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氏宗祠堂联源从白水世承东汉封侯，派衍武冈策系庐江一脉。

四言通用联

溯姓源氏；宗河阳侯：全联典指旷氏渊源，特指东汉时期的黄宣(旷宣)，治水有功，封河阳侯。

岣嵝传易；六柱定谳：上联典指旷敏本，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进士，颇有学识，执掌岳麓书院，工诗文，名重一时；著有《白沙井记》。下联典指旷楚贤。

六言通用联

土木之役万古；岭南抚夷千秋：上联典指明朝时期兵部尚书旷埜，护驾土木之役，战死沙场。下联典指明天顺年间镇抚两粤、以武功显赫的旷彦誉。

三忠旷邝氏标铜五族谱诊玑谱叙（通序）余盖观于旧谱，俯而深维，作而曰：美哉，彬彬乎多矣。夫谱以明世也。百世之上可以老，老焉。百世之下可以幼，幼焉。一世之中可以长，长焉。长长可以观弟矣，幼幼可以观

慈矣，老老可以观孝矣，三美备矣，不亦镁乎哉。三忠旷邝门户甲他族。其先河难邓州白水，以武功封侯位，失守边关，二子易姓逃名，旷为左房，邝为右房，二世谪判吉州，遂居敖城。十世有容，徙居高州。自十一世以下，子姓甚繁，名著三忠，迹存九女。如安福之仓州，东山峡水朱村，彭方卢龄之敖城、社背、故江，永新之辛田、上乡、吉水中村、永丰上市、泰和下村，远则江省之有进贤。湖广之有临武、宜章、衡山、攸县，广东之有南海、连州、大宁，派为递迁，代有闻人，先后相望，如忠烈之贞，勋业之隆，懿德之盛，文章之著，炳耀古今，骎骎乎多士之显矣，其源远，其流长，统而观之一本也，散而观之一气也。自一世而十一而百世，一气也，敢不敬乎。自一而昆弟，而从昆弟若肺腑然，一身也，敢不爱乎。是故其敬也，必有庚黔娄之孝焉，王详之恭焉，王伟元之思焉，万石君之醇焉。其爱也，必有朱守昌之思亲焉，缪容之笃睦，杨播、薛包之义让焉，斯之谓睦族之实，非徙托言空已也。书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言睦必自明德始，修身齐家之化，毋以吾言为迂夫，是命铜千斤铭，以垂不磨云。

万历十一年，葵未仲冬望

廷试第一甲进士、第一翰林内史，鸣宇朱国祚撰

邝氏播迁：客家先民的足迹!邝氏，是我国汉民族中少见的姓氏之一。邝氏人口虽然不多，但她却是客家家族的典型个例。考察邝氏家族的崛起和迁徙史，使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客家民系形成的轨迹及其文化传承。

一

邝乃古姓，罗泌《路史》卷三○《国名纪·杂国上》：“邝，古国，有邝氏。”《姓苑》：“邝氏，广东南海、高州多此族。”据陕西汉阴发现的乾隆二十六年《邝氏族谱》记载，邝与旷，二氏同出一宗，其先祖本黄姓，乃伯益之后。东汉时，有河阳侯黄宣者，娶妻梁侯邓禹之孙女，生子黄贤，家于河南南阳邓州白水村。至唐神龙中（705～707年），黄宣裔孙黄旦、黄丞兄弟因避祸易姓，黄旦易姓曰旷（旷），黄丞易姓曰邝（邝），俱隐“黄”字于其中。以后，旷氏自南阳徙居陈留东村，邝氏徙居江西吉州。

汉阴《邝氏族谱》内有《敖城邝氏宗谱序》一篇称：“自丞公由开元中举进士，选驸马，封安平侯。因言拂上，天宝乙未谪吉州长史。安禄山兵动，调敖城参军团练使，家东蒙山下，遂为敖城人。”

此后，邝氏以吉州敖城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区迁徙。汉阴《邝氏族谱·敖城邝氏宗谱序》又称：“历传至宋，子孙日益蕃衍。一居庐陵，一居永新，一居太和，一居永宁，一居南海，一居临武、宜章，一居宝庆、武冈，一居衡州、攸县，一居蜀之遂宁，一居东粤之连州，一居西粤之罗城，先后以甲第显，簪缨衣衿郁然相望。”诸如安福、苍州、东山、峡水、朱村、彭方，永新之辛田上乡、吉水中村、永丰上市、泰和下村以及南昌以东的进贤县，都有邝氏子孙的家园。明万历年间，礼部右侍郎、代理尚书朱国祚在《三忠堂邝、旷氏标铜五族珍玑谱叙》中说：“派为递迁，代有闻人。后先相望，如忠烈之贞，勋业之隆，懿德之盛，文章之著，炳耀古今。

