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氏族谱存疑

        我（指喻泽先-编者著）去喻氏“总会”编纂《中华喻氏通谱》已有九年时间，主要是参与“世系”的传承整理。在这整理出书的过程中，阅读了不少喻氏宗支的老谱，发现了这些谱书中存在一些问题，而今人在重新编纂本宗支谱书时，对先人编著时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清人金缨在他所著的《格言联璧》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读书贵能疑，疑乃可以启信”。就是说，读书贵在能有疑问，有疑问方能增进对事物的了解（见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3月一版16页）。为了使这些族人在今后不重复前错，我趁在家之际，遵循前人之教诲，把所知的问题整理出来，作为备存。因是一管之见，对错与否，有待族人明辩。故名存疑，供大家探讨。

 之一：江西新建长溪谱中之存疑

        “长溪喻氏宗谱重修源流序”中载：从政公生九子，长大纲，次大纪，三大端，四大珊，五大德，六大邦，七大洪迁居钟陵西蜀，八大武，九大常又名章夫。但在该支的“吊图（也称垂丝图）”里，却与源流所叙大相径庭，“吊图”中的章夫成了兆贞（猛公之祖父）之八世，即七世信义之子，而从政却是十一世，从政成了章夫的曾孙。更为离奇的是，在从政的名下无他的九个儿子的大名，图下赫赫排列的是“文制、文顺、文理、文密、文郁”，叙文与图不符，使人入坠五里雾中，摸不着北。

还有更奇特的是，在“世系”的文字中，章夫“生于唐贞元丁亥”，查历史年表，唐贞元是唐德宗年号，贞元（785年——805年）无丁亥。此文字里，章夫又成了信任之子，不是“吊图”中信义之子。十一世的从政生于唐广明庚子（公元880年），广明是唐僖宗的年号。从政和章夫出生于唐朝这和江西其他喻氏谱书所记截然不同。

该谱从源流、吊图、世系这三方面的记载中所存之问题，可见先人和今人修谱时，说客气点是太粗心大意了，不客气则有拚凑之嫌。

此谱所存在的大问题，望该支族人核查之后，如若是真错，就应更正，不能再去遗害子孙了。

      2017年10月17日于西昌陋室

之二：江西抚州孝桥力口谱中这存疑

         该支谱书中载，一世祖樗公，二世祖汝砺。喻汝砺是北宋末南宋初期时的礼部尚书，浙江义乌喻氏谱书所记，喻樗、喻良能皆是他的后裔。孝桥谱把后裔列在祖辈之前，真不知其依据是什么。

其后三世宣公，是汝砺之子。这儿的宣公，不知所指何人？如果是谥号为宣公的迪冲，那就成了极大的笑话了。

之三：江西抚州临川喻家墩谱中存疑

        谱中记其始祖“奉先公，茂坚公长子，名启字奉先，行先一，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壬辰（公元1592年），殁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

查四川荣昌（现属重庆）喻茂坚本支宗谱，茂坚生于公元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殁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荣昌谱是茂坚本宗之谱，所记应无误而奉先生于1592年，奉先出生之时，茂坚已辞世26年，奉先是茂坚之长子，是怎么都不可能的事。

况且，荣昌谱从未记载有茂坚在外为官时，于抚州另有家室。所以该谱说奉先是茂坚之子是毫无依据的，也是不可信的。

冒祖、混祖是修谱之大忌，而在2013年重修谱时，《中华喻氏通谱》的一、二部已经出版，第一部中有荣昌喻氏谱的记载，即对茂坚的先人后世都有确切的大名，因而就不应出现这种严重之错。

  2017年10月19日西昌陋室

之四：关于从政公和大纲在谱书中不同记载

           1、江西奉新遐富谱中记：第九世百章，喻凫长子，讳神字从政，号焕堂，行十四郎。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公元849年）三月初三生。由唐进士任兵部武库司主事，迁江陵太守，贤声四著，诰封中顺大夫，升江西节度使。因僖宗朝黄巢破长安随车驾迁蜀，奔驰甚劳，殁于王事。时因乱离，家中随寓豫章，后奉赐第宅，子孙自睦州（今建德）徙居江西澹台门。娶罗氏，诰封恭人唐懿宗咸通六年乙酉（公元865年）二月生，继娶陈氏，并封恭人，生五子：惟 、惟野、惟垂、惟基、惟坚。

