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姓排行

胡姓排行：胡姓是当今常见姓氏，分布很广，约占全国汉族人口131%，为中国人口超过1%的十九个大姓之一，居第十三位。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湖南多此姓，上述八省胡姓约占全国汉族胡姓人口65%。其中四川省约占全国汉族胡姓13%。

■姓氏源流

胡（Hú）姓源出有四：

1、出自妫姓，以人名为氏。西周初年，帝舜的后人胡公满受封于陈国，春秋末被楚国所灭，其后人有的以胡为氏。根据《元和姓篡》等史籍记载，胡氏的姓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圣君虞舜的妫姓后裔。这样说来，其胡姓始祖，应当是三千多年前被周武王封为陈地的胡公满了。胡公满是虞舜的第三十三代孙，周武王的东床快婿，被封为陈侯。由此可见，中国胡氏的先祖是正统的虞舜后裔，黄帝子孙，并非后来入侵中原的“五胡”后代。

2、出自姬、归姓，以国名为氏：

① 一个是姬姓胡国，在河南省漯河市东。是西周初分封的周朝同姓诸侯国。它曾参与以楚国为首的联军去攻打吴国，后来又跟随楚国与吴国作战，楚国回师途中顺便吞并了胡子国。

② 一个是归姓胡国，在安徽省阜阳。在鲁定公时被楚国灭掉。

春秋末期，这两个胡国先后被楚国所灭，其国君的子孙都以胡为姓，国人都以胡为氏，称胡氏，形成两支胡氏，世代相沿。

3、他姓改为胡姓。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有胡（纥）骨氏，入中原后改为汉姓，称胡氏。另汉代太御胡广，本姓黄，后改为胡姓，其子孙以胡为氏。又在胡氏中，曾经出现过复姓胡母氏。胡母氏这一复姓，得姓于齐宣王之时，距今有两千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胡氏复姓，开始也很盛行。秦时，有太史令胡母敬，汉时有胡母生和胡母班。晋代以后，胡母复姓渐渐被“胡”这一单字姓氏所代替。由于其后世子孙大多改姓为胡，使得胡母复姓所传日渐减少。这大概是这一胡母复姓传之不多，至今仍然为数稀少的原因之一。

4、古代北方匈奴族后裔敕勒族人的姓氏。胡姓中，除了源自黄帝后裔的这一支外，外族改姓胡的也为数不少。汉代以后，特别是五胡乱华之时，进入中原的外族，纷纷改姓“胡”氏，为汉族胡氏冲添了新的成分，使得后来胡姓的繁衍，又多了一支世系。如后周的胡琮，就是敕勒族人，其后世子孙皆为胡姓。

得姓始祖：胡公满。相传上古五帝之一的舜是颛顼的后代，因生在姚墟（今山东菏泽东北）而得姚姓。他又曾住在妫汭河（今山东省永济南），所以后代又有妫姓。以妫为姓的后裔中有被周武王灭商后，追封帝舜的后裔妫满于陈，建立陈国，奉守帝舜的宗祀。妫满所建的陈国即今河南省淮阳县一带，包括今安徽省北部的阜阳、河南省中部的郾城等地，妫满云世后谥曰胡公，称胡公满。公元前478年，陈国被楚国所灭，其子孙以妫满谥号为氏，称胡氏，此为河南胡氏。故胡氏后人尊胡公满为胡姓的始祖。

