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大地,有且只有四姓是所谓的“通天家谱”，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家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四家所用的字辈千百年来完全相同。

这四姓始祖，古往今来，皆以圣人尊之。至圣为孔子，孟子被尊为亚圣，他是孔子之再传弟子，而复圣颜回、宗圣曾子均是孔子的嫡传高足。

孔孟颜曾四姓在现实世界虽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却以“斯文在兹”的信念为后世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

这个看似与国家民族没有多大关系的同族谱之字辈，实际上却折射出一个民族血脉相承的缩影。

一

该四姓后人的现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从孔门第五十六代开始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曾赐孔氏八个辈字：即“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第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

明末由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荫植)奏准，崇祯帝赐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至清朝乾隆皇帝又赐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的辈是孔门第八十三代“念”字辈。因此，不少孔孟等四姓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

有待指出的是：这并非是孔、孟、颜、曾传人一直使用的，而是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作为孔孟颜曾后裔行辈的顺序的。现家谱如下：

希、言、公、彦、承，

弘、闻、贞、尚、胤；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肈、彝、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二

上述四姓族谱，据说“卜”姓亦遵照之。卜商为卜姓始祖。不过，卜子的影响力远不及上述四圣。

说到四姓该族谱，尤以“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惟垂佑，钦绍念显扬”而耳熟能详。在当代四姓的族人中，许多人都会当做家谱来背诵。甚至有不少外姓人也说这是孔孟两大家的家谱，也有些人说这是孔孟颜曾四大家的共同家谱。

严格的讲，这些表明辈分的名子开头“字”不是家谱，家谱是记载某个家族世系传承情况——即各个支脉的男性家庭成员及其配偶、儿孙年龄职业住址等情况（封建社会中女性长大成人要出嫁，所以不计入家谱）的花名册（类似家族内部的户口登记薄）和家族成员中重要人物重大事迹的记录本。

近来，历年清明节至，来自海内外的三百余名孔子后裔必然在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祭奠了共同的祖先——孔子，子孙们依次向一世主孔子深深鞠躬行礼、敬献花蓝，并诵读祭文。之后又分别来到二世祖墓、三世祖墓、中兴祖孔仁玉墓和远代诸墓望祭之坛前，按照释奠先祖“必丰、必洁、必诚、必敬”的礼仪要求，举行了传统释奠祭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祭孔活动以来，曲阜的祭孔活动都是在孔子诞辰日举办，属于“秋祭”。而在传统上，最隆重、最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都是“春”“秋”两大祭。2008年，曲阜恢复了传统的春季祭孔。如今的春季祭孔大典定于4月3日在孔子出生地尼山隆重举行。曲阜的孔氏家族墓地，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墓葬最多和最集中的家族墓地，也是世界延时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葬群。自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其子孙接冢而葬，两千多年从未间断。

据悉，目前，孔子后代有三百多万人，至今已繁衍八十多代。其中，曲阜的孔子后裔占曲阜人口的五分之一，大约有23万！

孔子家族嫡长孙（第四十六代）自宋仁宗至和二年起世袭爵位“衍圣公”，主要任务为祭祀孔子、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台湾已故的孔德成是延续八百九十余年的“衍圣公”最后一代。

不过，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民国时代的大财阀孔祥熙，并非孔门嫡传后裔。因其母嫁入孔门时已有身孕。

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回民，姓孔，这是很特殊的。或许会有人问，孔子是汉族，为什么他的子孙是回族哪。原因是：孔子的第59代子孙孔彦嵘娶了一名回族女子，名叫马甲尕，夫妻两人生育了3个儿子。马甲尕要求一个儿子加入回族，并且信仰伊斯兰教。她缝制了一顶穆斯林戴的白布帽子，三儿子年幼好奇，争着戴这顶帽子，于是顺从母亲的意愿成了穆斯林。在甘肃永靖县，孔氏穆斯林被当地人称为“孔回回”。

孔孟四姓的后裔中除了有回族外，还有土族、东乡族、藏族、满族、保安族、土家族、朝鲜族和撒拉族，他们分别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喇嘛教、基督教等宗教。

三

现在，我们具体谈谈该四姓共同族谱的由来。

先说是否存在“孔孟一家亲”。当前，“天下孔孟是一家，看字排辈论高低”的说法很流行。由于孔子、孟子的后人共用一个家谱，不管姓孔姓孟走到哪里都要当一家人来对待。还说在旧中国孔家孟家子弟外出旅行，即使逃荒讨饭，来到陌生的孔孟人家，只要一提自己姓孔或者姓孟，就会被当一家人来看待。要按照姓名中的“字”表明的辈分论高低，岁数大辈分低的人也要给岁数小辈分高的人磕头行礼，称“叔”喊“爷”。东道主要给讨饭者安排吃住，走时还要送些粮食。这是和外姓人的区别之处。