        十世惟  字亿万行二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癸巳（公元873年）七月初七生，举秀才授司训，生三子：允中、镇中、绍中。（注：百章长子亿万，公元873年出生，而百章的罗氏夫人生于865年，此时才8岁）。

         十一世允中，字添阳车寿山，行念八郎，唐哀帝天佑二年乙丑（公元905年）三月十七生。公举孝廉不就，避契丹乱自豫章省会，遵祖父庭训徙居西昌（南昌历史上曾经用的名）清潭。娶罗氏生三子：大纲、大常、大任。（注：此记大纲又不是从政之子，而是允中之后）。

          十二世大纲，字五常，行三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壬午（公元922年），徙居梧冈生二子：任俭、仁作。（注：大纲的出生时间和他的后代又和江西其他喻氏谱不同）。

            2、江西奉新富溪谱中记：第八世喻凫（注：与遐富谱记相同）喻凫生一子：千祥（即九世），千祥生百章（从政）。此谱中从政成了十世，而遐富是九世，由此，大纲在此谱中为十三世，不是十二世了。

          十世百章，名神字从政，行十四郎，任江陵太守，建隆庚甲（注：建隆只有庚申，庚甲疑为刻误。）。建隆是宋太祖赵匡胤年号庚申是公元960年，有功业封中顺光禄大夫。后徙江西养老任焉。宋太祖时，百章有什么功业，能封中顺大夫，谱中无记。百章之父千祥公，诰赠平章（注：宋朝的平章是在朝的实职官，不是荣誉称号，能这样诰赠吗？）

         新建遐富谱记百章是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公元849年）出生，到宋太祖庚申（公元960年），此时百章已111岁，他还能建功立业吗？在此谱中，百章就无出生时间记载。

         此支是大常后裔，故无大纲记载。

           3、江西奉新谱中记：第八世从政，成夫公之子，先仕江陵太守，后宋祚乱徙居大都，有功於上位，遂加职平章。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征兵勤王封金紫光禄大夫，挂印镇洪都於澹台门养老任焉，后因母陈氏太夫人丧，择地西山黄源，葬母华盖之岭，伏龙山北驻安居，屯兵留用，置田亩租税供祭祀。娶熊氏，生九子。

          第九世大纲，从政公长子，生于宋光宗绍兴元年庚戍（注：光宗无绍兴年号，光宗只有绍熙年号；宋高宗才有绍兴年号，绍兴元年不是庚戍是辛亥，庚戍是建炎四年）。高宗绍兴元年是公元1137年，光宗绍熙元年是庚戍 为1190年。大纲於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1237年）迁梧冈。（按：大纲如是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即公元1190年，宋理宗嘉熙元年，即1237年迁梧冈，此时正47岁；若出生于绍兴元年即1131年，1237年时已是107岁，而大纲寿缘共才九十多岁，即大纲去世后，又怎能是迁梧冈呢。47岁时迁梧冈正当中年，创业有成，家境富裕去新地置家立业是可信的。

         4、江西万载丰田谱中记：第二十七世从政，成夫长子，字万达，生于宋英宗三年（公元106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戍高宗时，拜平章封金紫光禄大夫。殁高宗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十七日，葬吴城山峨岭。娶夏氏夫人，继娶陈氏，生九子。

            第二十八世大纲，从政长子，字可立，生于宋哲宗二年（公元1087年）三月十六日，子孙居剑邑梧冈。

（注：此谱所记从政生于宋英宗三年，即1066年；奉新谱记宋宁宗庆元三年，即1197年征兵勤王封金紫光禄大夫。以此算，从政征兵勤王时已是131岁，可能吗。从政没有征兵勤王事，就不可能封平章，赐金紫光禄大夫。）。

         5、江西丰城南神桥梧冈谱中记：大纲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戍（公元1190年），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公元1237年）由江西迁梧冈南神桥居宅。殁于宋度宗咸淳四年戊辰（公元1268年），享年七十九岁。

