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形容侠义精神的名言警句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汉乐府《长歌行》）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杜甫）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司马迁）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韩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孟子） C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罗隐）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刘勰）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吕氏春秋》） 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汉书》）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文天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 吃一堑，长一智。

（古谚语）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屈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

（杜甫）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 春宵一刻值千金。

（苏轼）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 D 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

（北齐书）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杜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苏轼）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汉书）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新唐书）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三国志）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刘彝） 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 E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 F 凡事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礼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语）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战国策》）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G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陈子昂）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孔子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士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病者为良医。

（宋·叶适）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明《增广贤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三国演义》） H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古诗诗话）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岑参）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

（《老子》） J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资治通鉴》）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 见义不为，非勇也。

（论语）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刘基）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苏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傅玄）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孟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后出师表》）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论语）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 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 L 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王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吕氏春秋） 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元曲·争报恩）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勃） M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罗梅坡）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刘禹锡）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旧唐书） N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王安石） P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 Q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宋玉）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2描写侠义的诗句

1、遗闻珍义侠

近代

柳亚子

《巢南书来，谓将刊长兴伯吴公遗集，先期》

2、最难义侠求沧海

近代

柳亚子

《吊刘烈士炳生》

3、义侠犹见推

元

杨维桢

《游陈氏园有感》

4、义侠久无迹

宋

楼钥

《范致政挽词》

5、义侠轻杀戮

宋

周邦彦

《过左伯桃羊角哀墓》

6、义侠天下称

明

宋濂

《义侠歌（效白乐天体）》

3形容侠义的诗词

《侠客行》 李白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合下，白首太玄经。

少年行

作者：王维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杨边。

夏日绝句

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顾炎武《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4关于“侠义”“豪情”的诗句有哪些

1《将进酒·君不见》

唐 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2《侠客行》

唐 李白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3《剑客》

唐 贾岛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4从军行七首

唐 王昌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5《满江红·写怀》

宋 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关于李白诗歌中侠义精神的特点

豪放派

一、李白诗歌中的尚侠思想

李白虽然有时自称为儒生，然而却不甘做一个皓首穷经而缺乏实践能力的儒生，他对儒生拘泥守常的生活尤其鄙视。他所深深倾慕着的，是古代侠士们慷慨悲歌、豪迈放浪的生活态度和他们所奉行的游侠精神，所以他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也正因如此，他才敢于蔑视封建秩序和礼教，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嘲鲁儒，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李白一生的行事和生活态度常常具有侠士的风度，他对于侠士的侠义行为和英雄主义的歌颂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据《新唐书》本传记载，李白“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他还曾投书以舞剑著名的裴将军，愿向他学剑，《魏序》更说他曾“手刃数人”。他“十五学剑术，遍于诸侯”，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不仅走马横剑，出入通都大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甚至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出蜀不久，东游吴越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以战国的豪侠义士作为崇拜仿效的对象：“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诗人热情歌颂了高渐离、专诸重诺言如太山，轻性命似鸿毛的风节；并为荆轲、侯赢、朱亥扶弱抗暴，一往无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气节赞叹不已。

