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下面的材料，谈谈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

不要论文，最好简练一点！

对“唐宋变革论”质疑之焦点是对唐代社会的认识

1,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 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

2,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

A田余庆: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C汪篯:隋末农民战争给予了大族豪强地主经济和部曲佃客制以最后的严重一击

D阎步克:北朝后期中古士族制度趋于衰微,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周隋王朝在皇权—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发展之上,有承前启后的卓越成就

E吴宗国:唐初以来各级政府都是由官僚负责运转;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任命这与南北朝以前官吏任命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有根本的不同,而与宋代更为接近因此,唐代也是官僚体制,而非贵族体制

F张泽咸:唐宋间佃农人身自由问题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具有阶段性的变革

G刘子健: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

提问者：lenghongb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答复共 1 条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 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2]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3]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4]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5]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6]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7]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8]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9]。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1]。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12]。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13]，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14]，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15]。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17]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18]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20]。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21]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2]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23]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24]，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25]，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26]。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27]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28]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36]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建时代的劳动者对于各种类型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和宋代的佃农同样也不能例外。这并非是将唐、宋间的租佃关系凝固化和等量齐观，但可以肯定，唐、宋间的佃农不是农奴与自由佃农的差别，即使同样在唐代或两宋，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之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大致说来，唐前期的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增。唐、宋时期，仍然有少数使用奴隶耕作。就是使用佃农劳动，各地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唐、宋之际川、陕一带的客户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随意转移，甚至随田买卖，客户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挠。凡此种种，体现了租佃制发展不平衡状况。其后。元代有随田佃客，明清时，不少地区存在佃仆制，从而也可说明笼统地强调宋代佃农已如何自由，甚至说成平等的经济关系，是不恰当的。

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

原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杜，1989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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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韩愈》．载《金明馆从稿初编》第296页。

[2]《全唐文》卷236柳冲《请修谱牒表》。

[3]《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4]《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5]分别见《全唐文》卷337．卷428。

[6]《全唐文》卷790郑薰《仇士良神道碑》。

[7]《全唐文》卷885徐铉《周公（廷构）墓志铭》。

[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欧阳氏谱图序》；《嘉佑集》卷13《谱例序》。

[9]《王临川集》卷7《许氏世潜》。参看《宋史》卷299《许元传》。

[10]《史通》卷5《邑里》。

[11]《新唐书》卷95《高俭传赞》。

[12]《云麓漫钞》卷3。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

[13]《新唐书》卷172《杜中立传》。

[14]《册府元龟》卷59《兴教化》。

[15]《旧唐书》卷147《杜悰传》。

[16]《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17]《文苑英华》卷669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18]（宋）张纲《华阳集》卷33《题祖诰》。按《宋史》卷390《张纲传》．纲是两宋之际的人。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1020年)正月辛未。

[20]《宋史》卷377《王庠传》。参看王曾瑜《宋朝的官户》．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通典》卷35《职官·职田公廨田》。

[22]《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23]《唐会要》卷85《籍帐》。

[24]《旧五代虫》卷67《豆卢革传》。

[25]《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26]《五代史补》卷2《僧齐己》，“仅”疑为衍字。

[27]《魏书》卷114《释老志》。

[28]参看《敦煌资料》第1集，第885 388页。

[29]《全唐书》卷761狄中一《桃源观路基界记》。

[30]《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31]《嘉佑集》卷6《田制》。

[32]《东坡奏议》卷2《给田募役状》（元丰八年十二月）。

[33]《汉书》卷29《沟洫志》。

[3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103、105页。参看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1978年6期。

[35]《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农田杂录》。

[36]《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46《逃移》。

[3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4《农田杂录》。

孔尚任主要作品：《生查子·旅夜》《秋日登滕王阁》《送牧堂上人游五台》《北固山看大江》《赠樊会公·叉头挑出古云烟》等。字号：字聘之/季重号东塘/东堂/岸堂。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山东省曲阜市。出生时间：1648年11月1日。别称：云亭山人。