按：此记与江西奉新谱记相同，我信这二谱所记，其理由三，一是梧冈南神桥是大纲始迁地，本支后裔所记比其他支所记要准确，二是大纲出生于1190年，从政公于1197年征兵勤王才有可能。若以江西丰田谱记，从政生于1066年，勤王之事是了虚乌有，并且，北宋英宗时，虽有“土木堡之变”，但国家还较为强盛，不至于要征兵勤王；只有在北宋末南宋时，国家乱象丛生，才需要各路人马拱卫朝庭。三是四川内江《重修世仁堂家谱序》中记述：成夫生从政，南渡末，从政任江陵太守，宁宗庆元之间（公元1195——1200年）征兵勤王有社稷勋，诏封金紫光禄大夫，赐第江西，镇守隆兴路澹台门。

  2017年10月22日于西昌陋室

 之五、贵州仁怀沙滩喻氏谱中记载

         此支喻氏谱中的“喻氏源流考”中有两处值得探榷的说法。

        一是喻姓由谕、渝、俞姓转换。喻氏由谕猛改言为口，举族公认，这是对的。喻氏由渝转换，其依据是忌汉皇后阿渝而改。喻氏由俞转换，其理由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身边有医官俞跗之说而成。由渝、俞转换之说，均被清代大史学家俞樾老先生所否定，在《中华喻氏通谱》第三部726页“（清）俞樾文一篇”的“其为人名的俞跗”文中说：窃尝论之，俞跗殆即鬼臾区也。俞跗，索隐正义并音臾附，则与臾区之臾固同音也。跗与区古韵同部。鬼臾区三字有声而无义。缓言之曰鬼臾区，急言之曰俞跗。古今人表有鬼臾区，而无俞跗。后世以俞跗为俞氏之鼻祖，吾斯之未敢信。从俞老先生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彻底地否定了俞跗这个人的存在，俞跗是鬼臾区急读音之误。更不承认是他们俞氏的鼻祖。而且，在我收藏的《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的医书中，罗列了从黄帝到明朝正德年间的28位名医中，也不曾有俞跗的大名。此书是“卢国扁鹊著，四明人静斋张世贤图注，瀛津微垣沈镜重校”。为使读者信知，现从原著中摘录。

“名汇考历代名医姓”

岐伯：黄帝臣。与黄帝更相同难而著内经以垂万世。

雷公：黄帝臣也。讳教，善医书，著至教论药性赋，炮制等级书垂世。

伊尹：殷时臣也，制汤液本草，后世多依其法。

扁鹊：姓秦名越号扁鹊。秦之卢国渤海人。发灵素之旨，设为八十一难，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即知病之所在，后世脉理由此而起。

以下的华陀、张仲景、皇甫谧之24人则不赘述。

从上述的著述中，充分说明了黄帝身边医官俞跗的不存在，我喻氏就没有必要再把此人作为鼻祖认定了。况且，喻氏所有的谱书中，众口一词地说：“喻姓乃黄帝血统，受姓於姬”。既如此，那又何必自降黄帝血统的身价而甘为臣子的后裔呢，更何况，成了俞跗之后，就难以自圆其说受姓於姬。

至于由渝改喻一说，在俞樾的同一文章中也有确述：“汉景帝六年皇后薄氏废，七年，立皇后王氏。中元二年避讳，则所避者王皇后也。史不详其名，然汉时辽西郡有临渝县，未闻更名。则汉时不避渝也。信苑之不足信者二也”。既然，汉时不避渝，喻氏因避皇后阿渝讳而由三点水改口之说，便成了子虚乌有。

当然，在喻氏的谱书中，我也看到有俞跗说、避讳说的记载，但是在今天的知识时代中，我们有许多古人不曾读到的文章来纠正过去的谬误，因此就再不能固执错误、堂而皇之地写进家谱中。

二是明末清初的喻氏名医“喻昌字嘉言，是朱姓皇室后裔，为避清朝追杀改姓喻”。对此说，《南昌晚报》有人载文予以了否定，是子虚乌有。为此，我查阅了“南昌新建县朱坊村”的喻氏家谱，朱坊村有朱姓，也有在此生活传承了几十代人的喻姓，该支喻氏谱书中记有喻昌的父辈及先祖的大名，及至嘉言无传而止。据相关的资料记，嘉言年少时曾出家为僧，空门中苦读医书，后还俗从医，与明末的大文人、家居江苏常熟的钱谦益交往甚密，在钱的家中离世，其灵柩由其姐的儿子扶柩回原藉安葬。这些记载都说明喻昌不是朱皇室后裔改姓喻。

