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粲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何腾蛟

何腾蛟(1592一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腾蛟稍长，便随父就读。父训课极严，有一天问书不解，父怒，举石砚击腾蛟的头，并责骂说：“子不受教，击死无悔。”于是腾蛟奋志不懈，考取了秀才，“岁试拔前茅”。但参加省里的乡试落第，在科试中，因文章刺伤时政，被置四等，父闻大怒，母亲廖夫人暗中使人报知，叫他不要回家。腾蛟于是躲在卖书的李静溪先生家含泪攻读。后前往内江投奔堂兄起蛟，想找兄长谋职。起蛟知道他的来意，想刺激他以求进取，便责令守门人不准他进门，送他一本《百中经》和铜钱一贯。腾蛟感到惭愧，便回到家乡，屏迹于郡郭外南泉山天香阁，刻苦攻读，昼夜不懈，磨练自己的志气。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才启程跋涉赴省会试，考取举人。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陕西大兴等县县令。腾蛟治理南阳，“土寇”作乱，他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由是知名。

崇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提拔他任兵部职方主事，晋升员外郎。十二月调山西口北兵备道。崇帧十五年春，奉命出任湖北郧阳兵备道。后“遭母忧”，辞官归里。孝服除后，起任淮徐兵备道。所在任内，皆以“才谞精敏”，廉明、勤政、爱民著称。

崇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督部史可法极力推荐，超拜他任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左师指左良玉，驻扎湖广的总兵官，手握重兵。当时湖北尽为农民义军所占领，仅存武昌一郡，左良玉大军素无纪律，将兵骄横。人劝腾蛟勿往，腾蛟说："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遂慷慨赴任。到任之后，他终日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而左良玉亦服腾蛟威望，倾心接纳，得以相安。次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得以稳定。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采取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迫使北京汉族居民迁离北京，并颁布圈地令、剃发令、逃人法，企图用暴力统治中国，因而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官僚地主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以“复故土以光祖业”相号召，抵抗清军南下。大江南北官兵纷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把恢复祖国的河山，拯救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但弘光朝廷内部腐化，福王只知享乐，封建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争，政权极不稳固。同年六月，福王诏书至楚，当时左良玉驻军汉阳府，拥有七八万军队，他的部下有异议，迟迟不肯开读诏书，有意东下干预朝政。腾蛟说：“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当以死殉之。”持一剑往良玉住所。当时左良玉的正纪官卢鼎也力陈国家祸福，对左良玉晓以大义，才如礼开读诏书，使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同年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待郎，兼抚湖南。冬十一月，复命腾蛟以原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不久，左良玉又以"清君侧"为名，拟出兵东下，诛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和兵部尚书阮大钺，发动内战，自相残毁。腾蛟为了顾全抗清大局，竭力劝阻。良玉不听，反而大肆掳掠，大杀城中人民，并胁迫腾蛟同行。舟至汉阳门，腾蛟乘机跃入江水，漂十余里，被渔船救起。远近人民认为腾蛟入水三昼夜不死，必有神灵保佑，由是人民更加信服他。后腾蛟绕道浏阳到达湖南长沙，召集部属，商议抗清战守之策。令堵胤锡为湖北巡抚，傅上瑞为湖南巡抚，章旷为总督监军……调副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所带士兵，先后聚集长沙，兵势稍振。而这时左良玉已在九江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后来降清。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同年四月，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号隆武。唐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以重任，加腾蛟督师的官衔。

这年四月，李自成遇害，农民军残余部分别由郝摇旗、刘体仁、袁宗第及李锦、高一功等领导。共约四五十万人，向荆襄进发。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骤然失去主帅，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农民军由岳州到湘阴，节节向南移动，距长沙百余里，不与明军争锋，并通知明军，愿归顺何腾蛟统帅，表示希望彼此团结，共御强敌。何腾蛟便派部将万大鹏带领数骑前往郝摇旗营中商量合作条件。摇旗等大喜，便带领5万农民军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并犒赏官牛酒。摇旗便召集袁宗第、蔺养成、牛有勇等率义军来归。腾蛟兵力骤增10余万，声威大震。