要搞清孔孟是否真的一家，就需要看是不是两家真的共用一个家谱。经查阅家谱网得知：《孔子世家谱》是专门记录孔子家族繁衍脉络的谱牒，从孔子时代至今已传承了二千五百多年，跨越了八十多个代次，共登记近200万人。2005年，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在法兰克福宣布，中国的《孔子世家谱》被认定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

《孔子世家谱》原为手抄本，明朝时《孔子世家谱》形成“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之约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只大修过四次，分别在明朝天启年间、清朝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7年民国时期。

而《孟子世家谱》也记载了从孟子到第七十五代孙孟祥拹（1990年在台湾继任亚圣奉祀官）的历代孟氏子孙繁衍情况。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修编了一部较为完整的族谱，分送族众。康熙六十一年(172Z年)秋，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重校《三迁志》。

孟氏族谱规定，续谱之时要将旧谱缴入谱馆，一旦新谱修成，要将旧谱销毁，所以清代以前的孟氏族谱已经没有了，现在传世的只有《道光谱》、《同治谱》两种木版刊印本。

由此可见，孔孟两家各有独立的家谱，家谱中都没有两家合并为一家之说。至于曾、颜，亦如是。我们进而可以推断，从宗族的角度讲，孔家就是孔家，孟家就是孟家，曾家事曾家，颜氏仍是颜氏。颜氏之源与孔子母亲无涉。

据说，这四个通天谱的后裔，是不需要说“免贵”的姓氏。

也有此分析出：四姓具备共同族谱，并非是春秋战国时代相约而定的，而是后来的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强行以定。

当然，无可否认，四姓之始祖确实亦渊源甚多。众所周知，孔子及其学生的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西方人看来，孔子无疑是足以与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柏齐名的思想家。

而孟轲，也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是影响了很多执政者的至理名言。

关于曾参，其实是孟轲的老师的老师，其在孔学中的地位，很长时间以来未被认识，唐宋之后才被高度认可。他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被称为“上承孔子道统，下开思孟学派”。

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徒弟，有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颜回所认同的“天人合一观”所表现的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瑰宝。

其实，儒家学派以孝道为先，排序以入道为先，应该是孔、颜、曾、孟才对。原因很简单：颜回和曾参是孔子的学生，颜回是曾参的师兄，曾参却是孟轲的师祖！

孔孟颜曾四姓在现实世界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却以“斯文在兹”的信念为后世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

一是颜料,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成分为进口宝石。二是环境,敦煌那里干旱少雨,湿度低,敦煌壁画基本是在密封状态,所以可以维持时间长点到近代,情况不容乐观了

敦煌壁画为何能保持千年不脱色？颜料从何处来？用什么工艺、矿物制成？多年来众说纷纭。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王进玉通过对敦煌壁画所使用的三十多种颜料进行科学分析后近日提出，中国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具备了很高的颜料发明制作技能和化学工艺技术，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来自进口宝石、天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

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等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王进玉采用科学方法，将现代仪器分析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结合起来，以敦煌壁画常见的红、黄、绿、蓝、白、黑、褐等三十多种颜色为样品进行科学分析后提出上述观点。

据新华社今日报道，王进玉说，借助敦煌石窟的不同年代研究壁画颜料，不仅可以证实中国是最早将青金石、铜绿、密陀僧、绛矾、云母粉作为颜料应用于绘画中的国家之一，而且表明中国古代的化学工艺技术和颜料制备技能在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

敦煌壁画的艺术特点

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的国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内容之丰富、技术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举世罕见的。

由于它产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中段的关键地区敦煌，因而具有特殊的地理文化性质。这个地区曾经居住过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在境内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为中西使者、商贾、僧侣东来西去必经之地，因而敦煌自古便是“华戎所交”的都会，也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经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具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的特点。但所有特色都包融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艺术体系之中而呈现出新的风彩。下面略述十大特色。

（一）石窟建筑的中国特色

佛教石窟始兴自印度，辗转传到西域。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原来印度的毗诃罗（僧房）和支提（塔庙）都出现了新形式。传到敦煌，则离印度更远。敦煌最早的禅窟，其窄小的甬道与印度的廊柱大殿不能相比；两侧仅容一人结跏趺坐的小禅室，亦与印度起居室式大禅房相异，并完全模仿了库车苏巴什的禅窟形制，而且规模更小。北魏的中心柱窟与廊柱佛塔式大厅更不一样，它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隧道窟在西域克孜尔逐渐演化而成的，北魏晚期发展成为中国多层楼阁式塔，绕塔观像的作用与支提略同，但后室有平綦顶、前厅是人字形、硬山顶，南北壁有汉式阙形龛。早期的石窟形制上便已增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隋唐以后的倒斗顶殿堂，正壁开龛，顶悬华盖（藻井），有的窟中设佛坛，前有踏步，后有背屏，四面围栏，佛坛四面画壶门及伎乐、动物装饰，四壁画联屏。佛窟在世俗化过程中进一步模仿宫殿形式，中国特色更为浓厚。