李白把游侠精神作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准则之一，所以他反复地说：“功成拂衣去，归去武陵源。”而道家愤世疾俗、返于自然的思想和游侠精神的结合，又是他一生中以叛逆精神冲击封建秩序与道德规范，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着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李白有“济苍生、安社稷”的鸿图大志和强烈的进取功名精神，豪侠义士的功业勋绩对他的影响很大。在诗歌创作上则表现为对理想政治的热烈追求。李白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诗人，他顽强地表现自我，执著地追求理想。他所表现的自我，反映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特征和英雄主义的时代精神。他自比大鹏：“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还常把那些重义轻财、慷慨无私的英雄豪侠引为同调，热情赞美。如《古风》之十写鲁仲连：“却秦振英声，万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当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在政治上受挫之后，就想通过报国杀敌来实现。战国的豪杰侠士对他的影响可以从《发白马》《出自蓟北门行》《塞下曲》《少年行》等诗中看出。他热情地歌颂侠行义节，急切地向往驰骋疆场，这种愿望在安史之乱爆发、永王璘“辟书三至”后，就化为他下山从戎的行动和捐躯献身的决心：“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长策扫河洛，宁亲归汝坟。当今千古后，麟阁著奇勋。”（《送张秀才从军》）然而诗人崇高天真的政治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总是形成尖锐矛盾，“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诗人郁结胸中的怀才不遇、英雄失路的情绪，随时在笔下喷发出来：“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舍人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之十五）而《行路难》三首、《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则集中表现了他追求和幻灭、希望与失望相交织的矛盾斗争。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就是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悲剧的一生。这种悲剧似乎也承袭了古代侠士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共同的悲剧情节。

二、尚侠思想与李白的战斗精神

李白诗歌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和现实色彩。仕途坎坷的磨练，使李白阅世渐深，他身上的侠义精神，也从早年浮浅的游侠行为深化为叛逆性格。战国侠客义士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被他发展为大胆地揭露现实，辛辣地讽刺玄宗，傲岸地蔑视权贵。《古风》五十九首继承阮籍《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或直陈时事，或托古喻今，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如其第二十四指斥宦官和斗鸡小儿的骄横；其三（秦王扫六合）借秦始皇采药蓬莱，讽刺唐明皇迷信方士、寻访神仙的愚蠢举动。《乌栖曲》则借吴宫荒*托讽玄宗的沉湎声色，荒*失政。《远别离》借虞舜与娥皇生离死别的动人传说向朝廷提出君臣相失、权柄下移的警告，表现了诗人高度的政治感和对帝国命运的深深忧虑。可以说李白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抨击以及他们的决裂都是勇敢的，而这种高昂乐观的战斗精神则是尚侠思想给予诗人本身并在其诗作中的显现。

李白傲岸不羁，粪土权贵的性格也与侠义精神有着内在联系。《齐策三》载有颜

6侠义的诗句有哪些

1、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出自先秦时期佚名的《渡易水歌》原诗《渡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译文风声萧萧地吹呵，易水寒气袭人，壮士在此远去呵，不完成任务誓不回还！刺杀秦王就像是到虎穴到龙宫一样危险啊，但是我们的英雄英勇的气概，连仰天吐气都能形成白。2、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出自近现代诗人秋瑾的《对酒》原诗《对酒》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译文不吝惜花费千金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去换美酒也算得上豪迈。应该多珍惜这一腔革命的热血，将来献出它时，定能化成碧绿的波涛。

3、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出自南北朝诗人卢思道的《从军行》原诗《从军行》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

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

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

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

白云初下天山外，浮云直向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

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

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译文北方边塞的战火已照在秦汉离宫故地的甘泉山上，似同李广那样的飞将军兵出长安再出祁连山关隘。执掌犀皮之盾和冰玉利剑的士兵都是征来的良家子弟，跨白马执金缰的都是侠义少年。

凌晨起就在边塞之地摆下“偃月”之阵，夜幕临近时便以“鱼丽”之阵战胜驱除匈奴的左贤之官。历战的山谷中都留下了状如李广以石为虎箭入石中的神力无穷的故事，山岭上则是汉将霍去病胜敌后缴械敌方祭天用具的的美传。

战事绵绵似天涯般没有穷尽，战场距蓟门（今北京城北）迢迢三千里之遥。早上见到的是马岭关上的滚滚黄沙，晚上看见的是匈奴王庭处的兵阵如云。

（征人行前）庭院中植下的佳树已长到可以攀人的大小，可塞外作战的亲人仍未回还。心如飘雪随夫远至于新疆中部的天山之外，又若浮云飞悬到内蒙西部的五原城中。

而那万里之遥的关隘高山是不可穿越的，如何独自应对百花芬芳下的清明月色呢？别离后的时光飞逝似流水使人有断肠之痛，那塞外的苦战和寒冷连战马之骨都屡屡受伤。塞外的节气与物候与内地大不相同，冬秋长而春季短。

