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之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

广义上的河洛就是黄河中游、洛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

狭义的河洛就是洛阳。

“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①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

②泰山石敢当的传说。

③客家文言;是一种官话，很象中州的河南话。

根在河洛并不是指所有客家都出自河洛，其范围应包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流域以东、淮河以西的中原旧地，其核心在河洛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

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

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历史上，客家人有五次大南迁，时延1500年的记载。

第一次的大迁徙是在公元317—879年间，东晋怀帝妥朝时，由于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对汉民族影响深远的“五胡乱华”之局，中原地区的不少官员和平民，也纷纷随着渡过黄河南下。

为了避免和原户籍者发生混淆，便把这些新来的户籍称为“客”。

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华民旅上出现。

第二次大迁徙是在公元880——1126年间。

唐朝末年，黄巢举兵起义及“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客家先民又从皖赣某地居所，现迁往江南南部、福建西北及广东北边。

第三次大迁徙是在公元1127——1644年间，金元相继入侵，宋高宗南渡，地这过程中，许多客家人幸均卷入保卫宋室、抵抗元兵的勤王战争。

宋亡后，他们只好退往更偏远的广东东、北部。

第四次大迁徙在公元1645——1843年间，这次迁徙却是康熙皇帝为了争取南方的民心，赐给每个男子8两银子、妇女儿童4两银子，鼓励客家人迁入四川、广西及台湾。

一向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同志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第五次大迁徙是在1866年以后，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

由于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客家人央太平天国失败后，话多客家人在清 的压力下，纷纷向理智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目前，全世界有客家人约4500万人。

其中国内4000万人，国外有500万人左右。

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广，较集中的是东南亚一带，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国际知名作家韩素音均是客家人。

国内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共有17个省、185个市县，其中客家人占95%以上的纯客县50个，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赣南、闽南和粤东北部。

广东的客家人有2000多万，占全省总人数近30%，其中纯客县15个。

梅州作为东江流域的纯客家地区，最早的客家先民来历可追逆到秦朝。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为进一步开发岭南，派屠睢、任嚣、赵佗带50万兵卒驻守，还下令将数十万名“罪人”发配到岭南。

赵佗先为龙川县令，后为南越王。

龙川的赵、韦、官、任四姓居民就是第一批进入龙川与当地土著族人杂居的中原人。

但是，作为客家人大规模迁徙到河源地区的时间，却要推到客家人第三次大迁徙这一时期，即公元1127——1644年间。

广东梅县的山歌文化独树一帜。

　　客家简介

　　“客家”是汉族民系中重要的一支名称。这支称为“客家”的民系，是南迁汉人，在唐末至明中叶聚集于闽、粤、赣连结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具有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它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合经融合有“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但是这支民系不是纯汉族血统，其文化也不是纯中原汉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包含相互融合，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此，“客家”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但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客家民系迁徙与形成

　　客家先民是中原人士，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五次迁移运动，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内外播散期。客家人迁徙运动背景，是中国历史上因王权变更、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发的北方汉民南移运动。

　　第一次大迁徙——西晋末年，于永康元年引发了“八王之乱”，继而又爆发了人民反晋王朝的斗争，大大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争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原成了胡人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遂形成以衣冠土族，官宦大户为主体的南迁潮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

　　第二次大迁徙——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他们互相攻略、纵兵残民，加之中原灾荒连年，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不久，爆发了先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数省。这些地方正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战乱所及，唯有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根据客家族谱记载，这时期的移民，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者也不少。这就是中原汉人历史上第二次大举迁徙。这次南迁，延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

　　客家文化，各地发展虽不尽平衡，在各个历史期其文化中心也不断推移。但作为一个整体，则彼此存在互相吸引、影响和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有宋一代，客家文化中心有二

　　一是福建路的汀州。汀州，是客家移民早期进入的重要基地。传说宁化石壁乡为客家人的祖居地，并非空穴来风。因此，客家文化在汀州生根开花，是情理中事。故有"风声习气，颇类中州"之誉。其出众人物有：宁化郑文宝，宁化张达观、张良裔父子，长汀杨方诸人。郑文宝，长于诗。其诗颇受同时人的文坛大家晏殊、欧阳修、司马光的青睐。杨方，以理学著称，曾从学朱熹，对客家地区理学的兴起，其功阙伟。

　　一是广南东路以韶州为中心的粤北地区。因韶州地处岭南北交通要冲，故此地客家文化得地理之便与气候之先。曲江余靖，即是其中佼佼者，余靖，宋代名臣，官至兵部尚书，崇祀于广州八贤堂。其史学、诗、古文词，均为时人所重。曾信校《史记》、《汉书》，别为刊误四十五卷，是尤精史学的明证。

　　韶州为宋代客家人藏龙卧虎之地，是有历史根源的。早在唐代，曲江就出过名震中原的张九龄。张九龄，唐朝名相，文学冠一时，著有《曲江集》，事迹具《旧唐书》卷九九本传。其诗劲炼质朴，洗尽六朝铅华。《唐音癸签》称道："首创清淡之派"。对其后的王维、孟浩然诗派颇有影响。时人张说则赞誉"后来词人称首也。"可以说，张九龄以其卓越才学与高尚人品，使中原人对岭南文化刮目相看。

　　元代，客家学子，多不应试仕官。所以，这一时期文士不显、文风转衰。记载也多阙如。但也并非全无杰出人物。龙南人钟柔，融贯诸史，著述多部，从学者数万人，一时文风称盛，即是一例。

　　明初，承元之弊，客家著名文士尚不多见。成化、弘治年间，始渐露锋芒。嘉靖以后，人才辈出。明末清初，而登高峰。这一时期，客家文化中心有三：

　　一是福建汀州府。尤以文史成就为著。有宁化李世熊、黎士宏，上杭刘坊诸人。李世熊，主要著作有《寒支初集》、《寒支二集》。史称其：六经诸子百家，无不贯通；为文沈深削该、奥博离奇。撰修《宁化县志》，被誉为天下名志，对客家地区方志学作出了特殊贡献。黎士宏，世熊弟子，人称"以诗文章名天下"。刘坊，著有《天朝阁集》。自视甚高，声言"自有文章以来，一刘鳌石而已"。人评其文"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一是赣南地区。明末清初间，"三魏"和"易堂九子"的古文最富盛名。"三魏"，为江西宁都魏际瑞、魏禧、魏礼三兄弟。"易堂九子"，以魏氏三兄弟为核心，加上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彭士望、林时益。他们的古文成就，集中反映在魏际瑞的《魏伯子文集》、魏禧的《魏叔子文集》、魏礼的《魏季子文集》和易堂九子的《易堂九子文钞》中。魏氏两代六人，被誉为文坛"三魏"和"小三魏"，传为千古佳话。显然，倘没有当时赣南文风兴盛的背景，是绝不可能出现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