（二）从印度飞天到中国飞仙

世界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安琪儿——臂长翅膀的儿童或少女；中国有羽人，臂长羽毛，奔腾于空，世称飞仙；印度有头顶圆光、身托云彩的飞天，也有双翼天使。敦煌飞天来自印度。当其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进入敦煌后，遂渐与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条丰脸型、长眉细眼、头顶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头无圆光、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式中国飞天。隋代帝王宠爱飞天，暗造机关令木制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启户，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1）A〕因而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特别是天宫，阁中的伎乐天也腾空而起，化为绕窟一周的伎乐飞天。

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正象我国诗人李白咏飞仙诗所说：“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2）A〕这就是中国飞仙（即飞天）典型的艺术形象。

（三）菩萨的女性化

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在印度石窟中人体比例、姿态动作、面部表情都比较写实而又合于理想；在男女性别上，特征分明，圣众中男女生理特征非常明显。男者面相丰圆、唇有胡须、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者脸圆、眼尖、眉长、唇厚、丰乳、细腰、大臀、跣足，有的男根女阴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龟兹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裸体像已大为减少。进入高昌地区，菩萨圣众性别大多不明，佛陀身后的天龙八部也多为同一形象，没有男女长幼之分，裸体形象已不存在。敦煌早期洞窟多半如此。一方面符合佛经的说法：佛国世界的圣众“非男非女”，同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认为赤身裸体有伤风化，不文明不道德，故有意不表现男女生理特征。隋代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女性菩萨，面相丰润而妩媚，唇上虽然有绿须，胸前亦无乳房，但温静娴雅、姿态婀娜。故唐初高僧道宣说，造菩萨象：“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像。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3）A〕画家赵公佑形容菩萨像“妍柔姣好，奇衣宝眼，一如妇人”〔（4）A〕，感叹失掉了造菩萨像的目的。敦煌画师与中原一样，为了“取悦于众目”，菩萨像也女性化，世俗化了。

（四）供养人画像是中国特有的肖像画

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在西域的龟兹石窟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供养人画像行列，但少有题铭。敦煌则不然，在最早的一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或通壁画像行列，并有榜题，这与儒家的祖先崇拜有关。汉代已有为祖先画像之风，佛教功德主画像便与此结合成为最初的施主列像。西魏已形成一家一族的画像，唐代则发展为家庙，如贞观十六年的220窟，题名“翟家窟”，从道公翟思远到九世孙五代翟奉达“检家谱”〔（5）A〕共连续了280多年，翟奉达又画了他一家三代之像，十几代人一脉相承，岂非家庙？

五代98窟为曹议金功德窟，共画供养人169身，从曹氏家族内亲张议潮、索勋、外戚女婿于阗国王李圣天、回鹘公主等，还有节度使衙门大小官员及曹氏姻亲、曹氏家族祖宗三代、儿女、子婿等，按辈份依次排列，而且有一批等身大像，超身巨像，比佛、菩萨画更为显赫，而且依次排列绕窟一周，画像场面宏伟，似乎不是在供佛，而是供人，供奉曹氏家族，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五）大乘经变的王国

大乘教在中国普遍流行，并形成了许多宗派。因而如《法华经》、《华严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弥勒经》等大乘主要经典都有经变。这里的经变是指一部经绘一幅画，本生故事，则一个故事一幅画，也可叫经变，但一幅大型经变却包含许多故事。这种经变，在佛教国家隋唐以前的佛教遗址中尚未发现过，中亚也没有，这是中国画师以佛经为依据独创的。据现存的画迹来看，北魏晚期在麦积山石窟里已出现巨型中国式西方净土变和维摩变。从敦煌说，一般晚于中原，始于隋，盛于唐，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维摩变》、《报恩经变》、《密严经变》……等二十几种，计1102幅，如加上本生故事，约有1350幅，堪称当今世界大乘经变之王国。特别是吐蕃时期以后，集各宗各派经变系于一窟，同时并存，各展风彩。这些经变是抽象佛经的具像化，在具像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中国式楼台亭阁、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和色调幽远的自然景色，在经变的艺术境界中，还蕴含着多层次的意境：宗教境界、政治境界、伦理道德境界等，充分体现了释、道、儒三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

（六）敦煌壁画是一座音乐舞蹈宝库

敦煌壁画中反映的舞与乐是联在一起的整体，舞是乐之形，乐是舞之声，它融合了各民族和各国舞乐的因素，它的多元性是很明显的。主要可分为三类：中原汉民族的舞乐，如清商乐、燕乐等；西域兄弟民族的舞乐，如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外国舞乐，如天竺乐及中亚波斯等国的舞乐。在河西走廊主要流行以龟兹乐与中原舞乐结合的《西凉乐》，其中包括敦煌乐。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佛教艺术在敦煌的发展，天竺乐在西域和敦煌舞乐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舞乐，分为两大类：即仙乐与俗乐。所谓仙乐即以佛国世界天人形象出现的舞乐，如早期洞窟里绕窟一周的天宫伎乐；唐代金碧辉煌的极乐世界里的大型舞乐场面，如220窟的胡旋舞、胡腾舞，217窟的柘技舞等。俗舞是现实生活中的乐舞，如张议潮出行图中的营伎；宋国夫人图中的清商伎和百戏；嫁娶图中的六公舞等。仙乐中天人、菩萨的手式和姿态，都蕴含着印度舞蹈的流风余韵。但这一切都纳入唐代吸收融合、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中，形成了中国舞乐的庞大体系和优秀传统。