关于孔尚任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孔尚任的诗词

《赠樊会公·叉头挑出古云烟》、《送牧堂上人游五台》、《北固山看大江》、《生查子·旅夜》、《红桥·红桥垂柳袅烟村》、《拜明孝陵·宋寝齐陵尽野莎》、《忆昔·忆昔春宵傍父兄》、《秋日登滕王阁》、《送驾至淮上恭赋》、《郑谷口隶书歌》、《凌名柯先生遗骸久暴吴园次知湖州始为卜葬口述其事因纪之》、《丁廉使名名炜》、《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燕女·燕姬生小习原野》。

二、生平

早期阶段

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国子生）。31岁，他于县北石门山，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这期间，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就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孔尚任35岁时，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修《家谱》与《阙里志》，教习礼乐子弟，采访工师，监造礼乐祭器，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儒家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大学》，又引康熙观赏孔林“圣迹”。因讲经、导览都能称旨，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对“不世之遭逢”受宠若惊，一面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

出仕创作

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初，孔尚任进京，正式走上仕途。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七月初，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协助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意在于“清华要津”，现一旦与渔人为邻，鸥鹭为伍，颇为失望。滞留淮扬四年，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而为“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

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这表明，孔尚任正为《桃花扇》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这时，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龚贤、石涛，谈古论今，过从密切，有时"所话朝皆换"，竟秘而不为“门外人道”。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康熙三十年（1691），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三十三年（1694），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郑盈盈弹小忽雷，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藩镇的跋扈，权臣、宦官的专横与倾轧，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在史料的取舍上，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体的人物（如梁厚本、郑盈盈）关系、情节发展上，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前5年，他仍做国子监博士，三十四年（1695）秋升为户部主事，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三十九年（1700）三月，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并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同月即罢官。这时期，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终遭到冷遇，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10年中，他写了《岸堂稿》、《长留集》（与刘廷玑合著）等诗文作品，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碌碌无成。"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这些苦闷，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场倾轧，直指"盛世"为"浊世"之类，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险恶的宦海风波、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弹铗燕市中，独歌不逐吠"的时候，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对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但因为不得志，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并逐渐对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怀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谈仕途经济，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他时而讴歌新朝，时而怀念故国；时而攀附新贵，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着的思想立场。这就是孔尚任从事戏曲创作时的思想状况。

抑郁离世

《桃花扇》脱稿后9个月，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罢官。确切原因不详。今人从作者《放歌赠刘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罢官可能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但是，因为《桃花扇》历演不衰，也没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认为疑案与《桃花扇》无关。真实的原因，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做过幕僚，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

三、人物轶事

巧解康熙难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石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是明正统八年（1443年）黄养正书写的。令人奇怪的是，墓碑前建有一道不伦不类的矮墙，还将墓碑遮去了三分之一，只露出“大成至圣文宣干”，“王”字的底下一横看不见了。对于建这样一道墙有一个故事：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到孔林朝拜孔子墓。猪、牛、羊三牲已供桌上摆好，地上黄毡也已铺就，香雾袅袅，烛光晃晃，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这时皇帝在前，文武百官在后，准备祭祀。当康熙走到孔子墓前准备跪拜时，发现墓碑上的字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便尴尬地站在那里，接着，祭祀的鼓乐奏起，康熙帝皱了皱眉，仍站着不拜，众人全都愣住了。这时，《桃花扇》的作者、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立刻明白了其中道理。原来，皇帝是只拜师不拜王的。于是他便马上叫人拿来一匹黄绸，把碑文中的“文宣王”盖住，并添上“先师”两字，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帝一看，马上开始祭拜。这个充满厚黑态度的哑谜就这样传了下来，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情景，孔子的墓碑前就建起了这道矮墙了。

孔梅溪是孔尚任东鲁孔梅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桃花扇》的作者东鲁孔尚任。孔梅溪是不是孔尚任呢？我们来看一下孔尚任能不能接触到《红楼梦》的稿本。