■迁徙分布

胡氏的起源地，当然是周初的封地陈国了。即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从此之后，胡氏以此为源地，其后世子孙逐渐向四处延伸。经过数代的繁衍，先后南达新蔡，北到山西，并成为当时的胡姓望族。至汉时，迁入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湖北等地。其中，迁去甘肃省境的一族，在后汉时已成为一大望族，后成为各地胡氏繁衍的主要来源。西晋末年，因“永嘉之乱”，胡姓中原士族大举南迁，胡姓遂迁入福建。胡氏南迁，始于西晋末年。胡氏的后代，从中原渡江南下，先迁到安徽，然后又从安徽再迁至福建。最后由福建迁居入台湾。台湾的胡姓，至今已遍及全省。不过，居住较为集中并且人数最多的，则是台南、台北、彰化和新竹等地。再以后，又由新蔡和山西两地的胡姓向其他各地迁居、繁衍，致使遍及了全中国。胡姓是当今常见姓氏，分布很广，约占全国汉族人口131%，为中国人口超过1%的十九个大姓之一，居第十三位，在台湾排名第三十八。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湖南多此姓，上述八省胡姓约占全国汉族胡姓人口65%。其中四川省约占全国汉族胡姓13%。

■历史名人

胡安：汉初著名教育家，司马相如便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

胡遵：文武双全，位居于车骑将军。他有六子，最著名者是胡奋，他在晋宣帝时屡立战功，官做到镇南大将军。他的女儿胡芳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贵嫔，从此成为外戚，权势更加显赫。南北朝时期，拓跋氏统治的北魏对清河崔、范阳卢、太原郭、河东柳几个大姓重重打击，而胡奋后裔胡国珍之女却成为北魏皇太后，胡姓于是步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从胡遵以后的二百多年中，安定临泾胡氏位至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者多达十余人，还出了两位皇太后、皇后，盛极一时。

胡瑰：后唐著名画家，河北省涿县人。尤工画马，用笔清劲细密，而骨骼体状都生动有神。

胡瑗：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江苏省泰县人。曾官至太常博士。提倡“明体达用”之学，开宋代理学的先声。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学者、思想家及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获英美各大学致赠名誉博士学位三十五种。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文学改革。曾任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及校长、驻美大使、国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史、章实斋年谱、先秦名学史、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丁文江的传记等数十种，另辑成胡适文存。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宋经学家。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王安石废弃春秋，安国以为其乃先圣传心之要典，故仍潜心研究二十年。諡文定。著有春秋传、资治通监举要补遗等。

胡大海：明代大将，江苏省泗洪人，官封魏国公。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胡以晃：太平天国杰出将领，广西人。封护国侯，旋改护天侯，晋升封豫王。

胡林翼：字润芝，号贶生，湖南益阳人。道光间进士，累官至湖北巡抚，时洪杨军事盛，林翼创厘金，通盐运、改漳漕、增裕府库，固守武昌，为各省战争之根据，治军明纪律，又加意将才，尝曰：兵之嚣者无不疲，将之贫者无不怯。又曰：才者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之。世以为知言，后卒于军，谥文忠，有读史兵略及奏疏文集、胡文忠公道集。

胡志明：原名阮必成。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共和国主席。生于越南中部宜安省南檀县。1911年至法国，1920年加入法国***，创办流浪者杂志。1923年至苏联受训，成为第三国际干部。1924年至广州，成立青年越南革命者联盟。1930年回国，成立印度支那***，抗战期间被民国政府逮捕，后获释回越南，从事游击战。1954年大败法军，建立北越政权，后协助南越共党分子成立越南***，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成立越南共和国。

胡耀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湖南浏阳人。1933年入中国***。曾任共青团湘东南特委儿童局书记、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次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隔陕北后，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华北野战军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等。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着手整顿科学院工作。1977年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曾组织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领导了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主持制定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重要贡献。1980年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主席。1987年1月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4月病逝于北京。

■郡望堂号

1、郡望

安定郡：① 汉代设置，治高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又有安定县，在今甘肃泾川北，并属于安定郡。东汉移治临泾（今镇原东南），废安定县。十六国时，再置安定县，并为郡治。隋唐安定郡即泾州。唐后期曾改保定郡，县亦名保定。金为泾川县，为泾州治所。