（七）敦煌石窟艺术与信仰思想

敦煌石窟艺术直接接受了西域佛教艺术的内容、技法和风格，主要颂扬佛陀生平事迹和前生善行，宣传累世修行积累功德，因而萨王子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月光王施头千遍、须堵提割肉奉亲等悲剧性题材大为流行，宣扬舍己为众生的牺牲精神，最后才能成佛。

隋唐时代，全国统一，政治经济大发展，大乘经变一时蔚然兴起，《弥勒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法华经变》等一反早期悲惨气氛，而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当世死后即能成佛、念佛七日即可往生净土的思想代潜了漫长的累世修行才能成佛的旧观念，善男信女对佛的信仰思想发生了变化。大体有三种：一、超度亡灵。希望先亡父母、三世父母、七世父母神游净土永离三途；二、为活着的人祝愿。如“现在居誊位太安吉”、“见在老母合家子孙，无诸灾降”、“府主大王曹公保安”等。三、愿成佛者多笼统祝愿。“愿亡者神生净土”、“法界众生，同登正觉”、“一切众生，一时成佛”，特别是对现存者的祝愿。法华经普门品，观音经变及千手千眼观音变中，大量表现了口念观音名号，立刻解脱现实苦难的画面，而不是死后成佛。因而极乐世界图往往是人们作为对佛陀的供养，以求得解脱现实苦难的目的，进入极乐世界，成佛的希望是有的，但三等九级的等级制是很严格的，得之不易。

千年佛教信仰思想的变化，是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和现实思想影响的，是儒、佛思想结合的产物。

（八）中印壁画技法上的交流

敦煌壁画表现技法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壁画技法，敦煌汉晋墓画便是基础；一是西域传来的表现技法。壁画制作方法大体相同，造型、线描、构图、赋彩、传神等表现技法，各具民族特色，这里不多谈，主要谈谈完全不同的两种立体感表现法。

从西域传来的天竺凹凸法，即以明暗晕染表现主体感。这种方法从阿旃陀传到敦煌，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以肉红色涂肉体，以赭红晕染眼眶、鼻翼和面部四周，使明暗分明，最后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表现高明部分。年久色变，肌肉变为灰黑，而白鼻梁，小字脸更为突出，这种晕染法在敦煌石窟流行了250多年。

中国传统的色晕法，方法简单，与印度凹凸相反，只在面部两颊及上眼睑渲染一团红色，既表现红润色泽，又有一定的立体感。这种方法起自战国，西汉已很成熟。五世纪末进入敦煌壁画，与西域明暗法并存近百年，至六世纪末的隋代，才融合中西为一体，以色晕为主，又有明暗渲染，至七世纪初的唐代才形成崭新的中国立体感表现法。

（九）释道儒三家思想大融合

敦煌艺术的开始时期，主要表现佛陀说法、释迦生平事迹——佛传故事、佛陀前生舍己救众生的善行——本生故事、佛陀渡化众生的事迹——因缘故事、还有静坐参禅的千佛。主要表现修持六度以成佛道的悲剧性静穆境界。

北魏晚期，壁画中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方士、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羽人、乌获等道家神仙的形象，出现了云气天花流动旋转，出现了动的境界，还出现了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的菩萨以及身着大袍、脚登高头履的士大夫形象，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家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

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伪经，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撰的佛经，《报父母恩重经》是根据《孝经》杜撰的。唐代洞窟里有此经变，中部为佛陀与圣众，四周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情节。这不是宣传佛教，而是宣扬儒家孝道思想。在许多净土变的深层境界中，多蕴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政治境界。

南北朝时一位学者说得好：“释迦生中国，立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立教如释迦。”一语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规律。

（十）中西石窟艺术交流的交汇点

公元前三世纪中，阿育王弘宣佛教，佛教艺术自印度兴起。公元一世纪时，希腊式佛教艺术出现于犍陀罗，并向各国传播。二世纪时从阿富汗传入新疆于阗，在南路的民丰汉墓中发现有汉代希腊式菩萨像和中国的龙图案，诺羌的寺院遗址中发现有须大本生故事画，与此同时在以龟兹为中心的北路，克孜尔石窟里出现了巴米扬石窟一派艺术，当它与龟兹风土人情相结合后，就形成了龟兹特有的菱格故事画。但龟兹艺术中仍然包含着印度艺术成分、阿富汗特色和波斯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汉画因素，因而形成了多元型的西域风格。