孔尚任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奉命随工部侍郎孙载沣去淮杨，治理长江入海口，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冬才回到北京。其间，他结识了明朝遗老冒辟疆等人，在南京等地游览观光，收集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和复社名士侯方域的资料，作为创作《桃花扇》的素材。孔尚任可能在此时认识了吴伟业的好友尤侗、严绳孙及曹寅等人，看到了吴伟业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此时吴伟业已逝去，已将《情憎录》改名为《红楼梦》。孔尚任同尤侗、曹寅、严绳孙等都有反清复明的思想，看到稿本之后认为书名改为《风月宝鉴》为好。他还将《红楼梦》第五回的十二首曲子进行了填词。在“终生误”曲子后面甲戌本有眉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虽然《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才脱稿。此批批在康熙甲戌年（1694）之后，此时孔尚任的填曲才华已被当时社会所公认，有“自创北曲”的声誉，与洪_南曲齐名。明清传奇以南曲为多，《红楼梦》独用北曲，不能不说与孔尚任有关。从此批中可知孔尚任不但题写了书名，还填了曲。孔尚任治水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八年（1689），严绳孙增删《红楼梦》定稿的时间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正是严绳孙增删《红楼梦》的时间范围之内。孔尚任还对文本进行了评批。我们只能见到一条批语，第十三回有梅溪批语一条：“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

从上述分析孔尚任是孔梅溪与《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相合，与批语相合。孔尚任又有机会接触到《红楼梦》，故可定孔梅溪为孔尚任化名。

四、成就

当时的清都北京，戏曲演出极为繁盛。孔尚任在公余致力于戏曲创作。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与顾采合作的《小忽雷传奇》在景云部演出，颇得观众赞许。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经过他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桃花扇》脱稿。该剧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王公显贵争相传抄，清宫内廷与著名昆曲班社竞相演出，一时轰动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当时与《长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称。第二年春天，他因一件疑案被罢官。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因御前讲《讲语》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于是他便抱着儒家的政治理想，开始了仕宦生活，还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表示他对清朝的感激涕零。但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在出差淮阳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黑暗的社会现实，逐渐认识到吏治的腐败。回京后，他虽继任国子监博士等官，却主要以读书和搜藏古物来填补闲散的生活；以戏曲、诗歌的创作来抒发抑郁的胸怀。《桃花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最后脱稿的。《桃花扇》贯注了孔尚任毕生的精力，他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馀，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桃花扇本末》）治河期间，他住在泰州，也曾从事剧本的创作。《小说枝谈·桃花扇》引《脞语》说：“孔东塘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枣园中，时谱桃花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他自己和朋友也有同样的记载。同时，他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浚、僧石涛等遗民，得到了不少遗闻和史料，为《桃花扇》的最后定稿做了充分的准备。回京以后，又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和三次易稿，才在康熙三十八年成书，次年因文字祸罢官。二年后，他怀着依恋和激愤的心情离京回乡。“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留别王阮亭先生》）；“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出彰义门》）：便是他当时心情的自白。晚年曾几次出游，景况颇为萧条。

孔尚任的戏剧作品除《桃花扇》外，还家和顾彩合撰的《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代宫中的乐器，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有善弹小忽雷的唐宫女郑中丞因忤旨“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梁厚本所救结为夫妇的传说。《小忽雷》传奇即以此为蓝本，并牵入当时著名文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生活，描写了文士和宦官的斗争，主题结构都和《桃花扇》类似，但它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成就都远不及《桃花扇》。

一、姓氏源流

寿（Shòu 寿）姓源出有二：

1、起源于春秋时期，出自姬姓。周太王子仲雍的曾孙名周章，居于吴。周武王克商以后，遂封其地，建立吴国，为周朝附庸。周章十四世孙寿梦主吴时，国势强大，称吴王，为诸侯国，与各国争抗，故春秋时吴国自寿梦始。寿梦的支庶子孙，有的以祖先名字为姓，形成寿姓。

2、为彭祖之后。据《路史》载：彭祖后有寿氏。相传上古时候有位叫彭祖的人，是有名的老寿星，活了八百多岁，他的后代有的为了纪念他，就取寿字为姓，于是形成了另一支寿姓。寿姓望族居京兆（今陕西省长安东）。