萧萧长风尚可伴河而渡，南归之雁也可依时不断的逝向天边。从军而去，直到离皇城万里去远征。

想那汉宣帝渭桥见匈奴单于而和好罢战之事（事在公元前51年），欲战不能的将军们还将何处寻求征战以邀功名呢？4、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出自宋代诗人辛弃疾的《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原诗《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

见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

政恐不免耳，消息日边来。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

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译文赞扬汤朝美堂堂正正的把“进谏之剑”对着帝王居住的地方射去，哪怕是有虎豹把守的九道门，也敢冲破而入。终于使皇帝听了他的政见。

汤朝美屡次向皇上进谏，从不计较个人安危，不怕担风险。这一副“忠肝义胆”是能够流传千古的，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却遭到了贬谪，到偏僻荒蛮的地方去受苦。

汤朝美还是要做官的，好消息将要从皇帝身边传来。门前长满荒草，小道也长满苔藓，想想自己的处境只能付之一笑。

两只手没有用处，只能把着蟹螯杯，借酒消愁，打发日子。于是只有说剑、论诗、醉舞、狂歌在忧愁中度日，头上长出来白头发，醒来的时候一根一根拔掉。

5、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出自宋代诗人辛弃疾的《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原诗《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

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

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比著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

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译文家先辈们都是具有忠肝义胆的人物，而且他们都禀性刚直严肃，如“烈日秋霜”，令人可畏而又可敬。

我们祖上从何年获得这个姓氏？又是怎样才得到这样的姓呢？我来细细参详，认真品味，以博取你听后一笑吧。我们辛家这个“辛”字，是由“艰辛”做成，含着“悲辛”滋味，而且总是与“辛酸、辛苦”的命运结成不解之缘啊！辛者，辣也，这是我们辛家人的传统个性，而有些人不堪其辛辣，就像吃到捣碎的胡椒肉桂，却欲呕吐。

如芳香甜美的荣华富贵，世间纵然有，但从来不到我们辛氏家门。比不得人家子弟们，腰间挂着一串串金光灿烂的金印，何等趾高气扬！谋取高官显爵、光宗耀祖之事，就交给你了。

从今往后，你青云。

7关于李白诗歌中侠义精神的特点

以下可供你参考~~~~~~~~~~《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严 萍尚侠是唐代诸多诗人意识上的共同表现，但在李白身上，此点尤著。

李白所处的唐朝城市发达，商业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此外，其时社会上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便是游侠风气炽盛。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统治阶级中下层的有才能、有抱负的人士，就常常向往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勇武，谋求出路前程，建功立业，达到显亲扬名、封妻荫子的人生目的，于是便出现古代侠客思想和价值观复兴的情况。

李白接受了这种思想观念并将其融合进自身使之成为了他庞杂思想性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李白诗歌中的尚侠思想李白虽然有时自称为儒生，然而却不甘做一个皓首穷经而缺乏实践能力的儒生，他对儒生拘泥守常的生活尤其鄙视。

他所深深倾慕着的，是古代侠士们慷慨悲歌、豪迈放浪的生活态度和他们所奉行的游侠精神，所以他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也正因如此，他才敢于蔑视封建秩序和礼教，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嘲鲁儒，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李白一生的行事和生活态度常常具有侠士的风度，他对于侠士的侠义行为和英雄主义的歌颂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据《新唐书》本传记载，李白“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他还曾投书以舞剑著名的裴将军，愿向他学剑，《魏序》更说他曾“手刃数人”。

他“十五学剑术，遍于诸侯”，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不仅走马横剑，出入通都大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甚至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出蜀不久，东游吴越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