邝氏以江西吉州（今吉安）为郡望，号“庐陵堂”，又因邝、旷出自黄氏，黄、邝、旷同为一宗，而邝、旷始祖因报国而易姓，故又号“三忠堂”。

二

唐末及五代十国期间的战乱，造成了流民大迁徙。中原移民远者已达广东韶州、惠州、嘉应州等地，而多数则迁居福建汀州和赣州东部各地。

由于人口的不断膨胀和战乱，吉州邝氏也随着移民大潮从江西敖城向南迁徙，记载比较有名的有两支：十世有容公远迁广东高州；幼父公则迁居湘粤边界的湖南临武之寿塘。这两支后来都成为望族，为客家邝氏族系的再迁徙奠定了基础。

临武县地处湖南省最南部，南岭山脉东段北麓。据《临武县志》记载:“唐乾符四年, 迁入三户12 口。宋时,江西客民130余姓大量迁入临武。”黄、周、陈、邝、李、刘等姓均于宋时由江西迁入。

今临武邝家村是一个有5000 多人口的大村，邝氏在临武是大姓。邝幼父从江西敖城迁居临武之寿塘，时间应该是在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在临武，邝氏子孙瓜瓞绵延，繁衍日众，不得不进一步向各地迁徙。诸如：湖南宝庆、衡州、宜章、武岗、攸县，四川遂宁，广东南海、连州，福建泰宁，广西罗城等地，皆有吉州邝氏的裔脉。

广东乳源县浪头村邝氏，也是幼父公后裔中的一支，开基祖为邝法琳。

宋末元初，法琳公携子邝权赴广东贸易，“历尽粤中山水，至乳源上积里，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见山清水秀，一脉龙气逶迤而来，美不胜收，又闻此地旧有龙浦之名，遂与子权决意定居于此，取名浪头村”。自邝法琳携家定居浪头，邝氏人口大增。法琳公生子二：长权、次永。至第三代，已形成深、淳、清、海、澄、渲“水旁六大房”。至第四世“文”字派，仅邝权一支，即分为七大门；而邝永一支更是支脉错综，支系庞大。明末清初，部分族人还远迁海外。

三

明末清初，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人祸使四川和陕南（尤其是秦巴山区）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摧残。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乳源浪头邝氏淳公支下祯公，生三子：世松、世相、世才。时值清初“湖广填四川”，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邝世才携妻沈氏、子代荣以及长兄、二兄之子侄与堂兄邝世长，自乳源县浪头村辗转流移，远迁四川梁山县。

邝氏族人在梁山生活11 年之后，邝世才深感此地非创业繁衍之所，乃携家带口于雍正六年（1728 年）远徙陕西省兴安府汉阴厅东路蒲溪铺。世才公“见此地高山四围，江河南绕；月河以南，豁然平敞，数百里源泉灌注，陂地相属。乃谓之曰：此即楚所谓汉中六百里之地，史称西蜀沃野千里也”，而汉阴尤为沃饶，遂定居于此。越二年，世才公复往梁山，搬来长房侄儿（世松公之子）代通、代秀，二嫂（世相公之妻）林氏及其子代芨、代烈、代伦、代崇；后又回乳源县浪头村搬取兄嫂。

邝世才之长兄世松因年老多病留乳源浪头，两年后去世；二兄世相早在康熙五十九年西迁途中去世，长嫂邓氏偕孙朝安、朝舜随世才公迁入汉阴县蒲溪铺。由是，乳源邝氏定居在汉阴县蒲溪铺繁衍生息，数十年中，邝氏人口迅速增长，逐渐发展成为蒲溪铺望族，号称邝氏三大门。

邝世才为邝氏家族远迁川陕、开发秦巴山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乾隆四年，邝世才53 岁寿辰时，汉阴知县张应梅亲临邝氏庄园为其祝寿，并赠匾额“以介眉寿”。邝世才之子邝代荣，字东升，乾隆八年中举，在河湾邝氏庄园的大门外，曾建有木牌楼和旗杆。邝氏在汉阴的繁衍十分昌盛，如今邝氏家族后裔已有数千人之众，分布在安康市的汉阴、汉滨、紫阳三县区的蒲溪、涧池、小街、凤亭、城关、观音河、沈坝、叶坪、梅子铺、蒿坪等地。

四

邝氏子孙虽然辗转迁徙，历经千年，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客家文化承传。

邝世才率子侄定居汉阴30 年后，在蒲溪铺王家坝（今蒲溪镇小街乡四一村）、石板沟（今蒲溪镇小街乡先锋村四组）、河湾（今蒲溪镇三堰村二组），修建了三处庄园。庄园按照南方建筑格局，呈井字形，土墙青瓦，正房加左右偏厦，迎面为大门，各有瓦屋12间，后世称之为“老屋”。之后，又在月河南岸的石板沟口（今先锋村第一组）修建了邝氏宗祠。邝氏子孙以三个老屋为核心，在其周围陆续修建了不少连环宅院。