寿姓始祖：寿梦。寿是个稀有的姓。据《风俗通》一书的考证，是吴王寿梦的后代。吴王寿梦是春秋末期一度称霸诸侯的吴国杰出之祖，是周朝初年吴国之主周章的十四世孙。寿氏后人尊寿梦为寿姓的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寿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寿姓出自姬姓。春秋时候的吴国，起先很弱小。后来，一个叫寿梦的人做了国君以后，治理国家有方，加强了吴国和中原的交流，并且兼并了周围的几个小国，使吴国渐渐强大起来。而寿梦自己也自称吴王。此后，吴国的公族中有的以寿作为姓氏，称为寿氏，是今天寿姓的起源。关于寿姓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上古时候有位叫彭祖的人，是有名的老寿星，活了八百多岁，他的后代有的为了纪念他，就取寿字为姓，于是形成了另一支寿姓。要了解寿氏家族的这段光荣渊源，先得从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禀说起。古公禀父见周文王姬昌呱呱落地时，天有瑞兆，便认为周文王必是兴周之人，对他寄予厚望。他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为了使父亲的希望能够达成，把家族的基业顺利传给周文王，兄弟二人就双双纹身断发，跑到南方的所谓荆蛮之地躲了起来，打算默默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他们的崇高人格，竟深深感动了当地居民，有1000多户人家自动地追随他们，在南方开创了另外一番了不起的基业。长久以来，泰伯被奉为南方吴氏的开姓始祖。而寿氏的先祖周章，便是仲雍的后裔。望族居京兆郡（今陕西西安东）。

三、历史名人

寿 良：汉代兖州太守。字文淑，成都人。不仅专研《春秋三传》，贯通五经，面且能够澡身浴德，在宦途上也春风得意，曾官室梁州刺史，历官有治著称。

寿 宁：元代高僧，字无为，上海人。居静安寺，寺有名迹八处，因作《静安八咏》。并汇诸家之作，编为《静安八咏诗集》。

寿光侯：汉代方士。相传寿光侯能刻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章帝曾召试其术。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郡望：《郡望百家姓》中记载：寿氏望出京兆郡。

京兆郡：即首都长安直辖区。相当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至华县一带。

2、堂号

洁素堂：晋代寿良，治《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 》、《谷梁传》。澡身洁素（时刻清洗自己的错误缺点，保持洁白干净），官太平府太守，撰秦国内史。李宓问朝廷推荐他，武帝征为黄门侍郎、梁州刺史，迁散骑常侍、大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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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姓宗祠通用对联

〖寿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名高霸国；

氏谱延陵。

——佚名撰寿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春秋时吴国国君吴王寿梦，吴始祖太伯弟仲雍的十七代孙，他继位后称王，吴国开始强大。楚国大夫子重、子反曾灭了大夫申公巫臣的家族，申公巫臣流亡晋国，向晋景公请求出使吴国，使吴与晋联合抗楚。申公巫臣到吴，受到寿梦的器重，让他教练吴军陆上车战，先后数次攻楚获胜。其第四子季札，有才华且道德高尚，多次推让君位，后来，吴王余祭（季札二哥）把他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

吟咏胜迹；

考劾鬼神。

——佚名撰寿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元代僧人寿宁，字无为，号一庵，上海人，居城西静安寺。寺中有八处名胜古迹，他便作了《静安八咏》诗，又汇集他人作品，编为《静安八咏诗集》。下联典指西 寿光侯，相传能劾百鬼众魅，令它们自缚现形。据说汉章帝还曾召见他，让他试法术。

弦诵施教；

牧守联镳。

——佚名撰寿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元·寿安创立书院，以弦诵为教。下联典指晋·寿良为兖州牧，其弟寿辑为涪陵太守。

生成草木；

考劾鬼神。

——佚名撰寿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寿良，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举才行，有治称。下联典指汉·寿光侯，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汉章帝曾召试其术。

2018年“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

“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下面是我整理的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及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一)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别号雷塘庵主、北湖跛叟。仪征人，居扬州。博学多才，工诗文，善书画，精鉴别。乾隆十五年(17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擢少詹事。曾督学山东、浙江。嘉庆、道光时两充会试副总裁;历任礼、兵、户、工诸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总督及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拜体仁阁大学士。十八年，以老病致仕还乡，居扬州选楼巷(今毓贤街)家宅。二十六年重宴鹿鸣，晋太傅。为官有政声。二十九年卒，谥“文达”。