　　理学，则有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王事圣诸人。月华、曾从王守仁之学，为学者所宗。刘昭文则学于湛若水之门。可见，赣南理学王、湛两派均有传人。

　　一是惠州府。明代客家理学中心。一时人才济济，理学发展至顶峰。代表人物有杨传芳、叶时、叶春芳、叶天佑、叶春及、叶萼、杨起元诸人。杨传芳，师事湛甘泉，深得其中奥妙。叶时，曾从南海庞嵩学，崇奉王阳良知之学。叶春芳，受学湛甘泉，"甘泉称其学问纯正"。叶春及，理学崇陈献章。叶萼，曾从薛侃学，为惠州一郡师。杨起元，崇心性之学，其学的显著特点，是将佛学引入理学，使佛儒合一。

　　惠州客家地区理学，与整个广东地区理学同步发展。"明兴，白沙氏起，以濂名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换言之，明正统以后，陈献章"白沙之学"的兴起，标志着广东地区理学进入繁荣阶段。其后，出理客家、福老、广府民系的理学大师各据一方各领风骚和互相渗透互相辉映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当是时，甘泉、阳明二家弟子，各执其师之说，互有异同，自弼唐为之会通，面浙、广二宗，皆于弼唐悦面诚服，于时乡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则讲学诃林，薛中离则于金山，黄泰泉于白云，钟叔辉于宝潭，杨肖斋（传芳）、叶允中（时）于归善，叶同斋（春及）于罗浮，王青梦于粤秀。而其在广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关天，就正于弼唐。"就是说，这一时期惠州地区的理学，杨传芳、叶时、叶春及诸人独树一帜。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客家人因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故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名节思想。这以明清嬗变之际和汀州和赣南的气节派文人最具代表性。他们大多具有反清复明、"义不帝秦"的思想和行为。其佼佼者有李世熊、刘访、魏际瑞、魏禧、魏礼诸人．为人则"不食周粟"、退隐山林，为文则愤世嫉俗、慷慨激越、烟彪可元。他们的道德文章，光 辉千古。在客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清代以降，广东嘉应州及潮州府属大埔等地（即今梅州市辖区），在客家地区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在清一代，这一地区的科甲在客家地区居首位。康熙三十年登进士的李象元，为本朝州属登第者始。自乾隆特别是西风东渐之后，梅州地区人文日益昌盛。清代梅州文化，以诗文最为发达。代表人物有扬仲兴、王利亨、宋湘、温训、黄钊、李黼平、吴兰修、范留淑、叶璧华、胡曦、黄遵宪、温仲和等人。其中最著者为来湘与黄遵宪。来湘是乾隆以后，岭南诗人最富盛名者。代表作为《红杏山房诗钞》。史称"粤诗自黎简、冯敏昌后，推（宋）湘为巨擘"，或说"后起无如宋芷湾（湘）"。黄遵宪是清末"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代表作为（人境庐诗草》。他所创作的通俗易懂的"新体诗"，对"五四"时斯的新诗运动起了先驱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女诗人范留淑、叶擘华的出现。客家妇女素以聪慧贤良勤劳著称于世，她们在客家社会中起着特殊重的作用。但由于受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在文化上并未有所建树，形成妇女地位在经济活动与文化教育两者间的极大反差。清末，随着风气日开、女权日高，这种畸形局面才不断改变。范留淑的《化碧集》、叶璧华的《古香阁集》，可谓晚清诗歌的璀璨明珠；他们二人则可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女诗人的先行者。

　　清代，梅州地区在客家人文地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偶然。早在明代，已露端倪。李士淳的出现即属此例。李士淳，作文雄健奔放，为时人所重，其著述收入《李二何先生文集》。又，据光绪《嘉应州志·从谈》卷三二载：

　　"《谈海》云：闻之族老，明季及国初，潮属有数县文风未盛，多有不能如额者，学使者往往以此邑之有余补波邑之不足，程乡一邑常取过三四十名，谓之通榜。"

　　可见，早在明清之际，梅县（程乡）文风之盛已居粤东前列。

　　与此同时，惠州文化也日益发达。惠州府与广州府相邻，并濒临大海。随着客家火势力不断由山区向平原向海外伸展，故当地日居重要地位。宁化伊秉缓在惠州知府任上，曾创建丰湖书院，并度聘请嘉应宋湘主讲丰湖书院。一时，丰湖书院成了培育客家人才的重要摇篮。

　　有清一代，客家地区文化得到普遍发展，故各地都产生了一批著名人土。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南康谢启昆、台湾丘逢甲诸人。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谢启昆，于史学、文学、方志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尤以方志学成绩斐然。他主修的《广西通志》，体例新颖，内容博洽，为一代模式。丘逢甲，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代表作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梁启超誉之为"诗界革命巨子"。其诗的"英气"，甚至在黄遵宪之上。

　　总之，客家地区，从宋代以来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客家人在历史上各个文化领域，均作出杰出的贡献。其著名者：史学有余靖；理学有杨方、杨昱、杨传芳、叶春芳、叶春及、叶萼、杨起元；诗有郑文宝、伊秉绶、宋湘、湖曦、黄遵宪、丘逢甲；古文有刘坊、魏际瑞、魏禧、魏礼；方志学有李世熊、谢启昆；客家学有黄钊、温仲和；女诗人则有范留淑、叶璧华。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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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是一个家族的根，每个姓都有自己的祠堂，这在福建广东是寻常见到的，估计全国有些地方也是一样，中国人讲究朔源寻根，每个祠堂都有自已故事，祖先是谁，从何而来，距今多少代……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承，生生不息，脉脉相传。

祠堂是根，让我们不敢忘了祖宗，更不敢为非作歹，愧对祖宗，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祠堂是魂，祖宗英烈齐聚，从无声名狼藉之徒能入祠堂，供奉的全是英雄名仕，后辈学习的楷模。

