合《元陵仪注》及《镜海韵源》三百六十卷，可谓洋洋大观。惜至宋代已散佚大半。他的诗蕴藉深刻，古雅端整，文因事而发，气势豪放，独具特色，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典雅庄重，称其为人”的评价。只因书名太盛而文名不显。其诗作存留甚少，较有名的有《咏陶渊明》、《赠裴将军》、《刻清远道士虎丘诗因而继作》、《题杼山癸亭得暮字》、《谢陆处士杼山折青桂花见寄之作》等。颜真卿行文，体制大略有：赋、表、奏、议、疏、记、序、书、帖、判、碑铭、墓志、仪注等，多属于实用性的，又多系时人、时事、时文，加之颜真卿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风格，就使得其中很多作品的价值，于文之外更偏重于史。不仅是研究他本人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颜仁郁幼承庭训，饱学多才，胸有大志，是唐代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篇，分为农桑、朱门、客路、边庭、城市、贫女、负薪、空门、山居、渔父等十门，每门各十首。百首诗篇，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欢乐，所以很快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流入京师，被尊称为“颜长官诗”。

颜光敏聪明好学，工诗善书，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旁通律历勾股之学，对《大学》章句尤得奥旨。他曾与王士祯、施润章等交游，互相唱和赠答，共同讨论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诗家的得失；又与宋荦、田雯、曹禾、林尧英、王又旦、曹贞吉、谢重辉、汪懋麟、叶封十人，结为“十子诗社”，众推颜光敏为盟主，刻有《十子诗略》。而与颜光敏最为知己者，莫过于顾炎武和孔尚任了。颜光敏所著《乐圃集》是顾氏校订完稿的；而顾炎武所著《音学五书》，颜光敏为其题写书签。颜光敏与孔尚任是故土至交，情同手足。颜光敏著有《乐圃集》四卷，《朱信堂时艺》一卷，《训蒙日纂》二卷，已付梓。《未信集》一卷，《颜氏家诫》四卷，《旧雨草堂》二卷，《南行日记》一卷，未刊。其诗成就较显著，他的《太华》、《伊阙》被世人称为佳品；《思悲翁》、《战南城》亦有白居易讽喻诗之遗风。

6、颜世史学

颜师古曾参与《隋书》的编修。据刘知几考证：“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邵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炀帝时，唯有王胄得所修《大也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所散逸。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书》并行于世。”《隋书》叙事简练，文笔严谨，品评人物基本上能据实直书，为后人研究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有关制度、人物，提供了真实史料。此外，颜师古还奉诏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撰定《五礼》，书成，晋为子爵。《五礼》的修订，为研究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的礼仪制度保存了大量材料。

7、“颜体” 书法

琅琊临沂颜氏后裔中研习、擅长书法的人很多，如颜延之善书翰，颜峻得其笔法，工行书；颜腾之善草隶，书有风格，其子颜炳之，亦“以能书称”；颜协工草、隶、飞白，“荆楚碑碣，皆协所书”（《南史》卷七十二《颜协传》）；颜之推尤工书，精字学，曾著《急就章注》、《笔墨法》各一卷。清阮元《南北书派论》称：“北朝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为汉隶，惟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等所纠正。”颜师古，与兄弟颜勤礼、颜相时都以文学入选为崇贤、宏文两馆学士。颜师古工书，颜勤礼“工于篆籀，尤精训诂”；（《颜氏家庙碑》）颜昭甫擅长篆、隶、草书，对金文、古鼎籀文有较深造诣；颜元孙、颜惟贞善书翰，特以草、隶擅名。贞观中，刊正经籍，颜元孙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时号颜氏字样；颜旭卿善草隶；颜茂曾颇工篆籀；颜曜卿善草隶；颜頵善正、草书，工文翰，书画端庄；颜颇工隶书、小楷；颜顒工正书；颜防“有文辞，博古，工书”；（《颜氏家庙碑》）颜稷之书《段柯古靖居寺碑》“殊有楷法”；（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颜诩雅辞翰；颜褒邃于经学，词藻丰赡，书法尤精；颜直之工小篆，得秦《诅楚文》笔意，尝为参政楼钥书《攻愧斋》榜，楼钥赋诗美之，著《集古篆韵》二十卷；颜汝勋工篆；颜耕道“博古工诗，尤善草书”；颜悫“真、草、篆、隶俱工”；颜可久“作钟、王书，尽得其髓”；（明皇甫汸《司勋集》）颜廷榘工书法；颜标工楷书；颜锐善楷书；颜光敏工书翰，人得其片札，犹珍如珠玉。他的文稿脱手，常常被人拿去，或摹勒，或珍藏；颜懋龄工诗善隶书；颜懋企性嗜书，喜好金石，工书法；颜鸣皋书法冠绝一时；颜崇椝喜考订金石，兼有墨癖，工书法；颜崇沩书法东坡，尤工分隶；颜明远以诗画草篆名噪一时，壮年游历台湾，趋求其墨迹者不远千里而来；颜樾精书法，当时他与同邑练廷黄书法同负盛名，曾风行于京华一带，达官显贵中多有人求索，收藏其书写的对联条幅。等等，不胜枚举。而颜氏书家中名位最高、贡献最大的当首推书法大师颜真卿。他秉承家学，小学功夫深厚，所写字体，全合字样，其书法又能吸取北朝雄浑气质，融合唐初的秀逸风雅、中唐的肥劲宏博，转益多师，博取众长，几乎概括魏晋以下诸家，终成“颜体”。有唐三百年，能做到文字、书法并臻雅正的书法家实仅其一人。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宗师。“颜体”以其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在中国书法艺术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他的行草书从魏晋时代清玄超迈的“韵”，转变到“止乎礼”的“情”，充分体现了“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书迹其情”的文学艺术表现规律。颜真卿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忠臣义士，一生爱国爱民，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节、凛然正气，真正实现了人品与艺品的高度统一，令后世高山仰止，与“二王”同为千古书圣。