阮元学识渊博，经史、天文、历算、舆地、金石、诗词、校勘、训诂无不涉及。居官数十年，特重文事。广引学者，罗致文士，将掖后进，在广州、杭州分别创立学海堂、诂经精舍，搜逸辑遗，研经治史，倡导文学，振兴朴学。尤以编校刊刻古今学术、诗文著作为己任，毕生致力，至老不懈。其主持校刊之书不胜枚举，主要有：编纂汇刻《经籍纂诂》106卷，《十三经注疏》116卷，《皇清经解》1408卷，以及《淮海英灵集》、《广陵诗事》、《江苏诗征》、《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刊刻自著书《经室全集》58卷：为诸家学者刊刻著述数十种，均为当代学术精粹。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二) 《阮氏宗谱拾遗》“阮”，宋版《百家姓》中排第130位。据2007年相关数据显示，阮姓人口约占中国大陆汉族人口005%，排名第189位，以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等省多此姓，4省阮姓约占中国大陆阮姓人口的57%。

扬州阮氏自明神宗时期从淮安迁入，至今已近五百年，子孙繁衍十八代。然而一百多年前，阮元编修的《扬州阮氏族谱》却下落不明。昨天上午，阮元后人阮衍喜讲述了族人数十年来寻找家谱的历程，以及扬州阮氏一族的前世今生。

以国为姓

阮氏明代迁至扬州

阮衍喜告诉记者，阮姓源于偃姓，出自皋陶氏之后商朝诸侯阮国，属于以国名为氏，这是中华阮氏的主要起源。“皋陶有后裔子孙在商王朝时期被封在阮国(今甘肃泾川)。商末，西岐西伯侯姬昌率军灭阮国，后来阮国后人便以国名为姓氏，称为阮氏。”

“据我父亲的父亲用数年时间寻访宗亲，整理成册的《阮氏宗谱拾遗》中记载，阮氏系出陈留，南宋时迁至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明初居于淮安府。明神宗时，我们这一支脉的始迁祖阮岩由淮安山阳迁至扬州，安家立业，为扬州阮氏始祖。”阮衍喜介绍。

阮衍喜说，明万历年间，扬州阮氏三世祖阮文广任榆林卫正兵千户，居扬州西门;四世祖阮秉谦早卒，后正值清兵入关紧逼扬州，他的夫人为躲避战乱，带着四个孩子出北门四十里，躲于北湖九龙岗(也就是现在的公道桥)。

“我们的九世祖就是扬州人都熟知的阮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寻访数年

从日本带回复印件

没有能保存《扬州阮氏宗谱》，作为扬州阮氏的后人，阮衍喜表示十分遗憾。

“我的父亲曾对我提起过，他儿时居住的老宅，与阮氏公道祠堂仅仅一墙之隔，祠堂大殿上悬挂有祖先阮元画像，及阮元亲笔题写的两副有关家族排行的楹联。他用了数年时间，四处访亲，多方查找，希望能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线索。”

“在我父亲的寻访中发现，很多族中的老人都亲眼见过《扬州阮氏宗谱》刻印本。与我同辈的第十六代孙阮衍云说，他曾见过谱上他的祖父名讳，他的祖父是阮氏十四代嫡传长孙。他家中曾存有一套完整的《扬州阮氏宗谱》，是当时扬州仅存的一部。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阮衍云将宗谱暂存于对门杂货店中，哪知店主全用作包货之纸一页页撕光，留下一大憾事。”

阮衍喜感慨地说：“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转机出现在2006年，当时在一家古旧书店，父亲无意中看到《中国家谱目录》中记载：《扬州阮氏家谱》有清光绪八年(1882)增订本，仅有两册，分别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国内四百余家图书馆无一收藏。”

“随后父亲联系在南京的扬州阮氏十三世祖阮念三，其子利用宾馆经理身份，并宴请拜托一位熟识的旅日华人，回日本找到了《扬州阮氏家谱》，几经周折之后影印还乡。”

阮衍喜说，通过翻阅《扬州阮氏宗谱》发现，扬州阮氏一族的宗谱最早编修于清康熙三十九年，随后阮元曾三次主持编修宗谱。

“1795年(乾隆六十年)，阮元第一次主持修订并作序时才32岁，任山东学政，阮元的十二叔阮承鸿携旧谱到山东，两人共同商定，在旧谱基础之上增加12表，以"文秉枢衡、武承嗣荫"八字为排行。同时阮元对应六世祖"前人创之，后人因之"的期望，表示"元是以敬续此志，手为编录，后之子孙，昌大厥宗，引之勿替，益有望焉。"“1823年(道光三年)，时阮元年已60，任两广总督第六年又兼署广东巡抚。由于"祖祠庇荫"、"族人安吉"，族中又"丁男增多"了，所以阮元第二次编修了《扬州阮氏族谱》并作序。他在序中感慨"伊古以来，读书之家未有不以敬祖聚族为首务者"。

