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民间百姓对权贵集团怨声载道，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 “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 ，很是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掏空近代中国国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其中孔家的代表人物孔祥熙，既是蒋介石的大姐夫，又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家族十分显赫。

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孔祥熙还有一个身份更让人津津乐道——万世师表孔子的第75代“祥”字辈孙子。 奉命出访时，外国人的报纸也喜欢大肆渲染一番。孔子闻名全球，而咱们这位贵客孔部长，是中国圣人的后裔，国际国内对这一身份的宣传，让孔祥熙倍感尊荣。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直到1930年孔府重新修订族谱，才将孔祥熙的名字载入其中。而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老孔还捐了一笔钱，这就更使人怀疑其中藏有猫腻了：

是孔祥熙发达了碰瓷孔子，找个显赫的先祖，硬往自己脸上贴金么？

清王朝的土崩瓦解的那一年，孔祥熙的老父亲 孔繁慈 撒手人寰。孔繁慈是读书人，山西太谷县人。奈何屡试不第，尤其在晚清取消科举考试之后，只能以贡生的身份，做了个教书匠。

民国肇始，老孔悉心培养的小孔，将在未来几年，一飞冲天。

1890年以前，孔祥熙一直跟着父亲孔繁慈学习儒家经典，之后才进入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新式学堂华美小学。

抛弃旧学拥抱新学，学贯中西并且最后顺利留学，这一番机缘巧合和他10岁时的一场病颇有渊源。

那年孔祥熙患上了腮腺炎，吃了大半年中药毫无好转迹象，只好求助于西医，由此结识了外国传教士，并最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来后，孔祥熙一边办学一边经商，因为头脑灵光和人脉广泛，收入丰厚。

举个例子，1912年时，孔祥熙争取到了壳牌煤油在山西省的独家代理商资格，那时候老百姓普遍使用传统的油灯，烟大不说而且照明效果差。如何鼓励老百姓都改用煤油灯，来买自己公司的煤油呢？孔祥熙的办法在那时堪称一绝： 凡是来买煤油的，达到一定数额，就送一盏全新的煤油灯 。很快顾客纷至沓来，山西的家家户户几乎都用起了煤油灯。

这只是孔祥熙生财有道的一个小小缩影，总而言之，短短几年他就已经是极为成功的商人了。1913年以后，孔祥熙奔赴日本，在这里为孙中山出钱出力，还结识了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并于次年成为了孙中山乃至于后来的蒋介石的连襟。 ——当然了，也由此先后被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作自己的心腹。

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日益稳固，孔祥熙也摇身一变，从一个商人变成了国府要员，先后出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重要职务。这个昔日的买办商人，也由此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官僚资本家，强悍的吸金能力，在四大家族中拔得头筹，被百姓咒骂为“国蠹”，即国家的蛀虫。

那么，如此显赫的一位国民党高官，为何又突然有了一个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呢？

按照孔祥熙方面的说法，他的先祖在明朝末年从山东曲阜迁徙到了山西太谷，由于离大宗越来越疏远，几代以后他家这一支系便无人过问了。孔府自乾隆以后就没有重修族谱了，因此好些代子孙就这样湮灭于 历史 ，没能进入孔府的族谱当中。

孔祥熙是“祥”字辈的，父亲孔繁慈是“繁”字辈的，这个和孔家的字辈排行保持一致。他也曾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自己确实是孔子后代，且同样是第75代“祥”字辈子孙。

不过，孔祥熙自己说了不算，还必须让孔府承认才算权威。

民国初年，孔祥熙在山东曲阜办事，结识了 孔府八府老爷子的长孙孔祥勉 ，俩人都是一个字辈的，分外亲近，于是孔祥勉应承下来，帮忙核实孔祥熙是否是孔子后裔的事情就包在了他的身上。

孔府八府是什么？原来衍圣公死后，他的嫡长子会袭封衍圣公的爵位，居住在孔府内。而他的弟弟们就只能搬出去分家住。就这样形成了各个府。相比于孔府，他们虽然也是显赫世家，但是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远远不如。

根据孔祥熙的自述，他的父亲叫 孔繁慈 ，祖父叫做 孔庆丰 ，再往上的几代不清楚，但能追溯到有个当县令的祖宗叫 孔宏问 ，生了两个儿子 孔闻钦和孔闻美 。于是孔祥勉回家里拿出保存的家谱仔细查看，终于发现了孔弘问和他的儿子们的名字。