不久，李锦、高一功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堵胤锡接纳，安置在荆州。李锦从此一心跟随腾蛟，农民数十万大军悉归腾蛟节制。后又有明将卢鼎、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亦听命于腾蛟。诸军汇集，号称百万。唐王立拜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总督豫、楚、秦、蜀、粤军务，仍督师。并饬令先收复江西，然后收复南部。何腾蛟指挥农民军约10万余人，驻湖南各地，担负起抗御清兵进攻的重任。在湖广北部的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18营共30多万人，改名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把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由原来的农民军将领统率，分别驻扎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即人们所称道的荆襄十三家军。他们不久又和川东各地农民军紧密地联系，发展而为夔东十三家军，在抗请战争中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兵力。

荆襄十三家军与明军联合后，明军的声势突然强大。1646年春天，清政府派兵进攻湖广，何腾蛟领大军由长沙出发，大败清军于岳州，不久在藤溪、湘阴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能再向南侵入，隆武政权在福州得以从容立国。

何腾蛟镇守长沙三年，军纪严明，兵将不敢违抗。当时瘟疫流行，他"吊死问孤"、"博施劝谕"，百姓暂时得到复苏。而他自己吃粗粮、野菜，穿补缀的衣服。当时军饷不足，他委任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难能可贵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修建文场，开科取士，使两湖之地，不废弦歌，政局得以暂时稳定。

1646年8月，隆武帝及皇后在汀州不幸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消息传来，腾蛟大为悲痛，厉兵保境如平时。

当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梧州，广西巡抚瞿式耜等立即返回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号为永历，拜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军渐逼，退出益阳，还守长沙。这时腾蛟处境十分困难。

1647年2月，清兵逼广东，桂王自肇庆逃到梧州，清军迅速攻下梧州，桂王再奔至桂林。这时，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顽强抵抗，桂林才得以保全。当时湖湘一带，总督何腾蛟的部将及率领的荆襄十三家军与清军顽强的战斗起到了前卫作用。

这时，怀有野心的武冈总兵官刘承胤挟持桂王由桂林出走到全州，三月到武冈，由瞿式耜留守桂林。当时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军大举进攻长沙，马进忠、王进才等纷纷溃退。何腾蛟势孤，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俱失，五月腾蛟至永州，不久，退驻白牙市(今湖南安东县)。

八月十三日，清兵破武冈，刘承胤以城降。桂王携带官眷奔靖州，九月返桂林。而城中只有焦琏一军，腾蛟虑势孤，率赵印选、胡一青入城相助。正危急时，南安侯郝摇旗忽拥众万余至，上下震动。摇旗与焦琏部将角斗，恰逢卢鼎亦带兵至。腾蛟从中调解，使桂林得以安定。于是腾蛟派遣焦琏、郝摇旗、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各营分别守兴安、灵川、义宁诸州县，兵势稍振。

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共同御敌，亲自到营溶江口。次年二月，清军由湖南席卷而下，占领全州、兴安。郝摇旗败走桂林，挟桂王走柳州又奔南宁。三月，腾蛟在永宁闻讯，重返桂林。四月初六，腾蛟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腾蛟督诸军鏖战，居中指挥。胡一青率将士，挥戟冲锋陷阵，叱咤撼山岳，清军被击退。腾蛟尾随至岩关，身先士卒，大战于兴安的三里桥。清军列阵塘铺营，漫布山谷，以四股侵入，腾蛟命赵印选率五司将士奋勇当先，多有斩获。直至酉刻，胡一青仍率兵继续战斗，至三里桥，诸将踊跃，无不以一当百，清军再退至兴安。初八日，腾蛟督诸将前至凤凰坪距三里许与清军大战于松林。清军伏兵炮声隆隆。腾蛟令四路出击，命赵印选、胡一青率诸标镇往来冲杀，鏖战良久，望之如在奔雷急电之中。标镇周金汤、熊朝佐奉令从凤凰坪左山横击，清军大败，死者山积，鸾桥之水为之不流。十六日，清军退走。