以敬祖聚族为首务

阮元三次主持修家谱

阮衍喜说，据《扬州阮氏宗谱》记载，阮元第三次修订家谱时，告老还乡已经八年，已是83岁耄耋老人。“当时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一年是阮元科举得中的周甲子，阮元重赴鹿鸣盛宴，又晋加为太傅，享全俸，这些恩宠他都在第三次修订的序中提到，并将道光帝给他的本年全俸拿出来，作为重修刊印之资。”

以廉教子俭以养德

阮元诗句训喻平等开明

阮衍喜告诉记者，在《扬州阮氏宗谱》中，阮元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家训家规，但是他的诗句包含对子孙后代的希望。

“比如"家计百年自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这首诗，表达了阮元励儿读书，家规寄情;以廉教子，俭以养德;与子论学，精心育才的个性特色，其共性与陆游的诗训教化特色极其相近，既有朴实无华的哲理语言;又有平等开明的训喻方式;还有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虽少尤精，功效不逊。这种诗书传家、俭廉治家、实学兴家的阮元家风，是阮元文化的一笔特有遗产，更是扬州历史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和发扬光大。”

阮衍喜说，近期，扬州阮氏后人小范围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议近期将再次编修《扬州阮氏宗谱》。阮衍喜表示，欲知兴衰者读国史，欲明本源者观家谱。而家谱之用，不惟可知家族兴衰之由，更可坚同宗手足之义。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三) 官做得最大最好的古代扬州人

扬州毓贤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阮元家庙。因为阮元曾经做过太傅，所以这条街又叫太傅街。在古代，官做得最大最好而且又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就是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扬州仪征人。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巡抚，两广、云贵总督，晚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清史稿》称其“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因为阮元政声卓著，在平定海盗、捉拿逆匪、治水禁烟、创建学堂诸方面均非他人所及，故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这位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引导了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方向。他在经史、天文、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著述丰富，腹笥宽广。《清儒学案》总结他的治学旨要是：“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实事求是、无所不包”八个字，是对阮元的高度概括。

一手施政，一手兴文

阮元一生在仕途上跋涉了将近五十年。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地方，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浙江时，全力剿灭海盗，消除朝野大患。他在江西时，严格保甲制度，破获谋反大案。他在两广时，加强炮台设置，遏制鸦片走私。他在云贵时，整治盐务课税，安抚化外边民。他努力治理地方安全，同时对文化教育也尤为关心。

阮元之所以成为通儒、通才、通人，除了先天的超常秉赋，得益于他后天的旁搜博讨。他不但搜集金石碑刻，留心名物考订，对天文算学尤为关注。一部《畴人传》可谓烁古耀今，永远闪耀着倡导科学精神的民族先知的光芒。阮元之所以主持编撰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传》，是因为他爱好科学。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他的考据主要是科技考古。《经室集》中的《匕图考》《铜和考》《栋梁考》《钟枚说》《古戟图考》《古剑镡腊图考》《考工记车制图解》等篇，都是阮元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作。阮元一生关注科技，他在南方时，对三江和浙江等水道变迁、名称变化作了详细考证，精心绘制了十幅示意图，并撰成《浙江图考》。他在北方时，考察古代黄河的动力，撰有《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详细阐述河道延伸与黄河河床抬高之间的关系。阮元是清代数学研究的推动者，挖掘、整理了一大批古代数学经典，如《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四元玉鉴》《算学启蒙》《割圆密率捷法》等。