高昌自晋以来一直是汉人政权，汉文化根深蒂固，西方传来的裸体艺术受到儒家思想的抵制，裸体人物、菩萨的性别特征被冲淡了，佛陀和圣众多变成了无性天人。绘画形式与中原汉画有更多关系，因而真正中西艺术交流的第一站是在这里。

传入敦煌后，一开始就赋予了更多的汉文化因素，如阙形龛、人字形窟顶、组画形式、笔意豪放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西域风格。北魏时期，人物形象汉化，连环画形式发展，虽然在风格上仍然保持着印度、波斯成分，但由于中原佛教艺术，特别是南朝艺术的西传，从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线描、赋彩、立体晕染到意境创造，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原风格，把敦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推向高潮。同时形成了西域风格、中原风格交汇敦煌、同时并存的新局面。太和以后，中原风格的画幅还随着宋云、惠生传入西域，反馈于中亚和印度。事实证明敦煌石窟是中印、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上至先秦诸子百家，下到百姓衣食住行，处处都有汉文化。万学之宗是周易，汉家各种思想基本上由它衍生，不论儒墨道法兵农杂，还是风水相面中医。

具体来说。

首先是信仰，汉人”敬天法祖“，文革前每家都有家谱记载家族历史、有宗庙祠堂供奉祖先牌位举行重要仪式。汉人一生要经历很多仪式，如百日抓周、成年冠礼、笄礼、开笔礼、射礼、婚礼、葬礼等等，并前有严格的五服制度，以定亲疏。每年也有很多节日礼俗，一般来说有：

　　正月初一， 春节

　　正月十五 ，上元节，元宵节，正灯日，神话中天官尧诞辰

　　二月初二 ，春龙节， 又叫龙抬头、 青龙节 ，神话中济公菩萨生日

　　二月十二，花朝节，又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花神生日（花期）

　　清明节的前一天 ，寒食节

　　三月初三 ，上巳节 ，姑娘回娘家，传说中王母娘娘开蟠桃会

　　五月初五， 端午节

　　七月初七， 习称七夕、七月七、乞巧节

　　七月十五 ，中元节，又称鬼节，神话中地官舜诞辰（盂兰盆节）

　　八月十五 ，中秋节

　　九月初九 ，重阳节

　 十月十五 ，下元节 ，神话中水官禹诞辰

　　十一月二十二， 冬至

　　十二月初八 ，腊八节 ，神话中释迦牟尼佛成道日

　 十二月二十三 祭灶节，祀灶日，俗称“过小年”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 年除日、除日，除日晚上叫除夕

至於衣，满清剃发易服前有”汉衣冠“，汉人束发而冠、宽衣博带（今日称之为汉服，衣服样式主要有深衣、襦裙、褙子、直身，首服有各种巾、冠、襆头、帽，足服有各种靴、鞋、屐、履）中国自古是”衣冠上国、礼义之邦“；

至於食，汉家有八大菜系先有鲁、川、苏、粤，后增浙、闽、湘、徽，汉文化里饮食文化算是保存最完好的（日本许多小吃源於中国，如寿司）。此外还有茶文化（日本茶道源於中国）、酒文化等等；

至於住，汉式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在世界上独具一格，并影响整个东亚建筑领域；古人席地而坐（今天日本称之为正坐），而非今日之垂足高坐。

至於行，有车马、步辇、轿子；

此外，还有汉舞、汉乐、戏曲、武术、各种汉文学、书画、印章文化。

今中国大陆，道德沦丧、礼乐崩坏、汉文化衰微，既不及港台、也不如日韩，驱除鞑虏思想、重建华夏文化，实乃吾辈之重任！

契丹族

1民族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契丹是一个进取开放的民族，通过与中原及西方的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契丹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仿汉制实行科举，制订成文法典。建立全体男丁皆人兵籍的兵制，又依本身游牧民族习俗而首创五京制。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其中首都辽上京和陪都辽中京均建在北方草原契丹本土内（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是著名的草原城市。

契丹人于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人还喜欢绘画，皇太子耶律倍便是契丹国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马。契丹族广建佛寺和佛塔，使辽王朝的文化颇为昌盛。内蒙古草原东部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其立国后统治的中心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契丹族遗迹遗物，成为草原文明繁荣的象征。

2艺术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制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采。其中有些服饰的图案具有明显中原特色。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2号辽墓的《仕女出游图》，高0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盘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王国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由于辽国的疆域东西横长，正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董鄂妃

身后遭冷遇的董鄂妃

在清初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疑案，长期以来不仅是史家研究的热点，也是文学界、艺术界关注、演绎的重要题材，顺治帝是否出家即为其中之一。而在这一问题中，受到顺治帝万般宠爱的董鄂妃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很多的影视剧和小说中，都讲到顺治皇帝因为董鄂妃病死而心灰意冷，执意出家为僧，给当时的清朝政局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可以说，董鄂妃本无意于政治，但她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她的死却给清初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关于她的传说，更使她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身世之迷