祠堂在福建广东尤其重视，斥巨资建祠堂是每个成功人的愿望，每个姓的祠堂无不金碧辉煌，这代表着家族的兴旺和发达。每年的大祭，不管多忙或多远，都要回来祭拜祖先，同姓相聚一番，为什么福建人，广东人比较团结，有一大部分是祠堂牵系着，同族相帮，不忘祖先。

先亮答案：一是 历史 原因，二是文化原因

福建人家家户户都有祠堂，这种现象的背后无疑是有着 历史 、文化，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咱们一一进行解读：

一、 历史 原因：

现在福建居民中客家人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在家家户户都有祠堂这种现象中，客家人是最显著的例子，客家人非常注重祠堂的原因，更多是 历史 原因造成的！

1客家人的由来：

客家人是汉族族群的一个重要分支 ，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地原住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南方古代汉族移民群体，客家人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人族群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 历史 上进行了五次大迁徙中，不断演化形成现在的客家人族群的！

A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

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因中原发生了“八王之乱”，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攻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覆亡后，中原成了胡人的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称汉人为两脚羊，战时甚至吃人肉以做军粮的！

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阳，沿汉水入长江向东迁往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向南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梅州的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

B客家人第二次大迁徙：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加之中原灾荒连年，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不久，爆发了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转战大江南北十数省。

这些地方正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战乱所及，惟有赣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九江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根据客家族谱记载，这时期的移民，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者也不少。这次南迁，延续到唐以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

C第三次即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大迁徙：

公元1126年，发生靖康之难，北宋都城开封被金兵攻占。宋高宗南渡，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王朝。随高宗渡江南迁的臣民达百万之众。金人入主中原后，强占民田，推行奴隶制。处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在后来，蒙古灭金，入主中原。由于蒙元兵向南进逼，赣、闽、粤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文天祥起兵抗元，率义军进抵梅州，客家儿女纷纷从军，转战于闽、粤各地，仅松口卓姓家族，就有800多人参军，“男执干，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为寻求安宁的环境，又继续南迁，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

D第四次客家大迁徙：

客家第四次迁徙原因有二：一是受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清兵进至福建和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出面号召群众举义反清，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随郑成功到台湾的；有向粤北、粤中、粤西搬迁的；有的到了广西、湖南、四川。二是客家人口膨胀。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人口大增，而当地山多田少，耕殖所获，不足供应，乃思向外发展。适逢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移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于是，由中原移居两湖、两广的汉民，又大量入川。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都是当时由广东、福建迁到四川的客家人。

E第五次客家大迁徙：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转战南方十余年。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百姓纷纷逃匿。在此期间，粤中地区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清政府为解决土客之争，特划出台山赤溪地区以安置客家人。动乱使得客家人开始了又一次的大迁徙，分别迁到海南、广西，甚至飘洋过海去谋生。

6客家人向海外迁徙：客家人除了在国内不断迁徙，也一直有海外迁徙的 历史

自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搬迁的同时，又陆续通过海路和陆路向海外迁徙。海路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和台山赤溪的凼家冲等港口出发，乘船冒险到达南洋各地。陆路通过广西、云南边境进入缅甸、越南等地。其中包括宋末抗元、清初“反清复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和孙中山早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志士，以及相当数量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或自驾帆船，或被掳掠、诱骗、招雇为“契约华工”到南洋等地从事苦役。20世纪中叶以来，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国向欧美等国乃至世界各地再行迁移。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布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所谓“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以上内容来源于（人民网《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

2围屋与祠堂：

历史 上不断迁徙的客家人，不论面对何等的困境，都不成放弃对先祖的祭祀。或者说正是苦难的经历，让客家人更加怀念先祖们的默默付出。在最能体现客家人建筑风格的围屋中，作为围屋最中心的区域，必然是祠堂！

围屋作为客家人移居他乡的建筑，建筑时便是首先考虑安全因素的！围屋是客家人在异地他乡安身立命的屏障，在这种置身险地之中，客家人都把最好的地段，最宽敞的位置，摆设祠堂，就知道，客家人的祠堂传统，是真正进入骨髓里的东西了！

历史 上的土客之争（土著与客居此地的客家人之间的争斗），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的！因为一亩地，一口井，几千人持械打斗，死伤自负这种事件，明确载于史册上的就有数十起。所以客家人需要围屋，更需要一种身处异地的精神寄托！

精神寄托最理想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族中先祖。

二、祠堂文化：

1农耕文明的天然属性：

中国自古就是处在农耕文明中的，相关的文化也是与农耕文明离不开关系的！农耕文明下，最需要的就是劳动人口，相对固定地居住在一处地方，并且按照物候学，有规律地从事农业生产。这几点要素，在 历史 上，在文化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引导，几乎都是纵贯 历史 的！

农业方面就不说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农业一直是头等大事！军事上，为了保护耕地，为了防卫农耕时，庄稼不被破坏，城寨最开始的修建就是为了解决，固定居所，固定耕作、安全保障这个问题的！宗教的仙家都是划片，各司其职，不是本地神，不管本地事。

祠堂文化也是这样，为什么客家人格外重视祠堂文化，与客家人一直坚持农耕的劳作方式是分不开的（现在肯定农耕的从业人口很少了！）农耕文明下产生的宗教神灵都是各管一片的！始终处在游离状态的客家人，自己都不太愿意相信，故土上的神灵会收到远在他乡的香火，祈愿。所以客家人选择了更贴近自己的先祖，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予以信仰。

2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祠堂文化：

现代的 育儿 科学，启蒙教育，到心理学等相关领域，都有明确的实验数据、科学论断，来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家庭的仪式感，对家庭成员的成长，尤其是幼儿、青少年的成长有这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仪式感越强，家族内凝聚力越强，家族内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在行为处事，性格品性上，缺陷就越少！与童年越不幸，长大越没有安全感几乎是相反的！

我相信正是客家人在奉行祠堂文化中，经过几代人的观察，发现这种家族仪式感是有用的！有益处的！只是对于这种益处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曲解（科学解读与先祖庇佑的差距肯定不是一两代人能够解释清楚的！），但是确实效果很好，又是一种精神寄托，所以才会一直坚持下来！