五月十五日，腾蛟指挥三军进攻全州城，自辰至酉，炮伤敌副参顾有能等45人。二十六日夜令赵印选督全营攻北关，焦琏督全营袭南关，蒲镇一营攻西关。次日卯刻胡一青先登城，生擒清巡抚李懋祖，押送桂林斩首。各营相继攻入，悉斩清军精锐。这次战役，八次大战，五次进攻，收复了全州。史称"全州大捷"。六月，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广州的清降将李成栋先后反正，据地归附，声势复振。在湖南的清军逐渐退去。秋七月，腾蛟进驻全州。八月，桂王自梧州入肇庆。腾蛟再派遣曹志建、卢鼎、焦琏、赵印选等率军攻永州。围三月，大小36战，至十一月，攻占永州。接着不久，连克宝庆、衡州、常德，以前所失的土地，渐次恢复，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抗清声势为之大振。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义军都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

但由于永历政权内部党派纷争，矛盾重重，农民军也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以南明军中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将帅、士卒怯懦贪鄙，不接受何腾蛟调遣约束，各路军马各行其事，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以致在以后的争战中，马进忠烧常德走武冈，王进才放弃宝庆逃走，各郡邑守将闻风溃逃。腾蛟当时驻衡州，十分惊骇，看到千里一空，忧心如焚。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腾蛟檄召马进忠由益阳出兵长沙，并亲往忠贞营，邀李锦入衡州，其时只带随身30名士兵前往。然而李锦已往东开拔，腾蛟即尾随至湘潭。湘潭已是一座空城，李锦弃守离开了。腾蛟便进驻危城之中。是时诸将都去增援江西，金声桓、黄飞鸾又已调往全州。马进忠听到腾蛟轻身独往，随即遣将追护，但已来不及。汉奸孔有德探知腾蛟在湘潭空城的消息，昼夜兼程追至城下，派降将徐勇以轻骑突入湘潭。率众罗拜劝腾蛟投降。徐勇原是左良玉部将，曾追随过腾蛟，腾蛟见其为虎作伥，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举剑要砍徐勇，徐勇只好退避。十九日晓起，营垒皆空，腾蛟方巾便服坐堂上，流泪痛心地说："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结果落得这样地步，这难道是天意吗"清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簇拥腾蛟而去，将他安置在城外慧德庵中。明将宣威将军杨一营不知腾蛟去处，想寻找救护他，曾7次冒险单骑入危城寻访，终不可得，竞被流矢击中殉难。满洲贵族固山额真佟养和延请腾蛟谈话，劝他归顺清朝。腾蛟膝地而坐，一言不发。清军将他的家属40余口(包括他的继母孙大夫人及正妻徐夫人在内)带来胁迫他投降。腾蛟不动声色地说："老母耄矣，余无足惜，一惟命。"又强迫他投降，他说："我国不幸，大臣被掳，我肩负大明三百年纲常的重任，岂能以一身事奉两主我是个血性男子，百折不回，你们为何还吝惜一剑，不把我杀死"佟养和见他意志坚决，不可动摇，便退出。腾蛟居庵中，正襟危坐，谈笑自若，几次请他不去，几次馈送饮食不吃。有一天，庵中一僧将一钵清水献给他喝，他马上用手挥去说："烦劳大和尚，为我另取一壶江心水，饮了好上路。"僧人立即舀来一钵江心水奉上，腾蛟接过，望南流泪说："这江水自衡山流来，是桂王那里流来的水啊！这水可以洗涤我的肠胃，死了也好瞑目。"腾蛟饮了江水绝食七天没有死。佟养和再派人来劝降，他拒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衣带之遗，彼则行之，我则继之，吾志决矣，勿复多言。"佟养和叹息道："真是个硬汉，他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了。"又不忍心杀他，便给他一捆丝绳，一面汗巾，由他自裁。当时微雨初过，他从容慢步，一面以袖拂巾，一面吟七律(绝命诗)一首：

天乎人事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

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

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

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此诗表达了他悲亡国的沉痛心情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以及对祖国人民和三湘父老兄弟的深切怀念。