② 蒙古以陕西安定堡为安定县，1935年改子长县（谢子长烈土），移治原县治东的瓦窑堡。

新蔡郡：晋惠帝置，从汝阴郡分出，在今天河南省新蔡县一带。

弋阳郡：隋置弋阳郡，武德三年改为光州，郡治在今河南省潢川县。

定城、义阳郡：郡治在今河南省信阳市。

中州、洛阳、户县：郡汉在今属陕西省、河东等地。

2、堂号

澹安堂：得名是由于宋朝胡诠所著的《谭安集》。

安定堂：源出安定郡，始建于西汉。郡治先在高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后徙临泾，即今甘肃镇原县东南；再徙安定，即今甘肃泾川县北泾河北岸。唐初称安定为泾州。后来成了胡姓的堂号，可见安定在胡姓历史上的地位。此堂始祖源于胡质、胡威事迹。胡质，三国魏寺春人，少知名。曹操召为顿丘令，官至荆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都督青、徐诸军事。每建军功赏赐，皆散于众，无入家者，家无余财，惟赐衣、书箧而已，以清畏人知著名。胡威，质子，官至徐州刺史，父子清慎，名誉著闻当世。入朝，武帝（曹操）问：“卿孰与父清？”威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称善，累迁前将军，以功封平春侯。胡质、胡威祖孙数均以忠慎清贞之誉著闻当世，而原籍淮海寿春县，故胡姓门楣有题“淮海家声”者。胡质、胡威父子为国镇守边关，均卒于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等六个县、宁县四个县），子孙留居安定，胡姓堂名安定堂源此。

庐陵堂：庐陵堂胡氏的始迁祖是胡公霸，即胡杲。八传至胡铨。胡铨的家族在宋代已成为大族，胡铨的兄弟胡铸、胡锷，儿子胡泳……，孙子胡桦、胡椅等人，虽然名声不如胡铨显赫，但都小有成就。江西吉水、湖南汝城县三塘、浙江绍兴厚宝等地的胡姓，都是胡铨的后裔。著名华侨领袖、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就是胡铨的第三十二代孙。

绩溪堂：绩溪堂胡氏因为近代出了大学者胡适而斐声中外。据谱牒记载，他们是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迁来的，始迁祖是胡昌翼的儿子胡延正。绩溪胡氏一度祭祀胡公满，后来又改祀胡昌翼。胡适自己也说，他在孩提时参加过始祖昌翼公一千岁的纪念祭典。

此外，胡姓的主要堂号还有“淮阳堂”、“敬爱堂”、“履福堂”、“笃敬堂”、“敦仁堂”、“本始堂”等。

■胡姓宗祠通用对联

〖胡姓宗祠门楣题辞〗

苏湖世第苏湖流芳淮海家声

“苏湖世第”、“苏湖流芳”，出自胡瑗事迹。胡瑗（公元993-1059），字翼之。宋代泰州海陵（今江苏省泰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被奉为宋代理学先驱。史传载：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荐之，以白衣对崇政殿，授校书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弟子数百人，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居四五。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胡瑗从教较之宋代另一著名教育家、理学家朱熹还早一百三十多年。胡氏后裔为纪念胡瑗毕生从教，玄歌不辍、桃李芬芳之盛况及其卓著的业绩，故于正大门上方题“苏湖世第”或“苏湖流芳”。

“淮海家声”，出自胡姓安定堂始祖胡质、胡威事迹。胡质，三国魏寺春人，少知名。曹操召为顿丘令，官至荆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都督青、徐诸军事。每建军功赏赐，皆散于众，无入家者，家无余财，惟赐衣、书箧而已，以清畏人知著名。胡威，质子，官至徐州刺史，父子清慎，名誉著闻当世。入朝，武帝（曹操）问：“卿孰与父清？”威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称善，累迁前将军，以功封平春侯。胡质、胡威祖孙数均以忠慎清贞之誉著闻当世，而原籍淮海寿春县，故胡姓门楣有题“淮海家声”者。胡质、胡威父子为国镇守边关，均卒于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等六个县、宁县四个县），子孙留居安定，胡姓堂名安定堂源此。