3祠堂文化的新生：

以上只是对古代或者近代祠堂文化的一种解释，那么现代的祠堂文化是怎么回事呢？是一种感恩的反哺，是一种寻根溯源的归属感！现在不仅仅在福建，全国各地都有一股祠堂文化的热潮（占地200亩的邱氏祠堂），这是一种家族繁荣，开枝散叶后，在回顾过往，对先祖，对家乡，对族人一种感恩式地反哺！更是一种远在异地漂泊，远在他乡奋斗，而功成名就的人们，想要获得关于寻根溯源的一份归属感！

根文化，说到底还是华夏文明中，农耕文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在游牧文明中，就不讲究根，这种固定地点，固定方式的传承！航海文明下，就更不提根，这种显然束缚自由航行的词汇了！

这是文明本质带来的！祠堂文化就是一种根文化，是一种让人能够在耄耋之年感到归属的慰藉！

福建家家户户都有祠堂，有地理、 历史 和文化三方面的原因。

从地理上看，福建依山傍海，八闽之地，“八山二水一分田”，隔中原王朝比较远。所以魏晋之际，衣冠南渡，会选择福建；近代搞土改和“破四旧”，福建也搞的不完全，保留了很多东西。

从 历史 上看，但凡中原王朝内乱，北方士族南迁，都会首选福建、广东一代，泉州当地的晋江、洛阳江都是这样来的。南迁的士族为了保存自己宗族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在建筑上建造了土楼、庄寨，在文化上也很重视宗族的延续和传承。

从文化方面来看，浙江受钱缪影响比较大，福建则受朱熹影响比较大。朱熹本来就是福建人，其家礼和祭祀的思想对福建人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客家人，几乎都是如此。除了宗族的作用，也很重视民间宗教，海外移民很多。

修正后的问题：家家户户有祖先牌位或村村有祠堂(如此或许比较合适)。

鄙人的看法： 一、福 建人的祖先大部分为南渡的衣冠士族，对宗族文化比较热衷；二、两宋以来，福建受儒家理学的影响，宗族观念尤重。

第一：南渡的汉人士族，安土重迁

福建旧为七闽之地，自汉武帝灭闽越并迁数十万闽越原住民于江淮后，福建大江大山之间已然人烟绝迹，仅存现在的福州地区设置了冶县，只留下部分汉军将校镇守兹土。

至东汉末年，东吴再次对瓯越进行征讨镇服，渐渐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福建北部，并建立建安郡管有整个福建。

紧接着，在经历了西晋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大量的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其中在福建的部分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分别为林姓、黄姓、陈姓、郑姓、詹姓、邱姓、何姓、胡姓八姓，这八大姓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几乎占据了福建现有人口的三成以上，如福建前三大姓分别为陈、林、黄。

第二：朱子过化之地，儒家忠君爱家思想严重

延续自两晋南北朝的家国观念，加上两宋时期福建表现出的疯狂的文化昌盛现象，福建一直以来就具备着比其他地区更深厚的敬祖 情感 。

在福建，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沉东京，浮福建”。

南宋时期的福建，出过朱熹这样的大儒，他在福建这样的文化之都中重新定义了家国理想和做人准则，忠君爱国与修身齐家之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也正是那时起，福建的泉州有着这样的美誉“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福建更是如此，全域浸在文化盛宴之中并得以后世延续。

这种思想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宗族和国家立场，也正是从宋代开始，福建大大小小的家族聚落开始了道德自治的制度，以耕读为纽带，将治家通过科举升华至治国，从而延续至今。

这种连绵不断的治家延续，以及科举的画龙点睛，让福建的每一个村级聚落都呈现出浓厚的耕读文化气质，为了怀念祖先的美德和治家明训并希望后世子孙继承美好传统，保持和加强宗族抵抗外力的凝聚力，这些地方更是以宗族祠堂为纽带将每一个个体牢牢绑在一起。可以说是道德约束也可以说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是如此才造就了福建的祠堂文化昌盛至今。

不是家家户户！是每个村每个姓！不光福建，在整个南方乡下，基本上每个村都有祠堂。例如我家，一个村都姓潘，但也建了八个祠堂了。祠堂，是宗法制的体现。基本南方汉人都是北方过来的，再加上南方战乱少，基本上传统文化都保留得比较多。祠堂是为了后人不忘祖宗，不忘自己哪里来的。还有红白喜事都可以在祠堂。

祠堂是对先祖思念的精神寄托！

因为要械斗。

祠堂供奉的是谁？——祖宗

祠堂维护的是谁的利益？——家族

祠堂维持着怎样的秩序？——宗亲

所以为什么要每村有祠堂，因为要保持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不出来，在战争中就能展现出来了。

在以前，一村一姓，姓氏之间的矛盾就是族人的矛盾，

所以 历史 上是发生过很多村落间 的械斗，大姓横行霸道之事屡有发生。

答主首先需要更正下这个问题，并不是福建家家户户都有祠堂的。我也查了下福建的祠堂数量如下:据2015年8月的调查显示，福建省宗祠总数约在13272座，平均每万人拥有359座，每个县、市、区拥有156座，宗祠总数名列全国第一，每万人拥有的宗祠数也是全国第一。如此数量众多的宗祠，是福建省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然后是龙岩地区拥有的宗祠数量第一是2686座，也是人均数量最多的，然后是漳州地区为2436座，其次是泉州与宁德地区。当然，大部分的宗祠是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修缮的，也有不少的宗祠是近30年才能修建的。

至于为什么修缮这么多的宗祠？只能说福建人的宗族观念很强的，缅怀自己的祖先，怎么纪念呢？干脆修个祠堂吧。也就有了这么多的宗祠数量了。

我老家坐落在福建与广东相邻的一块小平原上，和周边所有村庄一样，村前矗立着的就是村里的 祠堂 。祠堂坐北朝南，面前是一块平整水泥地，用于祭祀时摆放桌椅及祭品，下边就是村前狭长的湖泊，连接着一片广阔的田地。

我们全村几乎都姓陈，除了划入自然村管理的沈姓和郑姓（也有各自的祠堂）小村落。祠堂平时是空荡荡的，被供奉为先祖的神像并不摆在祠堂，而是在村里的庙。除非重大宗室庆典，平日里村民都是到庙里祭拜祖先。