他以战国的豪侠义士作为崇拜仿效的对象：“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

诗人热情歌颂了高渐离、专诸重诺言如太山，轻性命似鸿毛的风节；并为荆轲、侯赢、朱亥扶弱抗暴，一往无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气节赞叹不已。李白把游侠精神作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准则之一，所以他反复地说：“功成拂衣去，归去武陵源。”

而道家愤世疾俗、返于自然的思想和游侠精神的结合，又是他一生中以叛逆精神冲击封建秩序与道德规范，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着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李白有“济苍生、安社稷”的鸿图大志和强烈的进取功名精神，豪侠义士的功业勋绩对他的影响很大。

在诗歌创作上则表现为对理想政治的热烈追求。李白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诗人，他顽强地表现自我，执著地追求理想。

他所表现的自我，反映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特征和英雄主义的时代精神。他自比大鹏：“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还常把那些重义轻财、慷慨无私的英雄豪侠引为同调，热情赞美。

如《古风》之十写鲁仲连：“却秦振英声，万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当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在政治上受挫之后，就想通过报国杀敌来实现。

战国的豪杰侠士对他的影响可以从《发白马》《出自蓟北门行》《塞下曲》《少年行》等诗中看出。他热情地歌颂侠行义节，急切地向往驰骋疆场，这种愿望在安史之乱爆发、永王璘“辟书三至”后，就化为他下山从戎的行动和捐躯献身的决心：“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

……长策扫河洛，宁亲归汝坟。当今千古后，麟阁著奇勋。”

（《送张秀才从军》）然而诗人崇高天真的政治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总是形成尖锐矛盾，“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诗人郁结胸中的怀才不遇、英雄失路的情绪，随时在笔下喷发出来：“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赠蔡舍人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之十五）而《行路难》三首、《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则集中表现了他追求和幻灭、希望与失望相交织的矛盾斗争。

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就是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悲剧的一生。这种悲剧似乎也承袭了古代侠士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共同的悲剧情节。

二、尚侠思想与李白的战斗精神李白诗歌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和现实色彩。仕途坎坷的磨练，使李白阅世渐深，他身上的侠义精神，也从早年浮浅的游侠行为深化为叛逆性格。

战国侠客义士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被他发展为大胆地揭露现实，辛辣地讽刺玄宗，傲岸地蔑视权贵。《古风》五十九首继承阮籍《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或直陈时事，或托古喻今，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

如其第二十四指斥宦官和斗鸡小儿的骄横；其三（秦王扫六合）借秦始皇采药蓬莱，讽刺唐明皇迷信方士、寻访神仙的愚蠢举动。《乌栖曲》则借吴宫荒*托讽玄宗的沉湎声色，荒*失政。

《远别离》借虞舜与娥皇生离死别的动人传说向朝廷提出君臣相失、权柄下移的警告，表现了诗人高度的政治感和对帝国命运的深深忧虑。可以说李白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抨击以及他们的决裂都是勇敢的，而这种高昂乐观的战斗精神则是尚侠思想给予诗人本身并在其诗作中的显现。