〖胡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寿齐九老；

名列四真。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人胡杲，会昌年间官怀州司马，后与白居易等人在各阳组织香山九老会。下联下联典指北宋初学者、教育家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世代住陕西路安定堡，学者称安定先生。曾任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侍讲，官至太常博士。在苏州、湖州间讲学二十余年，与孙复、石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当时有明令以他的教学方法为太学法。著作有《论语说》、《春秋口叹》。当时人称富弼为真宰相、包拯为真御史、欧阳修为真学士、胡暖为真先生。

春秋心典；

理学宗功。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太学博士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省崇安）人。绍圣年间进士，历官太学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潜心研究《春秋》，著《春秋传》三十卷，往往借用《春秋》史事议论政治，明代初年曾定此书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因北宋王安石曾提出废《春秋》，他说：“这是古代圣人的传心要典，怎么能让皇帝不得读、学士不得读呢？”下联典指宋代徽猷阁直学士胡寅，字明仲，建宁崇安人。宣和年间进士，靖康初年任校书郎、中书舍人、徽猷阁学士，崇尚理学，学者称致堂先生。曾上书高宗，建议组织义军，北上迎徽、钦二帝回朝。著有《读史管见》、《斐然集》、《论语详说》等。

欲正人心；

引为己任。

——清·胡林翼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大臣胡林翼（1812-1861）撰题联。胡林翼，字贻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官至贵州镇远知府。有《胡文忠公遗集》。

虞宾衍派；

沩汭流源。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出“虞宾、沩汭”，均胡姓繁衍望地之一。

系承胡公；

望出淮阳。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胡姓的源流和郡望。“胡公”，舜之裔孙。

经资羽翼；

祠表贤良。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胡宁著《春秋通旨》，以羽翼而且书。下联典指清·胡林翼卒，入祀贤良祠。

〖胡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淮海家声远；

苏湖世泽长。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胡姓宗祠“安定堂”联。

地据蛟潭胜；

家传麟史风。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胡氏宗祠联。上联典指该祠的地理位置；下联典指南宋胡安国著《春秋传》事，孔子作《春秋》，至“西狩获麟”止，所以《春秋》被称为“麟经”。

成名由吴母；

有妹媲刘家。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胡安国，其母乃吴羡门女，羡门六经教授生徒，安国成为大儒。下联典指清·胡天游，其妹胡石兰、胡景素、胡卧云俱能诗，比之刘家三妹。

万恶*为首；

百善孝为先。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安徽省黟县西递镇西递村胡氏宗祠“敬爱堂”联。另：更多的安徽省黟县西递村胡氏宗祠“敬爱堂”、“履福堂”、“笃敬堂”、“敦仁堂”等堂联，详见《黟县西递村对联 [皖]》胡姓宗祠堂联的部份内容：http://bbslndcomcn/dispbbsaspboardid=112&id=47902。

〖胡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冬去松枝仍独秀；

春来梅蕊已齐开。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宋·胡安国事典。

古色新香画别致；

月光清气春宜人。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鹤顶格嵌胡姓“胡”字的祈字联。

古来大千多奇彩；

月到十五分外明。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同上。

镇守金华称大海；

撰书禹贡号东蕉。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初将领胡大海事典。胡大海，宁通甫，虹人。卒封越国公。下联典指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出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一生潜研儒家经典。所撰《禹贡锥指》，绘图四十七篇，为《禹贡》最好的注释本。

十年烟水持竿钓；

千古须眉下笔先。

——清·胡远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书画家胡远撰题联。胡远，字公寿，江苏华亭人，号瘦鹤。善画山水，有《寄鹤轩诗》。

文倔苞深宗二汉；

歌辞风致到初唐。

——清·胡震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书法、篆刻家胡震撰题联。胡震，字鼻山，富阳人。工篆刻，得汉人风格。分隶亦古拙可爱。