每年也就祖公爷生辰节等两三个大节才会把先祖神像“请”到祠堂，乐队齐鸣，鞭炮飞响，全村村民奉上最好祭品进行祭拜，然后请来戏剧团（潮剧）表演，甚是隆重。

除了大节庆，会使用祠堂的就是村里有老人去世、办丧事需要大场地，但这是祖先神像肯定不能在祠堂里。

我小时候经常到周边的各个村庄玩耍，看到的每个村的祠堂基本都大同小异，也都是村里办宗室大节及办理丧事所用。有钱点的村，会把祠堂修缮及管理得比较好，其它的就显得比较破旧。

我也曾经请教过村里的族佬，为什么会有祠堂，老人说，这是有咱们村的时候就有的，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

祠堂是对族中先祖思念的精神寄托，是一种根文化，这是文明本质带来的！

客家人是汉族族群的一个重要分支 ，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地原住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南方古代汉族移民群体，客家人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人族群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 历史 上进行了五次大迁徙中，不断演化形成现在的客家人族群的！

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因中原发生了“八王之乱”，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攻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覆亡后，中原成了胡人的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称汉人为两脚羊，战时甚至吃人肉以做军粮的！

福建旧为七闽之地，自汉武帝灭闽越并迁数十万闽越原住民于江淮后，福建大江大山之间已然人烟绝迹，仅存现在的福州地区设置了冶县，只留下部分汉军将校镇守兹土。

至东汉末年，东吴再次对瓯越进行征讨镇服，渐渐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福建北部，并建立建安郡管有整个福建。

根文化，说到底还是华夏文明中，农耕文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在游牧文明中，就不讲究根，这种固定地点，固定方式的传承！航海文明下，就更不提根，这种显然束缚自由航行的词汇了！

中国自古就是处在农耕文明中的，相关的文化也是与农耕文明离不开关系的！农耕文明下，最需要的就是劳动人口，相对固定地居住在一处地方，并且按照物候学，有规律地从事农业生产。这几点要素，在 历史 上，在文化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引导，几乎都是纵贯 历史 的！

历史 上的土客之争（土著与客居此地的客家人之间的争斗），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的！因为一亩地，一口井，几千人持械打斗，死伤自负这种事件，明确载于史册上的就有数十起。所以客家人需要围屋，更需要一种身处异地的精神寄托！

这是文明本质带来的！祠堂文化就是一种根文化，是一种让人能够在耄耋之年感到归属的慰藉！

精神寄托最理想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族中先祖。

因由福建人家中大多建有祠堂。

客家人自秦朝至今在南方地区居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群体，是广东本地的主要族群（广府、客家、潮汕、粤西高凉、四邑、海陆丰、粤北少民等）之一，也是江西和福建本地的重要族群之一。广东的几大族群，都是混合同化了岭南最早的原住居民百越诸族而最终形成的。客家民系并不比广东其他民系形成的时间晚，因为客家语本是中原雅言，只是到了南方后吸收了一些土著语言，但其主体仍是中古雅韵。客家人也并不比其他族群晚来于广东，在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等地最早定居的就是糅合了原古越诸族的客家先民。

客家人有五次大迁移，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 西晋永康元年，发生了“八王之乱”，继而又爆发了人民反晋王朝的斗争，大大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争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覆亡后，中原成了胡人的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

第二次大迁徙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加之中原灾荒连年，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不久，爆发了先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数省。这些地方正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战乱所及，惟有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根据客家族谱记载，这时期的移民，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者也不少。这就是中原汉人历史上第二次大举迁徙。这次南迁，延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

第三次即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大迁徙 北宋都城开封，于公元112年被金兵攻占后，宋高宗南渡，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王朝。随高宗渡江南迁的臣民达百万之众。元人入侵中原后，强占民田，推行奴隶制。处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随后由于元兵向南进逼，赣闽粤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文天祥起兵抗元，率义军进抵梅州，客家儿女纷纷从军，转战于闽粤各地，仅松口卓姓家族，就有800多人，“男执干，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为寻求安宁的环境，又继续南迁，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

第四次客家大迁徙 客家第四次迁徙原因有二：一是受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清兵进至福建和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出面号召群众举义反清，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随郑成功到台湾的；有向粤北、粤中、粤西搬迁的；有的到了广西、湖南、四川。二是客家人口膨胀。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人口大增，而当地山多田少，耕殖所获，不足供应，乃思向外发展。适逢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移湖广、填四川”和移民运动。于是，由中原移居两湖两广的汉民，又大量入川。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都是当时由广东、福建迁到四川的客家人。

第五次客家大迁徙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辗转征战十余年。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百姓纷纷逃匿。在此期间，粤中地区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清政府为解决土客之争，特划出台山赤溪地区以安置客家人。动乱使得客家人开始了又一次的大迁徙，分别迁到海南、广西，甚至飘洋过海去谋生。

客家人向海外迁徙 自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搬迁的同时，又陆续通过海路和陆路向海外迁徙。海路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和台山赤溪的凼家冲等港口出发，乘船冒险到达南洋各地。陆路通过广西、云南边境进入缅甸、越南等地。其中包括宋末抗元、清初“反清复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和孙中山早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志士，以及相当数量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或自驾帆船，或被掳掠、诱骗、招雇为“契约华工”到南洋等地从事苦役。20世纪中叶以来，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国向欧美等国乃至世界各地再行迁移。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布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所谓“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一般认为客家大本营是指“客家四州”：惠州、梅州、赣州、汀州。

客家州府于清代而言是指：惠州府、韶州府、赣州府、汀州府、南安府（虔）、宁都州（虔）、嘉应州（梅）、龙岩州（漳）、南雄州（韶）、连阳州（韶）（合计十州）。

客家州府于宋代而言是指：循州、梅州、汀州、虔州、惠州、韶州、英州、广州（合计八州）。

在清代十个客家居住的州、府之中，以惠州府、赣州府、汀州府、嘉应府（今梅州）四处为客家大本营，也就是“客家四州”。

谱牒学·谱牒学研究概况·资料类著作的编撰

1目录类

多贺秋五郎《宗谱的研究(资料篇)》(日本东洋文库，1960年)，著录有日、美、中收藏的中国谱牒，并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宗谱的研究(下)》(日本学术振兴会)中又作了补充。美国人编有《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 (台湾成文出版社，1984年)。