何腾蛟遂自缢于流水大埠桥边[时已丑(公元1649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终年58岁。举家40余口同时被残暴的清军杀害。腾蛟死难噩耗传出后，湖南各郡县的老百姓，莫不流涕哀悼。桂王闻讯，令三军缟素，望祭痛哭，三军皆哭，声闻数里。遂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号文烈，设位于肇庆天马寺，并授其子何文瑞为佥都御史，袭定兴侯。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廷表彰已故明臣，谥腾蛟"忠诚"，建祠于黎平城内神鱼井旁，名"何忠诚公祠"。次年腾蛟侄(起蚊子)往湘潭扶榇归里，安葬于黎平西门外之西佛崖。继后，几经修建，命名为"明谥中湘王何腾蛟陵园"，乡人题有联曰："大埠桥边，万古芳名同日月；西佛崖上，一抔黄土壮山河。"表达了乡人对何公的景仰与崇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一八九七年中举。一九○二年应聘主讲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四年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戊戍变法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改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随即徒家北京，住宣武门外莲花寺。民国初年，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嗣因军阀混战、政局紊乱，遂隐居破寺中，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书画和颖拓为生。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李瑞棻

(2003-08-18 22:14:19)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幼年丧父，由叔父京兆尹李朝仪教养成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人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

全部都是出名的

王密林

《宣城 历史 文化研究》第079期

笔者偶闻太平天国末期具有重要地位的黄朋厚的墓在安徽省宣城市郊的山中，并有墓碑记述其生平。因久闻1980年即有学者赴宣城考察，发现北王韦昌辉之弟、曾任太平天国右军主将的韦志俊的墓及《韦氏简谱》，并访得诸多太平天国遗族的口碑，证实了宣城确有太平天国遗族落籍群居，是除广西外最大的太平天国遗族的聚居地，但其论著中对同处宣城的黄朋厚墓却无一语道及，不禁令笔者心生疑惑。为释疑解惑，经与黄朋厚的后人联系，特赴宣城做相关考察，访查到黄朋厚不为人所知的后半生，使黄朋厚这个被史家认为“不知所终”的人物知其所终。

6月16日17时30分，自北京乘车，次日10时许抵宣城，因暴雨天气，候至19日雨止，17时许，始由黄朋厚的后人黄存清和黄忠华陪同，驱车赴宣城郊外考察。 汽车 经行国道进入孙埠镇辖境后，又转至镇村级公路直至乡间的土路，一路颠簸。道路两侧尽是沃野平畴，河渠纵横交错，因连日暴雨，沟渠满溢，水流急湍。田畴广植水稻，深密的毛竹林和灌木丛错落其间，苍翠蓊郁，清新悦目。

车行约一小时至玉粒之嵇村，有小山横枕村旁。下车后，沿山径行走约10分钟至山腰，见丛莽中有二碑比肩而立，后为砖砌墓冢，即为黄朋厚及夫人陈氏之墓。墓冢的朝向为南，黄朋厚墓碑在左，陈氏墓碑在右，相距数步，墓碑前皆立有石制小香炉。墓碑高约120厘米，宽约60厘米，碑面水迹淋漓，满布苔迹石花，字迹斑驳，望之古意盎然，绝非伪作赝品。墓碑左侧列述黄朋厚的生平履历，中刻大字“皇清显考诰封武功将军讳朋厚黄公大人之墓”，右侧列立碑人及年月，其行文格式与韦志俊墓碑完全相同。

在墓前盘桓约一小时，抄录碑文并拍照，20时许下山。21时许回到宣城市区吃晚饭，期间听黄存清讲述黄朋厚的轶闻，至23时许始回宾馆。20日8时至9时许，与黄忠华谈黄朋厚事。14时许，乘车离宣城，于次日8时抵京，结束此次考察。

黄朋厚，又作黄明厚、黄十四、十四郎，广西博白人，与太平天国名将黄文金同宗，他们的始祖是唐昭宗时的工部侍郎黄峭山，黄文金是黄峭山的十六世孙，黄朋厚是十九世孙。黄朋厚随黄文金参加金田团营，其后一直随黄文金征战，初时因年龄尚幼，不甚知名。及其年稍长，因骁勇敢战，每战当先，声望渐著，与黄文金同被清军所畏惧，称黄文金为黄老虎，称黄朋厚为小老虎。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十月廿二日，积功封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兖天安（太平天国除王爵外，设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位）。其后升为列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九月廿八日，因奉王古隆贤降清，不久后，洪秀全将奉王爵位转封黄朋厚，与被封为堵王的黄文金同守湖州。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1864）清军进攻嘉兴，二月，堵王黄文金及辅王杨辅清大举援嘉兴，以黄朋厚为前锋，十四日，与清军总兵程学启等大战于新塍、乌镇，未能取胜，同日，嘉兴城陷，黄朋厚等归湖州。