中国姓氏,各有起源,我们认为宋氏起源于河南商丘。西周初年,周封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 ,称宋公,建立宋国,宋人以国为姓,为宋氏之始,传续至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

西周初年,武庚联合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周公旦率部东征,再次克商,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在武王灭商 时", 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 肉袒面 缚,左牵羊, 右把茅, 膝行而前以 告"①。因此武王乃释罪微子,封微子 于宋,建立宋国,让其继续祭祀先祖, 安抚商朝遗民,这应该是可信的,史 籍多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

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 殷后,国于宋。"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 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 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

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 民甚戴爱之。"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二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

周封微子于宋,都宋城,宋国都城就在今河南省商丘县附近。《春秋释地》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是也。"《汉书·地理志下》记:"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也。"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周) 封微子启于阏伯之墟,今商丘,故宋都也。"1996 年秋至1997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县城附近进行考古勘探和调查时,就探明了宋国都城的外城城墙和外城的五座城门② ,外城平面呈平行四边形,西北角和东南角为钝角,西南角和东北角为锐角,城墙为夯土筑成,西墙全长3010 米,东墙长2900 米,南墙长3550 米,北墙长3252米,外城墙周长12985 米, 面积为1012 平方公里。另外在西墙上探明城门三座,南墙和北墙城门各一座,东墙因晚期建城等人为因素的破坏,勘探城门遗迹较为困难。商丘乃先商民族的重要活动地区③ ,周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就是让其继续祭祀商之先祖,以便安抚商朝遗民。宋国宋氏与殷人一脉相承,同为子姓商人,周建宋国,始有宋姓,殷人微子启应为宋氏的始祖。《归德府志》引《春秋左传疏》曰:"宋国公爵谱云:宋,子姓,周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以绍殷,后武庚作乱,更封微子启为宋公。"

微子启不但是宋氏的始祖,也是孔氏的祖先。据《史记·孔子世家》索引《孔子家语》云:"孔子, 宋微子之后。"孔子的第十一代祖先为宋泯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仲尼即是孔子。东周时期,孔子为宣扬他的儒家思想,周游列国,途经宋国时仍要祭祀其祖先,故在商丘附近保存有不少与孔子有关的遗迹,如商丘县的文雅台,永城芒山镇夫子山南麓的孔夫子避雨处、晒书台、夫子庙,夏邑县北核桃园村的孔子还乡祠,睢县孔子游匡的承匡城遗址等。

宋微子启为宋氏 始祖,下传十一世武公司空而至春秋,传至十九世景公头曼已入战国,二十四世宋康王偃失国,宋国灭亡。二十六世沣至秦代,二十七世檄已到西汉初年,此后以嫡长子相传,到六十四世都得角已进入元代末期,因兵灾水患,谱牒失传,宋氏族人各祀先祖。清初文人徐世芳的《亨祖墓碑记》云:"相传后汉时,避兵荒,迁于山东莱州府掖县的宋氏,至元朝显昌焉。元、亨、利、贞兄弟四人,皆受朝职,二门讳亨仕元顺宗,官至兵部尚书,年老辞职归家,至明太祖洪武元年,抱谱乃归商丘守祖吾以知之甚悉,因援笔而为之记。"宋亨字咸庆,自抱谱归宗商丘,在商丘古城老南关一带定居,即是宋氏第六十五世。明朝建立后, 宋氏族人兴盛,原系宋贵一支,文人仕途显赫,宋、宋沾、宋权、宋荦、宋筠等相继脱颖而出,成为明清两代的名门望族,载入史册。至民国五年,相传为宋氏第九十二世。