文武世家源流远；

帝裔宗枝翼叶长。

——佚名撰广东省南雄县梅岭山珠玑巷胡氏宗祠联

南雄珠玑巷位于梅岭山下，是广东仅存的宋代古巷道，被称为“广东第一巷”珠玑巷的得名始于唐代张昌七世同居,朝廷知道后为表彰其孝义特赐珠玑绦环。自梅关开通以来，梅关驿道就成为中原和江南通往岭南的唯一一条大道，也是北上商贸交易和南迁移民的重要交通路线，珠玑巷便成了这条驿道上的一个重要墟镇。前人杨廷桂在《南还日记》中描写：“途中行旅如蚁，挤拥甚于观剧。大量来自中原各地移民及商人进入岭南珠玑巷，又经此转至珠江三角洲及广西以至海外谋生，其后裔遍布岭南、港、澳、台和海外各国。”看来珠玑巷是大部分珠三角居民的发祥地，海外华侨的祖居。据珠玑巷南迁后裔联谊会搜集的各地南迁后裔143姓族谱记栽，由珠玑巷播迁粤、港、澳、台及海内外的后裔数千万人，都承根认脉，均称珠玑巷为“七百年前的桑梓乡”。

〖胡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安国成名，本由吴母；

稚威有妹，不亚刘家。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胡安国，其母乃吴羡门女，羡门六经教授生徒，安国成为大儒。下联典指清·胡天游，其妹胡石兰、胡景素、胡卧云俱能诗，比之刘家三妹

舍己从人，大贤之量；

推心置腹，群彦所趋。

——清·曾国藩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大臣曾国藩（1811-1872）书赠胡林翼联。

筑堤溉田，起春阳颂；

辅君开国，奠盘石安。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代秦州刺史胡烈的事典。下联典指明初大将、右翼统军元帅胡大海的事典。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明·胡居仁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明代文学家胡居仁（1434-1484）自题联。

遗爱在人，莲幕留图纪南啸；

藏书贻后，槐阴亲手植东园。

——胡位咸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安徽省绩溪县县城胡氏宗祠联。上联典指该族七十二世祖胡原，明代人，曾在福建兴化府做幕僚，平反一大冤狱，当地士民绘“莲幕图”并作诗文赠他。下联说该族七十六世祖胡有明，明代人，曾在县城东建"东园书屋"，并植槐、桂树。其孙胡松，字茂卿，正德年间进士，嘉靖年间官至工部尚书。

姜水源长，伯祖启航，陈留始发；

东山地沃，安石兴苗，宝树成荫。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江西省上犹县胡氏宗祠“安定堂”联。

宗风自衡麓以外，若五峰、若双湖，类能为道学功臣，昭兹来许；

世变当海水群飞，或割地、或纳币，问谁斥和戎宰相，绍我先人。

——佚名撰胡姓宗祠通用联

湖南省华夏桥胡氏宗祠联。上联“道学功臣”，典指明代学者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余干人。一生以讲学为业，曾主持白鹿洞书院，为明代程朱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居业录》、《易象耖》等。下联典指南宋胡寅，主张抗金，曾斥责“和戎宰相”秦桧，被秦桧以“讥讪朝政”罪名贬官，秦桧死后才得以复官。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徽商作为封建势力的依附，注定会衰落解体。然而，徽商的衰落过程并非直线下降，而是螺旋式起伏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说来，徽商衰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代陶澍盐法变革后，盐商的没落意味着徽商元气大伤；继盐商衰落后，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茶商的中兴，此后，“追至民国初年，勉强维持的徽商茶叶贸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势，走向衰落”[8]。而伴随着茶商的衰落，整个徽州商帮开始衰落解体。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为封建性商帮，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性再生产，而是用于封建性的活动中，这也决定了它无法在清中后期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之后保持其原有优势。具体说来，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一）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