天京被清军攻陷后，幼天王洪天贵福等突围至广德州（今安徽广德）。此时，黄文金、黄朋厚叔侄拥兵数万，并据守湖州和广德两地，成为播迁中的太平天国政权最可依赖的力量，黄文金、黄朋厚的地位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护送幼天王等撤往江西的途中，黄文金伤重而死，其余部由黄朋厚统领。经干王洪仁玕提议，幼天王封黄朋厚为钦命统领南方主帅，仅低于最高官职军师一等，而在诸王之上，是最被重视的统军将领。黄朋厚等一路突破清军的围追堵截，护送幼天王等到了江西石城。在打败了尾随的清军后，黄朋厚率前军开路，与康王汪海洋的部队会合，但后军被清军歼灭，幼天王、干王及昭王黄文英皆遭擒被杀。

其后，黄朋厚随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转战闽粤。由于康王汪海洋“猜狠凶虐”，先后诬杀纪王黄金爱、侍王李世贤等，黄朋厚对前途失去信心，萌生投降清朝的念头，于同治四年（1865）底，在江西龙南秘密派人到清军中请降。

清将刘典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密嘱他留在太平军中做卧底，随时报知太平军的动向。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十二预之战，因黄朋厚提前告知清将萧雅泗作战机密，使清军有备，太平军战败，汪海洋战死。太平军从嘉应州突围后，黄朋厚命令部下弃械伏地请降，自己藏匿到山洞中，两日后，到清军大营投降。清军将领们以黄朋厚在太平天国位高爵显，又曾杀戮过很多清军的兵将，都想杀掉他，本不热衷招降的左宗棠爱惜他的武勇，向朝廷上了《请将归诚之黄朋厚免罪给守备衔片》，建议“免罪并赏给守备衔”，得到朝廷批准，黄朋厚由太平天国的奉王、南方主帅，变成清朝的正五品守备。

以往史学论著关于黄朋厚的记述就到他在嘉应州降清为止，对他以后的经历鲜有提及，公私文献中虽偶尔出现黄朋厚的名字，但都不能确指即为降将黄朋厚，他的最后归宿更是不得而知。总之，他是个“不知所终”的 历史 人物，而此次黄朋厚夫妇墓志铭的发现，使得这一 历史 谜题迎刃而解。

现将黄朋厚墓志铭全文刊录如下：

戌山丁向（此四个大字横刻于碑额，据笔者推测，应是墓地所处的方位和朝向）

哀启者，公印翔云，讳朋厚，原籍广西省郁林州博白县东乡山猪琅那亭人也。公生平忠义禀性，刚直存心，气质雄伟，夙娴弓马，勇略过人。至同治初年壮弱冠时投营效力，随左侯①剿捕广东匪徒，至上阵时，樱钩矛而不惧，冒矢石而不辞，蒙左侯相奏奖，赏给守备衔。嗣后，随同左侯相搜捕闽省各属土匪，又随罗军门②渡台，檄委带亲兵营，进剿苏澳、南澳生番。屡次血战，遍体受伤。迭以战功，蒙罗军门保奏都司加游击衔，并赏戴蓝翎。至光绪八年夏，奉浙江抚宪陈③委带楚军正后营，驻扎泗安镇④。七月，又奉调到台，兼理越军驻防台州，拏获土匪数百名，蒙陈抚台保以游击补用。九年，奉调温州，督饬兵勇，添筑堡垒数百丈。夏，因台属土匪猖獗，奉调回台，驻防北岸。露宿星餐，不辞劳瘁，屡次痛剿，先后阵斩著匪百余，匪势顿息。上报国恩，下安黎庶。蒙刘中丞⑤优奖，奏保副将。惨于光绪十一年三月廿四日，志在歼除土匪，遂致奋不顾身，腹受重伤，死战始行收妆。至临终时，犹语其弁勇曰：“恨不能尽歼匪类，为百姓除害。”知其终不忘 国家厚恩也，是以志之矣。公生于道光丙申年正月初四寅时，卒于光绪乙酉年三月廿五日子时。

