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囿于习俗，不知冥通宇内群知构成之体，渐积成势，而人群以立。微著几微，见其崖略，固已甚难。及夫造新声势以激厉其灵机，结以经纬，继以瞻顾，则笔削之匠斯其人矣”。此语略有几分自矜，但大体不差。

中国旧史虽然也有“二十六史”之称，但其中所包括的主要是王朝史和皇家“忠烈传”而已，除了极少数如《史记》等之外，为一般官僚所修的史书是不够资格称之为“史”的。因此，中国旧史实际上是“帝王家谱”，中国旧史学家实际上都是给帝王作“忠实录”。由此就带来了旧史学的四大弊病：一是“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即只有朝廷而无国家；二是“知后者而不知有前者”，即只知道有过去而不关心未来；三是“知有我用而不知有民立”，即只有统治者的意识而没有民众的自觉；四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事实”，即只有史书的记载而没有历史的真实。

这四大弊病也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旧史学的主要特征。

梁启超算是一个伟人吗，他有哪些积极事例？他应该是在那个时代取得最大成就的人，而且相对来说都是往正确的方向走。早年潜心学问。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岁拜读于康有为门下，接受当时最进步思想——君主立宪。叱咤政坛。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尤其是在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广州论战的时候。到后来的民国，他创办报纸学刊，敢于执笔抨击权威，到各地讲演，世人俱道卓如为一大杰，袁世凯，孙中山都争着要他。

脱离迂腐，敢于叛逆。从四书五经到君主立宪，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在明白老师康有为走的路线已经过时的时候，毅然背着恶名（当时背弃师门可以要召天下骂名的），走革命路线。晚年回归教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其留学美日，学贯中西，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举个例子，对于中国早期证券市场。

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够成功。

这点就算现代中国也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学生遍布天下，如蔡锷，徐志摩，蒋百里等。其子女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等具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鄙人觉得，梁任公乃晚晴民国为数不多没有污点的人，最大的成就乃开启民智，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综上所述，梁启超的确算是一个伟人。

梁启超将传统史学的缺点归纳为“四弊二病”,并谓由此“四弊二病”而产生“三恶果”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 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5、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6、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後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今中国之史,则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梁启超又云：“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梁启超数落传统史学之不是，集中表现为所谓的“四弊二病”说。其中，“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是其加诸传统史学的第一同时也是最严重的罪状。对于梁启超此说，当今学术界之评价也仍然最高。梁启超谓：“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敝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梁启超是清朝的。

梁启超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梁启超的主张：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