秦淮名妓董小宛说。《清宫演义》、《清宫十三朝》等小说，均将孝献皇后董鄂妃说成是秦淮名妓董小宛。简要情节是：清军统帅洪承畴本是好色之徒，早闻“秦淮八艳”（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之名，尤慕董小宛。洪在攻占江南时，果然生获董小宛，藏之府中，企图霸占，无奈小宛誓死不从。洪无计可施，最后不得已，于顺治二年（1645）将小宛献入皇宫，遂成为顺治帝宠妃。也有说小宛是豫亲王多铎俘获，送入宫中的。

董小宛，历史上确有其人，名白，字青莲，生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秦淮名妓。崇祯十五年（1642），19岁的董小宛从良，嫁给了比她大14岁的著名的“四公子”（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之一的冒襄为妾。二人感情真挚，相敬如宾。战乱中，夫妻二人颠沛流离，相依为命达9年之久。董小宛终因劳瘁过度，于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日病死，时年28岁，葬于如皋昌氏的影梅庵。

为什么将风马牛不相及的董小宛与董鄂妃扯在一起了呢？可能是因为她们俩的姓中都有一个“董”字，二人又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一些文人在编写野史时，为了使情节离奇，有吸引力，或出于对清朝皇帝的故意中伤，于是便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将董小宛说成是董鄂妃了。其实，董鄂妃的“董”是满语译音，“董鄂”也有译为“栋鄂”、“东古”、“冬古”、“东果”的。

襄亲王福晋说。现在也有许多著述和影视剧，认为董鄂妃原是襄亲王的福晋，后被顺治帝纳入宫中，成为宠妃。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清太宗皇太极的十一子，生于崇德六年（1641）十二月二十日申时，其生母是皇太极并建五宫中的麟趾宫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二十一日册封为和硕襄亲王，翌年七月初三日己刻卒，年仅16岁。

顺治帝幼年即位，母亲孝庄文皇后对他管教极严，加之朝廷大权长期由叔叔多尔衮掌管，形成了暴躁、猜忌的性格。孝庄文皇后出于政治顺治皇帝册立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诏书上的考虑，将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立为皇后。这位小皇后从小娇生惯养，尖酸刻薄，并不能体谅顺治帝的苦衷，常常与顺治帝发生口角，小两口的感情并不和谐。因此，顺治帝觉得事事皆不顺心，内心很是苦闷。清初有命妇轮番入侍后妃的制度，董鄂氏经常到后宫入侍，这便给顺治帝与董鄂氏的相识相恋提供了机会。董鄂氏的美貌和才情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多情的少年天子的心，而董鄂氏的丈夫常年出兵打仗，闺中寂寞，也对顺治帝产生了好感。两个情谊相投的人迅速坠入了情网。《汤若望传》中有一段汤若望的回忆：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千六百六十年产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皇帝陡为哀痛孝康章皇后（康熙生母）像所致，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这位皇子是皇几子，生母是谁？汤若望没有明说。福临共有8个皇子，除玄烨外，在7个皇子中，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皇六子奇授、皇七子隆禧、皇八子永干等5人皆卒于康熙朝，勿庸考虑。这样只剩下皇长子钮钮和皇四子。钮钮生于顺治八年（1651）十一月初一日，殇于顺治九年（1652）正月三十日，只活了89天，生母是庶妃巴氏。此子虽也是早殇，但不是殇于顺治晚年，而且他的生母是庶妃巴氏，未封过贵妃，因此，钮钮和巴氏不可能是汤若望所说的皇子和那位贵妃。现在只剩下皇四子。该子生于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初七日，殇于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二十四日，生母是皇贵妃董鄂氏，即后来的孝献皇后。董鄂氏死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由此看来，汤若望所说的只能是皇四子和皇贵妃董鄂氏。但这里有两个出入，一是皇四子生年是公元1657年，而汤若望所说是1660年；二是皇四子生母是皇贵妃，而不是贵妃。

传说也罢，猜想也好，最后归于一致的认识就是，这位董鄂氏姿容绝代，才华出众，在佳丽三千的后宫中赢得了顺治帝专一的爱情，并至死不渝。那么，这个董鄂氏到底是何许人，她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赢得顺治帝的倾心相爱？

香消玉陨，多情天子空遗恨

福临的百般劝慰和关爱并没有减轻董鄂妃因失去爱子所产生的精神痛苦，本来就十分孱弱多病的身体，又雪上加霜。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一代名妃、绝代佳人董鄂妃玉殒香消，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年仅22岁。据福临说，董鄂氏死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崩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

爱子爱妃的接连死去，使福临的精神几乎崩溃。他万念俱灰，看破红尘，弃江山社稷如敝履，执意要出家为僧，并让和尚溪森为他剃了发。后来由于溪森的师父玉林琇以要烧死溪森为要挟，才逼得福临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福临悲恸欲绝，他以超常的丧礼来表达对爱妃的哀悼。 董鄂氏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一日，福临谕礼部：“皇贵妃董鄂氏于八月十九日薨逝，奉圣母皇太后谕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薨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其应行典礼，尔部详察，速议具奏。”