我一贯的观点是，当今续修谱书之时，对我喻姓源流于书中的记载，要慎之又慎，要通过考证和充分的研究，不可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就写进自已的家谱里去，这样有误导子孙之嫌。史家在考证时，有一 句话编谱之人要记住，“孤证不足取”。家谱就是族史，同样应以此言为戒。

之六、四川犍为县下渡乡喻氏谱中记载

         此支喻氏谱书是前几年的新修，谱中称其始迁祖是“名医喻昌字嘉言的第十一子，由湖北入川几迁后居于下渡”。对这一结论，他们进行了考证分析并言之凿凿。他们的分析是在无老谱传世，无依据的情况下进行的，说其始祖是嘉言第十一子由湖此入川的什么时间，湖北什么地方，皆都语焉不详，是“无头公案”，此结论未免有点牵强。

该支喻氏的传承是我录入《通谱》的，我虽有自已的看法，但在本支族人认可的情况下，我不便拂意，故录入时仍以他们的说法入谱。这是我要申明的。

我不相信这支喻氏是南昌名医喻嘉言的后裔，其理由是：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江西新建朱坊村喻氏谱书中，清楚地记着喻嘉言未婚无嗣，

何来第十一子？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嘉言第十一子在湖北，由鄂入川，嘉言其他十子又在何处，

江西、湖北均无记载。

[if !supportLists]三、  [endif]如果嘉言有十一个儿子，在朱坊村的喻氏谱书中不可能无

记，全迁走了，后世编谱时也会在他儿子的名字后写明迁走或无考。

四、四川犍为直渡一家之言，“孤证不信”。

我不信下渡喻氏是南昌喻嘉言之后，但并未排除湖北的喻氏中

有此嘉言相同的名字。我编纂《通谱》时，就见湖北的喻氏中有“嘉”字派，此支的嘉字派里有无与南昌的嘉言偶同，值得认真的考究和探讨。

我的看法是对或是错，供族人和下渡的宗亲明辨，以便在今后

修谱时作为一个参考。

            2017年10月23日于西昌陋室 

之七、广西资源县梅溪乡晓地喻氏谱中记

此支始祖文江公，韬公之子，现传20代人。

我编纂了韬公后裔不低于五支宗谱入《通谱》中：湖南宁乡山

坑一支，传35代；湖南安化一支，传37代；湖南湘乡市金石镇石坝村长塘湾（泉田）一支，传40代；湖南娄底市双丰县一支，传35代；重庆云阳桑坪镇一支，传35 ，由此可见，凡韬公宗支均传承了35代以上，那么梅溪晓地喻氏的文江始祖，若是韬公的直传，就不应是20代。并且前述的五支谱书中，韬公均是单传，只有文义一子，未见有文江的记载。

据愚拙见，文江不是韬公的直接传人，极有可能是韬公的后裔，

而且是从湖南安化支的17世中分出去的。安化的16世是“德”字派，17世是“文”字派。该谱载：16世德昭之孙，即17世文监之子喻琛于明朝天顺十五年（公元1461年）代祥公赴广西桂林中卫，领大众军。本支计传37代，以文监算，正好是20代。再则，文监与文江，监和江的语音相似，地方语音的发音相混，很有可能把监误记为江，因而桂林梅溪晓地喻氏后人修谱之时，就在谱书中把文江记成了始祖名。韬公字楚琼，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膝下文义一子，由于代远年湮，梅溪晓地喻氏，只知自已是韬公之后（此种情况在喻氏中较多，只知始祖名字，不知其后的传承），就把文江与韬公二世文义并为同辈。

对广西桂林梅溪乡晓地始祖文江是韬公直接传人，该支的喻孝安宗亲在他的《关于广西资源县梅溪乡晓地喻氏源流存疑》一文中，已阐述得十分清楚，勿须重复。他也倾向于本支是从湖南安化喻琛领大众军时，举家全徙的传承。

  2017年10月24日于西昌陋室

之八、关于从政公的出生时间

重庆永川喻家坡谱书中“喻氏世仁堂世系图”中记载：喻从政

公生于宋孝宗乾道五年乙丑（公元1169年）卒于宋理宗宝庆二年丙戍（公元1226年），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征兵勤王有功社稷。葬吴城蔟花岭。