皇清显考诰封武功将军⑥讳朋厚黄公大人之墓

朋成 孙发广

弟 男 敬立

朋善 孙友旺

大清光绪十二年三月吉日谷旦

黄朋厚夫人陈氏墓志铭全文刊录如下：

戌山辰向

系浙江省长兴县西乡金塆里人氏，葬宣邑东乡冲岭冷瑞冲蝉山。

生于道光丁未年八月初八申时。

卒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申时。

清故显妣黄母陈老孺人之墓

黄朋厚墓志铭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其本人和家族的重要信息，通过铭文，我们知道他字翔云，是广西博白东乡山猪琅那亭人，享年五十岁（1836—1885），以及他的生平、家庭及葬地等情况，这段史实是目前各种史学论著所阙如的。铭文回避了黄朋厚参加太平天国事，只称其弱冠时投营效力，并“随左侯剿捕广东匪徒，至上阵时，樱钩矛而不惧，冒矢石而不辞”，所谓“广东匪徒”指的就是转战至广东的太平军余部。铭文之所以予以回避，当是因为黄朋厚下葬时距太平天国败亡不久，尚处敏感时期，不便提及。

铭文中明确提到黄朋厚曾随罗大春渡台，参加台湾的开山抚番的军事行动，证实台湾地方文献中记述的黄朋厚与宣城黄朋厚为同一人。开山抚番是当时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制定的开发台湾土著民族聚居地区的政策，其起因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对台湾用兵，借口就是东海岸的“番民”不受清朝官府节制，台湾东部地区是“无主之地”。台湾的土著民族大都聚居在东部山区，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汉族民众，则居住在西部沿海平原地区。为防止移民与土著民族发生冲突，清朝有令，不许移民进山。沈葆桢认为要开发台湾，必须开山修路，安抚土著民族。他上奏朝廷，请求废除汉族人民不许进山的禁令，对民众入台垦殖予以扶持。得到朝廷许可后，开始了执行长达二十年的开山抚蕃政策。沈葆桢调动十九个营的官兵，分三路开山。

黄朋厚在此役中统领亲兵营，负责在北路的苏澳、南澳开山。北路以苏澳为起点，沿东海岸南下，经新城至花莲，全长三百多里，这条路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苏花公路的前身。台东地区峭壁深谷纵横，“峭壁插云，陡趾浸海，怒涛上击，眩目惊心；军行束马扪壁，蹜蹜而过”（ 沈葆桢《北路中路开山情形摺》）。官兵们逢山开道，遇谷架桥，艰难地向山区推进。

除艰苦的施工条件外，更大的阻力来自一时不能理解开山修路的意义、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对开山执强烈反对态度的部分土著民族，他们潜伏在林莽，经常突袭筑路官兵，致使人员伤亡很多。在当年的八月十三日，“大南澳两河遽决为四，勇丁方结筏以渡，芦苇中突出生番狙击，守备黄朋厚等各受镖伤。”（《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

乾隆二十五年台湾番界图

黄朋厚率部边筑路边作战，多次涉险，先后在大南澳等地击败抗拒的土著民族，“北路于（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一、十三等日正在开路，突有凶番千余，分段埋伏放枪；我军竭力抵敌，经守备黄朋厚击毙四人，始退。是日，我军阵亡者四人、受伤者十有八人。十五日，至一崇山之麓，众方在峡中开凿，忽枪声四合；抵御两时之久，番乃愈多。黄朋厚、冯安国料众倾社而出，中必空虚；分队捣其巢穴，果有草寮数百，阒无其人，见新旧骷髅每寮多或百余、少有数十，秽臭熏人。乘风纵火，焚其社寮十余；阵番始散”（沈葆桢《南北路开山并拟布置琅王乔旗后各情形折》）。二十八日，又“以黄朋厚暂领福靖前营之众”（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