注重实学，经世致用

阮元治学讲求会通，涉猎广泛，尤重实学，还读西方数学、天文之书。他在《畴人传序》中说：“早岁研经，略涉算事，中西异同，今古沿改，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尝旁稽载籍，博问通人。”充分表明了阮元开明的思想和态度。为科学家立传，中国本有传统。古代所谓科学技术人才，主要是指“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元史方技传》)，囊括了天文、历算、医学、占候、测验、遁甲、风角、修炼、吐纳、导引等方术之士。古人将推算历法称为“推步”，意为日月在天上运转，好似人类走路，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阮元的《畴人传》收录从上古时至清中叶的天文、历法、算学家三百多人的传记，包括外国科学家四十余人。全书记其生平，述其贡献，涉及天文、历法、算学、仪器等方面，而星占学则不收。书中的文字，都录自有关典籍，并有所评论。

《畴人传》由阮元主编，由李锐和周治平协助完成，并经钱大昕等协助订正，共四十六卷。全书收集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家的学术生平资料，把西方科学家作为附录。编者对许多科学家的评价相当精辟，也有些评价反映了阮元的保守观点。学者总结《畴人传》的特点是：介绍传主时，重专业而轻生平;选择人物时，重当代而略古代;叙述过程时，或详细或简略;确定范围时，有中国有外国;须作取舍时，留实学而去巫术;征引资料时，注出处而便查阅;评论传主时，求公允而不避讳。尤其是本书第一次为西方科学家立传，体现了编撰者的视野之开阔。

放眼中西，引领学风

《畴人传》作为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传记，后人评为不朽之盛业。同时，《畴人传》与扬州人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清代中叶，扬州会通数学的人才辈出。像焦循、阮元、李、焦廷琥、黄承吉等人都精于中西数学。他们的数学研究领域，跨越算术、几何、三角、数学史、微积分等方面。他们的著作除了《畴人传》外，还有焦循的《加减乘除释》等。《畴人传》中记载的扬州人虽然不多，但都有独到之处。如扬州府泰州人陈厚耀，康熙进士，因其精通天文算法，被引见于康熙帝。康熙试他算法，让他画三角形，求其中线，以及弧背尺寸。陈厚耀写好算式后递上，康熙看了很满意，授与他编修。又如扬州府高邮人李，乾隆进士，幼年读书颖异，有神童之目。既长，博洽通敏，喜欢历算，代表了当时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再如扬州府甘泉人罗士琳，少年时跟舅父秦恩复在扬州读书，对于西方算法十分精熟。著有《三角和较算例》《弧矢算术补》等数学著作。

《畴人传》是阮元对中国科学史的杰出贡献。《畴人传》问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所以版本和续作很多。

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乾嘉学派中还有个扬州学派，扬州学派中还有阮元、汪中、焦循和王念孙、刘文淇、李审言这样的名字。然而他们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

阮元是古代文人中少有的文运与官运两者都亨通的人。他出身于武功世家，独以文名闻世。据说，因为他小时候身体单薄，不能胜任驰射，他的父亲才让他改习经业的。而一旦弃武从文，却成就了一代大儒。他的学问从文字源流、名物考证、刊布文献，一直做到科学史研究。他的官职也从学政、侍郎、巡抚、总督，一直做到大学士和太傅。晚清时，名士龚自珍得以见到暮年归养扬州的阮元，崇拜不已，竭力称赞阮元的文章之美可比韩愈、李白，济世之才可比房玄龄、杜如晦。细细想来，实在也并非溢美之词。因为阮元的领军作用，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钟情故土，保护文化

阮元对于乡邦文物的珍爱，使人感慨尤深。将近两百年前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官员兼学者，带领着一批力夫前往扬州东关街，去完成一件重要的文化使命。他们将一块宋代残石从东关街二郎庙菜园里小心翼翼地搬出来，抬到附近安家巷的准提庵，安置在庵东侧的长廊里。看到古人遗留下的残石得到了妥善保管，在场的僧众一片欢腾，那位官员与学者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位官员与学者就是阮元。这一天，应该说在准提庵的历史上写下了沟通中华古今文化血脉的华彩一页。

算起来，这一年是大清王朝嘉庆丙寅年(1806)。四十三岁的浙江巡抚阮元正踌躇满志，在刚刚刻成了卷帙浩繁的《十三经校勘记》后，又与扬州太守伊秉绶商议编撰《扬州图经》《扬州文粹》等事宜。对家乡文化充满浓厚兴趣的阮元，这一年中几乎踏遍了扬城内外。只要他留心，似乎在扬州这座古城里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发现：在城外的甘泉山，他发现了西汉厉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