香港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 (香港中国学社，1971年)“下篇”介绍了“广东省立图书馆所藏广东族谱简目”、“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所藏族谱目录”。台湾有七十年代王世庆等人编著的《台湾公私藏族谱目录初稿》(《台湾文献》29卷4期)，盛清沂主编 《国学文献馆现藏中国族谱资料目录初辑》(联经出版社，1982年)，赵振绩编《台湾区族谱目录》等。在大陆，这方面的工作也在进行，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联合编纂有《中国族谱综合目录》(暂定名，待正式出版)。一些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自编有馆藏家谱目录。

2提要类

北京图书馆家谱整理小组《北图藏满族宗谱叙录》(《文献》1987年2、3期)。吕彼得《台湾公藏族谱解题》(台北中央图书馆出版，1969年)。香港大学黎树添编有 《冯平山图书馆所藏中国族谱提要》，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下篇”含有“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中国族谱叙目”、“中国族谱择要叙录”。

3资料汇编类

多贺秋五郎《宗谱的研究(资料篇)》进行了宗族经济与教育、族人教化、族规宗约、祠墓祭祀、修谱凡例与体例等类资料的汇编工作。盛清沂主编《国学文献馆现藏中国族谱序例选刊》一、二集，共二十册;台湾还出版有《族谱家训集粹》，从数十种名谱中摘录了百余条家训，分类编纂。专题资料方面，有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九龙中国学社，1965年)，共收录客家族谱四十姓八十六谱，是研究客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全书三十余万字，上篇为移民资料，下篇汇集了政治、文化、经济、婚姻、宗族等方面的资料。