作为国家岁入大宗，盐商首当其冲。这也是曾国藩所疏盐务弊端之一，即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虽有曾国藩等人保护徽商，相继变盐法，成效却不显著。此后，盐纲日坏，盐价日增。“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欵，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欵随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由此，盐商负担可见一斑。鉴于此，虽有曾国藩与李鸿章相继变盐法，掺纲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却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盐商逐渐没落。仅次于盐商的税收大项茶商也是清廷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据《清史稿》所载，“茶之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策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欵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寥寥数语，却展示了清代茶税的大致演变历程。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损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外，中国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对任何一个商帮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徽商作为封建性商帮，其相较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其在竞争中渐趋劣势。尽管徽州茶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如压低收购茶价；依靠子口半税，“利用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优势，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独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华商以致命的打击”。再加上进口洋茶的冲击，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则标志着整个徽商的衰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州商帮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则也是由于其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求取所谓的“功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而且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以劝谕商人捐资助饷，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强迫将大笔资财捐给政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此外，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综上，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帮在清中后期开始衰落。盐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个阶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盐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经失去了支撑残局的力量，整个徽州商帮走完了衰落的第二个阶段。与此同时，徽商的其他行业也相继衰惫，如典当、木、丝、米、百货等业，渐渐失去了其在以往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帮虽然解体，有一部分徽商跟随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展商业资本，改善经营方式，因而在民国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跃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见“封建性的徽帮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

徽商，又称徽州商帮，即古徽州所辖歙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黟县六县商人的总称。徽商经营范围普遍，“其货无所不居”，且经营方式多样。国内关于徽商的研究的兴起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于八十年代后迅速升温，开始成为一门显学，至今已颇具规模。而由于徽商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因此，对徽商兴衰原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并对现今安徽商人的崛起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具体说来，徽商的发展经历了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本文将以徽商发展的基本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结合具体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重点分析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而得出徽商兴衰的启示。

一、徽商兴起与兴盛的原因分析

徽人从商的历史由来已久，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徽商萌芽于东晋，生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具体说来，先有徽人从贾之风兴起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又因徽州商人经营有道，资本得以迅速积累，并在当时各种条件的推动下结成徽帮，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下面将对徽州商帮形成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一）徽人从贾之风兴起的原因

徽州，晋时称新安郡，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称徽州。其地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位于皖南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正如其民谚所言，“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徽州多山多水，耕地面积较少，且土壤多呈酸性，决定其地质不适应粮食作物的生长，反而适于茶叶、竹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徽州“食粮必须由境外供给，土产物不能不和邻近产米之区交换，山路崎岖，陆行虽不便利，但新安江上木筏和小船通行无碍，足以供山区物资运输的需要”[1]，距离全国大市场较近的地理优势也为徽人从事商业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此外，据记载，徽州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明代灾害发生频率大约是八年一遇，清代则不足六年发生一次，而徽州人口增长尤为迅速，使得徽人不得不以经商以谋求生计。这些皆为徽人从贾提供了客观条件。

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徽民向来勤劳，不辞劳苦，经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后，有着“东南邹鲁”、“理学之邦”之称的徽州倍受人们关注；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勃发，这也导致了徽人对仕途的渴望。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人唯有从事经商这一厚利之“末”业才能支撑其“本”业，为了“业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选择经商之路。此外，“因为徽州的耕地有限，地价极贵，单靠兼并土地这一手段很难满足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于是经营商业也成为他们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2]。

除了有经商的动机，当时的政策也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地租大多由实物转为货币，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长途贩运业的发展。明中叶对食盐实行“开中折色法”，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山陕商人，于成化、弘治之际取得了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明代的两淮盐利最大，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后，便迅速扩充了财力。他们或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兼营其他商业，或支持其亲友同乡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对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此外，徽人乡土宗族观念较重，不仅要依靠经商投资族人教育，在外经商者往往依靠宗族关系结成整体便于互相照顾及增强竞争力，这也成为徽人由零散生意的个体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商帮的原因之一。