孔祥勉仔细核对后的结论是，孔祥熙的确是孔氏家族的后裔，他的先祖属于孔氏“六十户”当中的 “纸坊户” ，孔祥熙的确是“祥”字辈的孔子第75代孙。

那么问题来了，“纸坊户”又是什么玩意？

原来在清朝康熙年间，孔子后人光是男丁就已经超过了两万人。孔府再大也塞不下几万口人住着，事实上他们也早已分家，在山东曲阜城内城郊四处开枝散叶。当时就根据他们搬迁后所住的地方名，命名了他们的户头。大户多达数千人，小户则只有三五百人。

得到了孔子家族的确认，自此以后孔祥熙自称孔子后人更有底气了，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是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为了表示对孔祥勉的酬谢，得知孔祥勉是个工程人才，孔祥熙特意托人买了一份德国顶尖工程师的设计图纸，送给他参阅。

1928年时，全国已经推翻封建制度，成立共和政权多年了。 社会 上对于孔子家族后代依旧当着“衍圣公”颇有微词。

孔子死后，孔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及其后裔，就得到了无上尊荣，被历朝历代的政权不断加封，爵位也水涨船高，到了北宋时期直接成为了“衍圣公”。

除了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还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孔府占地面积广阔，名下还有不计其数的田地宅院，整个家族也因为有个好祖宗孔子，香火旺盛绵延两千多年。

在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晚清，“衍圣公”家族无疑是封建制度的代言人，哪怕是个吉祥物，也是站在封建制度那边的。到了民国时期，皇帝都没了，你怎么还能当“衍圣公”呢？

1935年，民国政府改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为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当然了，这是后话了。

摆在衍圣公家族面前最大的难关，从来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封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1928年蔡元培率先向孔府开火。

蔡元培丢出的王炸是 《改革曲阜孔林办法》 ，他认为衍圣公家族和民国格格不入，应该进行改革。孔家的衍圣公封号应该取消，孔府占有的广大良田和一些特权应该被收回。老蔡还算是个厚道人，提出了对孔府的财产四六分的建议，政府收回六分，留下四分养活孔府嫡系的子孙后代。

民国靠的不是什么儒学，衍圣公这个封号名存实亡，所谓的政治地位孔府也不奢望了。但是蔡元培这个动议，真是要了命了，一锄头锄在了孔府的钱袋子上。

若按照这么个改法，孔府的经济收入无疑锐减，换做是谁都不可接受，再开明的人也不行。

为了阻止蔡元培的这个提议通过，孔府不断动用各种金钱关系上下活动，但收效甚微。眼看就要接受现实了，突然天降猛男，帮助孔府力挽狂澜。

这个人是谁呢？正是不久前刚确认孔子第75代孙的孔祥熙。

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中，孔祥熙对这提案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觉得这样处理太过激进，很不合时宜。

孔祥熙为孔府衍圣公家族辩解说，他们的田地宅院都是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赏赐的，不好没收，对于孔府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压榨贫农的恶行避而不谈；孔祥熙还说，衍圣公家族是有着两千多年 历史 的大家族，受到历朝历代的尊崇。国民政府也应该这样，对孔子家族取一种尊重的态度，倘若逼得孔府上下鸡飞狗跳，会为政府招来国内外的种种非议。

经过孔祥熙的阻止，这份提案便从即将执行变成了束之高阁。 毫无疑问，孔祥熙成为了孔府的救命恩人，成为了当时孔子家族最有出息的好儿孙。

1930年的时候，衍圣公孔德成决定重新编修族谱。上一次的编修还是在乾隆年间，过去了二百多年，添丁不少，也是时候了。

当时许多孔子后人都捐钱帮助重修族谱，孔祥熙也是大手笔， 直接捐了1000银元 ，还动用自己的关系网，帮助找寻失散的孔子后人支系。

这一次的族谱修订完成后，孔祥熙的名字也正式载入衍圣公家族的族谱，在“纸坊户”这一卷当中，将近六成的版面全都用来记载孔祥熙这一支的事情。自此，孔祥熙坐实了自己是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

1943年，孔祥勉的儿子在重庆结婚，邀请孔祥熙当证婚人。孔祥熙在婚宴上说起了孔祥勉帮助自己查实身份的过往，还讲述了孔子后裔身份带给自己的尊荣。说他1937年初以特使身份出访英国，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时，当地报纸都拿他孔子后裔的身份来作宣传。

还有一幅漫画，说比起英国皇室的家族谱系，这位孔特使的家族就好比一棵参天大树，前者不过是一朵小蘑菇罢了。

不管是孔祥熙的个人说辞，还是孔子家族正式确认，似乎他孔子后代的身份都难以动摇了。

然而很多人却一直怀疑，这背后并没有什么 历史 事实，而不过是双方的利益交换罢了。

还有人觉得，孔祥熙是因为纵横商海而后官运亨通，便希望掩盖自己祖上并不显赫的过去，硬给自己找了个大家族挂靠着，处心积虑地证明自己是孔子的后代。

毕竟孔氏“纸坊户”跟孔子的血缘没多亲近的关系，而且“纸坊户”定居与山东曲阜附近，而你孔祥熙家族一直住在山西呀！

所谓的和孔祥勉核对了自己的某个先祖，谁知道是不是你俩一看族谱，看哪个合适就挑了哪个？

孔祥熙为衍圣公家族“仗义执言”，衍圣公家族投桃报李，这似乎更能逻辑自洽。此外，孔祥熙捐出去的那1000大洋， 更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属于花了钱把自己写进的族谱？