此外，研究者们还校、编出版了曹雪芹、洪秀全、白居易、郑和等历史名人的家谱资料。

客家生活风俗 一、衣着　穿衣　龙岗客家人秉承本民系祖宗“朴拙成风，巧饰不习”的遗风，①其服饰特点侧重于平实朴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衣服的布料主要是自织自染（部分农家则由自家种植苎麻缫出麻丝，再请人织成布）的月布、粗洒、线斜、茜鸡乌等，此外还有机织布红口长青和由外洋买回的乌口长青、绸布等。粗洒布通常作蚊帐，线斜作被单，月布、茜鸡乌为通用粗布，长青为优质布，绸布是有钱人士的奢侈品。衣料颜色多为黑色、青色、暗红色等。最普遍的服式为唐装便服。男装上衣开襟，七纽四袋（有的还加内袋）或五纽二袋。女装上衣为右边开纽大襟，外面无袋，只在内小襟缝制一袋。男女装的裤大体相同，接驳的阔裤头，宽裤脚，用带子束缚。少数新进人士、圩镇居民、教师、学生、公务人员穿劳动装、中山装。少数女士、女学生穿裙装。建国后，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服饰变化较快。衬衫、青年装、中山装、列宁装、裙装在圩镇很快普及，布料多为国产机织棉布，以斜布、十字布为主，间有卡叽、呢绒。但上了年纪的农民变化不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期间，男女盛行军干装，式样类似军队干部衣装，或蓝或灰或绿，颜色单调。8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龙岗地区得中外文化交流之先，得香港服饰文化的资讯之先，迅速接纳西装、裙装、牛仔服、T恤等世界性主流服式。至今，龙岗客家地区衣着已与世界服装潮流融汇，但龙岗女性还不太选择特露的衣装。　装饰　男性装饰较少，早年冬季偶戴布帽、毡帽，系围巾(俗称颈巾)。女子装饰较多，头帕、围裙和凉帽独具特色。　头帕俗称“包头”，由一块长120厘米宽50厘米左右的黑布、长青布做成，缀以系带。头帕以不同的饰边颜色区分未婚或已婚女性。戴包头有护发、挡日、防寒之用，且含避露遮羞的传统理念。特别是渔家女，包头伸出前额10多厘米，非正面不得观其“庐山真面目”。20世纪60后代以后，姑娘**逐渐以方形印花头巾代替包头，且只限于冬季天冷时才戴。包头只为中老年妇女偶用，逐渐式微。　围裙俗称“肚搭”、“围身”，是加在上衣胸前掩至腹部的服饰，主要功能是起工作服作用，避免或减轻因劳作、触物造成上衣的污染和磨损。肚搭用布为一般的黑布，但制工颇讲究，搭在脖子上的吊绳常由小银链充当，系在腰上的花带多是自家手工编织，末端缀以绒球或垂缨，束起来美观耐看。本是劳保用品却能让女性倍增婀娜风采，故特受女子垂青，成年女性均人各数件，轮番穿着。　在龙岗地区，为遮雨戴帽，男女都戴竹笠，而为挡日，男子依故，女子则戴别具特色的凉帽了。凉帽的框由竹篾织成，为直径60厘米的圆形平面，中有同心圆小孔作套戴头顶用，周围用布圈连，整体成盖状。分蓝凉帽、乌凉帽两种，蓝凉帽用蓝色布，且圈布为全折式，乌凉帽用黑色布，为拢折式，两者均缀以美观雅致的系带。凉帽主要用于挡日，戴在头上很轻便，围边不断摆动生风，使面部凉快舒适，因此很受女子珍爱。凉帽竹篾上一般涂了桐油，故遇小雨也无妨。　建国前，居民中偶有佩带砣表来看时间的。60年代以前，手表仍属凤毛麟角，之后逐渐兴起成为时尚，主要品种是上海表，少见男女装之分。进入80年代以后，手表迅速普及，且款式多样，中档的男女装表极常见，青少年多戴电子表，情人有情侣表，商贾名士崇尚名牌表。　穿鞋　早年平民百姓劳动特别是远行或上山割草砍柴时多穿皮垫鞋，俗称“皮鞋”，也称草鞋。为一块长方形皮块，头有一小扣扣住第二个脚趾，中系一带绊住脚掌。皮垫鞋护脚功能一般，故有“依恃草鞋蚕（戳）跛脚”之嫌。圩镇居民穿布鞋，木屐为众人洗浴后穿用。建国后，以布鞋为主，间有塑料凉鞋、拖鞋，男装皮鞋为高档品。80年代以后，男女装皮鞋广泛普及，青年人爱穿高级球鞋，俗称波鞋，女性半高跟鞋很普遍。　首饰　早年囿于经济条件，男人极少戴戒指、项链之类。妇女头上梳发髻，得以簪挽之，如赴隆重场面，髻上好插各类钗饰。耳环、戒指、手镯、项链均为妇女日常首饰，多数是银质制品，少数金质。中老年妇女还常戴玉镯。部分老妪戴刻有“长命富贵”的寿镯。小孩胸前挂一把银或铜的如意锁，上镌各种吉利言辞。建国后，妇女戴首饰逐渐减少，六、七十年代因“破四旧”而几乎绝迹。80年代以后，女人戴耳环、戒指、项链十分普遍，除钗饰较少见外，其余首饰女性尽占风光。男人也普遍戴金玉戒指和金项链。　发型　20世纪之初，男子从小蓄发梳辫。民国初期剪掉辫子，改剃光头。工具以剃刀为主，主要动作是把头发剃光，故至今仍有将理发俗称为“剃头”的。之后逐渐理成平顶或圆顶发型，再后来流行西式发型，称之“西装头”。女子从小梳辫，长大成婚后梳髻。建国后，男子以西式发型为主，间或小平头短发，西式发型常加发蜡。女子盛行扎双辫，剪齐眉发，用茶油揉抹头发，增加光泽和幽香，故童谣谑称：“龙岗阿妹梳靓头，一条毛仔半斤油。”80年代以后，迅速接纳港式发型屋的理发护发美发技术，青年男女喜欢烫发，女子尤有多种秀美奇丽的发型。90年代以后，部分女子又时兴男性化短发，青年中染发相当流行，多将本身黑发染成棕黄、褐红之类颜色。由于有定型发液、护发膏之类，人们的发型容易创意标新，通常都梳理得非常靓丽潇洒。　二、饮食　大米是龙岗地区居民的主要食粮，米品种主要有早造粳米，晚造粳米和糯米。杂粮以番薯为主，还有芋、玉米（俗称包粟）、小米（俗称狗尾仔）、高粱等。建国前，一日三餐以稀饭为主。建国以后逐渐转为两粥一饭（番薯饭）、一粥两饭（番薯饭）。80年代以后，作为正餐的午餐、晚餐吃米饭，早餐改为早点式，附近有圩街的则买面包、包子、河粉、豆浆之类，家庭中每以稀饭、汤炒粉面之类为早点。番薯、玉米变成搭配性素食，进入绿色保健食品之列。　龙岗客家一直以稻米为主食，以稻米为原料的两种最主要、最常见的熟食，是“饭”和“粥”。客家人对“饭”的概念，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释为“餐”，如“吃早饭、吃晚饭”，就是“吃早餐、吃晚餐”的意思；二是释为“干饭”，跟“粥”相对而言。这里的“饭”是指“干饭”。“粥”也有“薄粥”和“厚粥”之分，“薄粥”又俗称“稀粥”、“鲜粥”，民间谜语“吹过去一条巷，吸过来一条浪，苍蝇跌落打乒砰”，谜底即此。“厚粥”亦称“流粥”，偶有俚称“杰头粥”。　大米粥的制作方法简单，各地差不多，无非米少水多，入锅熬烂即成。大米干饭的制作方法多种，主要有煲饭、焖饭、饭甑饭、钵仔饭等。煲饭是普通人家最常用的方法，把米洗净置饭煲中，加入相当分量的水，煲沸至米将熟透，揭盖用勺子舀起多余的浆水（俗称“饮”），再上盖用文火煲至熟透。也有一种水分恰好而不用舀“饮”程序的。至于如今广为大众人家所用的电饭煲、高压锅等煲饭，实质上是煲饭发展到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　如若多人吃饭，一般饭煲煲不下，则用大锅来煮，称为“焖饭”。大锅焖饭很讲技巧，其关键在于掌握火候，沸了数沸后即行釜底抽薪，让余火与饭熟同步。此时火若太甚则容易“焦锅”且“夹生”，火若过弱则饭不能熟透。1958年兴公共食堂，由于用餐者众，故多用大锅焖饭，后来使用频率颇高的用以贬讥“绝对平均主义、人人有份”的“大锅饭”一词，源出于此。　将米浸透倒入桶形饭甑，置锅中隔水蒸熟，称为饭甑蒸饭法，此法能确保米饭均匀熟透而无焦饭，常用于乡间酒席或酿酒蒸饭。钵仔饭是用陶瓷钵子或搪瓷钵子盛米加水，垒置蒸笼或方形蒸饭框中隔水蒸熟，方便分份取食，多见于学校、公共食堂或某些客家餐馆。　饭、粥之外，以稻米为原料进行加工的食品种类繁多，如各种糕点、茶果粄、擂茶、黄酒等。