邝氏家族十分注重尊祖敬宗和家族文化。传说邝氏尊奉的“朝王爷”三弟兄，因在王母蟠桃会上分食仙桃而位列仙班，世代有木雕像三尊和竹轿一顶轮流供奉，每年春节，邝氏家族都要举行盛大集会。除夕之夜，三大门阖族男女老少在本门族长率领下，敲锣打鼓，鸣放火铳鞭炮，高舞竹龙到宗祠向“朝王爷”跪拜请安。由族中德高望重之人将“朝王爷”抬至祠堂前的广场上，阖族大小分班次围坐，依次跪拜进香。焚化纸钱之际，三条龙灯舞动，鼓北京全景视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乐齐鸣，以此向“朝王爷”拜年，迎春祈福。寅时再次向“朝王爷”进香，卜卦预测来年农事收成、生意盈亏、人畜平安等事项，一直热闹到天明，阖族丁壮在祠堂休息，联宗笃谊。正月初三由族长安排当年农事及工商贸易事项，并对族中学业有成者进行褒奖，发给学费，然后各自归家。

清明祭祖，是邝氏家族的又一项重大活动。除了祠堂之外，族中置有公田，田租由族长掌管，用于族中集会开销。每年清明节，邝氏家族由族长主持清明会，并筹备酒菜，阖族大小均来祠堂祭祀先祖，展读家谱，认祖追宗，按辈请安，俗称“吃清明会”。祭祀先祖有固定程序，除燃放鞭炮、焚化香烛、行叩拜大礼之外，还要给列祖列宗焚烧纸钱，谓为“烧包”。烧包是客家人的共同风俗，即给每一位先人的纸钱要分别封包，上边写明先人的称谓和名讳，以便在地府查收；清明会上，同时还要对不遵守国法族规、不忠不孝的子孙进行责罚，以儆效尤。

据调查，今天邝氏家族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部分老人对自己的源流有一定的了解，有的还珍藏着辗转传抄的族谱。但是年轻一代对祖籍源流的了解都十分模糊，对客家迁徙历史更是一无所知。上世纪60 年代前，邝氏族人带有浓厚湘南音调的客家话还比较流行，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居住环境以及交通、通讯等相对闭塞，周边居民大多也是湖广移民，人们的交流普遍是夹杂着客家话的湖广语言。后来，随着交通、通讯的逐步发达，人群交流的日益频繁，大部分邝氏族人已经完全放弃了客家方言而使用当地流行的官话（平腔）；再加上族人中因参军、升学、招工以及上世纪90 年代以后外出务工人员的大量外流，官话的大面积融通，尤其是普通话的快速推广，邝氏族人不少都兼讲官话和普通话，逐渐疏远了客家话，甚至不少族人不会讲、不愿意讲客家话了 。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广义的包括陕西的南部）省仅余人口 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广义的包括陕西的南部）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注释：历史上陕西南部一直隶属于四川，由于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为了巩固统治，将四川北部汉江流域的两个府——汉中府和兴安府划入陕西，以使四川无险可守，因此广义上的四川还包括陕西的南部两个市，汉中市和安康市。湖广移民到达四川的路线，基本上是逆长江而上经重庆达到，而湖广移民到达陕西南部是走的另外一条线路，首先，移民到达汉口、荆州、襄阳一代，逆汉江而上到达汉中府和兴安府，由于到达四川和到达陕西南部的移民结构基本类似，因此两地在文化，饮食，方言习俗等方面有极大的类似，例如陕南中部的西乡县和石泉县，口音非常接近四川方言，建筑风格也是典型的四川民居，再往东去的汉阴县，则四川元素少一点，汉阴县在各个方面和石泉县相比，其湖南特点要更加显著，四川特点要稍微淡一点，再东面的安康、旬阳则更多的接近湖北和关中，这也是因为移民的多元化而导致了文化的差异性，正所谓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说的正是陕西南部，因此，陕西南部和四川自古是一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曾在安康发掘出来的古巴国遗迹，也验证了陕南在历史上和四川同属于巴蜀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家人。）

具体历史片段：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湖广省介绍：

湖广或“湖广行省”、“湖广省”，为元朝和明朝时期直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国家一级行政区。

湖广行中书省，全称为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为元朝时直属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简称“湖广”或“湖广省”，在当时曾被称为鄂州行省，潭州行省，湖广行省。

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置荆湖等路行中书省，因拟取鄂州而别称鄂州行省。十四年(1277年)，并鄂州行省入潭州行省，治所长沙。十八年(1281年)，迁省治到鄂州，治所武昌（今武汉武昌）。

湖广行中书省为全国的10个行中书省之一，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及 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下辖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兴国等30路。今湖北、湖南西部、陕西南部地区属于四川行省管辖。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清军大肆滥杀，地方豪强结社自保，乡村无赖造反。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现名：彭州市,又名天彭。属于成都市管辖内县级市)。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到陕南山区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及陕南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当然，陕南在清代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

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