李白傲岸不羁，粪土权贵的性格也与侠义精神有着内在联。

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

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

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

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

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

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

“探花”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对位列第三的进士的称谓。与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合称“三鼎甲”。在唐代的科举时就已经出现。“探花”作为第三人的代称确立于北宋晚期。时至今日，“探花”的称呼仍历久不衰。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探花 外文名 ：number three in national civil examinations 别称 ：殿试第三名 提出时间 ：确立于北宋晚期 适用领域范围 ：宋后期，第三名进士改称为探花 词语解释,历史,专指第三人,指代普及全国,被认可,发展,社会影响, 词语解释 1看花。 唐皮日休《春雨》诗：“野客正闲移竹远，幽人多病探花稀。” 宋陆游《初春探花有作》诗：“流落天涯何足道，年年常策探花功。” 2犹采花。喻寻求女子的爱情。 明陆采《怀香记·掾房订约》：“前日春英到寓所来说，**垂盼小生，要求相会。我想潭府深沉，难展探花之手。” 3宋以后称科举考试中殿试一甲第三名 。本于唐的 探花使 。 宋吴自牧《梦粱录·士人赴殿试唱名》：“伺候上御文德殿临轩唱名，进呈三魁试卷，天颜亲覩三魁，排定名姓资次……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参阅清赵翼《陔余丛考·状元榜眼探花》。 历史 “探花”最早出现在唐朝，但当时并非是指殿试进士的第三名，只是一种戏称，与登第名次无关。 唐代进士及第后有隆重的庆典。活动之一便是在杏花园举行探花宴。事先选择同榜进士中最年轻且英俊的两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沿途采摘鲜花。然后在琼林苑赋诗，并用鲜花迎接状元。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到唐末。唐人李淖在《秦中岁时记》中写道：“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花，二使者被罚。”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也记载：“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一月，共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由此可见“探花”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最初是指及第庆典活动中的两位年轻进士。所以说，当时所谓“探花郎”，主要含义并不是专指第三名。例如：翁承赞是唐晚期即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崔谔榜进士第四人。（见孙映奎《唐才子传校注》及〔宋〕王迈《癯轩集》）仍然被选为“探花使”，沿袭著从进士中挑选年轻貌美的人为沿街探花郎的传统。他在《擢探花使三首》诗中写道：“洪崖差遣探花来，检点芳丛饮数杯。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詑衣惹得牡丹香。”流露出了自己当选探花郎的喜悦。 这个词在五代、北宋时期出现极少，因为五代和宋朝时期的都城里都没有“杏园”，自然也就没有探花郎了。探花什么时候被作为进士第三名代称的，这是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据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推测，大约从明朝开始，状元专指殿试第一名、榜眼专指第二名、探花专指第三名，才最终成为定式。 专指第三人 “探花”一词的频繁出现，为其最终成为科举（主要是进士科）第三名的代称奠定了基础。北宋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正式建立殿试制度，即于礼部试之后，皇帝再次亲试进士，并确定名次。开宝八年（975年），礼部试和殿试分别放榜，标志著三级考试制度正式确立。“探花”作为第三人的代称确立于北宋晚期。 科举制度在宋朝趋于完备。宋朝在“探花”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江西丰城黄氏家谱载：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黄彦正为进士第三人。他六兄弟中有三兄弟荣登同榜进士。宋徽宗对其家人大加赞赏。曾赐诗一首：“黄河曾见几番清，未见人间有此荣。千里朱旗迎五马，一门黄榜占三名。魁星昨夜朝金阙，皂盖今朝拥玉京。胜似状元和榜眼，探花皆是弟和兄。”北宋徽宗宣和三年距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只有六年。由此可以看出，北宋晚期，“探花”一词已开始专指第三人。 指代普及全国 据宋人王明清撰《挥尘录》载：“李昌武宗谔之子昭遘，十八岁锁厅及第。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岁登甲科。凡三世俱为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此处亦言及探花。又见张家驹所撰“王明清《挥尘录》辨证标题之二，王明清事迹编年考略”载：乾道二年（1166年）丙戌，（王明清）40岁。作《挥尘前录》成。因《挥尘录》分前录后录，本引文出自前录。故可以肯定：最迟在王明清40岁时即乾道二年（1166年），“探花”作为进士第三人的代称，已得到普遍的认可与套用。此时距黄氏家谱所载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已过去45年。考虑到当时幅员广阔、路途遥远以及信息传播工具的落后，再考虑到人们的认知差距，“探花”以这样的速度传播与普及应该说是很正常的。 