这么说，那就是孔祥熙攀附衍圣公家族这根高枝咯？

可是笔者认为，在民国时期，孔祥熙和衍圣公家族两个放在一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衍圣公家族是昔日的高枝，眼下最粗壮的高枝分明是孔祥熙。所以，说孔祥熙攀高枝，似乎并不合适。

倘若孔祥熙入衍圣公家族族谱的事情，确实有悖于 历史 事实而藏有猫腻的话，那么这更像是双方在互取所需。

孔祥熙位高权重财源广，缺的就是个名人后裔的光环加持。而在风雨飘摇的民国，衍圣公家族也需要一个可以紧紧抱住的大腿，以求保全整个家族的利益。

当家产的即将被没收走60%的时候，当整个家族乱作一团毫无办法的时候，一个有能力改变局面的人，不但无偿相助，还乐意当你家孙儿，谁又能拒绝呢？

第四届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颁证典礼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来自英国吉尼斯总部的纪录审核官弗里加迪先生，现场为中国2005年申报成功的部分项目颁发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的认证官吴晓红女士披露，2005年国内的有效申报达500件，申报成功的项目有25件。 创造吉尼斯纪录 鲍喜顺成“第一巨人”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颁证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2．36米高的鲍喜顺了。他是世界上自然生长情况下依然健在的最高的人，创下了吉尼斯纪录。 来自内蒙古的鲍喜顺今年55岁，父母和兄妹都是普通高度。他从15岁开始疯长，一直长到了2．36米。体检显示他脑垂体分泌正常，说明他的身高属自然生长。 他说，申报吉尼斯纪录过程中，他的生活改变很多，当地媒体帮他盖了5米多高的专用房。如今他最大的愿望是找一个合适的伴侣，享受家庭生活。 ■相关链接 本届吉尼斯纪录（部分） ●世界自然生长并健在的最高的人：2．36米的鲍喜顺； ●世界最大天然红宝石：4．09万克拉； ●世界最小的二胡：北京的王军制作的4．7厘米的二胡； ●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 ●世界最长的家谱：孔子家谱； ●世界最奇特的女性专用文字：湖南江永女书

孙

孙起源于 卫辉市

分布：河南、山东、台湾、安徽、黑龙江、河北、辽宁、江苏、吉林

一 孙姓主要由五大来源组成：姬姓、芈姓、妫姓、子姓和外姓的改姓。

第一支出自姬姓。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封其同母弟姬封于康，侯爵，史称康叔。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三监联合殷王武庚叛乱，为周武王四弟周公旦所平定。康叔因出兵平武庚之乱有功，封为怀侯。周成王以康叔为司寇，赐卫之宝祭器，欲移康叔于卫。康叔死后，周成王正式封康叔之孙考伯于卫，侯爵，古城在今河南北部淇县东北朝歌城，故史称康叔为卫康叔，乃追称之名。春秋初，卫武公佐周伐西戎有功，被周平王赐为公爵。卫武公之子公子惠孙，惠孙之孙武仲乙，武仲家族以祖父之字为氏。这支姬姓孙氏至少有2 700多年的历史。

第二支源出芈姓。春秋初，楚王蚣冒之孙贾，贾之子艾腊，也称孙叔敖，孙叔为其字，出任楚庄王的令尹，其子孙以其字为氏。孙叔敖居于期思，即今河南淮滨东南。这支芈姓孙氏也有2 600年的历史。

第三支系自妫姓。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周武王封商均的直系后裔妫满于陈。公元前672年，陈厉公之子陈完逃奔齐国，改陈氏为田氏。齐景公(公元前547一前490年在位)时，陈完五世孙田桓子，即齐大夫田无宇，其子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封田书于乐安，古城在今山东惠民，并赐姓孙氏。这支妫姓孙氏也有2 500多年的历史。

第四支血缘子姓。商朝末，朝纲混乱，纣王昏*，纣王叔父比干，商之贤臣，因直谏而被杀，子孙避难改姓，其中一支以本为王族子孙之故，遂姓孙氏。这支子姓孙氏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