喻大纲，从政长子，号百万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戍（公元1190

年）卒于宋度宗咸淳四年戊辰（公元1268年），葬宅后梧冈陵卯山西向。

喻儒林宗亲在《通谱》世系一文中载：

喻从政公生于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公元1066年）。无卒时间。

喻大纲生于宋哲宗元佑二年丁卯（公元1087年）。无卒时间。

上述两种记载，相差103年，谁的较妥，我个人看法，倾向于

“喻氏世仁堂世系图”中记载，理由是：

其一，在此谱中，从政公之父喻成夫，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

戊辰（公元1148年），卒于宋宁宗开禧二年丙寅（公元1206年），宋孝宗乾道五年已丑（公元1169年）翰林。葬西山黄源华盖之岭。成夫入翰林时21岁，得从政；从政公21岁得大纲，这合乎古人婚姻状况的。

其二、如果从政公是公元1066年出生，其父成夫又生于何年，

儒林宗亲在成夫的出生时间上无记。这就成了一个悬疑。而“喻氏世仁堂世系图”所记，全在情理之中，使人较为信服。成夫没生卒记载，但对其弟荣夫生于公元1012年有记，兄长出生时间应比弟长这是肯定的，以这样推算，成夫是在六十岁左右得长子从政（从政公还有三个弟于后出生），成夫高岁后接连生子可能吗？如不可能，那么，对从政公的出生时间是否是1066年就让人产生怀疑。

其三、从政公征兵勤王是公元1196年，时年他27岁，正是年

富力强之时。而此时南宋王朝，正是摇摇欲坠之际，急需各路人马来保卫，从政征兵勤王才有可能，才能有功于社稷，封金紫光禄大夫（荣誉衔）。如果从政公生于公元1066年，宋英宗的北宋王朝，国力还不致于要征兵勤王，既无征兵之需，那么从政又何来封官的起因呢？宋朝国势式微，是在宋徽宗之后，至南宋才是江河日下。

上述三点理由，仅个人看法，对错与否，望众多族人评议。

       2017年10月26日于西昌陋室

之九、喻韬公后延兴、景南生年存疑

喻韬：生于后梁贞明二年丙子（公元916年）。

文义：生于后晋天福六年辛丑（公元941年）。

子西：宋乾德元年癸亥（公元963年）。

   延兴：生于宋治平元年甲辰（公元1064年）。

   按：延兴之父生于963年，而他本人却生于1064年，父子相差101岁，子西101岁时得子是不可能的事。

利深：延兴次子，生于元祐壬申年（公元1092年）。

万衢：利深三子，生于宋宣和壬寅年（公元1122年）。

君举：万衢次子，生于宋绍兴十八年戊辰（公元1148年）。

信叔：君举子，生殁失考。

景南：信叔长子，生于元顺帝二十七年六月（公元1290年）。

按：景南是君举之孙，祖孙之间时差142年，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信叔生年失考，这个中有断代的可能。

前述延兴也有此可能。

 中华喻氏总会秘书长    喻泽先

            2018年12月12日

　　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一个误区——

　　马可·波罗，又译马可·孛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此人生于公元1254年，卒于公元1324年，倘若不是因为那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可能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威尼斯商人”而已，俗话说，人以书显，由于那部“游记”绘声绘影地向人们介绍了许多“中国故事”，所以有许多人遂由此而及彼，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一、马可·波罗不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写作者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游记”的作者一般都是“游”者本人，如大唐高僧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如金末元初的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西游记》——注意，此《西游记》与吴承恩所著之《西游记》名同而实异，书中所记是邱处机与十八弟子应蒙古大汗铁木真之召，从中原远赴西域的旅途中所见。

　　但《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却不是马可·波罗这个“游”者本人，至少不是由他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该书是由马可本人口述，一个名叫鲁恩梯谦(Rusticiano)的人笔录而成的。

　　二、疑窦重重

　　据《马可·波罗游记》称：马可·波罗大约在公元1271年随其父、叔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来到东方。

　　据马可本人声称，他于公元1275年5月来到蒙古帝国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并获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获得了优厚的待遇，仕元十七年，游历几遍中国。曾到过今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北京等地。中间一度至缅甸。后因伊儿汗国汗遣使向元室求婚，马可·波罗奉命护送公主出嫁，1292年初离中国，从海上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1295年末返抵威尼斯。