黄朋厚正如墓志铭中说的“屡次血战，遍体受伤”， 最终完成了北路的开山任务，以战功被保奏都司加游击衔，并赏戴蓝翎。至今苏花公路沿途仍留有两通纪念此次开山行动的碑刻，供后人凭吊。这段 历史 ，台湾地方文献与墓志铭可以相互印证、补充。

清军除进行军事打击外，重点还在对土著民族进行安抚，执行“编户口、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番塾”等一系列抚蕃政策。这些措施，逐步受到土著民族的欢迎。开山抚番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海防，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

墓志铭称黄朋厚在光绪八年（1882）七月奉调到浙江台州，并“拏获土匪数百名”。查阅浙江的地方文献，这年浙江巡抚陈士杰令黄朋厚的老长官罗大春统率在台州的各营，镇压光绪五年(1879)起事的以金满为首的台州反清武装，此时作为参将的黄朋厚应是随罗大春参与台州战事的。

光绪九年（1883），黄朋厚奉调温州。当年，金满被彭玉麟招抚，于五月降清，被授予官职。据陈懋森《临海县志稿》记载，金满降清授官后，台人纷起效尤，战事扩大。黄朋厚再度奉调来台州，主持战局，他“露宿星餐，不辞劳瘁，屡次痛剿，先后阵斩著匪百余，匪势顿息”。《临海县志稿》也称反清武装被他“剿捕几尽”，但浙江的公私文献均将黄朋厚误作“王朋厚”，甚或以字代名称其为“王翔云”。黄朋厚因功被奏保副将衔。

据何钟麟《五君咏•王翔云参戎》称，光绪十一年有“土匪董怔昌聚党（临海）铜坑，三月廿四日，参将王朋厚往剿，以十余人入山，遇伏，与战被害。”碑文的描述则更具体：“惨于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廿四日，志在歼除土匪，遂致奋不顾身，腹受重伤，死战始行收妆。至临终时，犹语其弁勇曰：‘恨不能尽歼匪类，为百姓除害。’”三月廿五日子时，黄朋厚终因伤重不治，殒于军中。

据黄存清提供的口碑，黄朋厚与之前降清的前太平天国右军主将韦志俊关系密切，在太平天国时，韦志俊曾是黄文金、黄朋厚的直属长官。韦志俊在太平天国覆灭后曾回广西探视，备受家乡父老的冷遇，被讥讽为“反骨韦十二”，由此心灰意冷，断了回乡的念头。与他境遇相同的黄朋厚闻知此事，自此也断绝了和家乡的联系。他们带领家人和部属，选择到宣城附近的山区落籍定居。之所以选择在此安家，是因为经过战乱和疫病，这里已经村落为墟，荆榛遍布，绝无人迹了。落户的广西人进入被废弃的村落时，看到的是房屋俱在而空无一人，村内骨骸遍地，屋内幔帐完好，但一触即为粉末，床上躺着人的尸骸，夜晚鬼火闪烁，野兽咆哮，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垦荒定居的。

黄朋厚阵亡后于次年（1886）三月葬于宣城东乡冲岭冷瑞冲的蝉山，其夫人陈氏是浙江长兴人，比黄朋厚小12岁，她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去世，葬于蝉山黄朋厚墓侧。

黄存清说，黄家的家谱中记述了黄朋厚参加太平天国的事，他小时候就听长辈们说黄家是太平天国黄十四的后裔，他所知自黄朋厚开始的辈分字派是：朋、生、开、履、存、忠、厚，遗憾的是，家谱在“文革”中被毁。黄家曾在上世纪70年代写过认祖信到广西，可是没有回音。宣城很多都是太平天国失败后过来的，有肖、林、潘、韦、林、赖、黄等姓，黄存清的祖母就是韦昌辉的后裔。落籍宣城的广西人直到黄存清祖父的那代还在说客家话，彼此间的情谊绵延至今，后人们联姻攀亲，互相照应。黄朋厚夫妇墓僻处山中，多年平安无事，但传说他是以金头下葬的，民间有“金头将军”之说，引起盗墓贼的觊觎，终在上世纪90年代初被盗。

此行的深切感受是，古代碑刻是传世文献之外的史书，史书之外的档案馆，蕴藏着大量的史学信息，对文献起着补充和校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历史 资料。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特别项目组编导）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