第五支来自外姓和少数民族的改姓。其他姓改孙姓的最主要的事件有：战国名士荀子的后裔在西汉时为避汉宣帝名讳，改为孙姓；西汉滕公夏侯婴之曾孙夏侯颇，随外祖父姓而改姓孙；三国时孙坚部将俞河改姓孙。少数民族使用孙姓主要有：唐朝契丹人孙姓；清朝满洲八旗姓孙佳氏全族改孙姓。这些外族与汉族长期混居后多数被同化成汉族孙姓。

孙姓自商末周初立姓之后，一直活跃在河南和山东一带。春秋初，姬姓孙氏一直世袭卫国的上卿，权倾一国，孙姓在河南地区发展很快，到春秋末，孙氏在卫国失宠，北迁晋国。发源在山东的妫姓孙氏发展得蓬蓬勃勃，尤其在战国时期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孙武，其子孙明因父功而封富春侯，封地在今浙江富阳，形成了孙氏的南方著名郡望吴郡。秦汉以后，妫姓孙氏成了全国孙姓的主力，由山东向四周拓展，西进山西太原，南达浙江南部，向西南达到湖北。三国时，孙坚父子在江南建立了吴国，孙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中原和江南的孙氏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一批孙氏名家大族。到了唐宋时期，孙姓已遍布于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在宋朝形成的"百家姓"中，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可见孙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明末清初，孙姓也进入了台湾。

当代孙姓的人口已达1 848万，为全国第十二位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54。从明朝至今600年中孙姓人口由119万激增到1 848万，增长了近16倍。明朝的平均人口接近9 300万，当代的人口按12亿计，人口增长了13倍。孙姓人口的增加速度高于全国人口的增加速度。这1 000年中孙姓人口的增加率是呈"V"形态势。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两省，大约占孙姓总人口的28；其次分布于安徽、黑龙江、河北、辽宁、江苏、吉林，这六省又集中了42。山东为当代孙姓第一大省，居住了孙姓总人口的16．9，占省总人口的3．3。占省人口比率最高的省份是黑龙江(3．5)和吉林(3．4)。以长江为分水岭，孙姓显示了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形成了华东沿海省份连接东北三省的孙姓分布带。在最近的600年期间，孙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间有了很大的区别，其特点是由东南部向华中、华北强劲地回迁，同时，出现了黄河下游的孙姓人群向东北地区的大量移民。

二 孙氏祖先文王 历代事迹辉煌

孙姓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姓氏，历代的伟人名士辈出。

这个著名的姓氏，根据《姓纂》的记载，其最早的祖先是周文王。周朝是一个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周文王的第8个儿子康叔，就被封于卫。传到卫武公的时候，武公的儿子惠孙做了卫国的上卿，惠孙的这一支，主拿孙字当作了他们的姓氏。当时的卫国，就是现在山西太原一带。《姓纂》的这一段考据，已被后世所共认——孙姓的祖先可以远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文王。

不过，到了汉唐之际，却又有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说法：

《唐宰相世系表》写道：“又出毕姓，孙叔敖后，又齐陈无宇之子书，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食采于乐安，子孙因乱奔吴，孙武为吴将，其后也。”

《汉孙根碑》说：“先出自殷比干。”

《汉书》：“夏侯婴为滕令奉军，号滕公，其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公主，故公子孙又为孙氏。”

《汉书》：“荀卿避汉宣帝讳改孙氏。”

以上的这些说法，说明了三点：

第一，孙氏姓源，后世仍不敢真正确定，所以才有源于比干，孙叔敖等不同的说法。

第二，由于各种因素，或因功赐姓、或随外家改姓，或避帝讳，曾有多人放弃原来的姓氏，改以孙为姓，而使孙姓日益增多。

第三，现在姓孙的人，有一部分在血缘上很可能是陈、荀、夏、侯等姓的后代。

历来对于孙氏姓源的考据，既然是如此的众说纷纭，现在孙姓之人想要追溯血缘上的正确出处，也就较为费事了。

在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孙姓名人中，孙阳可能要算是最早在史书上出现的一位。孙阳这个名称，大家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伯乐”，大家一定熟悉万分了。孙阳是春秋秦穆公时的人，伯乐是他的字，以善于相马闻名，后世也就以“伯乐”两个字来表示一个人的知人之明了。

其次，便是鼎鼎大名，被全世界军事学家奉为军学泰斗的孙武了，他所著的《兵法十三篇》，一直到今天，都被奉为军事上的最高法则。孙武的后代，也出了一位以兵法见长的著名人物——孙膑。

翻开《尚友录》上历代孙姓名人的事迹，却没有一位是可以比得上孙中山先生的，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每一个中国人都深铭五内。大家都公认他的丰功伟绩，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无人能及。孙姓人的杰出与卓越，真是在他的身上登峰造极了。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quot;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quot;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