根据《商丘县志》记载,殷微子墓在商丘县西南二十五里青岗寺村,目前陵墓前立有一块明代万历四十年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阴刻有"殷微子之墓"五个大字。商丘为历史上的黄泛区,泥沙淤积较厚,宋国三十二位国公的陵墓则深埋于地下, 无处可寻。相传睢县的襄台、西陵台以及商丘的三陵台均为宋国公陵墓,但未经考古发掘,尚不能确认。至于明代以后宋氏各支系的墓葬和祠庙,多有谱牒记述可知。

西周初年,武庚联合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周公旦率部东征,再次克商,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在武王灭商 时", 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 肉袒面 缚,左牵羊, 右把茅, 膝行而前以 告"①。因此武王乃释罪微子,封微子 于宋,建立宋国,让其继续祭祀先祖, 安抚商朝遗民,这应该是可信的,史 籍多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

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 殷后,国于宋。"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 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 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

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 民甚戴爱之。"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二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

周封微子于宋,都宋城,宋国都城就在今河南省商丘县附近。《春秋释地》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是也。"《汉书·地理志下》记:"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也。"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周) 封微子启于阏伯之墟,今商丘,故宋都也。"1996 年秋至1997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县城附近进行考古勘探和调查时,就探明了宋国都城的外城城墙和外城的五座城门② ,外城平面呈平行四边形,西北角和东南角为钝角,西南角和东北角为锐角,城墙为夯土筑成,西墙全长3010 米,东墙长2900 米,南墙长3550 米,北墙长3252米,外城墙周长12985 米, 面积为1012 平方公里。另外在西墙上探明城门三座,南墙和北墙城门各一座,东墙因晚期建城等人为因素的破坏,勘探城门遗迹较为困难。商丘乃先商民族的重要活动地区③ ,周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就是让其继续祭祀商之先祖,以便安抚商朝遗民。宋国宋氏与殷人一脉相承,同为子姓商人,周建宋国,始有宋姓,殷人微子启应为宋氏的始祖。《归德府志》引《春秋左传疏》曰:"宋国公爵谱云:宋,子姓,周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以绍殷,后武庚作乱,更封微子启为宋公。"

微子启不但是宋氏的始祖,也是孔氏的祖先。据《史记·孔子世家》索引《孔子家语》云:"孔子, 宋微子之后。"孔子的第十一代祖先为宋泯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仲尼即是孔子。东周时期,孔子为宣扬他的儒家思想,周游列国,途经宋国时仍要祭祀其祖先,故在商丘附近保存有不少与孔子有关的遗迹,如商丘县的文雅台,永城芒山镇夫子山南麓的孔夫子避雨处、晒书台、夫子庙,夏邑县北核桃园村的孔子还乡祠,睢县孔子游匡的承匡城遗址等。

宋微子启为宋氏 始祖,下传十一世武公司空而至春秋,传至十九世景公头曼已入战国,二十四世宋康王偃失国,宋国灭亡。二十六世沣至秦代,二十七世檄已到西汉初年,此后以嫡长子相传,到六十四世都得角已进入元代末期,因兵灾水患,谱牒失传,宋氏族人各祀先祖。清初文人徐世芳的《亨祖墓碑记》云:"相传后汉时,避兵荒,迁于山东莱州府掖县的宋氏,至元朝显昌焉。元、亨、利、贞兄弟四人,皆受朝职,二门讳亨仕元顺宗,官至兵部尚书,年老辞职归家,至明太祖洪武元年,抱谱乃归商丘守祖吾以知之甚悉,因援笔而为之记。"宋亨字咸庆,自抱谱归宗商丘,在商丘古城老南关一带定居,即是宋氏第六十五世。明朝建立后, 宋氏族人兴盛,原系宋贵一支,文人仕途显赫,宋、宋沾、宋权、宋荦、宋筠等相继脱颖而出,成为明清两代的名门望族,载入史册。至民国五年,相传为宋氏第九十二世。

根据《商丘县志》记载,殷微子墓在商丘县西南二十五里青岗寺村,目前陵墓前立有一块明代万历四十年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阴刻有"殷微子之墓"五个大字。商丘为历史上的黄泛区,泥沙淤积较厚,宋国三十二位国公的陵墓则深埋于地下, 无处可寻。相传睢县的襄台、西陵台以及商丘的三陵台均为宋国公陵墓,但未经考古发掘,尚不能确认。至于明代以后宋氏各支系的墓葬和祠庙,多有谱牒记述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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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氏的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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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