（二）徽州商帮的形成原因

徽人经商之风既已形成，在明清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徽州商帮于成化、弘治年间逐渐兴起，并且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具体说来，徽州商帮的形成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明清时期社会较为稳定，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资本开始膨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同时也刺激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其次，成化、弘治年间徽人从贾形成风气，并有了足够的富商成为其中坚力量。再次，全国商业竞争加剧，山陕等商人纷纷结成商帮，这使得徽州商人意识到有必要结成商帮团体以增强竞争力。最后，徽州厚重的乡土和宗族观念深入人心，一人从商往往众多同乡人追随，更容易结成商帮。

徽商兴起后，其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加上广泛的经营项目，多样的经营方式，使得其在全国的商业竞争中迅速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明清时期全国十一大盐场，两淮盐场居主要地位；而徽商据地之利与交通之便，使得其超越山陕商人而垄断两淮之盐利；徽州多红壤，适宜优质茶叶的生长，并且多山的地形也适宜竹木等植物的种植，因此茶、木贸易一直是徽商贸易的重点；典当业多厚利，而“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赖以谋利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4]。故徽商经营的重点则放在盐、典、木、茶四大宗上。正是因为对这四大宗的合理经营，徽商在成化、弘治至万历年间逐渐壮大。

（三）清代徽州商帮发展至鼎盛的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徽商的发展阶段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朝代的更替，徽商曾于万历后至康熙中期（1662-1722年）一度衰落。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封建政权的横征暴敛；二是战乱波及。具体说来，作为封建时期的末业，商业一直是统治者压榨的对象。明代末期政治腐败，清前期社会尚不稳定，统治者对商人的压榨都是巨大的。《清史稿》上屡有记载王朝建立之初，经常蠲免各省补赋，并出钱赈济自然灾害频发之区域；这部分款项来源则大部出自商税。而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战争更是给徽商以巨大打击。“据有关史籍记载，徽州商帮在明末战乱中曾遭到空前的巨创。大顺农民军在攻克北京后，‘谓徽人多挟重货，掠之尤酷，死者千人’。经历了明清之际动乱的徽州名士金声说:徽州商人‘足迹常遍天下。天下有不幸遭虔刘之处，则新安人必与俱。以故十年来天下大半残，新安人亦大半残’”[5]。

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之际（1796-1850年）的一百数十年，徽商摆脱了之前的低糜状况，并逐渐兴盛起来。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切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的原因。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休养生息，徽人对从贾又有了信心，商业再度繁荣。其次，统治者部分政策的扶植。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有效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开始频繁。此外，“清廷又采取了一些‘恤商裕课’的措施”[6]。再次，“徽商在长江流域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明代国内贩运贸易的绝大部分还集中在沿运河一线的南北贸易上。及至清代，则不但南北贸易继续扩大，而且沿江一线的东西贸易也发展起来”[7]。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徽商亦贾亦儒，儒贾结合，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他们以儒之理经营商业，讲求商业道德，使得其家业不断做大，反过来又促进了儒、贾各自的发展。正如徽州一古居门前对联所写，“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说明徽人能充分认识到读书与营商之间的关系，并能两者兼顾，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代表，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在身份上将商人、地主、官僚所统一。徽商此次的复兴较明中期又有所发展，以盐商为主体迎来其鼎盛时期。

二、徽商衰落原因考察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徽商作为封建势力的依附，注定会衰落解体。然而，徽商的衰落过程并非直线下降，而是螺旋式起伏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说来，徽商衰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代陶澍盐法变革后，盐商的没落意味着徽商元气大伤；继盐商衰落后，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茶商的中兴，此后，“追至民国初年，勉强维持的徽商茶叶贸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势，走向衰落”[8]。而伴随着茶商的衰落，整个徽州商帮开始衰落解体。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为封建性商帮，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性再生产，而是用于封建性的活动中，这也决定了它无法在清中后期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之后保持其原有优势。具体说来，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一）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9]。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10]。