　　但这仅仅是马可·波罗的“自称”而已。

　　早在马可·波罗生前，就已经有人对他和以他命名的那部“游记”表示怀疑。

　　公元129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发生过一场战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可·波罗身陷囹圄。1299年出狱后，他的那些“老乡”们很快给这位“劳改犯”起了个新名字：“百万马可”——其言外之意是说他善吹牛皮——这可能与以他名字命名的那部游记有关。

　　尽管马可本人一再声称他讲的都是亲眼所见，甚至还有许多没有讲出来，但仍有许多人对他的“游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这种怀疑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两个阶段。

　　最初，马可的“老乡”对马可本人及其游记的怀疑只是感性上的，他们认为一个囚徒的话当不得真。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这种怀疑开始走向理性化的道路。

　　继德国的海尔曼(Hillman)之后，英国人克鲁纳斯在一篇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中提出了四个疑问：

　　A、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史料。

　　B、《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地方充满着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搞得灰蒙蒙的。

　　C、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在书中都没有提到。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克鲁纳斯提出的这四点疑问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

　　当然，要说“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史料”，恐怕多少有点武断，有一个名叫杨志玖的中国人，和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曾先后在中国的《永乐大典·经世大典·站赤》和外国的《伊利汗史》、《蒙古史》中找到过一条“证据”——这几部史书中提到公元1290年阿鲁浑王的三位使者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的名字完全相同。

　　但这仅是“孤证”，古人云：“例不过十，说法不立”，而且《永乐大典》与《元史》比较起来，要晚于《元史》，《元史·兵志》中也有“站赤”条。公元1290年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我们不妨看看这一年的《元史》“站赤”中记了些什么：《元史·兵志·站赤》：“(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增给陕西省铺马、圣旨五道。二月，都省增给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六月，给营田提举司铺马、圣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辖徽州路水道不通，给铺马、圣旨二道。”

　　在至元二十七年这一年的《元史》“站赤”记载中，我们根本没有发现《永乐大典·站赤》条中的记载，我们是应该相信成书较早的《元史》呢，还是应该相信成书较晚的《永乐大典》呢

　　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证据”证明马可本人确实来过中国，这个“证据”就是书中大加渲染的“襄阳献炮”事件。

　　读过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力著《神雕侠侣》的人想必不会忘了书中描写的蒙、宋双方为了争夺襄阳而进行的一次次较量。

　　说良心话，金先生笔下的襄阳攻守战役除了书中郭靖、黄蓉、杨过等一班武林高手是虚构的外，所叙襄阳战守之状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的。

　　据史料记载，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派阿术率军进攻南宋重镇襄阳，继而又进围樊城。1269年宋将张世杰驰援樊城失败，夏贵、范文虎往援又败，襄樊军民奋勇坚守。次年，宋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公元1272年，李庭芝派张顺、张贵率水师突破封锁往援，张顺战死，贵入城后又突围应接援军，被俘牺牲。公元1273年元军切断襄樊通路，攻破樊城，守将牛富力战而死，襄阳城被元军用“回回巨炮”轰破，守将吕文焕出城投降。

　　襄阳之战中，元军能够最后攻下城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回回巨炮”这种新式武器。

　　问题马上就来了：

　　“回回巨炮”是谁制造出来献给元军的

　　马可·波罗说是他和他的父、叔，而史料上的记载却是个叫“亦思马因”的回回人。

　　《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既而以功赐银二百五十两，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袭职。时国兵渡江，宋军阵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布伯于北岸竖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明年，改军匠万户府万户。迁刑部尚书。以弟亦不剌金为万户，佩元降虎符，官广威将军。布伯俄进通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赐钞二万五千贯，俾养老焉……天历三年以疾卒。”

　　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我们是该相信《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话，从而认定他确曾来过中国献过炮呢还是该相信《元史·方伎传》中的话，从而直面严肃的历史呢

　　也许有的读者会问：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这个提问很大胆，但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

　　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襄阳献炮”事件的另一大疑点是：时间上对不上号。

　　《马可·波罗游记》中称马可一家来华的时间为公元1275年，而襄阳城早在两年前，亦即公元1273年的正月就已被元军攻下，何用他们再献炮攻打!