在礼臣们拟议谥号时，“先拟四字，不允。至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福临为什么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呢？因为清代谥法，皇后谥号的最后四字为“×天×圣”，“天”代表先帝，“圣”代表嗣帝，表示该皇后与先帝和嗣帝的关系。如孝庄文皇后在太宗时“赞助内政，既越有年”，以后又辅佐顺、康二帝。所以她的谥号最后四字为“翊天启圣”。而董鄂氏谥号的最后四字为“温惠端敬”四字，明显比有“天”“圣”二字的皇后低了一等，所以福临感到内疚。

顺治帝命令上至亲王，下至四品官，公主、命妇齐集哭临，不哀者议处，幸亏皇太后“力解乃已”。

顺治欲将太监、宫女30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后被劝阻。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二十七日，董鄂妃的梓宫从皇宫奉移到景山观德殿暂安，抬梓宫的都是满洲八旗二、三品大臣。这在有清一代，不仅皇贵妃丧事中绝无仅有，就是皇帝、皇后丧事中也未见过。

董鄂氏的梓宫移到景山以后，福临为她举办了大规模的水陆道场，有108名僧人诵经。整天铙钹喧天，烧纸施食，香烟燎绕，纸灰飞扬，经声不断。在“三七”日（第二十一天），将董鄂妃的尸体连同梓宫一同火化，由溪森秉炬举火。火化后，将骨灰装入“宝宫”（骨灰罐）。

清制：平时皇帝批奏章用朱笔，遇有国丧改用蓝笔，过27天后，再用朱笔。而董鄂妃之丧，福临用蓝笔批奏章，从八月到十二月，竟长达4个月之久。

此情可待成追忆

宠冠后宫的红颜知己魂归西天，给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痴情天子福临留下了无穷的哀恋和回忆。为了彰显董鄂氏的贤德、美言、嘉行，福临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氏传，又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编写董鄂氏语录。福临亲自动笔，饱含深情地撰写了《孝献皇后行状》，以大顺治追悼董鄂妃的《御制哀册》、《御制行状》

量的具体实例，展现了董鄂氏的美言、嘉行、贤德，洋洋达四千言，内容十分丰富。

孝敬母后。“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自非后（《行状》中的后即董鄂氏）在侧，不乐也”。“凡出入，必偕”。

关爱夫君。“其事朕如父”，“晨夕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尝不侍侧”。她婉言善劝福临要勤于政务，爱惜臣民，对刑狱尤要慎重。

友爱后妃。“事今后亦如母”，闻听福临欲废今后，则“长跪顿首固请”，说：“陛下若废皇后，妾必不敢生。”今后患重病时，“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长谭以解之”。永寿宫妃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悼妃薨时，后哭之曰：“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耶？”“其御诸嫱嫔，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隐之不以闻。宫闱眷属，大小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稍有谇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

抑待家人。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初四日，鄂硕病故，谥刚毅。福临安慰董鄂妃，董鄂妃擦着眼泪说：“妾岂敢过悲，厪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恸哉？”因遂辍哀。

董鄂氏的兄长死了，因为当时董鄂氏正有病，福临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她。董鄂氏对福临说：“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福临不忍将实情相告，还安慰她。董鄂妃说：“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殁足矣，妾安用悲为？”

董鄂氏担心父兄依仗自己的地位作出什么有违法纪之事。现在父亲、兄长没闯下什么大乱子就“以时终”了，还蒙受皇家的大恩，这是父兄的造化，自己从此也就安心了，所以也不必过于伤心。

谦恭节俭。“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愆，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辩，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辩者，但引咎自责而已”。

《行状》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董鄂妃的爱和敬。而且用事实说话，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溢美之嫌，但基本上还是属实的。这样一个懂道理、识大体，处处为爱人着想的贤妃死了，顺治帝怎能不悲痛。

后人论及董鄂妃时，多强调她倾国倾城之貌。从《行状》看来，顺治帝更看重的是她善良、高洁的品行。皇家后宫美女如云，而性情相投、知情识趣的知己则可遇不可求。顺治帝与董鄂妃幸运地遇到了对方，然而天妒红颜，董鄂妃青春妙龄不幸逝去，徒留多情的顺治帝苦苦追忆，不胜唏嘘。

董鄂妃个人小档案

姓氏：董鄂氏 出生：崇德四年（1639）

属相：兔 父亲：鄂硕

丈夫：顺治帝福临 子女：1子

入宫：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18岁

封贤妃：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诏封）

封皇贵妃：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

追封皇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二十九日（诏封）二十一日

最痛心：爱子夭亡 最得意：被夫君视为知己

卒年：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 享年：22岁

入葬：康熙二年（1663）六月六日 陵寝：孝陵

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四大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 地藏菩萨:

　　菩萨是古代印度语的译音，意思是大士，即是指发大心愿的人。

　　菩萨是立誓：『以智上求佛道，以悲下化众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救世慈悲者。菩萨的地位仅次于佛，而高于罗汉。