其中客家黄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做法独特，大致如下：将糯米放入水缸中浸透，捞起沥干，倒入饭甑里蒸熟成饭。将饭分批倒在簸箕上摊开，待温度降至20℃左右（可拨沥些清凉水），撒入酒饼（一种发酵的酵母，用米糠、中药细辛等制成）粉末，搅拌均匀。然后放进酿酒缸中，饭糟中预留一小井，盖好缸盖，将缸置禾草篓中发酵酝酿。一昼夜后，可启盖闻闻，主要是辨别酒饼的效用，如有明显酒香，可知酒饼有效，如无酒味，酒饼失效。三四天后，揭开缸盖，浓香四溢，小井中已有从酒糟中泌出来的清澈酒液，谓之酒娘。如果是大冷天气则需十来天才能见到酒娘。客家黄酒用于飨客、馈赠、滋补、调料、祭祀等。其酒味芬香醇和，甘甜隽永，有滋补健身、和血行气、御寒壮神、促进食物消化吸收、改善血液循环之效。客家人在年节或宴会上，都喜欢饮甘醇的黄酒。客家黄酒炒鸡是客家食谱中一道久负盛名的美味佳肴，甚补，早年只有坐月子的产妇才有此口福，现在龙岗客家的普通家庭或客家餐厅，都可随时吃到这种美味的黄酒鸡。　民间有“半年薯芋半年粮”的谚语，在龙岗早些年，番薯是仅次于稻米的主要食粮。番薯食法多种，一是即蒸即煮即烤即吃；二是切片或剁碎晒干为白片子和薯末子；三是蒸熟晒干为番薯干；四是擦丝晒干为番薯丝；五是置细沙中加热烤酥为炒薯片；六是加工为薯粉。番薯除作为客家人的主食之一和食品工业的淀粉外，还是制造酒精的原料。番薯藤还是养猪喂牛的好饲料。　三、住屋　龙岗客家住屋独具风格。从房屋结构布局形式看，可分为围屋和齐头屋。围屋是客家居屋文化的典型产物，积淀着客家人的家族理念、团结自立理念、防卫理念等传统意识。围屋有小型围屋和大型围屋之分，其规模的形成受自然和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所见以小型围屋为主。关于龙岗客家围屋的分布和特点等，将有专文介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独立意识不断强化，围屋形式也就不断变化，最后出现以齐头屋为主要结构形式的“单家园屋”。　围屋形式的弱化导致了齐头屋的增加，反过来齐头屋的增加又加速了围屋的解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稳定，人们的个性价值越来越被承认，独立意识增强，家庭越变越小，人人都渴求在围屋之外建造自己的“正堂屋”，使之成为自家的独立天地，于是齐头屋应运涌现。齐头屋呈简单矩形，一般长8至10米，宽375至425米（即俗称屋宽13坑瓦或15坑瓦的尺寸）。前半部是厅，后半部为寝室，两间一体或三间一体的则开侧门贯通，有的门前建一个矮墙圈定的门坪。房屋基本为两层，安装木制阶梯（俗称斗梯）供上落，或以简易木梯上落。如果以一栋二间双层的齐头屋计，可有厅1个，寝室或其它储物室6个，厨房1个，门前有门坪，这对四五口之家来说是很宽敞舒适的住所。另在侧边或近处建一小型草屋和鸡舍（建国后至70年代末，农村牛栏、碾米间等皆由村上公家建造，居家可不用考虑），就更心满意足。　龙岗传统民居的建筑，正如地方志所云：“房屋多土墙，但蔽风雨，尚黝垩砌以砖石。”②80年代以前的农村房舍几乎全是瓦房，墙体以毛石砌筑，用三合土（由沙、黄泥、石灰拌成，俗称灰沙）砌结批荡。亦有以灰沙直接夯成墙体（俗称舂墙）或以灰沙砖砌筑，完全用红砖青砖砌筑的极少。屋顶以杉木作梁作桁，以杉木片条作桷，条件差的有用松木杂木为之。桁桷之上用瓦覆盖，大瓦仰面成坑，小瓦伏聚成垄，坑中有6至8片玻璃瓦以供采光，俗称“明瓦”。因大瓦通用宽度为鲁班尺7寸（相当于25厘米），故裁定地基时通常以坑计，常见的是13坑或15坑（不设双数的）。　龙岗地区临海，特别是南澳、大鹏、葵涌三镇地处海边，每年夏秋间常遭受南海强台风吹袭，因此民宅建筑中，结构牢靠，墙体坚固，瓦盖结实，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否则无法抵御台风来时的暴风骤雨。以毛石、泥砖为主砌墙的地区，建房时须挖近米深墙沟；用石块砌筑山墙，其高度至少至棚底；墙上部若用泥砖砌筑，墙体必须抹上灰沙浆，否则经不住风雨荡涤。瓦盖上的栋顶、飞翼和瓦坑口都必须封筑严实，瓦片拢放实在。为防急雨吹进屋内，有条件的盖套瓦或双重瓦。　80年代以后，传统的房舍结构被淘汰，农村的房屋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初期盛行“两层半”，即完整的两层再加建楼棚上一个楼梯出入口。红砖墙，铁门窗，钢筋混凝土棚面，外墙批荡水刷石（俗称石米），厨房、卫生间内贴瓷片。这种小楼房一举突破传统房舍的千古水平，实现了采光、通风、水电、卫生和抵御强台风诸方面质的飞跃。进入90年代以后，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民宅都是成片成片的新式楼宇，高4至6层，墙贴马赛克或釉面瓷块，铝合金窗框，豪华门。屋内设计高雅，一般人家均有厅、套房寝室、书房、储物间等，居住起来十分舒适。旧式瓦房已成古董。　四、行路　直至20世纪初叶，龙岗地区依然是交通十分闭塞的地方，即使像龙岗圩、坪山圩、王母圩这些较大的居民点商业点之间，也只是羊肠小道相连，一般的小村落之间就更不用说了。历史上许多被治吏美誉为“利及行人”的善举③，也不过是架筑小桥，拓出石级山路之类。那时候人们外出唯靠步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流通完全靠人力挑夫挑运（俗称担脚）。　至30年代初，葵涌人彭东海修筑了淡水至平湖、龙岗至深圳的公路，公路所到之处，给龙岗地区沿途村落居民带来行路商旅之便。由于有了公路，自行车（俗称单车）陆续出现。　龙岗东部临海，海边居民有购置帆船的。帆船在沿海居民互相往来及沟通惠阳、盐田、香港之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国以后，龙岗、布吉、坪山一带首先兴起自行车代步及运物。70年代后期，大多数村落都有机耕路相通，自行车迅速在全地区普及，公务员上班，学生上学，人们走亲探戚，投圩赶集，甚至迎亲，均使用自行车。除部分年老妇人外，小学生以上人群均会踩自行车。　从80年代起，摩托车（又俗称电单车）逐渐时兴，用摩托车代步载物，既快捷又省脚踏之劳，故青壮年以拥有一部摩托车为乐。之后轻便摩托车（俗称绵羊仔）风行，尤受女士青睐，一时间车主甚众。至此，民间代步工具形成了自行车、摩托车、绵羊仔并驾齐驱的局面。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千年交替之际，私家车已开始进入龙岗居民百姓家了。私家车车型一般为国产小轿车。据2001年上半年传媒信息可知，龙岗地区私家车拥有率已近二成。以轿车代步，风雨无阻，来去快捷，舒适潇洒，真可谓“独领风骚走在前”了。

佛跳墙。

福建的闽菜属于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历经中原汉族文化和闽越文化的融合而形成。闽菜以烹制山珍海味而著称，尤以“香”、“味”见长，其淡爽、清鲜、荤香、味美的特点，在南方菜系中别有风味。佛跳墙又名福寿全，是福建省福州市的一道特色名菜。据传，该菜品是在清道光年间由福州聚春园菜馆老板郑春发研制出来的。

佛跳墙通常选用鲍鱼、海参、鱼唇、牦牛皮胶、杏鲍菇、蹄筋、花菇、墨鱼、瑶柱、鹌鹑蛋等汇聚到一起，加入高汤和福建老酒，文火煨制而成。其富含营养、鲜香浓郁、可美容养颜、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滋阴补肾，是一道进补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