被认可 探花的认知速度如此之快应该得力于上层官员甚至是皇帝的首肯。如果没有中央集权的帝王的支持，没有臣子的上行下效，“探花”一词不可能在三五十年内得到空前的普及并迅速传播开来。从这一点说，黄氏家谱的记载有可能是真实的。正是宋徽宗对“探花”的提及与援引，促进了“探花”一词的迅速传播。在不长的时间里得到了文人学士的普遍运用。最后得到社会公认。可以说，探花作为第三人的代称应确立于北宋晚期。 发展 殿试取中的前三名进士，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 殿试在唐代已有，至宋初才成为定制。唐武则天时，试贡举之士立于殿前，门下省长官奏状，名次最高者置于最前，因而称为状头，也叫做状元。自宋代起，沿用旧称，以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状元虽亦被称状头，但已不算正式名称了。 唐无榜眼，却有探花郎。唐代新进士榜公布后，他们在曲江有盛大宴游活动，以最年少者为探花郎；原意只是戏称，与登第名次无关。如北宋前期宰相寇准就是探花。 到了南宋后期，第三名进士改称为探花，于是榜眼成为第二名的专名。因此说，状元、榜眼、探花作为三鼎甲的三个专称，合成于南宋。 太祖以后，学校与荐举变得有名无实，科举考试却日益受重视。 明代的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学校生员（秀才）每三年一次到省城参加会考，教做乡试，录取的人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举人和国子监的监生在隔年春天到礼部应考，称为会试，录取的称为进士，第一名称为会元。同年再由天子亲自在殿上出题测验进士，称为殿试或廷试，把会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等：一甲三人，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二、三甲若干人,第一名都叫传胪。 宋太祖正式建立了殿试制度，即在吏部考试后，皇帝在殿廷之上主持最高一级的考试，决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所有及第的人于是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琼林苑，故称琼林宴。殿试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一、二、三名都可称状元。南宋以后，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宋哲宗时，将进士分为经义、诗赋两科，分别举行考试，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宋代的常科考试分为州府试、礼部试、殿试三级。州府试称解试,礼部试称省试,殿试带有复杂的性质。宋代在正科之外，还设立恩科。连续考十五场不中的，皇帝用“特恩”的办法，赐予本科出身。 社会影响 “探花”虽然代表了第三人及第。名位在“状元”和“榜眼”之后，但“探花”与“状元”、“榜眼”一起统称为“三鼎甲”。如鼎之三足，撑起了科举考试这一选才大鼎。鼎甲是进士之首，是最具代表性的群体。“探花”同样是天子门生，是一甲及第，是十分难得的荣誉。也是成千上万举子梦寐以求的目标。何况“探花”与“状元”、“榜眼”都是不相上下的高才，只是因皇帝的好恶而名序有先后。不能笼统认为“探花”就比“状元”、“榜眼”低人二等。例如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邢宽榜探花孙曰恭，原拟其为一甲第一，不料成祖发觉“曰恭”二字写在一起读“暴”，心中不悦。又见一人名为邢宽，便道：“孙暴不如邢宽。”遂定邢宽为一甲第一，孙曰恭为一甲第三。能说孙曰恭就不如邢宽吗？又如北宋真宗咸平六年（999年）孙暨榜探花钱易，17岁曾举进士，三篇文章一挥而就，未过午即交卷，主考官厌恶他年轻气盛，他因此落选。第二年，他又应试，在礼部试名列第二，他感觉应当第一，认为有人故意压制，便在《驭六马赋》中含沙射影、意在讥讽。宋真宗不喜欢钱易这种苛求于人的狂妄态度，又将他降为第三。再如宋代的秦埙，因是秦桧之孙，也被高宗从第一降为第三。由此可见，谁为“探花”，是由种种偶然的因素决定的。并非都以辞赋、策论分高下。 时至今日，废除科举制度已有100多年，科举考试早已烟消云散。惟独作为科举终端产品的“状元”、“榜眼”、“探花”的称呼却历久而不衰。近些年来成了频繁使用的辞汇，在体育、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第一、第二、第三的代称。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今河南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 《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李延寿 史学贡献

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画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蒐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蒐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 卷，加上杂史1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180 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他从贞观十七年（6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6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蒐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创作特色

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套用于国史。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66 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180 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100 卷，《魏书》更达130 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