　　菩萨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佛一起教化众生，传播佛法，普渡众生。而菩萨最终修行成佛的。菩萨都是立下宏愿，为了解救众生的苦难，以自我奉献的精神而留住人间，并且以种种不同的化身来到民众中间，随时随地解救危难，所以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使人倍感亲切可敬。

　　当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之后，菩萨的这种慈悲精神，特别符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因此对菩萨的崇敬就自然而然地迅速发展起来。在中国民间流传最广，信仰最普遍的首举是观世音菩萨，再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历来有『家家念弥陀，户户供观音』的虔诚风尚，一直传流至今，深深植于民心。

　　观世音菩萨:

　　人生于世间，常遭受天灾人祸种种苦难，当无情的水、火、刀、兵、病、孤等等侵害之时，令人发出痛苦挣扎求生祈命的呼号声，一直总是不断的。观世音，就是时时刻刻细心地，深入地观察着和聆听着，寻找世界上一切苦难的呼救声音。世上所有的男女老少，凡遇到灾难的危急时刻，只要诚心称呼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请求救助，观世音菩萨就会实时观察到你的苦难，听到你呼救的声音，以大无畏的精神，用适当的化身，救你脱离苦难。正如『法华经、普门品』中所讲的：『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说观世音菩圣号的含义，就是大慈大悲，循声救苦，无处不现身。

　　文殊菩萨：

　　文殊是文殊师利的简称。关于文殊的来历，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即《文殊师利涅盘经》中所说：他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本是舍卫国（今印度西北）一个婆罗门贵族家庭中的公子，离家投奔释迦牟尼学道，功德圆满，修成菩萨身，并被尊为菩萨之首。文殊在四大菩萨中称“大智”，常与右肋侍普贤并列于佛祖两侧，一佛二菩萨合称“华严三圣”，文殊侍于佛左，专司智能，菩贤侍于佛右，司理。

　　文殊菩萨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有时手握莲花，象征智能的高尚纯洁；有时手握宝剑，表示智能能断除一切烦恼；有时骑坐金毛狮子，表示勇猛威武；有时安居莲台，表示清净无染；有时骑乘孔雀，表示飞扬自在。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所有寺院内都供有文殊菩萨的雕像。圣诞日为农历四月初四。

　　普贤菩萨:

　　梵文Samantabhadra。音译：三曼多跋陀罗,或译普贤,遍吉。象征佛陀理德,行德的菩萨与文殊菩萨之智德,证德相对。为佛陀释迦牟尼的右胁侍。和佛陀,文殊菩萨合称华严三圣。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其塑像多骑六牙白象,代表佛法的大悲力。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的峨嵋山。

　　地藏菩萨:

　　佛灭度1500年后，地藏菩萨降迹新罗王家，姓金名乔觉，躯体雄伟，顶耸奇骨，尝自诲曰：六籍寰中，三清术内，唯第一义与方寸合唐高宗永徽四年，金乔觉二十四岁落发，渡海入大唐国。地藏菩萨金乔觉至江南池州九华山，乐此胜景，于山中觅得一石洞，静居修持菩萨苦修时，曾遭毒蛇咬伤，稳然不动。忽有一妇人出现，作礼馈药云：小儿无知，愿出泉以补过。此妇人实为九华山神。地藏菩萨金乔觉向当地绅士闵让和募化一袈裟之地，闵公许之。孰料菩萨袈裟一展，遍覆九华山山水水，闵公见其神异，遂尽舍九华为菩萨道场，并与其子双双出家陪侍菩萨。今地藏圣像左右侍者即闵公及其子道明。当地乡老诸葛节率群老登高揽胜，见菩萨独居石室，用断足鼎煮食白土和少量米粒，惊叹：菩萨如此苦行，我等供奉不周。遂集资建寺，延请菩萨安居新罗僧众得知菩萨在九华苦行显异，相率渡海前来求法唐开元二十六年（一说唐贞元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夜，菩萨召众徒告别，跏趺示寂，其时山鸣石陨，扣钟嘶嗄，群鸟哀啼，世寿九十九岁菩萨入寂二十年，仍颜貌如生。唐至德二年，僧徒在南台建塔供奉。宝塔建成后，常见发光如火，南台由此得名神光岭。地藏菩萨垂迹九华一千二百多年来，朝山进香者接踵而至，岁无虚日，香火之盛甲于天下。

　　菩萨，是“菩提萨”的略称。在梵文中，意为“觉有情”，“道众生”、“道心众生”，指成就众生，有天上觉悟的慈悲者。按大乘佛教修行并于将来可以成就佛果位的修行者，亦称菩萨。其修行只有“自觉”和“觉他”二品位，缺“觉行圆满”，成就次于佛。佛典上常提到的菩萨有：弥勒、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等。对大乘僧侣或居士，有时也可以尊称为菩萨，如印度大乘佛教学者龙树、世亲等，也被称作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