作为国家岁入大宗，盐商首当其冲。这也是曾国藩所疏盐务弊端之一，即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11]。虽有曾国藩等人保护徽商，相继变盐法，成效却不显著。此后，盐纲日坏，盐价日增。“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欵，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欵随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12]。由此，盐商负担可见一斑。鉴于此，虽有曾国藩与李鸿章相继变盐法，掺纲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却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盐商逐渐没落。仅次于盐商的税收大项茶商也是清廷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据《清史稿》所载，“茶之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策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欵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13]。寥寥数语，却展示了清代茶税的大致演变历程。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损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外，中国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对任何一个商帮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徽商作为封建性商帮，其相较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其在竞争中渐趋劣势。尽管徽州茶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如压低收购茶价；依靠子口半税，“利用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优势，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独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华商以致命的打击”[14]。再加上进口洋茶的冲击，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则标志着整个徽商的衰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州商帮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15]。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16]。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则也是由于其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求取所谓的“功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而且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以劝谕商人捐资助饷，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强迫将大笔资财捐给政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此外，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综上，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帮在清中后期开始衰落。盐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个阶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盐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经失去了支撑残局的力量，整个徽州商帮走完了衰落的第二个阶段。与此同时，徽商的其他行业也相继衰惫，如典当、木、丝、米、百货等业，渐渐失去了其在以往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帮虽然解体，有一部分徽商跟随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展商业资本，改善经营方式，因而在民国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跃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见“封建性的徽帮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17]。

三、徽商兴衰原因之启示

徽商活跃的时代距今已有百年之久，然而其兴衰成败之迹却从各方面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以其为鉴，可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笔巨大财富。

徽人有着厚重的宗族观念，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域聚居，且外出经商时，一经定居，宗族中的其他人也会随之而来，而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是结成商帮的直接原因，且它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等都有很强优势。然而，这种方式也会有内在缺陷，徽商却懂得趋利避害，因此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这点从徽州地区留下的很多徽州的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出。此外，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即徽商会馆。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它们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这不仅说明徽州宗族势力与商人联系之紧密，也说明了徽商懂得利用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徽商的兴起与兴盛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与其“尚儒”的传统密切相连，这也说明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有力的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徽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亦是其最为人称道的“儒贾”精神。徽商经营有其自身的信条和准则，诸如“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等，正可谓是其在各地立业的精神之所在。而其的成功壮大，活跃时间之长，正是由徽商“左儒右贾”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儒”，使他们在理解经营之道、顺应时势等方面，比其他商人境界高出许多。以儒学为本的徽商始终把“薄利生财、甘为廉贾”原则作为经营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此外，创业难，守成更难，徽商贵有“廉贾”之心，即在任何时候都胸怀善心和良知。徽商的代表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经对商人的“良心”作过高度概括，“对朝廷守法，对主顾公平，就是讲良心”。“廉贾”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正确看待钱财，强调人对财富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觉悟，既不视金钱为“万恶之源”，又不被金钱所累，强调钱财要“取之有道”，“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等等。这些都是奠定徽商兴盛的文化底蕴。

而徽商的衰落原因和其他商帮一样，主要是其封建性的经营方式。挣来的钱财并没有作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诸多非经营性消费上。徽商此举发展了当地的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却把自己推向衰落的道路。总之，其兴是因为能准确把握市场规律，衰则是因为未能更上时代潮流以改进技术，发展商业资本。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地方。

结 语

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并在清后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衰落。从其兴衰历程中可以窥视明清社会经济发展路线的蛛丝马迹。

从明成化、弘治之际徽州商帮的兴起到清后期的衰落，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路途并不平稳，然而对徽州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确实十分重大的。徽商的兴与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亦带给我们诸多启示，这些都值得我们将其作为一个课题进行具体探讨。

作为封建性的徽州商帮虽然衰落，现今的徽州商人却正在崛起，因此，对徽商兴衰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无疑对现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安徽省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安徽商人。 代表人物： 最出名的莫过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另有其他：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