　　《马可·波罗游记》中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的疑点，那么，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这就是个十分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由马可·波罗，我们不由想起了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西方人，此人也是个旅行家兼探险家，他的名字叫哥伦布。

　　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

　　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

　　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马可为什么会把这些中亚国家当成中国呢

　　这恐怕与当时的人分不清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关系有关——说老实话，由于种种原因，直至今日，我们仍有许多人搞不清蒙古帝国和元帝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相当一部分人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

　　中国史学家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扩张完成。这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时代，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子国，平等地并列于最高元首——大汗之下。”——这六个子国是：

　　元帝国(辖区中国大部)、吐蕃宗教国(辖区中国西藏、青海)、察合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北部)、窝阔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南部)、钦察汗国(辖区俄国、东欧洲)、伊儿汗国(辖区伊朗、伊拉克)。

　　公元1271年，“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把属于西夏帝国、金帝国、宋帝国、大理帝国四国的土地，和蒙古本土合并组成一个元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称之为元王朝，由大汗兼任皇帝。……元帝国只是蒙古帝国大汗的直辖殖民地。”

　　“元政府把帝国人民分成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长。第二等是中亚细亚人(色目人)，因他们大多数信奉回教的缘故，所以也称回回；当亡国奴较早(像花剌子模王国)，也较能得到主子信任。第三等人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

　　透过上面的这段史料，我们不难发现：

　　(1)蒙古人在马可·波罗时代所建立的政权(六个汗国)远比我们今天所通常认为的(一个汗国)要大。

　　(2)六个汗国都是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属地，其子民都可以称自己为蒙古国人。

　　(3)因为元帝国皇帝之位由蒙古大汗忽必烈但任，六个汗国的子民也都可以称自己为中国人。一如今天的澳大利亚尽管与英国是两个国家，但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与英国人并称为英国女皇的臣民或英联邦的成员一样。

　　(4)元帝国的嫡系子民中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细亚的波斯人(色目人)，他们可能从中国的中原返回中亚细亚的某些地方，遇见马可·波罗。并以“中国人”的身份向马可一家人讲述了在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色目人”虽然在元帝国的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的文化水准，至少是汉文化水准却相当低，所以，讲到许多中国的地方时用的大多是波斯叫法，而且往往把元帝国皇帝的家谱搞错——这一点可以理解：蒙古人占有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铁蹄过后共建立了六个汗国，这些汗国们的开国君王虽然都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裔，但其继任者们却往往乱了辈分，尤其是元帝国，其皇帝又由蒙古大汗兼任，这对于那些汉文化水准低下，“归顺”不久的“色目人”来说，要搞清他们的家谱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色目人”汉文化水准低，所以根本没把汉人使用的汉字、印刷术及茶当成一回事，自然也就不会向马可提起，由于汉文化水准太低，那些色目人提供给马可一家人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只能是感性的、支离破碎的。

　　所以，我们认为：马可·波罗并没有真的来过中国，至少，他没有到过中国本土。但他也不是存心要欺世盗名，像“发现”“印度”的哥伦布一样，马可·波罗可能自认为他所到的中亚细亚国家就是中国。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他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襄阳献炮”的故事，以便为蒙古皇帝“接见”他做铺垫。这就像“五四”时期，胡适名声大噪时，常有人自称是“胡适之的朋友”一样，乃是人类共有的虚荣心在作怪。

　　马可·波罗虽然没有来过真正的中国，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部游记却是较为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风物的第一部著作，有很多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极力想要证明马可来过真正的中国，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却不足取。

　　西方人尊重哥伦布，但仍把他发现的那片新大陆称为“亚美利加”而不是“印度”，同理，我们考证出马可·波罗并没有真的来过真正的中国，也同样不想磨灭他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时那不可磨灭的功勋。

1欲来；打算来。《左传·昭公三年》：“我欲得 齐 ，而远其宠，宠将来乎？”

2未来。《汉书·匈奴传下》：“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 宋 陈亮 《书<文中子>附录后》：“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变，明其数足以计将来之事。”清《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孔监（袁赋正次子）年富力学，于书无所不读，目前虽未遇，将来名位盖未可量也。”鲁迅 《热风·随感录五十七》：“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人。”

3下来；起来。《金瓶梅词话》第八六回：“他家大娘子分付将来，不教闲杂人来看。”《四游记·锺离合破白虎阵》：“众兵围合将来，把 令婆 等困在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